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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世纪英语大西洋世界废奴话语的构成与发展



摘 要: 17—19世纪英语大西洋世界的废奴话语主要由宗教话语、情感话语、政治话语和司法话语构成。 17世纪,宗教话语是推动废奴运动诞生的重要工具。 但是进入18世纪60年代以后,情感话语在使废奴运动争取到越来越多的群众支持,从一小批宗教慈善家的行为发展成社会运动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8世纪70年代开始,在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权利之争中,自由、平等、权利等政治话语的广泛使用赋予了废奴运动新的政治原则和武器,让废奴运动能够作为一个政治议题进入公共辩论之中。而司法话语则最终剥夺了奴隶制的合法性,成为废奴运动取得胜利的保障和象征。 废奴运动的构成及其发展历史,反映了该时期废奴主义者与奴隶主阶层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 废奴话语各个组成部分的产生也与整个英语大西洋世界社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关键词: 17—19 世纪;英语大西洋世界;废奴话语

“话语”一词的定义最早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这是“认识到在特定情况下可用的说服手段的能力”。 今天,维基百科则将它定义为“说服的艺术”①https:/ /encyclopedia.thefreedictionary.com/Rhetoric,2024 年 3 月 3 日。,《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则是“训练交流者——那些企图说服别人或传递信息的人——的原则”②https:/ /www.britannica.com/topic/rhetoric,2024 年 3 月 3 日。。 《辞海》第六版中对“话语”的解释是:“言语交际中运用语言成分构建而成的具有传递信息效用的言语作品。”③《辞海》第六版典藏本,第三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856 页。这些解释,都把重点放在话语的功能或能力上,而我们认为,在社会学意义上,“话语”还是用语言方式体现出的某种特定社会权力关系,对于某个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废奴运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17—19 世纪的废奴话语,既是不同时期社会环境的反映,也体现了废奴运动顺应时代要求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 在有关废奴运动的研究中,常常可以看到“话语”字样的出现,但是对于废奴话语的构成及其发展,却几乎没有系统的分析和梳理。①杜华的《废奴运动与内战前美国主流政治话语的变迁——以“奴隶主权势观念”为中心的考察》(《世界历史》2018 年第5 期)是近年来国内仅有的涉及废奴话语的论文,但是它仅仅涉及了废奴话语中的一个方面即政治话语,而且也只以美国作为研究对象,无法充分反映话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流动和互动。 在国外学术界,对于废奴话语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 布里肯·凯里的《英国废奴主义与情感话语:写作、感情和奴隶制》(Brycchan Carey,British Abolitionism and the Rhetoric ofSensibility:Writing,Sentiment and Slavery,1760-1807,New York,NY:Palgrave Macmillan,2006)探讨了英国废奴主义者对于情感话语的使用及其影响。 斯里维迪亚·斯瓦米纳坦的《辩论奴隶贸易:英国民族认同感的话语》(Srividhya Swaminathan,Debating the Slave Trade:Rhetoric of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1759-1815,Brulington,VT: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9)考察了在废除奴隶贸易进行的辩论中,拥奴派与废奴派使用的看似针锋相对的话语是如何塑造了英国的民族认同感的。 斯蒂芬·阿伦主编的《感情与英属大西洋地区的废奴》(Stephen Ahren,ed.,Affect and the Abolition in the Anglo-Atlantic,1770-1830,Burlington,VT: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13)研究了情感话语在推动英属大西洋世界废奴运动中的作用。 布里肯·凯里的《从宁静到自由:贵格教话语与美洲反奴隶制运动的诞生》(Brycchan Carey,From Peace to Freedom:Quaker Rhetoric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n Antislaver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分析了宗教话语在美洲废奴运动形成过程中的影响。 克里斯托弗·莱斯利·布朗的《道义资本:英国废奴主义的基石》(Christopher Leslie Brown,Moral Capital: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6)认为道德话语在英国废奴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些著作同样只把目光集中于废奴话语中的某一个方面,而且仅仅考察它们在某个特定时间段——尤其是18 世纪后期至19世纪30 年代——的作用,无法揭示随着时代的发展,废奴话语重点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变化。本文力图以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奴隶制最发达也最有代表性的英语大西洋世界②英语大西洋世界指的是英国本土以及大西洋两岸原本是英国殖民地,因此深受英国文化、传统与习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在这里包括美国、西非沿海地区和英属加勒比海诸岛。 加拿大由于并非奴隶制盛行地区,不在本文涉及范围之内。为例,大致勾勒出17—19 世纪废奴话语的构成及其发展的框架,进而揭示出不同时代的历史环境与废奴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

我们认为,英语大西洋世界的废奴话语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构成:宗教话语、情感话语、政治话语和司法话语。 17世纪,宗教话语是推动废奴运动诞生的重要工具。 但是进入18世纪60年代以后,情感话语在使废奴运动争取到越来越多的群众支持,从一小批宗教慈善家的行为发展成社会运动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在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权利之争中,自由、平等、权利等政治话语的广泛使用赋予了废奴运动新的政治原则和武器,让废奴运动能够作为一个政治议题进入公共辩论之中。 司法话语则最终剥夺了奴隶制的合法性,成为废奴运动取得胜利的保障和象征。 当然,废奴话语的各个构成部分并非界限分明,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很难彼此截然分开。 在此,我们只能对它们进行粗略的界定和分析。

一、废奴的宗教话语

宗教话语是最早的废奴话语,早在奴隶制出现之初,就有一些牧师试图用基督教道德困境的话语来唤起人们对奴隶制问题的关注了。 据最早的废奴运动历史作者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的说法,英语大西洋世界的废奴运动是随着贵格教会创始人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的一次西印度群岛传教之旅开始的。 1657年,在题为《致海外那些拥有黑人和印第安人奴隶的教友们》的信中,福克斯首次提到了奴隶制问题。 他说:“上帝命令爱所有的人……祈祷苍穹之下的每个人都能获得福音,那就是被给予解放和获得自由的权利。”③George Fox,Epistle 153:“To Friends beyond Sea,that have Blacks and Indian Slaves”,in George Fox,ACollection ofMany Select and Christian Epistle,Letters and Testimonies,Written on Sundry Occasions,by That Ancient,Eminent,Faithful Friend and Minister of Christ Jesus,George Fox,London,1698,p.117.在福克斯的影响下,反对奴隶制的情绪迅速在美洲的贵格教徒中扩散开来。 1688 年,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四个移民(三名贵格教徒,一名门诺教徒)签署了美洲最早的反奴隶制文件《日耳曼敦抗议书》,声称违背黑人的意愿将他们强行带到美洲为奴的做法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诫。①《日耳曼敦抗议书》的全文见Brycchan Carey,From Peace to Freedom,Quaker Rhetoric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n Antislavery,1657-1761,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76.贵格教徒的反奴隶制感情很快就越出了语言的范畴,发展成直接的行动。18 世纪50 年代,英属美洲殖民地贵格教徒的最高组织——费城年会——规定信仰贵格教的奴隶主要么释放奴隶,要么被开除出教。②Richard S.Newman,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Abolitionism:Fighting Slavery in the Early Republic,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2,p.17.在贵格教徒的影响下,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发展成18 世纪美洲废奴运动的中心。 与此同时在英国本土,以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为代表的卫理公会教徒和以托马斯·克拉克森为代表的英国国教会中的福音主义者们也发出了反对奴隶制的声音。 尽管英国本土的天主教主要机关刊物《阿米尼乌斯信徒杂志》(Arminian Magazine)很大程度上无视奴隶制问题,但是英属北美的天主教徒却渐渐采取了反奴隶制立场。 美国独立之后不久,那里的天主教徒也仿效贵格教徒的榜样,禁止奴隶主成为他们的教友。

废奴的宗教话语主要是引用《圣经》中的文字,来证明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是违反基督精神的。 约翰·福克斯就引用《新约·使徒行传》中的话“他(上帝)从一本(即血脉)造出万族的人”③《圣经——中英文对照标准版》,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2005 年版,《新约》第242 页。,来证明奴隶主和奴隶从本质上来说是平等的。 在1672 年《致牧师、教师和教士们的信》中,福克斯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 他说:“福音是为苍穹之下每一个生物祈祷的,他们拥有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权利,并为每一个捕获的生物带去好消息。”④George Fox,To the Ministers,Teachers,and Priests,(so Called,and so Stileing Your Selves)in Barbadoes,London,1672,p.71.1693 年,贵格派教徒乔治·基思(George Keith)出版了第一本用英语写作的反奴隶制小册子。 在书中基思声称,奴隶主的一大罪恶就是他们违反了基督的训诫,即“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还是在你的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⑤《圣经——中英文对照标准版》,《旧约》第328 页。。 基思指责说,许多奴隶主“不仅通过持续的艰苦劳动,而且还通过残酷的鞭打以及其他惩罚,过分地折磨和压迫奴隶”,这是对基督神圣名义的亵渎,甚至还不如那些“拒绝使用基督徒名义的异教徒”。⑥Brycchan Carey,From Peace to Freedom:Quaker Rhetoric and the Birth ofAmerican Antislavery,pp.93-94.他的观点为美洲的废奴主义者安东尼·贝内泽(Anthony Benezet)所继承。 在《对奴役、输入和购买黑奴问题的思考》一书中,贝内泽同样强调奴隶主的行动“是对福音戒律的直接违反”,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对上帝负有爱他们的同胞”并将他们“从不公正的贸易下解放出来的责任”。 贝内泽警告说,继续进行奴隶贸易将会使国家遭受天谴,“当一群人作为一个国家或者用某种公共的能力冒犯他(上帝)的时候,他的公正的道德统治就会让他们作为一个国家遭到惩罚”⑦Anthony Benezet,Observations on the Inslaving,Importing,and Purchasing of Negroes,2nd ed.,Germantown,PA,1760,p.4.。 贝内泽的著作在英语大西洋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英国的废奴主义者格伦威尔·夏普(Granville Sharp)给约克郡大主教罗伯特·海·德拉蒙德(Robert Hay Drummond)送去了一本贝内泽的著作,并且声称“美以美会的教徒们也强烈反对我们殖民地对奴隶制的那种令人反感的做法”。⑧Prince Hoare,Memoirs ofGranville Sharp,Esq.Composed from HisOwn Manuscripts,and Other Authentic Documents,London:Henry Colburn,1820,p.185.

废奴人士们不仅把《圣经》作为反对奴隶制的依据,而且也从中寻找与这种罪恶作战的方法。 福克斯引用《申命记》中的话“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了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 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⑨《圣经——中英文对照标准版》,《旧约》第315-316 页。,建议巴巴多斯的贵格派教徒们“和善且温柔地对待他们(奴隶),而不是把残暴的行为作为过去和现在的行事方式,并且在服务30 年之后给予他们自由”。①John L.Nickalls,The Journal of George Fo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2,p.599.1671 年 10 月21 日福克斯在巴巴多斯的托马斯·劳斯家中所做布道文。如果说这还只是建议奴隶主自愿解放奴隶的话,基思的建议则激进得多。 他公开呼吁人们帮助逃奴,因为《圣经》中说:“你不可把从主人身边逃到你那里的奴仆,交还给他的主人。”②《圣经——中英文对照标准版》,《旧约》第327 页。当然,大多数主张废奴的宗教界人士都倾向于采取温和的废奴措施。 他们引用《圣经》中“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③《圣经——中英文对照标准版》,《新约》第353 页。的教诲,认为让奴隶皈依基督教,使他们获得精神上的救赎是反对奴隶制的最好方法。 既然基督徒不能奴役基督徒已经成为基督教世界公认的原则,那么奴隶皈依基督教之后,也就自然能够获得自由。 正如英国切斯特郡主教比尔比·波蒂厄斯(Beilby Porteus)在英国圣公会差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的布道中就呼吁“向我们的黑奴表明宗教的利益和扶植(他们)的慈善目标”④Beilby Porteus:“Sermon XVII.The civilization,improvement,and conversion of the Negro slaves in the British West-India islands recommended.Preached before the incorporated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February 23,1783”,in TheWorks of the Right Reverend Beilby Porteus,D.D.Late Bishop of London:With His Life,by the Rev.Robert Hodgson,A.M.F.R.S.Rector of St.George’s Hanover-Square,and One of the Chaplains in Ordinary to His Majesty.ANew Edition,in Six Volumes,Vol.2,London:T.Cadell,1823,p.384.。 这个主张甚至在世俗社会也获得了巨大支持。 1784 年的《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把让黑奴皈依基督教称为“一个价值巨大而广泛的社会改良行动”⑤Gentleman’s Magazine,54,II (1784),p.597.。

这些宗教话语揭示了奴隶制与基督教戒律之间存在的矛盾,让许多虔诚的信徒感受到奴隶制给他们带来的巨大道德困境,从而推动他们走上废奴之路。 1701年,英国国教会成立了福音传播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其使命是对所有英国属地的异教徒进行宗教指导。 1701—1785年间,它向北美洲派出了300多名牧师,并且在纽约和查尔斯顿建立了培养黑人传教者的学校。乔治亚、南卡罗来纳、安提瓜、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天主教徒们则欢迎黑奴加入他们的宗教团体,以表明双方在精神上的平等。 活动最积极的则是贵格教徒,他们采用对精英阶层游说和散发小册子等手段广泛宣传其废奴主张。 在美国贵格教徒的推动下,273名英国贵格教徒于1783年6月26日向英国下院提交了要求废除奴隶制的**书,推动废除奴隶贸易问题进入英国议会的议事日程。 可以说,正是宗教话语点燃了英语大西洋世界废奴运动的星星之火。

然而,由于自身存在的固有弱点,宗教话语无法让废奴事业走出一小群宗教慈善家的圈子,发展成真正的群众性运动。 首先,废奴的宗教话语大多以《圣经》作为依据,而《圣经》对奴隶制的界定与17世纪的奴隶制截然不同,并且它对奴隶制的态度也是相当模糊的。 《圣经》所说的奴隶制实际上指的是奴役希伯来人的行为,而17世纪奴隶制的奴役对象主要是黑人。 奴隶主们正可以利用这个差异辩称他们并没有违反《圣经》中不得奴役希伯来人的规定。 而且,他们还可以引用《圣经·创世纪》的记载,说黑人的肤色就证明了他们是因偷窥父亲醉酒后的裸体而受到诅咒的诺亚之孙迦南的后代,“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作奴仆的奴仆”⑥《圣经——中英文对照标准版》,《旧约》第14 页。,来证明他们奴役黑人的正当性。 这样,用宗教话语进行的废奴辩论就演变成如何解释《圣经》的咬文嚼字的争论,反而忽视了对奴隶制造成的现实社会问题——尤其是黑人到底是否具有人性——的关注。 其次,到了17 世纪,许多宗教人士已经把注意力从国家权力和个人私利转到了精神领域。 卫理公会教徒坚持说,传播福音并不需要干涉国家和私人财产。 1782 年摩拉维亚教的牧师向英属背风群岛的总督解释说:“我们并不想干涉国家事务。”⑦Christopher Leslie Brown,Moral Capital: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p.340.这就妨碍了废奴话语中包含切实可行的废奴措施。 约翰·卫斯理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极端代表,他声称“任何理性的生物都不可能出于必要性的考虑而违反公正、仁慈和真理的原则”①John Wesley,Thoughts on Slavery,3rd ed.,New York,NY.: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1839,p.19.。 他甚至主张,如果帝国离不开奴隶制,那就干脆抛弃帝国。 这自然极大损害了宗教话语在普通公众中的影响力。 要想让废奴事业受到普通大众的支持,还需要有一种鼓动性更强的话语——情感话语。

二、废奴的情感话语

情感话语(rhetoric of sensitivity)指的是演讲者(或写作者)企图让他们的听众(或读者)相信某个人或群体正在遭受苦难,而且听众(或读者)有可能通过他们的行动来减轻或者消除这种苦难的做法。 情感话语的重点是体现牺牲者的肉体或精神上的反应,其核心在于唤起听众(或读者)的同情心,从而引导他们行动起来反对加诸于受害者的苦难。 在整个废奴运动的发展历史中,这是废奴主义者们最经常使用的话语。

最早使用情感话语的反奴隶制作品是1688年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所写的小说《奥鲁诺克》(Oroonoko)。 小说讲述了西非黑人国家科拉曼丁的王储奥鲁诺克被英国船长拐卖到西印度群岛的苏里南殖民地为奴,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心上人并结为夫妻。 当奥鲁诺克领导奴隶起义失败被俘时,为免受辱他亲手杀死了怀孕的妻子,自己则被白人凌迟处死。 《奥鲁诺克》成书时,正值欧洲资本主义制度逐步成型之际。 伴随着商业繁荣和经济发展,一个富裕和稳定的中产阶级开始诞生,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来关注别人的苦难,有经济能力来为受难者提供帮助,而且他们认识到哪怕是为了防止社会动荡危及他们的生活,向不幸者伸出援手也是必要的。 这样,慈善行为和感情便在中产阶级圈子中流行开来,以至于历史学家保罗·兰福德(Paul Langford)将慈善称为“有教养的和从事商业的人群的礼仪规范”②Brycchan Carey,British Abolitionism and the Rhetoric of Sensibility:Writing,Sentiment and Slavery,1760-1807,p.19.。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奥鲁诺克》甫一问世便引起了轰动,它让读者公众第一次看到了黑人在奴隶制度下所受的身心折磨,激发了公众群体对黑人的同情心。 1695 年,《奥鲁诺克》被改编成戏剧,同样取得巨大成功。 废奴主义者们很快看到了情感话语在鼓动公众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因此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它。到美国革命之前,情感话语已经成为废奴主义者们最重要的武器。

废奴的情感话语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揭露奴隶贩子和奴隶主在折磨黑人时的残酷无情以及给黑人造成的巨大痛苦。 在这方面,那些曾经身为奴隶或奴隶贩子的人们所写的回忆录有着很强的说服力。 奴隶贩子出身的约翰·牛顿(John Newton)在1764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 他在书中承认:“尽管许多人认为奴隶贩子是一项体面的职业,但是我却认为自己在扮演一种监狱看守的角色,有时候我会对这个永远要和锁链、颈圈与镣铐打交道的职业感到羞愧。”③John Newton,An Authentic Narrative ofSome Remarkable and Interesting Particulars in the Life of…,Communicated in a Series of Letters to the Reverend Mr.Haweis,London:J.Johnson,1764,p.192.正是这种羞愧感最后促使牛顿变成了一个废奴主义者。 牛顿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骇人听闻的贩奴故事为废奴主义者们提供了极好的情感话语素材。 废奴主义者牧师詹姆斯·多尔(James Dore)就经常引用牛顿书中的一个贩奴船长仅仅因为黑人婴儿啼哭就把孩子扔进大海的故事。 他尖锐地质问听众:“你们这些慈爱的母亲们,当你们把目光投向你们怀里的小小婴儿的时候,想一下这个故事吧,你们是否能够为买卖人口的这些人辩护。”④James Dore,A Sermon o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Preached at Maze-Pond,Southwark,Lord’s Day Afternoon,Nov.30,1788,London:L.Wayland,1788,p.16.18 世纪英国的第一个黑人政治活动家奥劳达赫·厄奎亚诺(Olaudah Equiano)在回忆录中,详细描绘了奴隶贩子是怎样强行把他和他的妹妹分开的,“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她被从我的身边扯走”,厄奎亚诺认为这是一个“我经历过的最悲伤的日子”;他是怎样被剥夺了自己的姓名,被称为古斯塔夫·瓦萨(Gustavus Wassa)的;在中央航道(Middle Passage),被关押在通风不良的船舱中的奴隶们是怎样由于“大量地出汗、晕船以及汗水、呕吐物、血液和装满了排泄物的便盆散发的恶臭”而成批死亡的;以及弗吉尼亚种植园中的繁重劳动和残酷刑罚给黑人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①相关描述见Olaudah Equiano,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Robert J.Allison,ed.,Boston,MA:Bedford Books of St.Martin’s,1995.该书一经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1789—1794 年间连出了九版,成为废奴情感话语的代表。

废奴情感话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力图证明奴隶和白人具有相同的感情。 当时在奴隶主和奴隶贩子们中间普遍流行的一个观点是,黑人是没有感情的动物,因此不必对虐待他们有任何负担。 正如曾两次担任伦敦市长的奴隶主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所说:“奴隶没有长远的感情,对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预见能力,对于结果不会感到沮丧。 这些感情上的特权都是保留给那些开化之人的。”②William Beckford,Jr.,Remarks Upon the Situation of the Negroes in Jamaica,London:T.and J.Egerton,1788,p.84.废奴主义者们则力图通过情感话语驳斥这种观点,证明黑人同样具有人性。 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拉姆齐(James Ramsay),他曾经在加勒比海的英属圣克里斯托弗岛上担任过英国国教会牧师。 拉姆齐根据自己亲眼目睹的奴隶种植园情况写成了《论英属产糖殖民地黑人奴隶的待遇和皈依》(Essay on the Treatment and Conversion ofAfrican Slaves in the British Colonies)一书,力图论证“艰苦的劳动条件、恶劣的个人状况对黑人的感情能够产生如同艰苦环境对斯巴达人的感情同样有利的效果”③James Ramsay,An Essay on the Treatment and Conversion of African Slaves in the British Sugar Colonies,London:J.Phillips,1784,p.246.。 在书中拉姆齐讲了一个名叫夸希(Quashi)的黑奴的故事。 夸希在种植园里长大,和奴隶主的儿子是小时候的玩伴。 长大后的奴隶主儿子经常会残酷地惩罚奴隶。 有一次当他想鞭打夸希时,夸希和他扭打起来并绊倒了他。 夸希坐在主人胸口上,掏出一把刀子说:“主人,我从孩提时就和你一起长大;从孩子的时候起我就是你的玩伴;我就像爱自己一样爱你;你的利益就是我的目标……然而,你决定惩罚我,我必须背负这种耻辱的惩罚印记,我只能逃避它们。”然后,夸希把刀子刺进了自己的胸膛,“他的鲜血流了他主人一身”。 最后拉姆齐问道:“如果这个人受过适当的教育;如果他被教会了解自己作为社会一员的重要性;如果他习惯于衡量自己的要求,并且享有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还会有任何人认为他不能在宗教知识、理性研究或艺术工作领域中取得进步吗?”④James Ramsay,An Essay on the Treatment and Conversion of African Slaves in the British Sugar Colonies,pp.252-253.拉姆齐在书中塑造了“高贵的黑人”形象,证明“心灵中的高尚品德并非白人的垄断权”,这样就用情感话语将黑人和白人置于同等的地位上,意味着黑人也是和白人一样的人。 更有甚者,拉姆齐对黑人情感和品德的描绘反衬出了白人奴隶贩子和奴隶主的冷血无情,暗示他们才是低劣的野蛮人。 英国的读者群体很快就领会了这种暗示。 正如《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在对该书的书评中所写的那样:“阅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那些在我们的土地上过着安逸生活的克里奥尔人⑤指在殖民地出生的白人殖民者后代。,那些……通过极端的劳动、压迫和流血而获得收益的克里奥尔人们感到脸红!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贪婪,以及我们对于扩张的渴望,那些离开了祖国并因此遭受非人的对待、贫困、安静而无害的黑人们本来会快乐地躺在香蕉树的树荫之下,享受自然的美景以及上帝赋予他们的温和气候。”⑥Monthly Review,70(June 1784),p.413.约翰·卫斯理在他的小册子《对奴隶制的思考》(Thoughts Upon Slavery)中则说的更为直接:“没有自然感情的不是黑人,而是白人。”因此他的结论是“奴隶制与公正仁慈是不能兼容的”①John Wesley,Thoughts Upon Slavery,London:R.Hawes,1774,p.20.。

通过情感话语,废奴主义者们成功地扭转了英语大西洋世界公众对于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观点,使得人们对与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相伴随的暴力和残酷行动在心理上逐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罪恶感和羞耻感。 17世纪初期,这种暴力和残酷行动在公众眼里还是不值一提的“轻微不当”之举,进入18世纪它则越来越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 与之相应,公众对于黑人所表现出的“苦难中的美德”则抱有越来越大的兴趣和同情。 关于奴隶制的出版物数量急剧增长,在18世纪初只有少数几篇,到1788年已经增长到每年100篇以上。 情感话语在不同的受众群体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从推动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那样的职业政治家在英国议会中不懈地提出反对奴隶贸易的议案,到促使年仅14岁的少女哈丽特·福尔克纳(Harriet Falconar)出版反奴隶制的诗集,情感话语使废奴事业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并吸引英语大西洋世界的中产阶级投身这一事业,从而让废奴运动走出一小群宗教慈善家的圈子,发展成群众运动。 情感话语在废奴运动中的影响经久不衰,19世纪30年代,以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ederick Douglass)为代表的新一代美国废奴主义者们仍然把情感话语作为反对奴隶制的重要武器。 而哈丽特·比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则将情感话语的力量发展到顶峰,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or,Life Among the Lowly)推动美国废奴运动进入高潮,被林肯誉为“一本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然而,情感话语只能在人们心中引发原始的情感共鸣,却不能从理论上回答为什么需要反对奴隶制的问题。 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的任务是由政治话语来承担的。

三、废奴的政治话语

废奴的政治话语指的是树立一套与奴隶制完全不能兼容的政治原则。 它并非凭空出现的,而是18世纪60年代开始,以美国独立战争为顶峰的英国与英属北美殖民地权利之争的产物。

七年战争之后,英国采取各种措施,力图加强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而在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话语中,自由和奴役的对比出现得越来越频繁。 他们用奴隶制来比喻北美殖民地在英帝国内所处的政治和经济从属地位,而用自由来论证殖民地要求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波士顿律师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早在1764年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在自然状态下,不经我的同意,任何人都无权剥夺我的财产。 如果他这么做,就是在剥夺我的自由并使我沦为奴隶。”②James Otis,“The Rights of British Colonies Asserted and Proved,” in Merrill Jensen ed.,Trac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63-1776,Indianapolis,IN:Hackett,2003,p.28.这种观点使奴隶制和废奴获得了政治含义,而且很快为大西洋两岸的人们所接受。 在英国和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权力之争中,双方都力图证明自己是自由的真正代表和捍卫者,而用奴隶制证明对方的伪善和压迫。1774 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政治领袖之一约翰·杰伊(John Jay)为大陆会议起草的不满清单中,声称英国已经成为“奴隶制和压迫”的代表,它正在用一项“等同于奴役我们的行政计划为我们的朋友和孩子们铸造锁链”③John Jay,“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in Henry P.Johnston ed.,The Correspondence and Papers of John Jay,Vol.1,New York,NY:Putnam,1890,pp.18,27.。 殖民地的人民声称是英国把奴隶制带到了美洲。 曾任第四届大陆会议主席的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ce)是靠奴隶贸易发家致富的种植园主,在美国革命前的半个世纪里曾把6900 名黑人运入美洲大陆。 但他在1776 年却说:“我出生在一个由英王、英国议会以及当地法律确立了奴隶制的县里,……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基督教和奴隶制就已经在同样的权威和培养下发展起来。”①Henry Lawrence to John Lawrence,August 14,1776,in Philip M.Hamer and George C.Rogers Jr.,eds.,The Papers ofHenry Laurens,Vol.10,Columbia,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68,p.224.在1776年杰斐逊所写的《独立宣言》草稿中,将“默许奴隶贸易”和“把奴隶制强加给美洲殖民地”作为英王乔治三世的主要罪行之一。 通过这些言论,美洲的革命者们力图证明英国才是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罪魁祸首,是“伪善的国家”,是自由的敌人。

英国社会的主流观点则认为英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甚至是自由标准的确立者。 英国政府的殖民地事务次官安布罗斯·赛尔(Ambrose Serle)声称:“奴隶制并不是我们宪法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法律中,我们对它一无所知。 在我们的国家中也找不到它。 这里的黑人,不管他们以前曾经是什么地方的奴隶,在他们踏上我们自由的海岸那一刻就获得了解放。”②Ambrose Serle,Americans against Liberty;or,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Principles ofTrue Freedom Shewing That the Designs and Conduct of the Americans Tend Only to Tyranny and Slavery,London:Hard Press,2019,p.33.而在英国人的眼里,奴隶制的存在对于那些将自己标榜为自由平等斗士的殖民地革命者是巨大的讽刺,充分证明了殖民地革命事业的虚伪性。 就连北美殖民地独立事业的热情支持者乔赛亚·塔克(Josiah Tucker)也在1775 年尖锐地问道:“为什么可怜的黑人,以及可怜的印第安人却没有类似的权利和利益呢? 这些不可变更的自然法则在他们身上是怎么变得如此不同,而且是如此无足轻重的呢?”③Josiah Tucker,The Respective Pleas and Arguments of the Mother Country and of the Colonies,Distinctly Set Forth,London:Gale ECCO,2018,p.5.然而,不管在这场争论中双方的立场是多么对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将奴隶制定义为丑恶的事物,是自由的对立面。 美国革命中形成的废奴政治话语剥夺了奴隶制的政治正确性,使得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辩护者再也无法把它们说成是天经地义的自然规律,而只能将它们描绘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必要的恶”,这就意味着承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最终要被废除。 英国的废奴主义者很快就企图利用美国革命的政治话语来推动废奴目标。 拉姆齐相信,美国革命的后果“将使宗教和自由联合起来缓步前进”④James Ramsay,“An Inquiry into the Effects of Putting a Stop to the African Slave Trade,and of Granting Liberty to the Slaves in the British Sugar Colonies,”(1784),in Bodleian Library ed.,Slave Trade Debate:Contemporary Writings For and Against,Oxford,UK:Bodleian Library,2007,p.46.。 在以威廉·威尔伯福斯为代表的废奴主义议员们的不懈努力下,英国最终于1807 年通过了废除奴隶贸易的法律。

废奴的政治话语也成了团结黑奴的重要纽带。 自从奴隶制建立以来,黑奴们就不断进行反抗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斗争。 但是,这些斗争都是松散的,是个人或某个群体对自身不幸命运的自发反抗,而没有上升到争取全体黑人自由的层面。 甚至有许多起义都是因黑人的告密而夭折的。 废奴政治话语的出现为黑人提供了重要的凝聚力。 18世纪,美洲的黑奴起义还带有浓重的部族色彩,比如1731年路易斯安那地区的一次黑人起义参加者都是“班巴拉人”,而1795年库佩角教区(Pointe Coupee)的起义因为发动者是“米纳人”(即埃维人和丰族人),所以班巴拉人并没有参加。 但是到了19世纪,随着争取权利的政治话语成为鼓动黑奴反抗的武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渐渐跨越了部族界限,发展成全体黑人的事业。 1822年的丹马克·维奇(Denmark Vesey)起义中,领导者就是把政治话语作为宣传武器的。 一个起义的参加者声称:“他(维奇)说,我们都被白人剥夺了权利,而且现在正是我们寻求权利的有利时机。”⑤Robert S.Starobin,Denmark Vesey:The Slave Conspiracy of1822,Engelwood Cliff,NJ:Prentice Hall,1970,p.29.在这次起义中,既有伊博人,也有刚果/安哥拉人,还有戈拉人以及在美洲本土出生的黑人,形成了一次真正跨部族的行动。 这样,黑人开始作为一个整体参加到废奴事业中来。

使用政治话语也让黑人的斗争能够得到大多数白人废奴主义者的同情和接受,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废奴运动的社会基础。 黑人们很快就把握住了自由、平等、权利等美国革命的核心政治理念,并将它们作为资源构建出强有力的废奴政治话语。 早在1773年1月6日,一个名叫菲利克斯(Feliex)的黑奴就向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托马斯·赫钦森(Thomas Hutchinson)提出了英属美洲殖民地黑奴的第一份反奴隶制**书,他声称:“上帝最近已经将自由理想渗透进这片水域(指大西洋)两岸的人民大众心中。”①Feliex,“To His Excellency Thomas Hutchinson,” in Gary B.Nash ed.,Race and Revolution,Madison,WI:Madison House,1990,p.172.随着美国革命的不断深入和美国的建立,黑人使用的废奴政治话语也变得越来越明确。 1779 年,朴茨茅斯的20 名黑人向新罕布什尔州议会提交一份**书,要求议会为了保障“正义、人道和人类的权利”,制定法律废除奴隶制,“让这片光荣地争取自由之美的土地再也听不到奴隶的声音”。②Petition to the New Hampshire Government,1779,http:/ /en. wikisource. org/wiki/Petlon_To_The_New_Hampshire_Government,(1779),2024 年 3 月 5 日。1800年,费城的75 名黑人向联邦国会递交要求废除奴隶制的**书。 他们说:“如果《权利法案》和《独立宣言》是正确的,我们请求我们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应该获得认可。”③Sidney Kaplan and Emma Nogrady Kaplan,eds.,The Black Presence in the Era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mherst,MA: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9,p.66.这些政治话语在新一代废奴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尤其巨大的反响,使黑人反抗斗争逐步与白人的废奴运动合流。 19世纪30 年代,随着激进的新一代废奴主义者逐渐掌握了废奴运动的主导权,这个过程大大加速了。 当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New England Anti-Slavery Society)在1832 年1 月成立的时候,其章程的签字者中有25%是黑人活动家。 该协会不仅举起了“立即废奴”的旗帜,而且还给黑人贴上了“同胞”和“兄弟”的标签。 黑人的参与和“立即废奴”口号使得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的影响力大增,很快就取代了宾夕法尼亚废奴协会成为美国废奴运动的领导者。

在美国,废奴的政治话语不仅扩大了废奴运动的社会基础,它还是用来对抗维护奴隶制的法律的有力手段。 1797年,北卡罗来纳州的4名前奴隶在向联邦国会提出的**书中,就使用政治话语对1793年联邦《逃奴法》提出了挑战。 他们声称《逃奴法》“在道德和政治上皆为政府的缺陷”,因为“公共正义和保护公民是政府的伟大目标”④The 1797 Petition to Congress from Four Free African Americans to Protest Freed Slaves from Capture and Resale,http:/ /nationalhumanitiescenter.org/pds/maai/community/test4/petitioncongress.pdf,2024 年 3 月 5 日。。 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 虽然加里森在19 世纪40 年代反对自由党所提倡的通过竞选等政治手段实现废奴的主张,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废奴宣传中使用政治话语。 加里森声称《独立宣言》才是真正的美国宪法,而《美国宪法》由于包含了维护奴隶主利益的条款,是“一个与死亡签订的契约”和“与地狱达成的协议”。 他甚至当众焚烧宪法以示对“五分之三条款”以及其他维护奴隶制条款的抗议。 加里森呼吁黑人挑战“每一项侵犯你作为本地自由公民权利的法律”,明显表明他将政治原则置于成文法之上的态度。⑤Liberator,Boston,March 10,1846.在美国尚无一项全国性废奴法律的情况下,政治话语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奴隶制的合法性。 然而,政治话语毕竟不具备现实的法律效力。 要促进国家采取措施从法律上宣布奴隶制为非法,还需要司法话语的帮助。

四、废奴的司法话语

废奴的司法话语指的是用法学理论、司法判例和法律条文证明奴隶制与奴隶贸易的不合法性。 在废奴话语中,这是最难以形成的一部分,因为它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国家权力的认可和实施,而为奴隶主把持和影响的国家政权会在这方面施加最激烈的抵抗。 直到18世纪上半叶,英语大西洋世界中盛行的主流观点仍然是奴隶主可以追索对逃亡黑奴的所有权。 1694年,英国法院在热利诉克里夫案(Gelly v.Cleve)中,就判决奴隶主“可以对一个黑人男孩行使追索所有权,因为他是异教徒,所以该男子可以拥有他”①Gelly v.Cleve,in Helen Tunnileff Catterall,ed.,Judicial Cases Concerning American Slavery and the Negro,Vol.1,Washington,DC.:Carnegie Institute ofWashington,1926-1937,p.3.。 这一主流观点在1729 年英国总检察长菲利普·约克爵士(Sir Philip York)和副检察长查尔斯·塔尔博特(Charles Tablot)合撰的《约克-塔尔博特奴隶制观点》(York-Talbot Slavery Opinion)中得到清楚的表述,即“洗礼并不能(给奴隶)带来自由,也不能使他在这些王国内的世俗状况发生任何变化。 我们认为一个从西印度群岛来到大不列颠或爱尔兰的奴隶,不管有没有他的主人陪同,都不会成为自由人;而且也并不会以此作为决定或改变他的主人对他的财产权的依据”②Thomas Bayley Howell,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 for High Treason and Other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Year1783,Vol.18,London:Printed by T.C.Hansard for Longman,Hurst,Rees,Orme,and Browne,1816-1826,p.126.。在司法话语上,如何推翻这个原则成了英国的废奴主义者们面临的首要问题。

最早向这个原则提出挑战的是格伦威尔·夏普(Granville Sharp),他在1768年写成了《容忍奴隶制的不公正和危险倾向的表现》(A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justice and Dangerous Tendency of Tolerating Slavery)。 夏普力图通过对隶农制历史的考察,证明英国的宪法和习惯法是反对奴隶制的。 他说:“在那些古老的时代中,国王的法庭是如此明确地倾向于自由,以至于它们似乎是在力图尽可能地给(贵族的权利)制造困难和损害。”而正是在英国习惯法的长期约束和不断削弱之下,“隶农制在法院中一再受到阻挠……这个可憎的将人置于非自愿的受奴役状态的行动在本王国中变得不再适用了,因为多年来……人们再也没有看到过一个隶农”。③Granville Sharp,ARepresentation of the Injustice and Dangerous Tendency of Tolerating Slavery,or Even of Admitting the Least Claim to Private Property in the Persons ofMen,in England,London:Benjamin White and Robert Horsfield,1769,pp.124-125.夏普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每一个作为人类自由公民的祝福者的律师都应该一有机会就否认并且公开反对一切有可能引入西印度群岛奴隶制,或者是引入使我们的臣民受到非自愿奴役的权利或财产权原则”④Granville Sharp,A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justice and Dangerous Tendency of Tolerating Slavery,or Even of Admitting the Least Claim to Private Property in the Persons ofMen,in England,p.136.。 夏普不是一个法学家,因此从司法话语的角度来看,他在书中表述的观点既不严谨也缺乏说服力。 英国法学权威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对这本书所做的专业评价就几乎全是负面的。 他在给夏普的信中指出:“在我看来,如果他(黑人)的确有这种义务(为主人提供服务)的话,这种义务并不会随着他来到英国或成为基督徒而解除。”而且他告诫夏普“隶农制是得到习惯法允许的,不能认为奴役状态是完全不为习惯法所承认或者与它根本不相容的”。 但有意思的是,在做出了这么多的批评之后,布莱克斯通却对夏普“追寻人性”的工作表示敬意并“真诚地希望”他获得成功。⑤以上各段布莱克斯通评价夏普著作的引文,均见Letter from William Blackstone to Granville Sharp,May 25,1769,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这表明,废奴的情感话语和政治话语已经有效地在18 世纪后半期的英国酿成了一股反奴隶制的社会情绪,以至于人们可以超越专业意见上的分歧而支持它的社会目标,从而为废奴司法话语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废奴司法话语的真正诞生并用于实践是1772年的萨默塞特案件。 詹姆斯·萨默塞特(James Somerset)是一个美洲黑奴,在陪同他主人回到英国后皈依了基督教并逃离了主人。 他的主人重新抓获他后决定将他送到牙买加出售,但是萨默塞特的教父向王座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 六天后,王座法院按规定审查对萨默塞特的拘押是否合法,这就是萨默塞特案件。 案件中,奴隶主的代理律师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奴隶并不具有英国法律所承认的自治和独立的身体,因此他是财产而不是人,人身保护令对奴隶并不适用。 这实际上就是1729年约克-塔尔博特观点的重申。 代理萨默塞特的律师实际上缺乏能与之对抗的法律观点,而只能从古老的英国法律著作和判例中寻找依据。 他们引用了1290年安德鲁·霍恩(Andrew Horn)所写的《正义宝鉴》(Mirror of Justice)——当时法律从业者普遍认为这本书谬误百出——中关于洗礼能够让奴隶获得自由的观点,以及1569年英国法院在一桩涉及俄国奴隶的案件中声称“英国的空气过于纯净而不适合奴隶呼吸”的判例,来反驳奴隶主一方的论点。 很明显,这些论据对法官并没有说服力。 绝望之下,他们只能转而求助于政治话语:“一旦在本国法律的直接赞同下,绝对财产权的思想扩大到这片其空气过于纯净而不适于奴隶呼吸的土地上,难道完全奴役制度就不会复活吗? 难道它的复活就不会危及这里的法律、宪法的精神和天赋吗?”如果萨默塞特在法庭上败诉,“奴隶制,以及它一系列可怕的暴行,就可以合法地输入这个国家”,使“这个以公众自由而闻名的国家变成暴政的场所”。①English Report 98:509,http:/ /www.commonlii.org/int/cases/EngR/1772/57.pdf,2018 年 12 月 25 日。与此同时,废奴主义者们也在报刊上以宗教话语(上帝的律法高于尘世的律法②Gazetter,Feb.20,1772.)、情感话语(黑人遭到比牲畜更恶劣的对待③Gazetter,Feb.20,1772.)以及政治话语(自由是人类普遍的、主要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④London Evening Post,Feb.17,1772.)制造舆论压力。 最终,王座法庭做出了著名的“曼斯菲尔德判决”,宣布:“奴隶制具有这样的性质,任何理由,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道义上的,都不能引入这种制度;只有那些在其制定的原因、场合与时代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很久之后仍然保持其效力的人为制定的成文法,才能引入奴隶制。 奴隶制是如此可憎以至于除了人为制定的成文法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持它。”⑤English Report 98:507,http:/ /www.commonlii.org/int/cases/EngR/1772/57.pdf,2018 年 12 月 25 日。鉴于英国的司法原则是不成文法高于成文法,这就确定了奴隶制并非是一种无需证明而自然存在的制度,可以在司法上对它提出质疑和挑战。 废奴主义者终于有了自己的司法话语。

“曼斯菲尔德判决”成为英语大西洋世界在涉及奴隶制案件上的一个重要判例。 萨默塞特案件之后的七年里,英国法庭在15个涉及奴隶制的案件中都站在黑人一方。 它为英国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和1833年废除奴隶制法案奠定了法律基础。 在美国,“曼斯菲尔德判决”为北方自由各州保护逃亡奴隶提供了法律依据。 1836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法官莱缪尔·肖(Leumel Shaw)根据“曼斯菲尔德判决”宣布马萨诸塞州已经废除奴隶制。 1837年,康涅狄格州根据该判例宣布解放一名在该州居住两年的黑奴。 1860年,纽约州上诉法院根据该判例向一艘途经该州的弗吉尼亚船只上的8名黑奴发出人身保护令。 “曼斯菲尔德判决”成为废奴主义者挑战奴隶制的重要武器。 麦迪逊甚至认为,“曼斯菲尔德判决”令《美国宪法》因为其中的“归还逃奴条款”⑥《美国宪法》第四条第二节第三款规定:“根据一州法律须在该州服劳役或劳动之人,如逃往他州,不得因他州的法律或规章而免除此种劳役或劳动,而应根据有权得到此种劳役或劳动之当事人的要求将他交出。”而受到极大的名誉损害。 然而,“曼斯菲尔德判决”并没有在法律上明确支持奴隶的人身自由权,也没有回答在成文法下如何废除奴隶制的问题。 废奴的司法话语还需要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阐释。 这个任务落在了美国废奴主义者的肩上。

美国废奴主义者的司法话语集中在两个问题上:首先,宪法第四条修正案明确规定,在“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情况下,如果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发生冲突,二者孰轻孰重。 其次,如何利用宪法中“每个州对于他州的公共法律、案卷和司法程序,应给予充分信任和尊重”⑦这里 的 《美 国 宪 法》 译 文, 见 https:/ /mp. weixin. qq. com/s? _ _ biz = MzI4OTE0OTg2NQ = = &mid =2651145933&idx=1&sn=6979745df07f72cc7c7965f85f7eff98&chksm=f7c2600bc0b5e91d797b155b0c1deb2aa7b8cebbc3548f 8196fc52193e41a72be42289c44a90&scene=27,2024 年 3 月 6 日。的规定,先将奴隶制限制为一个地方性问题,进而推动联邦国会通过全国性的反奴隶制立法。

在第一个方面,美国的废奴主义者提出了两个论点。 一是《独立宣言》中提出的人所享有的“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高于人为制定的联邦宪法。 “在所有的宪法、契约和联盟中,人的权利都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应该像维护自由一样,不惜一切代价和危险,来捍卫这些权利。”因此,任何侵犯自然权利的法律都是非正义的,反对这些法律也是公民的自然权利之一。 “如果因为那些宪法制定者的不忠行为,联邦政府不仅无力保护个人的人身安全权利,而且为了执行奴隶法而牺牲了人身保护令……那么依据《独立宣言》的原则,寻求改革这个政府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与责任。”二是保护“个人的绝对权利”是普通法的根本原则,不能被任何法律所违反。 一位署名彭德尔顿的作者在《波士顿通信报》(Boston Courier)上声称:“普通法的原则是美国宪法的关键因素。 ……正义、平等、基本的道德性、人权的不可侵犯性。 古老的普通法的这些伟大因素,构成了美国宪法的基础……普通法与奴隶制水火不容。”①以上论述,参见杜华:《美国内战前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版,第215-216 页。这些话语有效对抗了奴隶主利用“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来为奴隶制辩护的话语。

在第二个方面,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北方各州就先后通过了废除奴隶制的法律。 1777年,佛蒙特州宪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在本州出生或从海外被带到本州的男性居民在年满21岁之后,女性居民在年满18岁之后,不得受到法律约束成为任何人的奴仆、奴隶或学徒”②Vermont State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Middlesex,VT.,“An Account of Leonard Spaulding(Commissioner of Sequestration),Regarding Tory Estate of Timothy Lovel and a Bill Sale for Pomp Brake”,pp. 37,26;Manuscript Vermont State Papers,1777-1861(series SE-188).SE 1880-0037.。 在它之后,宾夕法尼亚、罗德岛、康涅狄格和纽约也先后通过了逐步废除奴隶制的法律。 废奴主义者利用这些法案以及宪法中各州须尊重彼此法律的规定,力图限制奴隶制扩大成全国性的制度。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内战期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在1833 年出版的《美国宪法评论》(Commentaries on Constitution)中就清晰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声称,根据国际法,“没有哪个州必须承认奴隶制状态……奴隶制状态被认为是仅仅建立在地方法基础上并限制在地方法之内的地方性制度”③Joseph Story,Commentarie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Vol. 2,3rd ed.,Boston,MA.:Little Brown,1858,p.607.。 从19 世纪40 年代起,以马萨诸塞州为代表,北方各州先后通过了《人身自由法》,为南方各州根据《逃奴法》追捕逃奴设置了重重障碍,有效地阻止了奴隶制势力向北部和西北部的延伸。 把奴隶制视为一项地方性制度也成为林肯在1862 年颁布《解放黑奴宣言》的重要理论依据。

司法话语动摇乃至从根本上消除了奴隶制的合法性,是废奴运动在国家法律层面取得成就的重要工具。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法律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权力的支持,因此在国家权力得到普遍承认的地方,比如英帝国及其加勒比海殖民地,体现司法话语的废奴法律就能得到比较顺利的执行,而在国家权力受到制衡的地方比如联邦制的美国,司法话语就只有借助武力才能产生效果。

从废奴运动的构成及其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废奴话语从宗教和情感领域逐步扩大到政治和司法领域,正体现了废奴主义力量从一小群宗教慈善人士逐步扩大到各个社会阶层,并最终进入国家权力圈子的过程,反映了17—19世纪废奴主义者与奴隶主阶层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 而且,废奴话语各个组成部分的产生也与整个英语大西洋世界社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中产阶级的兴起推动了情感话语的流行,政治民主浪潮则促进了政治话语的诞生。 所以,研究废奴话语对我们了解废奴运动的历史乃至整个英语大西洋世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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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K1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4-0011-12

作者简介: 金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DF2023YS19)资助。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