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折估钱是南宋四川御前军月犒钱、供给钱等十余项军费的总称,约占军费总支出的40%。受宣抚司的影响,折估钱不仅名目众多,而且在发放频率、数额、范围三方面均属优待。盐酒税钱、经总制钱和籴本钱是折估钱的重要来源。但正常的生产贸易无法满足军事需求,导致出现虚额钱和积欠虚额钱,使商业承担沉重的压力。绍兴和议后,为减轻地方压力,南宋朝廷与四川总领所只能挪用上供钱、增印钱引等办法拨付折估钱。这既加重钱引贬值的风险,也对总领所的收支平衡产生冲击。
关键词: 南宋;四川;折估钱;总领所
“折估钱”是指除月支正色钱米之外,对四川御前军发放衣赐犒赏、供给刍豢等十余种军事补贴的合并名目,① 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财赋二·折估钱》,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4页。(以下简称《杂记》)每年支出在一千一百万至一千三百万贯之间,占四川军费总支出的30%到42%。② 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1,绍兴七年五月壬午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76-2078页。(以下简称《要录》)因此,平衡军需、民生、商业的经济关系,控制折估钱成为南宋军需财政的重要议题之一。
关于军费开支,王曾瑜指出御前军军俸包括正俸、衙官例和折估钱三项。③ 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4-296页。关于钱物折估,宫泽知之认为,宋代物价上涨是军事需求的扩大导致财政征收物资激增,导致市场供不应求。当物资难以供应之时,为了进行全国规模物资调配,宋朝政府通过估价影响官方名义物价和市场价出现数倍的地域差异,推动物资向驻军区域流动。④ 宮泽知之:《宋代中国の国家と経済———財政·市場·貨幣》,創文社出版1998年版,第456-468页。关于折估支出,张亦冰认为这是由于现钱缺乏导致幕职、州县官料钱多折支实物。但各地钱物比价不同,所以料钱“半支见钱”的同时,各州以时估折支,将折价定估权下放各州,灵活折估。①张亦冰:《财政集权与五代宋初幕职、州县官料钱制度演进》,《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2期。前人的研究解释了折变、估价的财政逻辑,是理解四川折估钱的重要基础。
关于四川折估钱包含的军费窠名内容、增减变化及其收支管的财政运行逻辑需要考证厘清。折估钱的出现及其扩大与四川独特的军俸标准、物资供应状况密切相关,也是宣抚司、武将势力对财政影响的具体表现。财政机构筹集折估钱与专卖制度相伴而行。因此,折估钱不仅是一项浩大的军费支出,更是军事制度与经济运行的连接点,还是地方社会与军事管理的平衡点。研究折估钱的内容与运作变化有助于理解军费与地方经济的结构性关系,进而以军需财政角度对宋金抗衡背景下四川区域资源的生产、分配获得更确切的认识。
四川北部处于秦岭山地,多和尚原、兴赵原等山原地形,利于宋军居高临下遏制骑兵之冲势,所以九至十一万的御前军集中驻扎于兴、凤、成、金诸州及兴元府。②何玉红:《南宋川陕战区军费的消耗与筹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其中,兴州所屯吴玠部约七万,③《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十一月癸未条,第2481页。杨政、郭浩等部各约一万五千人。建炎初年,娄室率金军西向进攻陕西,攻占河中府、开封府,导致解盐盐钞以及朝廷的赋税支移难以抵达。④《金史》卷72《完颜娄室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51页;秦晖著:《陕西通史·宋元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117页。川陕军队财政需向四川筹集钱物。为统筹川陕军需,宋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五月,诏知枢密院事兼御营副使张浚为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荆湖南北路为所部,⑤《要录》卷23,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条,第559页。并有便宜行事之权。⑥《要录》卷65,绍兴三年五月辛巳条,第1284页。高桥弘臣指出张浚以宣抚处置司参议官赵开兼任随军转运使对四川税法进行改革。⑦高桥弘臣:《南宋初期の川陝地方における宣撫處置使·宣撫使について》,《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人文〉》2002年,第13卷。此外,张浚于同年十一月设置秦州钱引务,⑧《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己酉条,第669-670页。建立宣抚处置司对钱引的直接管理。
宣抚处置使张浚对军需财政的权力一定程度被吴玠所继承。绍兴二年(1132),宋高宗以张浚擅权而罢免宣抚处置使职务,命王似、卢法原任宣抚处置副使。绍兴四年(1134),去“处置”二字,王、卢二人只称宣抚副使。⑨山内正博:《南宋の四川における張浚と呉玠:その勢力交替の過程を中心として》,《史林》1961年第44卷第1号。同年四月,吴玠任川陕宣抚副使,免签本司公事。⑩徐松辑,刘琳、舒大刚、刁忠民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013页。为防止武将专权,宋廷于绍兴五年十一月令赵开为四川都转运使。⑪《要录》卷95,绍兴五年十一月乙酉条,第1818页。军需财政权力随之转移至都转运司。吴玠担任宣抚副使之后,对四川都转运使赵开进行多次弹劾。⑫《要录》卷80,绍兴四年八月甲戌条,第1520页。这导致赵开于绍兴六年(1136)八月辞任离蜀及两浙都转运使李迨赴蜀继任。同年八月,宣抚司参议官陈远猷担任四川都转运副使。⑬《要录》卷104,绍兴六年八月壬子条,第1961页。陈远猷在任直至绍兴十年(1140),期间多以吴玠部军需为要,促使钱引务增印五百万缗钱引。⑭《要录》卷134,绍兴十年三月戊子条,第2508页。宣抚司参议官陈远猷兼任都转运副使实际是给吴玠创造了管理军需财政的人事渠道。
建炎三年至绍兴十年期间(1129—1140),宣抚司对军需财政具有不同程度的决策权。强势的军权对四川御前军折估补贴制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绍兴七年(1137),四川都转运使李迨上奏,禀明川陕军费开支问题,详细指明川陕折估钱情况:
据诸处粮审院供到折估钱名色,除官兵各有身分料钱,已系随折估钱过勘外,官员有驿料折估钱、厨料禄粟米赡家钱、供给钱、月犒钱、旬设钱、支粮钱、添支绢钱;军兵有坐仓折估钱、撺抢又贴射钱、添支食钱、盐米纸笔钱、草估钱,共十二项。但缘官员有驿料折估,军兵有坐仓折估,故特以折估钱总之。又有诸帅、诸将公使钱,人吏、作匠请给钱,并系于按月折估钱内应副。①《要录》卷111,绍兴七年五月壬午条,第2078页。
李迨将折估钱名目分为军中官员与军兵。不同群体所包含的名目代表着不同的折估军费划分原则和发放方式。
除公使钱、请给钱外,军官折估钱一共包含七种。驿料折估钱是武将衙官随从所有的补贴。吴玠任宣抚副使时,为增加军队俸禄而改为队官以上均按照衙官之例给驿料,②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第290页。扩大了驿料发放范围。厨料禄粟米赡家钱为大小使臣管押纲运时,按任务时间的多少,由粮料院支给的补贴。③赡家钱或按日分发,或按月分发。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二八,第7267页;《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四三,第9133页。四川将赡家钱纳为军官折估钱,按月发放,打破了通常意义下按照出差难易、时间长短的两重控制标准。供给钱是宋初专为帅司的厨食设置的添支补贴,目的是养廉止贪,防止军队回易取利。④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14页。四川御前军在赡家钱的基础上又增供给钱,属于重复补贴。三衙及东南御前诸军在绍兴十三年(1143)时才由宋高宗下诏增设五等供给钱,按月发放,补贴军用。⑤《宋史》卷30《高宗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8页;《要录》卷149,绍兴十三年六月壬申条,第2815页。但四川御前军却在绍兴七年(1137)时早已形成月支供给钱制度。月犒钱目前仅在四川出现,当为犒设钱的一种特殊形式。犒设钱是宋廷对军官的赏赐办法,是对补盗、守城等军功进行的临时性军赏。⑥《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三六,第8995页。犒设由将帅请奏,经皇帝诏准后,按照军功等级依次犒赏。但四川月犒钱,已是“并系于按月折估钱内应副”,是每月犒赏之意。这与犒设钱在时间周期、等级范围、发放决定权三个方面已有根本性不同。
破例优待也体现在支粮钱制度中。所谓“支粮”并非按武官官阶所支的正色米。北宋及南宋初,支粮普遍出现在招募弓手、⑦《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二二,第8668页。保甲上番、⑧《宋会要辑稿》兵二之三九,第8644-8645页。招募乡兵、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5,熙宁九年五月癸亥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725页。供给归降军兵等情况,⑩《要录》卷43,绍兴元年三月戊戌条,第915页。应是临时拨给之粮。绍兴六年(1136),宣抚副使吴玠规定队下官人(即不入队军官),每月按照武艺高低成绩奖励支粮。⑪《要录》卷97,绍兴六年春正月辛巳条,第1851-1852页。支粮成为四川不入队军官的补贴。旬设是北宋以来,州有屯兵者,官方给钱宴犒将校的宴饮活动。⑫《文献通考》卷156《兵考八·郡国兵》,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650页。仁宗时期,旬设演变为每月支给军员钱一百文,官务薄酒二升。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1,庆历三年五月乙未条,第3385页。这可视为旬设钱正式形成。南宋四川应是延续北宋之办法,将宴饮折算为钱引发放。添支绢钱是四川特有的衣绢补贴钱。建炎四年(1130)十二月,宣抚处置使张浚命川陕民户岁输激赏绢三十三万匹有余,又将陕西、河东、北三路绢纲三十万匹改为令民输其值用以赡养军队。西川每匹为十一千,东川每匹为十千,一年共计三百余万缗。⑭《要录》卷40,建炎四年十二月,第886页。添支绢钱应是宣抚处置司将民众折纳的绢帛钱引划拨为额外补贴。
张浚、吴玠担任宣抚司长贰期间,通过扩大折估钱供给范围、改变发放标准、频率及增设新激赏军费名目的办法,在钱、绢、米三个方面形成军官开支制度,大幅提高入队、不入队军官的待遇。所以四川都转运使李迨向中央强调四川军费“冗滥在官员,不在军兵”,深刻指出折估钱制度的负担所在。⑮《要录》卷111,绍兴七年五月壬午条,第2077-2078页。
军兵的折估钱数额虽然不如将官,但却成为将领弹劾财政官员的重要政治理由。首先是军兵折估钱的内容和性质。都转运使李迨记载的军兵折估钱有五种,有史料可考的有三种,分别是坐仓折估钱、添支食钱和草估钱。①撺抢又贴射钱以及盐米纸笔钱目前仅见于此处,且难以以两宋相关财政现象推论,故而暂缺待考。坐仓始于嘉祐年间,允许诸军所剩余粮愿籴卖入官者,漕司计价支钱。②《宋史》卷175《食货上三·市籴》,第4243页。南宋四川因为军队屯于利州路,粮米需从成都府路、潼川府路籴买后运至前线,所以运输成本较高。制置大使席益指出水运粮食约十千而致一斛,陆运需费五十千。③《要录》卷110,绍兴七年夏四月丁巳条,第2068页。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冯康国奏部分地区陆运军粮甚至达到七十千致一斛。④《要录》卷106,绍兴六年十一月壬午条,第2001页。因此,为减少运输成本,四川总领所需籴买军仓中剩余粮米。四川特殊的军粮运输地理导致坐仓折估钱产生。
添支食钱本为添支钱中的一种,在官员本俸之外按品级高低、职务不同而定的每月固定额外补贴。⑤龚延明:《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但军队的添支食钱与文官有所不同。绍兴三年(1133),南宋规定:“今后应差兵级、公人等部送罪人,除合破口券外,每人逐日添支食钱五十文,所至州县即时批支。”⑥《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四三,第8469页。军中官兵遇差拨任务则按日添支食钱。但四川御前军的添支食钱却是按月发放,已经打破“差拨任务”的限制。草估脚钱是税草之外的强制性摊派,已不属于税的范畴。“(四川剑州)绍兴五年添屯将兵,漕司将税草应副支遣,而于民间重科草估脚钱。”⑦《要录》卷162,绍兴二十一年闰四月壬子条,第3073-3074页。其摊派办法是按照屯驻大军的马匹数量匹配征收,草估钱的出现应该是因为御前军军马草料不足而制定的额外补贴钱。
其次是军兵折估钱在四川军政环境中的特殊作用。绍兴四年至绍兴七年,四川宣抚副使吴玠屡次以都转运司拖欠士兵折估钱为名弹劾赵开、李迨。⑧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25—228页。对此李迨反驳:“若宣抚司将拨到钱先支军兵,次支使臣,后支将官,虽有拖欠,必不阙事。盖自将官以上,每月请俸,大段优厚故也。然欲胁持计司,则须以拖欠军兵坐仓、折估为辞,此乃宣抚司属官为主将所画之策。”李迨又去军中走访,发现“间有军兵陈诉拖欠折估钱,至于衣赐,则所在皆有支散不尽数目,粮食亦有探支过一两月,或一两旬者”。⑨《要录》卷111,绍兴七年五月壬午条,第2079页。折估钱的军内等级发放制度是扩大军事、财政矛盾的催化剂。军兵的折估钱补贴是中央评定地方漕司是否有效供军的重要标准。这被宣抚副使吴玠加以利用,成为合理弹劾漕司的理由,也成为武将势力争夺财政权力的办法。
通过考证分析军兵与军官折估钱的名目和发放方式,可以发现军官的月犒钱、添支绢钱,军兵的草估钱、撺抢又贴射钱及盐米纸笔钱五项为四川御前军独有的军费;其余八项虽然在其他地区的军队中也存在,但在支出的时间频率、钱款数额以及人员范围三个方面多与东南各军队不同。强势的宣抚司在建炎、绍兴年间制定多种军俸制度,塑造了四川御前军的军费格局,催化了折估钱的产生。这种军俸制度在南宋初年政权动荡阶段,对招募军兵,激励将官,增强军队战斗力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军政压力之下,如何筹集供应折估钱成为财政官员的重要任务。
李心传记载折估钱的收支情况为:
盐折估者,取三路盐引税钱而供此折色也。酒折估者,取四路场务、坊店酒息钱而供此折色也,故又以折估名之。大凡一岁折估之入,凡七百一十余万缗,其出一千二十八万余缗,盖以籴本、经总诸色窠名助其费。①《杂记》甲集卷15《财赋二·折估钱》,第324页。
据汪圣铎统计,绍兴后期,四川盐酒年收入共计约1090万缗。②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61、706页。按此估算,四川每年盐酒榷卖收入的65.13%划归折估钱。四川经总制钱约五百四十万缗,一百三十万缗用于军费,占比24%。③《杂记》甲集卷15《财赋二·四川经总制钱》,第320页。四川每年常规性籴本来自两税和水脚钱收入(战时突发增印钱引不算常规性籴本),李心传记载二税上科籴本约四百万缗,潼川府籴本水脚钱约一百八十三万缗,共计约五百八十三万缗,④《杂记》甲集卷17《财赋四·四川总领所》,第391页;《要录》卷118,绍兴八年三月丁酉条,第2206页。籴本每年划拨为军费约一百八十六万缗,占比为31.9%。
盐引和坊场酒务的收入指的是赵开变更盐法、酒法之后的税收。赵开盐法内容为:“至是开始令每斤输引钱二十有五,土产税及增添约九钱四分,所过税钱七分,住税一钱有半。应折钱引者,每引别输提勘钱六十,其后又增贴纳等钱。”此法包含了除夔路十三州及隆、荣、卭、岷四州官煎盐以外的所有盐井。⑤《要录》卷58,绍兴二年九月甲申条,第1175页。土产税是对盐户征收,引钱、过税、住税是对盐引销售体制中的盐商买引、运盐和住卖三个环节征税,提勘、贴纳两项是因为以钱引交税而增收的附加税。
建炎三年(1129)十月赵开变更四路酒法,规定:
先罢公使卖供给酒,即旧扑买坊场所置隔槽,设官主之。曲与酿具官悉就买,听酿户各以米赴官。赴官自酿,凡一石米输钱三千,并头子杂用等二十二。其酿之多寡,惟钱是视,不限数也。⑥杜大珪编,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校证》中集卷32《赵待制开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114页。
赵开折估盐酒税钱也因此被宋人认为是四川折估税收的开始。⑦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72《理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9页。赵开筹措盐酒折估钱的核心因素有二:一是以货物数量为征税的标准,通过扩大盐酒产量而增加折估收入;二是扩大新法的地域范围,从成都逐步扩展到其余诸路。前者涉及货物的生产环节,受产量决定。后者涉及货物的市场范围,随销售额的升降而起伏波动。
四川为井盐区,盐户常常“相山寻穴,凿石求泉”方可于地下寻得盐水。⑧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盐脉盈亏无常,一处盐脉汲取一段时间后便会枯竭,导致“卤脉有盈缩,月额有登耗”。⑨《文献通考》卷63《征榷考三·盐铁》,第471-472页。绍兴二年至淳熙六年,四川盐井从四千九百余个下降到二千三百七十五个。见郭正忠:《宋盐管窥》,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18页。但军费数量依旧巨大,盐税额不会下降。转运司规定的盐税额变成了虚额,所卖钞引即成为虚钞。⑩《文献通考》卷63《征榷考三·盐铁》,第472页。为了满足折估军费,转运司继续按照虚额向盐商盐户卖钞引,收税,这便是虚额钱。
赵开酒法按照酿米的数量征收酒税。但是酒户的生产规模是受酒水市场控制。因为隔槽法中酒的生产没有数量的限制,造成酒户大量酿酒,导致市场饱和酒价下跌,迫使酒户酿酒量下降。⑪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237页。为维持酒税收入,绍兴十年(1140),都转运司“责入米之家认定月额,不复覈其米而第取其钱,民始以为病”。⑫《杂记》甲集卷14《财赋一·四川财赋》,第309页。酒户的生产与盈利受市场影响而波动,但是酒税的征收又以政府所需军费额度为标准,所以酿酒也出现了虚额。当军需钱引数量大于产值时,折估钱成为对酒盐的科派征敛。
在销售市场层面,当盐酒销售有足够市场,利润才能稳定保持。盐酒的市场范围与军费折估钱的行政份额划分密切相关。四川军需供给基本按四路行政区划分额度。一路之内盐、酒销售情况将会直接影响各路折估税钱的征收。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潼川府路转运副使喻汝砺奏报:
东川盐旧行于剑外,近岁阶、成盐通入利路,而客贩始衰。都漕司又置通货场于兴元府及阆州,凡商人以盐至二郡者,皆拘入之,必尽鬻于官,乃偿其直。商人不能伺,则每百斤令输通货钱三引或二引,然后听其他之,货日以壅。①《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庚戌条,第2662页。
阆州隶属潼川府路,位于剑门关、利州南部,是嘉陵江沟通南北的中心。兴元府隶属利州路,既是蜀口驻军重地,又是汉水流域核心。潼川府路在利州路的盐业销售市场份额受到阶成二州盐业以及通货场的影响而削减。通货钱的征收阻碍了潼川府盐在利州路的交通。喻汝砺向宣抚副使胡世将言:“本路岁发折估钱五百五十万缗,以阶、成盐税,及通货所取言之,算计见效,恐未足以当本路盐井折估之直。着通而一之,取其大而略其小,可也。”②《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庚戌条,第2662页。维持市场份额成为持续路级盐折估钱额的销售方法。各路转运司都希望增加本路商品的销售范围,保障供应折估钱不缺。这就导致四川各转运司参与到商业市场的抢占之中。
隔槽法也引起民间风俗与征税的矛盾。夔州路在赵开变法以前,实行万户酒法。李华瑞指出万户酒系宋朝政府针对羁縻状态的民族州郡实行的允许民间自造服药酒,即万户不禁酒。③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与征榷》,第248页。建炎三年以前,夔州路仅有官方酒店一百四十五处。④《宋会要辑稿》食货二〇之一九,第6437页。赵开变法后,夔州路酒店增添六百余处。但每年酒税增额却只有四万余贯,⑤《宋会要辑稿》食货二〇之一九,第6437页。平均每处酒店税额不足百贯。成都府路内十个县的酒税年收入已达八十三万缗。⑥魏了翁撰,张京华点校:《渠阳集》卷15《朝奉大夫太府卿四川总领财赋累赠通奉大夫李公墓志铭》,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29页。自造药酒一定程度上挤占隔漕酒的份额。绍兴年间,夔州路人口一百一十三万余,成都府路人口是其2.7倍,潼川府路人口是其2.3倍。⑦《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七一,第8086页。夔州路本身市场狭小,税收潜力有限。听民自酿的隔槽法不仅没有刺激夔州酒户大量酿酒,而且增设六百余处酒店与民争利。这种办法带来的行政成本与民生压力反而得不偿失。绍兴十五年(1145),宣抚副使郑刚中奏请将夔州路新增酒店全部废除,四万贯折估钱缺口由都转运司按数划拨宣抚司。⑧《宋会要辑稿》食货二〇之一九,第6437页。
经总制钱与籴本钱是筹措折估军费的另外两种来源。经总制钱是南宋初年增加上供财赋的一种会计制度,包括官产收入、榷利、附加税和征调钱物四大类,下含契税钱、头子钱等四十余种的划分范围。⑨《两宋财政史》,第353-354、746-748页。经总制钱绝大多数划归上供钱额,较小部分留地方使用。供应军需属于上供范围,因此,为筹集折估军费,以四川总领所为代表的供军机构需要增加军费在经总制钱中所占的份额。
契税钱是经总制钱里重要一项,也是四川总领所与地方州府争夺激烈的税源。绍兴末年,宋金于川陕地区发生德顺之战。时任四川总领的王之望负责筹措军需粮款。为保障军费如额交付,王之望对四川地区的契税进行征收与划拨。《杂记》记载:
绍兴总制遂增为百钱。(五年四月。)后以其三十五钱为经制窠名,三十二钱半为总制窠名,三十二钱半为州用。(十七年四月。)乾道末,曾怀在户部,又奏取州用之半入总制焉。(七年七月。)先已诏牙税外,每千收勘合钱十文,(绍兴五年三月。)后又增三文,并充总制窠名。(十七年四月。)而牙税、勘合之外,每千又收五十六文,分隶诸司。大率民间市田百千,则输于官者十千七百有奇,而请买契纸、贿赂吏胥之费不与。由是人多惮费,隐不告官,谓之白契。绍兴三十一年,军兴,王瞻叔为四川总领,乃括民间白契税钱以赡军。①《杂记》甲集卷15《财赋二·田契钱》,第320页。
绍兴十七年(1147)时,四川契钱已经包括契税、勘合税、牙税三种。对百姓来说,每百钱需交十七的税钱。对官府来说,每一百税钱,有67.5%供给军用,37.5%留州。百姓迫于生计压力而隐匿契税。但四川出现四百六十八万缗的逃契税钱,②《杂记》甲集卷15《财赋二·田契钱》,第321页。单靠百姓隐匿很难造成如此大规模的缺口。
契税分割是白契钱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地方州府负责管理相关籍帐,因此契税的成本也由地方州府承担。但在契税分配中,军需部分占据了绝大部分,所以导致“诸州以系省所得既少,不复经意,其在民间已交易契书,不行拘催投印,已纳在官钱物,亦不尽实收附”。③《要录》卷194,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丁酉条,第3814页。契税划分比例与成本负担的失衡是导致白契大规模出现的主要原因。王之望为征收白契钱筹集折估军费,重新制定契税征收办法:“四川州县田契税钱,从本所措置拘收,将收到钱,取新立经总岁额及系省数目发还逐处外,余数乞不立为额,仍免分隶诸司,尽拨赴本司,应副大军支遣。”④《要录》卷194,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丁酉条,第3814页。契税的征收权与分配权收归总领所掌管,在只保证地方诸司份额不受削减的前提下,剩余钱数全用以供军。
总领所强行征收契税的办法埋下两处隐患:一是地方州府在契税方面的管理权更加微弱。高成本、低收入的问题依旧得不到解决。二是契税来源于田地房屋的交易,征收对象应是自耕农、地主。对这两个群体严苛征税,在很多财政官员看来是动摇民生根本。总领所干办公事何耆仲质问王之望:“在本所之积,犹枝梧,奈何当困弊之余,自戕其根本?且向之富民,即今之鬻田者,设有隐税,所得几何?……今遽行此,与科配何异?”⑤《要录》卷194,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丁酉条,第3814页。这种伤及民生的契税颇有杀鸡取卵之意,能否长期施行显然饱受争议。强硬的契税征收办法对总领所、地方州府、民生百姓产生多重经济冲击和矛盾叠加。
折估钱最后一项来源是籴本钱。四川籴本来源有以下五项:两税钱⑥黄纯艳:《南宋财政窠名与窠名分隶》,《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0期。、常平钱⑦《要录》卷113,绍兴七年八月丁未条,第2116页。、增印钱引⑧《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乙未条,第2468页。、枉费水脚钱⑨《要录》卷134,绍兴十年二月,第2505页。、官牒度牒⑩《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春正月,第2613页。。其中,增印钱引和卖牒收入属于临时增额,两税钱属于常态化民赋征收,常平钱与水脚钱属于它司借调增额。尤其是常平钱,因涉及常平民间物价,所以在被借调后仍需用系省钱物归还。⑪《要录》卷113,绍兴七年八月丁未条,第2116页。常态化渠道之外仍需采用临时补助才能凑足籴本,说明常规征收之额不足以应付军需,即宣抚司弹劾总领所时强调的“计司乏籴本钱”。⑫《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乙未条,第2468页。常规籴本钱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自是难有盈余再拨给折估钱。所以籴本钱供给折估钱的数量较为有限,被都转运使李迨认为只是辅助性供给。
综上,折估钱的税源本身就有相当程度的限制。四川筹集折估钱,不仅导致商业税负过重,民众生产生活艰难,而且加剧四川各级财政机构的经济冲突和行政矛盾。在军事战争时期,为保持军队的开支,四川各领域不得不承受经济压力。但当宋金恢复和平状态,南宋需要舒缓民生、商业的经济压力,以求稳定四川局势。
宋高宗对四川的税负压力也有清醒的认识:“此张浚、赵开以军兴财匮,济一时之急耳!今休兵既久,内外无事,自当更也。”①《杂记》甲集卷14《财赋一·四川财赋》,第309页。当军事压力减轻之后,官府从税钱征收、军俸发放两个方面措置减免事宜。
宋廷削减四川军费在绍兴第一次和议时已有尝试。绍兴九年(1139),金朝将黄河以南土地还予南宋。和议给宋廷提供了向陕西分兵就粮的机会。宋高宗令四川御前军屯驻陕西。②《要录》卷126,绍兴九年二月乙卯条,第2379页。主管四川茶马、兼权陕西转运副使张深奉令措置削减军费事宜,重点是削减御前军折估钱的发放则例。③《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十一月癸未条,第2482页。这导致移屯陕西的诸军将领怨气极大,“阆州戍卒欲杀其守臣淮康军承宣使孙渥,会谋泄不果”。④《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十一月癸未条,第2482页。有鉴于此,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建议削减军费的办法是:“第可减折估钱,此军折估钱,旧每月为百三十万缗,臣近考见实数,革去虚桩弊幸,月支止计九十七万缗。”⑤《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十一月癸未条,第2482页。胡世将只能是削减移屯军队中折估钱的多余部分,而不是改革折估钱的发放制度。军队的哗变是改革军费的潜在危机。加之绍兴第一次和议的破裂,四川御前军分兵陕西计划流产。改动折估钱发放制度的尝试也暂时搁置。削减税收压力成为南宋朝廷、四川总领所的主要政策方向。
虚额折估钱实际成为了一种对四川地方的摊派科敛。摊派征收超越实际税收额度,即所谓“虚负折估重额”,出现大量盐户酒户难以交足折估钱额,由此衍生出积欠虚额钱。四川总领所总领官王之望奏报:“岁额一千一百余万引,递年止催及八九百万,皆趱补拖欠之数。”⑥王之望撰:《汉滨集》卷8《论盐酒减放不实朝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39册第761页。四川一年拖欠折估钱为二三百万缗,三年累计便有八九百万缗。三年积欠额就可与一年实收之数相等。这导致四川出现了追缴往年积欠虚额钱,同时又征缴当年应交钱。成都府路转运司干办公事冯方指出:“蜀中州县已前多有虚额,积年那兑,以至今日遂成漏底。方其始也,借实补虚,及其久也,实者为虚。”⑦《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五,第7609页。盐酒户缴纳往年欠款,则会拖欠当年折估钱。这种积欠催缴方式打乱了折估实额与虚额的界线,造成虚、实两种钱并在积欠钱中一并催征,并且积欠钱额数量不断增加。按照四川总领所总领官王之望的规定,每年要将四川“诸路州军额起折估籴本钱亏盈,为知、通殿最,仍以一年实起到库钱数为准,各具其尤者十州来上”。⑧《要录》卷189,绍兴三十一年四月己未条,第3672页。折估钱的积欠、催缴数额成为评判地方官员政绩高低的内容之一。若州府税收一味拖欠,地方官员的政绩排名就会低下,连累仕途。所以虚额钱及其积欠成为亟待解决的两个财政问题。
积欠虚额钱的解决办法以蠲免为主。绍兴二次和议后,宋廷开始大规模蠲免四川“不妨军食、可以裕民”系列钱物,其中就包含积欠折估钱。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二,第7605页。绍兴二十二年(1152)十二月,蠲免绍兴十七年以前未发起征收的折估籴本、水脚等钱一百二十九万余道。⑩《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一,第7604-7605页。绍兴二十五年七月,又诏令蠲免绍兴十九年至二十三年四川州县积欠折估籴本、激犒、水脚等钱二百九十二万缗。⑪李埴撰,燕永成点校:《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24《高宗》,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02页。因为不涉及当年实收税额,所以积欠钱相对容易解决。在朝廷的支持下,四川总领所每隔两三年蠲免部分账上数额。而控制虚额是减轻税负压力的重点,也是解决积欠问题的源头。
虚额折估钱的解决方法主要在于核定盐酒的实额。绍兴二十七年(1157)五月八日,总领所和潼川路转运司奏报:
准诏措置四川隔槽酒务,有败坏去处,改作监官,以便槽户。今相度,见依人户自备本柄,趁大军办折估,若行改置官监,合用年计本钱不少,无可应副,于赡军课额,转更亏欠。既是槽户认定月额,其监官别无职任。累据诸处槽户陈状,皆愿废罢监官,抱认课额。①《宋会要辑稿》食货二〇之二一,第6439页。
槽户根据生产条件和市场需求量自己认领月额比官府摊派更为合理。绍兴二十八年三月,成都府路转运司干办公事冯方提出:“四川州县自今年为首,据实理赡军钱物,见充当年分本窠名起发。”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五,第7609页。这项奏议得到中央的允准,并于该年七月下诏实行。
盐法虚额也于乾道年间得到减免。宋孝宗于乾道元年(1165)正月的南郊大礼敕书中规定:
四川民户盐井,其间有年岁深远,泉脉短缩,实不可煎输。家贫无以偿纳者,往往虚负折估重额,虽累陈乞栈闭,官司不为施行,理宜矜恤。可令逐路监司将似此去处相度诣实,依条栈闭施行,不得依前逼抑违戾。③《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一八,第6590页。
同样的规定,在乾道三年(1167)、六年(1170)、九年(1173)南郊赦中又重申施行。在蠲免落实的过程中,酒额的削减以场务为单位,如乾道六年曾蠲免遂宁府场务虚额折估钱二万四百九十六贯有余。④《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三〇,第7627页。而盐额的削减则以盐井为单位,“考覈盐井的实盈亏之数,先与推排等第,随其盈亏多寡而增损之,必使上不至于重亏国计,下实可以少纾民力”。⑤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26《宋孝宗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202页。
削减折估虚额会导致军队所需折估钱亏空。宋廷只能从其他名目弥补。乾道六年,宋孝宗挪出四十七万缗的度牒以对减蠲免后所缺的折估钱,⑥黄震撰,王廷洽等整理:《黄氏日钞》卷67《范石湖文·奏状》,《全宋笔记》第94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第308页。又增印钱引三百万缗以填补虚额折估的亏空。⑦《历代名臣奏议》卷272《议虚额疏》,第3549页。淳熙三年(1176),为弥补折估不足,宋孝宗令礼部给四川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补齐所减之数。⑧《宋史》卷185《食货七下》,第4522页。四川折估钱仍然是巨大的军费支出。宋孝宗有心缓解四川民生压力,所以调整折估钱制度在淳熙年间再度尝试。
有绍兴九年张深直接削减折估钱的危机在前,淳熙年间四川调整折估钱的同时也强调要以保障军士生活不受影响为前提。首先需要清楚,折估钱数额为什么会增加。军队折估钱的增加过程涉及军队人数、钱物比重两个因素。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范成大指出折估钱增加的原因有三:第一,随着时间推移,招募的单身军兵娶妻生子,赡养人口增多;第二,都统制通过回易的方式产生息钱并以此付给军兵折估费用的办法因回易收益难以按时产生而失效;第三,四川军中将佐职事官、带使臣入队军兵、新招募的带军职弓箭手和效用义兵四类军兵折估数量巨大。
针对军兵娶妻生子问题,范成大考察后指出:
关外军粮招收放请之制,单身者于所请粮内,以五斗折估钱引,两口者以二斗折估钱引,三口之家则无折估。当时计口折估,止为粮贵折估贱,故口众者不折,本意欲以优恤之。二十年来,粮米价贱,折估价贵,口众之人,全得正色破卖,比之折钱,亏少钱引一道上下,所以累重,全请正色人尤难支梧。此蜀军贫乏之要领也。⑨范成大著,辛更儒点校:《范成大集》卷43《论蜀兵贫乏札子》,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756页。
对此情况,范成大并未削减折估单身军兵的钱额,而是“当将上件三色长行折估,少者不以口计,量与增折。谓如无折估者,与折二斗三斗之类”。①《范成大集》卷43《论蜀兵贫乏札子》,第756页。至于回易息钱无法及时折支的问题,范成大采取的办法也是增与折估钱:“亦当与量行增添折银分数。谓如钱引如七分五厘者,添作一引以上之类。两项合与增添者,止以入队人为率。”②《范成大集》卷43《论蜀兵贫乏札子》,第756页。针对第三项问题,范成大上奏建议由总领所核实老弱军官、使臣,削减退员折估发放。
总领所虽有专一发报御前军马文字之责,但实际很难掌握御前军实际人数,对于军籍中将领年岁等动态信息的管理更是困难。淳熙年间,赵彦逾为四川总领,并不知晓吴挺军员实情,私下请教利州西路安抚司佥厅安丙后方才粗略得知军中有数千虚籍。③《宋史》卷247《赵彦逾传》,第8768页。所以,总领所核实老弱将领然后削减折估数额基本无法执行。
综合范成大的三种措置折估钱办法不难看出,每位军职或士兵的折估钱额标准、名目并没有被削减,反而为了保障因钱物比重变化被影响的众口军兵的基本生活需要增加折估范围和数量。削减折估军费的开支也是圈定在宣抚司拣退军兵的范围内,以控制军队员数为前提。但是拣退军兵的权力显然不在财政官员的手中,而是由宣抚司直接管理。南宋朝廷也难以对此实时把握。这种军额、军费分别管理的行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削减折估钱需要多个机构联合施行。折估钱的减免也成为一种多部门交叉管理的政治任务。交叉协作削减折估钱额的政治任务与各机构的利益并不一致。这导致削减老弱使臣、将官折估钱很难实现,折估钱的总数也不能得到控制。这是总领所权力边界的限制,也是南宋四川宣抚司管军体制下军籍信息雍蔽的财政影响。
四川折估钱远超四川实际生产水平和贸易量,导致产生额外征收的虚额以及累年积欠虚额。虚额税收打破了以产定税的准则,对商业进行定额科敛。科敛之下,仍有亏空的部分便成了积欠虚额,等待与下年税额一并追缴。四川盐酒贸易同时承担着当年和往年双重税负。这种情况在绍兴和议之后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宋廷和四川总领所、制置使等机构对积欠虚额钱实行蠲免,对盐井、酒槽实行自认月额,取消官府摊派定额,减轻虚额压力。但因为折估钱制度没有改变,折估标准没有降低,并且御前军需要不断招募新兵、赡养军员家属,老弱退员的军籍又无法被总领所掌握,所以折估钱的数量不断增加。南宋依靠宣抚司的强势权力有效的统御四川御前军,维持四川战区的稳定,对宋金对峙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但宣抚司的强权也导致折估钱成为涉及军事、财政的复合军俸制度。折估钱超越了总领所、制置司的权力范围,成为四川民间商业、财政机构、民政机构共同面对而又无法解决的难题。
军费与经济的关系长期是国际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国防经济学较多地关注军费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军费与经济的非线性影响,以求发现军费支出与经济发展的平衡点,并建议政府有效调节开支。④Giorgio d’Agostino, John Paul Dunne and Luca Pieroni, “Military Expenditure, Endogeneity and Economic Growth,”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30(2019),pp.5,509-524.Sefa Awaworyi Churchill and Siew Ling Yew,“The Effe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 on Growth:An Empirical Synthesis,”Empir Econ,55(2018),pp.1357-1387.南宋四川折估钱作为国防支出的个案,展示了军费与经济的另一种相关模式。南宋中央和地方机构出于边境安全、军队稳定的考虑,不断地增加军费支出。随着军费开支的持续增加,区域生产数量和交易额却在逐步下降,经济水平不足以应付军需。这种困境是边境经济无法有效解决的财政难题,也是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军费现实。南宋四川困顿的经验意味着强大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成为维持边境军费安全,缓解商业、民生压力的重要经济保障。
中图分类号: K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6)02-0014-10
作者简介: 晁芊桦,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宋代史学基本问题研究”(2025JZDZ03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