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传承与文明互鉴:古代世界共同体建构专题
主持人语: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本期栏目为古代世界共同体建构研究专题。“共同体”(Community)一词是一个社会学的术语,用以形容人类群体生活中的某种类型。按照德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共同体与社会》中的定义,“共同体”是与“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共同体”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的人群组合;“社会”则是通过权力、法律、制度的观念组织起来的人群组合。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宗教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都是共同体的基本形式。近些年来,“共同体”也被学者们频繁用于研究古代世界的历史和文化现象。本期专题组织了三篇论文,从不同层面探讨古代世界的共同体尤其是政治共同体的建构问题。李永斌教授的文章强调,克里斯提尼重新划分三一区,用政治地理空间来改造地缘和血缘纽带,将原本对立斗争的城邦派别混合重组为一个有序的政治共同体;康凯教授的文章主要关注中世纪早期的东哥特王国统治者如何在与本土罗马人相处的同时,建构了一个多族群的政治共同体;周旭东博士的文章则对“核心传统”与古代晚期东哥特族群形成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辨析。当然,古代世界共同体建构研究,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和观点值得进一步讨论与商榷,我们的文章只是抛砖引玉,以求教方家。(李永斌)
摘 要: 公元前508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是雅典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次影响深远的标志性事件。克里斯提尼重新划分三一区,基于新的政治地理单元来重组雅典城邦政治共同体,这是他最重要的创举和独特的贡献。在以德莫组成三一区并进一步组成部落的过程中,克里斯提尼用政治地理空间来改造地缘和血缘纽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阿提卡所属各个地区传统家族和宗教的势力。最终,“以拆分实现统一”,通过将拆分而得的三十个三一区组合成新的十个部落,将原本对立斗争的城邦派别混合重组为一个有序的政治共同体。
关键词: 克里斯提尼改革;三一区;城邦;政治共同体
克里斯提尼(
,约前570年—?)是古代雅典著名的政治家,他于公元前508年实行的一系列改革,① 学界传统上认为,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一系列措施(除了陶片放逐法),基本上都是克里斯提尼一个人主导的。但是德福林(Bob Develin)和基尔默(Martin Kilmer)提出另外一种假说,认为我们所称的“克里斯提尼改革”,实际上可能是不同的政治家在较长时期内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见Bob Develin and Martin Kilmer,“What Cleisthenes Did,”Historia,Bd.46,H.1,1997,pp.3-18.因为没有公元前6 世纪末的直接证据,所以德福林和基尔默的论证基本上是纯理论上的。本文仍使用“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传统说法。是雅典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次影响深远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研究和讨论的重要议题。
在克里斯提尼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一个学术界长期不太重视的问题,那就是重新划分三一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学术界长期认为三一区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体系中的具体作用有限。德莫是公民登记的单位和公民身份的依据和基础,是最基层的国家行政组织和公民集体单位。部落则是五百人议事会和十将军等政府核心机关的基础和依据,是国家管理体系中最重要的顶层设计。三一区只是连接德莫和部落的一个纽带,甚至都不承担具体的行政管理职能。另一方面是古代史料对三一区改革记载较少。有关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古代文字史料,主要出自希罗多德②Herodotus,5.66,5.69,5.78.本文所引一般古典史料,皆引自洛布古典丛书,按照惯例仅标注章节号。对于需要详细辨析的古典史料,则会给出相应的具体版本信息。和《雅典政制》③ 关于《雅典政制》(
)的作者、手稿、抄本、史料价值等问题及相关争议,详见下文所引罗德斯(P.J.Rhodes)的注疏。笔者认为,《雅典政制》的作者肯定与亚里士多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难以确定是否他自己写的,因此本文直接以《雅典政制》称之,而不称之为亚里士多德的记载。,但是希罗多德的重点在于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动机和影响,对于改革的具体过程着墨甚少,对于三一区则完全没有提及。传世的铭文也是一样,作为克里斯提尼改革体系中最小行政单位的德莫,基本上都有相应的铭文发现,但是与三一区相关的铭文资料却相对少得多。④C.W.J.Eliot,Coastal Demes of Attika:A Study of the Policy Kleisthenes,Toronto:Universtiy of Toronto Press,1962,pp.147-158.
笔者认为,三一区的重新划分和组合看似不那么重要,也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实际上却是最具革新意义的创举,这也是克里斯提尼最独特的贡献。因为每个德莫基本上还是由此前的自然村庄发展起来的,可规划的空间有限,重建十个部落则只是一个大的原则,真正能够大规模调整的政治地理单元只能是三一区。三一区的重新划分不仅为政治家施展政治智慧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也真正改变了阿提卡地区的政治势力版图。
20 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对克里斯提尼的三一区改革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不过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是贵族家族势力之间的斗争,以及克里斯提尼为了消解传统贵族家族势力所采取的措施。⑤ 代表性作品有C.W.J.Eliot,Coastal Demesof Attika:AStudy ofthe Policy Kleisthenes;D.M.Lewis,“Cleisthenes and Attica,”Historia,Bd.12,H.1,1963,pp.22-40 等。也有学者关注作为传统贵族阿尔克迈翁家族成员的克里斯提尼是如何通过三一区改革扩大本家族势力的问题。⑥G.R.Stanton,“The Tribal Reform of Cleisthenes the Alkmaionid,”Chiron:Mitteilungen der Kommission für alte Geschichte und Epigraphik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Vol.14,1984,pp.1-41.
21 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引入一个古老的概念“政治共同体”⑦ “政治共同体”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城邦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见Aristotle,Politics,1251a.1-7.关于政治共同体在古代希腊社会的演进过程,见Sviatoslav Dmitriev,The Birth of the Athenian Community:From Solon to Cleisthen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8.来重新解释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整体影响。格雷格·安德森(Greg Anderson)提出,克里斯提尼改革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政治共同体的创建。⑧G.Anderson,The Athenian Experiment:Building 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 in Ancient Attica,508-490 B.C.,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p.44.张新刚认为,克里斯提尼所创生的政治共同体,把原来游离在贵族间权力斗争之外的城邦中更大多数的人纳入到城邦政治秩序之中,公民们可以有更加常规性的或者同质化的秩序安顿,在这个秩序中拥有并享受自己相应的位置。① 见张新刚:《友爱共同体:古希腊政治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23-59 页,尤见第58-59 页。
这两类研究分别关注了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两个关键问题,即改革的动机和改革的影响。详细研究三一区的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动机,研究城邦政治共同体的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影响。但是前者过于强调拆分和消解,过于强调克里斯提尼及其家族的利益问题,后者过于强调城邦政治共同体的团结和统一。本文从克里斯提尼的整体制度设计的角度来考察他的三一区改革,将改革的动机和影响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将克里斯提尼三一区改革的动机概括为“以拆分实现统一”,从重组城邦政治共同体的角度来考察和阐述三一区改革的重要意义。
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基本措施是建立“德莫—三一区—部落”这个复杂的政治体系。《雅典政制》有如下记载:
他首先把全部居民划分为十个部落,取代(原来的)四个部落。……他将全部德莫分为三十组,十组在城市地区、十组在沿海地区、十组在内陆地区。他称这些组为三一区,通过抽签将其中的三个划入一个部落;通过这种方式,每个部落在这三个地区都各占一份。② Aristotles,Athenaion Politeia,21.3-4.本文所引《雅典政制》希腊文原文来自《托伊布纳的希腊罗马作家文库》(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见Aristotles,Athenaion Politeia,ed.M.Chambers,Lipsiae:Teubner,1994,并参阅了罗兹的注疏本,见P.J.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希腊文由笔者翻译为中文,同时参阅了日知、力野译本和冯金朋译本,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冯金朋译,吉林出版集团2012 年版。
关于《雅典政制》作为分析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基本史料的有效性,笔者认为,虽然《雅典政制》本身篇幅不长,但是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及其他作品所提及的情况来看,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弟子们用了很长时间来考察希腊各个城邦的政治制度,不仅有很多历史考察和实地考察,也可能参考了很多现在已经失传但在当时仍然能够看到的克里斯提尼同时代或者其后不久的一些古代记载。因此,在史料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依靠《雅典政制》作为基本文献,并结合其他古代文献和现代考古资料来详细研究克里斯提尼改革。③ 关于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期的考古资料,基本上是一些界碑石之类的实物史料,几乎没有相关的铭文材料,这也是研究克里斯提尼改革需要主要依靠文献材料的原因。
“三一区”作为一种地方组织单位,在阿提卡地区很早就存在了。《雅典政制》记载,在梭伦改革以前“有四个部落,并有四个部落王。每一部落分为三个三一区和十二个造船区”。④Aristotles,Athenaion Politeia,8.3.《帕特摩斯的德莫斯提尼词类汇编》所录《雅典政制》残篇5 也有相关记载。《雅典政制》随后进一步论述了造船区以及相应的行政职位造船区长的相关情况,却没有详细说明三一区的相关情况,也未说明十二个三一区与四十八个造船区在地理位置和管理职能上是什么关系。因此,关于克里斯提尼之前的三一区的情况,我们确实知之甚少,仅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推测性的研究。安德鲁斯(Andrewes)援引莱德(Ledl)的观点认为,克里斯提尼之前的三一区可能是出于军事目的,为了轮流提供军队而将每个部落划分成三部分。⑤ A.Andrewes,“The Growth of Ancient Athenian State,”in John Boardman and N.G.L.Hammond,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3,Part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366-367.帕帕扎卡达斯(Papazarkadas)依据一则铭文对前克里斯提尼时期的三一区的情况进行了推测。他认为,此前的三一区可能并不是一种行政区划,而是在城邦框架内为了组织宗教活动而组成的一种单位。将每个部落分成三个三一区,可能主要是方便轮流筹集资金举行宗教祭仪或庆典。⑥Nikolaos Papazarkadas,“IG II2 2490,the Epakreis and the Pre-Cleisthenic Trittyes,”The Classical Quarterly,New Series,Vol.57,No.1,May 2007,pp.22-32.
克里斯提尼的三一区改革,虽然沿用了此前的“三一区”这个称谓,但是在具体形式和作用方面则有很大区别。第一,克里斯提尼的三一区的地域基础,并不是此前的四个传统部落。克里斯提尼之前,是先有部落,在部落范围内划分三一区。克里斯提尼则是先划分三一区,再由不同的三一区组合成部落。此前的每个部落在地理范围上是连续的整体,克里斯提尼的部落则是每个都由不同区域的三一区组成,同一部落在地理范围上是分散的。第二,新的三一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时期最终成型的三个区域性派系有一定的重合度,但并没有完全沿用这种划分,而是在很多地方进行了重新划分。据希罗多德和《雅典政制》记载,公元前6世纪60年代,庇西特拉图组建了一个“山地派”(Hyperakrioi),以对抗由布太家族(Boutadai)的莱库古(Lycurgus)领导的“平原派”(Pedion)和由阿尔克迈翁家族(Alkmeonid)的麦伽克莱斯(Megakles,克里斯提尼之父)领导的“海岸派”(Paralia)。各党派的名字是由他们的土地所在的地区而来的。①Herodotus,1.59;Aristotles,Athenaion Politeia,13.4-5.克里斯提尼意识到,既然当初形成了这三个区域,便表明在阿提卡内部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互相冲突。克里斯提尼将整个阿提卡重新划分成三个区域,却并不与原先的地区重合。当然,重合与否并不是关键,更关键的是混合,每个部落都是由三个区域中的十个三一区之一混合而成。
新划分的三个区域分别是城区、海岸区和内陆区。城区主要是雅典城,但是也延伸到城墙外,包括雅典城西北的埃伽莱奥斯山到城东边的叙麦图斯山之间的地区,还包括两座山脉中间区域的南部海岸线。法勒隆(Phaleron)和比雷埃夫斯(Peiraeus)这两个著名的港口也属于城区。海岸区在阿提卡的东、南、西三个方向的海岸沿线。内陆区包括雅典城以北的平原、叙麦图斯山(Hymettos)以东,以及帕尔尼斯山(Parnis)以西以南的大片地区。② Martin Ostwald,“The Reform of the Athenian State by Cleisthenes,”in John Boardman,N.G.L.Hammond,D.M.Lewis and M.Ostwald,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313.这三个区域,以雅典城为中心,三个新的区域形成了三个大致的同心弧形,最内圈是城区,然后是内陆区,最外圈是海岸区。每一个区域包含有十个三一区,因而整个阿提卡一共被划分成三十个三一区,每个三一区有若干德莫。大部分三一区以其中最大的德莫来命名。构成每个三一区的德莫数量并不一致,最多的有九个德莫,最少的只有一个德莫,只辖一个德莫的三一区一共有五个。③ 详见John S.Traill,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Attica:A Study of the Demes,Trittyes,and Phylai,and Their Representation in the Athenian Council,Princeton: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1975,pp.6-24.
“三一区”在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以不同的三一区组成部落的这种原则和方式。如果仅仅是要确定以地域为基础重建城邦的政治组织体系,那么简单地把整个国家划分为十个地域部落也是可以实现的。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措施和体系要复杂得多。他以出生地德莫作为公民权资格的认定基础,以部落作为五百人议事会和选举十将军的组织基础。但是如果仅仅只有德莫和部落这两个组织体系,仍然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那些可能仍然很有势力的贵族们,还是可以利用传统的家族力量,在五百人议事会中占据优势。布莱登(Donald W.Bradeen)认为,克里斯提尼的三一区改革,主要目的就是重新配置五百人议事会成员的名额。④ 见Donald W.Bradeen,“The Trittyes in Cleisthenes’Reforms,”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Vol.86,1955,pp.22-30.汤普森(W.E.Thompson)等强调,三一区主要是方便为五百人议事会提供轮值主席团。⑤ Wesley E.Thompson,“
,”Historia,Bd.15,H.1,1966,pp.1-10;P.J.Rhodes,“
,”Historia,Bd.20,H.4,1971,pp.385-404.西沃特(Peter Siewert)等则将三一区的设置与军事改革联系起来。⑥Peter Siewert,Die Trittyen Attikas und die Heeresreform des Cleisthenes,Munchen:C.H.Beck’ 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982.相反的观点见G.R.Stanton,“The Tribal Reform of Cleisthenes the Alkmaionid,”pp.3-8.这些学者基本上是将克里斯提尼的三一区改革与某项具体制度联系起来。笔者认为,这些具体联系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更应该从克里斯提尼的整体制度设计的角度来考察他的三一区改革。
关于三一区组合成部落的方式,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埃利奥特认为,《雅典政制》中有一句明显不准确的表述:“通过抽签将其中的三个(三一区)划入一个部落。”①Aristotles,Athenaion Politeia,21.4.他认为,将三十个三一区整合为十个部落,应该是精心设计的,并不是以抽签方式来完成的。他从两个方面深入论证了这一观点。②C.W.J.Eliot,Coastal Demes of Attika,p.142.第一,他接受一个普遍认同的看法,即克里斯提尼在建立新的十个部落时,有一个大的原则,那就是每个部落大概要包括全体公民数量的十分之一。但是,他特别强调“大概”这个词,克里斯提尼确实没有期望创建十个精确平等的部落。第二,通过对三一区的研究,尤其是对海岸三一区的详细研究,埃利奥特认为许多三一区在规模上是不相等的。因此,通过抽签分配规模不相等的三一区来形成规模相等的部落,这种方法几乎是不可行的,很难划分出十个相等的部落。埃利奥特的观点也遭到了其他学者的反驳。特雷尔(John S.Traill)认为,尽管各个三一区的规模有大有小,但是通过抽签将三十个不同的三一区分成人口规模大致相当的十个部落,结果出现一个部落过于庞大而其余的部落又过于弱小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③ 特雷尔得出的可能性是1/100,见John S.Traill,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Attica,p.71.n.31.尽管《雅典政制》并没有明确说明抽签之后是否还有一定的调整,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人为调整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奥斯特瓦尔德(Martin Ostwald)认为,把整合三一区一事交由抽签的公平方式决定,而不是由他自己操控,以免落下谋取个人或政治利益的口实,这对克里斯提尼来说在政治上是更为妥当的。④Martin Ostwald,“The Reform of the Athenian State by Cleisthenes,”p.317.笔者同意特雷尔和奥斯特瓦尔德的观点。第一,在没有明确反证的前提下,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古代作家的记载。第二,以三十个三一区组成十个部落,应该是可以通过抽签形式完成的,这样就在国家组织形式的最高层面体现了制度性的公平。
真正的奥秘其实藏在《雅典政制》没有记载的地方,那就是将德莫组合成三十个三一区的方式。理论上来说,既然把整个阿提卡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又分成十个三一区,那么每个三一区应该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地理单元,构成每个部落的三个三一区应该分属城区、内陆区和海岸区实际所在的地区。但是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克里斯提尼在重新划分和组合政治地理单元时,通过一整套精巧的制度设计,实现了重组城邦政治共同体的目的,这套精巧的制度设计,可以概括为“以政治地理空间改造地缘和血缘纽带”。
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尤其是三一区改革,被认为是以地域纽带取代了此前的血缘纽带。然而,在希腊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恰恰经历了相反的过程,不是从血缘走向地域纽带,而是从地域走向血缘纽带。早在迈锡尼时代,非常复杂的政治组织体系就已经出现,但是至少在目前已经发现的线形文字B文书中,尚未见在社会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血缘纽带关系。荷马时代的社会组织,也更多是以地域为基础组建的,血缘纽带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尽管这时候出现了围绕在部落首领巴塞勒斯身边的“伙伴”(hetairos),但是这些“伙伴”未必与部落首领有血缘关系,他们对社会组织体系的影响力也有限。直到公元前8世纪,随着希腊社会从所谓的“黑暗时代”恢复过来,希腊各地区才建立起了一个个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社会组织,这些血缘纽带往往是以传说中的英雄先祖为起点和中心。⑤J.Hall,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Oxford:Wiley and Blackwell,2014,pp.130-132.在雅典,这个英雄先祖就是忒修斯。《雅典政制》残篇5 记载,忒修斯将阿提卡的行政区域划分为四个部落、十二个三一区或胞族、三百六十个氏族,⑥Aristotles,Athenaion Politeia,Fr.5.所有的古代史料中,唯有此处将克里斯提尼之前的三一区与胞族等同起来,但是现代学者基本都认为二者并不等同。详见P.J.Rhodes,A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pp.68-70.建立了一套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体系,即“部落—胞族—氏族”。由于我们掌握的古代史料比较有限,所以并不是很清楚这套社会组织体系的具体运行模式。但是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这一套体系和前文所述“部落—三一区—造船区”体系一样,基本上都是自上而下地逐层划分。第二,“部落—胞族—氏族”体系并不是严格按照血缘来划分的,也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第三,也有学者指出,氏族并不是胞族的分支,二者可能存在着较为错综的对应关系。①P.J.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p.69.详细的讨论见S.C.Humphreys,Kinship in Ancient Athens,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p.569-719;S.D.Lambert,“The Attic Genos,”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49,No.2,1999,pp.484-489.第四,在“部落—胞族—氏族”体系中,还有一个更小的但真正以血缘为基础的组织——家族,各个贵族家族之间的政治斗争,成为古风时代早期雅典城邦政治活动的主题。因此,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以地域纽带取代血缘纽带,而是用政治地理空间改造地缘和血缘纽带,进而完成英雄忒修斯以来雅典城邦的“统一运动”(Synoecism)。
那么,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前雅典的地缘和血缘纽带是什么状况呢? 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梭伦改革之前。在梭伦改革之前,雅典就存在着各种基于地缘和血缘,混杂着阶级势力之间的斗争,包括贵族和平民的斗争,也包括贵族势力之间的斗争。梭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贵族和平民的斗争,但是并未很好地解决贵族之间的势力平衡问题。② 详见J.R.Ellis and G.R.Stanton,“Factional Conflict and Solon’s Reforms,”Phoenix,Vol.22,No.2,1968,pp.95-110.到庇西特拉图僭主统治时期,雅典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政治势力派别,这些派别基本上是以传统的贵族家族为基础,主要包括庇西特拉图家族、“平原派”领导人莱库古所在的布太家族、克里斯提尼之父麦伽克莱斯所在的阿尔克迈翁家族等。这几个主要家族又有相应的支持者。克里斯提尼在重组三一区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消解和重组传统贵族家族势力。一是将原来的各个家族势力范围直接重新拆分到各个不同的三一区,二是通过划分出不同类型的三一区来实现对原来家族政治势力的重新整合。
首先是庇西特拉图家族。庇西特拉图的势力主要是在马拉松和布劳农之间的这一片地方。不过由于他是新崛起的,所以他并没有非常牢固的地域基础。以他为首的所谓“山地派”,其实并不是所有山地的人们。实际上,这个派别的另一个名称更能反映其实质,即狄亚克里亚派(Diakrioi),意思是来自狄亚克里亚的人们。狄亚克里亚是位于从帕纳斯到布劳农之间的一大片区域。③D.M.Lewis,“Cleisthenes and Attica,”pp.23-24.当然,庇西特拉图的支持者并不仅限于这个地方的人们。《雅典政制》说庇西特拉图这一派的支持者可能来源比较复杂,比如被免除了债务但是仍然贫困的那些人,一些外邦人的后代,这些人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而支持庇西特拉图。④ Aristotles,Athenaion Politeia,13.4-5.学界对原文的理解尚有争议,详见P.J.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p.188;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冯金朋译,第50 页。尽管庇西特拉图的支持者不仅仅依靠血缘和地域纽带,但克里斯提尼在重新划分政治地理单元时,仍然充分考虑到了如何拆分庇西特拉图家族在地域上的势力范围。庇西特拉图在布劳农和马拉松平原的支持者们,被划分到了三个不同的部落,分别是第二部落阿埃戈伊斯、第三部落潘狄奥尼斯和第九部落埃安提斯。⑤G.R.Stanton,“The Tribal Reform of Cleisthenes the Alkmaionid,”p.12.
原来的平原派,其势力范围比较清晰,主要集中在雅典城的北部和西部,领袖是来自布太家族的莱库古。布太家族的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雅典城的西部乡村。关于布太家族的早期历史,我们知之甚少,这里说的平原派领袖莱库古,我们只知道他是阿里斯托莱德斯(Aristolaides)之子,⑥Herodotus,1.59;Plutarch,Solon,29.1.除此别无其他信息。布太家族一直是厄瑞克透斯(Erechtheus)祭司的继承者。但是在克里斯提尼的新体系中,厄瑞克透斯的祭司在第一部落中抽签选出,而布太家族则被排除在第一部落之外。⑦D.M.Lewis,“Cleisthenes and Attica,”p.27.这就使得布太家族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宗教纽带。此外,克里斯提尼的新体系中,布太家族所在德莫的名称与其家族名称完全一样。斯坦顿(G.R.Stanton)认为,这是故意要将原来小范围的家族关系混同到更大范围更多成员的基层政治单元中去,这样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消解布太家族的影响力。①G.R.Stanton,“The Tribal Reform of Cleisthenes the Alkmaionid,”p.9.
平原派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家族是菲莱家族(Philaids)。根据普鲁塔克《梭伦传》记载,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埃阿斯(Ajax)之子菲莱俄斯(Philaios)后来成为雅典公民,定居在布劳农。布劳农在克里斯提尼的德莫体系中,恰恰又被称为菲莱戴伊(Philaidai),就是源自菲莱俄斯。②Plutarch,Solon,10.马拉松战役的指挥官米太亚德是菲莱家族的人,他的儿子客蒙是提洛同盟的倡议者。与菲莱俄斯同时代的库普塞洛斯(Kypselos)之子客蒙尼德斯(Kimonids)可能是菲莱家族的人,不过他不居住在布劳农。雅典海军的创建者狄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也被认为是菲莱家族的后人,但他也不是出生在布劳农,而是出自弗里埃里俄伊(Phrearrhioi)德莫。③D.M.Lewis,“Cleisthenes and Attica,”p.25.菲莱家族的地产在拉吉亚戴(Lakiadai),在雅典城西边的神圣大道沿线。他们的家族墓地在科伊勒(Koile),就在雅典城外西南边上。④Herodotus,6.103.此外,克里斯提尼的竞争对手伊萨戈拉斯(Isagoras)可能也是出自菲莱家族,但是没有可靠证据,也无更多史料可追溯他的家族。⑤Herodotus,5.66;D.M.Lewis,“Cleisthenes and Attica,”p.26.在克里斯提尼的新体系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布太家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措施针对菲莱家族,主要就是下文要详述的对四城祭祀组织的拆分。
海岸派主要就是阿尔克迈翁家族。阿尔克迈翁家族在雅典的两个不同地方都有比较强的势力。一是在雅典城的南部和西南部,其家族成员在三个德莫中登记为公民,分别是阿格尔勒(Agryle)德莫、许佩特(Xypete)德莫和阿洛佩克德莫,并且这三个德莫是连成一片的。二是在阿提卡半岛东南海岸,即叙麦托斯山和彭特里孔山(Pentelikon)以东的地区,还包括迈索戈伊亚(Mesogeia)平原的南部海岸地区。以阿尔克迈翁家族为主的“海岸派”也由此得名。一些学者认为,阿尔克迈翁家族可能最早就是居住在阿提卡半岛东南部,在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统治时期搬迁到了雅典城内。⑥C.W.J.Eliot,“Where did the Alkmaionidai Live?”Historia,Bd.16,H.3,1967,p.285.但是格雷格·安德森认为,阿尔克迈翁家族本来是居住在雅典城内,在库伦案中被放逐时到了当时还不属于雅典控制的阿提卡半岛东南海岸地区,从而在该地区拥有了地产。⑦ Greg Anderson,“Alkmeonid‘Homelands’,Political Exile,and the Unification of Attica,”Historia,Bd.49,H.4,2000,pp.387-402.在海岸派中,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家族。一个是科瑞科斯(Kerykes)家族,他们主要居住在阿洛佩克,此时的领袖是菲尼波斯(Phainippos)之子卡里阿斯(Kallias),希罗多德认为他在多方面都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也是坚定的反僭主者。⑧Herodotus,6.122.另一个家族也居住在阿洛佩克,就是阿里斯提德(Aristides)家族,这个家族与科瑞科斯家族有过多次联姻。阿里斯提德本人青年时曾是克里斯提尼的“伙伴”。⑨Plutarch,Aristides,2.1.这几个家族,不仅在海岸地区有支持者,在雅典城里也有不少支持者。在克里斯提尼的新体系中,阿尔克迈翁家族在沿海地域的势力范围被划分到四个不同部落的三一区,分别属于第一部落厄里克特伊斯、第四部落列昂提斯、第七部落刻克洛匹斯和第十部落安提奥基斯。但巧合的是,阿尔克迈翁家族在城区三一区中的势力范围也被分到同样的部落中了,只不过没有四个部落都占全,只占了三个部落。分别是第一部落的阿格尔勒德莫、第七部落的许佩特德莫和第十部落的阿洛佩克德莫。⑩Greg Anderson,“Alkmeonid ‘Homelands’,Political Exile,and the Unification of Attica”,p.388. 也就是说,这三个部落中的海岸三一区和城区三一区都有阿尔克迈翁家族的势力。更进一步来看,这一地区的政治地理单元的划分,还有两个很突出的特点。第一,第一部落厄里克特伊斯的城区三一区实际上并不在城区,主要是原来海岸派在雅典城周边的地域。⑪D.M.Lewis,“Cleisthenes and Attica,”p.27. 第二,这三个部落几乎所有的城区三一区和海岸三一区也是连在一起的,中间只有几处规模较小的地块属于第六部落奥涅伊斯。①G.R.Stanton,“The Tribal Reform of Cleisthenes the Alkmaionid,”pp.12-13.刘易斯(Lewis)认为,对于不以土地和财富为基础的庇西特拉图家族来说,将一些地区分开使之分别归入不同的部落,能够有效削弱他们的影响力,但是同样的安排对于以土地和财富为基础的阿尔克迈翁家族产生的效果却大不相同,家族势力被分入三个不同的部落反而扩展了他们的支持者,实力不减反增。② D.M.Lewis,“Cleisthenes and Attica,”p.39.亦见陈莹:《与民众结盟——阿尔克迈翁家族与雅典民主的诞生》,《世界历史》2012 年第 1 期。笔者认为,城区三一区实际上并不在城区的现象,应该就是在德莫组成三一区的过程中精心安排的,城区三一区和海岸三一区连在一起,则是由于三一区组成部落时抽签造成的“巧合”或者抽签时有所微调。在这个过程中,克里斯提尼确实可能有意让自己所在的阿尔克迈翁家族势力得以继续保存,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加强。当然,加强自己家族的力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需要家族力量来支持自己的改革。但是他改革的终极目的并不是单纯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政治体制。
关于通过不同类型的三一区来实现对原来家族政治势力的重新整合,相关研究主要来自斯坦顿。他通过详细研究克里斯提尼所划分的三一区的地理范围,将三一区分成紧凑型和分散型两种类型。有些三一区很紧凑,所属的德莫相互接壤,形成一整块相连的地域;有的三一区则比较分散,所属的德莫尽管大部分也是相互接壤的,但是要么接壤的边界较短,要么被山岭等自然障碍分开了,甚至还有一些飞地。紧凑的三一区当然有利于以这些三一区为支持基础的政治领导人,分散的三一区则必然不利于那些试图利用家族势力操纵政治的人物。一个紧凑的三一区中最有权势的大地产家族,有可能获得三一区中所有德莫的投票,甚至还可能拥有不止一个三一区的资源。如果一个家族所在的三一区与他们的地产甚至在地理上都是分开的,那么在议事会成员和将军的选举中必然会处于不利的地位。③G.R.Stanton,“The Tribal Reform of Cleisthenes the Alkmaionid,”p.11.克里斯提尼所在的阿尔克迈翁家族势力范围所在的第一部落厄里克特伊斯和第十部落安提奥基斯中的城区和海岸三一区都是紧凑型三一区,第七部落刻克洛匹斯的海岸三一区也确定是紧凑型三一区。尽管这三个部落的内陆三一区可能都是分散的,而内陆三一区分散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不属于阿尔克迈翁家族的势力范围,而是属于其他家族。④G.R.Stanton,“The Tribal Reform of Cleisthenes the Alkmaionid,”p.38.也确实存在紧凑型三一区位于其他家族势力范围的情况,不过可以肯定这些家族不是阿尔克迈翁家族的主要竞争者,因为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势力,甚至一些家族在古代史料中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记。比如第六部落奥涅伊斯所属的三个三一区都是紧凑型,其内陆三一区尤其紧凑,由单个德莫阿卡奈(Akharnai)组成,尽管是单个德莫组成的三一区,但是阿卡奈在雅典政治中非常有影响力。城区三一区中,只有拉吉亚戴德莫能够确定位置,其他德莫只能根据这是一个紧凑型三一区的前提来大致确定在拉吉亚戴周围;海岸三一区中的两个能够确定位置的德莫显示,尽管这是一个紧凑型三一区,但是在地理条件上并不均匀。这两个德莫中,特里亚在因其得名的平原上,而菲莱(Phyle)则在雅典城东北部的山区。⑤ John S.Traill,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Attica,pp.49-50;Peter Siewert,Die Trittyen Attikasund die Heeresreform des Cleisthenes,pp.39-41.根据留存下来的有限的古代史料,我们甚至都无法确定这些地方属于哪个家族的势力。又如,第九部落埃安提斯的城区和内陆三一区也是由单个德莫组成,尽管内陆三一区阿菲狄纳可能包括了多个村庄,但仍然是一个紧凑型三一区,但是并没有哪一个家族的势力是以这个部落中的城区和内陆三一区为基础的。⑥G.R.Stanton,“The Tribal Reform of Cleisthenes the Alkmaionid,”p.39;John S.Traill,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Attica,pp.87-89.除此之外,其他家族势力所在的三一区,基本上都属于分散型三一区。其中比较特殊的是第二部落阿埃戈伊斯,这个部落的海岸三一区和内陆三一区是接壤的,并且有某个(不知其名)家族的势力是以这一片地带为基础,但是其内陆三一区被彭德利(Pendeli)山分成了不同部分,伊卡利翁(Ikarion)和普罗泰亚(Plotheia)德莫在山北,而厄尔基亚(Erkhia)则在山南。① G.R.Stanton,“The Tribal Reform of Cleisthenes the Alkmaionid,”p.39;D.M.Lewis,“Cleisthenes and Attica,”pp.35-36.
克里斯提尼以政治地理空间改造地缘和血缘纽带的这种特征,更清晰地体现在“飞地”(enclave)的设置中。飞地指的是一个德莫在行政区划上不属于地理上所属的三一区,而是属于另一个相邻的甚至根本不相邻的三一区,还有可能根本不属于地理上所属的三一区所在的部落。在克里斯提尼的三一区体系中,有20个左右与其地理所属区域三一区完全无关的飞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一些内地德莫和沿海德莫被划到城区三一区了。汤普森认为,飞地的设置是为了人口的搭配,主要是因为一些城区三一区面积比较小,人口比较少,就从其他区域划出一小块地方,连同其中的人口,尤其是五百人议事会成员的名额,都算在城区三一区中。② W.E.Thompson,“
,”p.7.也有的学者主张,飞地并不是克里斯提尼改革时形成的,而是后来因为人口变动造成的不均衡而相应产生的发展或调整。见P.J.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p.533;Martin Ostwald,“The Reform of the Athenian State by Cleisthenes,”p.315.
学者们普遍关注到的一个典型飞地是普洛巴林托斯(Probalinthos)。这个德莫在地理上来说属于海岸区,却被纳入了相隔甚远的第三部落潘狄奥尼斯部落的城区三一区。③ 普洛巴林托斯究竟属于潘狄奥尼斯部落的城区三一区还是海岸三一区,古代史料证据不是很明确。刘易斯认为属于海岸三一区,见D.M.Lewis,“Cleisthenes and Attica,”p.31.汤普森认为,应该是属于城区三一区,但也有可能是从海岸三一区转到城区三一区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为了匹配五百人议事会的名额,见W.E.Thompson,“
,”p.8.这里采用了《剑桥古代史》的说法(属于城区三一区),见Martin Ostwald,“The Reform of the Athenian State by Cleisthenes,”p.314.一方面,普洛巴林托斯和邻近的马拉松等地区是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普洛巴林托斯和马拉松、奥伊诺埃(Oinoe)、特里克伦托斯(Trikoryntho)这四个德莫自刻克洛普斯时代以来就组建了一个四城(Tetrapolis)祭祀组织,派遣独立的朝圣团到德尔斐和提洛岛去,并且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仍然存在,一直到公元前1 世纪。④D.M.Lewis,“Cleisthenes and Attica,”p.31.现在,从行政上将普洛巴林托斯划归地域上完全不搭界的潘狄奥尼斯部落的城区三一区,并且潘狄奥尼斯部落的中心又不在城区三一区,而是在距离很远的南部。原来的四城祭祀组织中的三个德莫马拉松、奥伊诺埃和特里克伦托斯所组成的第九部落埃安提斯海岸三一区中,⑤ 这个三一区的名称特特拉波利斯(Tetrapoleis),实际上是沿用了“四城”(Tetrapolis)的名称,只不过用了复数。又插入了另一个德莫赫拉姆诺乌斯(Rhamnous)。尽管赫拉姆诺乌斯也位于海岸地区,且就在马拉松北部不太远的地方,但是有着与四城祭祀组织完全不同的宗教崇拜和传统。⑥D.M.Lewis,“Cleisthenes and Attica,”p.31.这么安排,不仅分散了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势力,而且消解了四城祭祀组织的势力,还在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势力范围中安插了一块飞地,可谓一箭三雕之举。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飞地是科法勒(Kephale)。科法勒位于阿提卡东南平原的几乎正中间,离海岸线还有很远,从地理上来说应该属于内陆三一区。但是在克里斯提尼的体系中,科法勒和托里克斯(Thorikos)一起组成了第五部落阿卡曼提斯的海岸三一区。这样一来,科法勒和托里克斯就组成了一个坚实的楔子,将第四部落列昂提斯的海岸三一区分成了互不相连的南北两个部分。不过,汤普森认为,克里斯提尼并没有这么考虑,因为列昂提斯的海岸三一区并不是某个传统家族或者宗教组织的势力范围,没有必要来强行拆分。他认为重要的事情是,克里斯提尼将内陆德莫科法勒和沿海德莫托里克斯这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德莫放在了同一个三一区中。⑦W.E.Thompson,“The Deme in Cleisthenes’Reforms,”Symbolae Osloenses,Vol.46,1971,p.78.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第三部落潘狄奥尼斯,其中的内陆德莫姆莱伊努斯(Myrrhinous)与沿海的港口德莫斯特利亚(Steiria)和普拉西阿伊(Prasiai)组成了海岸三一区。当然,从地图上来说,这三个德莫确实也是连成一片的,中间也没插入其他德莫。⑧C.W.J.Eliot,Coastal Demes ofAttika,p.139;Martin Ostwald,“The Reform of the Athenian State by Cleisthenes,”p.311.汤普森同样认为,重点不在于地理上是否能够连成一片,而在于将一个内地德莫划归到了海岸三一区中。①W.E.Thompson,“The Deme in Cleisthenes’Reforms,”p.78.笔者认同汤普森的观点,克里斯提尼在以德莫组建三一区的时候,通过各种精心安排来消解传统家族和宗教组织的势力,这种安排主要就是将不同地域类型的德莫划归到指定的三一区,因而在以三一区抽签组成部落时,就不必考虑是否有同一部落的不同三一区连成一片的问题了。
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前,作为一个城邦国家的雅典,名义上已经完成了对整个阿提卡半岛的统一。在古典时代的雅典人那里,这种统一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国王忒修斯,还有专门纪念忒修斯统一阿提卡地区的“居地统一节”。② 关于雅典的忒修斯崇拜,详见李立华:《从提秀斯崇拜透视古典时代雅典的王权观念》,《史学月刊》2016 年第2期。该文的“提秀斯”即忒修斯的另一译名。现代历史学家结合考古资料认为,雅典对阿提卡的统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终达成形式上的统一是在公元前700 年左右。③G.Anderson,The Athenian Experiment,p.19.但雅典要真正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尚面临很多困难和障碍。首先是距离,阿提卡半岛远端的地方离政治中心雅典城有一两天的路程,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居民并不容易切实地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中来,使得作为政治中心的雅典很难对阿提卡半岛进行有效的控制。第二个障碍是地形,雅典不像波伊奥提亚、拉科尼亚、色萨利这些同样面积较大的地区那样主要是连绵的平原,阿提卡半岛上的两座山脉,不仅导致内部交通的不便利,也导致了不同地方的人们的利益诉求不一样,并进而形成各贵族家族控制的势力范围。
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前,作为一个城邦国家的雅典,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共同体。迪米特里夫(Sviatoslav Dmitriev)将古风时代以来雅典的社会组织体系概括为三种共同体:“血缘共同体”(kinship community)、“法律共同体”(legal community)和“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尽管传说中的血缘共同体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但从历史学实证的角度来说,我们所知最早的证据是德拉古有关谋杀案的法律规定,时间是在公元前7世纪后期。④ 关于德拉古立法的具体内容,后世其实也不太清楚,我们所知的是,梭伦改革废除了德拉古改革的严酷法律,只保留了有关杀人案的法律,主要内容是杀人案由死者亲属或者宗族提出指控。学术界一般将血缘共同体的形成归于梭伦改革,梭伦对雅典公民成员的资格提出了一整套严格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亲缘关系,以真实或者传说的共同祖先和血缘联系将所有的雅典人联系起来,并且依靠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胞族、氏族、家族等组织来进行社会管理,这就将整个雅典城邦组织并且同质化为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共同体了。⑤Sviatoslav Dmitriev,The Birth of the Athenian Community:From Solon to Cleisthenes,pp.57-81.法律共同体的形成同样被归于梭伦,他在血缘纽带之外,通过公民大会的法令等形式,授予一些从血缘上来说不属于雅典公民,但是为雅典城邦作出重大贡献的外邦人以公民权(politeia)。这种意义上的公民权,对城邦内部公民具有同样的效力。也就是说,不管是本邦成年男性,还是因为法令而取得公民权的外邦人,所有拥有公民权的人组成了一个法律共同体,大家同样遵守城邦的法律,按照法律规定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⑥Sviatoslav Dmitriev,The Birth of the Athenian Community:From Solon to Cleisthenes,pp.110-144.法律共同体所涉及的公民权,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社会和法律地位,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地位。以政治地位和政治参与为主要纽带组合在一起的公民共同体就是政治共同体。⑦Sviatoslav Dmitriev,The Birth of the Athenian Community:From Solon to Cleisthenes,pp.202-203.
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前,雅典公民的政治参与主要是由前述各种血缘和地域关系组成的贵族家族集团所控制。正如本文所引述的刘易斯等学者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克里斯提尼通过重新划分三一区这种政治地理学的方式,消解了传统贵族家族和宗教组织的势力。但是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最重要的落脚点并不是在拆分和消解,而在于“以拆分实现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其中的关键环节就是将拆分后的三一区组合成十个新的部落。
他把全部居民划分为十个部落,取代(原来的)四个部落,目的是要将全部居民混合起来,从而使得多数公民能够参与城邦政治。“部落无分彼此”的谚语便是由此而来,它原本是对那些查问古老家族谱系之人说的。①Aristotles,Athenaion Politeia,21.3.
他将全部德莫分为三十组,十组在城市地区、十组在沿海地区、十组在内陆地区。他称这些组为三一区,通过抽签将其中的三个划入一个部落;通过这种方式,每个部落在这三个地区都各占一份。②Aristotles,Athenaion Politeia,21.3-4.
根据波桑尼阿斯以及相关铭文的记载,克里斯提尼所创建的十个新部落的名称分别为厄里克特伊斯、阿埃戈伊斯、潘狄奥尼斯、列昂提斯、阿卡曼提斯、奥涅伊斯、刻克洛匹斯、希波同提斯、埃安提斯、安提奥基斯。③ 关于每个部落所包括的德莫数量、具体名称及其地理位置,详见J.S.Traill,“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Attica,”p.37.
基于三一区混合而成的部落,在雅典城邦政治共同体的重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每个部落都有一整套与雅典国家机构相配套的议事机构和社会管理机构,能够在每个部落层面实现公民的政治参与。在这种政治参与中,“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小雅典,内地、城区和海岸三个地区处在平等的地位,有着平等的代表权”。④ 晏绍祥:《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商务印书馆2019 年版,第367 页。同时,部落还作为整个雅典五百人议事会和十将军的选举基础。这又将部落与雅典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琼斯因此称之为“作为纽带的雅典部落”。⑤ Nicholas F.Jones,“The Athenian Phylai as Associtions:Disposition,Function,and Purpose,”Hesperia,Vol.64.No.4,1995,pp.503-542,尤见pp.518-521;亦见G.Anderson,The Athenian Experiment,p.125.第二,每个部落都成为阿提卡不可或缺的一小部分,因为每个区域都在部落中有所体现。由三十个三一区混合组成的十个部落,也超越了由地域性造成的限制,必定有助于部落公民大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把阿提卡看成一个整体。地域分歧可以在部落会议上协调解决,这样一来,分歧就不会出现在城邦层面而导致政体结构的分裂,因而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城邦政治共同体的团结。⑥Martin Ostwald,“The Reform of the Athenian State by Cleisthenes,”p.316.
据《雅典政制》记载,克里斯提尼用十个名祖来为新创建的部落命名,他们是德尔斐的阿波罗祭司皮提娅从事先选好的一百个名字中挑选出来的。⑦Aristotles,Athenaion Politeia,21.6.名祖主要是依靠血缘关系叙事建立起来的,人们通常视之为族群共同血缘信念的表征,充当群体及群体认同的标签。⑧ 徐晓旭:《波斯人的希腊祖先:跨越族群边界的名祖神话》,《历史研究》2019 年第2 期。克里斯提尼为每个部落选择的名祖,不可能和本部落的人有实际的血缘关系,尤其是考虑到克里斯提尼的每个部落都是由三个不同地区的三一区组成,这些不同地区的居民大部分情况下不会有实际的共同血缘先祖。但是,克里斯提尼所选择的这些名祖英雄,在雅典历史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⑨ 十个名祖中,有四个是曾经统治过或传说中统治过雅典的国王:厄里克特乌斯(Erechtheus)、刻克洛普斯(Cecrops)、潘狄翁(Pandion)、埃勾斯(Aegeus),有两个是传说中统一阿提卡的国王忒修斯的儿子:阿卡玛斯(Acamas)和安提奥库斯(Antiochus),有两个是“文化英雄”:奥涅乌斯(Oeneus)和希波同(Hippothoon),有一个曾为解救雅典作出了重大牺牲:勒俄斯(Leos),有一个是特洛伊战争中最优秀的勇士:埃阿斯(Ajax)。只有埃阿斯不是雅典人,有学者认为选择埃阿斯是为了表明雅典对萨拉米斯的控制,见G.Anderson,The Athenian Experiment,p.129.因此能够被各部落所接受,各部落的居民愿意尊这些英雄为自己名义上的先祖。接受被分配的名祖,也就意味着名字上的一致性被赋予了某种实质性的精神一致性,一方面促进了各部落内部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各部落对雅典国家的认同感,因为他们的名祖只有在雅典国家的历史叙事或神话叙事中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出其价值和意义来。这样一来,克里斯提尼就在部落层面将实际的地域联系和想象的血缘联系结合起来,因而在创新的同时保留了一定的传统。关于克里斯提尼选择的名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经过了德尔斐的祭司的挑选,这就为名祖赋予了某种神圣性,从而为名祖在祭仪等实践层面获得尊崇提供了神圣保证,雅典广场上和其他地方的名祖圣殿和雕像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些圣殿和雕像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各部落居民的群体认同。
克里斯提尼在以德莫组建成三一区的过程中,用政治地理空间来改造地缘和血缘纽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阿提卡所属各个地区传统家族和宗教的势力,使得他的一整套改革措施得以顺利推行。这样,以三一区为枢纽,克里斯提尼就组建了一个“德莫—三一区—部落”的新体系。这个新体系,成功地将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以家族势力为表征的早期雅典社会共同体,重组为以政治地理为基础、以公民的政治活动为核心纽带的政治共同体。虽然“德莫—三一区—部落”的整个体系非常复杂,但是本质上还是一个垂直体系,最终的制度设计还是落实到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城邦。不管是战争和政治,还是宗教和祭仪,甚至是竞技会,都是在这个政治共同体中来进行组织的。
经克里斯提尼重组的政治共同体,其核心是对整个城邦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既不是通过空洞的说教,也不是通过与他者的对比,而是通过前文所述的精心的制度设计实现的。通过德莫—三一区—部落—雅典国家这样一整套体系,基本上对阿提卡实现了政治统一和精神认同,进而使整个阿提卡真正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城邦,达到了以拆分实现统一的效果。这种对城邦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迸发了巨大的能量。《雅典政制》在介绍完议事会誓词和十将军制度的情况之后,紧接着就说,“又十一年之后,也即菲尼普斯(Phaenippus)担任执政官之时(即公元前490年),他们赢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①Aristotles,Athenaion Politeia,22.3.格罗特为了论证克里斯提尼改革所激发的爱国热情,甚至将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时间也略微提前了,放到斯巴达国王克莱奥麦奈斯干涉雅典政治、流放克里斯提尼之前,从而将雅典人自发地驱逐斯巴达人与伊萨戈拉斯一党,与后来反击斯巴达和比奥提亚等的干涉的胜利视为前后相继的事件,大大增强了克里斯提尼改革所产生的即时效果。② 乔治·格罗特:《希腊史》,晏绍祥、陈思伟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译者序言,第17 页。尽管马拉松战役的胜利与克里斯提尼改革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格罗特的论述也有史实不准确之处,后世的学者对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性质和地位也有不同的判断和解释,但是克里斯提尼改革对雅典城邦政治面貌和国家实力的积极影响,从古至今都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可。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一些现代学者将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核心特征概括为“平等”,③ 相关讨论见Martin Ostwald,Nomos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Athenian Democracy,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69,pp.137-160;Kurt A.Raaflaub,The Discovery of Freedom in Ancient Greece,trans.Renate Franciscono,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p.94.但实际上克里斯提尼并未能实现真正的平等。第一,克里斯提尼并未取消梭伦改革时所划分的公民等级。在克里斯提尼时代,公民仍然按照财产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的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仍然是有区别的。因为政治权利与财产挂钩,所以真正能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仍然主要是第一等级的公民。第一等级的公民之所以能够有足够的财力和充裕的时间来参与城邦公共政治生活,又是因为那些没有政治权利的奴隶们的劳动。④ 关于古代希腊的奴隶制,详见M.I.Finley,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80.第二,因为第一等级的公民,很多是传统贵族家族的成员,所以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并未彻底改变贵族在雅典城邦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即便到了公元前5 世纪中后期,经过了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的诸多“激进”改革,雅典城邦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贵族结社”等诸多形式的贵族传统。⑤ 相关讨论,详见陈超:《论公元前5 世纪后期雅典民主政治的贵族传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
中图分类号: K54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3-0001-12
作者简介: 李永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典时代环地中海地区文明的互鉴与交流研究”(24&ZD30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