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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科研诚信治理的路径

编者按: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构建中国特色的科研诚信制度体系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意义重大。毋庸讳言,当前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在本刊组织的《论中国科研诚信治理的路径》一文中,田侃研究员等首先梳理总结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研诚信治理经验,接着分析了国内科研诚信治理的现状与不足,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中国科研诚信治理的具体路径。科研信用修复机制是科研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科研信用修复》一文中,解本远教授等在阐释科研信用修复含义的基础上,分别就科研失信、科研失德和科研失约三种性质不同行为的科研信用修复提出了具体的思路。本组文章所探讨的相关内容对于完善中国的科研诚信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摘 要: 科研诚信是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也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保障。从域外实践看,有效的科研诚信治理需要推动科研评价理念由数量转向质量与价值;明确人工智能应用边界与人类作者责任归属;将科研诚信嵌入科研资源配置与机构治理结构中。从国内实践看,中国特色的科研诚信治理体系,体现出中国传统诚信文化和科技创新管理实践的深度融合,但也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硬约束”供给匮乏、科研机构“自查自纠”的内生动力不足、跨部门协同与全链条追责机制缺失等现实问题。为提升科研诚信治理效能,文章从制度供给、技术规范、协同共治、激励机制等维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 科研诚信;人工智能;科研评价;科研生态;科技强国

一、引言

科研诚信是科学自治的灵魂,也是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关键领域。作为科技强国建设的基础性安排,科研诚信建设不仅是国家创新体系有效运作的保障,更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前提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党委统一领导、科研机构牵头、多方协同参与的有组织科研成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生动体现。中国科研活动在效率、原创性与可持续性上获得整体跃升。从数据来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研人员规模与研发投入持续扩张,2022年的全时当量研发人员已由十年前的324.7万人跃升至635.4万人,稳居世界首位①记者赵永新:《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稳居世界首位》,《人民日报》2023年12月31日,第01版。;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突破3.6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48%,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②《创新创造催生新质生产力———从全球榜单看中国创新》,《人民日报》2026年1月19日,第01版。。高强度的要素投入转化为显著的创新产出,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在全球创新力排名中首次跻身前十,成为近十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③《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内容提要》,见。

虽然中国科研体量正在持续扩张,但尚未形成覆盖事前预防、事中监测、事后奖惩的全过程系统性的科研管理体系,与其他领域的信用监管制度相比,科研信用相关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具体而言,学术不端案件的发现机制过度依赖举报,调查透明度不足,且评判标准缺乏统一尺度。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在过去十几年以放权为主基调的科技体制改革中,科研诚信建设的责任随着自主权的下放被移交给了科研主体自身。作为利益相关者,高校及科研机构在缺乏制度“硬约束”的条件下,往往缺乏自我纠偏的动力,导致主体责任虚化、缺位现象日益加剧。

面对日益严峻的科研诚信问题,提升科研诚信治理的水平显得尤为重要。从政策领域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之一,要求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④《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见。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6月的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特别强调,要加强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建设,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⑤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见。这表明,在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关键阶段,科研诚信已不再局限于学术道德范畴,而是直接关系到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增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核心要素。

从理论层面看,中国的科研诚信问题是在特定科研制度结构与治理环境中,科研主体行为逐渐异化且不断扩散的结果。首先,科研诚信问题直接来自于激励结构的扭曲。科研资源分配的竞争模式,将科研人员置于高度竞争压力之下,秉持自律的科研规范成为影响科研资源竞争的成本,而科研评价体系的量化标准又将科研活动变为僵化的指标生产过程,催生出科研主体的投机行为。其次,科研机构难以对科研失信行为纠偏,导致失范行为扩散。对科研人员而言,科研成果直接关联职业晋升、资源获取与学术声誉,潜在收益高度集中。其中,科研机构既是科研诚信治理的责任主体,也是科研成果竞争的利益相关方。当科研机构这一关键中介主体难以有效发挥约束与纠偏功能时,将加剧失范行为扩散。再次,科研失信的传染效应将恶化整体科研环境。随着科研活动的社会化、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学术成果逐渐嵌入市场逻辑。高度商业化的科研活动为学术不端提供了成熟的外部供给条件,例如**写、代投、虚假评审等行为形成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使科研失信从个体行为演变为可规模化复制的市场行为。最后,不完善的治理体系难以遏制大量的科研失信行为。实践中,多部门分散管理、信息壁垒严重,使跨环节、跨主体的失信行为不能及时识别与联动处置;学术期刊在成果把关中的功能弱化,使违规成果仍可进入学术传播体系;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自律机制失灵,使科研人员无法培养起科研道德感。

面向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发展目标,中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着双重约束:既要坚守诚信底线实施严管,又必须为全面创新提供足够的自由度。纵观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历程,其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自由环境无不建立在严格的诚信管理与高昂的失信成本之上。如何在放权搞活与诚信严管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通过放权让科学探索“展翅高飞”;另一方面以严密的诚信体系确保科研活动的可信与可持续,成为当前科研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核心议题。基于此,本文梳理域外科研诚信治理的主要做法,剖析治理理念、技术、激励的演进过程及其主要经验,审视中国当前科研诚信制度设计的结构性困境,从制度供给、技术规范、协同治理及激励机制等维度提出政策建议。

二、科研诚信治理的域外实践

在全球科研活动加速国际化、跨学科交叉与产业深度渗透的背景下,科研诚信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科研诚信治理也面临着利益多元化、风险跨域化与系统性失范的巨大挑战,单纯依赖惩戒性治理愈发难以回应科研诚信问题的深层成因。对此,域外发达国家凭借较早的治理实践积累,探索出一条科研评价体系从数量转向质量和价值、从人工智能的被动限制向主动规范、从外部强制向内生驱动的治理转型路径,积累了多方面的有益经验。这些域外经验表明,科研诚信治理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能否围绕科研活动全过程,构建与高质量创新相适配的理念导向、技术规范与激励机制。系统梳理现有的域外实践经验,可为中国破解科研诚信治理难题、构建符合新时代科研诚信治理体系提供重要借鉴。

(一)科研评价理念由数量向质量和价值转变

随着全球科研的不断发展,以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为核心的科研评价体系逐渐暴露出明显弊端,其不仅弱化了科研活动的质量导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发生科研不端行为的重要诱因。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仅依赖违规调查与惩戒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科研诚信问题,必须从科研评价体系展开源头治理。对此,主要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逐步推动科研评价体系从数量向质量和价值导向转型,并将其作为重塑科研诚信治理理念的重要路径。

从治理起点看,域外科研诚信治理体系的建立大多源于重大学术造假事件冲击,治理措施以应对既有问题为主,具有明显的事件驱动特征。1986—1996年,“巴尔的摩案”①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戴维·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的合作者泰瑞莎·今西-卡里(Thereza Imanishi-Kari)被指控在论文中伪造数据,引发美国政府及国会长达十年的介入调查。期间,巴尔的摩因坚决维护卡里而被迫辞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一职。直至1996年,相关上诉委员会推翻了全部指控,裁定卡里无罪,该案才最终了结。②Kevles D J.Scientific fraud and misconduct in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Reflections on the Baltimore case.Engineering and Science,61(3):10-19(1998).直接促成了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Integrity,OSI,1989年)和研究诚信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ORI,1992年)的相继建立。1985年,美国颁布《公共卫生拓展法案》,首次明确了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并规定了机构和科研人员的法律责任③胡剑、史玉民:《欧美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模式及特点》,《科学学研究》2013年第4期。。在欧洲,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赫尔辛基大学与隆德大学等高校逐步将科研诚信管理嵌入科研项目申请、研究实施和成果发表等关键环节④刘璐璐、王一帆:《欧洲研究型大学科研诚信治理体系建设的举措、内核与启示———基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赫尔辛基大学、隆德大学的审思》,《科学管理研究》2024年第6期。。日本科研诚信治理同样由重大丑闻事件推动。2000年爆发的“藤村新一考古造假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日本政府随后发布《科研不端行为及其预防》,首次在国家层面界定科研不端行为的基本范畴并提出治理原则;2006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关于应对科研不端行为指南》,建立了举报、调查和裁决的基本处理程序①庞娜:《日本高校教师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2010年之后,开放科学运动以及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ssessment,RRA)理念开始传播,推动着科研诚信治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该阶段的科研诚信治理理念逐步由制度约束转向价值引领,强调通过伦理文化建设推动科研人员形成自觉的责任意识。其中,欧盟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基于《旧金山研究评估宣言》和《莱顿宣言》,欧盟推动构建负责任研究评估体系,并成立“推进研究评估联盟”,使科研评价从以论文数量与影响因子为核心转向更加注重研究质量与社会价值②盛小平、吴瑾:《欧盟负责任研究评估实施路径及其启示》,《图书情报工作》2025年第12期。。加拿大将诚信文化建设纳入科研治理核心,在其《负责任研究行为框架》中提出“诚实、公平、信任、责任、开放”的科研诚信价值体系,通过机构层面的文化建设与系统化培训,将伦理规范嵌入科研管理与人才培养体系③张玲、蒋家琼:《加拿大推动负责任研究行为的缘起、内容与方法———兼论对中国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的启示》,《中国科技论坛》2025年第7期。。日本进一步强化科研伦理教育的制度化实施。2014年以后,日本科研机构普遍建立科研伦理培训体系,并实现科研伦理教育的广泛覆盖。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日本多数科研机构的伦理教育覆盖率已接近或达到100%④庞娜:《日本高校教师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综上,域外科研诚信治理的实践表明,科研评价体系从数量向质量和价值导向转型,本质是一种评价理念与治理逻辑的重塑,其核心经验在于以价值导向重构科研评价标准,并通过制度化评价改革优化科研激励结构。一方面,以价值导向重塑科研评价逻辑,使研究质量与社会贡献成为评价体系的核心尺度。域外各方确立“研究质量与社会价值优先”的评价理念,打破长期以来以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等指标为核心的路径依赖。在此基础上,将诚信、责任与社会贡献等价值要素嵌入科研评价体系之中,使科研评价由单纯的绩效考核工具转变为科研行为的自我规范。以上实践经验表明,科研诚信治理的基础前提在于以价值理念重构评价逻辑,使科研评价回归到对科学贡献与社会意义的判断。另一方面,以系统化评价改革重构科研激励结构,实现科研诚信治理与科研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推进。域外各方通过将负责任研究行为要求嵌入科研资助、项目管理与职业发展等关键环节,使诚信行为与科研人员的资源获取和职业晋升形成稳定的正向激励关系,实现科研评价体系与科研诚信治理相协调。上述实践所蕴含的底层逻辑在于将科研评价体系由单一成果导向的竞争机制,转变为兼顾研究质量、过程规范与社会贡献的综合激励机制,从根本上改变科研人员的行为决策。

(二)人工智能时代科研诚信治理的规范化

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快速融入科研活动的选题策划、数据处理、论文撰写、同行评议与成果传播全流程,学术界知识生产的底层逻辑正发生深刻变化。在学术界,依托AI技术所形成的人机协同交互式创作模式,正在逐步改变由人类单一主体主导的知识生产范式,并且给科研诚信治理带来巨大冲击。一方面,学术不端行为的表现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生成式AI可通过提示词快速产出语法规范、逻辑连贯的学术文本,但AI所生成内容的“幻觉”特性,直接催生了以虚假参考文献、虚构实验数据、伪造理论逻辑为核心的新型学术不端行为⑤申乐琳:《科技期刊AI应用的科研诚信风险及治理》,《编辑学报》2025年第S2期。。然而,传统科研诚信治理工具无法高效地识别此类问题,人工审核也难以对海量参考文献的真实性进行逐一核验。《自然》杂志新闻报道显示,学者发现学术文献中存在数百篇未披露生成式AI工具使用情况的论文,这类论文大多残留AI聊天机器人的标志性话术,部分涉事论文还被出版机构进行了无公示的静默修正①Kwon,Diana.Hundreds of papers use AI without Disclosure.Nature 290(2025):290-291.。另一方面,科研诚信的权责界定和责任追溯越发复杂。在AI技术介入科研生产后,成果内容不完全由研究者独立完成,而是由研究者输入指令、算法生成内容、人类再进行筛选或修改的协同过程所形成。但AI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责任能力,无法像人类作者一样对研究结论的真实性、科学性与伦理后果承担责任,也无法回应学术共同体的质疑、参与辩护或接受惩戒。尤其是当人类作者未主动披露AI使用情况时,监管方无法确认研究者是否使用了AI、在何种环节使用、使用到何种程度,责任追溯自然随之失灵。一项针对美国50所顶尖高校的调查显示,仅有不足20%的院校针对科研人员制定了AI使用的责任追溯细则②Yunjo An and Ji Hyun Yu and Shadarra James.Investigat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regarding the use of generative AI in teaching,learning,research,and administr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22(2025):10.。

面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治理冲击,域外学术共同体、出版机构、高校与科研机构快速响应,形成了一系列兼具创新性与实操性的治理实践。在生成式AI进入科研领域的早期,首要问题是AI能否成为学术成果的作者。对此,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约翰·威立、施普林格·自然、爱思唯尔等学术出版机构迅速回应,均认为生成式AI不具备作者身份,不得署名为论文作者③郑雯雯、武悦、王美玲、颖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学术出版中的使用框架构建研究》,《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4年第10期。。与出版机构相似,部分欧美高校在生成式AI刚进入校园时采取了临时性限制措施,以应对作弊风险与科研规范失序问题。进一步地,由于生成式AI作为科研辅助工具,具有现实需求和持续扩张趋势,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单纯依靠全面禁止政策既难以实施,也无法有效回应技术赋能科研的客观事实。因此,治理重点开始转向构建合规使用规则,以实现风险控制与技术利用之间的平衡。生成式AI使用指南在国际主流期刊和大型出版商中迅速铺开,治理对象不仅限于作者,也开始扩展至编辑和审稿人,逐步形成以披露义务、分级许可和责任归属为核心支撑的行业共识。《自然》《科学》等国际主流科技期刊构建了“使用披露—内容限制—责任归属”的三级治理框架,该框架分别明确了AI工具使用场景与方式的全流程披露要求、AI辅助科研的合规应用边界、作者对论文全部内容负责的责任界定④张秦:《AI时代科技期刊科研诚信治理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科技与出版》2025年第9期。。

综上,面对AI技术对科研领域的冲击,域外经历了由初期谨慎限制到逐步建立规范使用规则的阶段性演进,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科研诚信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一方面,明晰AI应用边界和人类作者责任边界。从域外实践看,所形成的治理共识是:即便科研成果部分内容由人工智能辅助生成,署名作者仍需对成果整体质量、学术规范与研究结论承担完整责任。可见,AI技术在域外被严格限定为科研辅助工具,不得替代人类作者在核心学术活动中的独立判断与创新贡献,并通过边界治理确保人类作者始终承担不可替代的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强调全过程、多主体的协同治理。AI技术使得学术不端风险从单一论文发表环节扩展至科研活动全生命周期。因此,域外科研诚信治理形成了以国际学术出版机构、顶尖高校与科研机构、全球学术伦理组织为支柱,覆盖作者、编辑、审稿人、科研管理者、学生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网络,将AI科研诚信规范逐步嵌入科研活动的全生命周期。通过这种方式,成功提升了科研诚信治理体系对AI技术变革的适应能力与风险防控能力。

(三)科研诚信治理的激励机制日趋内生化

每一个科研造假案件都绝非单一学者或孤立团队的偶发行为,其背后往往牵扯到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以及由大学、科研院所、资助机构、学术出版方等构成的复杂组织生态系统。在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中,当科研人员或团队发布一项高水平学术成果时,即便该成果可能存在学术不端或数据造假,其所在单位往往会第一时间以组织的名义进行认领,并投入资源进行媒体宣传。这种做法的内在逻辑在于:高级别的学术荣誉在大学或机构的整体排名体系中具有极高的变现价值,能够直接转化为排名的提升,进而带来更多的科研经费支持、更优质的生源以及机构领导人的政治升迁等一系列显性收益①周维强:《以制度保障科研诚信》,《浙江学刊》2018年第5期。。反之,一旦科研不端行为被曝光,如果机构选择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置并公之于众,往往会演变为一场不利于科研单位发展的丑闻,导致其声誉受损和资源流失。在缺乏硬性制度约束的条件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科研机构,面对科研不端行为时天然缺乏严查的积极性,甚至可能基于利益共谋而选择包庇②江利红、罗仙凤:《论政府在科研诚信管理中的查处责任》,《中国软科学》2019年第11期。。为打破上述困境,域外国家通过有效的激励惩戒机制,构建包括管理人员、科研人员、专家学者及内部部门在内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体系,从而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③孙平、任毅:《科研诚信建设制度措施的可操作性问题探析》,《科技管理研究》2017年第1期。。

第一,将科研诚信纳入考核标准。在科研诚信治理的传统模式中,行政命令和道德规范往往受到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共谋的制约,导致治理效果有限。政府或资助机构作为委托人,科研人员作为代理人,双方目标的非一致性以及信息的不透明导致了典型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映射到科学政策领域,便体现为科研产出的质量难以度量以及科研诚信风险的不可把控④Guston D H.“Between politics and science:Assuring the integrity and productivity of resear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5-25.。为了破除这一困境,域外国家通过改革科研评价体系,将科研诚信和过程性指标纳入考核标准。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要求接受联邦政府经费的研究机构制定相关的条例、调查被举报的案例并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⑤刘军仪、王晓辉:《促进科研诚信:美国科研道德建设的经验》,《外国教育研究》2010年第5期。。

第二,构建连带责任机制。科研诚信治理的一个显著问题是,科研机构往往倾向于包庇不端行为,尤其在学术荣誉与经费分配的压力下,这种行为更加普遍。针对此类问题,美国率先构建起将个体不端行为与所在机构惩戒深度挂钩的监管机制,明确所有相关主体均需对科研不端行为承担连带责任,通过巨额的连带惩罚,迫使其从被动的旁观者转变为主动的监管者。例如,在美国杜克大学生物学家波茨·康德的学术造假案中⑥Duke University settles research misconduct lawsuit for $112.5 million,见,法院判定杜克大学应承担连带责任,并向联邦政府返还巨额科研经费,这一判例开创了科研机构对雇员科研不端行为的经济惩戒先河⑦李侠:《科技评价失灵与科研诚信的恶意透支》,《科学与社会》2016年第4期。。为了降低可能的法律风险和经济损失,许多科研机构在此后建立了常态化的科研诚信检查机制,推动了机构内生的监管动力。从后续实践来看,在科研诚信治理中引入连带责任机制,的确使得科研机构的治理行为更加积极。2018年,哈佛大学面对心血管领域的顶尖专家皮耶罗·安韦尔萨(Piero Anversa)的造假指控,没有选择维护学校的虚名,而是进行彻查并主动撤回大量涉事论文。据此可以看出,在新的激励相容机制下,比起包庇学术权威带来的短期利益,现代大学更看重机构的长远信誉,更勇于承担自我监察和自我举报的责任。这也证明通过机制设计改变利益结构,确实能够激发机构科研诚信治理的内生动力。

第三,优化政策工具与构建服务型监管理念。内生化治理并不强调弱化监管,反而是通过服务型监管理念和专业工具,赋能科研机构提升自我治理能力。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Engineering,and Medicine,NASEM)的规定,机构应建立全面、一致且透明的内部系统,不仅要具备独立调查问题的能力,还应根据需要向其他管理机构报告问题①Fostering Integrity in Research,见。过去,当机构面对学术不端指控时,往往因缺乏调查经验或专业知识,难以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导致处理程序瑕疵或结果不公。现在,越来越多的机构在面对复杂问题时,会主动寻求ORI的专业建议②Dahlberg J E,Davidian N M.Scientific forensics:how the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can assist institutional investigations of research misconduct during oversight review.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16(4):713-735(2010).。ORI不再仅仅承担执法者的角色,而是通过提供非强制的、专业性的调查工具与行动策略,与各科研机构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

综上,在科研诚信的治理机制建设中,域外国家通过多年的实践探索,逐步走出一条从外部强制约束到内生自主治理的转型之路,其核心经验在于建立一套适应科研生态和行为的激励相容、连带责任、服务赋能与体系协同的综合治理机制。首先,科研诚信治理是典型的激励问题,即如何通过合理的激励机制促进科研活动的有效开展,同时避免道德风险与激励扭曲。激励相容机制的设计,本质上是在科研资源的分配和科研成果的评估中,嵌入科研诚信的要求,使科研人员的个人行为与集体目标高度契合,减少非合作行为,推动形成内生治理格局。其次,科研机构的“包庇倾向”往往源于利益共享的不平衡,即个体不端行为的利益由个人享有,而机构承担的惩罚成本较低。连带责任机制通过将个体行为与机构责任紧密捆绑,促使机构主动承担监管职责,从而推动科研诚信的内生治理。最后,技术与服务型监管通过非干预性的支持,帮助科研机构在无需强制干预的前提下提升治理水平。

三、中国科研诚信治理的现实问题

科研诚信是知识生产的伦理底线与价值基石,其健全与否直接关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真实性、科学性与权威性。当前,中国科研诚信治理仍面临深层次困境。首先,制度约束的刚性不足,使科研不端行为的失信成本与收益严重失衡,导致学术失信屡禁不止并呈现隐性化、变异化趋势。其次,科研机构内生动力不足,诚信建设往往停留在形式层面,难以形成推动知识原创性的主体支撑。最后,跨部门协同机制不完善、全链条追责缺失,使治理呈现碎片化局面,无法有效应对科研活动全域化、链条化的诚信风险。上述问题的长期存在,将削弱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制度保障与实践基础,制约原创性知识的高质量产出,进而影响中国学术话语在国际学界的公信力与影响力。

(一)严重失信行为的“硬约束”供给匮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研诚信建设进入高密度的制度供给期,以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及中国科协为代表的权威部门,通过单方发布或多部门联合发文的形式,构建起一套涵盖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政策体系。这一顶层设计在形式上有效构筑了科研诚信的制度防线,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科研人员及科研机构对诚信底线问题的认知,但从治理效果来看,仍面临挑战。

具体而言,尽管规章条文日益繁复,警示教育亦未曾停歇,但科研不端事件依然顽疾难除,且呈现出隐蔽性增强、手段翻新的趋势。作为制度实施关键节点的科研机构,虽然在履行主体责任方面做出努力,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存在流于形式、回避责任的倾向。一项基于2002—2023年间142所“双一流”高校响应国家科研诚信政策的实证分析显示,约30%的高校对国家政策的响应存在5年及以上的时滞,且政策工具主要依赖命令型手段,在能力建设和激励机制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①赵雅洁、冯凌子、杨晓等:《我国高校响应国家科研诚信政策计量研究———基于142所双一流高校的分析》,《图书情报工作》2025年第22期。。这一现象表明,当前中国科研诚信管理制度虽在广度上有所拓展,却在力度与效度上存在显著短板,制度威慑力未能穿透现实利益的屏障,亟待通过改革关键机制来打破治理困境。

从惩戒环节来看,现有的科研诚信治理呈现出明显的“软约束”特征,即缺乏对严重失信行为的惩处手段,缺乏与其社会危害性相匹配的制裁制度。无论是惩治制度的刚性设计还是具体执行的技术手段,都存在显著滞后。特别是面对浪费巨额国家财政资源、严重破坏学术生态甚至对社会公信力造成恶劣影响的重大科研失信行为,现行体系往往止步于内部行政处理或道德谴责,缺乏能够让失信者付出应有代价的制裁手段,违规成本与潜在收益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究其根源,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科研管理沿袭传统社会治理中“重德治、轻法治”的理念,寄希望于科研人员的道德自律,忽视法治化契约与刚性规则的外部约束;另一方面,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历史断层导致科学精神的积淀相对薄弱,以求真务实为核心的科学文化氛围尚未形成对机会主义行为的遏制效应。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尚未探索出既符合科学自身发展规律,又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节奏相适应,且能有效嵌入本土文化与制度环境的诚信管理抓手。由此,科研诚信长期停留在道德范畴和精神建设的宏观倡导层面,未能转化为精准打击失信行为、确立清晰红线并具有强大执行力的有形制度“硬约束”。

(二)科研机构“自查自纠”的内生动力不足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科研诚信治理有着明确分工,即在学术不端行为的范畴界定与惩戒标准上,专业学会或行业协会的规则最为细致严格,科研机构(高校)次之,政府层面的法律规制则作为底线存在。中国现阶段科研诚信治理主要表现为:政府层面的规则最为严厉,处于治理中枢的科研机构以及微观层面的专业学会,其规则制定与执行力度反而层层递减。这一结构性倒置不仅折射出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型制度建构路径,更深刻揭示出科研机构与专业团体在履行诚信建设主体责任上的严重缺位②李真真、黄小茹:《中国科研诚信面临的突出问题及解决路径》,《科学与社会》2017年第3期。。2016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2022年科技部等22部门印发《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2024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治理的指导意见》均明确规定,科研机构(高校)是调查处理科研失信行为的第一责任主体,但在缺乏刚性约束的政策空间下,相当一部分机构并未制定出可操作的落地细则。相较于美、德、英、韩等国高校普遍设立常设性的科研诚信办公室或专职诚信专员,中国绝大多数高校仅将此职能挂靠于学术委员会,或将其作为附属职能,导致诚信治理缺乏专业力量支撑。一项基于全国466所拥有医学专业高校的在线调查表明,截至2023年,全国约31%的高校未设立专门的科研诚信专栏或网站,约42%的高校未公开科研诚信相关工作的人员名单,约61%的高校未公开违规举报渠道,且超过60%的高校没有发布可供检索的年度科研诚信报告③Wang F,Zhu C.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search integrity construction in 466 Chinese universities with medical program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10(1):1-8(2023).。这种主体责任的虚置,使得机构在面对内部科研不端案件时,为了维护声誉而产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机会主义倾向,导致制度威慑力在执行末端被大幅消解。

除了事后查处机制的疲软,科研机构在科研诚信事前预防与教育环节的内生动力同样匮乏,导致“预防与惩治并举”的法律原则难以落地。尽管2021年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已将科研诚信预防提升至法律高度,但在实践层面,机构开展常态化诚信教育的积极性普遍不高。2018年,在中国200所医科及综合性大学中,开设科研诚信教育课程的高校占比仅为26.3%,73.3%的高校未开设或情况不明①王飞:《当前我国科研诚信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性建议》,《科学与社会》2019年第1期。。这种教育缺位的深层原因在于缺乏利益挂钩的约束机制。在部分科技发达国家,开展科研诚信教育已被明确设定为科研机构获得资助的前置条件②举例而言,《美国竞争法》(America COMPETES Act),又名《美国创造机会以有意义地促进技术、教育和科学之卓越法》(America Creating Opportunities to Meaningfully Promote Excellence in Technology,Education,and Science Act),第7009条规定,申请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机构,必须提供一份计划,说明如何为参与项目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后提供“负责人的研究行为”(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RCR)的适当培训和监督。。相比之下,中国目前的管理制度在类似“负面清单”或“一票否决”机制方面较为薄弱,科研诚信教育在高校工作中往往沦为可有可无的“软任务”。这种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双重失效,导致科研机构既无动力在事前筑牢思想防线,也无压力在事后严惩违规行为,从而在客观上助长了科研不端之风的蔓延,使得科研诚信治理陷入“上热中温下冷”的传导困境。

(三)跨部门协同与全链条追责的机制缺失

当前,中国科研管理体制呈现出典型的“多头分散”特征,科研失范行为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定义的伪造、篡改与剽窃,而是向科研活动的各个非核心环节渗透。具体而言,在项目评审、课题立项、学术出版及结项验收中的“弱评审”现象屡禁不止,专家评委间互投“关系票”的现象严重影响同行评议的公正性;在资源获取环节,成果申报、职称评审及学位申请中提供虚假学术信息的行为时有发生,甚至出现同一课题申请书经“改头换面”后多次重复申报的套利行为;更为恶劣的是,数据造假、论文买卖及申报书代写已异化为一条隐秘的黑色产业链③陈巧玲:《我国科研诚信体系的多维度建构》,《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这一系列乱象表明,大量处于制度监管盲区或未被明确界定为学术不端的失信行为,正在潜移默化地破坏科研生态环境。

鉴于科研诚信治理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特征,仅依靠单一部门的行政力量或单一维度的道德约束,难以构建有效的治理闭环。建立并强化覆盖全要素、全周期的联动追责机制,是破解当前治理碎片化难题的关键。因此,需要将治理触角从传统的“科研人员”这一单一主体,延伸至包括评审专家、机构负责人、科研管理人员、学术期刊编辑在内的所有相关者。在项目评审、成果鉴定、奖励申报及推广应用等科研活动的全链条中,任何环节的主体诚信失守都应触发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这种全链条的责任锁定通过制度设计确立底线边界,确保制度对诚信合规者不增加负担,对触碰红线者能够实现精准反制。

四、面向科技强国的科研诚信治理优化路径

科研诚信问题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科研竞争力和社会信任度的重要指标。许多域外国家在科研诚信治理方面已经积累了成熟的经验,尤其在理念转型、技术规范、激励机制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治理框架。相比域外实践,中国的科研诚信治理亟需推动科研评价理念向质量导向转型,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冲击,构建起更加完善的惩戒和激励机制,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科研失信行为。基于中国科研诚信治理现状及制度体系特点,优化科研诚信治理路径应立足国家战略全局,紧密围绕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目标。具体而言,应从制度设计、技术规范、协同共治、激励机制四个维度统筹推进,构建“不愿失信、不能失信、不敢失信”的体制机制,持续稳固知识生产源头防线,保障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科学性与公信力,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一)构建“法律—信用—道德”的梯次治理体系

针对当前科研诚信治理中存在的惩戒手段软化及制度威慑力不足等困境,构建一套法律底线坚守、信用机制制约与道德自律引导有机融合的梯次衔接体系,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第一,夯实法治基石。通过成立科研诚信立法调研专班,整合宣传、组织、科技、司法等部门力量,梳理科研诚信突出问题。加快研究完善相关法律责任条款,对于骗取高额财政资金、严重危害公众健康或国家安全的科研欺诈行为,必须突破仅限于行政处分或内部通报的传统路径,探索司法介入机制,明确界定严重科研造假行为的法律边界与刑事责任,从而显著提高严重失信行为的违规成本,确立法律红线的绝对权威。建立科研诚信案件的司法审查路径,确保科研单位处理决定的可诉性,保障被处理人的合法救济权利。

第二,构建学术征信前置治理体系。通过设立准第三方学术征信中心,开展学术诚信前置核查并出具征信报告,将治理重心从事后惩戒转向事前预防①郭晓亮、张璐、景勇、吉海涛:《基于学术征信的学术不端前置治理体系设计》,《图书情报工作》2025年第22期。。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科研诚信档案共享机制与联合惩戒机制,将科研诚信记录作为科研人员职业生涯的通行证,与项目申报、职称评定、评奖评优及研究生招生资格等直接挂钩,实施全过程的动态监管与一票否决。通过精细化的制度设计,让失信者在学术资源获取与职业发展中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迫使科研主体基于理性自觉规避失信风险。

第三,回归科学精神的道德本位,发挥柔性引导作用。将科研诚信教育纳入科研人才培养体系,定期发布科研诚信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视频,强化科研人员的责任意识与耻感机制。强化学术共同体在科研诚信规范制定、失信行为认定、学术评价监督等方面的自治功能,推动“自我约束、自我净化、自我提升”的学术文化建设。推动科研诚信文化建设,从高校、科研院所的顶层治理到院系、课题组的基层建设,层层落实诚信文化建设责任。

第四,推动科研评价体系向质量导向转型,建立以创新价值、学术贡献、社会效用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在制度设计上,通过代表性成果评价、长周期评价与分类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弱化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单一量化指标的主导地位,突出对原创性突破、学术范式推进及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实质性判断。在评价方法上,强化定性研判与必要定量指标的协同运用,通过动态跟踪评价和成果影响评估,避免短期化和功利化倾向。

(二)加强人工智能时代的科研诚信治理

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科研活动、重塑知识生产方式的背景下,科研诚信治理面临着巨大挑战。基于域外治理经验并结合中国科研生态现实,破解人工智能带来的科研诚信风险,必须改变单点规制与事后惩戒的惯性思路。

第一,建立分级分类的AI使用披露制度。传统科研诚信治理难以应对人工智能在文献筛选、数据处理乃至假设生成中的差异化参与。对此,有必要通过分级分类的AI使用披露制度,对不同科研环节的人工智能介入程度给出精细化区分,将“是否使用AI”转化为“如何、在何处、以何种深度使用AI”的规范性治理。

第二,以技术手段抵御技术风险。人工智能引发的科研诚信问题,本质上具有高度技术性,仅依靠人工审查和道德约束难以实现有效识别与前置防控。因此,需要在技术层面使人工智能的每一次介入都留下可追溯的数字痕迹,为责任认定和纠纷处理提供客观依据;将智能预筛技术引入科研伦理审查流程,实现风险识别前移和全过程动态监管。

第三,面向人工智能冲击,优化现有科研诚信教育体系。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对科研人员的能力结构提出了新要求,单纯掌握学科知识已不足以应对算法介入带来的风险。因此,需要通过分层分类的科研诚信教育,将人工智能使用规范、风险识别与人工校验能力系统嵌入科研诚信教育体系。

第四,搭建跨部门、跨行业的协同治理平台。人工智能科研诚信问题具有跨主体、跨领域和跨国界的特征。为此,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对话与标准协商,推动科研诚信相关规范的国际互认与制度衔接,并结合中文科研语境和本土学科特点进行制度转化与本地化适配。同时,通过建立周期性评估机制和技术反馈机制,实现治理规则与人工智能技术演进的动态协同。

(三)打造数据驱动的跨部门多元共治网络体系

面对科研失信手段日益隐蔽化与复杂化的挑战,传统的人工监管模式已难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治理需求,亟需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治理创新,构建数据驱动、部门协同、多元参与的现代化共治网络。

第一,建设国家级科研诚信数据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国家科研诚信大数据综合平台建设,将科技、教育、社科、卫生健康等主管部门及科研资助机构、学术期刊平台所掌握的科研活动数据进行系统整合。以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为抓手,推动跨部门、跨层级、跨系统的数据互联互通,破解长期存在的信息孤岛与数据碎片化问题。

第二,构建科研诚信风险识别与动态预警机制。建立智能化的风险预警机制,对跨部门、跨系统的重复申报、关系评审、图片复用及“论文工厂”流水线作业等异常行为进行实时监测与关联分析,推动治理关口从被动的事后惩处向主动的事前预测与事中阻断前移。围绕项目申报、评审评议、成果发表、经费管理等关键环节,建立多维度、可量化的风险识别模型,对异常行为实施实时监测与动态预警。针对数据造假、成果重复发表、关系评审、“论文工厂”等高风险场景,强化跨系统数据关联分析,提升隐蔽性失信行为的识别能力。

第三,拓展多元主体参与路径。在政府主导和技术支撑的基础上,系统引入学术期刊、专业学会、科研机构及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完善科研诚信社会共治机制。健全第三方举报和反馈制度,规范线索受理、调查核查与结果反馈流程,依法保护举报人权益,提升社会监督的有效性。强化学术期刊在科研诚信治理中的前端把关功能,推动期刊审稿系统与科研诚信平台的信息联通,及时共享失信线索。支持专业学会开展行业自律评价与诚信教育,引导科研共同体强化自我约束。

第四,探索科研信用修复机制。系统开展学术文献池的污染治理与修复,针对历史存量的问题文献,建立常态化的技术筛查与举报核查机制,逐步清理学术文献池中的污染内容;推动学术期刊与学术数据库联动,对已撤稿的文章进行全平台标记与下架,阻断其传播与引用路径。针对科研人员的失信行为建立分级处置与阶梯式修复机制,激励主动纠错与自我修复。学术期刊与行业协会承担内容审核、撤稿纠错与行业自律职能,强化学术共同体的内生监督能力。

(四)建立基于连带责任的利益相容激励机制

破解科研机构履行主体责任“内卷化”与“形式化”困境的关键,在于重构国家、机构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结构,建立一套基于连带责任的激励相容机制。长期以来,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在争取资源与荣誉时往往形成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科研机构通过论文数量、项目规模与成果转化绩效获取发展资源,科研人员的不端行为在短期内往往能够“放大产出”,导致机构在面对内部不端行为时极易产生包庇纵容的道德风险。为打破这一共谋格局,治理重心必须从单纯惩戒个体违规者转向强化机构的连带治理责任,一方面显著提高科研机构在科研诚信失范情形下的成本;另一方面同步提升科研机构履行诚信治理职责所能获得的长期收益,迫使科研机构的效用函数与国家整体的诚信目标实现激励相容。

第一,夯实科研机构主体责任的法理基础。明确科研机构在享有科研成果带来的声誉溢价与经费收益的同时,必须对因监管失职导致的科研失信后果承担实质性的连带赔偿责任;凡科研机构在科研项目组织实施、经费管理、成果审核等关键环节中存在明显监管疏漏,且该过错与科研失信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联的,应依法与直接责任人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通过立法解释、部门规章或政策指引,清晰界定科研机构在科研活动全生命周期中的监管义务边界与责任范围,在此基础上,由主管部门制定统一的操作性规章,对不同类型科研机构及不同科研活动形态的监管职责进行细化,将连带责任贯穿项目立项、实施、验收与成果转化全过程,避免责任碎片化与形式化。

第二,确立连带责任为核心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明确科研机构对本单位科研人员职务行为负有不可转移的监管与连带责任,将科研不端风险直接内嵌于机构的资源配置、声誉评价与发展绩效之中。对于造成国家财政资金重大损失的科研欺诈案件,不仅要追回违规资金,更应向涉事机构追缴惩罚性赔偿金,大幅提高机构监管失灵的经济成本。将科研诚信绩效作为“双一流”建设、学科评估及国家重点实验室考评的前置否决项。对于发生系统性、塌方式学术不端或对重大不端案件查处不力的机构,实施暂停项目申请资格、核减招生指标甚至撤销学科授权点等严厉的行政处罚。

第三,完善配套治理机制。推动科研机构设立独立、专业的科研诚信管理单元,在高校、科研院所及医疗卫生机构中,设立实体化运行的科研诚信管理机构,直接向单位主要负责人或领导班子负责,确保其在调查处理、制度执行中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将诚信治理绩效纳入领导班子和管理层考核体系,明确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构建层级清晰的责任体系,对主动发现、及时纠偏和有效防控科研不端的机构与团队给予正向激励。通过委托独立的科研诚信评估机构,对科研机构治理运行状况开展定期评估,将评估结果作为政策支持、资格认定与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对存在突出问题的单位,应采取限期整改、约谈问责及资源约束等措施,并将整改情况纳入后续评估的重要内容。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G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6)02-0189-12

作者简介: 田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信用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温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ZKJC251005)的资助,是北京信用学会2024年度信用研究重点项目“科研信用的法治化建设研究”(BJCS24A011)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