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诗学中的句法以“诗的语言”现象为对象,探究“改变规则的创造性”。但它改变的并非语法规则,而是对思维规则、心智界限的突破,更多表现在内蕴的精神层面。诗歌句法可在写作中随时为韵律、语体、语用等因素激活,更深层的激活动源则是诗性精神。现代诗学应结合现代诗歌的本体精神对传统句法思想进行转化和重新发明,构建现代句法诗学。现代汉诗的句法诗学旨在从丰富的现代汉诗实践中提炼句法创造,从文本内部寻求诗学路径,结合诗歌整体所表达的核心内涵来做句法的诗法分析,挖掘现代诗法经验与诗学反思,在诗法范畴中澄清现代汉语诗歌句法与诗性精神的内涵和独特关联。诗歌句法是一种“深层结构”,这种深层即诗性精神,是诗人巧妙创造语言世界的具身心智:一种完全整合又清晰的动能状态。
关键词: 现代汉诗;诗法维度的句法;诗性精神;具身心智
作为诗学概念的句法不等同于语言学中的“句法”。后者考虑的是普通语言的普遍语法,探讨句子是否合法的问题,从中找出“受规则支配的创造性”;诗学中的句法则以“诗的语言”现象为对象,探讨“改变规则的创造性”这个问题① 池上嘉彦:《诗学与文化符号学》,林璋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但这种创造性改变的并非教科书上的语法规则,不是强调对普遍语法的扭曲,而是对思维规则、心智界限的突破,更多体现在内蕴的精神发明层面。比如张枣的诗句:“而生活的踉跄正是诗歌的踉跄。”从语法上来看它的句法结构是典型的主谓宾,但这个句子又有种令人过目不忘的“奇怪”和惊悚感,它蕴涵的能量可以让很多诗人共鸣,并暗暗心惊。推动这个句子运行的是诗人长期在生活与诗歌之间的肉身拉锯和心智摩擦,它的内在潜伏着“踉跄”这个词与生活和诗歌的搭配所隐喻的危机,以及叠韵词对称的节奏中所携带的摇晃感。所以兰波说“拧断语法的脖子”,这句话里的语法指的是“真实”语法,即是否合乎真实与逻辑;这句话本身并没有拧断普遍语法中的动宾结构,但“不是一个动物”属于“语法”一词的内在语法,限制着“语法”这一词语的使用方式,“语法”没有脖子,拧断“语法”的脖子就违背了逻辑语法。更泛义的语法类似于规则或装置,即一个词语允许某些组合,禁止其他组合。兰波这句诗歌宣言就像维特根斯坦立志要把语法从逻辑里解放出来,其宗旨恰是海德格尔所强调的:存在之本质(动词义:现身、运行)在语言中。诗歌句法呈现的是哲学语法问题,即词语和存在、精神的深层关系问题。因此要在诗学的范畴里探讨诗歌句法,它是一种高级而抽象的创造,可在写作中随时为韵律、语体、语用等因素激活,更深层的激活动源则是诗歌的诗性精神。句法诗学展现诗人诗法之精妙与深潜的精神理路,它探究宏观中的微观、具体中的整体。
句法是中国古典诗论中的重要范畴,一部诗话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诗歌句法史,也是一部诗性精神锻造史。现代汉语诗歌句法是“佳句法如何”的古典诗歌句法概念在诗学范畴的延续,但在具体内涵与实践中则因诗歌语言、体式等的差别有所演进与变异。现代诗学应结合现代诗歌的本体精神对传统句法思想进行转化和重新发明,构建现代句法诗学理论。因而,我们需要在诗学范畴内对句法做艺术的观察、领悟与理解,去探究句法作为“有意味的形式”那独特的美学发明与其中的精神机制。现代汉诗的句法诗学旨在从丰富的现代汉诗实践中提炼句法创造,从文本内部寻求诗学路径,结合诗歌整体所表达的核心内涵来做句法的诗法分析,挖掘现代诗法经验与诗学反思,在诗法范畴中澄清现代汉语诗歌句法与诗性精神的内涵和独特关联。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特雷·伊格尔顿在考察文学的定义时指出:“文学的可以定义并不在于它的虚构性或‘想象性’,而是因为它以种种特殊方式运用语言。”①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早在上世纪80年代,黄子平先生即发表一篇题为《得意莫忘言》的文章,提出“文学语言学”这一概念和重要方法论,他还认为应专设“文学语言学”这一“新的理论学科”,它的“基本方法就建立在对文学语言结构这一‘不透明物’的逐层扫描之中”。②黄子平:《得意莫忘言》,《上海文学》1985年第11期。从句法这一语言的具体角度切实地把握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味和诗性,是对诗歌这一特定语言形态的深入观照。但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语言系统,句法诗学则研究言语行为,且是诗歌这一最高形式的言语行为,它拥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活动机制,可从语言学、心理学、现象学等理论视角和方法,对诗人的语言创造与精神图像、思维运作之间关系的多维性和复杂性,作专题性研究。
句法诗学,意味着超越语言学的技术硬分析与形式化,超越唯理语法,从诗歌语言的诗性功能出发。美国汉藏语学家马提索夫曾指出:“语言学家更多地关心把规则表述得漂亮、精确、具有数学的严密性,而实际上不能忠实于所研究语言的精神实质。”③《美国语言学家谈历史语言学》,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13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4-215页。诗歌有自己的独特领域,它是心灵与精神的;它必须艺术地以至卓越地运用语言这一高度技术主义的材料。但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意识到的,人类语言不是一个指称系统,一个语句并非就像一幅图画一样表达一个“原子事实”。语言必须经过一道复杂的精神栅栏,这使它成为拥有规则并可以不断塑造规则的游戏:穿越形态各异的栅栏。语言具有游戏般的流动性,因为它植根于人类的“生命形式”之中,语言与生命形式是有机结合的④参见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8卷,涂纪亮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因而诗学的技艺不是纯粹机械的、AI算法式的、科学主义的,它的特殊方式在于这种特殊性总是诞生在凡胎肉体的心魂与血性中,所以这才有了我们的方向与问题:句法诗学为什么必然涵容着精神的向度?应该如何构想精神这一概念?现代汉诗的句法与精神有何关联?这种关联是怎样呈现的?在此,我们认为,精神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诗性精神,它的确切所指是一种诗性意识和思维,即文学之“精神”不再专指作品的内容,而须特别指“诗性话语”之“构成机制”的那种“精神”与“运行机制”。思维拥有流动的本质,语言则像世界中一系列活动的集合,句法与精神活动对位。对于一个有觉知意识的诗人而言,句法与精神之间正如“水中之月”:一种自然而然的投射与接收。正如索绪尔认为语言结构和言语处于一种相互含蕴的关系中,诗歌句法与精神的运行也处于互动与交互关系中,这种关系在古典诗歌中因其形式秩序的规律性,也即句法的整一性而更加显明。现代汉诗的语言散文化,它的法度看起来也无“法”可循,又该如何把握句法与精神的同构关系呢?这正是现代汉诗的句法诗学所面临的问题。
现代语法理论是从西方形态语言的事实中概括出来的,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也是从西洋语法学移植过来的。但汉语流动型的自由组合形态有极大的特殊性,曾有西方汉学家认为汉语没有语法,如英国东方学家塞斯所言:“中国语言的文法永远不会弄明白,除非我们不但要把欧洲语言的文法术语弃掉,而且连这一套术语所代表的概念也弃掉。”①转引自何容:《中国文法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8页。汉语的生发及运用基于一体化的宇宙观和民族思维,文以象似,象与道通,文即是道,人道与天道汇通。因而汉语的主体意识和人文性征尤为突出,它的意合法使得它并不能用英语固有的主谓二分法或二元统一体来理解其造句心理,也没有英语语法这一基本的句法感。句法在汉语里是流动的成分,也是内容自如的开放要素。在《马氏文通》模仿拉丁语法的范畴和模式建立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之前,“我国的传统语言学受社会条件和语言文字本身条件的制约,是从字义的训诂、文章的句读和诵读来对汉语的结构‘神而明之’的。”②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这一“神而明之”的传统,语言学界正在复兴。汉语的形态是弹性的,文法是自由的,表面上卸下了格律规范的现代汉诗的语言形态就愈加灵活。但自由的“散体”并非漶漫无纪,它遵循着“诗体”的精神结构和情感律动,这些都在诗法的句法范畴中有迹可循。这一轨迹穿行在精神的领域,句法抛射出无限的风景。现代汉语诗歌是现代汉语的精粹,把汉语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更需要“神而明之”来对语言结构做“神”的发现。
如果说汉语已是超语法形态的,那么汉语诗歌句法则是“非语法”的;如果说汉语是自由的水,那么汉语诗歌则是美味的酒。譬如普通语言说:“每一滴酒都有它的乐趣所在。”这是汉语里一个常见的“主题+评论”型主题句,“每一滴酒”作为客体成为被评论说明的对象,遵循着静态的描述意念。诗歌则说:“每一滴酒都是快乐的。”这是诗法中的隐喻句法,“每一滴酒”作为句子的主脑与精神的主体同一震荡,获得了“激情”,一种欢欣热烈的气息弥漫开来。因而,诗歌的每一次句法偏离都是一次“逍遥法外”之旅,久而久之诗歌语言和句法又成为典范,使一个民族的语言和诗性思维逐渐得到锤炼而不至于败坏。用句法诗学来观照诗歌语言,得到的不只是语言要素,还有深层的精神机制。精神机制是一种生命形态与诗性逻辑,句法使这一形态与逻辑成为一种“戏剧性”结构,它像无限可变的游戏一样充满转换性与自我生成的可能性。诗歌句法本身是流动、变异的,但这并非说它没有任何可把握之处。它也是具体的,能听得见觉得着。对诗歌句法的阐释需要直觉以及惯例、新范例的激活,它对语言内部和精神机制的指向性常常使诗人与读者获得巨大的启发,“理解一个句子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③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8卷,涂纪亮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从句法可以建构“诗人个人的文体学”,也可以图式诗人的精神活动,它提供“所谓理智想象的信息”④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6页。。
我们以张枣的一首诗《瞧,弟弟,这些空瓶子……》为例,具体探析一下诗法维度上句法的“古怪”与“漂亮”:
迈阿密———我俩都不在那里,
但一瓶 XO 酒
却叫我俩在景点中晃荡。那里,
棕榈树的肌肉隆起。你,挣脱了五花大绑,
舔着流到手腕背的冰淇淋,破涕而笑。
古怪的句法,骑着出租车内冷气的忧郁
勾幻出一股令人下坠的异香:“每天,
天上像是有一个篮球场似的。”我想象你
飞跃,投篮。“但囚禁我的空间,
却越缩越小,最后小得不比一个硬币大。”
你比画着,仿佛脏,咸,铁窗和
刷得墨绿的墙,就潜伏在人体的关节里。
电,就那么一点点;到处都漏电。蝴蝶
管制那么几瓦电,抖簌在标语上。“每天,
我梦见甜,可口可乐的那种甜。”
闷雷
响着,大海冒青烟,龙卷风竖起它的
迷光的廊柱,那里,摩天楼如鹿群的蹄惊跑,
那里,我醉卧在空空的篮球场,梦见
监狱碎了,你醒在一个管理员似的且比未来
更耐久的,空瓶子边,对着现实发呆。
从句法上来观察,这首诗可用诗中的一句诗来浓缩:“古怪的句法,骑着出租车内冷气的忧郁/勾幻出一股令人下坠的异香:”古怪的句法是一个动态的骑士,也是一个调酒师,串联起忧郁的异香,就像诗人经过精神的蒸馏与句法的精心勾调而倾倒出令人迷醉的XO酒:一种上等的白兰地。诗歌的张力也蕴涵在句法的起伏中:虚无与现实,自由与囚禁,迷醉与阴冷。迈阿密,一个确切的地点,金融与旅游的狂想曲,“美洲的首都”与“上帝的等待室”。但“我俩都不在那里”,“但一瓶 XO 酒/却叫我俩在景点中晃荡。”开篇的这个句子一再蜿蜒的句法即是对复杂矛盾心境的模拟。标题有“弟弟”,诗歌有“我俩”,“我”和“你”两个人称,但“我”“你”就像莫比乌斯环不断翻转的两面,在句法中“晃荡”。“你”是“我”想象中的期待,是做梦的另一个“我”:“你挣脱了五花大绑”,“我想象你/飞跃,投篮”。以“晃荡”一词结句,又提示后续句法的跳跃与情景的“胡闹”,这种跳跃也体现在韵律的顿挫上:“那里,/棕榈树的肌肉隆起。你,挣脱了五花大绑,/ 舔着流到手腕背的冰淇淋,破涕而笑。”里、榈、起、你、淇、涕,这个句子可以说是被韵律激活的,可谓之韵律句法。在分散的句内韵中,肌肉隆起、五花大绑、破涕而笑的四字词又带来收缩感。对此,诗人现身说法,称其为“古怪的句法”,并进一步想象和创造。
第二节,“电”出现,一种现代化的能量,但“就那么一点点;到处都漏电。”隐喻着现代性进程中的耗竭,缺漏无处不在。蝴蝶———灵魂的隐喻———“管制那么几瓦电,抖簌在标语上”———反过来成为被管制的对象。“标语”的粗暴与强权总是令蝴蝶措手不及,“抖簌”这一动词也延续着“漏电”的一种噼啪状态,形象地状写出灵魂的一种应激状态。张枣的句法像金刚钻一样深入地掘进灵魂的内部,它们简练而多义、隐晦而直接,紧密又深刻地表达着精神现象与思维本体。“我”仍在做梦,昏沉而无望地做梦,梦见“甜”,“可口可乐的那种甜”,“可口可乐”呼应前面的“冰淇淋”,同为现代生活的符号,意指仍是梦想当下现实的“甜”。张枣对词语的声音本身有一种敏感的喜爱,迈阿密、冰淇淋、可口可乐,一串能指连环套出了“甜”的音响形象。
最后六行,一个气势如虹又瞬间收缩的句子,前三行变幻又连贯的施事者,如梦境般旋转,兀然下坠,瞬间冷却,清醒在“空瓶子边”,“发呆”。空瓶子隐喻着什么?一种作为修辞的语言,被抽空的现实。“闷雷 /响着,大海冒青烟,龙卷风竖起它的/迷光的廊柱,那里,摩天楼如鹿群的蹄惊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修辞化了的场景,它们源于纯粹的想象和能指循环,当修辞越缩越小,变成了一种“囚禁”,虚无也只能以“醉卧”来抵消,以梦境来打碎,醒来也只能继续“发呆”。张枣写作此诗时仍在“语言的牢笼”中挣扎,但恰恰是这种挣扎和反思本身也构成了他的书写对象。这意味着诗人的元意识与元写作:通过语言观看思维对语言的反思,句法是其微观化与具体化,句法诗学既是方法论,也是精神现象学。
句法诗学和修辞学都研究语言,但对象、方法、内容和理论并不相同。亚里士多德的广义修辞学涵盖了三个领域:论辩理论、口头表达理论和写作理论,其中论辩理论又是主轴。狭义修辞学则基于文法探讨普通言语运用的技艺,侧重于文句和字词修饰的技巧,如修辞中运用倒装、拈连、顾名、切断、悬宕、缠绕、联结等可操作性与模仿性的修辞手法。句法诗学探讨写诗的艺术,基于诗法范畴研究诗句运行机制;它超越对文法规则的关注,强调在诗法的指导下发挥创造性,运用具体且有深度的文本细读随机应变式地汇通创作主体的精神机制与“纯粹意识”,在句法与精神的相互推移中从繁琐复杂的语言与事物、意识关系中不断寻译与践行。修辞学首先是一种雄辩的技巧,它的目标即起说服作用。但修辞学的危险由来已久,它也被指责滥用言语并产生错觉和假象。例如对柏拉图来说,修辞学之于公正———杰出的政治美德———就好比论辩之于法律。保罗·利科曾富于洞见地指出:“以对产生说服效果的原因的认识为基础的技巧给那些完美地掌握了这门技巧的人提供了非常可怕的权力:这是一种不需要实物而支配语词的权力,这也是通过支配语词而支配人的权力。”①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而诗歌不是雄辩术,它的目的并不是劝说,它是看见,是呈现潜意识的链接,是去爱,去净化。如果说修辞学希望通过巧妙的言说支配人,那么诗歌则希望通过美妙的语言解放人。二者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世界,也因此涉及不同的精神结构,但二者都运用隐喻:分别发挥修辞学功能和诗学功能。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隐喻既属于修辞学也属于诗学。虽然《修辞学》采纳了《诗学》对隐喻的定义:“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②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49页。所以,隐喻的原理即以另一事物的名义来指示某物,在拉康看来,就是能指的替换,能指的凝缩与移置分别对应于“隐喻”与“换喻”。诗学意义上的隐喻也是能指之间的奇妙串联,是潜意识的流动与延伸;潜意识积淀着能指,能指与能指漂浮着相遇,层层相套,绵绵相联,构成能指链条。这意味着隐喻这一能指运动本身就是精神的深层运作。因而,作家和诗人们会反复强调,隐喻是诗歌的生命原则;加斯东·巴什拉则说,诗人的大脑完全是一套隐喻的句法。③转引自束定芳:《论隐喻的诗歌功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隐喻作为诗学本质的体现,对修辞学的超越即它并非简单的“反常命名”或“文字游戏”,“隐喻是对语义的不断更新活动,既要在语词的层面,也要在句子的层面,更要在话语的层面去解释隐喻。”④汪堂家:《思想的历程:从意志哲学到哲学诠释学》,保罗·利科:《活的隐喻》译者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句法诗学从精神的层面去理解隐喻,正如张旭东在谈论本雅明的意义时写道:“隐喻的基础首先是一种语言上的张力的可能性,而这种张力只能以精神的力量加以解释。因而,词与词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精神与物的紧张关系的再现。”⑤张旭东:《本雅明的意义(中译本第一版序)》,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7页。精神的层层相因也常常造就隐喻的嵌套组织。可见,隐喻句法呈现的实则是某种精神结构,它指向精神的游移状态以及精神试图在不同的场域中建立关联的渴望。这种渴望本身是身体性的,是身体感觉与意识全息贯通的表现。因而隐喻中常常蕴含着通感。“诗人在感知和表达时,并不需要那么多的理性———分类判断、因果辨析……他是在一瞬间以电一样的本能,完成这种联系的———众多的体验,在骚动的刹那就创造了最佳的通感组合。”⑥顾城:《树枝的疏忽》,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页。我们知道,《诗经》主要运用了三种诗法:赋比兴。现代诗歌在此基础上还发展出了隐喻(隐喻不仅仅是打比方)、换喻、通感、象征、反讽等现代诗法。新批评认为,文学语言或话语的核心是含混。含混、摇摆不定、歧义以及不确定性也和“文学最终是隐喻和象征的”①克林斯·布鲁克斯:《形式主义批评家》,查尔斯·E·布莱斯勒:《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赵勇、李莎、常培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2页。有关,因为文学始终是对隐蔽的精神领域的探寻,文学也因为普遍使用隐喻而隐而不彰地表现着“看不见的”世界。
我们以鲁迅的《死火》为例。学界普遍认为《野草》是鲁迅精神世界的深度写照,充满自我对话、自我反观与自我否定。但这部作品也充满鲁迅的自我救赎。我相信写完《野草》的鲁迅一定是心醉神迷的,因而会有写在最后的《题辞》中如下诗句:“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省略号后面这个句子在诗中出现了两次,可见其所感受到的极致欢喜。鲁迅深深地浸入“地火的运行与奔突中”,陪伴着晦暗之我的熔岩喷涌而出,“死火”就是这内心熔岩又一重更精细的隐喻。诗性主体坠入冰谷化身死火体验之,又离身细看之,“火的冰”与“冰的火”这一悖谬的二重性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疑这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这样,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
在塑造死火这一隐喻时,鲁迅又重重叠叠地引出别的隐喻:冰结的珊瑚枝、凝固的黑烟。当“我”把死火塞入衣袋中间之后,黑烟在“我”身上上升如“铁线蛇”。这些连环般的隐喻“互相反映”,令人震颤。“我”被这“无量数影”包围、缠绕,又烧又冻,可想而知其痛苦,这深层的痛苦被鲁迅连绵的散体句法和鲜活的隐喻勾画得淋漓尽致,我们甚至能感受到那美学的欢欣涌动。因为孤勇如“我”并没有逃离、遗弃之,“我”怀抱死火,愿意携带着:“使你永不冰结,永得燃烧。”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有两行诗———哦,痛苦,你是伟大灵魂的/燃烧着的观看!对此,海德格尔如此阐释:
衡量灵魂之伟大的尺度是:它如何能做到这种燃烧着的观看———灵魂由于这种观看而在痛苦中变得游刃有余。……观看乃是痛苦中的回扯,而痛苦则是因此获得缓解,并据此达到它的揭蔽着-护送着的运作。精神是火焰。这火焰灼灼闪光。它的闪光发生在观看的目光中。②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0页。
诗是灵魂燃烧着的观看,燃烧带来的反应是痛苦的,但诗的观看决定了灵魂的伟大。鲁迅对死火精微的观看使得这一隐喻成为他独一无二的创造:“哈哈!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我更愿意把这一得意洋洋的大笑视为鲁迅诗性精神的纯粹喜悦,犹如日本“粹”这一美学内涵所表示的:由“言叶”(Koto ba:一个表示语言的词)所带来的喜悦之寂静的吹拂③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4-135页。。这样的喜悦在美学的意义上拯救着鲁迅灵魂中的至暗时刻。《野草》多篇均以梦境为结构,但那都是潜意识乔装打扮后的艺术品,它们充满对晦暗与痛苦的深度沉浸,也充满诗性精神的力量。反应是复杂的,反观是艰难的。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深入潜意识本我,对其获得一个相当于外部视角的透视力呢?这显然需要极高的悟性和经年累月的修为。在痛苦的深渊最深最黑暗处———鲁迅将其隐喻为冰谷———诗性精神静静地待在那里,杳无人迹,那是绝对的孤寂。在这孤寂中“我”并不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出来,解决方案在哪里,“我”只需要静静地持守着痛苦与黑暗的“死火”,观看着它并陪伴着它,尔后用语言召唤它,这时候一首独一之诗就会到来,“孤寂”就会成为这首诗的位置。这时候痛苦已经变成了“裂隙之嵌合”,诗性之光照进来。特拉克尔诗中的“痛苦”被海德格尔解释为他所思的“亲密的区分”①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页。,接受痛苦,深入极致看见丝丝缕缕的痛苦,描画出痛苦的象,痛苦与喜悦已无区别———“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痛苦开始缓解,或不再是痛苦,它变成了“看见”:一对思想,一对亲密区-分着的思想,极致的区-分就是极致的亲密,极致的痛就是极致的通。唯有在孤寂处诗人才能听到寂静之音、看到奇异之象,诗作为寂静之音说话,诗在寂静之音中创造那个石破天惊的隐喻。鲁迅用散文句法运载他沸涌的精神,成就了精妙的诗性,诚如臧棣所言:“对大诗人来说,散文是诗歌内部的一种句法现象。”②臧棣:《非常诗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48页。“散文就是诗歌之手摊开后呈现的那些美丽的掌纹。”③臧棣:《非常诗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42页。
汉语是一种非形态“孤立”型语言,它以精神为内在形态,这使得精神成为汉语句法的激活动源。“如果说西方语言是一种严格受形态规定的‘法治’语言,那么汉语则是没有形态制约的人治语言。”④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1页。人治的体现,就是为文造词的主体精神。我们以“精神”一词来聚焦诗性主体的特性。瑞士汉学家毕来德把庄子所说的“虚”或是“混沌”之所在称作“身体”———不是客体化的“他身”,或是笛卡尔所说的“机器”,而是“我们所拥有的或是支配我们的,所有已知或未知的官能、潜力之总合”,他把这一集合看作是一种没有确凿可辨的边界的世界,意识在其中时而消失,时而依据不同的活动机制,在不同的程度上解脱开来。⑤毕来德:《庄子四讲》,宋刚译,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7页。毕来德以对“身体”的这一灵活理解来重新定义主体性和主体的运作:“在其中呈现为一种在虚空与万物之间来回往复的过程。”⑥毕来德:《庄子四讲》,宋刚译,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1页。这种对身体与意识二元对立性的取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诗性精神。诗人的诗性精神同样是一种身体与意识综合性的活动机制。精神是诗人巧妙创造语言世界的具身心智,是句法的“道”,它意味着路径以及句法运行时一种完全整合又清晰的动能状态。在此,我们希望对精神这一承载了过重的传统内涵的术语发掘出新的意义,落实为诗性精神作一个清晰的界定:1.“我”对世界的体验;2.“我”对体验的观看与反思;3.语言瑜伽———召唤与切近(句法运行)。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撰文章对这一定义做出充分探讨,这里仅对第三个层面“语言瑜伽”作简要陈述。“语言瑜伽”一词是我的一种隐喻用法,强调语言与心智的联通性,语言延展意识和思维,诗歌句法就像瑜伽体式一样“伸展”语言的边界,诗句的姿势、呼吸等呈现出诗人创造语言时高度专注的心流状态;“语言瑜伽”把句法与意识思维之间的柔韧性、灵活性与艺术性表现出来。诗性精神是一个浑融的统一过程,它包含能洞察各部分之间联系特性的直觉智慧,充满多维度的感受力、创造诉求、能动性想象和反思。这一定义旨在借助概念来理解诗思复杂的运行,精准地对诗性精神展开分析与理解。但这一概念仅是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形式指引”:它是现象学式的概念,与实证科学中被运用的对象化、排序的概念完全不同,“现象学的概念无法传达出其全部的内容,而是仅仅指示出它,而且实现概念及其内容的工作是由从事现象学的个人来完成的。”⑦丹·扎哈维:《主体性和自身性———对第一人称视角的探究》,蔡文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精神这一概念的本真决定是在诗人个人的诗歌句法活动中实现的,既混沌又清晰的精神运作最终实行为诗歌的句法。诗歌句法是看起来不可测度的精神性洞察领域的显现,因而是一种“深层语法”,它映射心智空间。洞悉了这一点,现代诗人就可以避免诗歌写作中令人困惑的混乱,避免“语言像马达那样空转”⑧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8卷,涂纪亮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可以参考现象学的“纯粹意识”来理解这一诗性精神概念。可以说,诗人即实践现象学的个人,他们体验、感受、直观、描述、反思,尽其所能凝聚面对世界、自身和语言时的“纯粹意识”:“纯粹意识类似于一面透明的镜子,回到事物本身或意向性意味着事物在意识中清楚地显现出来;”①杨大春:《从心性现象学到物性现象学》,《学术月刊》2022年第1期。一位诗人置身此时此地,凝视眼前景象,凝思自己脑海中的表象,斟酌究竟该如何用语言来切近———内在与外在的不断交互,寻找语言的“涌现”,这一切属于精神的混沌与清醒地更替、持续与“静”地流淌,直到语言揭示出崭新的面貌。
诗性精神是自我觉知的内在结构,这使它看起来更强调理论批评倾向的主体性,拥有批评家气质的主体性,因而也带有一定程度的理论假定性和理想性,甚至容易导向统一的虚妄性。但主体是一个双重形象:作为感官-心智的统一体,它既体验世界,同时又作为自设的理性与世界和自己的肉身发生关联。从诗歌句法入手,从文本互动出发的作者研究并不会偏离体验的主体性和创作的主体性太远,因而也并不会成为僵硬的框架。体验与反思是我们所强调的现代诗性精神的核心要素。并且,“创造性”和“批判性”在作家的诗性精神中往往是融为一体的。艾略特提醒过:“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确可能有一大部分的劳动是批评活动,提炼、综合、组织、剔除、修正、检验,这些艰巨的劳动是创作,也同样是批评。”②托·斯·艾略特:《批评的功能》,《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罗经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精神是抽象的,但它蕴涵在语言中,诗人对语言的艺术化运用也使得对无形精神活动的考察得以可能和具体化。因而艾略特也强调:“我只是主张,诗人的第一项任务应该是使自己头脑清晰,确信自己写出了的诗正是所发生的过程的正确结果。模糊不清的形式最为糟糕,它是那种不能进行自我表达的诗人的形式;最虚假的形式产生于诗人在没有什么可说,但又极力说服自己相信有话可说的时候。”③托·斯·艾略特:《诗的三种声音》,《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9页。这也意味着,未经省察的诗歌不值得阅读,句法诗学正是回到对句法与精神的体察,努力在二者之间看到它们的“内在”伴随关系。维特根斯坦说:“理解语言中的一个句子比人们想象的更加类似于理解音乐中的一个主题。”④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8卷,涂纪亮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理解一个句子需要参与生活的形式,理解一个诗句更需要深入精神的核心。因为诗歌句法较之维特根斯坦关于日常语言“使用”意义上的语法更内在、更深奥、更隐秘,它要从更敏锐的诗性精神中获取意义,才能实现兰波所说的诗学意义上的“拧断语法的脖子”。
现代汉诗一百年的历程已经显示其在历史与现实关系中确立起了自己的创作主体身份,且已拥有一些鲜明特色,正如张枣所言:“一种存在的、语言反思和批判立场,使得写者面对创作过程以及自身姿态的意识都得以强化,这是现代诗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⑤张枣:《现代性的追寻》,亚思明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布罗茨基曾言:“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⑥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 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刘文飞、唐烈英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理查兹也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激发和表现人的意识状态。这正是我们试图通过句法来透视诗性精神的可能性之一。就诗性精神表现出不断反思历史与创造语言这一内在倾向来看,它充满“现代性”,因而也像“现代性”一样复杂,具有同一性、结构性、临时性等种种面向。黑格尔认为,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原则。反思是近代主体性的基础之一。蒙田和笛卡尔的一个共同之处,即他们思想运动的反思性。他们两个都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我”,从而使得“我”分裂为观察和被观察的两个部分。现代的主体依赖于个体的特殊性和一般性之间的张力⑦参见彼得·毕尔格:《主体的退隐》,陈良梅、夏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包含作为体验维度的自身与作为叙述建构的自我,或者说作为潜意识的本我与作为显意识的自我。此外,主体的确立既依赖于对自我反思性的回归,也基于同“你”的关系,指向外部世界的客体。实际经验以及研究表明,“我”这一代词是婴幼儿牙牙学语阶段最后出现的人称代词:晚于“你”和第三人称(“宝宝”)的使用。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自我一开始就被指认为他者,此后自我也常常投射向他者,从被他者观察的眼中来观察“我”,自我成为内化的社会角色,个体并无纯粹的自我。“主体的无意识即是他人的话语。”⑧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4页。“主体性的发现意味着在一个有关实在的完整概念中既要包括对一个人自身主体性的描述,也要包括对他人主体性的描述。”①琳达·扎格泽博斯基:《第三次观念飞跃:世界冲突的根源与解决之道》,孙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25页。拉康的人格结构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假设:语言塑造并最终结构着我们的无意识与意识,同时,它也塑造着我们的自我身份,塑造着主体间性与精神形态。“在拉康看来,决定主体性的不是什么动力、禀赋或倾向;决定主体性的是主体间的关系,而维系主体之间关系的最主要的活动当然是主体之间指称事物传递意义的活动。这就是说语言的使用是主体间性的本质所在。”②褚孝泉:《拉康选集·译者前言》,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在拉康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意识和语言之间的确切交汇,语言被确立为心理学意义上的生命本体:世界永远不能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我们永远不能亲身经历或真实感知世界,除非通过语言。这一绝对性的叙述论断显然抛弃了初始与具体的生命体验,成为无自我学说的变式,原初的、实践的主体消失了,它分裂为很多个或者匿名化,最终只能在语言的交互中穿梭,语言位于交互主体的根基处,哈贝马斯甚至指出,对于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理论探视将会表明为何需要将语言而非主体性作为我们的出发点。③丹·扎哈维:《主体性和自身性———对第一人称视角的探究》,蔡文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我们用精神来探寻诗性主体的话语和活动机制———精神是对生命体验与自身诗性活动的自我觉知,就是为了回到诗性主体,这样的主体通过纯粹意识参与和句法的自由创造来承担他(她)的历史与未来。在诗歌中,他者(世界)的精神并非不可通达,但也不可断言一切昭然若揭,句法是调和二者的路径,它像皮肤和肌肉运动一样展现面部情感并赋予主体完整的内部感受,反馈并强化着精神。
任铭善曾论述过,句法的认识不等于句子的认识。研究句法,我们必须使句子成为纯粹的思维形式。④任铭善:《试论句子的逻辑因素和语法因素》,《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1期。汉语诗歌的句法是隐藏的。对表象的斟酌考察、对不同词语关系的思量,使诗人创造出一个句子:思维的联系就从其中产生。这种纯粹的沉思默想代替了显明的语法,成为诗歌的内含句法。诗性精神是深层的“语言结构”:一个纯抽象的实体,它被句法以无穷无尽的方式实现着。因而我们说,诗歌的句法与诗的本体精神同构。句法与精神具有互嵌性,句法即深层的精神运动。句子不仅仅是创作主体的理性表达,句法的生长也是精神的形式化与结构化,内在地塑造着主体的创造精神。“现代心理学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是看到无数离散的基本感觉和情感的要素,而是把这些基本的组成部分‘领会’(或复合)为一个知觉的单元。这是一个创造性综合的心理过程,即统觉的综合和分析的过程。”⑤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综合、分析、判断、反思和表达皆由句子来实现,创作主体的精神投射于句法,句法成为精神的充实形态。对精神的探究,其实是呈现创作主体的诗思过程。索绪尔明确指出过将言语吸收在内的语言结构具有无意识特性。而列维·斯特劳斯则独创性地提出,无意识并非指内容而是指形式,即所谓象征功能。⑥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 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4页。我们也可以对诗性精神这一“形式”按其能指而非按其所指来加以描绘,它如语言本身一般有着自己精密的结构,形如一种图式。句法则对应于用法,呈现于组合段平面,具有延展性,最终表现为言语这一“无限的文本”;精神呈现于联想平面,因而它接近于作为系统的“语言结构”,带有隐秘的区分性,在作为体验维度的自身、作为叙述建构的自我以及纯粹同一极的超我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紧密关联。可见,我们对精神的定义本身隐喻着秩序与反秩序,在感觉、观察、知觉和反思之间交汇运转,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潜意识,最终都统一表现为语言意识的句法运行中。句法诗学从句法的幽微处探触精神的幽微,并试图从这幽微处烛照精神的结构与明朗。诗性精神是本体性的诗性原理与纯粹意识。深入到精神,促使我们不仅仅用形式逻辑来理解句子,而且用内在的生命法则来理解句子。句法诗学不研究给定的语法逻辑,不是从抽象的句法产生句子,而是从生动的句子中孕育句法,但诗性精神含蕴着从未写出过的潜在句法,拥有溢出现有句法程式的创造性,诗人对精神结构通常也处于一种直觉把握状态,对它的领会意味着一种本体性的诗学自觉能力,这种能力是创作一定数量的句法“变量”的“动态机能”。句法诗学打通句法与诗性精神的关联,不仅品味语言的表层形态和肌理,也深入诗歌语言的深层动能,试图对语言中幽微的生命意识心领神会。这也是对中国诗歌批评的开山纲领“诗言志”的重新理解,“志”在这里成了一种诗性、动态的本体精神,创作主体的思维运作和意识活动。这也意味着句法诗学对句法的阐释是发现型、创造型,而不是解释型、说明型的。
汉语的“神摄”表明其对世界的把握以神为主:精神让我们看到诗歌句法的内在动源;句法则让我们看到精神的律动形式。句法充满艺术的虚构性,精神的虚空中则蕴含着创造。在写作中,词语服从诗性逻辑,没有逻辑,词语就是散落在乱石丛中的枯枝;但理解了虚构和逻辑,不一定能理解诗歌。因为从知识与理性的角度出发,能理解的只有概念。诗歌,永远是情感的。情感源自一个活体,可以反对,但不能漠视。“写诗不是流水线制作。”(顾城语)句法是道路,不是墙,精神的流动与前进本身即创造着好的诗法。探究诗歌句法与精神的关系是为了发现人的自由与创造性。诗歌句法的流变性和诗性精神的自反性呼唤我们重新“看到”人本身:具体的、特殊的、真实的人。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写道:“写作是为了不再拥有自己的面孔。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这是一种身份的伦理;它决定着我们的身份证件。但愿它让我们在写作中获得自由。”①福柯:《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2页。
中图分类号: I20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6)02-0140-10
作者简介: 赵飞,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现代汉诗的句法与精神研究”(23BZW11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