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阴影”在艺术、哲学、心理学和批评领域都曾被阐释,这使得该词汇逐渐演化为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词汇。因其内含的模糊性与暧昧性,“阴影”在诗学语境中具有显著的生成能力:作为一种可被多维分析的词汇“媒介”,能够开掘诗歌文本中丰富的象征与隐喻潜能。就文本内部而言,“阴影”既可表达丰富的哲学内容,也能激活诗歌审美经验,并与1990年代诗歌写作中的心理结构与情感机制相关联;就文本外部而言,“阴影”所建构出的诗学景观,将诗人群体普遍的消极感受与1990年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文化底色和精神气质联系起来。透过“表象”的窗口,该词汇是可以沟通诗歌的“内”“外”语境,以对1990年代的诗歌作整体性说明的。
关键词: “阴影”;1990年代诗歌;创伤心理;负面景观
通过梳理“阴影”这一词汇的生成与演进脉络可以发现,它不仅是诗学中一个内涵复杂、维度多元的词汇,还承载着视觉经验、哲学思考与艺术心理等多重意义。不同学科领域围绕“阴影”所展开的论述,最终在诗学层面得以汇聚与整合,使得该词汇成为开掘诗歌丰富象征意味和隐喻潜能的独特“媒介”。
在绘画艺术中,“阴影”主要指向光线的遮蔽关系和形体轮廓的塑造;在哲学语境中,“阴影”往往象征着认知的局限及存在的不可见之维;而在批评领域,“阴影”作为一种独特的修辞手段,能够用以揭示主体内心的隐秘经验与历史记忆,使诗人能在语言中捕捉情感的深度、创伤的痕迹,以及个人与时代历史的交织程度。诗学正是在吸纳并融合“阴影”多重内涵的过程中,将其转化为一个内蕴深厚、指向开放的诗学词汇。但与其理论潜能相比,“阴影”这一词汇仍保有相当充分的阐释空间。
国内也有学者敏锐意识到“阴影”这一词汇的丰富性。诗人兼批评家西渡曾立足于1990年代诗歌的内在特征,在对“阴影”的辨认过程中,阐释了这一词汇与该时期诗歌整体气质之间的深层呼应。在其论述中,“阴影”不仅构成了该时期诗歌写作所面临的压力语境,同时也孕育出一种独特的“阴影”美学。他指出:“阴影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写作的前提,它构成了我们写作的宿命和神话。同样地,它的诱惑和挑战,又使它成为写作的魅力的代名词。写作的冒险经历所带来的快感,典型地体现在我们与阴影既排斥又吸引的相互关系之中。就我们这一代写作者而言,写作行为所以成为高尚,一个可贵的理由正是由于阴影的存在。……阴影即是我们的美学”。①西渡:《守望与倾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可以说,西渡试图通过高度凝炼的概述,将“阴影”塑造为一个能够对1990年代诗歌所积累的时代压力、语言困境与美学取向进行全面概括的艺术词汇。他从诗人与批评家的双重身份出发,不仅把握到1990年代诗歌文本的内在质地,还凭借敏锐的感受力,对这一词汇的基本特征作出了富有洞察力的概述。这种概括既源于他对具体文本的直觉体验,也体现了对时代情感结构变动的深刻把握,更是对1990年代诗歌整体面貌的综合说明。在西渡的阐释中,“阴影”这一词汇具有贯通诗歌“内部”文本结构与“外部”历史语境的理论潜能。
苏珊·朗格曾借助“艺术符号”的概念指出,艺术能够将“关于生命、情感和内在现实”的经验转化为“发达的隐喻或一种非推理性的符号”,来呈现“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意识本身的逻辑”②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最终促使某些特定的感情材料演变为“情感的符号”③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页。。罗兰·巴特则进一步将整个人类文化现象纳入符号学的分析范畴,从而将“公布在词义概念周围的人类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和文体修辞学作为研究工作的整体。”④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译者前言”第22页。
引述苏珊·朗格和罗兰·巴特关于“艺术符号”的相关论述,是为了证实,当对文本中的语言要素加以细致考察时,这些要素往往会生成超出其表层语义容量的意义空间。语言的使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主体的心理结构、审美经验及美学理想相互交融,从而为文本分析提供超越语符层面的多维视角。因此,即便是更为具体的“色彩类语言符号”,也常常能够承载并释放出丰富而复杂的语境信息。而“阴影”正是这样一个兼具高度诗学密度与阐释潜力的词汇:它既蕴含着丰富而复杂的诗学内容,同时也在既有研究中相对被忽略,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发掘。
在1990年代以个性化为显著特征的诗歌写作中,“阴影”逐渐从多部文本的关注视野中浮现出来。正如西渡提出的“阴影即是我们的美学”这一具有概括意义的论述,这一时期的诗人并非在理论层面自觉地讨论“阴影”,而是通过具体的诗学实践,将“阴影”及其诸多变体呈现出来,使之成为承载自身审美理想与写作经验的独特意象资源。诗人们对“阴影”的持续关注,并非只是试图借助这一诗歌意象,将对1990年代现实生活的直觉感受转译为文本内容;更重要的是,由于“阴影”本身具有鲜明的可视性与高度的抽象表现力,它在某些语境中能够进一步指向视觉意象背后的理性维度,乃至显露出其潜在的哲学意味。而此类意象能否在诗歌中被充分开掘,关键并不在于意象本身的象征潜能,而在于它是否能够与诗人的个体经验形成有效的共振。“阴影”在1990年代诗歌文本中的表现,恰恰在这两个层面上都提供了有效的例证。不妨结合具体诗歌文本对照来看。
在西川的诗歌《十二只天鹅》中,开篇即写道:“那闪耀于湖面的十二只天鹅/没有阴影”;而在结尾部分,诗人又进一步指出:“必须化作一只天鹅,才能尾随在/它们身后———/靠星座导航/或者从荷花与水葫芦的叶子上/将黑夜吸吮”。在诗中,“阴影”的缺席与显现并非单一意象的转换,而是逐渐演化为多重概念的总和。随着“阴影”的出场与扩散,诗歌获得了更为复杂的内涵,例如———“黑夜像一连串陈设相同的房间我穿行其中,却好像在一个房间里”,这一经验性表述使“阴影”成为一种叠合空间与意识的存在。此后,“阴影”又在西川的其它诗作中转化为一种常态化的存在形态,如《黄昏》中“盛大的阴影内/凉风已吹刮了很多年”,或《午夜的钢琴曲》中“一个人走近我/犹豫了片刻,随即又欲言又止地/退回到他所从属的无边的阴影”。
西川诗歌的独特在于,他并未停留于对“阴影”的单向吸纳,而是在诗歌内部不断对其进行穿刺与瓦解,这种处理方式也契合了他以“破”为核心的诗歌方法论。在《月亮》一诗中,他写道:
而尾随我们一生的月亮/从不将我们阻拦,它一再隐身/一任我们被黑暗所改变/但当我们死亡或死后不久,它会/不动声色地出现在我们身边①西川:《小主意 西川诗选 1983-2012》,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页。
由此不难发现,“阴影”与“月亮”处于一种共生关系之中:光与影相互生成、彼此制造,“一切的阴影归于太阳”,唯有在烛光之中,“巨大、无言的影子”才能投射在墙面之上。也正是在不断刺破“阴影”的过程中,诗歌才得以逼近某种真相。这一机制也有助于理解为何1990年代诗歌中“黎明”与“黄昏”频繁出现,正如西川在《回答启明星》中所言:“黎明与黄昏相似———/正午是孤单的”。
在陈东东的诗歌中,“阴影”同样呈现出双重功能:它既可以作为破除遮蔽的他者投射出现,也可以转化为一种否定性的形象。在《再获之光》中的《圣洁》一节,诗人写道:
但我们听不清他的话语。在浩大的阴影里/我们已无法躲避那/启示的眼光,像每天的太阳/使早年的信念不至于死亡/他坐在黄金的沉默里,圣洁/他交错的手底下/有我们在北方感知的一切②陈东东:《明净的部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4-65页。在这首诗中,原本被日常经验组织起来的情境被有意打破,意象原有的延展方向被切断,转而形成一种冷静而克制的叙述语调。“阴影”由此构成了“圣洁”得以被穿刺的语境,同时又反向推动“圣洁”意涵的扩展。由此来看,《明净的部分》这一诗集的命名,恰恰在整体层面上强化了陈东东对“阴影”的系统性阐释。从“我会进入那更空阔的/我会走通这街巷 穿越虫声和人语/一片昔日的阴影 这时候合拢 在得救的星期天”到“我走出了阴影 我汲水而饮 在恢复的岸上”,“阴影”在诗集中被赋予了一种层层递进、相互演绎的结构。
具体而言,在陈东东的书写中,“阴影”首先作为诗歌言说的障碍出现:当诗歌“驰进了更加寂静的阴影时”,言说主体处于一种近乎“失语”的状态;继而,诗人开始尝试“为阴影说话”———“我想,我们能够为它们说话。那些阴影投射/在旷野、海、干涸的河道、食盐的中午和每个人的腋窝下”;最终,“阴影”被刺透,言说主体进入更为广阔的表达语境———“那些阴影投射,从而有了明净的部分”。这一由视觉描写到视觉破除、再到反向言说的过程,使诗歌从“书写阴影”过渡到“书写浩大的光”,从而构成了一种由“再现”迈向“表现”的典型路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阴影”完成了从隐喻个体生存状态到显现其理性表现力与哲学意味的转化,展现出诗歌意象被深度开掘的完整轨迹。
正因为“阴影”这一意象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与复杂性,它才能在不同诗人手中,依据各自的写作取向释放出迥异的艺术效果。在张曙光的诗歌中,“阴影”更多地指向个体对自身生存空间的感知方式,进而建构出一种“个体”与“世界”之间既排斥又吸引的互动关系。张曙光在其代表性作品中,通过“黑暗的楼梯旋转。/上下是同一条路”这一具有“双重视镜”意味的表达,使个体具体的生存空间与意志空间互相叠加;在“桌子包含我们全部的生命。从物质直至精神”的书写中,诗歌中的空间一方面被不断扩展,另一方面又被压缩为彼此胶合的“小空间”。在这一过程中,诗歌意象的能指范围被显著拓展,个体经验得以与“历史”这一宏观概念结合、互动得更为紧密。在《香根草》一诗的结尾,张曙光还提供了个体如何通过刺破“阴影”,使生命意志从“被否定”的状态转向与外部语境的积极互动:
那么来吧,穿过篱笆和起重机的阴影/穿过纠结的蓝色线条,上升/并吐出红色的果实。①张曙光:《小丑的花格外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在这里,言说者将诗歌中的空间拆分为两个部分,“香根草”所象征的个体生命意志,也由最初的旁观姿态转向参与和互动,并最终以“上升”的姿态完成个体意志的自由滑翔。如果暂不讨论“滑翔”这一动作的象征意义,而仅从“穿过篱笆和起重机的阴影”这一动作本身来看,它所指向的正是个体在刺破外在困宥与阴影限制之后,与现实语境展开博弈的过程。与陈东东侧重于从意义层面展开对“阴影”的开掘不同,张曙光更强调借助“阴影”的阻隔性与压迫感,呈现个体意志在上升过程中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从而凸显生命意志本身的张力。
当然,在诗歌中将生命意志与“阴影”相关联,并非只有一种表达路径。不同诗人和批评者在各自的理论与创作实践中,赋予了这一关联以不同的呈现方式。譬如,欧阳江河在论及海子诗歌时,注意到其对一种特殊生命状态———“瞎”的强调。他指出,九位盲诗人身上存在着“太阳的盲点”,这一盲点并非感官意义上的缺失,而是“一种朝向内部黑暗的、深具穿透力的观看”②欧阳江河:《谁去谁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页。。
正是通过对海子这种“瞎”的生命状态的关注,欧阳江河进一步意识到,“太阳”与“瞎”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在诗歌语境中形成了一种高度紧张的语义张力。这种张力随后被移植到类似的诗歌场景中。在《玻璃工厂》中,他以极具象征意味的诗歌场景展开了这一张力结构:
在玻璃中,物质并不透明。/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它的白天在事物的核心闪耀。/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就像鸟在一片纯光中坚持了阴影。/以黑暗方式收回光芒,然后奉献。/在到处都是玻璃的地方,/玻璃已经不是它自己,而是/一种精神。③欧阳江河:《谁去谁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由此可见,“不透明的物质”在诗中不仅带来了一种强有力的包裹与遮蔽经验,同时也成为凝聚诗歌精神核心与内在品质的关键媒介。正是在这种看似阻隔、实则生成意义的结构中,“阴影”得以显现其审美与诗学能动性。类似的诗学取向,在黄灿然的写作中亦有体现。在《黎明曲》中,“阴影”的内涵及其功能被表达的更为明确:
现在他们像我一样,活在地平线的/另一侧,阴影既是他们想摆脱的,/又是他们辨别并珍惜明亮事物的地方。④黄灿然:《世界的隐喻》,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在这里,“阴影”不再仅仅是被否定或超越的对象,而是同时承担着否定性与辨识性的双重功能:它既是主体试图逃离的生存境遇,又是主体得以确认“明亮事物”的必要前提。这种辩证指向,也强化了“阴影”(作为意象时)的媒介性质。
通过对“阴影”作为诗歌意象的分析,就能整合其所能激发的审美潜力。如果更进一步,将“阴影”视为诗学表达中的一种“言语符号”,那么无论是其内在所包含的理性表现能力与哲学指向,还是作为具体物象所具备的感知与象征功能,都能够在不同诗人的书写中获得个性化的阐释。这些差异化的表达,实质上对应着诗人们个性化的“灵魂遭遇”,但它们又共同指向一种诗歌创作的理想状态:借助一个处于“中间位置”的词汇,实现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双向互动。
从这一层面上来说,诗歌既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复写,也不是对现实的彻底逃离,而是在“刺入”现实生活之后,又将其刺破,从而显现出一种诗歌理想的本真状态。诗也就处在这样一个中间位置———它既不过分远离生活,也不过分悬置为一种“远方的概念”。
鉴于1990年代诗人数量较为庞大,且具体创作理念也并不一致,“阴影”这一意象并未在所有诗人的写作中出现。因此,本节并不试图进行穷尽式梳理,而是借助几位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个案,尝试接近“阴影”作为“言语符号”在诗歌中出现时所对应的具体语境、表达方式及其可能生成的诗学意蕴。以此作为进入“阴影”、进入1990年代诗学语境、并进一步理解该时期诗歌实践中“阴影”内蕴的支点,从而对1990年代诗学写作展开更为细致的考察。
王泽龙的《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一书以“意象”为讨论核心,将研究视角重新引向诗歌本体层面。该著对诗歌意象的分析,主要聚焦于意象所承载的时代色彩与主体情感经验,强调意象作为理论术语最初源于心理学领域,因此其研究路径明显带有文艺审美心理学的特征。
张桃洲在评述该著时指出,意象虽然关涉新诗本体问题,但其讨论重点并非局限于文本内部结构,而是着力揭示新诗文本与外部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此为新诗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向度———“从一种依附、对峙或反抗的格局,调整为穿越、渗透乃至包容的情势”①张桃洲:《如何重返新诗本体研究?———从〈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谈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由此可见,在诗歌意象的生成过程中,“外在因素”并非简单地与诗歌内部结构相分离,而是以一种持续“渗透”的方式介入诗歌的建构。1990年代诗歌对“阴影”的处理,正是在这种渗透机制中展开的,并由此带来了新诗表达上的新景观。
有论者在分析具体诗歌文本时曾指出,一部分诗人的目光呈现出明显的“向下看”的姿态,即将视线投向时代在“阳光”之中所投射出的阴影地带———“由注意宏大到注意细微、由抒写光明到抒写阴影和侧影”②敬文东:《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这一说法表明,“阴影”不仅构成诗歌书写中难以回避的内在话题,也为诗人理解和认知时代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有效的视角。透过“阴影”这一词汇,能够窥见1990年代诗歌如何将时代经验中的负面感知转化为具有审美张力的诗学感受。
该论者在论述过程中,援引柏桦的《痛》,将时代中“痛”的经验指代为“是低矮的事物,是阴影,是细微地隐藏在一个显在时代底部的东西。”③敬文东:《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耿占春也提出过相近的观点,他基于对经验叙事的体认,区分了诗人面对“负面经验”(亦可视为一种创伤心理)时的不同处理方式,并强调诗人应当学会将这些“负面经验”转化为自身独特的语言资源。类似的论述还包括张新颖在讨论1960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时指出,他们在文化认同与自我表达方面普遍面临困境,因此被称作“‘无名’的一代”④许晖主编:《“六十年代”气质》,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西渡则在此基础上作出进一步区分,他认为“出生于1960年代”这一概念,更适用于出生于1960年代中期的一批诗人,而另一些出生于1960年代后期的诗人,在文化身份与精神气质上与“70后”诗人更为接近。⑤参见西渡:《灵魂的未来》,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由以上论述可见,这两代诗人还是具有某些相似的文化身份和精神特质。作为1990年代诗歌的重要构成人员,他们为这一时期的诗学实践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样本。
对“阴影”的持续开掘,本就是诗学体验中的重要一脉。而作为整体的1990年代诗歌,正在“意识形态化”与“市场经济化”双重压力下开启的。程光炜将这种开启理解为一种“心境”层面的进入。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心境,与诗学经验中所蕴含的“阴影”意识形成了高度契合。更何况,“世纪末”语境本身所裹挟的消极情绪与不安体验,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诗歌的审美建构之中。
通过整合1990年代诗歌整体印象的若干关键词,不仅可以概括这一时期诗人的普遍生存处境,也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其情绪结构的基本特征。对于时代转换所带来的心理体验,王光明曾以极具感受性的语言加以描述,认为———“诗歌似乎真的走入了黄昏与黑夜”①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0页。。
臧棣在细读西渡的《一个钟表匠的记忆》时指出,这一时期世界的历史特征呈现为“庞大、冷漠和加速”,人与世界之间弥漫着一种“无法言喻的敌意”,而诗中“她”在精神与肉体层面所遭受的困顿,正是该时代中普遍的生命体验。早在1985年,孙绍振便提出,作家应当具备“获得阐明自我的‘黑暗的感觉’的能力”②孙绍振:《形象的三维结构和作家的内在自由》,《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陈超在1986年的相关文章中也指出,新时期诗歌自1984年前后开始,逐渐转向对痛苦经验的反视与内省。在其《生命诗学论稿》的开篇部分,他进一步强调,诗歌应当具备“注视生存全局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在于正视苦难深渊的存在,更在于进入并命名它,使其“由盲目、原始的恶梦状态,升华为庄严峻刻的诗章”③陈超:《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因此,1990年代诗歌所承载的“压力”和“焦虑”,其生成语境正如陈超所说,是“在危险的生存向‘下’吸的黑色涡流里”④陈超:《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之中展开的。对于这种“黑色漩涡”的体验,以及诗歌应当如何实现“向上拔”,有必要结合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一系列诗论、随笔及典型诗作进行进一步的对照与考察。
先从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概述性批评与诗论观点入手,对第三代诗人所处的文化境遇及其基本心理姿态作一简要梳理。第三代诗人在进入1990年代之前,便强调其“局外人”身份。程光炜将他们所面对的诗学环境概括为一种“被置于荒原之上”的处境,即“精神崩溃和两种文明碰撞产生的文化危机”⑤程光炜:《第三代诗人论纲》,《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就其对现实的感受而言,这一代诗人普遍具有强烈的困惑与失衡体验;于坚自述其属于“站在餐桌旁的一代”⑥见唐晓渡、王家新编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即为这批诗人“被忽略”心境的典型表述。李振声则将第三代诗人在写作中形成对抗性姿态的原因,归结为“基于一种自我认同上的压抑以及试图努力摆脱这种压抑”⑦李振声:《理解与感悟———说“第三代”诗》,《第三代诗歌研究资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周伦佑在《90年代中国现代诗走向》中进一步指出,现代诗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带来了一种“语言中血液的红色”;而诗歌主题在时间维度中的呈现,也随之转换为“血流不止的地方便是新的开始”。⑧周伦佑:《90年代中国现代诗走向》,《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页。由此可见,这部分诗人对诗歌意象的拆解,以及拆解行为背后所指向的反文化诉求与激进意向,实则与其自1980年代以来便处于整体性消极处境中的心理结构密切相关:表面的反叛之下,潜伏着难以化解的消极感与焦虑感。
从诗歌文本层面同样可以观察到,第三代诗人在意识上对“局外人”身份的自我确立,以及由此衍生的空位体验与认同焦虑。麦城的文本对此作了某种自证:
有人在世纪末的最后一处苦难现场里/抓紧给自己写信(《一九八八年孤独成果》)
有人被一群黑暗堵住/另一部分新的黑暗也蹲在那里……然后,每个人的脸上/去轮流展览几代人的尴尬(《视觉广场》)
使我沉重地记下了这世界/还有另外一群堆放苦难的夜晚(《视觉心理》)①麦城:《麦城诗集》,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82、116-122、124页。
对于这种心理创痛的呈现,在不同诗人笔下显现为“阴影”的不同知面。在《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1986-1988》中,诗人群体的命名方式及其所显露的情绪同类词汇(如死、伤口、黑暗、疼痛、残破的身体等)在诗歌中高频出现,显示出一种具有共时特性的情感语汇系统。
进入1990年代之后,环境与时代所施加的新压力在诗歌中生成了新的表现形态。“诗人之死”不仅改写了诗歌写作的语境,也促使“阴影”在更深层意义上溶解并渗入诗人意识,乃至日常生活的细节。②见西渡:《守望与倾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3页。西渡在论述中虽倾向将其归结为语言层面的阴影,但从文本的最终表现来看,这一“阴影”已从意识层面出发参与诗歌景观的构建,进而影响诗歌表达的多个维度。
钟鸣认为,“旁观者”以观察与思考为基本姿态时,首先应当“目击自己,目击自己的阴影”③钟鸣:《徒步者随录》,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05页。。王家新则强调,从内心黑暗出发能够召唤写作的动力,其写作更新亦被他表述为“从自身的黑暗中出来,突然置身于明亮的海风中”,而其试图建构的个人诗学,也是在“一种从疼痛中到来的光芒,开始为我诞生”④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46、32页。的回响中得以生成。由个人化写作所涉及的“追溯童年”,或更广义地说对时代记忆的进入,便不可避免地触及对负面心理经验的处理。陈东东在相关表述中指出:在“二流的影子城市”里,若以“天上的规则”安排市民的世俗生活,将使“自己一半或全部”成为镜像;而这镜像“代表着过去、旧时代、尘封、湮灭、死寂、绝望、传奇、神秘和无从稽考的水中倒影”⑤陈东东:《词的变奏》,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0页。,在其写作逻辑中,“阴影”与“镜子”共同作用,得以“映现出分裂的幻想”。海男则形容,当她以吸满墨水的钢笔写作时,“身体中的阴影移向笔端”⑥海男:《屏风中的声音》,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95页。;西川认为,1989年之后,青年经验中生成了一种无助的疲倦感;社会施加于诗人的多重压力,迫使他们“去尝试一种能够表达焦虑情绪的语言”⑦西川:《让蒙面人说话》,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68页。,同时,他也强调诗歌应当容纳生活的“肮脏与阴影”,从而将“阴影”由心理体验转化为可被书写的诗学内容。
1990年代诗坛的群体构成较为复杂,文学史叙述的关注重心主要落在两类诗人身上:一是延续1980年代“反传统”与“平民化”路径的写作者,另一则是被概括为“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群体。由于创作观念与价值取向存在显著差异,若将两者直接合并视为这一时期诗歌写作的同质整体,势必会遭遇某些难以调和之处。但这两类群体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边界,倘若以1990年代诗歌艺术所呈现的情感特征作为切入点(且该特征可追溯至1980年代),就能发现:在这两类诗人各自的诗性思维背后,诗歌中所表现出个体情感的调节机制,是有相似的诗学逻辑的。
情感所具有的调节机制,借由维戈茨基的观点来看,偏向于强调其功能性—“情绪在艺术的———形象的创作中起着巨大的作用”⑧列·谢·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周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7-38页。,并且,艺术作为“个性在社会中的全部生物过程和社会过程的最重要的焦点”,其意义在于“在生活最紧张、最重要的关头使人和世界保持平衡的一种方法”⑨列·谢·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周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46页。。相较之下,卡西尔的表述更为直白:他将情感理解为一种“构成力量”,并将艺术视为对“实在的发现”;在他看来,艺术情感能够提供对于人类生活见解的导向、对于微妙的心灵颤动的洞察,及对内在自我与外在生活的多重对照。①参见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他们二者的共同点,是想要说明,主观的思想体系与艺术结合后,是如何明目张胆地改变并支配我们的生存状态的。
由此能够得出“结论”:某一时期典型的社会心理,能够为该时期社会文化的底色提供重要参照,通过把握艺术作品中的情感性质与结构,便有可能捕捉到如卡西尔所说的“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②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以此作为理论参照,再回看1990年代诗歌在“情感”层面的动态编码,不仅能够由此窥见这一时期文化进程中的关键话题,也可见这时期诗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徐敬亚等编的诗群大观为例,其对不同诗派诗歌景观的呈现,已显露出较为鲜明的消极品质:朦胧诗派的“孤独、痛苦、虚弱、伤口、黑暗、沉重”;“非非”的“不确定、低落、坠落”;“他们”的“城市乱响、埋葬、疼痛与流血”;“海上”的“内心深谷、茫然、忧郁、死亡”;“莽汉”的“破坏、敏感、残破不堪的身体”等。可见,一种强烈的阴暗意识,已在他们书写日常生活常态的文本中逐步外显,并构成了可被辨识的情感谱系。
为更有效地展开上述论题,诗学样本的选用同样重要。本节拟以概述性诗选《岁月的遗照》、韩东主编的“年代诗丛”第二辑(1990年代诗选,共十册)以及洪子诚主编的“90年代中国诗歌”丛书(共六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一批虽在创作理念上分歧显著、却大体同为1960年代生人的诗人文本中所呈现的心理景观(其中孙文波虽为1959年生人,亦纳入同期考察)。鉴于“年代诗丛”第二辑选本数量较大,且“他们”诗群中的部分诗人在碎片化写作中较少对心理景观作直接呈示,本文在具体取样时将侧重更具代表性的诗人文本。关于相关关键词的频次统计,参阅下表:④肖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全球化与自我认同》,《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在同一首诗歌中,同一词汇只统计一次;为避免统计误差,可视作至少出现的次数。⑤Jesse Graham,et al.,“Moral foundations theory:The pragmatic validity of moral pluralism,”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47,no.12,2013,pp.55-130.此处为带有“情绪”特征的词汇的总计次数,单篇中同一词汇算作一次;为避免统计误差,可视作至少出现的次数。

③参见程光炜:《第三代诗人论纲》,《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此处统计去除译诗、诗论随笔和明显标注为非1990年代的诗歌作品。
续表

从表格统计结果来看,“第三代”诗人似乎并未对负面景观及其消极品质投注过多关注,但其实不然。事实上,进入1990年代之后,这一代写作者同样清晰意识到诗歌写作语境已发生结构性转变。以伊沙为例,其诗歌文本在一定意义上可被视为对同类写作的一种典型性“概括”(前述表格未纳入“年代诗丛”中的相关诗集,其创作理念与伊沙高度趋近)。这一批诗人普遍认同伊沙所说的“如此生活的常识/让我进入了本质的诗”①伊沙:《伊沙诗选》,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诗人的生存策略是“隐匿人中”,诗歌写作则以“陈述事实”为基本准则。需要强调的是,即便在这种最大程度贴近“日常”的书写中,时代压力的痕迹仍旧清晰可辨———它并未因“日常化”而被消解,反而以更隐蔽的方式进入文本。
例如,韩东在“年代诗丛”的编写说明中明确提及他们所遭遇的“误解与压抑”。伊沙在评点其他诗人时亦指出,1990年代“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时代”,既是“世纪的黄昏”,也是“在一片肃杀中”②伊沙:《中国现代诗论:伊沙谈诗》,秀威资讯科技2011年版,第140页。来临的历史时段。由此,“第三代”诗人主将们虽以“表现日常”为写作策略,却仍不可避免地在压力倍增的年代中呈现各自的“失语与沉默”。进一步说,他们所强调的“自我设计与自我教育”,连同其“反文化”的诗学追求与对生存的功利性关注背后,亦潜伏着对自我力量的怀疑。普遍的怀疑与否定氛围之中,创作群体难免呈现一种神情无定的精神状态。程光炜即指出,这种对自身力量的遮蔽性怀疑,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泄露了其内在的“孤寂感”③参见程光炜:《第三代诗人论纲》,《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结合具体的诗学文本来概述1990年代写作在时空维度上的基本特征,肖鹰提供了一种具有参照意义的总结:在该维度中,写作的意义在于“承受反抗一种‘在世界中存在’的虚无”④肖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全球化与自我认同》,《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因而,1990年代的文学写作往往以一种“普遍而虚空”的时空模式为前提。在不同诗人群体手中,这一时空模式分化出不同的展开路径:对自我的体认既包含持续生成的过程性状态,又伴随着明显的认同危机。若说“第三代”诗人更倾向于呈现日常世界的生成状态,从事“知识分子写作”的另一批诗人,对自我认同的危机开掘得就更为深入一些。这也正解释了为何对照表格即可发现:在后者的作品中,阴暗心理更为外显,对负面情绪景观及其消极品质的建构也更具普遍性。
从上表亦可辨识出若干反复出现的典型心理机制,尤其是由“黑暗”与“死亡”不断触发的情绪经验。在更为广泛的诗学文本中,呈现的并非仅是诗人单一、即时的情感反应,而是情感经由审美形式化之后所生成的诗歌样本。此类文本以感性经验为纽带,在外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互相映照之中展开对“艺术”与“身份”的讨论,由此可见,尽管“情感”属于内在心理领域,但它早已能够作为美学建构的重要基底,并由此向哲学层面延伸。
正是在这一情感基础之上推进对“阴影”的审视,诗学研究才能从个体精神生活的状态出发,跨越进入文化与哲学的阐释空间,进而追索“阴影”所关联的更深层次的文本创作意图。以此视角观照1990年代诗歌的创作场域,亦更有可能展开一种更为整体、立体的理解框架。
德国思想家鲁道夫·奥伊肯(1846-1926)在面对物质主义盛行所引发的信仰崩塌与生活意义感丧失时,提出“新人生哲学”,旨在突破心灵的不安与信仰的缺失,从而缓解由此带来的生活混乱,最终实现精神上的自救。这种“自救”意识并非一开始就会清晰表露出来,而是常常借助情绪的暗示加以传达,而隐秘的意识则被包裹在某些隐晦的词汇中。这类词汇不仅联通着诗歌的“内”“外”语境,同时也可以促成诗人写作气质的生成。透过此类词汇,我们可以观察到为何隐性意识的传达与情感的揭示,会成为诗歌表达中的重要维度。
在某些情形下,“气质”可能会比“个性”更容易辨识。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认为,“气质”是一个能够精确指认诗人思考与感受方式的术语———“因为它强调了诗人思考与感受的方式。很适宜把诗人想成一个完整的生物结构,而非较大结构中的一个附属结构。”①华莱士·史蒂文斯:《我可以触摸的事物:史蒂文斯诗文录》,马永波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82-183页。在他的论述中,诗歌的“主题”被深刻地连接到诗人对世界的感觉上,这种连接源自诗人内在某些情感与思维的持续作用,它们塑造并规训了诗人感知世界的路径。由此他作出判断:“诗人与其主题是不可分的”②华莱士·史蒂文斯:《我可以触摸的事物:史蒂文斯诗文录》,马永波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84页。。“主题”背后的“感觉”既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群体的,而衡量诗人价值的关键在于“衡量他对世界的感觉及其与其他人感觉的牵连程度”③华莱士·史蒂文斯:《我可以触摸的事物:史蒂文斯诗文录》,马永波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85页。。由此可见,他对“气质”的讨论事实上已延伸至社会伦理层面,也从侧面说明了诗歌“主题”如何构成对社会文化的侧写。由此出发,当诗歌试图贯通“内”“外”语境时,除了依赖显性的直接指涉,还可以借助“精神气质”这一更为隐性的媒介来生成。尤其是在自我意志与外在现实的冲突之际,诗歌往往由此引入对政治、艺术与生活等多重议题的交叉讨论。而“阴影”恰恰能够承担这种连接功能。
“阴影”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兼具特殊意味与高度浓缩能力的词汇,与其词义自身的模糊性与暧昧性密切相关。正是这种不确定的语义边界,使其天然适于承载诗歌中的负面情绪,并成为有效的表达容器。作为诗歌意象,“阴影”可以用以揭示个体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创伤;作为时代心理的概述性词汇,它又能够传达群体层面难以言说的悲哀、伦理焦虑与创伤经验;作为高度凝练的概括性符号,它所累积、汇聚的负面景观亦与1990年代诗学场域中围绕“艺术”与“身份”的持续讨论相关。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在1990年代诗学现场中相对被忽视的诗学词汇,“阴影”的可阐释空间并不止于上述层面。
除却本文论述的三个维度之外,“阴影”还可以生成特别的视觉效应,蕴含独特的哲学意指,揭示“不可见之物”在情感层面的感染力,从而增强诗歌的复杂度与纵深感。换言之,在分析其作为“内容”的意义之外,“阴影”亦可发挥其作为“手段”的功能:若将其视为“负面美学形象”的代表性词汇,它同样能够成为文学批评进入情感、伦理与记忆议题的切入口,并据此拓展诗学表现的维度与解释的可能性。
因此,作为1990年代诗学领域中一个常被忽略的“词汇”,“阴影”的丰富性也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被忽视状态。将其置于1990年代诗学场域中加以考察,至少基于三点:一是该时期诗歌对“阴影”意象进行了较为充分的书写与调用;二是“阴影”所承载的心理内容与该时期的时代心理及诗学景观呈现高度同构;三是已有部分诗人在相关批评论述中意识到这一词汇的多重诗学内涵,并对其作出阐释。
回到本文的叙事脉络,由“意象—心理—景观”所搭建的论述线索,只是进入“阴影”的一种路径,而非唯一途径;在这一进入视角中,重点仍在于强调“阴影”在心理层面所持续累积的意义密度。综合1990年代的诗学文本及相关批评论著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诗学现场确处于历史性的过渡阶段,在人的生存层面上,也始终笼罩着一股痛苦和“不确定感”。这种整体的“不确定性”向个体生活的诸多领域蔓延,动摇了“精神”在生活秩序中应占据的位置,并由此引发文本态度的分化和诗人的自辩。不管是西川试图坚持的“现实感”———在矛盾修辞中呈现“后现代日常”,还是臧棣在“现代性”框架内所界定的“审美空间”,抑或张枣所强调的“审美自律”(中国经验与现代主义如何建构出圆融的整体),其表层议题皆在回应“现代性”的相关问题。但在更深处,毋宁说它们指向的是围绕政治、艺术、图像与生活等相互缠连的“艺术—身份”问题群:当权力结构与自我位置发生冲突时,主体经验如何被塑形、被改变,并由此生成何种审美与伦理后果。
“阴影”这一词汇,亦可被视作诗人回应上述问题的思考结晶之一。它不仅在诗歌文本中充当可见的词汇要素,同时也是长期被低估的诗学要素。“阴影”凭借其审美想象力,提供了一个集知识、文化与记忆于一体的“深井”式空间,使若干思想、情感、言说与洞察得以被交织、融合、压缩,并以编码方式转化为更为精炼的简写(亦可理解为一种隐蔽的探索)。通过“阴影”这一词汇所提供的诗歌切口,我们得以窥见:在1990年代诗歌书写中,某些更为隐匿的诗学内容如何被藏置于文本肌理之中;从而为观察1990年代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超越“表象层”的透视窗口。
中图分类号: I20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6)02-0150-11
作者简介: 牛金霞,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博”项目“陕西当代诗歌演进中诗学实践与诗学批评的交互研究”(2025QBH00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