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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功能:哲学与诗的成像底片



摘 要: 哲学与诗的区别源于各自主导的语言功能不同。通过回溯《理想国》中诗与哲学之争的语言隐匿面孔,可以发现:社会变迁导致了多元共生的语言功能发生分离,并固着于特定类型的文本之中,进而固化为学科对立。这一过程也鲜明地体现于米索斯(mythos)与逻各斯(logos)在古希腊语境中意义与地位的历史性反转。语言在“X是什么”句式中实现概念功能,从而塑造哲学;对象化反思则使语言脱离存在本身,转为对存在的把握。诗与哲学并非本质对立,而是同源语言的功能分化。二者的历史性地位反转并未真正消解对立,唯有回归语言生成的否定性本源,才可能实现语言功能的再融合。

关键词: 诗;哲学;语言功能

一、隐匿的语言面孔

柏拉图称诗与哲学之争古已有之,然其前并无记载;他对诗的批评,可视作对阿里斯托芬在《云》中讽刺苏格拉底的一种回应。受时代所限,柏拉图仅从外部关系,即二者对城邦政治与真理爱欲的价值,论证诗与哲学的高下。他在论及二者与真理的关系时虽触及语言要素,如强调理性需借助语言的抽象与推理,而诗则诉诸情感与形象,却并未揭示其背后的语言机制。事实上,诗与哲学孰近真理实为伪命题。从维柯、德国浪漫派,至尼采、海德格尔,诗的地位逐渐反转,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之颠倒,而是反映了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主导语言功能的不同,与真理问题并无直接关联。

随后千年演进中,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抽象、情感与认知、歌唱与记忆、审美与科学等二元对立,跟诗与哲学之争相当,却不是后者所能解释的,也许酒神与日神、狂喜的宁芙与忧郁的河神之形象差别的提示更为准确。阿甘本认为这一分化类同于精神分裂,是本源性语言的异化后果,“在西方,语词分裂为二,一个是无意识的、如同从天而降的、以美的形式来再现并享受客体的词;一个是对自身具有意识的和所有严肃性的,但不知如何再现与享受的词”①Giorgio Agamben,Stanzas:Word and Phantasm in Western Culture,trans.Ronald L.Martinez,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3,p.xvii.。从语言学角度看,此“分裂”实为语言功能在运用中的自然多样性的固化———非语言本身分裂,而是特定文本被某一种语言功能所主导,从而形成对立态势。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文本中虽已有语词功能差异,却无明确主导;而自德国浪漫主义以来,诗渐占上风,哲学进入“诗人时代”,语言形式虽变,功能分裂却未真正弥合。

使用本源语言的文本原本对不同功能的语词一视同仁,异化源于文本的制度化及其语言功能的意识形态化。若从语言功能出发,诗与哲学并无高下之别,因不同功能仅触及真理之一面。地位反转仅是表象,未触及根本问题———语言功能固化方为文本异化之源。

古希腊时期,除了极少数哲学家如智者派的高尔吉亚,人们视语言为透明的媒介,这样一个透明物直到现代时期的认识型(episteme)的出现,才真正变得不透明了,“语言变成了一个认识对象”②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86页。。“语言学转向”揭示了世界实为“语言-世界”,而非被语言单纯表述的世界。符号学巴黎学派进一步指出,“如果离开了形式,内容就会消失。我们可以有脱离世界的语词,但是却不可能有脱离语词或其他符号的世界……可见的实体总已是形式作用下的实体,非语言符号的事物不可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一定是语言-世界”③姜永琢:《论巴黎学派的“语言-世界”》,《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诗与哲学的世界亦为“语言-世界”之产物,其对存在或真理的探讨,已预先带有各自的语言面相。哲学对真理的界定与其语言使用方式相应,而语言使用方式又受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响。一旦对真理的理解或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诗和哲学与真理之关系亦随之更迭。

语言使用方式作为语言功能与文本之间的中介,既黏合二者,又为文本注入意识形态内容,此乃诗哲之争的深层机制。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社会发生了三重变化:一是《荷马史诗》的经典化,成为知识话语核心,从雅典执政者立法规定在四年一度的泛雅典娜节上独尊《荷马史诗》,到希腊古典时期涌现大量私人抄本,全社会知识者几乎到了不读《荷马史诗》无以言的地步。二是伊奥尼亚和雅典城邦兴起,产生民主政体,神权与王权遭到质疑,各阶层公民热衷于讨论各种人生、理性、知识等问题,而不是“天上的问题”,出现一大批哲学家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等。到了苏格拉底时期,专业化的思想者不再用诗体写作,哲学开始作为一种理性的学问具有了独立地位。三是前苏格拉底时期语言功能混合,至柏拉图时代则出现职业分化与知识分类的空间隔离,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目录学也将诗(poesis)与哲学(philosophia)分列不同领域,完成了知识形态的空间化隔离。诗体外部的言说与写作方式的流行,也就是思想语言的新方式与旧方式在注意力、表述方法、对城邦生活的影响等方面有明显的对立,埋下了诗与哲学矛盾的伏笔。

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对立问题需要给出结论性的解决方案,柏拉图对诗的批评起初聚焦于其社会效用,指责诗煽动情欲、危害城邦,后来更将诗贬为“二次模仿”,认为其远离真理。此举将语言使用方式与存在本身关联起来,固化了特定语言功能与哲学文本的绑定。这一转变也体现于米索斯(mythos)与逻各斯(logos)的意义与地位反转④Robert Fowler,“Mythos and Logos,”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131,2011,pp.45-66.。两者在今天所代表的意思,很可能跟它们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恰恰是颠倒的。在早期古希腊,米索斯代表真实、权威、公共的话语,逻各斯则有虚假、私密、冲突之意。自公元前6世纪晚期起,随着神话真实性受到质疑,逻各斯逐渐被推崇为可知、可控之言说,而米索斯则被贬为不可知的、不真实的话语⑤颜荻:《秘索思与逻各斯的动力学:古希腊文明精神溯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

这一倒转显然与古希腊从神话时代向“人是万物的尺度”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倒转的过程中先是米索斯产生分化,分出好的米索斯和坏的米索斯,从而模糊了米索斯与逻各斯所体现的真假对立,也使米索斯的权威性减弱。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建立,世俗生活的重要性上升,模糊了真假对立的米索斯与逻各斯又分别成了虚构言辞与现实言辞的代表,压抑虚构而重视现实就顺理成章了。到了赫拉克利特这里,差不多确立了逻各斯的完全正面的地位。然而,高尔吉亚仍主张“整个逻各斯家族全是修辞术”①罗伯特·沃迪:《修辞术的诞生:高尔吉亚、柏拉图及其传人》,何博超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尼采对高尔吉亚的观点很推崇,《古修辞学描述》说“就如指称真实的词语和比喻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一样,直截了当的言语和施用修辞手段之间也没有什么界线。通常称为语言的,其实都是种比喻表达法”②弗里德里希·尼采:《古修辞学描述》,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可见早期逻各斯仍涵括后世分属诗与哲学的语言功能。

至柏拉图时代,逻各斯仅能由概念语言把握。当人们的目光从天上收回来,就得靠自己的理性去建立秩序,需要争论,需要说服,哲学家、修辞学家们纷纷在街头演讲、相互辩驳,概念语言与逻各斯如影相随,蓬勃发展。柏拉图对诗的批判意味着有一部分语言不能反映逻各斯,但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因为语言与逻各斯是一种整体的关系,有关系以及有怎样的关系都只是就全部性质而言的,因此,只能说是实施了某种功能的语言而非语言中的某个部分偏离了逻各斯。他将诗的语言功能简化为情绪与感官作用,进而指控诗对城邦秩序建设无益。事实上,语言既可表达感官经验,亦可表达理性认知。原本是语言性的逻各斯就变为超验理性的逻各斯,语言被狭隘化,导致了感性语言与理性语言的分道扬镳。语言功能之单一化与固化,就这样发生于理性从缪斯手中夺取真理解释权之后。《荷马史诗》的开头诗篇和品达的抒情诗表明,写诗之前要召唤缪斯女神,诗的语言来自缪斯给予的灵感而非诗人,因此诗才具有神圣性,与神、真理直接相关联。当人的地位上升,人不甘心成为神的传声筒,开始拒绝把诗视为神启真理的载体,古希腊哲学攻击荷马的传统始于色诺芬尼,赫拉克利特也声称“荷马应被除名并杖击”③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希腊语、英、汉对照》,罗宾森英译,楚荷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在前苏格拉底时期,两种语言功能尚未彻底分化,个体文本仍保持功能的多样与互补。哲学家亦借女神之口言说真理,如巴门尼德借女神之口区分“真理之路”(语言逻辑论证)与“意见之路”(感官经验描述)④巴门尼德:《巴门尼德著作残篇:汉、英、古希腊语对照》,盖洛普英译,李静滢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72页。,以抬升哲理性语言的地位。同样,诗作中亦融入哲学论述,从欧里庇德斯到阿里斯托芬的作品看,诗(戏剧)更像是向哲学致敬,作品不仅反映哲学主题,并且直接充斥着长篇大论的哲学论说。柏拉图自身写作亦具有戏剧性,甚至《伊安篇》里借苏格拉底的话称荷马为“最伟大、最神圣的诗人”⑤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编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诸文本中的语言本具多重功能面相,某些功能因社会生活放大而形成文类传统才逐渐固化。自柏拉图起,哲学的语言功能日趋单一,然语言本质上仍为多功能系统,诗与哲学不过各执一端。

二、语言功能对哲学的形塑

哲学的语言使用方式,体现为一种主导性的语言功能。在哲学作为一种独立学科出现之前,这一功能已然存在;从发生学角度看,正是这一功能形塑了哲学。诗比哲学古老,若追溯其起源,二者的界限实则模糊———“创世叙事、神话-寓言故事,与哲学性、命题性断言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⑥乔治·斯坦纳:《思想之诗:从希腊主义到策兰》,远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8页。。哲学并非直接从诗的某一部分转化而来,而是从诗中分离出某种语言功能,进而固化为自身的标志。

从语言内部看,使一个文本成为哲学的关键,在于语言所实现的功能。这种语言起源的视角,不是指具体时间意义上的起源,而指发生学意义上的起源,这并非时间意义上的起源问题,语言已起源,但永远在未完成中。也就是说,语言的产生不可能从无到有,从非语言到语言,某一个时间点上突然爆发语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对于语言的起源,不应将它看成时序上的起点(origin),而是出身、发生的意思,向某个界限回返(regression)其本源的意思,一个特定的话语创生事件的临界点。⑦M.Foucault,“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in James Faubion(eds.),trans.Robert Hurley et al,Aesthetics,Method,and Epistemology,New York:The New Press,1998,p.373.哲学发生的临界点就是那个语言功能的发生与不断汇聚。例如,当人们在诗中发问“公正是什么”,便忽略具体语境而寻求事件的共性,从而转向抽象与理智,获得普遍性知识。“‘自身’一词的轻轻一转是这一隔离行动的关键动因,概念就这样跟它在经验或诗篇中的个别事例脱节了。该行动把一个事件从时间中移走,放到一个永恒的世界之中”①马克·埃德蒙森:《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王柏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如哈弗洛克《柏拉图导论》所言,“这样一来,自主的主体不再回想与感觉,只是认知,它如今要面临成千上万个抽象的法则、原则、主题以及公式,这些已成为它的认知对象”②Eric Alfred Havelock,Preface to Plato,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219.,这便是对语言概念功能发生的描述。这一行动创造了现代的自我意识,使主体从“回想与感觉”转向“认知”,面对无数抽象法则与概念。执行这一概念功能的文本,逐渐演化为哲学。

创造固定术语和随之而来的规范叙述是哲学的基本动力,哲学家通过创造概念词汇和规范叙述,促使人们“停下来想一想”。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对“X是什么”的追问,强化了语言的概念功能,也成就了他的理念论。诗的语言关乎具体可感之物,哲学的语言则指向理念,他认为具体事物因分有理念而存在,故哲学高于诗,且唯有通过理性而非感官才能把握逻各斯。在“X是什么”句式中,语言主要实现指称功能与元语言功能:X从具体事物中抽离,形成共性,再指称具体事物,构成逻辑闭环。依雅柯布森的语言功能模型③罗曼·雅柯布森:《雅柯布森文集》,钱军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诗(或戏剧)则实现诗性功能与情感功能等。指称功能以概念为前提,元语言功能使语言能够自我分析;逻辑化为概念运用设立规则,元语言则通过定义与分类消除歧义、系统化术语。哲学由此栖居于逻辑论证之中,不再如诗般体验存在,而是追问“存在是什么”,形成关于存在的概念与真理。接踵而来的是更多的问题,诸如“我为什么存在”“世界为什么存在”“怎么存在”“非存在是什么”“过去、未来怎么存在”……在这一话语不断累积扩大的过程中,占主导的是同样的语言功能。

这一话语既是反思性的,也是对象化的:它与对象保持距离,又将自身卷入反思成为新的对象。反思使人从沉浸于存在的体验中抽离,将存在变为对象,体验让位于思。此间发生的并非内容而乃形式之变:原本与存在一体的语言功能发生分裂。哲学成为“关于”存在而非“是”存在本身的话语;它揭示存在,却不拥有存在。从苏格拉底的“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一人生箴言来看,人类理性张扬后,存在的被动性被一劳永逸地克服了。但这也成为尼采反对苏格拉底的根本原因。这种关系类似于元语言与对象语言:元语言揭示对象语言,却永不等于它。哲学一旦开始“思”存在,便无法停止,而“思”本身逐渐自成世界,甚至僭越存在。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至少是未能充分意识到“思”存在的那个存在已与先前未被思的存在不同。哲学越往后越走向“思/存在”的反面,即不思存在,只在“思”的世界里折腾,不断产生关于“思”的思。

“思/存在”实现的是语言的概念与元语言功能,该功能主导的文本即成哲学,诗与哲学由是分离并生争执。哲学作为最早的元学问,在赋义上具有天然话语权,故在古希腊之争中占据上风。随着学科特征的强化,与之绑定的语言功能日益固化,哲学愈趋向诗的反面。该功能不仅推动哲学寻找共性,更追求永恒确定性———如赫拉克利特之逻各斯、巴门尼德之存在———进而要求概念的稳定性与思想的必然性。哲学为达此目标,不断改造多义、歧义且依赖语境的现实语言,发展出逻辑技艺,使概念、判断、推理等具备可检测的程序。

前苏格拉底时代,哲学未与特定语言功能绑定,语言仍以整体与逻各斯、存在相连。人通过语言这一“聚集活动”把握流变中的不变者,自身成为聚集者。在哲学向概念语言进化的过程中,关键概念“尺度(metron)”起到重要作用。源自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尺度”具有区分、参照、理想、比例等含义,柏拉图以几何比例塑造世界灵魂,以理念为现实尺度,正义城邦需遵循等级秩序。在自然哲学中,“尺度”推动质与量的区分,促进概念的明晰与确定,推动概念语言发展。前苏格拉底之“思”仍是宇宙自然之思,如巴门尼德所言“所思的与所是的④英译“the same thing is there for thinking and for being”,being在此处指思想的内容,不宜译为“存在”。是一回事”⑤巴门尼德:《巴门尼德著作残篇:汉、英、古希腊语对照》,盖洛普英译,李静滢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页。,其中的“思”(noein)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纯粹思维,还包括诗性之思,本义为“接受”。古希腊米索斯与逻各斯之别最初是内容而非语言方式之别。但巴门尼德将思与判断结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更将感觉排除于“尺度”之外,思才逐渐排斥诗性功能。至柏拉图,“什么是”句式成为概念把握之思,诗的语言被视作“反逻各斯”。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是”句式及逻辑论证,则标志着概念语言的纯熟,逻各斯愈发狭义化,仅余单一语言功能。思在“尺度”中自成世界,诗与思分立,不再共享语言本质。从公元前387年左右开始延续了近900年的柏拉图学园(The Academy)的课程设置看,教育也加固了学术与社会生活中语言概念功能的主导地位。

语言中的概念功能何以发生?黑格尔的看法是,当表达感性事物的语言应用于表达精神事物,会有一个概念化的过程,从而形成新的语言功能:“每种语言本身就已包含无数的隐喻。它们的本义是涉及感性事物的,后来引申到精神事物上去,掌握(Fassen)、把握(Begreifen) 以及许多类似的涉及知识的词按它们的本义都只有完全感性的内容,但是后来本义却不用了,变成具有精神意义的词;本义是感性的,引申义是精神性的。但是这种词用久了,就逐渐失去它们的隐喻性质,用成习惯,引申义就变成了本义,意义与意象在娴熟运用中就不再划分开,意象就不再使人想起一个具体的感性观照对象,而直接想到它的抽象意义。如我们把把握按精神性的意义(理解)来了解时,就不再想到用手把握事物的那种感性事实了。”①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8页。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回答是,在自我意识形成之前的史前阶段,概念与直观、符号与图像有一种神话般的统一,一旦自我意识形成,主客之分不可避免,概念与直观、符号与图像的分离也就不可避免。②Max Horkheimer & Theodor 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Philosophical Fragments,trans.E.Jephcott,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3.结合这两种解释,便可确定是自我意识导致抽象化,并将抽象化赋予绝对的自主性,从而使语言有了强大的概念功能,形成了代表文本即哲学。

三、语言功能再融合之可能

哲学的“诗人时代”常被视作一种向过去的回归,现代哲人试图“拟就光荣而体面的条件,让哲学向诗投降”③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1页。。然而,此现象与其说是对诗的价值认同,不如说是对语言功能分离之前的思想文本的致敬。语言功能再融合并非纯然假设,而是伴随着对语言本质的持续反思;诗与哲学地位的变动,也并非简单的学科兴替,而是语言反思深入后产生的自然趋势。

历史上,诸多思潮为再融合提供了资源。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革命动摇了语言的实在性,削弱了哲学凭借逻辑语言建构知识体系的权威;浪漫主义时期,赫尔德将诗视为原始语言形态,诺瓦利斯强调语言的创世魔力,主张哲学须“诗化”方能触及真理;现象学-存在主义通过语源考古,揭示语言保存着前苏格拉底的真理经验,梅洛-庞蒂提出语言是“身体意向性的延伸”,旨在恢复被理性主义割裂的感性维度,这与认知语言学中语言依赖身体隐喻的观点形成呼应;后结构主义则更彻底地瓦解了哲学的语言特权,德里达指出哲学文本同样依赖隐喻,罗兰·巴特的“可写文本”理论也有助于消解哲学文本的单一功能化。

前苏格拉底思想残篇的语言功能混合状态具有重要启示。该时期的文本并未因功能多元而损及思想尊严,反而因此获得恒久魅力。古希腊哲学残篇充满生动的比喻与修辞,“前苏格拉底哲学似乎从隐喻的岩浆中喷发出来”④乔治·斯坦纳:《思想之诗:从希腊主义到策兰》,远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4页。,如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中“火之死是为了空气之诞生”⑤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希腊语、英、汉对照》,罗宾森英译,楚荷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在语言形式上几近于诗,本质却是哲学与诗的浑然一体。卡西尔也赞同维柯的观点,“人类文化初期,语言的诗和隐喻特征确乎压倒过其逻辑特征和推理特征。但是,如果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就必定把人类言语的想象和直觉倾向视为最基本的和原初的特点之一”⑥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4页。。这正是语言功能未分离、未绑定于特定文本之前的状态。

隐喻可作为诗性功能的代名词,但哲学中的隐喻与原发性的诗性隐喻有所不同。例如“朱丽叶是太阳”是一种原发性隐喻,其想象力自由,没有任何已有概念与之相适应;而“真理是光”“能、所指像硬币的两面”“电脑”等则属于概念隐喻,因其以认知和指涉为导向,想象力置于知性限制之下。从这个角度看,前苏格拉底哲学表达多属前者,而卢克莱修等以诗写哲学者,所用多为后者或修饰性隐喻。人类早期智慧书写常以神话叙事包裹本体论思考,诗性功能与概念功能融为一体,如《荷马史诗》对命运与自由的思考,巴比伦创世史诗《埃努玛·埃利什》探讨秩序与混沌的辩证关系,古埃及《亡灵书》论述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公元前4世纪前古希腊哲人留下来的残篇多为箴言体,中国上古思想文本如老子的《道德经》也是如此,这种文本的语言功能兼容诗与哲学,通常是韵文形式,节奏感强,大量使用比喻、象征等诗性语言,思想内容深刻。

诗与哲学的地位反转可能仅是暂时的,二者之争远未终结。一端是尼采式的以诗化消解哲学,以非理性崇拜取代理性崇拜;另一端是列奥·施特劳斯式的维护哲学,担忧放弃对永恒之物的追索将陷入虚无。然而即便再现反转,亦未触及语言功能分离这一根源。现实结果是双向贬低:一方以诗化为借口使学术丧失求真理想,另一方以哲学化为借口使艺术沦为观念表演。因此,重审前苏格拉底文本的语言状态至关重要,有助于我们理解功能分离的根源及其再融合的可能。

艾略特认为“诗与哲学是关于同一世界的不同语言”①斯坦利·罗森:《诗与哲学之争———从柏拉图到尼采、海德格尔》,张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其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紧张;巴迪欧则主张哲学应对诗“断念”,以获取自由,“今天不再需要用诗歌的隐喻来说明不对象化和迷失方向。迷失方向可以被概念化……‘非对象化 ’和‘迷失方向’在哲学上的充分表达仍然是一种反思的任务”②A.Moreiras,“Alain Badiou’s Age of the Poets:The Desacralizing of the Poem,”in Postmodern Culture,2021,vol.31(3),p.2.,有限度的再融合或许仍有可能。历史中亦不乏融合尝试:普鲁塔克主张在儿童教育中结合诗与哲学,视诗为通往哲学之途③Plutarch,How to Study Poetry,Richard Hunter & Donald Russell(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2.;柏拉图批评诗人却未放弃作诗;伊壁鸠鲁排斥诗,其门人如锡东的芝诺(Zeno of Sidon)、卢克莱修等,却对诗深感兴趣。然而,以哲学为目标的诗,从卢克莱修《物性论》到菲利普·贝克“教科诗”④姜宇辉:《菲利普·贝克的“教科诗”———诗与哲学之争的一个当代视角》,《外国文学》2018年第1期。,实则强化了功能分离———它们磨蚀隐喻中的原初感性,使原发性隐喻降为概念隐喻,仅营造出再融合的虚幻景象。

黑格尔虽解释了隐喻的概念化过程,却未洞察哲学中概念化的不彻底性。尼采以降,不断有哲学家指出,哲学从未真正超越语言的隐喻结构。保罗·德曼认为:“一切的哲学,以其依赖于比喻作用的程度上说都被宣告为是文学的,而且,就这一问题的内涵来说,一切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说,又都是哲学的。”⑤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哲学论证中始终存在并非仅作为辅助手段的隐喻,因为语言起源事件总在发生。德里达说:“我现在仍然是、并且比任何时候更加强烈地梦想写一部作品,它既不属于哲学又不属于文学,甚至也不是由哪一个混合而成,同时又保持着(我不愿意放弃这一点) 对文学与哲学的记忆。”⑥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唯有面向语言起源事件,他的梦想才可能实现。

诗与哲学共有的生发之地———语言的否定性本源———是死亡。人之本质在于言说与赴死能力。死亡之于个体实为不可能经历之事,所谓“死亡能力”,实为面对死亡时的言说能力。在此境地,语言既是生又是死,成为一种“想要说”的意志。存在是语言声音的意义维度,也是人聆听万有的维度,比如鸟在叫,风在吹,人能从中听出什么,同时又在抹去这些声音。言说之时,我们便失去对象,最初的言说由对象触发,而后则多言说观念。当下的触发才是语言生发之地,“这个”或“此”等代词具有转换功能,指示语言正从对象转向自身,从声音转向意义。“‘在Da(此)这个小词里有某种东西使那个实体———人———失效,或在那个实体中引入否定的东西,这个东西必然是它的‘此’(LD:5)。所以,人变成了否定性的场所,并因为这个否定的场所———人必须从那里言说,注定无法进入Sein。”①亚历克斯·默里:《语言与存在的否定性》,《为什么是阿甘本》,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

存在的不可言喻性,恰是语言欲言却无法穷尽之物;语言只能在死亡与虚无的否定性中把握自身。诗性话语的含混性与可传递性正根植于这一转换机制所指向的语言生成情境。在语言生发之地,诗与哲学并无独立本性,它们经验着语言自身,实为同一种语言。阿甘本在普罗旺斯游吟诗中看到,诗性语言的原初经验与哲学传统所依赖的否定性经验十分相近,“在这里,甚至诗也要将词语最初的起源视为‘无’”。②吉奥乔·阿甘本:《语言与死亡:否定之地》,张羽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9页。他在别处亦指出:“人类经验自己的语言本质———不是去经验某种语言内容或真实命题,而是去经验语言本身,还有言说这一事实本身———第一次成为可能。”③Giorgio Agamben,Means without End:Notes of Politics,trans.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85.从这共同的否定性经验出发,将二者分离的力量也应能将它们重新结合。这要求不断重返语言生发之地,或如梅洛-庞蒂所言,寻找“让事物自身说话”的方法④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55页。。

维特根斯坦说“唯有诗化才有哲学”⑤转引自:Giorgio Agamben,The End of the Poem:Studies in Poetics,trans.Daniel Heller-Roaze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15.,是因为哲学语言已远离生发之地太久,诗能将哲学拉回语言的起源事件,在那里它们重新成为同一种语言。反之,阿甘本则认为唯有哲学化才有诗歌,意指当代诗亦不纯粹,诗中充斥死语言,常以封闭的肯定性意义作结。故现代诗学的根本张力在于活语言与死语言之关系⑥Giorgio Agamben,The End of the Poem:Studies in Poetics,trans.Daniel Heller-Roaze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xii.;真正的诗应回归否定之地,打破音义一致,进入“无尽的消失”之沉默。把握这一原初难及的词汇之地,非诗或哲学能独立完成。真正的解决之道或存在于诗与哲学之分的“皱褶”中,既非昔日分离,亦非理想统一。阿甘本在《神圣人》里称此为“界域”空间———一种交互、不确定的无区分状态,即语言功能未分离时的样态。

结语

诗与哲学之争的实质并非文类之别,而是语言功能在历史中发生分离并固化的结果。哲学凭借其主导的概念功能,将存在对象化为认知客体,构建出以“X是什么”为范式的概念体系;而诗则更多保留语言与存在原初接触时的诗性功能,在声音、节奏与隐喻中持守意义的开放性。这一功能分化在柏拉图时代伴随知识分类与学科建制而完成,并随着米索斯与逻各斯地位的倒转而进一步强化。

然而,语言功能的分离并非必然,亦非永恒。前苏格拉底文本中诗思浑然一体的状态表明,语言在起源处具有功能的多样性与互补性。诗与哲学共同根植于语言的否定性本源———语言只能在死亡与虚无的否定性中把握自身。在此情境中,语言既不离开对象又有所表达,尚未被概念化所固化。阿多诺认为哲学使用概念语言来指称非概念性的东西必然会出错,那么只有靠概念的自我否定或呈现概念自身的非同一性,才能更好地接近客体的质,此之为“概念的觉醒”⑦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这也为哲学指出了一条重返语言生成之地的可能路径。

因此,诗与哲学的未来不在于优势地位的再度反转,而在于相向而行,唯有如此,二者才能在“语言-世界”的共建中摆脱功能固化的桎梏,重返那未被学科割裂的、原初的言说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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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B1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6)02-0080-07

作者简介: 李心释,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诗歌‘元诗’观念及实践问题研究”(23BZW14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