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协办]
主持人语:
中国艺术的发生与演进,除了与之相关的外部社会历史因素以外,在各个艺术的实践展开中,同样有其特定的文化逻辑。正是这种内在于艺术本身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地结构了作为具体审美类型的艺术的发生逻辑及其表现样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中国绘画在内,我们对于中国艺术的风格把握与归结、意义发现与阐释,须能放在一定的历史视域中,从文化与美学的双重维度作出充分的考察,以求取对于艺术问题的深层认知。本期张法教授的文章,侧重从五代两宋花鸟画的画艺审辨、文化地位分析,来把握特定时期花鸟画的美学意涵及其文化影响,显然已经提供了超出一般绘画史梳理工作的理论经验。《吕澂的佛美双修经历考辨:从小说〈归程〉说起》一文对于新材料的发现与解读,也有不少有意思的“看点”,值得关注。(王德胜)
摘 要: 花鸟画在五代崛起,以黄筌为代表,引领了时代画风,先行于世界画潮。此后,花鸟画在与山水画的互动中,开始了诗意转向,赵昌和崔白代表了转向中的演进,最后,在赵佶的画中达到了精致与诗意相结合的最高峰。然而,在五代至北宋画坛以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界画为基本框架的整体互动中,特别是山水画的发展和文人画理论的兴起,花鸟画一方面在画艺上继续精进,体现在南宋的花鸟画中,另一方面在文化地位上逐渐降低。花鸟画地位升上顶峰与逐渐降低,对人物画和界画的演进,也有极大的影响。花鸟画在五代两宋的命运,内蕴着很多美学问题和文化问题,令人深思。
关键词: 五代;两宋;花鸟画;黄筌;赵昌;崔白;赵佶
中国花鸟画,崛起于五代,在五代和北宋处于画坛高位,引领风尚。这最高位,既是绘画上的,又是文化上的。北宋之后,花鸟画虽然在画艺上仍保持着精进,但文化地位却逐渐降低。五代北宋花鸟画能够引领文化与艺术的风尚在于两点:一、其是中国文化精致化的艺术体现;二、其是世界绘画大潮的先行前锋。然而,代表文化精致美的花鸟画与代表文化深邃美的山水画在文化地位上展开竞争,最后花鸟画败下阵来。花鸟画的高调崛起,主动转变,达到高峰,最后降位,是中国绘画史、美学史、文化史中意味很丰富又很深长的美学和文化事件。重新审视、梳理、反思这一事件,可以更深地思考和理解中国绘画的特质、中国美学的特质、中国文化的特质。花鸟画在五代北宋的演进与命运,与当时画坛的整体互动紧密相关。中国绘画,经千年演进,在五代两宋形成高峰。当此之时,四大画类———花鸟画、山水画、界画、人物画,齐头并进。最能代表时代风向与文化深度的是两种画类:花鸟画与山水画。二者最为重要又甚为对立,花鸟画在世界文化大潮中崭新开拓,山水画向着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度提升。花鸟画有皇家的经济和审美支持,山水画有士人的趣味和理论支撑。在五代两宋的艺术和文化氛围中,界画与花鸟画有着紧密的关联,但随着花鸟画在绘画界失去首席地位,界画的地位也很快衰落,降到当时画坛中的最低等级。人物画与花鸟画在五代齐头并进,花鸟画以黄筌、黄居寀为代表,在前后蜀引领画风,人物画以周文矩、顾闳中为标志,在南唐成为主流。人物画的演进方向,与花鸟画基本一致,但随着花鸟画退出首位,人物画的主潮也转了方向。人物画要保持高位,就要朝着与山水画相同的方向发展,然而其固执于花鸟画的方向,与新型的版画结合,就降到了比花鸟画更低的层位。花鸟画的崛起、转向、辉煌、降位,与中国古代艺术和文化的演进及特征相关。花鸟画的命运,显现了绘画与文化关系中更为深邃的内容。下面对花鸟画艺术上崛起,丰富性转向,辉煌性顶峰,文化上降位,进行历史与逻辑上的梳理与呈现。
花鸟画,出现于唐代,在五代具有了重要意义。虽然花和鸟,从原始彩陶时期作为神物之象,至先秦两汉时期作为祥瑞之象,一直在中国绘画中占有特定位置,但把花和鸟合为“花鸟”却是在唐代形成的。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列出从远古到隋代的画家185人,无一人是花鸟画家,唐代画家206人中花鸟画家仅13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列出了画家103人,其中花鸟画家12人,两部著作中都列入的花鸟画家有4人。朱景玄把画家的艺术风格分为逸、神、妙、能四品,花鸟画家中进入神品的只有1人,是神品上、中、下级中的下级。因此,花鸟画在唐代画坛中并非主流。按朱景玄的分类,花鸟是与花木、花竹、草木、杂木、桧树、竹木、竹树、竹石、松石、竹鸡、鸟兽、禽兽、犬兔、蜂蝉、蝉雀、、鹤竹、雀竹这些画类
相区别的,这与五代以后花鸟画的范围和定义有所不同。“花”与“鸟”在唐代画坛合成“花鸟”,是多种因素的结果。丝绸之路带来了粟特、波斯、印度等中亚或南亚文化的美术模式。波斯有花鸟画传统,花是玫瑰,鸟为夜莺;印度佛教有莲花与圣像的组合及天女散花。在诸多中亚、南亚及西亚文化元素的传播和影响下,花与鸟的组合在唐代的石窟壁画、漆画、墓室壁画、石门刻线、金银器、铜镜及其他视觉艺术上大量出现,花鸟的组合成为普遍现象。①宫崎法子:《中国绘画的深意:图说山水花鸟画一千年》,傅彦瑶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45-146页,该书提到7世纪中叶萨珊王朝灭亡后,大量波斯人进入中国,其带入中国的文物对“花鸟”这一组合词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刘婕:《唐代花鸟画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该书呈现了唐代花鸟画及其来源的多个方面。但此时各类花鸟的组合,基本上是图案性和象征性的。因此,在张彦远和朱景玄的著作中,花鸟并非画种,而是题材,最初与多种图案关联,后来集中在花与鸟的图案上(如图1-1至图1-4所示)。当这一组合被运用在画上时,会慢慢地向绘画演进,如图1-5晚唐时期北京王氏夫妇墓中的花鸟画。

图1 唐代花鸟美术图案及向绘画的演进
图 片来源:图1-1、图1-2、图1-5引自刘婕:《唐代花鸟画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128、183页;图1 -3、图1-4引自王颖:《唐代花鸟纹铜镜的考古学研究》,西北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14页。
从文献上看,花鸟画走向独立是从晚唐时边鸾型的折枝花图开始的。折枝花图的花枝呈曲线,构图从图案性向绘画性演进,形成了花鸟题材由图案向绘画的转变,“开向春残不恨迟,绿杨窣地最相宜。征西幕府煎茶地,一幅边鸾画折枝”(陆游《梨花》)。然而,作品真正具有花鸟画性质的是五代画院中的黄筌。从画艺上讲,黄筌对与花鸟画相关的各项内容,都精心学习,花竹师滕昌祐,鸟雀师刁光胤,山水师李升,鹤师薛稷,龙师孙遇,且出于蓝而胜于蓝,兼众体之妙,其花鸟画与唐代画家的花鸟画有了完全不同的新型样式。黄筌在艺术上的开拓,如杜甫在诗歌上、韩愈在古文上一样,成为一代大师。①岳仁译注:《宣和画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从时代性讲,黄筌的画,与前后蜀的精致宫苑及精致的“花间词”一样,体现了中国艺术经千年演进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黄筌的花鸟画以朝廷中象征富贵的珍禽瑞花为主体,展现了艺术和审美上的精美与极致。花鸟画绘画对象是形体较小的花鸟,把现实中的四维形象,转到绢或纸的二维平面上,而且还要与现实中的视觉感受相同。黄筌画的鹤,真鹤以为真而亲近之;画的野雉,真鹰以为真而欲捉食。从世界性上讲,这一在西方要到几百年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才完成的画类,在黄筌那里就已经基本完成了。黄筌能够创造“黄家花鸟”这一画类,需要多种条件:一是时代需要,中国审美文化的千年演进,到了五代两宋时期,在精致性方面需要具有标志性的总结性成果,主要体现为黄家花鸟画和婉约词;二是皇室支持,前后蜀的君主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但在五代十国的形势中,他们很难有更大的政治作为,于是便注重宫廷享乐,黄家花鸟成为君王最高雅的审美对象之一;三是艺术条件,要把现实形象完美地在二维平面上呈现出来,唐代周昉、张暄宫廷画的彩色传统,以及张僧繇借鉴印度传来的凹凸画法而形成的没骨画法,成为黄家花鸟成功的技术基础。这三大条件结合在一起,黄家花鸟开创了一个新的绘画时代。黄筌在五代独领风骚,入宋后,黄筌之子黄居寀在宋代画院把黄家花鸟发扬光大,最后在宋徽宗赵佶那里达到顶峰,完成了中国花鸟画的定型。虽然,黄赵花鸟画,受到文人山水画理论的冲击,在与山水画的艺术竞争中,从当时画坛的最高位退出,但仍有一定的艺术地位。花鸟画在五代和两宋的演进,非常辉煌,非常复杂,非常耐人寻味。
黄筌的画,《宣和画谱》记载御府藏349幅②岳仁译注:《宣和画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从目前存世的作品《写生珍禽图》(图2-1)中,可以看出黄筌的基本艺术思想。为了以与现实视觉感受相同的方式将花鸟转到二维平面上,画家观察时就把对象与周围世界隔离开来,这在山水画(特别是五代的山水画传统)中是不可能的,而在花鸟画中不但可能,而且完全可以做到。这正是后来西方文艺复兴绘画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方式。黄家花鸟画不是用画笔上墨,以墨线去勾勒物体之带骨带气之形,而是既可以用笔上物体本有之色,“真似粉堆,而不作圈线”①赵希鹄等:《洞天清录》,尹意点校,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54页。,应该是没骨画的样式之一,也可以“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②沈括:《梦溪笔谈》,施适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页。,即先用细线勾轮廓,再用色彩将之填实,因此看不到勾线,只有与现实视觉感受一样的立体形象。这实际上是摆脱了书画同源的传统,看不到线而只看到形,相当于把毛笔的书法之线变成了素描之线。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需要专门的运笔技术,而且离开了此前的用笔传统,这是非常大胆又非常冒险的,而身处蜀国文化氛围中的黄筌做到了。如果黄筌的《写生珍禽图》不是练习示范型的范本,而是完成性的作品,那么,应当如南唐唐希雅的《古木锦鸠图》(图2-5)那样,完全与现实的视觉感受相同,又有富贵的氛围。南唐唐希雅的画与黄家花鸟画形成了呼应。而从文献上看,南唐的首席花鸟画家徐熙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有三点与黄筌不同。第一,徐熙坚持传统笔墨,“落墨为格,杂彩副之”。第二,“迹与色不相隐映也”,③米田水译注:《图画见闻志·画继》,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因此物体的轮廓线压着物体的色而凸显出来。按照传统的认知方式,物体的骨和气凸显出来了,但画中的物成为与物体的现实视觉感受不同的物体,即物体的艺术性突出了,客观性减少了。第三,在表现对象上,徐熙多画“江湖上的汀花野竹、水鸟渊鱼”④陈高华编:《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即与士人隐逸思想相通的理想形象,与黄家所画的朝廷富贵形象不同。第四,徐熙花鸟画中的花与鸟虽然体小,但其画面一定要显示出花鸟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翎毛形骨贵轻秀,而天水通色”⑤米田水译注:《图画见闻志·画继》,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与黄筌的“天水分色”相反。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讲黄徐异体。这既是朝廷富贵美学与士人野逸美学之分,又是两种绘画模式之分。然而这两种模式又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徐熙显然更多地选择了士人的美学趣味与绘画模式。然而,在当时黄家花鸟成为时尚的风气下,徐熙也有很多迎合时尚的举措,比如,他的《玉堂富贵图》(图2-3)基本与黄家花鸟画一致,还有唐代花鸟图案(见图1-5)的遗味。而且,徐熙为迎合南唐后主,画过铺殿花与装堂花。“江南徐熙辈有于双幅缣素上画丛艳叠石,傍出药苗,杂以禽鸟蜂蝉之妙,乃是供李主宫中挂设之具,谓之铺殿花;次曰装堂花。意在位置端庄,骈罗整肃,多不取生意自然之态……”⑥米田水译注:《图画见闻志·画继》,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这种迎合,正如黄筌面对士人趣味的压力,“以墨染竹,独得意于寂寞间”①陈高华编:《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入宋之后,黄家花鸟与山水画显出区别,与文人画的趣味有明显差异,文人群体希望从花鸟画中找到与己相同的方向,徐熙作为南唐花鸟画和士人趣味的代表被选了出来,文人群体进而抬高徐熙,贬低黄筌。

图2 黄筌、黄居寀、徐熙、徐崇嗣、唐希雅的花鸟画
徐熙与黄筌的换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五代开始了花鸟画的演进,黄家花鸟在整个北宋时期一直处于高位,并不断发展。黄筌的花鸟画在西蜀画院乃至整个五代画坛都位于首位。北宋后,黄居寀的花鸟画在宋朝画院亦位于首位。徐熙之孙徐崇嗣为了提升影响力,放弃了徐家的士人趣味模式,改写黄家花鸟,而且把黄家花鸟向前推进了一步。《图绘宝鉴》言:“不用描写,止以丹粉点染而成,号没骨图,以其无笔墨骨气而名之,始于崇嗣也。”②陈高华编:《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6页。《梦溪笔谈》讲道:“不用墨笔,直以彩色图之,谓之‘没骨图’……”③陈高华编:《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徐崇嗣从徐家画法中走出来,对黄徐异体的实质有了更深刻的认知。黄筌在作画过程中用双勾与没骨两种方法,徐崇嗣改为只用一种方法,创建了与黄筌不同的另一种没骨画法。总之,当时的画论和后来的画史,将五代两宋没骨画的建立,放在徐崇嗣的名下了。《圣朝名画评》称徐崇嗣“备得形似”④陈高华编:《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备者,完完全全之谓也。从徐崇嗣的《草虫》(见图2-4)看,相较于黄家花鸟,这幅图看起来更生动了。黄居寀进入宋朝画院,同样要在与多方的互动中谋求发展,从他的《山鹧棘雀图》(图2-2)中可以看出,该图在画面的整体结构上与唐代的花鸟图案有所关联,在山石的画法上则与士人趣味接近,但在作为画面核心的“鸟”上,黄家画风非常突出。
从五代到宋初,黄家花鸟引领风尚,不但在西蜀地区具有权威性影响,南唐唐希雅的作品也显示了对黄家花鸟的认同。入宋后,徐崇嗣改画黄家花鸟,体现了当时的时代风尚。黄家花鸟的时代影响,不限于花鸟画,从顾闳中和周文矩的人物画中,也可以感受到黄家花鸟的影响。周文矩的《仕女图》《浴婴仕女图》(图3-1和图3-2)、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图3-3),都透着黄家花鸟的气息。

图3 周文矩和顾闳中的人物画
当然,这个时期人物画存在因人物社会等级差异影响画面人物大小的现象(如《韩熙载夜宴图》),这与现实中的视觉经验不同,但整体上因黄家花鸟的影响而有了不同的面貌。
黄家花鸟在宋代的第一次展开,体现在赵昌和易元吉的花鸟画中。
赵昌在徐崇嗣没骨画的基础上,发扬了黄家花鸟画的写生传统。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引蔡襄的话说:“崇嗣始用布彩逼真,故赵昌辈效之也。”①米田水译注:《图画见闻志·画继》,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 赵昌与黄家父子相似,黄家父子“其家多养鹰鹘,观其神俊,以模写之,故得其妙”②陈高华编:《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赵昌“善画花。每晨朝露下时,绕栏槛谛玩,手中调采色写之,自号写生赵昌”③陈高华编:《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40页。。对于现实中的细小物体,要在二维平面上呈现与现实感受中相同的形象,色是最重要的。赵昌“写生设色,迥出人意”④叶朗总主编,陈望衡、成立、樊维纲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宋辽金卷(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2-543页。,《图绘宝鉴》说他在滕昌祐的折枝画传统上“傅色犹造其妙”。⑤陈高华编:《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页。其《折株桃图》(图4-3)可以印证这一点。而在黄家写生的传统中,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对原物描绘的精准性,也就是传统绘画理论所说的“得其形似”。在古代汉语里,“形”就是一个物体在空间里固定下来,黄家画的花鸟在绢或纸的二维平面空间上固定下来,而且与人在现实中的视觉感受完全相同。这一“形似”追求,与“写生”“精工”“如生”“逼真”紧密相连,而与晚唐以来张彦远、司空图等人从士人趣味的角度提倡的“以形似之外求其画”“离形得似”的观念是相反的。赵昌的画,确实画得很好,其名作《写生蛱蝶图》(图4-2)中的蝴蝶,惟妙惟肖,非常生动。他的《麻雀桃花图》(图4-1)完全传达出现实中的感受。北宋士人圈里对赵昌的画也有不同看法,苏轼赞赏,米芾贬低。赵昌的画对黄家花鸟画进行了一种拓展,使花鸟画从皇家的珍禽瑞兽、奇花怪石的题材中走出,进入日常生活之中,这也是在士人趣味的影响下进行的,与之相似的,还有刘常等画家。这是要把黄家花鸟的绘画模式,向着具有普适性的方向拓展。如果说,赵昌主要是从领域上拓展黄家花鸟,那么,易元吉则从绘画题材上拓展黄家花鸟。易元吉花、果、蜂、蝉都画得不错,但看了赵昌的画之后,觉得很难超越,于是另辟蹊径,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画水鸟,“尝于长沙所居舍后疏凿池沼,间以乱石丛花、疏篁折苇,其间多蓄诸水禽,每穴窗伺其动静游息之态,以资画笔之妙”;二是“写獐猿”,“尝游荆湖间,入万守山百余里,以觇猿狖獐鹿之属;逮诸林石景物,一一心传足记,得天性野逸之姿。寓宿山家,动经累月”⑥米田水译注:《图画见闻志·画继》,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由此可见,易元吉与赵昌一样,其作画过程体现了写生、设色、求真、形似、生动,如他的《果树双禽图》(图4-4)。只是他的绘画题材拓展了,出现了猿狖獐鹿等野生动物,从而使花鸟画有了新的形象类型,如他的《猿鹭图》(图4-5)。《猿鹭图》画中有水禽之鹭和山中之猿,空中的鹭与地上的猿形成呼应,关系自然而生动。易元吉留下了不少关于猿的画,都很精彩,实现了他画猿名世的理想。

图4 赵昌、易元吉的花鸟画
赵昌和易元吉的花鸟画,一方面是对黄家花鸟在绘画对象和绘画模式上的拓展,使之有了更大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士人趣味的影响,在互动中形成新的形态。赵昌在黄家花鸟的基础上,将日常生活中的形象作为绘画对象,体现了受禅宗影响的宋代士人的观念:道在日常生活之中。花鸟画不应只画朝廷的富贵形象,而应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形象,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非圣非凡、亦圣亦凡的境界。当易元吉将绘画对象从黄家花鸟拓展到山中獐猿和水中禽鸟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士人所追求的纯净与隐逸的境界之中。由此,赵昌和易元吉的花鸟画在内容上就有了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对黄家花鸟画的拓展,另一方面是黄家花鸟模式与士人趣味的互动与交会。在赵、易二人的花鸟画中,士人生活的诗意和隐逸的诗意流淌出来。赵、易二人在绘画模式上,既拓展了又深化了黄家花鸟的画法。相较于此前的绘画传统,黄筌创造了一种新的画法,这一画法与传统绘画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及进一步的演进,到崔白和吴元瑜时,形成新的节点。
花鸟画到了崔白这里,特别是崔白进入宋神宗时代的画院之后,产生了又一次变化。
崔白与郭熙同在画院,郭熙官阶更高,崔白在与郭熙的互动中,一方面坚持黄家画法,以“写生”为主要创作动力,以画上的物象与现实中的视觉感受相同为基本原则,笔法上则更加多样。其主要作画方式,应如赵希鹄讲的,“先作圈线,劲利如铁丝,填以众采,逼真”①赵希鹄等:《洞天清录》,尹意点校,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54页。。这里,“逼真”是黄家花鸟的目标,也是由之而来的造形特色,形成以色盖着圈的主调。但这一主要画法也走向两个方向:一是趋向没骨画,即继续采用黄筌、徐崇嗣的没骨画法;二是趋向水墨画,起笔的圈画似乎变成了有骨力和气韵的毛笔之线,但“逼真”决定了崔白的画无论有多少水墨画的成分,都不会成为真正的水墨画。崔白的画在黄家花鸟的框架内,实现了两法并举,且向多面拓展。崔白的拓展同样体现在绘画题材上,他画“花竹羽毛”“芰荷岛雁”“山水飞走”,画山水画,也画道释鬼神。更为重要的是,在以“写生”为主,使画上形象“逼真”的同时,他也把自己的主观情感带入画中。这一点,既可说是对黄家花鸟的拓展,因为作画的基本方法是黄家花鸟的,也可说是对黄家花鸟的偏离,因为黄家花鸟描绘的主要是花鸟本身,画家对所画之物非常欣赏和投入,但不会让所画之物变成自己情感的载体。关键是崔白画中透出的情感,又与士人推崇的“野逸”相通。但是,崔白的画不是画法的转向而是风格的转向:从大环境上看,绘画领域的士人趣味在不断增长;从小环境上看,一是受到郭熙山水画理念的影响,二是崔白与其弟崔悫和其徒弟吴元瑜一起在画院中画花鸟画,他们之间也相互影响。总之,崔白、崔悫和吴元瑜的花鸟画,在黄家花鸟的总框架和画法下,产生了与黄筌、赵昌花鸟画不同的风格。崔白题款的花鸟画(图5-1)是最接近黄筌的,树上的鹰和水中的鱼如此,树的枝干也明显是用没骨法画的。崔白题的《寒雀图》(图5-2)非常具有水墨味。在士人趣味的水墨山水和白描人物画日益受到重视的时代,画中的树枝与好几只寒雀的雀头,在表现光影下的立体感时,仿佛是用水墨画的方式画的。这里有黄家画法,即物象应有三维立体感,也就是“逼真”的形象感。然而,必然承认,崔白的这幅画有明显的“野逸”趣味,这是当时的士人用新理论重塑徐熙画体时用的词。黄家“富贵”和徐熙“野逸”是黄徐异体的体现,也是朝廷趣味与士人趣味的体现。虽然从画法上看,崔白属于黄家画法,但从境界上看,崔白的“野逸”味很浓。这一时期,宋代士人将“画法”与“境界”区分开来,强调境界,人们认为宋代画院演进到崔白时“其格遂变”,这里的“变”指的就是境界之变。崔白的画中少了黄家的“富贵”,而多了徐熙的“野逸”。看崔白《沙渚凫雏图》(图5-3),画法是黄家的,境界是徐熙的。再看崔悫《竹林飞禽图》(图5-4),同样如此。吴元瑜《秋汀野鸭图》(图5-5)和《野雁图》(图5-6),不但画法是黄家的,境界是徐熙的,连图题也是徐熙的风格,从画境到画题都突出了“野逸”,这是一种在崔白那里已经存在但在吴元瑜画中更加明显的特征,画家的情怀在画里充分体现出来,这就是《宣和画谱》讲吴元瑜时提到的,“稍稍放笔墨以出胸臆”从而使“其画特出众工之上,自成一家”①岳仁译注:《宣和画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崔白、吴元瑜画中的“出自胸臆”,正是宋代士人所建构的徐熙画中的“野逸”情怀,用之去看崔白、崔悫、吴元瑜的画,崔白就成了徐熙“野逸”情怀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了。当然,这不是宋代画院的专业画家们的看法,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崔白用色彩,且要求逼真的“形似”,而(被士人重塑过的)徐熙用笔墨,不求形似。二者从画技和绘画形象上有明显的区别。崔白的绘画是对黄家画法的继承和拓展,又在士人美学的境界中运用了黄家画法。或者,更准确地讲,其绘画结合了朝廷美学和士人美学,虽然这种结合内蕴着巨大的冲突,然而,这种结合与冲突在崔白一派的画里得到了一种巧妙的融合。这可能与郭熙在宋神宗时期的画院曾任具有重要地位的待诏及待诏直长,崔白受画山水画的郭熙影响有关。崔白与郭熙在画院里的交往和互动,促进了崔白绘画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时代性。

图5 崔白、崔悫、吴元瑜的画
在宋神宗时期的画院里,黄家花鸟模式,以崔白的画为代表,兼有黄筌的画法和徐熙的境界,是对影响越来越大的士人趣味的积极回应,在回应中坚守着自己的方向,在坚守中拓展了黄家花鸟的境界。宋代画院,自宋太祖、宋太宗时期以来,以黄家画法“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②岳仁译注:《宣和画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黄家花鸟,经过赵昌、易元吉,题材从皇家富贵拓展到日常生活与山林花鸟,再到崔白、吴元瑜,他们在坚持黄家画法的同时,在绘画中引入“野逸”与士人胸臆。到宋徽宗时期,赵佶亲自主持画院。他一方面对黄家画法进行提升,另一方面把士人趣味完全纳入黄家花鸟,同时把黄家画法运用到所有画境中。画史对赵佶的评价,与黄筌一样,是兼收并蓄后自成一家的典范。“圣鉴周悉,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独于翎毛尤为注意,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众史莫能也。”③米田水译注:《图画见闻志·画继》,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 这里的“翎毛”即花鸟画。赵佶更全面地看待花鸟画的发展,在花鸟画的画法及其与士人画境的关系这两个方面,赵佶都有超越崔白的进展,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不但对花鸟画的演进,而且对整个绘画史都有重大的意义。
在花鸟画上,赵佶在黄家画法的写生、精工、如生、逼真的基础上,提出了“谨细拟物”的具体法则:
徽宗建龙德宫成,命待诏图画宫中屏壁,皆极一时之选。上来幸,一无所称,独顾壶中殿前柱廊栱眼斜枝月季花,问画者为谁,实少年新进。上喜,赐绯,褒锡甚宠,皆莫测其故,近侍尝请于上,上曰:“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烂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曰:“未也。”众史愕然莫测,后数日再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①米田水译注:《图画见闻志·画继》,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页。
两则故事都强调,所画物体,不但要与现实中的视觉感受相同,而且要与物体在天地中运行的特定时间的应有状态相同,并将之转换到二维平面上。这一点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绘画把画面集中在固定时间点上相类似,尽可能使画中形象与现实物象一致。这样,在宋代花鸟画的演进中,黄家画法在写生、精工、如生、逼真的基础上,还要考虑物体在具体时间点上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已经被宋代士人群体所重视。《梦溪笔谈》提到丞相吴育看见一幅猫在牡丹下的画,指出画的是正午的猫。②沈括:《梦溪笔谈》,施适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苏轼《书戴嵩画牛》讲到牛相斗时尾巴应在何处。这一对“逼真”的时间点的强调,与文艺复兴时西方绘画对焦点透视的重视类似。当然,宋代花鸟画仅在“谨细拟物”的画中体积小的物体的形色与时间点及光线的关系上停了下来,而没有进入西方的焦点透视画法。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绘画传统,二是山水画的绘画方式,三是文人画观的出现。针对这三个方面,赵佶对黄家花鸟所做的推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就了宋代花鸟画的辉煌。他的《桃鸠图》(图6-1)在唐希雅《古木锦鸠图》(图2-5)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其物象之“真”,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几乎相同,且有皇家的富贵之气。当然,在士人趣味带来的压力与影响下,赵佶在花鸟画的创作方面做了很多努力:第一,要求画院的画师接受典籍、文字等方面的知识训练,全面提升文化水平。第二,他在与绘画相关的艺术门类,如诗、词、书法领域,达到一流水平,他的“瘦金体”自成一家。第三,他对各种画类都很关注,既画山水(如《溪山秋色图》),也画人物(如《文会图》),也画界画(如《瑞鹤图》)。在花鸟画方面,他在崔白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一方面,他在黄家花鸟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如画《桃鸠图》那样的工细妍丽之画;另一方面,他大胆吸收士人美学的画法,丰富他的花鸟画创作,这主要体现在他也画墨花墨禽,如《写生珍禽图》(图6-2),完全用水墨去画,达到士人所推崇的“平淡天真”的画境。画作虽然没有丰富的色彩,但仿佛在一种特殊的光线下,色彩表现为具有本质性特征的黑白之色,这里体现了张彦远“运墨而五色具”的思想。对赵佶而言,首先要在根本上坚守黄家花鸟的画法。画中的形象,如鸟与树,在形体上,应与现实中的视觉感受一样,而非士人美学“离形”或“变形”的以墨当色的水墨画画法,在呈现物体的生动逼真的同时,也应展现笔墨的精细雅致。在画法上,先勾勒,再逐步分染,这只是以墨代替颜色,表现禽鸟羽毛的蓬松感,虽然也用由淡至浓的干笔层层皴擦,但这是为了形体的逼真。可能在士人们看来,赵佶的这些做法是对士人趣味的吸收,但是在皇家看来,这是对花鸟画艺术的拓展。《柳鸦芦雁图》(图6-4)鸟与树的形象逼真,用笔精细雅致。同时,赵佶将士人美学的诗意全面贯彻到花鸟画的创作中。《芙蓉锦鸡图》(图6-3)双勾设色,用笔精严,傅彩鲜艳,黄家富贵花鸟的特色非常鲜明,但画面右上侧用瘦金体题诗一首:“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诗、书、画、印相得益彰。从黄家花鸟的立场上看,《写生珍禽图》是防守性开拓,《芙蓉锦鸡图》则是进攻性提升。赵佶完全赞同画中应有士人趣味和诗意,但不认可欧阳修《盘车图》所讲的“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赵佶一定要在画形的基础上实现诗意的提升。其实,士人对画中诗意的推崇,对诗画一律的强调,在本质上,就是要把具体的画与宇宙的整体联系起来,赵佶对此也是赞赏的,而且在绘画上做了进一步推进。他的《听琴图》(图6-5),把视觉、听觉、诗意、悠闲、富贵与宇宙整体关联起来,在画中,可以听到琴声,琴声在人、松、石之间缭绕。人、松、石的形体与色彩,所彰显的富贵、优雅、精致和诗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该图既是画、诗、乐的合一,又是花鸟画与人物画的合一,对黄家花鸟的境界进行了时代性的提升,兼有皇家富贵和士人情趣。

图6 赵佶的画
界画展现了黄家花鸟画“求真”原则的最完美的样式。界线用线绘画,但不需要用毛笔沾水运笔绘画,因为这样容易出现浓淡枯湿的变化,而是要摆脱运笔变化,让线一直不变地运行。对线有这种要求的主要是画中的建筑物,在绘画过程中,画家要克服笔的柔软与墨色的自由变化。东晋顾恺之曾讲道:“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①叶朗总主编,湛北麟、汪裕雄、李中华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魏晋南北朝卷(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2页。“难成”,因其有技术要求。“易好”,因其可以用界尺比着画。五代至两宋时期,市民文化兴起,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界画显现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从普通市民的角度,界画画得好不好一看就能明白,从科学的严谨性看,界画最讲程序和规矩,有客观的衡量标准。黄家花鸟对“逼真”这一理想目标的追求,即如何画出与现实的视觉感受一样的物体,在界画这里得到了真正落实。界画是与黄家花鸟画同时并行的,专画界画的郭忠恕名扬海内,推动了宋代界画的发展,产生了一批经典之作。
郭忠恕的界画,一是涉及山水画和人物画中的建筑,如郭忠恕《明皇避暑宫图》(图7-1)里的楼台,在这幅图中,山水是用水墨的方式画的,楼台则用界画的方式画的;二是涉及画中独立的物体,如《雪霁江行图》(图7-2)中的船。在这两幅画里,郭忠恕绘制的楼阁和船体,都达到了正确的比例。特别是在《雪霁江行图》里,因为船的比例要正确,画家描绘船上的人物时,也注重人物的正确比例。画作考虑到物体在现实中的比例,同时注重将现实世界中物体的比例转换到二维平面上,所呈现的效果与现实中的视觉感受相同。这也达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焦点透视所具有的效果。五代至两宋时期,两类绘画中出现了这种效果:一是花鸟画中的花与鸟,二是各类画中的建筑物。界画中的建筑物,相较于花鸟画中的花和鸟,比例更精确,从而也就更“逼真”。在这一意义上,界画的精准比例是花鸟画追求的目标,郭忠恕成为画家们崇拜的对象。在中国古代的绘画观念里,界画的线如果用界尺来画,那这只是普通界画家的做法。郭忠恕画界画,一线展开,不用界尺而画得与用了界尺一样直,这样的运笔方式画的直线,是有生气的,这也是郭忠恕获得很高的评价的原因之一。但建筑物只是画面的一部分,其他部分不是按照界画的比例完成的。在五代两宋,楼台为主题的画作之所以被称为“界画”而获得较高的评价,在于界画和花鸟画对精确比例和“逼真”的追求,而界画在比例上比花鸟画更精确。但如果整幅画全部采用精确的比例,就与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整体风格相悖了。当时,整个画坛受到郭忠恕界画与黄家花鸟的影响。在风俗画方面,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图7-3),特别是对建筑的描绘,也非常注重比例的精确性,画中人物也同样如此。赵佶《瑞鹤图》(图7-4),特别是画中的宫殿庑顶,也很注重比例。画中的瑞鹤与建筑的关系,符合花鸟画对精确比例的追求。南宋李嵩《月夜看潮图》(图7-5)中的楼阁,也是如此,画中的潮水与远山,也被楼阁的比例所规范。因此,可以说,宋代界画与花鸟画对比例的追求,影响着人物画的发展方向。

图7 宋代界画名作
然而这种对“逼真”和精确比例的追求,与山水画的演进方向和士人的审美趣味并不一致。因此,虽然黄家花鸟在赵佶的宣和画院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整个宋代绘画界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正在发展着的山水画的绘画方向和文人的绘画趣味,与以黄家花鸟画为代表的花鸟画的方向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在黄家花鸟画与士人山水画的对立中,界画一直未能成为独立的画种,而只是一种画建筑的样式,人物画则在黄家花鸟画与山水画间摇摆。五代时,顾闳中和周文矩的人物画显现了与花鸟画相同的趋向,宋代之后,人物画一直在追求比例的花鸟画与不追求比例的山水画之间摇摆,但一直以“逼真”为目标,从赵光辅、武宗元、张激到李公麟,人物画从朝廷的富丽色彩走向了士人白描平淡的风格。
宋初赵光辅《番王礼佛图》(图8-1)在赋色和比例两个方面都与黄家花鸟画大致趋同,到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图8-2),比例更精准了,但由赋色转向了白描,体现了士人美学对平淡的追求。再到张激的《白莲社图》(图8-3),已经不再关注比例是否精准,而是更重视士人美学所追求的神韵。李公麟的人物图则更为复杂,其《维摩诘图》(图8-4)有很好的比例,达到了形神兼备的状态,《归去来兮辞》(图8-5)则不讲究比例,从而突出陶渊明超然世外的神情。

图8 北宋人物画诸名家的画作
人物画和界画从五代到宋代的演进,同样显现了黄家花鸟画的巨大成就,其所具有的意义,要在花鸟画、界画、人物画、山水画的整体互动中,方可以较为清楚地显现出来。山水画经过荆浩、关仝、董源、巨然、范宽、郭熙的推动,到宋神宗时期,已经在士人群体中占据了主流,随着苏轼、米芾、文同、宋迪等对文人画的提倡,山水画与文人画理论的发展,以山水画为主的文人画进入宋代画坛的文化主位。而到了赵佶时期,花鸟画主要依靠皇权在支撑。当赵佶成了金人俘虏,北宋转为南宋,花鸟画就从文化的高位上降下来了,但在南宋时期,花鸟画的画艺仍在继续精进。(见图9)

图9 南宋花鸟画家的画作
南宋画家吴炳、李嵩、林椿、马兴祖、李迪的花鸟画,继续坚守五代黄筌以来花鸟画的基本原则,而且有了多方面的发展,但仅限于花鸟画这一画类,在文化上已经很难有五代北宋时期的地位。
花鸟画在五代至两宋时期的命运,内蕴着很多美学问题和文化问题,令人深思。
中图分类号: B83-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6)02-0052-12
作者简介: 张法,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视角的世界艺术史研究”(25ZD02)的前期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