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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隐私观与隐私权探析



摘 要: 宋人普遍重视保护隐私、反对告讦,但不少士大夫认为告讦有理,关键在于对隐私边界认知的差异。皇帝也是因时因人而异,在正常情况下反对告讦,涉及政治则支持刺探臣民私密。高官往往利用隐私打击异己,多因隐私致人死亡,地方更多利用隐私要挟官吏横行一方者,败坏了社会秩序和民风。在保障居民住宅私密、“亲亲相隐”私密等方面,有着沿袭前代的法律保护,并新立法禁止民间告讦。宋人在正常情况下享有基本的隐私权,但经常被不法豪民、官吏乃至朝廷所抉发要挟而屈辱。宋代官民双方始终在隐私的保护或揭发之间斗争。与现代隐私概念不同,宋代的隐私包括私密不法事,将纯属个人私密的隐私与作恶混搅一起,包庇、卑鄙与道德、正义发生矛盾,遂对告讦行为有不同评价。宋代隐私权的社会成本太高,在某些方面不利于法治。

关键词: 隐私;隐私权;告讦;宋代;“中国式隐私”

隐私权是文明社会的一种基本准则与道德素养,反映着社会发展程度。隐私权这一概念虽然出现于19世纪的美国,但其内容和理念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通常称之为“阴私”“阴事”“长短”,并有相关的理念和法令。关于隐私问题学界研究成果很多,具体到宋代也有一些成果,但多从告讦角度论述。① 如戴建国:《宋代刑事审判制度研究》,《文史》第31辑,中华书局1988年版;霍存福:《宋明清“告不干己事法”及其对生员助讼的影响》,《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刘昕:《宋代讼师讼学和州县司法审判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0-187页;陈玺:《宋代诉讼惯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笔者试图揭示宋人的隐私观和隐私权,或许可以进入宋代社会以及宋人的内心深处,并求教于学界方家。

一、宋人隐私观的两种面相

(一)保护隐私,反对告讦

儒家讲究仁义和礼法,明确反对揭人隐私。孔子言君子有四恶,首要一条就是“恶称人之恶者”;其高徒子贡厌恶三事,包括“恶讦以为直者”,所谓“讦,谓攻发人之阴私”。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阳货第十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2页。攻击他人丑陋的隐私,本身同样不光彩,更不能当做自己刚直的表现,反对以道德名义践踏他人隐私。《礼记·少仪》记载:“不窥密,不旁狎,不道旧故,不戏色。”意思是:“不窥觇隐密之处,不泛为狎亵之行,不敢妄称道旧故之是非,不为嬉戏之色,皆所以养其正大庄严也。”②刘沅著,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礼记恒解》卷17《少仪》,巴蜀书社2016年版,第266页。其中第一条、第三条都是不看、不谈他人隐私,是君子养成的主要标准,反之即小人。

宋人继承发扬了这一理念。程颐在回答学生“象将杀舜,而尧不治焉,何也?”的问题时,解释说:“象之欲杀舜,无可见之迹,发人隐慝而治之,非尧也。”③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粹言》卷2《圣贤篇》,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38页。舜之弟意图杀舜,但因为没有明显的言行,有心无迹,尚属于个人隐私,按论迹不论心的原则,尧帝不能以此治罪。理学家黄幹指出:“其褊心狭量,切切然求人之阴私而诛责之,自以为足以讦人之过,而自陷于阴险祸贼之中而不自觉也。”④黄幹撰,周国林校点:《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15《答梁宁翁书》,《儒藏》精华编第240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19页。那些心胸狭窄之人,急切地寻求他人隐私攻击,自以为足以将其摧毁,并显示自己的高尚刚正,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了阴险小人之列。另一理学家、曾任副宰相的真德秀十分痛恨此类行径,在知潭州时告诫部下要“为民去其十害”,其六即不要“招引告讦”:“告讦乃败俗乱化之原,有犯者自当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实封状与出榜召人告首阴私罪犯,皆系非法,不可为也。”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真德秀:《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页。将告讦“阴私罪犯”列为非法。北宋时曾深受其害的欧阳修,上书皇帝痛陈:“伏望特降诏书,戒励臣下:敢有造作言语、诬构阴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转相传诵,则必推究其所来,重行朝典。所贵禁止谗巧,保全善人。”⑥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奏议》卷10《论禁止无名子伤毁近臣状》,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619页。呼吁严禁诬陷、揭发人隐私,对于传播者要追究来源,予以严惩。

民间以及宗教戒律,一致希望保护隐私。苏轼记载的民间传说云:“阎罗王升殿治事,有数鬼抬一人至。一吏前白之,曰:‘此人在世,唯务持人阴事,恐取财物,虽无过者,一巧造端以诱陷之,然后摘使准法,合以五百亿万斤柴于镬汤中煮讫放。’”⑦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佚文汇编》卷7附录《艾子杂说·黠鬼赚牛头》,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06页。阴间对于利用他人隐私敲诈钱物者,处以长期烹煮之酷刑。雷有邻因告发其他官员有功升为秘书省正字,尝到甜头,“自是累上疏告人阴事,俄被病”,据说是白昼见所告发被弃市者进入室内,“以杖棰其背,有邻号呼,声闻于外,数日而死”。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五月癸卯,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3页。则是佛教因果报应的反映。官员史沆“仕不得志,好持人短长,世亦凶人目之,然亦竟以此败”。⑨张师正撰,李裕民整理:《倦游杂录》卷5《史沆》,《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第10册第92页。都是肆意谈论、告发他人隐私带来的恶果。《坛经·般若品第二》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⑩丁福保笺注,一苇整理:《六祖坛经笺注·般若品第二》,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110页。即若见他人有非,即是自己之非。道教秉承同样的理念,“老君说一百八十戒”,其中第三十二戒为:“不得言人阴私。”⑪张君房撰,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籖》卷39《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50页。另有“崇百药”之说,“不好阴私是一药”,①张君房撰,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籖》卷40《崇百药》,第876页。都强调远离他人隐私。神祠民俗异曲同工,造就了一个常驻家内的神祇———灶神:“夫灶者,上为列宿,下为直符,在人间为灶君,号曰司命,司人家一家良贱之命,记人善恶,月晦之日,悉奏天曹。”②无名氏撰,金心点校:《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2《神明门神灵灶神现身》,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8页。它负责记录人家所作善恶之事,每月末例行向天庭汇报,每年腊月二十四上天汇报,由天神实施奖惩。于是形成一个民俗,“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③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10《十二月》,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43页。 用酒糟涂抹灶神的习俗,表面是对神灵的“贿赂”,实则是人性对隐私保护的戏剧化投射。普遍的封口行为印证了隐私恐惧,缺乏自信,为防隐私泄露连好事也隐瞒,乃是隐私安全优先于利益的本能选择。

在古代书籍中,获悉他人隐私总是与“潜窥阴伺”④楼钥著,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102《宝谟阁待制致仕特赠龙图阁学士忠肃彭公神道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5页。即窃听、偷看等卑鄙行径联系在一起,所以正派的官员不揭人隐私。御史郑雍曾奏弹宰相擅权:“同僚有请以其阴事言于上者。公曰:‘相事关国,则为国击相,吾非仇其人击之也。相之阴事,何有于国哉?’置以不闻,而相终去位,人谓公得言。”⑤綦崇礼:《北海集》卷34《宋故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实封五百户追复资政殿学士赠宣奉大夫郑公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34册第741页。宰相个人隐私无关国事,不宜作为过失。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曾奋力弹劾宰相陈执中,却受到知谏院范镇的控诉:“御史以阴事诬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请下诏斩之,以示天下。”⑥叶梦得撰,徐时仪整理:《石林燕语》卷7,《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第26册第163页。御史所谓的阴私可能导致死罪,而诬陷者应被处斩。官员林懿仲“务学善不矜炫,善裦讳人短长,与之者众,宜益显”。⑦陈傅良著,周梦江点校:《陈傅良集》卷49《林懿仲墓志铭》,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647页。因不谈人隐私,在官场很有人缘。南宋士大夫胡元质洁身自好,“平居未尝疾言厉色加人,或评人短长。及告以人之倾已,辄俛首欲寐”。⑧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卷27《胡元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拒绝谈论、听闻他人隐私的话语。

在现实社会的司法实践中,遵循的也是这一原则。如南宋后期,江滨臾“欲弃其妻,事出无名,遂诬以闺门暧昧之私,而加以天下之大恶……古者交绝不出恶声,谓其实有此事,犹当为之掩覆,今江滨臾撰造事端,以鸟兽之行诬其妻,虞氏亦人尔,尚何面目复归其家”。法官于是判决:“江滨臾勘杖八十。”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0,胡颖:《夫欲弃其妻诬以暧昧之事》,第381页丈夫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诬其妻子与人私通,法官认为即使确有其事也应当掩盖,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何况诬陷?故而处以杖八十的刑罚。

(二)忽视隐私,告讦有理

早在先秦,就有子贡所厌恶的“讦以为直者”,即把揭人隐私当作自己耿直的表现,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掩饰卑鄙阴暗。所以出现了种种借口,使告讦有理。

南宋士大夫张世南即言:“至于发人隐恶,虽亏雅道,亦使暗室屋漏之下有所警,是亦小道之可观者,不然,亦何足尚云。”⑩张世南撰,李伟国整理:《游宦纪闻》卷4,《全宋笔记》,第87册第41页。告讦虽不光彩,但可以警示在他人不能发现的私密处行龌龊事,可谓礼乐政教以外有可取之处的小道。此言虽不无道理,但会令人敢于公然告讦。宋代道德楷模范仲淹,曾受邀为一官员撰写墓志铭,其间牵涉到一高官的隐私,据说夜间曾梦高官告戒道:“某此事实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遂暴露矣,愿公改之。”范仲淹拒绝道:“隐公此事,则某人当受恶名。公实有此,我非谀人者,不可改也。”该高官威胁如不改就夺走其长子、次子的性命,范仲淹说:“死生,命也。”不久,长子范纯佑果然病死,次子范纯仁也患病,但范仲淹坚持不改,“公之刚直足可见也”。⑪刘斧撰,李国强整理:《青琐高议·后集》卷2《直笔》,《全宋笔记》第17册第122页。故事站在刚直不阿的立场赞赏范仲淹“秉笔直书”他人隐私,实际是在鼓励发人隐私。

宋仁宗庆历以来,此风渐盛。监察御史刘元瑜言:“前除夏竦为枢密使,谏臣数人,摭其旧过,召至都门而罢之。自兹以进退大臣为己任,激讦阴私为忠直。”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4,庆历五年二月辛卯,第3744页。阻止屡被诟病的夏竦入朝担任枢密使成功之后,谏官们经常把激讦阴私当作忠直的表现。嘉祐年间,宰相刘沆“进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言:‘自庆历后,台谏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又专务抉人阴私莫辨之事,以中伤士大夫。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4,嘉祐元年九月癸卯,第4448页。都是指责台谏官为达到取胜于朝廷的目的,揭发他人隐私以为忠直,致使执政大臣明哲保身,不敢招惹,反而讨好地连连提拔他们。二刘名声不佳,这些指控固然不尽是事实,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宋神宗时,开封府审理一宦官案件,“得其闺门阴事,连逮甚众,尹与中人有恩旧,迁延不讯”。御史蔡景繁与其同僚“辨争累日,至论列上前,尹辞诎,坐贬官”。③苏颂著,王同策等点校:《苏魏公文集》卷56《承议郎集贤校理蔡公墓志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54页。官府大张旗鼓地审理“闺门阴事”,不惜牵连众多,开封府长官因私人关系拖延时间,御史们群起而攻之,推波助澜,已经毫无保护隐私的观念。以至于有“必欲伺大臣之细故,发其隐微,以市己直”之说。④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校点:《司马光集》卷59《再与范景仁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5页。

宋代中后期的党争中,互相攻击无所不用其极。元祐年间,一向与新党首领、前宰相蔡确有恩怨的吴处厚,揭发蔡确的《车盖亭诗》诽谤朝政,引起了部分臣僚的不满。左谏议大夫梁焘上书为吴处厚辩解道:

风闻臣僚之间,有阴进邪说,营救蔡确,及有请罪吴处厚者。……今确怨望悖逆,包藏祸心,无可恕者,何人之心可与之同,而更为之救解哉?其以告讦之风不可长而责处厚者,是亦不然。所谓告讦者,等辈之间,苟快怨愤,摘其阴私,以相倾陷,伤败风俗,诚为不诫。至于自纳罪恶,凌犯君亲,忠臣孝子忠义切于上闻,不当妄引告讦,以为比拟也。况法所不加,义所不制,欲以何名议罪处厚?如谓告讦之风犹不可长,则如确悖逆者其可长乎?告讦之长,不过倾陷一夫一家,悖逆之长,至于危乱天下,岂倾陷之害可忧,而危乱之祸不恤耶?此奸人之言,欲以惑聪明而乱正论,挟狡狯而行私恩,无毫发忠敬之意,不可不治也。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5,元祐四年四月戊午,第10284-10285页。

其言论重点是为曲解《车盖亭诗》的吴处厚以及告讦正名:其一,首先应区分告讦的不同性质,“摘其阴私,以相倾陷”肯定会伤败风俗,是错误的;而揭发“凌犯君亲”则是忠臣孝子的忠义之举,提出了“妄引告讦”的独特见解。其二,告讦之风固然不可长,那么蔡确的悖逆之举就可以长了吗?将对立的双方行为相提并论,言外之意为即便是告讦,也是为了维护皇权的正义行为。其三,告讦不过倾陷一夫一家,悖逆则会危乱天下,两罪相较,悖逆远重于告讦。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告讦有理,这就使发人隐私正当化。

靖康年间的太学生运动中,“士民伏阙以数万计,诟詈大臣,发其隐慝,无所不至,盖国人之所共弃也”。⑥杨时撰,林海权整理:《杨时集》卷1《上钦宗皇帝书其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0页。政治斗争中,隐私是打倒对方的杀伤性武器。类似如此大规模的**活动,更是肆无忌惮。

同样的时代和政治文化背景,隐私观为何有此差异?核心问题在于是否允许告讦。这就涉及隐私概念界定问题,后文再论。

二、皇帝的理念与朝廷的密探

(一)皇帝的理念

在有两种相反观点的情况下,皇帝的看法就具有裁判的决定性。具体体现在皇帝是鼓励还是惩治告发隐私。北宋几位皇帝的言行,可以体现其态度。

宋太祖朝,赵普为相,李崇矩任枢密使,情投意合的二人遂结为儿女亲家,“厚相交结。太祖闻之,颇怒,会门下客郑伸上书,发其阴事,开宝五年,出为镇国军节度使”。①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太宗皇帝实录校注》卷43,雍熙五年二月乙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66页。两位军政大臣关系亲密,犯了赵宋的大忌,李崇矩的门客适时揭露主公的阴私,宋太祖立即采信,成为罢免李崇矩的公开借口。在此特殊背景下,不符合传统道德和礼法的以下告上或以“仆”告主,所告又是阴私,却成为合理合法的揭发。

宋太宗为了保皇位,在与弟弟秦王赵廷美的斗争中,多依赖藩邸旧部刺探秦王的隐私。如柴禹锡,“太宗以藩府之旧,多访以外事。遂告秦王廷美阴事,故宠用之”。②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太宗皇帝实录校注》卷2,太平兴国七年四月甲子,第32页。赵镕“以刀笔事太宗于藩邸……以告秦王廷美阴事,迁六宅使,领罗州刺史”。③脱脱等撰:《宋史》卷268《赵镕传》,第9225页。王仁睿从小在晋邸服役,“尝与柴禹锡等发秦邸阴事,至是卒,特加赠典,非常例也”。④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太宗皇帝实录校注》卷41,雍熙四年六月丁巳,第484页。他们就是一个专门收集秦王隐私的小团体,为宋太宗提供“武器”。传说中“兄终弟及”的“金匮之盟”和社会舆论,使赵廷美拥有强大的政治优势,宋太宗只有刺探乃至编造其隐私,剑走偏锋才能获取胜利。对于提供隐私者,毫无顾忌地提拔奖赏,完全不顾古训和脸面。在其他事务中,宋太宗也采纳揭发的隐私言行。如雍熙二年(985),崇仪副使王赞在监绫锦院时,“挟私诬奏锦工,请加刑。上召锦工诘问之,工因言赞阴事,赞具伏,抵罪”。因而降为供奉官。⑤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太宗皇帝实录校注》卷34,雍熙二年九月庚寅,第384页。听信工匠揭发长官隐私,实际就是鼓励揭发隐私。

进入和平年代以后,军事、政治局势稳定,政治文明建设渐渐走向正规,讦私之风气低落。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对宰相王旦等抱怨道:“朕以臣僚上殿者,札子不列名姓,拜章言事者,请留中不下。是皆攻人之短,发人阴私,而不欲明行弹纠者。”遂颁诏指责:“豈必留中匿名,俾有伤于公(礼)[体]?盖有爱憎是徇,善恶多诬,但欲潜惑于听聪,不愿显行于按覆,颇彰欺罔,深黩政经。今后所上章疏,并(颁)[须]明具姓名,不得更乞留中。”⑥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帝系》9之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页。朝廷官员上书言事者,要么是匿名信,要么请求皇帝不将奏章公开、留藏在宫内,宋真宗认为凡此都是攻击他人隐私,揭人短处,上不了殿堂,不敢公开弹劾与复审,这种有违光明正大的行径涉嫌蛊惑众听,欺骗蒙蔽,危害甚大,予以禁止。

宋仁宗性格宽厚,告讦之风重又兴起:“仁宗性宽容,言事者务讦以为名。或诬人阴私。”⑦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4《范景仁墓志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7页。但他有明确的反对发人隐私的理念。庆历五年(1045),在迩英阁讲读《汉书元帝纪》时,讲官丁度进言:“顷者臣下不知大体,务相攻讦,或发人阴私,以图自进,赖陛下圣明觉悟,比来此风渐息。”宋仁宗针对攻讦之弊作出定性的结论:“凡此皆谓小忠,非大忠也。”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4,庆历五年二月丙申,第3746页。向皇帝告发他人隐私,固然有利于皇帝识别官员品德,是个人义愤或道德审判,属于表面的、狭隘的忠诚,但忽略了对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破坏,不符合真正的忠诚之道。皇祐三年(1051),宋仁宗又对辅臣表态道:“古之君子贵夫几谏,今则务讦人阴私,以沽直名,朕不取也。”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0,皇祐三年四月辛丑,第4089页。古人提倡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规劝长辈改正过失,现在直接发人隐私以博刚直名声,他不采纳这样的告发。嘉祐五年(1060)再次发布诏令,打击日渐泛滥的告讦风气。“帝在位久,明于人之情伪,尤恶讦人阴事,故一时士大夫习为惇厚。久之,小人乘间密上书,疏人过失,好事稍相与唱和,又按人赦前事。翰林学士张方平、御史吕诲以为言,因下诏曰:‘盖闻治古,君臣同心,上下协穆,而无激讦之俗,何其德之盛也!朕窃慕焉。嘉与公卿大夫同底斯道,而教化未至,浇薄日滋。比者中外群臣,多上章言人过失,暴扬难验之罪,或外托公言,内缘私忿,诋欺暧昧,苟陷善良……至于言官,宜务大体,非事关朝政,自余小过细故,勿须察举。’”⑩脱脱等撰:《宋史》卷201《刑法志三》,第5027页。这些事实说明,宋仁宗始终在与告讦之风作斗争,但并没有取得胜利。

以后的情况基本上向泛滥发展,隐私问题更多地应用到党争和权相党同伐异方面,皇帝无法制止。正反映了宋代君臣对于揭人阴私的双重标准:理论上、表面上反对,实际上、私下里运用。

在此不妨与唐代做一比较。晁补之评论《旧唐书》史实时,对“国子司业韦殷裕论淑妃弟郭敬述阴事,上怒甚,即日下京兆府决杀,妻崔氏等九人配入掖庭”一事评论道:“论妃戚家私事,而当大逆不道之戮,桀纣之暴,不过于此。唐之亡,自此兆矣。”①晁补之:《鸡肋集》卷45《唐旧书杂论·杀韦殷裕》,《爱如生数字再造古籍》录明仿宋本,第11页。他无视揭人隐私正确与否,谴责唐懿宗杀一人、配九女为大逆不道的桀纣暴行,并当作唐朝灭亡的前兆。如此保护嫔妃家人的隐私确实残暴,在晁补之的理念中属于小题大做。比较宋朝,大不相同。宋太宗时,许王元僖为开封尹,吕端为判官辅佐工作,“王薨,有发其阴事者,端坐禆赞无状,左迁卫尉少卿”。②王称撰,吴洪泽笺证:《东都事略笺证》卷31《吕端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382页。亲王的隐私死后被揭发,与唐朝相比可谓胆大包天,关键在于得到皇帝的听信,并贬责了有辅佐职责的吕端,显然是默认了许王的过失,没有惩治告密者。这两例史实,间接提示了唐代皇家隐私观强于宋代,而宋代皇帝比唐代宽容,即使亲王被告讦也认可,贵族的隐私权也没有保障。故而,晁补之对唐懿宗为保护淑妃弟的阴私而杀人才会感到震惊。

(二)朝廷刺探阴私与官方的认可

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是,宋廷从建国初就直接参与了刺探隐私,设立有专门机构。宋代皇城司内设探事司,具有便衣侦查、逮捕、审讯、关押的职能,类似皇家秘密警察,主要负责军事、政治等事件,“皇城司之有探逻也,本欲周知军事之机密,与夫大奸恶之隐匿者”。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5,元祐元年四月壬寅,第9107页。从宋初设立以来就屡受士大夫的抨击,但其势力日愈发展。王安石变法期间达到高峰,“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查京城,谤议时政者收罪之”,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9,熙宁五年正月末,第5583页。乃至于“有言语戏笑及时事者,皆付之狱”。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9,熙宁五年正月丁未注文,第5581页。市民在此高压下,几乎到了道路以目的恐怖状态。倚仗皇权,探事卒所刺探的包括个人隐私,国家权力公然侵入私人领域。

建中靖国元年(1101),宋徽宗即位后曾一度将皇城司探事卒撤罢,以显示新君主的宽宏大量,人心为之一松。如江公望所言:“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罢去,天下闻之,翕然归心,开口张胆,人人自安,告讦不长,风俗自厚。”但是,“比闻稍稍复置旧额,通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为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为之;散之通途永巷,不啻数十百人矣。夫妇丑诋之言,仇隙怒传之语,增情饰状,擿隐抉伏,何所不至!人人局蹐,各各疑虑,亲戚不敢诚,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观,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⑥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卷62,江公望:《论逻察》,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23页。皇权离不开特务,编制虽有限,但每人若有10个线人为耳目,10个线人又各有10个线人,则可达到7000人之多,连“夫妇丑诋之言”也刺探上报,遂使发人隐私的恶劣行径合法化,也培养出一批职业或兼职的密探。如宋真宗时,开封市民董德昌与儿子董利用,“素无赖,结皇城司巡察亲事卒,伺人阴事,诈欺取财,京城民庶重足畏服,至有‘小虫’、‘大虫’之号”,参与者还有其女儿、百姓崔德升、相国寺僧廷郁等人。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6,天禧四年闰十二月辛未,第2232页。连妇女、僧人都参与刺探。宋政府甚至还想把刺探隐私用于宋辽冷战:庆历年间契丹驸马都尉刘三嘏“恶其妻淫乱,遁至广信军”,有大臣曾打算给予优厚待遇,“以诘契丹阴事”,但被宰相杜衍拒绝了。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2,庆历四年九月甲午,第3707页。

告讦是否合法,主要标准就是官方是否受理,受理就意味着认可这一行为,非法得到的隐私可以当作罪状。事实表明,朝廷采用了双重标准。一方面接受专职弹劾的台谏官的告讦案件。侍御史刘挚指出:“伏见祖宗以来,执政臣僚苟犯公议,一有台谏论列,则未有得安其位而不去者。其所弹击,又不过一二小事,或发其阴私隐昧之故,然章疏入,即日施行。”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正月庚戌,第8720页。可见台谏官揭发大臣隐私是公开合法的,皇帝也认可。庆元党禁时,台谏官也是“尽发阴私,上渎宸严,下骇闻听”。②叶绍翁撰,张剑光、周绍华整理:《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全宋笔记》第71册第217页。在宋代司法实践中,颁布某些禁令时经常有“许人告”的特别强调,说明一般情况禁止告发,特殊情况允许告发。还有官员在办案时,希望涉案人员有隐私:“凡讼至有司,不宜先萌意科罚。盖萌意科罚,则或发富家之阴私,或牵联富家之妇女者,往往以为奇货,其心必喜。喜则行之必严,追逮必众,其事本细,张皇成大,指顾可以破人之家。”③佚名撰,张亦冰整理,闫建飞覆校:《州县提纲》卷2《勿萌意科罚》,《宋代官箴书五种》,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12页。遇到有隐私的富户,地方官便很兴奋,可以因此要挟罚没其财产,为地方政府谋取经费。官府把居民隐私当作奇货可居,实属堕落,卑鄙无耻。

三、发人隐私的社会危害

隐私之所以要保护,就是暴露便会“见光死”,令其无地自容,而且很容易成为他人手中毁灭性的利器。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官场如战场,民间遍荆棘。从以下四个方面,可以看到对宋代社会危害的严重性。

(一)利用隐私打击异己

以权相秦桧最为典型。绍兴初,秦桧与吕颐浩有过相权之争,到了绍兴十七年(1147),吕颐浩早已去世,但秦桧仍“追恨颐浩不已”,乃至于迁怒于其侄、右朝散郎直秘阁吕摭,指使吕氏居住地台州长官曹惇“求其家阴事。会摭嫂姜氏告摭烝其庶弟之母,送狱穷治。摭惧罪阳瘖,乃以众证定罪,于是一家破矣”,吕摭遭到除名、梧州编管的下场。④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6,绍兴十七年九月甲戍,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967页。那些向秦桧提供他人隐私者,受到信任和重用,如右通直郎、添差通判信州吕忱中,因“讦守臣林机阴事以告秦桧,故就用之”,迁升为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⑤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8,绍兴二十五年四月庚子,第3191页。曾经追随秦桧的郑刚中(字亨仲),自温州判官数年内攀升至禁近,以资政殿大学士宣抚川、陕。此后意图背叛秦桧,“言其有跋扈状”。秦桧得知后,创设四川总领财赋一职,派能干的宗室赵不弃出任“往制之”,同时把处于“冷落”中的晁公武之子辟为干办公事,“俾令采访亨仲阴事,欲加以罪”,还将郑刚中罢逐的使臣魏彦忠纳入同党,“相与物色其失上闻。遂兴大狱,窜籍亨仲,即召德夫为版曹云”。⑥王明清撰,燕永成整理:《挥麈录余话》卷2《宗室入蜀自赵德夫始》,《全宋笔记》第57册第334-335页。经过明察暗访以及轰轰烈烈的审判,郑刚中终于被贬谪,赵不弃得以升迁为户部主要官员。秦桧不择手段的奸邪,由此可知。

掌握他人隐私可以将其打倒,出卖他人隐私可以获取高官,隐私既是武器,也是硬通货,有很大的政治市场。

(二)因隐私致人死亡

开宝年间,戍守四川的主将内客省使丁德裕与西川兵马都监张延通不合,丁德裕回朝后告发其“阴事”,“太祖怒,收延通案问,延通引伏。太祖始欲赦延通,及便殿引问,延通抗对不逊,遂命斩之”。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乙丑注,第5747页。张延通有不光彩的阴事被报复性地告发,审问时又因抗辩被严惩处死。宋太宗初年,因准备北伐诏令各地购买民间马匹补充战马,严令“有敢藏匿者死”。坊州刺史胡公霸曾“有阴事为孔目吏所持,颇衔之。会吏有善马,公霸绐令匿之。吏如其旨,土窖藏马其中。既而具言状,公霸伪喜,谓吏曰:‘我为汝画计,汝当谨其事,无使人知,并累我矣。’一日阅官所市,即大言曰吏某有善马藏某处,令卒数辈取之,捕吏系狱,按验未具,公霸亟斩之”。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正月庚辰,第470页。为了灭口以绝后患,坊州长官设计公开处死了掌握其隐私的胥吏。另一例案件是逼死发其阴私者。向绶知永静军时,“为不法,疑通判江中立发其阴事于监司,因造狱以危法中之,中立遂自经”。肇事者向绶也被流放南方。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8,庆历六年六月丁卯,第3831-3832页。

宋英宗时欧阳修在朝廷任参知政事,因“濮议”之争遭到阴私诬陷,言其与家中晚辈女性有染,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晚年之郁郁者,被阴私之谤也。”③黄震撰,王廷洽等整理:《黄氏日钞》卷61《读文集三》,《全宋笔记》第94册第192页。故而厌恶官场,屡屡求退,及早致仕,次年便去世,享年仅66岁。

(三)隐私胁官称霸一方

此类情况多见于州县豪强与吏人。如浦城县的杨倜父子,“持吏短长,横一邑”。④程俱撰,徐裕敏点校:《北山小集》卷34《故武功大夫昭州团练使骁骑尉徐公行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97页。所谓“持吏短长”,指抉发官吏隐私用来要挟,官吏为了名声地位不敢拒绝。阳翟县有故太子中舍马某之子马宏,“尝持吏短长,居邑中横甚”。⑤毕仲游撰,陈斌校点:《西台集》卷16《起居郎毕公夷仲行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宋高宗时静江府豪民秦琥,“武断乡曲,持吏短长,号‘秦大虫’,邑大夫以下为其所屈”。⑥脱脱等撰:《宋史》卷399《高登传》,第12130页。豪民因掌握了官吏的大量隐私,得以像虎一样横行霸道,大多数县级等地方官吏不得不屈服。钟离县“有狱吏罪恶贯盈,而持吏短长不能去”。⑦楼钥著,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113《知钟离县姜君墓志铭》,第1962页。地方官因有隐私把柄被控制,不敢对他惩治驱逐。宁国县豪姓“持吏短长嚣于讼,令多不满秩去”。⑧韩元吉撰,刘云军点校:《南涧甲乙稿》卷21《承议郎新通判兴国军孟君墓志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92页。县令无法忍受他们的嚣张和构讼,任期不满即仓惶离去。朝廷政令、国家法制、淳朴民风被横行的豪民黠吏败坏殆尽。

有些废罢、致仕官员退居家乡,也不耻于使用这一手段。如著名学者官员胡旦“晩尤黩货,干扰州县,持吏短长,为时论所薄”。⑨脱脱等撰:《宋史》卷432《胡旦传》,第12830页。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另一致仕官员王逵在郓州居住,“专持吏短长,求请贿谢如所欲”。⑩脱脱等撰:《宋史》卷330《张景宪传》,第10622页。以此谋取财利以及干政的权力。

(四)败坏社会风气

无论“中国式隐私”还是告讦,都是伤风败俗之事。左谏议大夫梁焘对此作有定性:“所谓告讦者,等辈之间,苟快怨愤,摘其阴私,以相倾陷,伤败风俗,诚为不诫。”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5,元祐四年四月戊午,第10285页。隐私不保,人人自危。掌握他人尤其是官吏隐私者,便拥有欺凌权力,使其权威荡然无存,得以胡作非为,祸害百姓,律令礼法如同具文。

百姓之间告讦更为严重,在好讼地区尤为突出。“江南俗喜讼”,那些地方豪右,“率以财陵其里人而屈之,少忤,则使其党殴藉,或擿其阴事于官,无不至”。⑫晁补之:《鸡肋集》卷68《右通直郎杨君墓志铭》,《爱如生数字再造古籍》录明仿宋本,第14页。 用向官府告发隐私迫使对手屈服。典型如歙州,“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⑬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11《尚书职方郎中分司南京欧阳公墓志铭》,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07页。如此人人自危,处处荆棘,乡里关系紧张。还有女子以此战胜道士、巫师:婺州浦江方氏女,“为魅所惑。每日过午,则盛饰插花就枕,移两时乃寤,必酒色著面,喜气津津然。女兄问其故,曰:‘不可言,人世无此乐也。’道士百法治之,反遭困辱,或发其隐慝曰:‘汝与某家妇人往来,道行如此,安得敢治我?’或为批颊抵冠,狼狈而出。近县巫术闻之,皆莫敢至”。⑭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丙志》卷10《方氏女》,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46页。掌握他人隐私,权势威力便大到令“鬼神”代言人畏惧的地步,也就是说超越了鬼神的威慑力。正如前引真德秀所言“告讦乃败俗乱化之原”,影响非常恶劣。

四、宋代的隐私权与政府的保护

揭人隐私有三种形式,一是向本人表示知道,二是向公众宣布,三是向官府起诉。第一种是为了要挟讹诈,第二种是为了败坏其名声,第三种是为了使之受到刑法惩处。前两种情况局限在民间或具体的人与人之间,隐私权只能由公序良俗保护,热衷于刺探他人隐私者毕竟是少数。最后一种涉及官府,迫使公权进入私人领域,危害最大。在传统伦理和儒家礼乐文明占统治地位的宋代社会,尽管个别皇帝、士大夫在某些时期热衷审理隐私,保护隐私至少在礼法明面上是舆论主流,也有法律责任。一些沿袭前代的法律和宋代新的立法,保护着宋人的隐私权,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保护民宅等私密性

沿袭前代法令者,有明确规定禁止窥视和无故进入他人住宅。《宋刑统》规定:“诸登高临宫中者徒一年,殿中加二等。”①窦仪等撰,吴翊如点校:《宋刑统》卷7《因事入宫殿辄宿》,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页。宫殿当然不可窥视,关键是广大居民也像皇家一样享有住宅隐私权:“诸公私弟(第)宅,皆不得起楼阁,临视人家。”②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校录本》卷28《营缮令》,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4页。无论公家还是民众,禁止在居民区建筑高楼,以防居高临下探视周边人家宅院。连窥视都不允许,更何况无故进入?刑法规定:“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③窦仪等撰,吴翊如点校:《宋刑统》卷18《夜入人家》,第290页。即夜晚无缘无故进入别人宅院构成犯罪,处以“笞四十”的刑罚;更有威慑力的是,若主人当场将其杀死,并不需负法律责任。该法令虽以保护财产和人身安全为主,但客观上保障了居民住宅的私密性,防止他人擅自窥探或侵犯私宅。

居家如此,在外行旅的行李,除了携带应当交税的货币外,其他不准搜查。建隆元年(960)刚建国就有诏令:“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搜索。”④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14《征榷考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01页。保护着个人财产和物品的隐私。

(二)保护家族“亲亲相隐”权

隐私之事,个人以外也包括家庭成员,即伦理个人之私与家庭之私。古人重视人际关系与社会和谐,个人隐私常与家庭、家族利益关联,隐私边界易在亲密关系中模糊。家人的违法事实属于个人隐私,根据古来“亲亲相隐”原则有权保持沉默以及保护隐瞒,不予揭发。宋代刑法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⑤窦仪等撰,吴翊如点校:《宋刑统》卷6《有罪兼容隐》,第95页。根据血缘远近量刑,隐瞒近亲罪行免于追究刑事责任,隐瞒远亲罪行有轻罪,按平常人隐瞒他人犯罪事实的罪行减三等处治。但是大罪如谋叛除外,不准相隐。

与此相对应的是,告发五服之内的亲属犯法。宋代有实际案例的判决书记载:“五服内许相容隐,而辄告论者,并同自首。今王齐敬视游氏系堂嫂,王圣泳系堂侄,王圣时系从侄,皆在五服内,纵有罪犯,各合从自首原免。又照在法:告缌麻以上卑幼得实,犹勘杖八十。”⑥张四维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3,佚名:《告讦服内亲》,第494-495页。 因破坏亲属伦理,告发五服以内亲属者有罪,按所告罪自首从轻惩处;告发晚辈即便属实,也要处八十杖。

在宋代司法实践中,对家庭内部的“伦理隐私”采取宽容态度,为保护家人而隐瞒,是人之常情,人伦第一,法律第二。他们认为,破坏亲情人伦的后果,远比破坏法律恶劣,倡导法顺人情。

(三)严密保护女性隐私

对妇女隐私的保护,宋代在前代基础上更加谨慎。在南宋“新台乱伦”一案的审理中,阿黄与公公李起宗被关押狱中,判官胡颖不好也不愿审出结果,认为“此等丑恶之事,只当委曲掩覆,亦不宜扬播,以贻乡党之羞”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0,胡颖:《既有暧昧之讼合勒听离》,第389页。,此类涉及隐私案件有伤风化,不公开审理,只宜悄悄结案,尽可能**息,减少社会耻辱感。女性囚犯在狱中也充分考虑到其隐私特点,有特别优待,与男犯分室而居:“诸妇人在狱,以倡女伴之,仍与男子别所”②谢深甫纂修,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75《刑狱门五》,《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06页。,尤其周全的是以倡女来陪伴,以防狱卒等人骚扰侵犯。由于医生基本都是男性,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约束下,对女患者的诊治显得十分尴尬:“治妇人虽有别科,然亦有不能尽圣人之法者。今豪足之家,居奥室之中,处帷幔之内,复以帛蒙手臂,既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殚切脉之巧,四者有二阙焉。……呜呼!可谓难也已。”③陈自明原著,田代华等点校:《妇人大全良方》卷2《寇宗爽论第四》,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医生到富贵人家诊治女患者时,隔着帷幔,手臂上蒙层布帛,切脉接触不到皮肤,连肤色也看不到,望闻问切四诊法,有三条都不能使用。女性隐私的此类过分保护,无疑会影响诊断治疗。

(四)创立《告不干己事法》

为了抑制民间告讦,宋政府专门立法。宋真宗朝,曹州人赵谏曾任低级官员,因犯罪除名为民,“唯以录人阴事,控制闾里,无敢迕其意者,人畏之甚于寇盗,官司亦为其羁绁,俯仰取容而已”。民众怕他甚于盗贼,官员看其脸色办事,俨然一方土皇帝。兵部员外郎谢涛知曹州后,力图除此毒瘤,“尽得其凶迹,逮系有司,具前后巨蠧状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奸赃狼籍,遂论弃市,曹人皆相贺。因此有告不干己事法,著于勅律”。④沈括撰,胡静宜整理:《梦溪笔谈》卷11《官政一》,《全宋笔记》第13册第91页。李焘载其史实于景德二年(1005)六月,言“并斩于西市,党与决杖流岭外,与之游熟者并坐降黜。因诏:‘自今讼不干己事,即决杖荷校示众十日,情理蠹害,屡诉人者,具名以闻,仍配隶远处。’”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景德二年六月己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45-1346页。将其团伙严惩后,痛定思痛,为了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制订了《告不干己事法》,凡是告发与自己无关的案件(告发他人隐私即与自己无关),先处以杖刑,再以肩荷枷示众十日,情节严重者配隶远方州郡。至南宋更加严厉。绍兴三年(1133),针对军队内部的相关案件也有刑法:“诸事不干己辄论告者,杖一百,进状徒二年(并令众三日)。诸军论告本辖人,仍降配,所告之事各不得受理(告二事以上,听理应告之事,其不干己之罪仍坐)。诸军告本辖人再犯、余三犯各情重者,徒二年,配邻州本城。”⑥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45之13,第7022页。南宋沿袭北宋法令,根据具体情况有四大差异。一是加重处罚,杖刑明确为100杖;二是军人再犯者另加徒刑二年;三是示众天数减少到3天;四是所告不干己事案件不予受理。在民间,绍兴二十一年(1151)刑部新规定言:“于见行条法指挥外,其诉事不干己并理曲,或诬告及教令词诉之人,依法断讫,本州县将犯由、乡贯、姓名籍记讫,县申州,州申监司照会。若日后再有违犯,即具情犯申奏断遣,从断讫再注。”⑦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28,第8407页。依照原定法令判决完毕,还要将案犯有关情况逐级上报备案,如有再犯从重严惩,力求压制告讦之风。宋孝宗淳熙年间知桂阳军陈傅良,上任后发布的《桂阳军告谕百姓榜文》中即言:“敕:诸讦告之罪,若于法不应告之人,虽系厢耆邻保,亦不得告。敕:诸事不干己,辄告论者,杖一百。其所告之事,各不得受理。”⑧陈傅良著,周梦江点校:《陈傅良集》卷44《桂阳军告谕百姓榜文》,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585页。与军队一样,民间告讦者包括厢耆邻保也是罚杖100。

以上可以感知到宋政府治理民间告讦的力度很大、很严厉。此保护隐私法由宋真宗创立,一直沿用到明清,是宋代对立法历史的新贡献,也是对社会文明发展的新贡献。

(五)严惩利用隐私欺诈者

对隐私的保护,具体落实在严格执法,更多依赖各级官府对侵犯隐私的打击。如宋太宗朝,饶州“州豪白氏多持吏短长,尝杀人,会赦得原,益横甚”。知州马亮“发其奸,诛之,部中畏慑”。①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23《饶州·官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57页。遏制了挟隐私豪横的局面。宋哲宗时真定府判官刘曾,“录人阴私为不法,至郡守监司无敢按之”。庄徽出任提点河北西路刑狱,“悉条具奸赃上之。曾令其子白冤,诏遣台臣就鞫,无一不如公言者,即抵曾罪。一路闻之懔然,或望风投劾而去”。②汪藻:《浮溪集》卷26《徽猷阁待制致仕赠少师谥僖简庄公墓志铭》,《爱如生数字再造古籍》录武英殿聚珍版书本,第20页。这些官员通常自身清正廉洁,无隐私把柄,所以无欲则刚,无私则威。如南宋后期的什邡县,“有滑胥持吏短长,弟兄盘结,久不能去”。新任知县高崇,“白诸刑狱使者,迸之远方,人谓非洁己者不能”。③魏了翁撰,张全明校点:《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88《知黎州兼管内安抚高公崇行状》,《儒藏》精华编第24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319页。一方社会风气,取决于地方官的道德品质,民众的隐私权有赖优良者的保护。在朝廷中,不乏严惩揭人隐私官员的事例,如威州防御使温济,因“告韩世忠阴事勒停,南建州编管。世忠又奏欲杀之,诏移万安军”。④脱脱等撰:《宋史》卷29《高宗纪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1页。朝廷将其贬谪到福建,在韩世忠强烈要求处死的情况下,加重处罚贬到海南。

五、宋代“中国式隐私”的特点

(一)隐私内容包括罪恶

隐私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古今中外概念界定颇多差异。先解读古今中外相关概念。

中国古代所谓的隐私多作阴私,最初主要指男女性事,“以男女夫妇寝席之上阴私之事,故谓之阴”。⑤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11《黄鸟》,《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29页。包含了合法与不合法的男女关系,实际上范围较广泛,包括其他个人的隐密和家族罪行。宋代有渭州知州是武人,“不能谨廉。州大吏郝正者把其阴事,招权受赇,莫敢诘”。⑥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校点:《司马光集》卷79《殿中丞知商州薛府君墓志铭》,第1592页。知州不廉即有贪污受贿行为,吏人就抓住这个隐私当把柄。宋人有些阴事并非阴私或隐私,实际就是罪行。

中国近代第一部大型的古汉语辞书《辞源》,未列“隐私”、“阴私”条,说明在古汉语语境中对这些概念尚未关注。《辞海》中也没有“隐私”,但有“隐私案件”:“亦称‘阴私案件’。涉及男女私生活、奸情或其他淫秽内容的案件。”即有关不正当、不正常性生活的案件,意味着隐私就是阴私,突出性事;另有“阴事”:“①隐秘的事情。② 阴事,群妃御见之事”,也即帝王与嫔妃的性生活;以及“隐慝”:“人家不知道的罪恶。”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5、471、506页。在中国古代和近代,“阴私”“阴事”“隐慝”都属隐私。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汉语词典》的“隐私”为:“不愿告人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阴私”为:“不可告人的坏事”,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06、1499页。仍包含罪恶。至20世纪90年代仍然沿袭传统,以性事和隐蔽罪行为主。

在西方,《牛津法律词典》将“隐私;个人秘密”解释为“不受干扰的权利”。⑨伊丽莎白·A·马丁编著:《牛津法律词典》,蒋一平、赵文伋译,上海翻译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383页。《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没有“隐私”、“阴私”条,但有“隐私权”,用美国大法官的话简单解释为“不受打扰的权力”。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编辑部编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修订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册第521页。 当代中国的“隐私”概念发生变化,《新编现代汉语词典》的“隐私”为:“不愿让别人知道的个人的事。”“隐私权”为:“法律上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侵扰、知晓的权利。”⑪字词语辞书编研组编:《新编现代汉语词典》,湖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6页。 与古代有较大的差异,与西方理念趋同,意味着社会文明的日渐进步。

(二)隐私泄漏后果严重

在现代法律意义上的隐私,“指纯粹是个人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私事,是隐私的本质”。①杨立新:《人格权法通义》,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417页。强调一个前提即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宋代的隐私并没有类似前提,涉及宽泛,综合“男女私生活、奸情或其他淫秽内容”“不可告人的事”“隐秘的事情”以及“人家不知道的罪恶”等内容,与西方的“不受干扰的权利”有相当距离,立场与视角不同,大多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有关。此为“中国式的隐私”,如果泄露就会身败名裂,故而向两个极端发展:弱者会听任宰割,强者会杀人灭口,危害很大,实社会隐患。西方隐私具体诸如年龄、收入、婚姻、身体状况等,在中国完全属于关心性询问的内容,正常的社交话题。

宋人将纯属个人私密的隐私与暗中犯法混搅在一起,不能不使宽泛的隐私权之公正性大打折扣。包庇、卑鄙与刚直、正义在此混搅,将善良、道德与公正、法治对立。后果是一方面对犯罪知情不报者有了道德护身符,而勇于揭发罪犯者会背上道德恶名;另一方面隐秘罪犯得以逍遥,包庇的“君子”得以自夸。刘安世是“元城学派”宗师,且以直谏闻名,有“殿上虎”之称,曾跟随司马光学诚信,经七年努力才做到言行一致。担任洺州司法参军时,河北转运使吴守礼巡查时曾问他:“有人告司户赃污,如何?”“公对不知。”吴守礼次日检查仓库,召来司户者说:“人诉尔有赃,本来按尔,今刘司法言尔无之,姑去。”“于是众方知公长者。然公心常不自快,曰:‘司户实有赃,而吾不以诚告,吾其违温公之教乎?’后因读《扬子》云‘君子避碍通诸理’,而后意方释然,言不必信此而后可。”②赵善璙撰,程郁整理:《自警编》卷2《诚实》,《全宋笔记》第82册第38页。刘安世身为司法官而不察司户贪污,本身失职且不论,面对长官的求证又推脱不知,实属包庇,致使贪赃者躲过应有的惩处,自己落了个“长者”的虚名。显然,他也以为“司户赃污”是他人隐私,不惜说谎。

按现代定义,当隐私涉及公共安全、犯罪行为或重大道德问题时,知情权大于隐私权,社会有权要求公开。宋代官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等,平民偷窃以及性犯罪等都不属于隐私,对其检举揭发不能当作告讦。所以,宋代有些“告讦”并非侵犯个人隐私,而是法治精神。这就意味着,宋人的隐私观实际上基本是一致的,都同意保护个人基本隐私,只是在有损公共利益和社会政治方面的“隐私”能否揭发有分歧。古人主张“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礼的规范具有较大弹性,注重道德和伦理的内在约束。宋代司法强调天理、国法、人情的综合考虑,追求和谐均衡。这种思想融入法律后,使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道德和伦理标准进行判断,但这些标准相对主观、模糊,致使法律也有模糊性。宋代隐私观念的差异,是因为对隐私的理解不同,纠缠在这个边界模糊、当时难解难分的问题造成的。现代的隐私概念界定,都纯属个人私事,与违法无关,所以不可能出现向官方告发的现象。

宋今隐私差距,主要是时代相距千年的文明发展程度的阶段性差异,当然也有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突出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对自身的绝对控制;宋代的“中国式隐私”突出集体主义,强调和谐、包容,隐私边界模糊。典型如“亲亲相隐”的理念和法律,反映了传统中国家庭关系中的无边界:包括理所应当的亲情绑架、无原则的包庇,用现代眼光来看是纵恶而不是帮助。官方宁愿牺牲法律尊严,也要维护伦理纲常,畸形的“中国式隐私权”与现代隐私本质不同,社会成本太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藏污纳垢的保护伞,不利于法治,从文明程度而言层次较低。这种制度设计自然是有意为之,将一些丑恶掩盖起来,让民间自蚀自愈,使社会面上干净,也减轻了官府的负担。

结语

人的尊严不仅是构筑社会伦理体系的基石,更是维系社会秩序稳定的核心支柱;它既是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的深层精神诉求,亦是丈量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隐私权即人的尊严保障。传统礼教始终强调不窥人私,提倡“隐恶扬善”,民间俗语“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等,从根本上维护着宋代社会稳定。传统理论和宋代社会舆论都认同保护隐私,但由于对隐私边界认知的差异,隐私界限比较宽泛,包括犯罪,所以对于告讦行为评价产生分歧,并形成不同政策,一方面在朝廷允许台谏官告讦臣僚违法的隐私,另一方面在民间严惩告不干己事者。既维护了朝廷政治安全,也保护了百姓的隐私,堪称隐私权历史的转折,自我意识的新觉醒。在保障居民住宅私密、亲亲相隐私密以及女性隐私等方面,有着明确的法律保护。宋朝定义的隐私包括丑恶,同时定义的隐私权即不要把这些丑恶公开,以保持社会的洁静。他们需要体面。

概括而言,宋人正常情况下享有基本的隐私权,但其隐私也经常被当作要挟的武器。高官往往利用隐私打击异己,官场上多因隐私致人死亡。地方多有利用隐私要挟官吏横行一方者,社会秩序、政治环境以及民风均被败坏。宋代社会官民双方始终在隐私的保护或揭发之间斗争。但按现代隐私定义,宋人实际享有的“隐私权”比上文所述多,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又一个问题。宋人的“中国式隐私观”,为后代提供了诸多经验教训,弥足珍贵。

隐私权和私有财产权有密切关系,隐私权必然保护了个人对其私有财产和相关信息的控制权利。笔者早先的研究表明,宋代并“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权。宋代私有财产权如同一件瓷器,就其形状而言可谓精致优雅;就其质地而言有针扎不进水泼不入的坚固;但就其性质而言却十分脆弱,一遇政权的铁锤便粉身碎骨”。①程民生:《论宋代私有财产权》,《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如上所述,在强权政治面前同样很难有什么完整的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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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6)02-0001-13

作者简介: 程民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