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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

编者按:本文是项楚先生于2004年4月13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所做的演讲,讲座由王光明教授主持,左东岭教授点评,刘长东、踪训国等数百名师生到场聆听。 季羡林先生称“项楚是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其作为文学史家的身份常为学术界所忽略。 本文展现了项楚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历程的独特思考,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人民政协报》曾于1998年8月31日发表过项楚《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提要)》一文,仅有九百字。从“提要”二字可以推知,项先生曾经有撰写长文的计划,可惜未能实施。 故征求项先生家属同意,刊发这次演讲的整理稿,以飨学界,并表达对项楚先生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摘 要: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唐五代为分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的文学创作以古文、诗歌为主,创作者、接受者大都是文人士大夫;后期的文学创作以小说、戏曲为主,创作者、接受者大都是下层文人乃至普通百姓。 佛教在中国古代文学前后期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的传入、佛经的翻译促进了用口语或接近口语的语言来进行写作,促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即说唱文学的出现,给中国文学注入了很多新的题材,影响了中国文学、特别是通俗文学的思想,此外还促使中国人的文学观念发生了由尚实到尚虚、由求简到求繁的转变。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后期的面貌。

关键词: 佛经翻译,佛教传播,中国文学,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外来文化大规模输入的情形:第一次是佛教的输入;第二次就是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用枪炮把它输入,直到现在。 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这种外来文化,它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历史上第一次外来文化大规模输入的情形,就是佛教的传入。 大概从东汉一直到宋代,佛经的翻译持续不断,大约有一千年时间。 这次外来文化的输入,对中国社会、对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之一,它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民族思想的一部分。 它同样影响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然也会影响到中国的文学。 不过人们对这一点研究得不太够。

各种中国文学史教材,都会把中国文学分成若干阶段,有分四段的,五段的,六段、七段的,由于角度不同,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分法。 如果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把它分作两段,就是前期和后期。 在中国文学的前期,它的作者和接受者主要是一些文人士大夫,他们用典雅的文言来创作,以古文、诗歌为主,文学还是少数有知识的人能够享受的。 在中国文学的后半段,出现了新情况,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开始崛起,通俗文学开始成为主流,它的作者、接受者大都是下层知识分子,甚至就是普通民众,他们用的不再是典雅的文言,而是通俗的、接近口语的语言。 其形式也不再是传统的诗文,而是一些讲唱体的文学,像小说、戏曲等等。 这样就把中国古代的文学分成前后两期。 这种文学潮流的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想是在唐五代时期。 所以我对唐代文学非常崇敬,因为在唐代,传统的文学样式如古文、诗歌等都达到了顶峰,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这些大作家,我们都非常熟悉。 其实,唐代文学对中国文学还有一个巨大影响,这是人们过去往往忽略的,就是在传统文学达到顶峰的时候,在社会下层开始出现一种潜流,即说唱文学那样一种样式开始出现。 虽然它最初还比较隐蔽,但它最终发展成了中国文学后期波澜壮阔的主流。 促使中国文学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力量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佛教的传入、传播,它促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这样一个划时代的转变。 这种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点,佛教的传入、佛经的翻译促进了用口语或接近口语的语言来进行写作。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并不了解这种宗教,把它看成是民间巫术一类的东西。 最早的佛经翻译者实际是从印度、从西域来的僧人,那些僧人对汉语并不熟悉,他们的翻译需要借助于中国文人。 另外,当时佛教地位较低,所以它借助的也是一些地位比较低的文人。 他们传教,面向的对象是中国老百姓,因此最早的佛经翻译,东汉的翻译文本,读起来会觉得诘屈聱牙,这个不是因为它太深奥,而是因为它太通俗。 我们现在读古代的文学作品,其实是越通俗的它就越难懂。 这个现象我们现在也能看到,如果我们随便到哪个地方,你去听听当地老百姓说的土话,它是最难懂的。 反而标准的语言却是最明白的。 我刚才说中国文人使用了典雅的文言,其实是最好懂的。 我们看先秦诸子散文,再看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差别不是非常大的;我们会读八大家的散文,再来看桐城派的散文,那简直没有什么区别。 读文言文,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去翻辞书,百分之百能解决问题。 但是,古代接近口语的那些语言就非常难懂了。 不要说古代,现在你到广东去听听粤语,你就知道了。 或者广东这个地区的人去听那个地区的话,也是非常难懂的。 更何况我们现在去读古代的那种用口语或接近口语写作的作品,那就非常难懂了。 你觉得它难懂,并不是它太深奥,而是因为它太通俗。 佛教的地位后来就不同了,它慢慢地显赫起来,出了很多佛经翻译的大师,如鸠摩罗什等,由于它地位的提高和文人的信奉,像谢灵运这样的文学家也去参加翻译《涅槃经》,后来皇帝也成了佛教信徒(如梁武帝笃信佛教),佛经的翻译风格也就随之发生变化。 但是不管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一种传统形成以后,它就会有一种力量,这就有一种惯性,它就会自动地沿着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后来的佛经翻译,在翻译大家的笔下,它的艺术性提高了,比较规范典雅了,但是相对而言,它还是比较接近口语的,比较通俗的。 譬如我们学到六朝文学史这一段的时候,老师会告诉我们形式主义,文字华美,等等,因为那个时候骈文占了主导地位,甚至像《文心雕龙》这样的文艺理论著作,也是用华美的骈文写的。 我们看那个时候僧人所写的佛教论文,往往也是用骈文写的,但是在佛经翻译里面,它就不是这种情况了。 哪怕是在六朝时候翻译的佛经,没有哪一部是用骈文写作的,至今我们在整部《大藏经》里面看不到用骈文写作的佛经,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它的一种传统,一种惯性。 它的语言和口语的距离相对短一些,特别在后来举行的一些和佛教有关的佛事活动,佛教宣传所产生的文献,也是比较口语化的。

吕叔湘先生曾经提倡近代汉语研究,有人把近代汉语理解为古白话,那么你研究近代汉语,早期的资料实际上主要是和佛教有关的资料。 这就说明了佛教在影响我们对于语言的一种使用。 自从敦煌藏经洞的卷子被发现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过去不知道的文学作品,如变文、讲经文,等等,那就是用口语或接近口语的语言写的。 我们读到那些白话诗,像王梵志的诗,就是用白话写的。 王梵志诗一大部分是初唐时候的,(整理者按:《王梵志诗》是唐代众多僧人通俗诗歌的合集,并不出自一人。)其实我最早接触他的作品,不相信它是初唐时候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六朝文风到初唐延续下来,初唐诗歌的形式还是很华美的,在这个时候同时会大量出现用白话写作的诗歌,我最初接触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后来经过研究,发现它确实是那个时候的作品。 那么王梵志的诗歌为什么会用白话来写? 实际上它是一种佛教诗歌。 不光是唐代,六朝时候就已经有僧人用口语写作诗歌了。 比如说我看过王梵志的一首诗,怎么这么面熟呀,仔细一推究,它就是一个南朝和尚(叫释亡名的)写的诗,改头换面变成了王梵志的诗。 换句话说,我们白话诗的传统是来自六朝僧人的诗歌。 亡名和尚这首诗叫做《五盛阴诗》,他为什么会写出白话诗? 原来《续高僧传》里记载了亡名,他本来是南朝士族,所写的诗歌还曾受到梁元帝的称赞。 梁元帝就是著名宫体诗人,那么梁元帝所称赞的诗歌,自然也是接近宫体诗的。 可惜亡名早期这些诗已经亡佚,我们看不到了。 后来亡名遇到侯景之乱,国破家亡,最后当了和尚,出家以后他写了一些佛学论文,还有一些诗歌,其中有一部分保存下来了。 我们再看他后期的创作,和侯景之乱前他受梁元帝称赞的创作,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为什么会有这种风格? 他成了僧人,他用佛教义理、佛经历来使用接近口语的传统来创作,这样就促成了白话的诗歌。 (整理者按:相关论述可参项楚《敦煌文学杂考》,载《敦煌文学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我们在敦煌变文、讲经文里看到的作品,大都是用口语写的,这个语言风格其实就是后来通俗文学的语言风格。

第二点,佛教的传入、传播,促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即说唱文学的出现。

实际上这也就是中国文学后半期的主流样式。 我们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大量说唱文学作品,而在藏经洞文献未发现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存在过这样一种文学样式。 这些作品既有说唱的体例,又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有全部说的,有全部唱的,有些是有说有唱的,也有说为主、唱为辅,三分说七分唱,或七分说三分唱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这样一种文学样式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个学术界曾经有过讨论,有的说这是中国固有的,有的说这是外来的。 说中国固有的,他们找出些例子,但这些例子并不典型,还不足以证明中国古代就有这种形式。 说外来的,认为是从印度传来的。 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认为是中西结合,是一种外来的样式,吸取了中国文学固有的因素而产生的。 在敦煌卷子里发现过一首诗,就是贯休(晚唐的一个僧人)写的《赞念法华经僧》,称赞一个念《妙法莲华经》的和尚。 这是贯休的佚诗,今存贯休的诗集里面没有这首诗。 其实贯休诗集是他的徒弟编的,本来是很齐全的,但是没有这首诗,这是在敦煌卷子里发现的佚诗。 它里面有这么几句:“长松下,深窗里”,这说的是环境;然后说“历历清音韵宫徵”,“宫徵”就是宫商角徵羽了,这句诗是形容他念经的声音很有音乐性。 那么怎样有音乐性呢? 他下面又说:“短偈长行主客分,不使闲音挂牙齿。”“短偈长行”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到图书馆去找一部《大藏经》,翻一本来看,就可以看到它形式上的特点:竖排,一行一行下来,这就是长行,有时候长行会中断,中间会出现一些短行,好像诗歌一样,这叫做偈。 偈本来是佛经翻译的一种体裁,看起来它好像诗歌体式,两者有类似之处,但它并不是诗歌。 后来中国人写的偈,可能是诗歌。 它是有音乐性的念诵。 贯休诗中“短偈长行主客分”,是说这个僧人在念经的时候,碰到长行和短偈的时候,音乐性是不一样的。 换句话说,长行他就念诵,偈他就吟唱。 这样有念诵,有吟唱,有念诵,有吟唱,实际上就是有说有唱,由此影响而产生了中国文学的说唱形式。

我们看敦煌讲经文,就很清楚了。 它开头讲一段,然后唱一段,讲一段,唱一段。 但是为什么我又说它结合了中国因素呢? 你看他说一段,有时候会有骈文,又会有口语的方式。 你看他唱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变成诗歌了,有七言诗、有五言诗,甚至是近体诗。 这就是时代所决定的。 唐朝流行的诗体是五言诗和七言诗,它就用五言诗、七言诗;唐代近体诗流行,那么它可能就是五言律诗或七言律诗或七言绝句,虽然看起来它是和唱曲联系起来的。 这样就产生了民间的说唱体裁。 这种体裁延续下去,就成了后来中国通俗文学通用的样式了。

实际上中国后来的小说,能够显示中国小说特点的,就是那些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 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想它就是从唐五代时候敦煌的通俗说唱文学那里产生的。 比如,敦煌变文、讲经文里面,现在保存最多的是《维摩诘经》讲经文,它现在大概有六七种本子,都是片断、残卷,我后来研究发现这六七种实际上不都是同一种《维摩诘经》的片断,它实际上是两种《维摩诘经》讲经文的片断。 这说明它当时非常流行,以至于会有不同的版本。 就好像金庸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你改编一个,他又改编一个,它们都会有不同的地方。 仔细观察,发现其中某一个卷子的最后,注明这是第二十卷文书,既然是第二十卷,那么前面就还有第十九卷;第二十卷并没有结束,那么第二十卷后面就应该还有。我们把第二十卷的文书拿来和《维摩诘经》经本比照一下,它大概处于《维摩诘经》中部偏前一点,按照这样推理,《维摩诘经》讲经文要写完的话,至少也要有四十卷。 每卷都是一次讲经,那么它至少要连续性地讲四十次以上,由此就产生了中国章回体长篇小说的一回、一回。

在中国古代,说书之前,人还没到齐的时候,要有一段入话,先说一点,然后再讲正文。 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 还是从敦煌说唱文学来的。 因为在敦煌说唱文学里面有一种特别的体裁叫做押座文,押座文是比较短的唱词,它的作用就是在人还没到齐时,一方面要稳住现有的听众,另一方面等待要来的听众,在这个时候,他就唱一些押座文,这就是后来中国小说里面的入话。 在中国长篇小说每一回最后就有一句“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话,这就显示了它说唱的形式,一次一次,讲完一次,又期待下一次。 这个又是从哪儿来的? 在敦煌文学里还发现一种解座文,解座文是在讲经说法要结束的时候,唱这一段,然后解散。 它的篇幅和押座文差不多,说到最后,它会开几句玩笑,说时间不早了,赶快回去吧,要不然老婆要发脾气了,等等。 这个东西后来就更加精练,变成了“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语言了。

明清小说往前追溯,就是宋元话本了。 其实还有更早的源头。 像话本这种形式,在宋代以前就有,在敦煌发现了好几种话本,比如说《庐山远公话》,它是宗教的体裁,讲述名僧远公的事迹,篇幅相当长。去年我和我的博士生读这一篇,一个学期只读了一半。 它是一部非常生动、非常成熟的话本,一部比《错斩崔宁》《碾玉观音》更成熟的话本。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它确实促成了中国文学一种新的因素,一种新的讲唱文学体裁的出现,它为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做了铺垫。

第三点,佛教传入之后,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题材。

这些题材更多地注入到通俗文学里面。 当然,中国文人也爱用些佛教典故,说点佛教语言等等,但是在中国通俗文学里它的听众非常多。 我们翻一翻、读一读过去通俗的文学作品,佛教的影响无所不在。

我们就说一些妇孺皆知的题材吧。 比如唐僧取经的题材,《西游记》是中国小说名著,而唐僧取经故事在唐代就有它的苗子,大概到了五代,孙悟空的形象就已经出现了。 在敦煌莫高窟附近的千佛洞里有一组壁画,画的就是唐僧取经故事,其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个猴头人身的形象。 当然后来关于孙悟空也有各种讨论,有人说它是中国猴子,是从无支祁那儿来的,也有说它是印度猴子,其实它是个什么猴呢?杂交猴! 中印文化的因子它都有。 再比如说目连的故事,也是尽人皆知。 目连故事的来源是《佛说盂兰盆经》,这个经很短,只有几百个字。 目连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里面写到目连救母的故事,它的题旨并不是说孝子,它到中国来之后,中国就用孝道来解释它。 所以在唐代,我们看好多篇敦煌变文里面有目连救母故事,像《大目乾连冥间救母》故事就是艺术性很高的作品。 后来明代的目连戏有一百出,是要连续演一百天的。 现在每到七月十五日,在成都街头你就会看到人们点香啊烧纸啊,等等,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中国。 再比如说济公活佛故事,也是尽人皆知,我看街头的小孩都装起济公的样子,嘴里唱着电视剧的主题歌。 济公其实是南宋时候的一个和尚。 我读《大藏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读禅宗语录,有一篇《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其实它根本不是什么禅宗语录,就是一个话本,一个写济公活佛原型的话本,不知道为什么它打着禅宗语录的招牌,后来就演变成这样一个济公故事,流行人间。 前几年我在台湾还看到,乡村里人们抬着济公像游行,好像是他们的一种宗教活动。

其实还有很多佛教题材进入到中国文学特别是通俗文学里面,这种影响已经无法把它分离出来了,甚至我们可以在中国通俗文学的题材里面,发现它和佛教故事有一些神似的地方。 比如说在敦煌留下一个讲经文叫做《双恩记》,它是根据《大方便佛报恩经》里面的一个故事改编,只保存下来卷三、卷七、卷十一。 它演绎《大方便佛报恩经》里善友太子的故事。 如果我们把这篇讲经文对照现存完整的经文,可以看到故事的全貌:印度有一个国王,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善友太子,一个叫恶友太子。 善友太子有善心,他看到人民受到很多苦,生老病死,他要解救人们的苦难,因为他是太子,所以他就拿国王的财富来施舍。 但这不是办法,财富眼看就要施舍完了,大臣们提意见了,于是他召见大臣商量新的办法。 有大臣提出说,你到海里面去找摩尼宝珠(佛教里的宝珠),你只要求得了这个宝珠,你要天上下雨就下雨,要下馅饼就下馅饼,这样老百姓就能过上幸福生活了。 于是他就带领五百个随从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这个宝珠。 他的弟弟恶友太子也参加了,他们在海上遇到各种灾难,最后找到了宝珠,但五百随从全都死了,就剩下他和弟弟恶友两个人。 当他们取到宝珠要回国的时候,恶友就起了恶心,他想父母一贯偏爱哥哥,如果哥哥再拿到了宝珠的话,就更没有自己的地位了。 于是他趁着哥哥睡觉的时候,用竹签把他的眼睛刺瞎,自己拿着宝珠回家请功去了。 善友一觉醒来变成了瞎子,遇到一只牛王用舌头舔他的眼睛,把竹签舔出来了,又遇到一个牧人把他收容在家里。 后来牧人的老婆孩子有意见,他只好出来自己谋生。 牧牛人就给他做了一个筝,他拿着这个乐器走街串巷,一边弹筝,一边云游,得到许多同情。 他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还收留了五百个乞丐,他好像成了丐帮的头了。 后来这个地方的国王雇用了他,让他在花园里弹筝赶鸟雀。 他每天在花园里一边弹筝一边赶鸟雀。 这时候公主出现了,她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结果一看却是个瞎子,但她被音乐打动,所以不顾父母的反对,一定要嫁给这个瞎子、这个穷人。 他们婚后的生活非常美满。 一天善友向公主吐露了自己的秘密,说我本来是某某国王的太子,公主不信,说你别骗我了,你怎么可能是太子? 善友说我对天发誓,如果我说的是真的,让我一只眼睛恢复光明。 果然,他的一只眼睛就恢复光明了。 这个时候他看到眼前的公主非常漂亮,于是他也起了疑心,他想这么漂亮的公主怎么会嫁给一个瞎子呢? 是不是对我有不忠呢? 于是公主说,我绝对没有这回事,我对老天发誓,如果我是忠诚的,让你的另一只眼睛也恢复光明。 果然,奇迹出现了,他的两只眼睛都恢复了光明。 于是夫妻双双把家回。 但这还埋了一个伏笔,就是善友太子小时候,他的父王曾经和相邻的国王指腹为婚,结果就是这个公主,所以他们回去之后父母非常高兴。 当然,恶友的阴谋也暴露了,国王想要严惩他。 善友为弟弟求情,于是弟弟得到了原谅。 这个故事我读它的时候总感觉它和我们中国的小说、弹词有某些神似的地方,比如说他们从小指腹为婚,在弹词里可以看到很多。 比如两个大官的孩子从小指腹为婚,一个公子的父亲是忠臣,忠臣被奸臣陷害,于是他就沦落了。 后来往往就是他到后花园与未婚妻私会,当然女方的父母嫌贫爱富,于是这个小姐就赠送首饰让他进京赶考,最后高中状元,奉旨成婚,成为大团圆的结局。 我觉得这之间有某种神似的地方。 后来我听说兰州的甘肃歌舞剧团想把这个故事编成舞剧,我想一定很能投合中国老百姓的口味,因为故事里面所表现的心理和中国老百姓的心理非常吻合,这可以说是神似了。

中国小说里面的一些情节,实际上就是从印度佛教故事借鉴来的。 《唐宋传奇选》(整理者按:该书由张友鹤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里面有一篇叫《却要》,这是从皇甫枚的《三水小牍》里选出来的。 故事说的是,湖南观察使李庾有个女奴叫却要,既漂亮又能干。 李庾有四个公子就安了坏心了,他们打却要的主意。 却要当然心知肚明,后来想了个办法来收拾他们。 有一次她碰到大公子来骚扰她,于是她就说你别那么猴急,今天晚上你抱着被子到我房间大厅的东南角等我;然后又遇到了二公子,说你到西南角等我;三公子就是东北角,四公子就是西北角。 到了晚上,这四个公子在黑暗的大厅里面左等右等,等不来,突然大门打开,灯火通明,却要带着一仆人拿着灯火,说是来检查安全防火的。 然后一看这四个公子,东南西北各有一个,四兄弟这时候“喜相逢”,于是抱头掩面,鼠窜而逃。 从此再也不敢起坏心了。 这个故事你看它完全像是个中国故事,有名有姓。 湖南观察使李庾家发生的故事,其实能找到它的根源。 和玄奘差不多同时的义净,他也到过印度,翻译过很多佛教律藏的书。 其中有一部叫《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写的是尼姑应该遵守的戒律。 律藏里面有很多故事,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印度有一位大富长者,是个有钱人,他的老婆非常漂亮。 村里有五个少年就没安好心了,不断地去骚扰,这个长者妻就采取了这样的措施:碰到第一个少年,她说今晚上你就到多根树(多根树就是大榕树)的东边等我;碰到第二个少年,就说你到西边;然后南边、北边。 还有一个呢,她就说你到树的中间等我。那五个恶少左等右等,一直等到东方现出了鱼肚子,又冷又饿,受不了啦,每个恶少写诗一首,总共五首诗。 最后多根树的树神听了这五首诗后,也写了一首诗来挖苦这五位恶少。 等天色大明的时候,这五个恶少面面相觑,也觉得很没趣,灰溜溜走了,从此就不敢再来骚扰了。 (整理者按:此故事见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卷二《不净行学处之余》,《大正藏》第23册,第916页中-第 917页上。)我们把这两个故事一比较,就知道所谓却要的故事,其实是从这个佛教故事移植来的。 《却要》的作者皇甫枚是晚唐人,我说的这个义净他是初唐人,所以说皇甫枚是从佛经那儿看到这个故事,然后把它加以改造,把它中国化,变成湖南观察使李庾家的事情,其实是他编的。 但我们不知道这个窍门的话,就会认为它是一个真的故事。 我们读唐传奇都要有这个心眼,它的故事最后往往都会说某某人怎么样,你不要全信,它有时是打马虎的。

这个事情并不就这样完了,我们读《红楼梦》第七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她怎么收拾那个贾瑞的?是不是就这个手段啊? 在这之前,《三笑》里面秋香收拾华氏兄弟也就是这个方法。 所以说《红楼梦》的这个情节它是有来历的,它到底是从《三笑》来还是从《却要》来,还是从哪儿来,我们不知道,就算它从《却要》来,根子还是印度佛经的故事。 这类故事我读《大藏经》的时候收集了不少,但是有一次搬家的时候就全都没了。 我也没有精力再去收集,但就给我留下了这么个印象:在中国的小说里面,它有很多情节是移植或借鉴了佛教故事的。

第四点,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它影响到中国文学的思想,特别是通俗文学的思想。

佛教的思想是很复杂的,它有各个层面,在最高的层面上它是一种哲学,在最低的层面上它就是一种迷信。 中国文学也有高低雅俗之分,对文人来说它的影响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所谓通俗文学作品,就是佛教思想的下面一个层次了。 这里面像因果报应思想、生死轮回思想、天堂地狱思想,这些在中国通俗小说里是司空见惯,甚至有些中国小说要表达的就是这种思想。 它已经成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常态了。正是通过这些通俗作品,佛教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普通老百姓,塑造了中国民众的心理和精神面貌,甚至连自己都浑然不知。 我们过去说儒家的影响如何如何,但老百姓不识字啊,那怎么办呢? 他接受的影响就是靠这些通俗作品。 我小时候在街坊上听到和我同辈的孩子淘气了,他家里的大人就出来收拾他一顿,骂他“你这个短命鬼呀”“你这个讨债鬼呀”,什么“你还不去死呀”“冤家呀”,等等,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就该挨这种骂,中国人就该这样骂。 后来我读了佛经之后才知道,这不是中国人固有的骂,这是佛教的影响,这是与佛教有关的骂法。 为什么要骂“冤家”,还是“前世的冤家”? 佛经里面说,人和人的关系是各种因缘,有一种是讨债鬼,有一种是放债鬼。 比如说如果儿子不争气,把父亲的钱挥霍完了,那么你们就是讨债的关系,因为上辈子父亲欠了你的钱,这辈子你就该挥霍他的钱,他也把钱还给你了。 有时候有这样一种关系,儿子变成了成功人士,发了财,让父母来享受,那前一辈子就反过来了,前一辈子你欠了他的,你该还他。 还他不光有金钱哪,有时候是要还命的。 佛经里面写到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富人,有大老婆有二老婆,大老婆没生育,二老婆生了个胖小子。 大老婆表面上高兴,心里面肯定是很嫉妒的,于是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就拿一根钢针从脑门芯插下去,这个孩子又哭又闹,谁也不知道原因,七天后就死了。 小老婆非常悲伤,最后悲痛而死。 隔了一年这个大老婆好像时来运转,她也生了个女儿,非常漂亮,高兴没两天,女儿就死了,于是她很痛苦。 过了一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长到七八岁又死了。最后又生了个女儿,长到十五六岁,貌如鲜花,快要出嫁了,却又死了。 大老婆痛不欲生,这个时候佛就给她点明了,说你生的这些女儿就是小老婆,你害死了她的孩子,也害死了她,她就投胎来报复你,她向你讨债,讨这个命债。 大老婆知道这个道理后,她的心理才得到了平衡。 (整理者按:此故事见比丘道略集、姚秦鸠摩罗什译《众经撰杂譬喻》卷下“三七”條,《大正藏》第4册,第540页上—第541页上。)我由此想到那些父母骂的“短命鬼”呀、“讨债鬼”呀、“冤家”呀,等等,其实是从佛教的观念来的。 当然,这些不识字的村民并不知道自己的思想是从哪儿来的。 比如说我们读《阿Q正传》,阿Q最后押赴刑场,路上他就喊了一句豪言壮语,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就是佛教的轮回思想,来世的思想。但是阿Q肯定不是佛教信徒,不然他也不会到小尼姑的脸上去摸一把。 他的思想从哪儿来的呢? 就是从通俗文学作品里来的。 他能够引经据典的就是“我手持钢鞭将你打”,这个是戏文。 通俗小说里常有“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话,这些东西影响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思想。 所以我们在四川大学成立了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就是要研究这些。 实际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佛经故事以通俗文学为媒介,深刻影响了中国老百姓的思想。

第五点,佛教的传入,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

前面我说到佛教传入后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影响,这些影响中,前期向后期的转变,我说了语言、体裁、题材和思想等几个方面,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是皮毛之见。 中国文学要实现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佛教还应该在更深的层次上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它影响到中国人对文学的观念。 我曾经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全部《大藏经》读了一遍,有很多收获,很多感想,很多体会,其中有一个体会,就是我感到从佛经里面体现的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有很大不同。 这个不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人尊重事实,印度人富于幻想。 这就会产生一些具体的结果。 对中国人来说,就产生了大量的历史著作,中国的历史学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第一吧。 你看从孔子开始,孔子本身就是历史学家,他也受到史官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文化是多元的文化,我现在说的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说的是在黄河流域产生的文化,如果你到南方,它又会有不同的面貌。 从中原产生的中国文化,它最早是被史官掌握的,孔子的思想也是从那儿来的。)孔子作《春秋》,《春秋》就是历史书。 从《春秋》开始,两千多年来,每一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清清楚楚。 中国历史有所谓的正史、野史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官修、私人修,等等。 每一个朝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前朝修史,一般由宰相来领衔,能够参加修史是无尚的光荣。 有些人没有机会参加,所以私人也要修史。 在修史过程中有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就是有些人为了坚持历史的真实,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中国重视历史,历史有很高的地位,史学是世界最发达的。 反过来再看印度,印度没有历史,我当然不是说它没有历史事件的发生,而是说它没有历史学。 十年前我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做研究的时候,有位教授派了一名博士生来照料我,他是个印度人,他做的论文就是宋代以后的中印关系,他跟我说印度没有历史。 这个话其实不是他说的,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就说印度社会没有自己的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 如果说印度没有历史的话,它有什么东西呢? 它有非常多的神话、传说。 按理说有神话传说也该有历史,因为中国的历史如三皇五帝其实就是神话传说,由神话传说里面提炼出中国的历史。 但是印度的这些神话传说提炼不出它的历史来,为什么呢? 因为它缺少一个时间的坐标。 因为历史就是很多事件,这些事件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时间顺序,它就没有意义了。 印度有非常丰富的神话传说,这一点是它的强项,却是中国的弱项。 我们中国在历史方面超过它,要说神话传说,它超过我们。 我说的是从黄河流域产生的神话,因为孔子就“不语怪力乱神”。 不只是比起印度神话,就是比起伊斯兰文化,如《一千零一夜》那些,还有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我们还是有薄弱的地方。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其实我们不妨打个比方,在人类的童年时期,我们中华民族就像幼儿园里的乖学生,很听话、很努力,但有些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整天在那幻想。 印度的民族性格从童年时代就是这样的,这当然会影响到两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了。

现在印度有自己的教科书,肯定会讲述自己的历史,他们是怎么构筑自己国家的历史呢? 中国人帮了忙。 前面我说到唐僧取经故事,玄奘到印度去了十九年,回来后写了《大唐西域记》(整理者按:该书由玄奘口述,弟子辩机记录),记载了他所看到、经过的印度很多个国家,每一个国家他都会写到这个国家的地理、疆域、国情、人口、寺庙、物产、神话,以及有关佛教流传的故事,它的古迹、信仰、语言,等等。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它也是非常科学的,它记载了那个时候印度的非常真实的历史。 在这之前,东晋有一个叫法显的中国和尚到了印度,他写了一部《佛国记》,记载当时的情况。 像我前面说到的那个却要的故事源自佛教律藏,翻译的人叫做义净,跟玄奘差不多同时,他也到印度去了好几年,回国后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写到印度的情况。 当然,西方也有些人到印度去,有零星的记载,实际上从中国到印度去回来的人写的著作还有一些,有些失传了。 这些著作提供了印度人编写他们历史的一个线索,成为他们撰写历史的重要参照。 我们说到中印文化交流,说到佛教传入的时候,总是说我们接受了印度文化,其实文化交流是相互的,中国对印度也是有回报的。 我刚才说的就是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的回报,这种回报是以中国文化的强项来补充印度文化的缺陷。

不光是中国僧人到印度回来之后留下了著作,其实印度僧人到中国的更多。 他们把佛教带到了中国,这些人里面多是佛教的高僧大德,对弘扬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印度高僧到中国之后没有留下任何著作? 甚至连片言只语都没有,从来没有! 比如说达摩,他有些著作,其实都是中国人写的,并不是他自己的。 印度人到中国来,那么多高僧,都有很高的修养,对文化传播作出巨大贡献,他们没有留下片言只语。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不但是中国僧人,那些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汉文化圈的那些僧人,比如说在唐代,有个新罗(现在的朝鲜)僧人叫做慧超的,他从长安出发到印度去,回来后写了一部书叫《往五天竺国传》,写他到印度的所见所闻。 当时还有大量的僧人从日本到中国来,他们到中国留学之后撰写了很多著作,比如说圆仁,他就写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用游记体写的著作,是用汉文写作的。 我们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时候,一定会注意到《文镜秘府论》,那也是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到中国后用汉文写的著作。 还有很多日本僧人到中国来,写了很多著作。 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 中国僧人到印度去写了这么多著作,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朝鲜人到中国来也写了这么多著作,而印度人是宗教的天才,把佛教传入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影响,他们却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的基因。 中国文化就有这种基因,重视历史的基因。玄奘当然是天才,他写了《大唐西域记》这样一部现在看来也很科学的伟大著作,但这不仅仅是他的天才,其实是中国文化使他这样的。

那些印度僧人,虽然他们也是天才,但他们的文化里面没有撰写著作的基因。 他们文化发达的部分是幻想,它的幻想是超出了中国文化的,其实这一点中国古人早就看到了。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中国古人的一些论述,不由得确实非常佩服他们,他们有时候比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看得还清楚。 在《后汉书·西域传论》里,如此评价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 “谈天”是怎么回事呢? 《史记》里面提到邹衍,他提出大九州的说法。 《尚书》里说天下世界就是九州,当时认为世界的范围就是这么大,和现在的中国版图也差不多。 邹衍提出个新的说法,他说不止有九州这么大,有九个九州这么大,在九州外面是海,海里面共有九个九州,是大九州,他说这是世界的范围。 他居然会想到有九个九州! 这就成为中国人想象的极限了。 作为比较的“庄周蜗角之论”,是说《庄子》里面记载了一个事,蜗牛有两个触角,触角上有两个国家,一个叫蛮一个叫触,这两个国家发生战争,血流成河。 这就令中国人惊叹不已啊,说他的想象力这么丰富,居然从蜗牛角上想出了两个国家,而且这两个国家还要发生战斗。 《后汉书》提出这两个例子,实际上就代表了中国人想象的极限了,比较之后它的结论是什么呢? “尚不足以概其万一”,就是说和佛教的想象力相比抵不到万一。 那么佛教的想象力如何呢? 大家都知道有句话叫“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佛教对世界的看法。 佛教认为以须弥山为中心,一个太阳一个月亮所照耀的天下是一个小千世界,我们所生活的只是它四大洲的一洲,叫南赡部洲。 这样的小千世界在大海环绕下有多少呢? 有一千个。 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了一个中千世界,中千世界有多少个呢? 一千个中千世界在大海围绕下形成了一个大千世界。 一大千世界有小、中、大三种“千世界”,故称三千大千世界。 这完了没有? 没完呢。 它说这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呢? 恒河沙的个数。 你去数恒河里面的沙子有多少个吧。 这还没完呢,又有无数阿僧祇恒河沙界,这个数字无法想象。它还取了个比喻,它说就拿这个恒河沙的三千大千世界变成一堆墨,然后把它磨了,有一个飞行器(肯定比火箭厉害)在穿行,每过一个恒河大千世界,它就用这个墨点一点,这个点有多大呢? 有微尘大,又经过一个恒河大千世界,又点一点,最后把这所有的墨全部点完,这个是无法想象的。 这说的是空间。说到时间,它把三千大千世界换成了劫,一劫是世界成坏一次,现在说来就是我们的宇宙从大爆炸开始到最后坍塌,这就是一个劫。 世界有无数个这样的劫,这是它的时间的概念。 上面说的这个是宏观的,至于微观,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微尘。 微尘是不可破、不可分的,然而实有。 这是什么意思呢? 《庄子》里有句话说“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它永远可以分下去,越分越小。 我不知道哲学上有没有这样的理论,物质是无限可分,但即使有这个,佛教里面所说的微尘比它还要小,为什么呢? 它说小到不可破,分到这就不能再分了,那么小,然而实有,它又不是无,这是它的微尘的概念。

佛教的想象是这样的漫无边际,这只是它对宇宙的想象,它还有各种各样的想象,鬼神的想象、天堂地狱的想象,等等,佛教中地狱的残酷我觉得正常人是无法想象出来的。 还有神通变化的想象。 这就是它的幻想,这就是它的特点。 中国人不行,想不到那去。 我们读魏晋南北朝文学,开始有志怪小说出现了,这时候想象已经很丰富了,如干宝《搜神记》的想象很丰富,其实这样讲可能对干宝是一种误会。 干宝是个历史学家,他最重要的著作是《晋纪》,这本书虽然失传了,但《文选》里面还保存了《〈晋纪〉总论》。 《世说新语》里说,干宝曾对刘真常说到自己的《搜神记》,刘真常有一句评语,说“卿可谓鬼之董狐”,董狐是谁? 是历史学家。 你可谓“鬼之董狐”,实际上还是说你是个历史学家,你是给鬼写历史的。那么干宝自己怎么说呢? 《搜神记》自序里面提到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说他父亲的小老婆死了,埋了,过了几十年,把墓打开后,那个小老婆又活了。 这个事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藏了点食物在里面,反正他就依照这种无法解释的事情写了《搜神记》,目的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就是说为了证明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是真实的。 所以他还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记载他认为是真实的鬼鬼怪怪的事情。 我们看《晋书》《宋书》的《五行志》等,会说到许多奇奇怪怪的事,这些奇奇怪怪的事为什么会记载在官方的正史里面? 那就是当时的人们认为它是真实的。 所以说干宝的心态还是一个历史家的心态。当然以后也会看到有丰富想象的东西,像吴均《续奇谐记》里的《阳羡鹅笼》故事,从人嘴里吐人,人又从嘴里吐人,但鲁迅已经指出它是从《旧杂譬喻经》里出来的。 你看它有丰富的想象力,它是从佛经里来的。

但是这种情况是变化的,我们读到唐传奇,看到它虚构的部分就多了。 中国前期的文学基本是一种写实的文学,到了唐传奇的时候,开始向虚构发展,虚构的过程里面,前面我说的却要故事就是从佛经里来的。 佛教在中国大量流行以后,它的这种富于幻想的思维已经从唐传奇里有所体现了。

我觉得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还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中国人尚“简”,印度人尚“繁”。 简和繁是一对矛盾,我读了全部佛经后觉得它太“繁”了。 我们说孔子也好,释迦牟尼也好,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名人,他们曾经影响到历史上最多的人口,一直到现在,仍是如此。 他们通过什么来影响? 通过自己的著作,通过自己的思想。 孔子的思想集中表现在《论语》里,《论语》只有一万二千多字,比不上同学们的一篇论文啊。 释迦牟尼通过什么来影响世界? 通过佛经。 佛经有多少呢? 在唐代就有译经五千卷,还有很多没翻译的、失传的,翻译后失传的。 现在佛经不光有汉文《大藏经》,还有藏文的、巴利文的,很多很多。 这些都是他的学生们记录下来的。 《论语》和《大藏经》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但它们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从孔子开始就是尚简的,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的特点他用三个字就概括了。 他的“春秋笔法”就是不明确说出来,语言非常简练。 如果哪位同学的文章被老师批一句“一字千金”或者是“惜墨如金”,他一定会非常高兴,这就是最高的境界啊。 老师给你们讲诗文,就会说文章写得怎么精练,这是很高的夸奖。 一直到了清代,桐城派古文还在说怎么“简古”,这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

这一点我确实佩服古人,其实中国古人早就看到了。 三国时有个牟子,写了一篇论文叫《理惑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佛教论文。 虽然周一良先生认为它里面加入了晋代人的思想(整理者按:指周一良《牟子〈理惑论〉时代考》,《燕京学报》第三十六期,1949年),但那也是很早的。 “惑”是指对佛教的疑惑,他是为解决人们对佛教的疑惑才写这篇文章的,里面提到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种种疑惑,有一个疑惑就是:“圣人制七经之本,不过三万言,众事备焉。”圣人就是孔子,七经就是儒家的经书,所有道理它都说完了。 然后他就来批评佛教:“今佛经卷以万计,言以亿数,非一人力所能堪也。”一个人不可能写下这么多啊,让释迦牟尼身上长满了嘴也说不了这么多呀。 最后他下了结论,说“仆以为烦而不要矣”,认为这是过分的繁杂,得不到要领。

实际上他已经看到了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繁简的区别。 读佛经,你会看到印度人确实是非常“繁”,它写这个佛的形象,那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佛的形象它给归纳出三十二种不同面貌,比如说他的牙齿比我们多几颗,他的脚底是平的,还有骇人听闻的地方,比如他的舌头伸出来能够舔到自己的头发,把脸盖了,他的眉毛有根白毛能够放光,照遍世界。 这样它说了三十二种形象,有些和中国圣人的形象是相似的,比如说他耳朵很长,能够垂肩,双手过膝,这是中外相通的地方。 除此之外,又归纳出八十种好,八十种与众不同的美好的地方,加起来就是一百多种。 一百多种它都要仔细描写的。 刚才我说他有根白眉毛,在《佛说观佛三昧海经》里,用两卷的篇幅描写这根毛,你说它繁不繁? 它里面很多故事叠床架屋,翻来覆去地说。 它写释迦牟尼在山中修行,苦行六年,要成佛了,魔王感到了恐慌,就来破坏。 他开头派了魔君来威胁他,失败了。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派了魔女来引诱他,这个魔女引诱他的时候就作出了种种媚态,这个媚态一共有三十六种,每一种媚态是怎么做的,都把它写出来,这个中国人办不到啊。 中国人会怎么说呢,说她是“千姿百态”“千娇百媚”,什么“风情万种”,表面上看起来你超过它了,你是百千万呀,但是叫你说说什么是“风情万种”,你给我列哪一万种,一下子就没词了,说不出来啊,中国人是概括的。 所以你去看佛经,在理论上它也是非常繁复。 有一种学问叫因明学,那是最繁琐的一种东西。 归根到底,一个简,一个繁,简和繁到底是谁更好,谁更不好呢? 谁更高明呢? 我想这是说两个文化各有特点,难说谁好谁不好。 你说简,精练固然好,但是如果你简到最后干瘪,那就不好了;你说繁,当然是罗嗦啊,但是如果繁到好处,它就是详尽。 所以说这是两种文化的特点,不是高低之分。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中国文学从前期向后期发展,它需要在内容上更加丰富。 中国文学的前期和后期是不同的,老师给你们讲诗文的时候,他会说怎么精练,后来讲到小说的时候,他换了一套话来说,他不再说怎样精练,他会跟你说这个人物的形象怎么生动,情节如何曲折,细节描写怎么真实,他会换一套话来跟你说。 中国文学前期和后期的特点是不一样的,从前期向后期发展,它就需要对人物的描写、情节的安排要更加有血有肉,要有更多的话来说,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 你看中国的古文,最早它是非常精练的。 但是到了唐代,你再看文人的传奇小说,它就有生动的人物形象了,它就有曲折动人的情节了,有时候这个人物会有画龙点睛的地方。 假如我们再去看民间流行的那些通俗文学作品,它的描写是非常详尽的。 刚才我说了一部《维摩诘经》,它能够演义成四十回来讲唱;前面我说的《庐山远公话》,我和学生读了一个学期还没读完;你看那个《捉季布变文》,它是一个诗体小说,波澜起伏,一环紧扣一环,一个高潮过了又有一个高潮,它完全符合现代小说的理论,而且是很完美的表现。

话说到这,我觉得中国文学从前期向后期的转变里面,除了语言、题材、情节之外(那是表面的东西),它还需要从思想观念上有一种转变。 佛教的传入就促成了这种转变,它使得中国文学有了一个借鉴,它像一个催化剂,促成了中国文学从传统诗文向戏曲小说,由雅向俗,由实到虚,由尚简到尚繁的转变。 说到底,中国文学从前期向后期的转变,根源还是在中国社会,在中国文学本身,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促成的。 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佛教的传入和传播起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加快了这个日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后来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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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I207.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4-0001-10

作者简介: 项楚(1940—2025),男,浙江永嘉人,四川大学杰出教授。 主要从事敦煌学、佛教语言文学、中国俗文学与俗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