历史学研究
于 展
摘 要: 从1946年到1951年,全国黑人大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民权大会等黑人民权和左翼组织先后三次发起了向联合国**的活动,以引起国际关注,迫使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改变美国黑人的困境。但在当时冷战反共的气氛下,美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压制,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遭到失败。尽管如此,**活动通过把美国的种族困境延伸到国际环境中,引发了全球对美国种族问题日益增加的关注,从而清楚地证明国内的种族歧视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致命要害,而且它们也为后来美国黑人的国际斗争提供了榜样。
关键词: 联合国;美国黑人;**;冷战
二战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很多美国黑人士兵参加了二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战争中经历了反对法西斯种族主义的斗争洗礼,思想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不再甘于接受原有的被隔离和歧视的地位,战后回国后他们积极参加争取自由和权利的斗争。但白人种族主义者不能容忍黑人的反抗,采取各种方式,甚至利用私刑等残忍的手段进行抵制。联邦政府却对此漠然处之、无所作为。因为在国内的斗争受阻,很多美国黑人把希望的目光转向了国际,尤其是新成立的联合国身上。(1) 实际上,在1945年召开的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上,以杜波依斯(Du Bois)为代表的美国黑人就竭力促使联合国能领导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人权的斗争,并在宪章上予以确认。但是美国政府仍想方设法让联合国宪章排除了关于强烈支持人权和非殖民化的条款。宪章虽然提出“确保享有免遭任何建立在种族、语言、宗教或性别上的歧视的自由”,但又宣称“宪章不授权干预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任何事务”,这事实上就堵死了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要求联合国干预一国内政的道路,但美国黑人仍想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挑战这一原则。参见拙文:《美国黑人参与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2日第4版。 从1946年到1951年,全国黑人大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民权大会等黑人民权和左翼组织先后三次发起向联合国**的活动,向世界控诉美国黑人遭受的歧视和压迫,以引起国际关注,迫使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改变美国黑人的困境。但在当时冷战反共的气氛下,美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压制,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遭到失败。在以往的黑人民权运动的主流陈述中,这些以黑人左派为主的黑人抗争活动基本都隐而不见或言而不详,只有少量成果(2)美国学界代表性的成果有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African American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1944-195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 The Civil Rights Congress and the 1951 Genocide Peti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16, No. 4 (Summer, 1997)等。,本文试图借鉴美国学界最新的“漫长的民权运动的模式”(3)“漫长的民权运动”的解释模式的一个具体观点认为,民权运动始于20世纪30、40年代,与左派组织和劳工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相关分析参见:Jacquelyn Dowd Hall,“The Long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Political Uses of the Past,”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1, No. 4 (Mar., 2005);John A. Kirk,“The Long and the Short of It: New Perspectives in Civil Rights Studi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46, No. 2 (April 2011);Kevin Boyle,“Labour, the Left and the Long Civil Rights Movement,”Social History, Vol. 30, No. 3 (Aug., 2005);Robert Korstad and Nelson Lichtenstein,“Opportunities Found and Lost: Labor, Radicals, and the Early Civil Rights Movement,”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5, No. 3 (Dec., 1988)等。 ,重新阐述这些重要的史实,以恢复他们在20世纪黑人争取自由斗争的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即认为他们的活动是当代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起源,开创了美国黑人利用联合国开展国际人权斗争的先河,影响推动了后来美国黑人的国际斗争,从而也证明冷战确实对早期的民权斗争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全国黑人大会是第一个直接向联合国呼吁抗议美国的种族隔离的组织。它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二战期间急剧衰落。二战后,全国黑人大会的官员努力想复兴组织,他们希望**活动将在组织复兴过程中起关键的作用。因为美国本国的司法体系战后一直在针对黑人的私刑、迫害和警察暴行等问题上保持沉默,全国黑人大会就把唯一的希望放在联合国身上。从一开始,全国黑人大会就清楚地表明,计划的主要目的就是国际化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
1946年6月6日,由马克斯·耶根(Max Yergan)领导的全国黑人大会代表团正式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秘书提交**书。为了让**书以小册子的形式得到广泛传播,文件的作者特意让其篇幅短小一些。正式的文件还被送至联合国秘书长,他被要求把文件交给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以开展行动。**书表明,全国黑人大会是代表1300万美国黑人讲话的,现在呼吁联合国来帮助废除美国的种族歧视。**书尤其请求联合国具体研究美国黑人遭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歧视,并提出如何消除这样违反人权情况的建议。而且,文件敦促联合国采取正义和合适的额外措施来废除美国黑人遭受的压迫。和**书一起的是8页纸的附录,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美国共产党员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撰写,提供了一些美国种族主义歧视的证据。在和记者的会见中,耶根驳斥了**书是不合适和不爱国的言论。他坚持认为,既然杜鲁门政府不能铲除美国的种族歧视和为美国黑人提供宪法保护,向国际组织表达美国黑人的悲哀就是全国黑人大会的责任。(4)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 p.37.
收到**书后,联合国非常为难。联合国官员清楚地告知全国黑人大会的代表,根据宪章,联合国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接受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书,也没有权力干预国内事务和调查侵犯人权的情况。但是他们如果愿意,可以提供进一步的证据。(5)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 p.82.
冷战的出现和反共歇斯底里的增长使全国黑人大会逐渐陷入困境。全国黑人大会10年前作为一个致力于改善美国黑人生活质量的联合组织而成立。成立之初,它积极领导各地方分支在当地组织和参加劳工运动,为黑人劳工争取权益,取得很大成就。例如大会成立的1936年之前,只有10万美国黑人加入工会组织,到1940年,这个数字达到50万。黑人大会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还为黑人劳工争取到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地位等。因此它获得了工会组织和共产党的大力支持。(6)Lawrence S. Wittner,“The National Negro Congress: A Reassessment,”American Quarterly, Vol. 22, No. 4 (Winter, 1970), pp. 883-901. 这就促进了以劳工为基础的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7)Robert Korstad and Nelson Lichtenstein,“Opportunities Found and Lost,” pp. 786-811.
但不是所有的黑人组织都加入大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就拒绝参加,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它的自治,另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在全国黑人大会中日益扩大影响。那种影响使协进会的领导人沃特·怀特(Walter White)断定,全国黑人大会最终会被“染红”。(8)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p.20. 全国黑人大会确实也有失误。从1936到1939年,它跟随着共产国际的政策,积极寻求与所有的自由派群体建立一个联合阵线。但是当纳粹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全国黑人大会就驱逐了组织内很多非共产党成员,包括它的主席菲利普·伦道夫(Philip Randolph)。伦道夫警告黑人如果把自己的利益与苏联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就太愚蠢了。不幸的是,全国黑人大会的领导忽视了他的警告。战争因此严重削弱了全国黑人大会。雪上加霜的是战后大会集权的错误政策又使其地方分支失去活力。因为联合国要求提交破坏人权的证据,全国黑人大会不得不依靠其地方分支提供材料。但失去活力的地方分支不可能做到。(9)Carol Anderson,“From Hope to Disillusion: African America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1944-1947,”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0, No.4 (Fall 1996),pp. 546-547; 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pp. 82-84. 全国黑人大会又转向其他黑人组织包括教会寻求支持。然而,黑人教会拒绝帮助全国黑人大会开展收集证据和发起**,其原来的资助者工联也撤出了经济支持,因为担心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10)Mark Newman,“Reviewing Eyes off the Priz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African American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1944-1955,”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32, No. 2 (Jun., 2004), p.249. 日益增加的冷战的紧张气氛让许多组织与全国黑人大会保持了距离。
但困境中又出现了一丝曙光。1946年6月22日,印度被南非歧视印度在南非劳工的行为所激怒,发起了到联合国的控告。南非代表团转向美国寻求支持。美国担心联合国调查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于是想把印度的控告排除在联合国的管辖权之内,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庭只是处理条约的性质问题,不能干涉人权等问题。第三世界和苏联集团联合在一起拒绝了美国的提议,谴责了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耶根把这件事看做全国黑人大会获得国内和国际支持的最后机会。他立即邀请200多个组织的代表来商讨迫使联合国调查“美国黑人遭受的压迫”事宜。1947年2月8日,来自劳工、民权等组织的75位代表开会,决定为美国黑人大会最初起草的**书增加附录,把焦点从美国黑人扩展到美国治下的所有有色人种。附录首先罗列了波多黎各人、弗吉尼亚海岛居民、巴拿马运河区人和太平洋诸岛居民受压迫的法律基础;其次描述了美国的吉姆·克劳法如何歧视第三世界的驻联合国代表;第三,强调了美国移民法的种族主义特性。最后,附录得出结论:这些模式的歧视都类似于并直接来自于美国歧视黑人的基本模式。(11)Carol Anderson, “From Hope to Disillusion,” pp. 548-551; 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pp. 86-89.
最终全国黑人大会发放了大约10万份印好的**书,但是它的努力并未获得黑人媒体以外的媒体注意。大会很快解体。缺少足够的钱使全国黑人大会无法实施它的计划,到1947年它的全国办公室基本已无任何经费了,几乎不能开展任何工作,甚至不能印刷自己的海报。(12)Eric Arnesen,“Civil Rights and the Cold War at Home: Postwar Activism, Anticommu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American Communist History, Vol. 11, No. 1, 2012,p.19. 美国共产党在全国黑人大会中占支配地位,日益增长的反共歇斯底里使潜在的支持者都离开了,尤其加速了组织的衰落。到1947年11月,全国黑人大会的剩余力量被新成立的民权大会所吸收,它完全消亡了。因此除了外部因素,全国黑人大会自身脆弱的组织结构及严重的经济问题也最终导致其向联合国**活动失败。(13)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p.92.
但我们也应看到,外部因素即冷战因素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民权问题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热点问题。美国黑人抗议群体、左派牧师、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和前线组织、民权积极分子都变成了当时自由主义的联盟。全国黑人大会是其中重要的力量。然而机会不久就丧失了。此后因为冷战反共主义的压制,黑人劳工激进主义的衰落破坏了以劳工为基础的民权运动的组织团结和意识形态热忱。保守主义者利用共产党问题攻击自由主义改革,孤立了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黑人领导人,破坏了人民阵线。(14)Robert Korstad and Nelson Lichtenstein,“Opportunities Found and Lost,”p.800. 全国黑人大会首当其冲,最终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第二个向联合国提交**书的民权组织。协进会认为全国黑人大会向联合国**的想法很好,其领导人怀特和杜波依斯想继续开展这一活动。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夫人最初是黑人的朋友,她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领导委员会的成员,也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主席。怀特把她作为美国黑人在国际机构中的强有力的盟友。杜波依斯也认为美国会因为冷战而担心暴露国内的种族问题,这会迫使美国回应1300万美国黑人的需要。1946年,杜波依斯给怀特写信说,早期全国黑人大会的**书多少有点用,但篇幅太短,资料不充分,不足以促使联合国和美国开展行动。杜波依斯建议写一个100-200页的词句考究、研究充分的**书,将具体描述美国的种族压迫,并罗列联合国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协进会领导层非常赞同这一计划。杜波依斯于是咨询了很多专家学者和官员,并请他们中一些人参与撰写4部分的**书。到1947年初,计划的草稿已经完成。文件的最终内容包括杜波依斯的引言和五篇学术性很强的论文,论文描述了带有偏见的州法、目前的种族歧视实践以及联合国在保护人权和少数族裔群体权利方面的作用。杜波依斯希望得到美国代表团成员罗斯福夫人的帮助,为**书在联合国赢得一个开听证会的机会。(15)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p.38. 但罗斯福夫人告知他,这件事情让国务院很尴尬,美国不会从这样的讨论中获益。罗斯福夫人的反对并未阻止杜波依斯。1947年10月23日,杜波依斯正式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主任提交了**书。但人权委员会的官员坦率承认,目前他们无权开展针对**书的任何行动;而且强调**书是保密的,不能公开。
杜波依斯联系了很多联合国的官员,请求他们支持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书带到联合国大会。秘书长表示他不能接收这一**书,请杜波依斯和人权委员会的官员联系。杜波依斯等人希望获得印度、苏联和一两个南美国家的支持,迫使联合国接收**书,并公开讨论。因为怀特错误地认为罗斯福夫人将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请求联合国干预的强有力盟友,因此他让杜波依斯咨询她。但是在之前,杜波依斯已经发现这位前第一夫人并不支持他们。国务院的官员强调只有成员国才能在联合国提交**书,因此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书不能带到联合国。(16)Carol Anderson, “From Hope to Disillusion,” p.558; 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p.102.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警告杜波依斯,个人未经政府允许与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接触和谈判是违法犯罪行为。因此他敦促杜波依斯在提交**书之前获得国务院的批准。杜波依斯置之不理,甚至很高兴为捍卫向联合国**的权利而去坐牢。杜波依斯决定公开向联合国施加压力以迫使其行动。没有经过怀特的同意,杜波依斯就把**书给了《纽约时报》等一些有影响的报纸。很快周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书的相关内容,主要是谴责美国南方的种族主义及其对民主进程的系统腐化比苏联对美国的威胁还大。计划取得成功,很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1947年10月23日接收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书。提交**书时,怀特和杜波依斯请求人权委员会的官员为**书准备一场充分的听证会以说服美国公平地对待自己的人民。但这不可能实现。人权委员会的领导向他们详细阐述了联合国的政策,宣称**书只能被秘密地处理,人权委员会没有权力采取关于人权的任何行动。(17)Carol Anderson, “From Hope to Disillusion,” p.559; 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pp. 102-105.
杜波依斯非常不满,继续努力开展一场宣传美国黑人困境的公关活动。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充分意识到美国的隔离制所带来的问题。因为他们正在处理很多这样棘手的问题,如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对在纽约的来自第三世界的联合国代表的住房歧视和对在华盛顿的印度商人的种族主义行径已经让他们疲于应付,他们还需要不断向外解释最近在美国南方发生的私刑等。美国的种族隔离阻碍了其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但是美国政府的官员不去纠正这些不好的行为,却只是想方设法阻挠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指控。他们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施加压力,让罗斯福夫人找怀特商谈,希望不要向联合国提交**书。杜波依斯不得已又转向媒体求助。(18)Carol Anderson, “From Hope to Disillusion,” p.560; 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pp. 105-107. 国内的黑人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赞同它向世界揭露美国的种族问题。《芝加哥卫报》把**书称为“向世界的呼吁”,谴责美国不能实践它宣扬的理想。一些媒体和记者把杜鲁门主义、美国对东欧违反人权情况的关注与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和歧视相比较,认为这是对美国民主的嘲讽。美国的主流媒体普遍也报道了**书的递交,但对此表达了复杂的情感:既同情美国黑人的境遇,又担心被苏联利用。**书还受到外国媒体的关注。印度、法国、意大利、中国等国的报纸报道了关于**书的情况,对美国的种族问题大多持批判的态度。(19)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p.39.
南方的很多白人记者则强烈反对**活动,认为共产主义的宣传会利用这一**书。事实上,苏联的官员确实利用**书在联合国羞辱了美国。早在1945年的旧金山会议上,共产党代表就猛烈谴责殖民主义。苏联的出版物早在1946年秋就批评美国的种族主义,到1947年,美国的种族歧视变成了苏联关于美国的主要宣传主题之一。例如1947年1月,苏联的杂志《环球》报告说:“南方的黑人从来不能做陪审员,南方的法院从来不会判黑人无罪。因此如果对黑人施加私刑的人偶尔被带到法院审判,每个人都知道凶手将会被无罪释放。在南方的私刑就是一场野餐会和娱乐活动,人们会带着三明治和威士忌参加私刑。南方的黑人都不敢安心睡觉,因为可能不久他将被吊死在一颗树上。”(20)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0, p.160;于展:《冷战早期美国应对种族危机的公共外交》,《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28页。 1947年12月,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同时提出了殖民主义和美国种族主义两个问题。12月2日,苏联代表努力想在人权委员会发起一场有关殖民主义问题的争论,但没有成功。同一天,苏联代表提出美国黑人组织两次提交**书,因此他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的阻止歧视与保护少数群体下级委员会调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书中罗列的美国黑人遭受歧视的情况。美国代表指出只是挑出美国黑人而忽视其他少数群体是不合适的,而且认为**书不过是没有得到证明的谣言。罗斯福夫人也为美国的立场辩护,指出只要苏联拒绝关于其内部事务的指控,美国也不能接受关于自己国内政策的指控。(21)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p.40. 美国代表还坚持认为,联合国无权接收和调查宣称违反人权问题的**书。经过几天的较量,苏联代表的努力在美国代表的阻挠下失败了。罗斯福夫人告诉怀特,她坚决支持美国代表的立场,美国代表团将不允许苏联攻击美国。怀特完全同意罗斯福夫人的意见,认为支持苏联在世界舆论面前羞辱美国不符合协进会的最大利益。(22)Manfred Berg, “Black Civil Rights and Liberal Anticommunism: The NAACP in the Early Cold War,”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4 Issue 1(Jun.,2007), p.83. 他敏锐意识到苏联代表的行动使得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面临着“共产主义前线”的指控,他担心这种红色标签将阻碍协进会正在进行的打破隔离的法律进程。怀特因此向罗斯福夫人保证协进会不会成为苏联攻击美国的工具。(23)Carol Anderson, “From Hope to Disillusion,” p.562; 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p.112.
杜鲁门总统本人对联合国当时正在制定的国际人权法也非常关注。他指出:所有的国家都应遵守这项国际公约,美国应当在这方面承担领导者的角色。(24)Dennis Merrill 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 Vol.11,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s Civil Rights Program: 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Civil Rights and President Truman’s Message to Congress of February 2, 1948,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96,p.681. 他指示罗斯福夫人在联合国与苏联在人权法问题上争夺主导权。联合国在罗斯福夫人的支持下,从联合国人权公约中排除了社会和经济权利,并强调联合国不能干预主权国家的内政,这样就使杜波依斯的**书在联合国的影响大为减弱。
但不管联邦政府及怀特和罗斯福夫人的反对,杜波依斯仍竭力使**书获得更多的关注。在他的努力下,1948年1月,文件以一本94页小书的形式出版,并广泛散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甚至为每一位联合国的大使提供一本,并要求把它送到联合国大会上去。但是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联合国的委员会采取行动。杜波依斯非常沮丧,他向怀特痛苦地抱怨,国务院正阻碍美国黑人在世界面前表达冤屈,他由此对杜鲁门政府非常失望,逐渐成为批评国内种族关系、殖民主义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代言人。杜波依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日益敌视最终导致他与亲政府的怀特的矛盾尖锐,并因此被迫退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此后协进会逐渐放弃把联合国作为攻击美国种族歧视的舞台,(25)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p.41. 开始增加与国务院的合作,避免给苏联的宣传以口实。协进会日益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反共主义成为其国际事务议程的中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发起的联合国**活动最终不了了之。
杜波依斯为何会与自己创立的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及美国政府分道扬镳?主要因为杜波依斯的思想当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日益左倾,把美国黑人运动同美国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同非洲人民争取独立运动及世界人民反殖民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因此他才坚持不懈地要把向联合国**活动进行到底,即使得罪美国政府也在所不惜。1948年他离开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后,逐渐进入了共产党左派的新朋友圈子,他在左翼的非洲事务委员会、进步党、和平信息中心和美国劳工党发现了新家,并常常发文赞美苏联和社会主义。(26)Eric Arnesen,“Civil Rights and the Cold War at Home,”p.26. 在狂热反共的冷战的气氛下,他的“亲共”立场注定了其后来被美国政府压制甚至迫害的命运。
民权大会是第三个向联合国发起**活动的民权组织,它愿意继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放弃的事业。它在1951年的**活动最雄心勃勃,也最有争议。因为它利用了新召开的联合国反对种族灭绝大会,特别指控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犯有种族灭绝他们黑人人口的罪行。如此令人震惊的指控很可能将吸引一些国际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很快就给予**以很大支持,这样冷战的国际环境加剧了美国对国内种族问题的担心。美国政府一方面指责**书是共产主义的宣传,批评发起**活动的人是不爱国的,对相关黑人进行压制;另一方面开始寻找忠诚爱国的美国黑人来驳斥这些指控。(27)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p.36. 在冷战反共的气氛和政府的压制下,**活动最终失败。
民权大会并非纯粹的黑人民权组织,它是老的国际劳工保卫联盟的继承者,共产党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劳工保卫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因为帮一些有争议的犯人(尤其是黑人犯人)开展诉讼而赢得很大的名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斯考兹博罗男孩案(Scottsboro Boys)。1946年4月,包括黑人积极分子、劳联成员、共产党、独立的左派人士和自由改革者等在内的400多名代表在底特律开会,成立了这一组织。在会上,老的国际劳工联盟和宪政自由全国联盟被并入这一新的组织。从一开始,民权大会的全国领导层中就包括许多共产党的成员及其同情者。(28)Charles H. Martin, “The Civil Rights Congress and Southern Black Defendants,” The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71, No. 1 (Spring, 1987), p.26. 组织建立者许诺捍卫少数种族、族裔、宗教和政治群体及劳工的权利。组织非常怀疑美国的司法体系,认为很多人因种族和阶级因素不可能得到正义的对待。组织在全国的很多分部都特别关注了美国黑人遭受的歧视。20世纪40年代末,民权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广泛的活动,尤其是参与了很多保护黑人犯人利益的法律诉讼活动。(29)民权大会的法律诉讼活动参见:Leandra Zarnow,“Braving Jim Crow to Save Willie McGee: Bella Abzug, the Legal Left, and Civil Rights Innovation, 1948-1951,” Law & Social Inquiry, Vol. 33, No. 4 (Fall, 2008), pp. 1003-1041. 后来,组织开始考虑就美国黑人歧视问题向联合国**。**书参考了很多权利宣言,尤其是采纳了联合国禁止种族灭绝公约。(30)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p.42.
阻止和惩罚种族灭绝犯罪大会最初由联合国于1946年发起召开,当时世界舆论仍然在反思纳粹大屠杀的教训。代表们在1946和1947年反复讨论了起草的公约的内容,联合国大会最终于1948年批准了公约。文件把种族灭绝定义为有意破坏全部和部分民族、族裔、种族和宗教群体的敌对行动,以及谋杀群体中的个人,包括对他们施加严重的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和提供非人道的生活条件等。到1951年,20多个国家签署了公约。种族灭绝会议最初得到杜鲁门政府的支持,但在国会中遭到强烈抵制。美国代表在1948年签署了文件,然后杜鲁门总统把它提交参议院批准。种族灭绝会议和人权宣言让美国保守派很警惕,他们担心这些提议会损害美国的主权。一些南方议员尤其担心种族灭绝公约将“为实施联邦反私刑立法打开后门”。(31)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p.180. 1950年外交委员会为此召开了公众听证会。关心苏联和东欧关系的人士赞同公约,但持新孤立主义立场的保守派则反对。一些人从种族角度表达了支持,南方的隔离主义者却强烈反对,认为公约将破坏美国的制度和剥夺州的权利。一些人则反对把私刑和对个人的歧视看作种族灭绝。(32)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p.43. 参议院最终拒绝批准公约。
对于种族灭绝会议的争论引起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terson)的关注,他是一名黑人共产党员,1948年夏成为民权大会的全国领导人。他最终决定民权大会将通过更广泛遣责美国虐待黑人来赢得更多关注,希望这样可以联合美国黑人和有组织的劳工,迫使美国释放因史密斯法案而入狱的共产党领导人,并以此扩展民权大会的经济和成员基础。(33)Mark Newman,“Reviewing Eyes off the Prize,”p.251. 但与之前全国黑人大会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同的是,民权大会的**书将特别利用这个新的种族灭绝公约作为它向联合国呼吁的基础,它将指控美国政府犯有种族灭绝美国黑人的罪行,这很令人震惊。民权大会的指控超越了传统的种族歧视,而且指控还发生在一个1947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以来政治气候发生很大改变的时期。此时国外的冷战和国内的赤色恐慌越来越紧张激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公众的态度更加反共。在史密斯法的高压下,很多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被指控定罪。苏联间谍的核泄密事件加剧了紧张氛围。在这样的气氛下,大部分的民权、劳工和自由派组织不得不加入冷战反共的队伍。事实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正在清洗怀疑为共产主义者的人士和共产党的同情者。(34)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p.44. 像民权大会这样没有赶走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发现自己日益被孤立。正在出现的冷战话语现在批评这些组织不爱国。因此1948年12月,当民权大会在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领导下,要求与杜鲁门总统会晤时,遭到杜鲁门的断然拒绝,因为联邦政府认定它带有共产主义的色彩。(35)Dennis Merrill 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 Vol.12,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s Civil Rights Program: President Truman’s Attempt to Put the Principle of Racial Justice into Law, 1948-1950,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96, pp.176-177.
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下,帕特森仍开始通过咨询一些政治积极分子来开展他的**书计划。虽然很多白人激进分子不同意他提出的种族灭绝问题,但大多数黑人激进分子支持他的努力。受此鼓舞,帕特森招募了6、7位左派作家开始为计划工作。研究者通过多种渠道收集信息。到1951年8月,他们完成了计划的草稿,帕特森开始考虑怎样把它提交给联合国。种族灭绝**书的最后版本有大约200多页,标题为“我们指控种族灭绝”。意识到大部分美国人会很怀疑这样充满感情色彩的指控,**书强调,按照公约的定义,部分而不是整体地破坏某一种族群体仍然可以被称为种族灭绝。小册子提供了种族谋杀、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糟糕的生活条件等广泛的信息作为大规模迫害美国黑人的证据。但是很多人反对把个别的种族暴行当成是整体的种族灭绝。(36)Curtis A. Bradley,“The United States and Human Rights Treaties: Race Relations, the Cold War, and Constitutionalism,”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0),p.325. 面对反对和质疑,**书坚持己见,而且它竭力证明,联邦政府对所有这些行为负责,因为没有联邦政府的授权,这种长期的、连续的、广泛的、制度化的种族灭绝的犯罪将是不可能的。文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指控这些可怕行为隐藏的动机不是单纯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垄断资本主义,因为它从剥削美国黑人工人中获利巨大。州和地方官员在维持这种压迫体系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但联邦政府负最终的责任。(37)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p.45. **书最后呼吁联合国认定美国犯有种族灭绝的罪行,并要求它终止美国这样的行为。随着文件准备工作的完成,民权大会的官员开始计划如何真正提交。
面对民权大会咄咄逼人的指控,美国政府也开始想办法抵制**的影响。在11月初,国务院联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询问它能否在**书递交联合国之前公开抨击这份文件。协进会的官员很乐于从命。它随后起草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新闻公告,谴责民权大会的计划是一个颠覆国家的阴谋,宣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反对这个**书及其目标。怀特同时准备了一篇强烈批评**书的文章,指责**是共产党的阴谋,呼吁黑人忠于国家。(38)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p.186. 美国广播公司等广播电台也公开谴责**书。对于种族灭绝**书的攻击令民权大会愤怒不已。帕特森立即奋起回应,指责电台广播是国务院发起的阻止**书递交联合国的计划的一部分。11月底,国务院再次联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询问是否能派几名杰出的美国黑人领导人于12月中旬出现在巴黎,以抵消**书的影响。(39)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p.192. 怀特赞同这一想法,但坚持旅行费用应由个人承担,因为如果由国务院负担,那将损害可信度。但怀特募集资金的努力并未成功。他又帮助完成国务院的另一项任务。他写了一本当代美国种族关系进步的小册子,这是专门为外国观众所写的,用来抵御种族灭绝**书在亚非的影响。(40)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pp. 46-47.
尽管面临很多批评,民权大会还是在12月初完成了它提交**书的计划。帕特森决定亲自到巴黎把文件交给那里的联合国官员。民权大会还挑选既是黑人明星又是政治活动家的非洲事务委员会主席保罗·罗伯逊率一支代表团在同一天把**书交给纽约的联合国官员。罗伯逊之前因为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被没收了护照,因此无法陪同帕特森去巴黎。当帕特森准备出发的时候,他担心可能有人会阻挠他的巴黎之行,因此做了很多准备。例如,担心他行李中的**书可能会被掉包,帕特森事先邮递了60份去巴黎,还有一些寄到了英国和匈牙利。民权大会的其他领导人也随身带了20份到巴黎。1951年12月16日,帕特森顺利到达巴黎。次日,他就向联合国官员和一些其他国家的代表递送了**书。在向联合国大会主席的公开信中,帕特森解释说**者进行这样的呼吁是为了吸引联合国关注美国违反人权的情况。他敦促联合国的领导人把这一问题放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日程当中。同一天,罗伯逊率领着一支庞大的民权大会的代表团来到联合国纽约的办公室,向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的代表递交了**书。帕特森在巴黎继续游说一些国家的代表,希望能为种族灭绝的指控赢得一次听证会,并寻求记者的关注。好几位来自不结盟国家的代表私下里对**书很感兴趣,但因为他们要寻求美国的经济援助,因此表示不想让美国代表团难堪。在一次媒体的采访中,帕特森捍卫了**书中提到的信息的真实性,反驳了美国新闻署在巴黎散发的宣传小册子“美国生活中的黑人”的内容。他否认小册子宣扬的美国的种族关系正在改善的主题,揭露美国政府正在竭力掩盖大规模种族歧视的事实。(41)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pp. 48-49.
联合国的美国代表不久发起了针对民权大会**书的反击。在一次联合国大会下级委员会的正式发言中,美国代表埃莉诺·罗斯福夫人强硬地宣布美国政府不赞同歧视,并正努力消除歧视现象,但联邦政府的权力受到宪法的制约,需要依法行事。在后来与媒体的一次见面中,罗斯福夫人认为**书关于种族灭绝的定义太过荒谬。国务院也进行反击,它宣布联合国种族灭绝公约不适用于美国的环境,因为美国没有签署公约,更重要的是没有足够多的黑人被私刑从而构成种族灭绝。(42)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p.180. 国务院的反击还利用了联合国中几位美国黑人代表,如著名黑人钱宁·托拜厄斯(Channing Tobias)博士是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他愤怒谴责帕特森不爱国,反对帕特森与苏联讨论种族灭绝问题。帕特森则指责托拜厄斯阻止讨论**书事宜,称其为“辩护士”。一些美国黑人代表还在法国、丹麦和西德公开发表演说捍卫美国政府的种族政策。如雷福德·洛根(Rayford Logan)博士作为美国代表团的顾问会告诉有疑虑的观众,美国黑人的待遇确实正在改善,他有一次甚至告诉一些法国官员,许多学者对美国铲除歧视和隔离的迅猛进展感到吃惊。伊迪丝·桑普森(Edith Sampson)律师在对一个丹麦妇女组织的发言中乐观的预测,黑人五年之内将在美国获得完全的平等。(43)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pp. 49-50; 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p.203.
但此时美国南方又发生多起针对黑人的私刑暴力活动,种族主义的施害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联邦政府却无动于衷,媒体的有关报道引起国际注意。民权大会看到了机会,因此一方面通过事实驳斥桑普森等人的言论,一方面加紧进行“我们指控种族灭绝”的**活动。(44)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pp. 195-206.
国务院想方设法限制帕特森的国际活动。巴黎的美国大使馆联系了帕特森,让他立即交出护照。早就预料美国政府会这么干,民权大会的领导人已经事先制定了访问东欧的计划。帕特森担心法国警察可能会扣留他,因此很快就买机票飞往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在那里他发表了好几场演说,攻击美国的种族主义,谴责美国政府想法设法让他闭嘴。帕特森下一站来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又在那里发表演说。在去伦敦之前,帕特森获悉联合国大会推迟讨论**书,因此民权大会的领导人又发起了最后的公开呼吁,要求国际组织对此做出反应。英国的官员在机场扣留了帕特森17个小时,因为美国政府要求禁止帕特森进入英国。经过协商美国当局最终让步,给了帕特森5天在英国活动的许可。(45)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p.50.
当帕特森在1952年1月23日回到纽约机场的时候,海关和移民署的官员立即没收了其护照,并仔细检查了他的行李和身体,才放他回家。民权大会的领导人愤怒地谴责联合国因美国的游说而继续终止讨论种族灭绝**书事宜。他们预测美国政府将提拔更多喜欢他们的美国黑人到政府高级职位上去以改善其形象和抵消国外的批评。帕特森警告这些人将变成美国政府种族灭绝政策的帮凶。不出帕特森所料,美国政府周密的反击活动与之前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对**书的严厉批评,对美国黑人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美国黑人自动地把**书斥为共产主义者的宣传。例如《匹兹堡信使报》坚决否认种族灭绝的指控,并宣称黑人无意成为苏联的第五纵队。《芝加哥论坛》报把**书的指控看做无耻的谎言,从而断定联合国种族灭绝公约根本就不该起草。冷战和赤色恐慌的加剧又使得一些美国黑人即使同情**活动也不愿支持它,因为**被看作是共产主义的活动,是不爱国的。(46)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pp. 51-53.
种族灭绝**书最终不能在联合国引发广泛的讨论,也不能在联合国召开一次听证会。民权大会在1952年不能持续开展活动,不久其努力就失败了。帕特森希望回到巴黎继续为**书开展游说努力,但国务院没收了他的护照,使其不能出国活动。被冷战和赤色恐慌创造的敌对环境进一步削弱了民权大会,其严重的内部问题也限制了它有效地开展活动。随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政府机构调查民权大会活动的增加,组织开始衰落,最终在1956年消失。
民权大会一直被美国政府视为共产党的前线组织而被百般压制乃至最终消亡,但实际上民权大会的主要关注点是黑人的民权问题,无论是长期进行的为黑人犯人辩护的法律诉讼活动,还是最后的联合国**活动,民权大会一直在为黑人的民权而斗争,并取得很大的成就。可以说在20世纪40年代,以劳工、左派和民权三者结盟为基础而开展的民权运动中,民权大会是一只非常重要的力量。(47)Gerald Horne, Communist Front? The Civil Rights Congress,1946-1956,Rutherford: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只是因为组织的左翼思想倾向,在极端反共的冷战环境中,它受到百般打压,难以继续存在于美国社会中。
总之,二战后,美国的种族关系开始经历重要的变化。外国也开始更加关注美国的种族问题。西方盟国想了解美国的社会,尤其是种族歧视问题。亚非国家的人民正在摆脱殖民统治,就像关心欧洲殖民主义一样,也十分关心美国对本国黑人的歧视问题。随着美苏敌对加剧,苏联常常谴责美国的种族歧视,并努力借此来赢得第三世界人民的联盟。国务院的一些官员承认种族歧视给美国的外交关系带来消极的影响。这些国际关注使很多美国自由派和政府官员担心对美国黑人的种族歧视可能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缺陷。黑人民权组织和积极分子则欢迎这种对种族歧视的国际关注。联合国的成立以及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好几个国际宣言的发布给美国黑人很大鼓舞。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为美国黑人领导人在国际观众面前表达他们的悲伤提供了便利的舞台。1946-1951年6年时间,三个美国民权和左翼组织——全国黑人大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民权大会利用了这个舞台。它们先后分别向联合国提交了**书,抗议美国黑人遭受的歧视,并呼吁得到帮助,得到广泛的关注。(48)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p.35.
但是冷战是双刃剑。它一方面迫使杜鲁门政府开始开展民权改革。当时联邦政府开始承认自己在民权领域的责任,努力采取一些措施来铲除种族歧视。如1948年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废除武装部队中的隔离。美国黑人则利用这种国际关注,进一步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但另一方面,冷战反共的气氛使民权改革不能深入开展。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美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赤色恐慌。赤色恐慌使得通过联合国宣扬人权易于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因此就把黑人斗争的议程局限为民权领域。(49)Mark Newman,“Reviewing Eyes off the Prize,” p.252. 联邦政府为了所谓的国际声誉和国家利益,对比较激进的美国黑人的活动,尤其是对有左倾倾向的杜波伊斯及全国黑人大会和民权大会的联合国**活动进行压制,最终使这些活动都归于失败。
联邦政府主要利用了联邦调查局开展对这些激进黑人和组织的监视和压制。调查局认为共产党及其前线组织想利用所有的可能让美国在黑人问题上受辱。它确信全国黑人大会把1300万美国黑人的困境带到联合国只是想转移当时苏联干涉希腊的国际注意力。全国黑人大会由此成为“叛国者”,导致其经济支持者——劳工组织也疏远了它。产业联合会命令其下的267个附属机构与全国黑人大会脱离关系。结果导致全国黑人大会经济上破产,它几乎无钱维持组织的运作和开展任何活动。(50)Carol Anderson, “From Hope to Disillusion,” p.548; 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p.85.
极端反共的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也参与了很多调查和镇压活动。共产党在民权大会中的存在导致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和司法部一开始就把这一组织看作是“共产党的前线组织”。1948年,委员会宣称“民权大会是革命阴谋的核心”,其目标就是“把共产主义理论运用于实践”。(51)Charles H. Martin, “The Civil Rights Congress and Southern Black Defendants,” p.26.具体也可参见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在1947年9月2日向第80届国会提交的有关调查报告,题目就是《关于民权大会作为共产党前线组织的报告》,在美国国会文献集(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数据库中可查:Report on Civil Rights Congress as a Communist Front Organization, Investigation of Un-American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8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Union Calendar No. 575.委员会认为民权大会关于黑人民权的立场为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提供了充当被压迫者朋友的机会,也提供了暴露资本主义不正义的机会。它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权大会并非致力于解决广泛的公民自由问题,而是为了保护共产党成员及其组织。这样的反共歇斯底里对民权大会的民权项目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很多共产党员或怀疑为共产党的人被逮捕审讯。1950年后,民权大会的领导人帕特森常常不得不到法庭上为自己及其组织辩护,反对强加于己的所谓进行共产党阴谋活动的指控。(52)Josh Sides, “‘You Understand My Condition’: The Civil Rights Congress in the Los Angeles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y, 1946-1952,”Jul., 2007,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67, No. 2 (May, 1998), pp.253-254. 其联合国**活动自然受到百般阻挠和破坏。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冷战压力下不得不从人权和非殖民化问题上后退。罗斯福夫人的立场、苏联在**书问题上的作用以及国内的麦卡锡主义迫使协进会重新考虑它的策略和目标。1948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开除了杜波依斯,这成为其与激进左派分道扬镳的标志。(53)Carol Anderson,“From Hope to Disillusion,” p.563.关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冷战下的自由反共主义参见:Manfred Berg, “Black Civil Rights and Liberal Anticommunism: The NAACP in the Early Cold War,”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4 Issue 1 (Jul., 2007), pp.75-96;James L. Roark, “American Black Leaders: The Response to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1943-1953,”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4, No. 2 (1971), pp. 253-270. 协进会通过严格的反共政策完全站到政府一边,反对任何国际批评,成为政府的忠实盟友。
积极参加**活动的美国黑人个人不可避免都受到压制甚至迫害。杜波伊斯在1950年被以外国间谍的罪名受审,虽然最终被判无罪,但精神上受到极大折磨,而且国务院还因此没收了他的护照,大大减少了其国际活动和影响。(54)关于杜波依斯遭受迫害的情况参见:Gerald Horne,Black and red:W.E.B. Du Bois and the Afro-American response to the Cold War, 1944-1963,Albany, 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6. 帕特森和罗伯逊也被没收了护照,前者在政治上很快失去了影响力,后者因为在国内的演出常常被暴徒阻止,他又无法去国外演出,其经济状况马上就非常窘迫,而他政治上又无法发声,后来就处于穷困交迫的境地,一蹶不振。(55)关于罗伯逊被没收护照境遇悲惨的情况参见:Barbara J. Beeching, “Paul Robeson and the Black Press: The 1950 Passport Controversy,” The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Vol. 87 (Summer, 2002), pp. 339-354. 耶根最终屈服,被政府招安,他甚至向联邦调查局告密,出卖其原来在全国黑人大会和非洲事务委员会的朋友。(56)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p.165. 他还和国务院合作,到国际上宣扬美国黑人状况的改善。例如为配合国务院发起的由美国黑人宣讲黑人问题的国际之旅,他在1952年开始了非洲之旅。他既通过自身的经验宣扬美国黑人民权问题的改善,也反对共产主义。美国新闻署为此进行了广泛的报道。(57)Mary L. Dudziak, Cold War Civil Rights: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p.56;于展:《冷战早期美国应对种族危机的公共外交》,第33页。 可见美国政府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一方面压制激进黑人,一方面拉拢温和派黑人,导致了黑人内部的矛盾。最突出的如怀特与杜波伊斯的矛盾(58)关于怀特与杜波依斯的矛盾参见:Kenneth Robert Janken, White: The Biography of Walter White, Mr. NAACP,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pp.297-323. 、托拜厄斯与帕特森之间的矛盾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民权大会之间的敌对等。这也成为向联合国**活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20世纪40年代中期本来为黑人自由斗争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当时高工资、高就业率的经济,飞速发展的工会,以及强有力的联邦干预,赋予了黑人工人阶级很强的自信,为一个自发的劳工起源的民权运动的发展确立了框架。然而冷战初期公共话语空间的缩小导致了民权运动的失败与分散。反共主义的增长粉碎了关于民权的人民阵线联盟(即劳工、左派和民权联盟),同时工会运动的后退和被遏制剥夺了黑人积极分子开展独立斗争所必需的政治和社会空间。(59)Robert Korstad and Nelson Lichtenstein,“Opportunities Found and Lost,”p.811.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冷战,反共的赤色恐慌压倒一切,左派没有了群众基础和生存空间,本来正蓬勃发展的以劳工为基础的民权运动戛然而止。向联合国**活动成为黑人左派们求助于国际力量的最后努力,但最终功亏一篑。
尽管美国黑人三次向联合国**活动都失败了,但它们仍有重要的影响。**活动通过把美国的种族困境延伸到国际环境中,引发了全球对美国种族问题日益增加的关注,也让海外的美国代表疲于应付,从而清楚地证明国内的种族歧视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推行的致命要害,到1951年底种族问题已变成了冷战的一个重要问题。此时苏联频繁地利用种族问题来进行反美宣传和争夺人心,新独立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甚至美国的西方盟友也批评美国的种族主义,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声誉因此严重受损。美国冷战外交政策的核心本是促进民主和遏制共产主义,但国际上对美国种族问题的这种关注意味着美国民主的形象风采不再。(60)于展:《冷战早期美国应对种族危机的公共外交》,第28页。 美国政府不能再回避或忽视美国黑人的民权问题了,因为它成为关系美国冷战利益的重大问题。联邦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为了重要的冷战外交利益,逐渐成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盟友,这就为后来民权运动和民权改革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且,冷战早期美国黑人的联合国**活动为后来美国黑人的国际斗争提供了榜样和范例,一些美国黑人效仿他们的方式开展了相似的国际斗争。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黑人领袖马尔科姆·X(Malcolm X)开展的国际人权斗争。他在1964年7月以观察员身份参加非统组织的大会时,竭力寻求非洲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以便把美国黑人的问题带到联合国。(61)George Breitman,ed., Malcolm X Speaks: Selected Speeches and Statements ,New York: Pathfinder, 1989,pp. 75-77. 这种国际化策略,对处于美国社会下层、悲观失望乃至自暴自弃的黑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激励了他们斗争的勇气和决心,并取得一定的成效。非统组织大会即曾发表声明,虽然承认美国通过民权法案的事实,但仍谴责美国种族主义侵犯了美国黑人的人权。(62)Malcolm X Speaks ,p. 79. 美国政府为此非常难堪,不得不高度重视和关注这个棘手的问题,这样反过来也就有助于美国黑人困境的改善。(63)Malcolm X Speaks ,p. 86. 后来联邦政府不得不实施各种民权法案及肯定性行动计划来保护黑人的平等权利,马尔科姆的国际斗争策略还是从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当然,这一作用是发生在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和美国国内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的背景之下,与冷战初期美国黑人在国际上基本孤立无援和在国内受到“赤色恐慌”的反共主义迫害的情况截然不同。因此,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也最终影响着利用联合国开展国际斗争的效果。
YU Zhan
Abstract:From 1946 to 1951, such civil rights and left organizations as the National Negro Congress,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and the Civil Rights Congress petitioned the United Nations three times, asking for international help and further actions by the US government to help African Americans out of their predicament. However, under the anti-communist political atmosphere, the US government took a rather negative attitude and adopted the strong hand in solving the problem. This, alongside the many internal conflicts between those activists, led all the petition movements to failure. The movements, however, served to extend black Americans’ civil rights campaigns into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making America’s racial troubles an international concern. Gradually, racial discrimination became the Achille’s heel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endeavors. This episode also provides an example to later international struggles of black Americans.
Key words: the United Nations; African Americans; petition; the Cold War
收稿日期:2018-04-08
作者简介:于展,男,山东乳山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文明区划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04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冷战对美国民权改革的影响研究”(15BSS025)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首都师范大学青年科研创新团队资助。
中图分类号:D7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9)04-0011-12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