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公益与私利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哲学家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公益优先于私利是他们的共识,他们强调德性在调节公益与私利之间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继承了古典学者们的观点,他们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传主在公共事务中处理公益与私利问题的表现。二人都坚持公益优先于私利,这是德性的一种表现。二人还将民意纳入考察的范围,普鲁塔克支持统治者顺从具有公益属性的民意,反对出于私利煽动众意;苏维托尼乌斯则以民意为标尺,来评判帝王的德性,它是检验帝王的统治是否将国家的利益置于首位的重要标准。
关键词: 普鲁塔克;苏维托尼乌斯;公益;私利;德性;民意
公益是政治理论探讨的重要议题之一。公益这一术语的使用方式多样,但人们普遍认为它源于亚里士多德,指的是“为社群所特有,且仅能由社群实现,但由其成员个体共享的利益”。① Louis Dupré,“The Common Good and the Open Society,”Review of Politics,vol.55,no.4,1993,p.687.因此,公益既具有公共属性,又与个体相关。“共同利益”是一个政治体的基础,同时,从个人来说,每一个人都有与“共同利益”相反的或不相同的个别意志,也就是“个人利益”。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机器有力地运作,需要形成一个社会契约,将“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诸多学者对如何处理公益与私利之间的矛盾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尤其在罗马帝国时代,随着专制权力的建立,统治者的私人利益与帝国的公共利益② 统治者的私人利益指统治者自利的一面,包括统治者个人的物质和精神利益,比如财富、荣誉等,还包括其私人关系中的家人、朋友的利益;帝国的公共利益指有益于帝国集体的利益,比如帝国的安全、独立、富强,同样还包括帝国人民的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私利与公益之间的关系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普鲁塔克(Lucius Mestrius Plutarchus,约公元45—125年)和苏维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约公元69—130年)是罗马帝国早期的杰出传记作家,二人的代表作《希腊罗马名人传》(下文简称《名人传》)和《罗马十二帝王传》(下文简称《帝王传》)都是政治传记。在二人的传记写作中,作为军政要人的传主如何处理公益与私利之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影响,是二人考察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公益与私利之间关系的视角,比较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的政治借鉴观念,探讨二者的政治哲学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国家的本质,他们指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页。也就是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公共利益是国家实践的目的。在这样的国家机器中,国家的领导者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领导者与平民和国家之间形成了互生而又矛盾的共同体。芬利(M. I. Finley)从“demos”的词源学角度分析了国家的领导者和平民之间的关系,他指出:“‘demos’一词本身就有歧义;不过,在其众多含义中,有一个在文学用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即‘平民’‘下层阶级’,而这个含义为‘demagogues’(民众领袖)一词提供了言外之意———他们凭借平民的支持成为国家的领导者。”②M.I.Finley,“Athenian Demagogues,”The Past and Present Society,no.21,April 1962,p.5.也就是说,从词源学上来说,在古希腊,民众领袖的权力来自平民的支持。对此李尚君进一步解释道:“公元前5世纪晚期,政治领袖经常被称为prostatēs tou dēmou或dēmagōgos,前者具有褒义,后者倾向于贬义,但是它们当中皆包含dēmos,说明都是从与民众的关系的角度来命名政治领袖的。prostatēs的直译是‘站在前面的人’,因此prostatēs tou dēmou有着政治领袖在战场上身先士卒的意味,也可理解为‘民众保护者’,暗示了政治领袖的军事职责,与当时政治领袖大多担任将军之职的现状相吻合。”③李尚君:《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政治文化视角的深描》,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13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众领袖与平民之间形成了一个权力与义务的关系,即平民赋予领袖以管理国家的权力,领袖有保护平民的利益的义务。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有多处相似的论述,如“我想我们也有必要承认同样的道理,那就是任何统治者当他真是统治者的时候,不论他照管的是公事还是私事,他总是要为受他照管的人着想的”。④Plato,The Republic,trans.by Paul Shorey,vol.1,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0,345.D-E.参阅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8页。在这里,统治者照管的是平民,也是国家,国家的利益与公民的利益是统一的,同样,与统治者本身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杰罗姆·诺伊(Jerome Neu)认为,“柏拉图将其理想国的利益与公民的客观利益等同(因此二者并非相互独立),在他构建的和谐世界中,形而上学、道德心理学与政治组织共同确保这些利益永远不必凌驾于个体的世俗利益之上(不仅仅是统治者),因为它们从不冲突:二者是重合的”。⑤Jerome Neu,“Plato’s Analogy of State and Individual:‘The Republic’ and the Organic Theory of the State,” Philosophy,vol.46,no.177,1971,p.238.柏拉图构建的社会是理想化的社会,但可以看出他在构想的理想社会中试图将公益与私利统一起来。
亚里士多德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层面论证私利与公益具有统一性。他认为,人本身就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两个维度生活,“人不仅是政治的动物,而且是家庭的动物”。⑥Aristotle,Eudemian Ethics,trans.by Brad Inwood and Raphael Woolf,vol.Ⅶ,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0.1242a22-25.人离不开城邦或国家集体,“城邦的产生是为了生存,而城邦的持续存在则是为了生活得好”。⑦Aristotle,Politics,trans.by M.A.H.Rackham,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2,Ⅰ.2.1252b27-30.因此,公益与私利具有统一性。同样,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借伯里克利之口发表的一段精彩演说,也是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层面论证公益与私利的统一性:“在我看来,每个人在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获得成功时所得到的益处,要比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国家在集体层面衰败的时候所得到的益处多。因为即便一个人在个人事务上风生水起,如果他的国家走向衰败,他也终究会随之覆灭;然而若他时运不济,可国家繁荣昌盛,他有更多的机会安然度过困境。国家能够承受公民个人的不幸,而个人却无法承受国家的厄运,因此所有人都理应捍卫国家。”①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trans.by Charles Foreter Smith,vol.Ⅱ,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56,60.2-4.
柏拉图从统治者的义务出发,认为统治者应将公益放在首位,甚至牺牲私利。亚里士多德和修昔底德从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层面,认为个人(不仅仅是统治者)需要依赖集体,个人利益的实现离不开集体利益;二人并未否定私利,而是要求将二者统一起来,且每位公民都应该捍卫公益。
但个人的直接利益不可避免地时常与集体利益冲突。对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修昔底德采取不同的途径解决这一冲突。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给出了具体的解决途径:“统治者一经任命,就要带领部队驻扎在我们描述过的那种营房里;这里的一切都是大家共有,没有什么是私人的。”②Plato,The Republic,vol.Ⅱ,543.B.“我们原来认为他们不应当有一般人现在所有的那些东西。但是由于他们要训练作战,又要做护法者,他们就需要从别人那里每年得到供养作为护卫整个国家的一种应有的报酬。”③Plato,The Republic,vol.Ⅱ,543.C.也就是说,柏拉图提议将所有权力集中于一部分人手中,并通过废除他们的私有财产和家庭,来使这些人摆脱所有特殊利益。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他们才能作为完美的道德主体行事,引领国家实现正当目标,且不存在任何个人利益干预的可能性。④参见Plato,The Republic,vol.Ⅰ,357-383;The Republic Ⅱ,543-569.不过,这部分人必须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人,他们要具有善的天性,同时要接受适当的教育,把他们天性里的善调动出来,并掌握相应的技能。⑤参见Plato,The Republic,vol.Ⅰ,357-383.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公共事务中,不能妥善处理公益和私利的关系,尤其以公谋私、因私害公的人,犯有“贪得无厌”或“过度攫取”的过错,这源于个人不公正的动机和错误的价值取向。⑥I. Bywater ed., Aristotelis Ethica Nicomache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4, 1129b4-6.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大多数人并非天生良善,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被不公正的社会形成的道德习俗塑造⑦Aristotle,The Nicomachean Ethics,1179b15-16,1150a15-16,1179b16-20.,再加上“人类事务的多变性使得在一些特定情形下难以找到(平衡公益与私利的)‘中庸之道’,所以美德极其难以实现”⑧Thomas W.Smith,“Aristotle on the Conditions for and Limits of the Common Good,”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3,no.3,1999,pp.633-634.,因此无论是城邦还是家庭,都应该充分重视教育在公民养成公益所要求的美德中的重要性。
同样,修昔底德也选择像伯里克利这样有德性的人来领导国家的公共事务,作为解决公益与私利的矛盾的最优途径。他写道:“伯里克利凭借其公认的地位和能力获得影响力,廉洁奉公,在尊重人民自由的同时还能约束他们,他领导他们,不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因为他不阿谀奉承,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谋取权力,而是凭借崇高的声望,敢于反对民众,不怕激起他们的愤怒。”⑨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Ⅱ,65.8-9.因此,“从国家整体需求来看,他们认为他不可或缺。因为他在主持国家事务的和平时期,奉行温和政策,保障城市安全,正是在他的领导下,雅典达到了鼎盛”。⑩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Ⅱ,65.5.
对于古代学者对政治领导权的探讨,芬利指出:“古希腊作家提出的问题是关于领导者基本素质的问题,而不是(次要的)技术或技能的问题,更不是纲领和政策的问题(仅在非常笼统的意义上)。重要的区别在于:一类人的心中除了国家利益不会对领导权寄予任何其他的想法;另一类人自私自利,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并因此极力迎合民众。前者可能在特定的情境下犯错或采取错误政策;而后者有时也会提出合理的建议……但这些并非根本的区别。……从阿里斯托芬到亚里士多德,对煽动家的批判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即领导者究竟为谁的利益而领导?”①M.I.Finley,“Athenian Demagogues,”p.5.总体来说,古希腊的学者将德性作为解决公益与私利之间矛盾的关键,他们试图将公益与私利统一起来。而且无论这些学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分歧,他们都一致性地认为“国家必须置身阶级或其他派别利益之外。国家追求的是道德的、永恒的、普世的目标,这些目标得以实现———更确切地说是接近或靠近这些目标———只能通过教育、道德方面的引导(尤其是对部分权威人士),正确的道德立法和选择合适的统治者”。②M.I.Finley,“Athenian Demagogues,”pp.6-7.因此,教育在解决公益与私利之间的矛盾问题上,也处于关键的一环。
到了罗马时代,“在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之前,与希腊化东方的接触,使罗马文化、生活方式乃至拉丁语发生了转变,这对西地中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罗马化’这一帝国计划之前,似乎先经历了其反向进程———‘希腊化’”。③A.Wallace-Hadrill,“To be Roman,Go Greek Thoughts on Hellenization at Rome,”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Supplement,no.71,1998,Modus Operandi:Essays in Honour of Geoffrey Rickman,p.79.在处理公益与私利之间的关系上,罗马继承了希腊的传统,并且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君主的权力逐步凌驾于法律和人民之上,国家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依赖君主个人的品质,因此,君主的素质就尤为重要了。统治者个人的德性在处理公益与私利之间关系的问题上,被这一时期的学者进一步强调。
罗马共和国晚期,寡头派系分裂,政治强人崛起。西塞罗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写作了《国家篇》,他通过塑造西庇阿、加图这些德性的典范,隐晦地批评当下的政治堕落。在他看来,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在优良的政府、公正的法律和有德行的领导者共同作用下实现的。④参阅Elizabeth Asmis,“A New Kind of Model:Cicero’s Roman Constitution in ‘De republic’,”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126,no.3,2005,pp.377-416.面对政敌恺撒,他写道:“国家必须永存,其存续取决于(恺撒)个人。”⑤Cicero,Cicero,trans.by N.H.Watis,vol.ⅩⅣ,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Pro M.Marcello.21-22.塞涅卡写作《论仁慈》,试图通过唤醒尼禄的仁爱来保障罗马公民的权力。这一时期的学者不再诉诸罗马公民的权力或法律来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而是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德性。有学者对罗马三位历史学家萨卢斯特、李维和塔西佗作了比较,指出:“这三者都强调公民的道德,有道德的公民行事,将公共利益置于所有个人和派系的利益之上,从而保证最广大的公民可以充分享受自由以及参与国家和集体事务的权力。它要求公民致力于公共服务,不将自己的自由置于整个社会的自由之上。”⑥Daniel J.Kapust,Republicanism,Rhetoric,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Sallust,Livy,and Tacitu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12.
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哲学,倾向于通过教育的方式,树立统治者的美德,通过有美德的统治者将公益与私利统一起来,当公益与私利发生冲突时,将公益置于首位。二者还更进一步将统治者的行为动机,即上文中芬利所说“领导者究竟为谁的利益而领导”纳入考察的范围,并通过民意检测统治者的表现。二人将他们的这一政治哲学理念融入到传记的写作过程中。
政治传记主要围绕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展开,传主如何处理私利与公益之间的关系是传记写作的重要内容。普鲁塔克本人热衷于参与城邦的治理,主张“受过教育的人都有责任参与政治,并要在其中起到领导的作用而不仅仅是盲从者”①Christopher Pelling,“Political Philosophy,”in Mark Beck,ed.,A Companion to Plutarch,West Sussex:Wiley Blackwell,2014,p.154.。对于公共事务,他指出:“一个政治家对于公众事务的任一部分都不能冷漠以待,他应该用善意和忧虑的态度关怀全民的福祉,注意所有的项目并且深入了解全盘的细节。”②Plutarch,Plutarch’s Moralia,trans.by Harold North Fowler,vol.Ⅹ,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reccepts of Statecraft.15.在公益与私利的关系上,他提倡公益优先于私利,“很多事情看起来可以说微不足道,特别是个人的私事根本不值得重视,只要涉及城邦有关全民的福祉,即使再琐碎的杂务也不能掉以轻心,更应该善尽自己的责任,抱持最大的热心全力以赴”。③Plutarch,Plutarch’s Moralia,vol.Ⅹ,Preccepts of Statecraft.15.苏维托尼乌斯曾作为哈德良的侍从秘书,熟识帝国的运作机制,并深刻了解帝王的个人品质对帝国的巨大影响,因此,他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在传记中赞赏以国家为己任的帝王,抨击耽于享乐、因私害公的帝王。
安德鲁·华莱士-哈迪尔(Andrew Wallace-Hadrill)指出:“苏维托尼乌斯深谙帝王们都是真正的管理者。”④Andrew Wallace-Hadrill,Suetonius:The Scholar and His Caesars,London:Gerald Duckworth & Co.Ltd,1983,p.119.他考察他们担任“最高行政长官和军队最高统帅时的所作所为,以及在平时和战时如何统治这个国家及其各个地区”,⑤Suetonius,Suetonius,trans.by J.C.Rolfe,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3,Augustus.61.1.并思考“在这个国家的管理方面,他做了什么?”⑥Suetonius,Suetonius,Domitianus.3.2.他将这些问题分解为不同的主题进行探讨,从地理上,分类描写了帝王们对意大利的管理、对行省的管理以及对帝国的附属国的管理;在社会管理方面,分类探讨帝王们对待元老阶级、骑士阶级、罗马市民以及外国人和奴隶的政策措施;在公共生活领域,他区分了帝王们的宗教事务、军事生活和日常行政管理活动。在这些内容中,他还进一步划分了不同的主题。例如,有关“城市”方面的内容就涵盖了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娱乐活动、粮食的供应等方面。不过,在不同的传记中,他书写的重点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每篇传记的大致架构和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苏维托尼乌斯理解并熟悉帝王的行政管理工作,他清楚帝王需要面对哪些方面的问题,对不同的问题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和方法。
相比于苏维托尼乌斯对琐碎的行政管理措施的详细记载,普鲁塔克无意记载传主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具体行为,他将写作重心放在军事战争和重大的政治事件上。比如在《伯里克利》中,他指出:“伯里克利在40年的漫长时间内始终居于首辅的地位”,甚至“连续独自执掌军政大权达15年之久”,⑦Plutarch,Plutarch’s Lives,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Pericles.16.2-3.但是普鲁塔克没有讲述他执掌政权期间的内政管理措施,他只简单地概括道:“他把雅典和人民的事务全部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中:像是税赋、军队、船舰、岛屿和海洋、遍及希腊人和蛮族的权力,以及借由属国的臣服、君王的友谊和盟邦的实力而日趋强大的帝国。”⑧Plutarch,Plutarch’s Lives,Pericles.15.1.他更多着墨于伯里克利的对外战争和外交,尤其是对克森尼索(Knersonesus)和黑海地区的远征,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西塞罗作为罗马杰出的政治家和演说家,曾担任罗马的执政官,内政管理是他的主要工作,然而普鲁塔克在他的传记中并未讲述西塞罗在内政管理方面的举措,他将写作重点放在了喀提林阴谋上。在恺撒的传记中,他记载了恺撒结束内战后的行政管理措施。⑨Plutarch,Plutarch’s Lives,Caesar.57-59.恺撒在内战后分发谷物安抚民意,为士兵分配殖民地,重建被摧毁的迦太基和科林斯,授予贵族官职,打算挖通科林斯地峡,将一些沼泽改造为良田,他还修订了历法。但普鲁塔克记载这些内容的目的不在于探讨恺撒的理政方式和能力,他将这作为恺撒有意笼络人心和获取民众支持的证据。
苏维托尼乌斯和普鲁塔克从不同的侧面关注政治问题,并试图从中寻求借鉴。苏维托尼乌斯立足罗马君主制的政体,他完全理解帝国的运行与帝国君主的管理措施和施政政策息息相关。普鲁塔克更为关注传主的行为动机和政治军事才能,而非治国理政的措施和政策,对于普鲁塔克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个人的德性而非邦国的政策”。①Bradley Buszard,“The Decline of Roman Statesmanship in Plutarch’s Pyrrhus-Marius,”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55,no.2,2005,pp.481-497.
普鲁塔克提倡积极参与政治事务,更要为了集体利益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杰出的政治家应该具备将公益置于私利之上的美德,同时还要具备最大程度保障集体利益的才干。他盛赞科林斯的泰摩利昂,泰摩利昂曾在一场战斗中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去营救处于敌人包围中的哥哥,但当他的哥哥意图成为科林斯的僭主,并屠杀企图阻止他的市民时,泰摩利昂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忍痛大义灭亲,亲手杀死了他的哥哥。②Plutarch,Plutarch’s Lives,Timoleon.4.普鲁塔克赞赏西塞罗,“只要西塞罗认为有益于国家的事情,他无不乐于助一臂之力”,从而赢得同僚的支持;③Plutarch,Plutarch’s Lives,Cicero.12.伯里克利“能公正无私地运用至高无上的大权,完全以国家最大利益着眼”;④Plutarch,Plutarch’s Lives,Pericles.15.费边告诫他的儿子:“须知国家的尊荣和奉献的精神,较之父母和儿女的亲情更为重要”,他的曾祖父也以服从国家的法律和权力为荣;⑤Plutarch,Plutarch’s Lives,Fabius Maximus.24.虽然德摩斯梯尼因收受贿赂被控下狱,但他越狱出逃在外期间,亚历山大崩殂,他再次力劝希腊各城邦联合反抗马其顿的统治,并为雅典辩护,重新赢得雅典的民心,最终载誉而归。⑥Plutarch,Plutarch’s Lives,Demosthenes.25-27.普鲁塔克评价道:“一心以国家的兴亡为己任,这才是男子汉的作为。我认为真正具备大丈夫气概和政治家风范的人士,会永远着眼于国家的利益,让私人的悲愤困苦从为公众谋求福利的满足之中获得弥补……将私人的悲伤与公众的福祉集于一身,让国运的昌隆来冲淡和掩盖个人的不幸。”⑦Plutarch,Plutarch’s Lives,Demosthenes.22.正如布扎德(Bradley Buszard)总结的:普鲁塔克遵从的是一个“强调公共职责的信念体系”,他推崇的是一个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统治者。⑧Bradley Buszard,“The Decline of Roman Statesmanship in Plutarch’s Pyrrhus-Marius,”p.484.
在苏维托尼乌斯的主题式分类的写作方法下,似乎帝王的私人生活与其公共职责是互相剥离的,但事实上帝王的私人生活关系到帝国的集体利益。因此,苏维托尼乌斯从帝王们履行的公共职能和对帝国的影响来考察他们。苏维托尼乌斯对朱里乌斯·恺撒的批评,主要是因为他出于个人的野心和欲望,发动内战,陷国家于内乱之中。⑨参阅Suetonius,Suetonius,Julius.22.2,23.2.他发动内战,夺取国家权力,完全是基于个人利益和野心。⑩参阅Suetonius,Suetonius,Julius.30.5.提比略不能算是一个好皇帝,因为他长期隐居,耽于个人享乐,全然不理国事,任由国家受到威胁,他未能履行一个帝王的职责。⑪Suetonius,Suetonius,Tiberius.41.尼禄因痴迷于音乐演唱长期滞留希腊,全然置国家事务于不顾;⑫Suetonius,Suetonius,Nero.23.1.为了满足自己奢靡的生活,巧取豪夺,甚至纵火焚毁罗马城,以搜刮钱财;⑬Suetonius,Suetonius,Nero.30-32,38.甚至在将死之时,他依然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而非罗马皇帝;⑭参见Suetonius,Suetonius,Nero.49.1.在尼禄自杀之前,他痛哭流涕,一再说道:“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就要死了!”这说明尼禄是一个典型的将个人享乐和个人利益置于帝国利益之上的帝王。相较而言,奥古斯都对罗马的统治是出于公心,他两次考虑恢复共和国,但是“因考虑到,正如他本人引退了还是不能摆脱危险那样,把国家交给多人控制也仍然是冒险,所以他继续把国家控制在自己手里”;⑮Suetonius,Suetonius,Augustus.28.1-2.在他的统治之下,罗马政通人和,他很好地履行了一个罗马帝王的职责。韦伯芗入主罗马之后,对罗马的治理也是从帝国的整体利益出发的:“在其统治的全部时间里,他认为首先应当使动荡不宁和几乎被颠覆的国家安定下来,然后再使之繁荣昌盛,此外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⑯Suetonius,Suetonius,Vespasianus.8.1.
苏维托尼乌斯从不直接说教,正如哈迪尔所说:“苏维托尼乌斯没有想要去指导恺撒如何做,更确切地说他解释了恺撒们是如何做的。”①Andrew Wallace-Hadrill,Suetonius:The Scholar and His Caesars,p.24.但是苏维托尼乌斯的解释中蕴含着价值判断,通过苏维托尼乌斯对帝王们的政治活动的解释,读者可以理解哪些是好的行为,哪些是坏的行为,以及与之对应的品性,从中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有德性的君主总是能够以天下为己任。
综上所述,普鲁塔克通过重大的军事活动、政治事件分析传主的行为动机和目的,考察传主的德性;苏维托尼乌斯则是从帝王们具体的行政管理职能,考察帝王们履行的公共职能,结合他们的私人生活,将帝王们的德性与帝国的治理结合起来。虽然二人考察的内容侧重点不同,但坚持国家和公共利益至上是二人的共同原则。“源于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哲学家们反复强调美德是王权必备的至关重要的品质。君主政治是合法的,因为统治者是‘最好的人’,他最出众的地方不是出身、财富或军事力量,而是在道德上的完美。”②Andrew Wallace-Hadrill,Suetonius:The Scholar and His Caesars,p.146.生活在帝国时代的苏维托尼乌斯和普鲁塔克关心统治者的德性,因为他们掌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也左右着国家的兴亡、人民的祸福,通过传记的书写,弘扬德性,使统治者在行使国家权力之时,将公益置于私利之上。
德性诚然是解决公益与私利矛盾的有效途径,但鉴于人性之弱点,在现实中若想使私利不侵犯公益,尚需民众的监督。因此,在传记中民意成为调节这一矛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谈及民意,奇默恩指出:“集体生活创造了一种影响力,我们称之为公众观点或民意。……政治动物会就跟前的一切事情展开讨论。‘言无不及’
是他最珍视的权利,他广泛而自由地表达着自己,当今的公众人物乃至媒体都无法与之匹敌。”③阿尔弗雷德·E.奇默恩:《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龚萍、傅洁莹、阚怀末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公民集体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形成于民主制度的背景下,并通过民主制度与政治领袖进行权力互动。“政治领袖领导权力的获得、行使与维系均受到民众的直接影响,政治制度和成文法律不仅是民众制约和监督领袖权力的依据,也是领袖应对民众权力、处理与民众关系的工具。”④李尚君:《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政治文化视角的深描》,第1-2页。因此,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都关注民意对政治的影响,并将其作为考察传主处理公益与私利之间关系的重要内容。
克里斯托弗·佩林(Christopher Pelling)在《普鲁塔克与历史》一书中指出,民意是普鲁塔克历史解释的主线,他尤其强调民意对历史发展的影响。⑤Christopher Pelling,Plutarch and History,pp.211-225.布拉德利·布扎德(Bradley Buszard)也认为,普鲁塔克将罗马共和国后期的衰落和政治的动乱归咎于平民主义煽动家煽动暴民获取统治权,而罗马传统的贵族政治已无力应对这一局面,因此罗马最终走向君主制。⑥Bradley Buszard,“The Decline of Roman Statesmanship in Plutarch’s Pyrrhus-Marius,”pp.481-497.在希腊城邦民主制下,政治家的权力来自于民众的支持,一些野心家因此利用这一点,贿赂民众,导致了民主制下的暴政和乱政。普鲁塔克对民主政治的这一弊端有深刻的认识,他反对政治家为私利贿赂民众。以《伯里克利》为例,在伯里克利统治前期,为与西蒙争权,他将公共财产拿出来施惠于人民,以此争取民众的支持,并利用民意进行政治改革以巩固自己的权力,普鲁塔克批评他贿赂民众败坏了社会风气;⑦Plutarch,Plutarch’s Lives,Pericles.9.但当伯里克利掌握全部国家权力之后,他不再讨好民众、迎合民众的喜好,而是完全立足于城邦的利益,说服或强制民众,做出有利于雅典城邦的决策,对此普鲁塔克评论道:“他就像一位良医”,对症下药,逐步医治雅典的顽疾。⑧Plutarch,Plutarch’s Lives,Pericles.15.前后比较可见,民意是可以被利用的,关键在于是出于公益还是私利。雅典的另一位政治家亚西比德是典型的政治煽动家,他利用自己高超的口才煽动民众,利用雄厚的财力贿赂人民,为满足他的个人利益和野心,在伯里克利去世之后,他煽动雅典民众远征西西里,给雅典人带来巨大的灾难。①Plutarch,Plutarch’s Lives,Alcibiades.10,16-17.不过在普鲁塔克看来,雅典人远征西西里的根本原因是“民意难违”,他写道:“成群的民众有着向往之心逼得要走这条不归路”,即使面对显而易见的凶兆,他们也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②Plutarch,Plutarch’s Lives,Nicias.12-13.总之,在普鲁塔克看来,民意为城邦政治的一个不稳定因素,杰出的政治家必须从公益出发,有控制民意的能力。
与普鲁塔克不同,苏维托尼乌斯将民意作为检验帝王品性的工具。在《帝王传》中,苏维托尼乌斯特别留意每位帝王在不同阶段的表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众对帝王的态度。比如,卡里古拉受惠于其父日耳曼尼库斯的贤名,初登皇位之时,他受到了罗马人民和士兵的普遍支持,此时“他是大多数行省居民和士兵所希望的元首”,在他进入罗马的途中,“每到一处,都有不计其数的群众欢呼迎接他”;③Suetonius,Suetonius,Caligula.13.但他统治期间的残酷、嗜杀和贪婪,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恐惧和憎恨,苏维托尼乌斯指出:“在他这样颠狂和掠夺时,许多人想要他的命。”④Suetonius,Suetonius,Caligula.56.1.最终卡里古拉死于谋杀。克劳狄在被推举为皇帝之前,并没有很高的人气,但是他在继位之后,摆出谦逊的姿态,尊重元老院,生活简朴,苏维托尼乌斯写道:“由于如此举止,他在短期内获得了人民的爱戴和忠诚。”⑤Suetonius,Suetonius,Claudius.12.对于一生荒淫无道的尼禄,苏维托尼乌斯指出:“世界容忍这样的统治者近14年之久,最后终于把他抛弃了。”⑥Suetonius,Suetonius,Nero.40.随着他的恶行不断增加,“人民对尼禄的憎恨与日俱增……他激起了所有人的仇恨,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侮辱”。⑦Suetonius,Suetonius,Nero.45.1.苏维托尼乌斯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伽尔巴短暂的君主生涯中人民对他的态度。在他进入罗马之前,“有关他残暴和贪婪的名声在他还未到来时就传开了”⑧Suetonius,Suetonius,Galba.12.1.,“因此,伽尔巴的到来不如想象的那样受欢迎”⑨Suetonius,Suetonius,Galba.13.,甚至他在“得到政权之后名声和威望比开始夺权时降低了”⑩Suetonius,Suetonius,Galba.14.1.,“他引起了各个等级的不满,士兵们对他尤其憎恨”⑪Suetonius,Suetonius,Galba.16.1.,最终他在当了7个月的皇帝后被人当众谋杀,而且被杀时,“在场者竟没有一个人想帮助皇帝”⑫Suetonius,Suetonius,Galba.22.1.。相比之下,奥古斯都的仁慈、宽容和谦逊,为他赢得了各阶层、各地区人民的爱戴,苏维托尼乌斯写道:“由于这些值得赞赏的行动,不难想象他是多么地受人爱戴。”⑬Suetonius,Suetonius,Augustus.57.1.
此外,苏维托尼乌斯描写了每一位皇帝去世后民众的反应。恺撒被谋杀后,平民群众向谋杀者复仇,而且国家出台法令将其列入众神的行列,“平民百姓也深信他真的成了神”。⑭Suetonius,Suetonius,Julius.85,88.奥古斯都死后,“元老们争论着要求为他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和高规格的悼念”⑮Suetonius,Suetonius,Augustus.100.2.,其葬礼极尽隆重。而听闻提比略的死讯,人民奔走相告,有人大呼:“把提比略丢进第伯河!”有人祈祷让他下地狱。⑯Suetonius,Suetonius,Tiberius.75.卡里古拉被杀后,被草草埋葬,人们听闻他被杀的消息时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人们疑心这消息是盖乌斯自己编造散布出来的,为的是试探人们对他的看法”。⑰Suetonius,Suetonius,Caligula.59-60.克劳狄皇帝死后,“为祝他平安而许愿的活动照旧进行”,并“享受了王者的葬礼,名字被列为神灵”。①Suetonius,Suetonius,Claudius.45.对于很多人来说,尼禄的死亡大快人心,“人们戴上自由帽,全城上下奔走相告”,不过也有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纪念他。②Suetonius,Suetonius,Nero.57.伽尔巴的死亡场景相当凄惨,他被杀后的遗体先是被遗弃在湖边,之后被一名普通士兵割下头,被人用矛头挑着戏弄取笑,最终还是他的管家将他的尸体搜集起来葬在他的私人花园中。③Suetonius,Suetonius,Galba.20.奥托自杀而亡后,“在场的许多士兵痛哭流涕,一个劲儿地亲吻他的手和脚,同时颂扬他是最勇敢的人,无与伦比的皇帝”。④Suetonius,Suetonius,Otto.12.2.维特里乌斯在被公开处死时,“圣路两旁的人群百般嘲骂他”,最后在人们长时间的折磨之后,他被杀死并丢进了第伯河。⑤Suetonius,Suetonius,Vitellius.17.提图斯去世后,“噩耗传开后,万民悲悼,如丧考妣”。⑥Suetonius,Suetonius,Titus.11.普通民众对于图密善的死没有什么反应,“可是士兵却十分悲痛……相反,元老们却高兴极了”。⑦Suetonius,Suetonius,Domitianus.23.1.十二位帝王中,只有《神圣的韦伯芗传》没有描写韦伯芗皇帝死后人民的反应。
苏维托尼乌斯笔下的帝王,其美德可以赢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罪恶会招致人民的憎恨。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统治的稳定性依托于民意,民意则源于他们的统治是基于公益还是私利。但最终还是归咎于他们的德性,德性是帝王行使权力的有生力量。
综上所述,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都重视民意。在普鲁塔克看来,民意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它不总是公正的,更不能代表集体的意志和利益,统治者要支持具有公益属性的民意,反对出于私利煽动民意。苏维托尼乌斯则将民意作为帝王是否受欢迎的一个重要证据,当有德性的帝王们出于国家的利益进行统治,关爱人民时,人民报之以拥护爱戴;反之则招致憎恨。
从古希腊到罗马时代的政治哲学一致认同公益优先于私利,并将其作为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道德行为准则,这一道德行为准则并非源于个体的选择,而是社会本身就建立在集体秩序之上,集体秩序的运转需要个体让渡一定的私利。
普鲁塔克通过传主的政治、军事活动,考察传主的行为动机,判断其是否将公益置于私利之上;苏维托尼乌斯则从罗马国家的角度,考察帝王们履行的公共职能,他同样要求帝王们将国家利益置于私利之上。二人都从德性的角度去解释传主们处理公益与私利之间关系的方式,就这方面而言,传主的行为动机至关重要。同时,民意也是二人考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普鲁塔克倾向于将民意看作是一个不稳定因素,需要统治者从集体利益出发,运用政治智慧去掌控;苏维托尼乌斯则将民意用作反映帝王统治的镜子,当帝王的统治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时,人民回之以爱戴和拥护,反之则招致人民的憎恨和反抗。
不过,对公益的强调,并不等同于否定私利,私利在任何政治体制中都应该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并不主张否定私利,在不牺牲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维护个体的利益是这些古典学者的追求,同时,社会的多元性也允许人们追求公益与私利的统一。因此,公益理应反映自由个体的多元追求,包括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它既是追求私利的基础,也应该对私利加以引导。
中图分类号: K54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6)02-0043-09
作者简介: 刘星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典时代环地中海地区文明的互鉴与交流研究”(24&ZD30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