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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思想的历史书写

文明传承与文明互鉴:俄国思想史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俄国思想是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也是人类精神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之一。 俄国思想因其跌宕起伏的演进、充满悖论的构成和文史哲紧密抱合的呈现方式而在世界思想史中别具一格。 包括俄国马克思主义、俄国文艺思想等在内的俄国思想曾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应是我们当下讨论“文明互鉴”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对象。 然而,较之于对俄国文学艺术的研究,我们对俄国思想的关注尚显不足;较之于对欧美思想的研究,我们对俄国思想的译介还很薄弱;较之于国外斯拉夫学界的俄国思想史研究,我们的同类研究似有滞后。 为此,我们特辟出这一“俄国思想史研究”专栏。 刘文飞的文章《俄国思想的历史书写》梳理了俄国思想的历史和俄国思想史的历史,并对俄国思想史的核心问题和风格特征做了归纳;徐凤林的文章《俄国思想史上的古今之辩(18 世纪到19 世纪初)》是关于俄国思想史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古今之辩”的辨析,展示了这一“恒常主题”在俄国启蒙时代三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变奏;郑晓婷的文章《断裂中的弥合:19 世纪俄国知识群体的双重身份研究》考察了俄国知识群体的生成、演变及其既官方又在野、既现实又理想、既政治又文学的“双重身份”。 我们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引起中国学者对俄国思想史研究的更多关注,进而使中国的俄国思想史研究在国际俄罗斯学界和斯拉夫学界占据更显要的位置。 (刘文飞)



摘 要:俄国思想的兴起相对较晚,但是其发展却十分迅捷,涌现出众多思想大家,从而成为欧洲和世界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之一。 在彼得改革之前,俄国思想史中贯穿的三大主题是斯拉夫人的身份认同、俄罗斯人民族意识的构建以及东正教的世界使命。而在彼得改革之后,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俄国与欧洲、俄国社会的上层与下层这三组矛盾关系则成为俄国思想家们挥之不去的三大“该诅咒的问题”。 除了各国思想史均具有的包容性、交叉性等一般特征外,俄国思想史还体现出若干独具的特征,如对社会思想史的偏重、思想自身及其表达上的矛盾性和极端性,以及思想与文学的紧密抱合等。 俄国和西方均有源远流长的俄国思想史书写传统,中国学者在这一方面也有诸多学术积累,在欧美斯拉夫学界对俄国的研究兴趣有所下降、俄国本国的文史哲研究力量也有待重新整合的当下语境中,中国的俄国思想史研究或许恰可一展身手。

关键词: 俄国思想;思想史;俄国与欧洲

俄国是欧洲乃至世界一个相对后起的国度,其思想自然也像其整个文明一样兴起较晚。 但是,俄国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存在,其发展历史是迅捷的,甚至充满跳跃,其实质及其表达方式是有特色的,甚至独一无二,它在全球思想史中无疑享有一席之地,具有阐释价值和认知意义。 对其发展历史的书写,也一直是俄国、欧美和我国斯拉夫学界的重要研究范畴之一。

一

关于“思想史”的定义有很多种,甚至多到让人无所适从,一部题为《思想史指南》的书中有一篇题为《思想史的身份》的文章,其第一句话居然是:“思想史没有身份。”①S.Collini,“The Identit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in Richard Whatmore and Brian Yong,ed.,A Companion to Intellectual History,Malden:Wiley Blackwell,2016,p.7. 关于俄国思想史的溯源,因此便可能有不同结论。 俄国思想的历史当然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等长,但原始部落时期东欧平原上第一位古罗斯人的所思所想已不可考,尽管他的思想可能像种子一样飘落进俄国的土地,期待漫长岁月之后的萌芽和生长。 如果把思想史的源头确定为民族共同信仰的确立,那么988 年的“罗斯受洗”就应是俄国思想史的起点,决定让基辅罗斯皈依东正教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就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思想家;如果把思想史的发端视为民族意识的觉醒,那么生活在11 世纪的基辅洞穴修道院院长伊拉里昂就是俄国思想家的鼻祖,因为他已开始思考基辅罗斯以及罗斯人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问题;如果把思想史的发端与个性意识和自由精神挂钩,俄国历史上第一位“在野的”思想家就是《生活纪》的作者阿瓦库姆大司祭;如果把思想史的兴起与民族文化精英阶层的“批判性思维”之觉醒勾连起来,那么俄国思想史的原点就应被置于俄国启蒙运动兴起之时,即18 世纪下半期。

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将俄国历史划分为四大时期:1.第聂伯河时期(8—13 世纪);2.伏尔加河上游时期(13—15 世纪);3.大俄罗斯时期(15—17 世纪);4.全俄罗斯时期(17—19 世纪)。②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第一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商务印书馆2023 年版,第29 页。 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只写到19 世纪中期,我们接着克柳切夫斯基再往后看俄国历史,还可以加上两个时期,即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 如果从俄国思想史的发展过程看,则可把这六个时期稍加调整,划分为:1.基辅罗斯时期(9—12 世纪);2.莫斯科公国时期(13—16 世纪);3. 彼得改革和启蒙时期(17—18 世纪);4.俄罗斯帝国时期(19 世纪);5.苏联时期(20 世纪);6.俄联邦时期(1991 年至今)。 在上述每个时期,都有若干主流思潮的形成和呈现,若干作为“节点”的思想史事件的发生,也都涌现出了若干作为时代精神之代表或象征的大思想家。

俄国最初的国家形态形成于基辅罗斯时期,虽然考古发现表明,斯拉夫人的先民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生活在东欧平原的东部。 980 年,弗拉基米尔继任基辅罗斯大公,并于988 年让基辅罗斯接受基督教。 这所谓“罗斯受洗”是俄国思想史上第一个重要节点,它使俄国初步融入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由此奠定了其文化的欧洲属性,与此同时,它也使基辅罗斯的统治者们拥有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工具。基辅罗斯时期俄国思想的关键词就是“团结”,在这一时期流行的史事歌和其他民间文学创作中,对民族统一的希望通过对罗斯英雄的歌咏得以表达。 这一时期写成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其主题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成群结队的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 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23 页。在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在位时期编纂而成的《罗斯法典》(11—12 世纪)不仅记录了基辅罗斯时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而且也体现了当时的罗斯人已开始觉醒的民族意识,即斯拉夫人团结一致的愿望。 基辅罗斯时期的几位大思想家,其言论和著作中都贯穿着这样的主题。 伊拉里昂(Иларион,? —1054 或1055)是有文字传世的俄国最早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律法与神恩布道辞》约写于1037—1050 年间,被视为俄国神学和哲学的源头。 在这篇布道辞中,伊拉里昂不仅讨论了《新约》和《旧约》的关系等神学问题,而且也在宗教意义上论证了罗斯国家的合法性。 他强调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帝国的平等地位,把弗拉基米尔大公比作君士坦丁大帝,抒发了基辅罗斯人的自豪感。 与伊拉里昂一样,同样身为基辅洞穴修道院修士的涅斯托尔(Нестор,约1056—1114)也是一位弘扬斯拉夫人意识、主张基辅罗斯团结的思想家。 在据传由他编纂的编年史《往年故事》中,他以逐年纪事的形式给出了罗斯国家的起源、历代王公的作为以及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诸如留里克三兄弟应邀入主罗斯、建国诺夫哥罗德、斯拉夫字母的使用、基辅建城、罗斯受洗、洞穴修道院创建等。 曾任基辅大公的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Владимир Мономах,1053—1125)也是基辅罗斯时期的重要思想家之一,因为他留有几部重要著作,即《训诫书》《致奥列格书》和《祈祷文》,这三部作品得以传世,是因为它们均被收入《往年故事》。 莫诺马赫在《训诫书》中以亲身体验和经历告诫他的儿孙们:“为了上帝和自己的良心,在自己的心中要敬畏上帝,慈善为怀,这才是万善之源。”①拉夫连季:《往年纪事》,朱寰、胡敦伟译,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206 页。 注:《往年故事》又译《往年纪事》《古史纪年》等。 在《致奥列格书》中,莫诺马赫转达了他儿子的话:“我们和你都不要做一个复仇者,要把事情寄托于上帝,况且他们(伊兹亚斯拉夫和奥列格)自己会站到上帝面前的;而我们绝不能让罗斯国土遭殃。”②拉夫连季:《往年纪事》,朱寰、胡敦伟译,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220 页。

12 世纪,成吉思汗统帅的草原部落开始西进东欧平原,于1240 年攻占基辅,基辅罗斯瓦解,分裂成多个小公国。 在持续达两个多世纪之久的蒙古鞑靼人统治期间,东斯拉夫人的政治中心逐渐由基辅转向莫斯科。 在莫斯科公国时期,“俄罗斯国家统一的思想,与异族统治斗争的思想,是文化中的主导思想之一,它如一根红线贯穿着民间口头创作、文字、绘画和建筑作品”③泽齐娜等:《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版,第41 页。。 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史节点有:1332 年,东正教大主教应伊凡·卡里达之邀来到莫斯科,莫斯科公国成为罗斯东正教的中心,从此获得了统领东斯拉夫人的正统身份和宗教话语权;1380 年,莫斯科公国首领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率兵在库利科沃打败马迈率领的金帐汗国部队,莫斯科公国初步赢得独立地位,这次胜利使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得以觉醒;1462 年,伊凡三世称帝,并迎娶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康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娅·巴列奥略为妻,从此自视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并把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国徽用作他的徽章;在伊凡四世在位期间(1547—1584),莫斯科公国的地位更是达到巅峰,伊凡四世自称“沙皇”(即“恺撒”的斯拉夫语称谓),在国内建立起专制君主体制,在境外大肆扩张,他也因此获得“雷帝”的绰号,即“令人恐怖的帝王”;最后,是发生在17 世纪中期的俄国教会大分裂。 在这些思想史节点上,一些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言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伊凡三世在位期间,普斯科夫一家修道院的院长菲洛费伊(Филофей,约1465—1542)曾致信莫斯科公国的君主,提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 在菲洛费伊看来,实力不断增强的莫斯科在君士坦丁堡于1453 年被土耳其穆斯林攻占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为东方基督教的中心,成为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而“第四罗马”则不会再有。 菲洛费伊显然敏锐地感觉到了当时的时代氛围,意识到了莫斯科公国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并从君权神授的角度为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们提供了宝贵、及时的意识形态。 菲洛费伊的理论不无牵强,却在当时和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俄罗斯民族自视为载神民族的“弥赛亚意识”的重要来源之一。 伊凡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1530—1584)是莫斯科公国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与库尔勃斯基(Андрей Курбский,1528—1583)的通信论战构成俄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 他们两人保存至今的五封通信,其话题涉及君臣关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以及莫斯科公国与西方孰优孰劣等问题。 “这场通信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了俄国文学和文化之后的发展。”④刘文飞:《伊凡四世与库尔勃斯基的通信论争》,刘文飞:《俄国文学的有机构成》,东方出版社2014 年版,第202 页。 17 世纪中叶,阿瓦库姆(Аввакум,约1620—1682)与俄国大牧首尼康(Никон,1605—1681)之间的争论,最终导致了俄国教会的分裂,由此导致了俄国宗教思想和社会思想中源远流长的分裂派和旧礼仪派传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俄国思想的长期分裂。

始自彼得一世的俄国现代化进程持续百余年,这一时期也被视为俄国思想史上的改革和启蒙时期。在这一时期,俄国自觉地、积极地实行“西化”和“欧化”国策,在一切方面向欧洲看齐,同时逐渐表露出欲称霸欧洲的雄心。 至17 世纪中期,在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两位所谓“大帝”的接力治国之下,俄国终于达到其历史上的第一个全盛期,跻身欧洲强国之列。 彼得一世虽是彼得改革的倡导者,但他重实践、轻著述,未留下重要的思想著作,而他的近臣中却有很多人留有大量文字,从而被视为重要思想家,如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Феофан Прокопович,约1680—1736)和塔季谢夫(Василий Татищев,1686—1750),前者在宗教和政治方面、后者在法律和历史方面为彼得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在他们稍后出现了俄国第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罗蒙诺索夫(Михаил Ломоносов,1711—1765),他在科学和语言等方面完成了俄国与欧洲之间的沟通,为俄国思想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18 世纪下半期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在位时期,是俄国历史中的启蒙时期,她试图做一位“开明”君主,创办俄国第一家杂志,与法国启蒙思想家通信。 尽管帝王的意志与思想家的憧憬往往难以调和,叶卡捷琳娜后来也被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称为“穿裙子的达丢夫”,但叶卡捷琳娜时期是俄国思想发展最快、俄国思想家成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却是一个历史事实。 在这一时期,俄国诞生出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宣传欧洲启蒙思想,对俄国的农奴制度进行反省和谴责,由此奠定了俄国思想史中的社会批判传统。 拉季舍夫(Александр Радищев,1749—1802)、诺维科夫(Николай Новиков,1744—1818)和卡拉姆津(Николай Карамзин,1766—1826)是俄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诺维科夫主张人人享有获得知识的权利,他办刊出书,使俄国步入了广泛阅读的时代;拉季舍夫在其著名檄文《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中抨击农奴制,尖锐地提出了人的权利和社会公平等问题;卡拉姆津通过其所办刊物《欧洲导报》、所写旅行记《一位俄国旅行者书简》等,打通了俄国思想与欧洲思想之间的通道。

19 世纪是俄国历史中的黄金时代,俄国在1812 年卫国战争中战胜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成为欧洲新霸主。 在整个19 世纪上半期,它始终处于国力的上升期,虽然在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但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又使帝国获得新力量,19 世纪下半期也因此成为俄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阶段。 自普希金起,杰出的俄国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层出不穷,使19 世纪的俄国文学和文化、艺术、思想迅速达到欧洲,乃至世界的最高水准。 1836 年,恰达耶夫(Петр Чаадаев,1794—1856)在《望远镜》杂志发表《哲学书简》,直言俄国较之于西欧缺乏历史和创造性,力主俄国融入天主教大家庭,由此点燃贯穿整个19 世纪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争论的导火索。 作为斯拉夫派理论首领的霍米亚科夫(Алексей Хомяков,1804—1860)在诗文中声张俄国较之于西欧的种种优越性,将俄罗斯民族的“聚合性”视为理想社会的首要前提之一。 西方派阵营中的别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 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则以文学批评为思想武器,主张“现实的诗”,即一种积极介入社会、在社会改良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学,他的文学批评为19 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Герцен,1812—1870)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中兼收并蓄,不仅在他的回忆录《往事与沉思》中栩栩如生地记录了19 世纪中叶俄国思想斗争的场景,更在后来提炼出他的“俄国式社会主义”理论。 19 世纪下半期,各种思想流派轮番登场,如以皮萨列夫(Дмитрий Писарев,1840—1868)等为代表的虚无主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以拉夫罗夫(Петр Лавров,1823—1900)和米哈伊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1842—1904)等为代表的民粹派,以巴枯宁(Михаил Бакунин,1814—1876)和克鲁泡特金(Петр Кропоткин,1842—1921)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台,使19 世纪下半期的俄国成为一个思想大合唱的舞台。 在19 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间,托尔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1828—1910)和陀思妥耶夫斯基(Федор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等大文豪也显示出空前的思想力量,前者的“托尔斯泰主义”和后者的“土壤论”与他们的文学杰作交相辉映,得到了广泛传播,使他们成为俄国思想史上最具影响的人物。

20 世纪初,俄国出现一个堪与19 世纪黄金时代媲美的文化时代,即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始自俄语诗歌中的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和未来主义等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当时一大批俄语诗人开始了自觉的现代性探索,这种探索精神逐渐从诗歌领域扩展开去,扩散至整个文学界和艺术界,甚至文化界和知识界,与当时弥漫在俄国社会中的世纪末情绪、寻神和造神的神秘主义运动、欲改良社会的普世思想等相互呼应、相互结合,最终促成“俄国的文艺复兴”。 俄国宗教哲学的兴起是这一时期俄国思想的最突出现象,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在这一时期著书立说,如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ёв,1853—1900)、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1874—1948)等。 他们在思考人生意义的同时也在思考艺术的价值,将哲学和神学的探索结合为一体,对所谓“终极关怀”问题进行深刻探究和阐释,不仅为俄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和养分,也使俄国的哲学和思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这些宗教哲学家中,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最为突出,他又被称为“俄国现代哲学之父”,他的“万物统一”思想影响深远,是俄国白银时代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

1917 年爆发的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其思想的辐射力也空前强大。 列宁(Владимир Ленин,1870—1924)的“国家与革命”学说的提出和实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得到实践运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获得具体落实。 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的宣传和推广,被视为“俄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作出了巨大贡献。 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得到全面、深入的研究,成为苏联以及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这一时期,十月革命的爆发,列宁主义思想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编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确立等,都是20 世纪上半期苏联思想史中的重要节点。 自赫鲁晓夫执政起,在1950 年代苏联的“解冻”思潮出现之后,一统的苏维埃意识形态开始出现松动,官方的、建构的、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与在野的、解构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体系从此开始了持续数十年之久的角力和互动。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在解构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Андрей Сахаров,1921—1989)和作家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2008)才被视为20 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思想家。 20 世纪苏维埃时代豪迈的精神和开阔的视界,也从另一个侧面激励和拓展了人类思想的范围和规模。 巴赫金(Михаил Бахтин,1895—1975)提出的“对话”理论,将人类的交往方式和历史传承均视为“对话”,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语言及其表达方式的认知;维尔纳茨基(Владимир Вернадский,1863—1945)提出的“生物圈”概念,在宇宙的视域中看待地球和地球上的一切,极大地提升、丰富了人类关于自我以及自我所处环境的认识。 在苏联解体前夕,关于俄国的历史、命运和道路的大讨论再度展开,几乎波及、触动到了当时社会的每一个思考者,他们作文演说,激情昂扬,似乎对俄国的思想史又进行了一次梳理、概括和总结。

苏联解体之后,在叶利钦当政时期的全盘西化政策之后,普京接掌俄国,试图重振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大国地位,在全面、深入地融入欧洲的愿望遭到无情拒斥之后,他在无奈之下做出了对抗整个西方的战略选择。 从俄国思想史发展的角度看,在21 世纪的最初20 余年间,新斯拉夫主义再度压制了一度兴起的西方主义冲动,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挤压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潮,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和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再度得到认同和弘扬。 不过在这一时期的俄联邦,似乎尚未产生出堪与前辈俄国思想家比肩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大家。

二

带有帝王意志和强制性质的彼得改革把俄国的历史拦腰斩断,也把俄国思想史分割成上下两个板块。 如果说,彼得改革之前的俄国思想史中贯穿的三大主题是斯拉夫人的身份认同、俄罗斯人民族意识的构建以及东正教的世界使命等问题,那么在彼得改革之后,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俄国与欧洲、俄国社会的上层与下层这三组矛盾关系,却成了俄国思想史中三个所谓“该诅咒的问题”。

涅斯托尔在《往年故事》中提出并解决了俄罗斯人及其国家的来源问题,《往年故事》的开头一句便是:“这就是往年纪事,罗斯人源自何处,是谁成为基辅第一任王公,而罗斯国家又是如何产生的。”①拉夫连季:《往年纪事》,朱寰、胡敦伟译,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3 页。 涅斯托尔把基辅大公的身世一直追溯至《圣经》中的诺亚,以此来强调基辅罗斯的正宗身份。 在《往年纪事》中,俄罗斯人试图唤起他们的历史记忆,因此,“《往年纪事》对于俄国文化史而言的最重大意义,仍在于它是一部重要的思想著作”。②刘文飞:《〈往年纪事〉的思想文化史意义》,刘文飞:《俄国文学的有机构成》,东方出版社2014 年版,第283 页。克柳切夫斯基指出:“编年史汇集中最重要的,是说明我国历史开端的那种思想,斯拉夫的统一思想。”③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第一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商务印书馆2023 年版,第89 页。在这之后,“罗斯受洗”使基辅罗斯人有了共同的宗教信仰,也有了与欧洲各民族同宗同源的自信;《罗斯法典》约束了罗斯社会的行为规范,使基辅罗斯的社会凝聚力得以加强;《伊戈尔远征记》的出现,则表明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已经获得文学表达。 伊拉里昂在《律法与神恩布道辞》中首次提出要在宗教和国家事务等方面与拜占庭帝国平起平坐的愿景;涅斯托尔在《往年故事》中论证了基辅罗斯及其统治者的正统出身,并以史实为据呼吁罗斯人团结一致;莫诺马赫的《训诫书》等作品既是对家庭和睦的要求,也是对民族团结的呼吁。 在基辅罗斯时期,罗斯人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国家意识初步形成。 在这之后的莫斯科公国时期,在与蒙古鞑靼人的统治持续200 余年的抗争中,在伊凡三世时期的莫斯科公国人自视为“第三罗马”的自我提升中,在伊凡雷帝最终自我命名为“恺撒”的举止中,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都得到了空前抒发,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和统一的俄罗斯民族最终形成,且很快流露出欲与西欧国家一决高下的决心和雄心。 就这样,在彼得改革之前,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来源和身份问题在基辅罗斯时期基本得以解决,而俄罗斯民族意识和东正教的世界地位问题则在莫斯科公国时期基本得以解决。

彼得改革之后,俄国思想家便开始面临一些更为复杂的新问题了。 彼得改革激发出来的第一个尖锐问题,即彼得改革前后的两个俄国究竟孰优孰劣的问题。 在彼得改革时期,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否则彼得的改革便没有实施的理由和前提。 但是,在彼得改革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造成诸多负面效果之后,这一问题便令彼得改革之后一代又一代俄国思想家始终挥之不去。 按照赫尔岑的说法,新旧俄国对峙的问题“从彼得一世割下第一把大胡子的时候即已存在”。④Герцен А.И.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5-1958. Т.5.С.154.为使俄国尽快欧化,彼得一世甚至强迫俄国人剃掉大胡子,改穿西服,学说法语。 在彼得改革之后很久,俄国社会都会不时出现对于古代俄国的怀旧情感,自19 世纪中期起,这样的情绪似乎愈演愈烈,从斯拉夫派对“村社”和“聚合性”的美化到泛斯拉夫主义者关于斯拉夫民族的乌托邦想象,再到赫尔岑的“俄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以及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全都体现出某种捍卫俄国独特历史发展道路的强烈愿望。 与此相对,对俄国历史的强烈否定也始终是俄国思想史中的一股巨大力量,而此类否定往往就是在将俄国与西欧作比对时做出的,因此,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的问题便与俄国与欧洲的问题紧密纠缠在了一起。 在1840年代爆发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思想对峙中,“俄国与欧洲”就是两派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达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一书于1869 年的出版又把这一两难抉择摆到了19 世纪下半期俄国思想家的面前,他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即现代俄国的繁荣和进步究竟得益于看齐西欧的国家意志,还是俄国本土因素的内在驱动。 对于这个问题,具有斯拉夫派倾向或西方派倾向的思想家会给出截然不同的回答。 自18 世纪后期起,俄国与西欧的关系时近时远,叶卡捷琳娜时期的俄国热情地拥抱法国启蒙思想,而1812 年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胜利后,俄国第一次有了成为欧洲霸主的心态和实力,开始平视欧洲;在1848 年欧洲大革命之后,尤其是在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之后,俄国又对欧洲怀有恐惧,竭力疏远欧洲,直到1880 年代俄国社会主义者再次燃起融入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热情和抱负。 欧洲就像是俄国的一面镜子,甚至是一面哈哈镜,俄国在其中能照见自我,只不过这镜中的自我时而高大时而渺小,时而正常时而变形,这镜中的映像反过来又会刺激俄国人对欧洲采取不同的态度。 俄国人对欧洲的认同,大多表现为对欧洲的理性和规则、自由和公正的推崇,对欧洲社会体制和生活方式的推崇。 而他们对欧洲的不认同,则大多表现为对欧洲的小市民习气的鄙视,对欧洲人的工具思维、个人主义和缺乏“神性”的不屑。 与俄国思想中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俄国与欧洲的对峙相比,俄国社会中的上下层矛盾出现得更早,这个问题的出现与俄国的农奴制紧密结合在一起。 18 世纪中期,拉季舍夫就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中首次对农奴制发出控诉,并将这个问题与社会公正、人的自由等问题联系起来,从此,所谓“农民问题”便成为之后俄国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俄国,一方面,俄国农民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最主要构成,是所谓“俄罗斯性”的最可靠载体;另一方面,声名狼藉的农奴制却根深蒂固,成为阶级压迫的最醒目体现。 面对农奴制和农奴制下的俄国农民,18 世纪下半期至19 世纪上半期的俄国思想家几乎都有过思考。

对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的对比属于历史哲学范畴,对社会上下层关系的探讨属于社会哲学范畴,而关于俄国与欧洲问题的探讨则同时涉猎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 上述三个问题相互关联,甚至互为因果,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一种思想张力。 这三大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就折射为专制与自由、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角力,在社会思想领域就体现为保守与激进、传统习惯与改革冲动的此起彼伏,在神学和宗教思想领域就抽象为信仰和世俗、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对峙,在美学思想领域则具象化为现实与自我、守成与先锋等不同风格的对立和转换。 面对这三大“该诅咒的问题”,俄国思想就像一只巨大的钟摆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官方与在野,保守与激进,精英与民众,不同的思想倾向既相互对峙,又相互转换,构成一条起伏跌宕、精彩纷呈的思想河流。

思想史是包罗万象的。 思想史以哲学为核心,但也融入了史学、神学、文学等方面的内容,甚至还可以涵盖政治史、科学史、艺术史等专题史学科;思想史可以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个人的批判性思维;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可以是抽象的概念,也可能是具体的现象,在英语中,出现在思想史类著作标题中的“思想”一词至少有五种表达方式,即intellect,thought,thinking,idea,mind,它们在俄语中也都有对应的单词,即интеллект、мысль、мышление、идея、ум。 俄国思想史自然也是包罗万象的,但除了思想史所具有的这些普遍特征之外,俄国思想史还体现出了若干独有的特征,即它与其他民族的思想史书写相比显得很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在俄国思想史中社会思想史占据着重要地位,换句话说,俄国思想体现出了对实践属性的偏重,俄国思想家们更愿意直面现实,诉诸更实际的社会目的,更愿意把思想当作一种改造社会的手段和武器,即赫尔岑所言的欲使“思想成为一种力量”① Герцен А.И.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5-1958. Т.5.С.142.。 相比较而言,俄国思想家更注重思想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能,更注重揭示思想与具体的政治、文化语境之间的关联,也更注重思考如何解决与思想相关的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历史、宗教等现实问题,而非本体论、认识论等纯哲学问题。 俄国思想史上就很少出现像康德、黑格尔这样的纯思辨哲学家,俄国的理论哲学不仅出现较晚,成就也不太高。 在俄国思想史中,社会思想所占比例始终是压倒性的,即所谓“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和“道德哲学”。

其次,俄国思想体现出了较强的矛盾性、极端性和悖论色彩。 俄国思想遗产中较少理性客观的推理、四平八稳的叙述,而多呈现为激烈的论争、极端的言说和激进的乌托邦式憧憬。 这一思想特性自然与俄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思维习惯相关。 许多俄国思想家,如恰达耶夫、赫尔岑、别尔嘉耶夫等,都曾言及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矛盾性和极端性,这种民族性格自然会在该民族的思想史中得到体现。 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成长过程及其所处社会地位,也是俄国思想矛盾性的来源之一。 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就总体而言是西化的产物,在18 世纪后半期至19 世纪的百余年间,法国的启蒙思想、德国的黑格尔哲学和英国的实证主义先后统领俄国思想界,这一时期的俄国思想家大多对西欧的思想成果如数家珍。 但是,正是这些在西欧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俄国知识分子,却最早感受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特性,他们是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和成熟的化身,也是俄罗斯民族思想体系的构建者,这便构成了俄国思想的一大悖论。 叶卡捷琳娜承续彼得的改革事业,在引入西方元素的同时也催生出了俄国的知识阶层,这一阶层及其批判意识原本就是俄国西化的逻辑结果之一,但当拉季舍夫、诺维科夫等启蒙思想家开始发挥社会影响时,叶卡捷琳娜这位“哲学家女皇”便很快变成了自由思想的敌人。 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化最坚定捍卫者的斯拉夫派,他们的知识体系和阐释方式大多借自西方,霍米亚科夫论证东正教优越于天主教和新教的著作大多用法语写成,在西欧发表,在俄国却反而成为禁书,长期得不到面世的机会,他的思想也遭到东正教会的提防和抵制。 作为18 世纪末至19 世纪俄国思想史之主体的思想家,起初多为贵族知识分子,后有平民知识精英加入,他们作为俄国最早一批具有自我意识和自省精神的人,在面对社会、民族和国家时也往往会体现出某种矛盾心态和立场。 比如,卡拉姆津起先以向俄国布道西方文明的“欧洲人”身份著称,但在法国革命后却急剧转向,开始推崇俄国的一切。 十二月党人作为俄国第一代革命家,他们的意识形态却是自由主义的。 “贵族革命家”这一称谓本身就是悖论性的,因为贵族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应该是较少“革命性”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俄国思想于18 世纪中期成熟之后,俄国思想家的主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思想立场却往往是在野的、民间的,他们是所谓“忏悔的贵族”。 他们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与他们的思想和社会立场之间的巨大差异,无疑也是导致俄国思想矛盾性和悖论色彩的重要原因之一。 悖论的思想是俄罗斯民族矛盾、极端性格的呈现和结果,反过来,这些充满悖论的思想也加深了俄国人对社会、历史和世界的认知,极大地丰富了俄国的思想遗产。

最后,是俄国思想与俄国文学的紧密抱合。 俄国的思想往往是理性的感性显现,是观念和意识的审美表达,反过来,俄国文学也一直是俄国思想的最集中载体之一,这或许是俄国文化中特有的“文学中心主义”长期作用的结果。 较之于俄国的哲学和历史,俄国文学率先在19 世纪初赢得了欧洲和世界影响,并在19 世纪中后期达到其黄金时代,在这之后,一代又一代俄国人便把俄国文学当成他们的国家名片,视为最珍贵的民族精神文化遗产。 于是,每一位俄国大作家都被视为社会的良心和时代的先知,他们的作品都会被视为具有教育意义和思想价值的文献,视为“生活的教科书”,作家们也把启蒙社会、教育公众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事业。 在19 世纪的俄国,伟大的文学家也都是伟大的思想家。 相对于俄国文学在18、19 世纪之交的迅速崛起,俄国的哲学、史学和神学似乎显得有些“相形见绌”,它们“借力”俄国文学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因此,俄国文学家也常被写入思想史,比如在瓦利茨基的《俄国思想史》中,作为专章论述对象的大思想家有9 位,即拉季舍夫、恰达耶夫、别林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以及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而他们几乎也都是俄国文学史中的大家! 换句话说,俄国思想史和俄国文学史的对象和构成居然是高度重合的。 米尔斯基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曾这样谈到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1878—1946)的创作:“他的《俄国社会思想史》(……改写后以《20 世纪俄国文学》……为题再版)是对个人主义(他将这一概念等同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深入探究,他以这一社会思想史取代文学史。”① 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刘文飞译,商务印书馆2020 年版,第713 页。也就是说,在俄国,社会思想史和文学史是可以相互“改写”、相互“取代”的。 令人称奇的是,俄国的大作家大多具有“思想的力量”,而俄国的大思想家也大多具有“文学的天赋”。 各个时期的俄国大思想家大都关注文学,评论文学,甚至亲自进行文学创作,许多人都是兼具文学家和思想家双重身份的,如拉季舍夫、卡拉姆津、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索尔仁尼琴等。 一方面,俄国思想常常取道文学进行表达,俄国思想的书写时常是审美的。 另一方面,俄国文学以厚重的思想内涵充实自我,也长期扮演思想传声筒的角色,因此,要接近和理解俄国思想,阅读俄国文学就是一条必经之路。

三

在世界范围内,思想史的书写都比思想史的生成要晚很久。 但是在俄国,较之于俄国思想史自身的相对后起,俄国思想史的书写则与英、法、德等国的同类著作相距不远。 一般认为,西欧的思想史书写始于18 世纪,德国学者雅各布·布鲁克(Jakob Brucker)用拉丁语写成的五卷本《批判的哲学史》(Historia Critica Philosophiae,1742—1744)被视为欧洲第一部思想史著作①Richard Whatmore and Brian Young,ed.,A Companion to Intellectual History,West Sussex:Wiley Blackwell,2016,p.129.。 而自1816 年起,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即已开始出版他的12 卷本《俄罗斯国家史》(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1816—1829)。 普希金写道:“卡拉姆津发现了古代俄国,一如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他还称卡拉姆津为俄国的“第一位历史学家和最后一位编年史家”②Пушкин А. С.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сочинение Николая Полевого ,А. С.Пушк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6 т. М.-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9. Т.11.С.121.,因为卡拉姆津第一次给出了全面的、有体系的俄国历史书写。 卡拉姆津这部著作虽并非思想史,但俄国思想的发展却也被他纳入叙述范畴,比如他在第一卷第十章《古代俄国状态》中就写到“思想成就”③Карамзин Н.М.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М.: Эксмо.2006.С.83.,在第二卷中对莫诺马赫的《家训》的内容、性质和意义进行了细致分析,在第八卷中详细介绍了伊凡四世与库尔勃斯基书信争论的来龙去脉等。 在俄国史学史中堪与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比肩的另一部巨著,即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俄国通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1851—1879),这部耗费了作者30 余年心血的史书卷轶浩繁,共29 卷,从俄国历史的源头一直写到1763 年俄土战争。 谢尔盖·索洛维约夫是卡拉姆津的继承者,据说他在13 岁时即已数次通读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但是与卡拉姆津相比,谢尔盖·索洛维约夫显然已开始同等重视俄国历史中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像他在将卡拉姆津的史著与德裔俄国历史学家约翰·埃弗斯的《历史呈现中的最古俄国法》作比较时所说的那样:“卡拉姆津给出了事实,仅给情感以冲击,而埃弗斯却给了思想以冲击,迫使人们去思考俄国的历史。”④Соловьев С.М.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М.: Эксмо.2013.С.5. 在自己的著作中,谢尔盖·索洛维约夫也时常在“迫使”读者去思考俄国的历史:他建议读者去留意地理因素和自然条件在俄罗斯民族性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莫诺马赫的《家训》“是其后所有家训的原型”⑤СоловьевС.М.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сдревнейшихвремен.М.:Эксмо.2013.С.91.,对俄国人的伦理观和社会意识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17 世纪的俄国教会大分裂既是不同的宗教立场和神学观念的冲突,也是不同的历史观和国家发展观的碰撞;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的复杂多面的影响,他也在第二部第55 章中作了独到的分析。 在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俄国通史》面世半个世纪之后,他在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克柳切夫斯基也开始出版5 卷本巨著《俄国史教程》(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1904—1921)。 此书原为克柳切夫斯基在莫斯科大学等高校讲授俄国史课程的讲稿,后经作者整理加工,于1904 年开始出版。 克柳切夫斯基接过卡拉姆津和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接力棒,把俄国通史的叙述又往前推进了半个世纪,一直写到1861 年农奴制改革。 作者在此书开篇写道:相较于“思想意识”,他更关注“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是集体行为的结果,思想意识是个体的创作,个人的思想只有在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之后才具有历史意义,而此时,思想意识自身也就成了历史事实。 也就是说,在克柳切夫斯基看来,历史事实中是隐含着思想意识的,历史事实就是思想意识的物质体现:“我没有看到过没有思想意识的社会,无论这个社会是多么的不发达。 社会本身就是思想意识,因为社会是从构成社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它的那一刻开始存在的。 我更难于理解思想意识不参与历史过程。”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第一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商务印书馆2023 年版,第29 页。 在俄国历史著作中,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程》第一次用对社会形态变化的描述取代了关于帝王将相们改朝换代的记录,同时纳入政治史、社会史、国际关系史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当然也包括思想史的内容。 上述三部史书是俄国史学中的三块基石,虽然它们都是通史性质的著作,但其中却都包含着清晰的思想史线索,俄国思想史上的那些重要节点和重要人物均可以在这三部史书中读到,它们为之后的俄国思想史书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俄国专门的思想史著作大约出现在19 世纪中期,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Былое и думы,1852—1868)是一部融文学和历史于一体,兼有回忆录和思想史性质的作品,而他的《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О развит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идей в России,1850)一书更是标准的专题思想史著作。 赫尔岑在此书中简述了自基辅罗斯起的俄国历史,强调了斯拉夫人天性中的自由精神和爱国主义,并认为:“俄国的最大特点(不考虑各斯拉夫民族所遭受的外部影响)是长期以来不屈不挠地渴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强大国家。”①赫尔岑:《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肖德强、孙芳译,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45 页。与此同时,赫尔岑也把俄国人民与专制制度的长期对峙作为俄国历史中的一条主线,并从中发掘俄国社会中所蕴含的“革命思想”,他在1812 年卫国战争胜利后开始觉醒的民族意识中,尤其是在1825 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开始涌动的解放思想中,看到了俄国革新和发展的希望和动力。 赫尔岑在梳理和阐释俄国革命思想时的一个突出之处,即把俄国文学与俄国革命运动勾连起来,他在书中以很大篇幅论述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别林斯基等当时最重要的诗人、作家和批评家,试图在他们的作品中发掘“革命思想”,把他们塑造成俄国反农奴制解放运动的先知和斗士。 与赫尔岑路径相近的另一部俄国思想史名著,即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的3 卷本《俄国社会思想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1906)。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把俄国社会思想史视为俄国知识分子始自启蒙时代的为解放人民而进行的斗争之历史,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种超越阶层和阶级的团体,其激情即追求高度道德感的个性以及个性的自由,其对立面即冷漠的小市民阶层,后者就其社会本质而言也是超越阶层和阶级的。 “这是运动方向截然相反的两股力量,相互敌对、不可调和的两股力量,小市民阶层构成一个环境,俄国知识分子的发展进程就是在与这一环境的不倦斗争中展开的。 与小市民阶层的斗争,这构成一个视角,我们将从这一视角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内涵及其发展进程展开研究。”②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М.: Республика;ТЕРРА. 1997.Т.1.С.31. 将知识分子与小市民阶层的对峙和斗争视为19 世纪俄国历史进程中的主要动力,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别林斯基等俄国作家及其文学表达视为19 世纪俄国思想最重要的构成之一,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的这种解读产生深远影响,对俄国文学,尤其是19 世纪俄国文学的思想史理解和阐释可以说就肇始于此书。不过,普列汉诺夫却对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的观点有所质疑,不同意后者对于知识分子所谓“个人主义”特性的归纳和称颂,他也写了一部同题著作,即《俄国社会思想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1914—1917),明确摆出了要与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一决高下的姿态。 但是,普列汉诺夫撰写此书时身在国外,写作条件并不优越,最终仅完成此书写作计划的三分之一,计划中的这部俄国社会思想通史仅写到17、18 世纪之交的拉季舍夫。 尽管如此,普列汉诺夫的这部著作却已体现出诸多鲜明特征:首先,这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照俄国思想史的著作,就像作者在序言的开头所写的那样:“在这部研究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著作里,我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出发的。”③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一卷,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7 页。其次,他把辩证的历史观引入历史书写,比如,他认为决定俄国社会思想史发展进程的既有作为空间条件的地理因素,也有作为时间条件的历史因素;再比如,在探讨作为社会思想史重要驱动力之一的“阶级因素”时,他既注意到了“阶级斗争”,也注意到了“阶级互助”。 最后,普列汉诺夫在这本书中扩大了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他的思想史研究“总是紧密结合着当时的社会心理进行的,总是紧密结合着俄国哲学、文学、艺术史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史进行的……总是把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或宗教思想揉合起来”①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一卷,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xi 页。。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和普列汉诺夫的这两部同名著作既形成比照和对垒,也构成接续和互补,用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著作的一位编者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必须指出,就思想的力量和对对象的深入研究而言,这两部著作难分伯仲。”②ЗадорожнюкИ.Е. иЛаврикЭ. Г. Дабудетволямоя... (ЖизньикнигаР. В. Иванова-Разумника). См.Иванова-Разумник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М.: Республика;ТЕРРА.1997.Т.3.С.311.

在19、20 世纪之交的俄国白银时代,随着俄国宗教哲学的复兴,对于包括哲学、神学等在内的思想史研究也空前繁荣。 正是在这一时期,“俄国现代哲学之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开始了其思想著述和传播活动,梅列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罗扎诺夫、弗兰克、舍斯托夫、伊里因、洛斯基等一大批哲学家和思想家在这一时期也笔耕不辍,写下大量思想著作。 白银时代俄国思想家的写作具有相互抱合的三个特色:首先是俄国哲学和俄国文学之间积极的互动关系,俄国哲学的文学化和俄国文学的哲学化构成这个时代的一大趋势;其次是将神学和艺术等“非理性”因素引入理性的哲学和思想范畴,使得这一思想时代成为“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时代;最后是一种浓烈的使命情怀和乌托邦精神,这一时代的俄国思想家开始更多地思考诸如“生活的意义”“艺术的意义”等终极问题。 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又被视为俄国的“文艺复兴”。

苏联时期的思想研究,自然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和阐释,列宁、普列汉诺夫、卢卡契、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著述成为“红色经典”,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也影响到半个世界。 但苏联时期的思想史著作大多为“注经”性质的集体著作,如发行量达到天文数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История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Краткий курс,1938],或是一些大部头的集体著作,如6 卷本的《哲学史》(История философии,1957—1965)、5 卷本的《苏联哲学史》(История философии в СССР,1968—1988),以及一些专题思想史,如6 卷本的《美学思想史》(История эсте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1982—1987)等,而较少有具有个性色彩的思想史著作面世。 自苏联解体前后起,情况发生较大变化,与俄国思想史相关的研究开始呈现出逐渐多元化、个性化的趋势,相继出版了一批断代史或专题史形式的俄国思想史研究著作,如乌特金等人著的《启蒙时代的俄国思想》③УткинаН.Ф.,КузьминА.Г.,НичикВ.М.идр.РусскаямысльввекПросвещения.М.:Наука.1991.、鲁德尼茨卡娅的《道路的选择:1825 年12 月14 日后的俄国思想》④РудницкаяЕ.Л.Поискпути.Русскаямысльпосле14декабря1825года.М.:ЭдиториалУРСС.1999.和斯捷尼克的《18 世纪至19 世纪初文学和社会-历史思想中的“新”“旧”俄国观》⑤Стенник Ю.В.Идеядревней иновой Росси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XVIII -начала XIX века.СПб.: Наука.2004. 等。 科列罗夫(Модест Колеров,1963—)自1996 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俄国思想史研究年鉴》(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Ежегодник)至今已连续出版十余辑,收入大量相关论文和思想史资料,构成俄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较之于俄国本土,欧美国家的俄国思想史书写成果似乎更为多样,这可能与西方自身厚重的思想史书写传统相关,也与西方俄罗斯学在冷战时期的学术取向有关,即他们希望借助思想史的研究来理解和把握俄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国家策略。 早在18、19 世纪之交,俄国科学院聘请的一批德籍研究人员,如米勒(1705—1783)、施洛塞尔(1735—1809)、列威克(1737—1812)和埃弗斯(1779—1830)就开始了对俄国历史的研究,并取得一批成果。 自19 世纪中后期起,随着俄国文学的强势崛起,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俄国文学,并将此作为认识俄国和俄国人的一条捷径,出现较早的重要著述有法国作家沃盖的《俄国小说》⑥Eugène-Melchior de Vogüé,Le roman russe,Paris:Plon,Nourrit et C-ie,1897.(1886)、西班牙女作家巴赞的《俄国的革命与小说》(1887)⑦E.P.Bazán,La revolución y la novela en Rusia,Madrid:Manuel Tello,1887.、德国柏林大学教授勃鲁克纳的《俄国文学史》(1908)①A.Brückner,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Litteratur,Leipzig:Verlag C. F. Amelangs,1905. 最早英译见A. Brückner,A Literary History of Russia,trans.H.Havelock,London:T.F.Unwin,1908.、英国学者巴林的《俄国文学概要》(1910)②M.Baring,An Outline of Russian Literature,London:Williams and Norgate,1910.、美国学者格斯里的《俄国文学研究概要》(1917)③A.L.Guthrie,Russian Literature:A Study Outline,New York:The H.W.Wilson Company,1917.等,对俄国文学史的研究也从此成为西方斯拉夫学界的一个研究重点。 西方专门的俄国思想史研究可能始自以赛亚·伯林,他在二战之后开始研究俄国思想,他以研究赫尔岑和普列汉诺夫为起点,陆续写成《俄国思想家》(Russian Thinkers,1978)和《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2004)等著作。 曾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的美国斯拉夫学者比灵顿关于俄国的三部著作也被视为俄国思想史研究的名著,即《圣像和斧头:俄国文化阐释史》(The Icon and the Axe: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Russian Culture,1966)、《俄国的面容》(The Face of Russia,1998)和《寻找自我的俄国》(Russia in Search of Itself,2004),他在第一部著作中给出的“圣像和斧头”的二元对立形象,已成为关于俄罗斯民族性的著名隐喻。 在近十年里相继被译成中文的此类著作还有派普斯的《旧制度下的俄国》(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1974)④派普斯:《旧制度下的俄国》,郝葵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3 年版。、西克史密斯的《俄罗斯一千年》(Russia:A 1000-Year Chronicle of the Wild East,2013)⑤西克史密斯:《俄罗斯一千年》,周全译,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5 年版。 和费吉斯的《娜塔莎之舞:俄国文化史》(Natasha’s Dance: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2013)⑥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郭丹杰、曾小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 等。 如果说上述著作都是面向普通读者的“软学术”著作,那么西方学者还写有一批“纯学术”的俄国思想史著和文集,如西蒙斯主编的《俄苏思想中的传承与变迁》⑦Ernest J.Simmons,ed.,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and Soviet Thought,NY.:Russell ﹠Russell,1955.、勒瑟巴热和奥福德主编的《俄国思想史文选》⑧William Leatherbarrow and Derek Offord,ed.,ADocumentary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Ann Arbor:Ardis,1985.和《俄国思想史》⑨William Leatherbarrow and Derek Offord,ed.,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斯坎伦主编的《共产主义之后的俄国思想:哲学遗产之复兴》⑩James P. Scanlan,ed.,Russian Thought after Communism:The Recovery of a Philosophical Heritage,L. ﹠ NY.:Routledge,1994.、奥勒列维奇和罗杰克主编的《俄国思想中的信仰和理性》⑪Teresa Obolevitch and Pawel Rojek,ed.,Faith and Reason in Russian Thought,Krakow:Copemicus Center Press,2015.,以及贝科娃、福斯特和斯坦纳主编的《帕尔格雷夫俄国思想手册》⑫Marina F. Bykova,Michael N. Forster and Lina Steiner,ed.,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Russian Thought,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21.等。 在这类著作中,波兰历史学家瓦利茨基所著《俄国思想史》(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From the Enlightment to Marxism,1973)比较有代表性,此书对启蒙时代至马克思主义兴起的俄国思想史进行梳理和评述,材料丰富,观点得当,后被选作英美大学的俄国历史教科书,不断再版。 2015 年,作者又将此书扩充,以《思想的潮流:启蒙时代至宗教哲学复兴的俄国思想》为题出版。⑬A.Walicki,The Flow of Ideas:Russ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Religious-Philosophical Renaissance,Frankfurt:Peter Lang Edition,2015.

中国自19、20 世纪之交开始译介俄国文化,开始了鲁迅所谓“中俄文字之交”。 自普希金的小说《大尉的女儿》于1903 年译成汉语后,大量的俄语文学作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译介俄国文学最多的国家之一。 然而长期以来,除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对俄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系统翻译和研究之外,我们对俄国思想著作的关注却相对较少。 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局面大有改观,许多俄国思想史名作陆续被翻译过来,如孙静工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俄国社会思想史》⑭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贾泽林等人翻译的洛斯基的《俄国哲学史》①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张冰翻译的津科夫斯基的《俄国哲学史》②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张冰译,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张草纫等人翻译的《俄国史》③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张草纫、浦允南译,商务印书馆2023 年版。、刘文飞翻译的瓦利茨基的《俄国思想史》④瓦利茨基:《俄国思想史》,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24 年版。和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⑤恰达耶夫:《哲学书简》,刘文飞译,作家出版社1998 年版。、彭淮栋翻译的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⑥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 年版。等。 许多相关的教科书或文集也相继编成,如张建华撰写的《俄国史》⑦张建华:《俄国史》,商务印书馆2014 年版。、徐凤林主编的《俄国哲学》⑧徐凤林编:《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邱运华选编的《俄罗斯文学思想选读》⑨邱运华选编:《俄罗斯文学思想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肖德强和孙芳编译的《俄国思想的华章》⑩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肖德强、孙芳译,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徐凤林和张百春等译的《路标:论俄国知识分子文集》⑪格尔申宗、别尔嘉耶夫等:《路标:论俄国知识分子文集》,徐凤林、张百春等译,西苑出版社2023 年版。等。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撰写了许多重要著作,如乐峰主编的《俄国宗教史》⑫乐峰主编:《俄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张建华的《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⑬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 年版。、徐凤林的《俄罗斯宗教哲学》⑭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张百春的《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⑮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0 年版。和马寅卯的《当代俄罗斯哲学的一些面相》⑯马寅卯:《当代俄罗斯哲学的一些面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年版。等。 可以说,中国的俄国思想史研究的基础建构工作现已基本完成。 当下,欧美斯拉夫学界对俄国的研究兴趣似乎有所下降,俄国本国的文史哲研究力量似乎也有待重新整合,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的俄国思想史研究或许恰可以大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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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6)01-0001-13

作者简介: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17ZDA283)、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国别思想史翻译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