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历史意识是当代诗的核心问题,具体的经验书写、情感表达以及主题的生成背后,都有着历史意识的作用,不同的历史意识因而塑造了不同的诗歌范式。我们以往对这一问题缺少充分的阐释与界定,本文试图将历史意识定义为历史对位法,结合具体作品,从时间的综合、不可计算法则与历史意识的行动性等三个层面来重新理解历史意识,从而深入当代诗的深层历史逻辑。
关键词: 当代诗 历史意识 历史对位法 不可计算法则 诗歌行动
众所周知,历史意识是当代诗的核心概念,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历史意识作为重要的诗学命题,某种意义上塑造了其不同于此前的诗歌写作方式。西渡《历史意识与90年代诗歌写作》、余旸《历史意识的可能性及其限度———“90年代诗歌”现象再检讨》、张大为《历史意识与先锋诗歌观念的现代性重构》等文对此有重要的探讨。但是,到底何为历史意识?似乎至今并未有清晰的界定与充分的阐释。
事实上,当代诗人关于历史意识的理解,主要是来自于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杨牧的著作《一首诗的完成》中《历史意识》一文,几乎是完全照搬艾略特。王家新将诗人历史意识的获取看作是诗人成熟的标志,也是从艾略特而来:“1990年前后那两年对我的确具有某种分水岭的重要意义。这种文学的历史意识的获得,使我由一个年轻的诗歌学徒、一个或半个纯诗的修炼者真正进入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历史命运之中。”① 王家新:《作为“时间人质”的感言》,《以歌的桅杆驶向大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487页。王家新的这种看法非常具有代表性,或者说,当代诗在谈到历史意识时,几乎言必称艾略特。艾略特的历史意识观念尽管相当深刻,建立起传统与当下的共生关系,他的主张真实地说明诗和诗人的历史意识乃是诗学的最为紧要的问题,但也是相当片面和狭隘的,缺乏对历史性的把握和理解。
诗歌中的历史意识,是历史性的重要表达。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一个时代可以把‘历史意识’当作使这个时代彰显出来的自身阐释之可能性来要求。甚至在最遥远、最陌生文化的多样性外观的渗透中,‘历史意识’也在产生作用。”①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孙周兴、陈小文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46页。历史意识是时代性的彰显,具体来说,所谓历史意识,是诗人对历史性的把握,将时间的三个维度建构为一种总体性意识,从而使历史和历史之物显现。反过来说,历史也就是历史意识的显现,任何现实经验,都经过历史意识的编码与转化,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则是,人只有是历史性的,才是现实性的。落实到诗歌中,具体经验的书写,感情的表达,主题的生成乃至语言与修辞的运用,都有着历史意识的作用,脱离历史范畴的原初经验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此来说,历史意识乃是对历史的把握,但真正的问题是,历史几乎是难以把握的。这正是艾略特的片面之处,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转化传统,“非个性化”的转化方案缺乏对时间的考量,“白金丝”的比喻没有真正建立起内在性的维度,只是一种个人意愿,未能真正把握历史。更为真实的看法来自诺瓦利斯,“最神奇的、永恒的现象是自己的此在。最伟大的秘密是人本身。———这道确实无限的问题之解答,就是世界历史。”②王家新:《作为“时间人质”的感言》,《以歌的桅杆驶向大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487页。这句话的意思是,历史并不是一个可以静观的对象,或是通过文献材料、历史书籍能够得以认知的一个客观存在,而是始终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历史乃是人的生存之维。用卡尔·巴特的话就是:“历史是生活大师”③卡尔·巴特:《罗马书释义》,魏育青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历史意识都是可靠的,我们往往被某种非历史的或是无历史的历史意识所蒙骗,所以,大多时候我们对历史充满着误判和误解。我们信以为真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往往只是一种现实的立场,由我们在现实获得的利益多少决定的,或是由我们所盲信的权威灌输给我们的。当代诗歌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实际上,真正的历史意识,必须是一种历史对位法。诺瓦利斯对此的回答是:“真正的历史感犹如先知的幻觉———可以从整个世界的深邃而无限的关联中获得解释。”④诺瓦利斯:《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林克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对位法,所试图把握的正是那种“无限的关联”,但不是诉诸于神秘体验,而是一种计算法则。所有经典的诗歌,都包含着作为计算法则的历史对位法,以回应时代的复杂多变。我的文章《当代诗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以萧开愚、欧阳江河、张枣的诗歌为例》,曾对这一问题有所探讨,本文试图从理论与作品细读两个层面,再次进入当代诗的历史对位法,以便从运作机制的角度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历史意识问题。
飞啊。
鹤,
不只是这与那,而是
一切跟一切都相关;
三度音程摆动的音型。双簧管执拗地导入新动机。
马勒又说,是的,黄浦公园也是一种真实,
但没有幻觉的对位法我们就不能把握它。
我们得坚持在它正对着
浦东电视塔的景点上,为你爱人塑一座雕像:
她失去的左乳,用一只闹钟来接替,她
骄傲而高耸,洋溢着补天的意态。———《大地之歌》⑤张枣:《大地之歌》,《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
张枣的《大地之歌》是一首了不起的杰作,是融汇古典诗与现代诗的精华而创作的当代之诗,既延续了传统,又开拓了新的思路。我在《“鹤”的诗学》曾细致解读这部作品,论述其结构上的繁复,不同时空的汇合,众多元素的交织,使之具有交响乐一般的品质。这首诗写于1999年,当代诗此时正酝酿着新的变革,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命题是:公共性,也就是如何重建诗与现实的关联,以突破现代主义诗学体制的局限与困境。这也正是《大地之歌》这首诗的一个主题,张枣将其表述为:“我们的美学自主自律是否会堕入一种唯我论的排斥对话的迷圈里?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性的追求是否要用牺牲传统的汉语性为代价?如何使生活和艺术重新发生关联?如何通过极端的自主自律和无可奈何的冷僻的晦涩,以及对消极性的处理,重返和谐并与世界取得和解?这些都是二十一世纪的诗歌迫切需要解答的课题。也许答案一时难得,但去追问,这本身就蕴含了我所理解的诗歌本质。”①张枣:《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页。张枣敏锐地意识到二十一世纪诗歌的历史动向,并提出自己的诗学命题,乃是源于一种敏锐的历史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张枣可以算是二十一世纪诗歌的重要开启者。
《大地之歌》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试图重建诗与生活乃至历史的关联。正如诗中第五节所写:“鹤之眼:里面储存了多少张有待冲洗的底片啊!”,这一句诗单独构成了一节,可见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我们可将其理解为:“鹤”为诗的化身,“待冲洗的底片”则是现实的被生成,通过诗之眼,现实才得以可能。在张枣看来,诗无法被迫地去表现现实,诗的使命是生成现实,所谓生成,并不是所说的虚构或书写,而是命名,张枣尤其看重诗的命名功能,他的“元诗”正是以此为基础才得以展开。但这一切都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坚守“一种至高无上”。张枣的诗中总是萦绕着这样的主题,最典型是对“浩渺”与“来世”的反复书写,比如这样的诗句:“灯的普照下,一切恍若来世”“一整天,你要试试心的浩渺到底有无极限”。这两个意象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贯穿着张枣的整个写作,与“邈远”“邈然”“悠远””悠悠”“遥远”“浩茫”“天边”“远方”“幻象”“樱桃之远”“渺不可见”“万里外一间空电话亭”“乌托邦”“蠕袅”“梦”“星辰”“热泪”等意象构成了“至高无上”的意象星丛。
所谓至高无上,正是“浩渺”与“来世”,也就是不断地重组现实,重建人的主体性的东西,它总是介于可见与不可见,已来和未来,有限与无限,实有与虚无之间,正如“浩渺”与“来世”不断所喻指的。《大地之歌》第二节与第五节一样,是一个主题章节,宣称至高无上总是在某种关联、生成、偶然、溢出之中,总是在人之中又在人之外,总是既在联结又在戳破。
人是戏剧,人不是单个。
有什么总在穿插,联结,总想戳破空虚,并且
仿佛在人之外,渺不可见,像
鹤……———《大地之歌》②张枣:《大地之歌》,《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页。
理解这一节的关键在于“人是戏剧”,惠特曼的《有那么一个孩子出得门来》精彩地表达过这一主题,人总是其他事物的一部分,其他是事物也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这也是张枣所写:“一切跟一切都相关”,一切都在关联之中,双簧管可以是一种新的契机,一个乳房也是一只闹钟,也正如柏桦所写:“而冬天也可能正是夏天/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③柏桦:《现实》,《往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张枣更为高明地写道,这一切就像“鹤”。在此,鹤既可以是一种经验中的动物,也可以同时是一种超验之物,是现实之中的实存,也可以是浩渺之物,既代表着现世,也预示着来世,是常规,也是例外。但如果把一切都想象成实存或是虚无,那么就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存在。
那么,如何把握这一切,如何理解至高无上呢?张枣在《大地之歌》中说:“没有幻觉的对位法我们就不能把握它”,“首先,我们得仰仗一个幻觉,使我们能盯着/某个深奥细看而不致晕眩,并看见一片叶”。这里谈到了“幻觉的对位法”,就是我们要谈论的历史对位法,与诺瓦利斯的“真正的历史感犹如先知的幻觉”如出一辙,表达了同样的历史意识。
所谓幻觉,乃是现实不能直接给出的,是超越现实的,幻觉是一种笼罩的总体意识。而对位法首先是一个音乐的技巧,张枣显然是受到了马勒的启发,《大地之歌》本身就是一种对位法的写作,其中的六个小节,正是对位于马勒《大地之歌》的六个乐章,“鹤”的形象与里尔克“天使”形象的对位,马勒与特朗斯特罗姆的“舒伯特”的对位等等,结构尤为精妙,更为重要的是对位法中蕴含对于现实与历史的理解。音乐的对位法,是乐曲的组织和结构化的方式,是不同的、有差异声部之间的和谐共振,阿多诺如此来定义:“对位法最关切事情不是附加上一些恰当的辅助声部,而是以如下方式制造音乐的组织化:这种组织化包含于整体之中的每一个声部所必需的,而且每一个声部,每一个音符,都能准确地完成它们在整体结构中的使命。”①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曹俊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3页。这一整体结构并不意味着取消差异、将差异消融于大写的一,而是差异的生成,“它分享了一种对比强烈的节奏的命运,这种节奏把不同的辅助声部带入每一个小节,因之也就转移到节奏的单调性之中。……互相对立的声音在单声部乐曲中被聚合在一起。”②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曹俊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4页。《大地之歌》中的“幻觉的对位法”具有如此的结构性,但不仅于此,而是更多具有认识论的特征,帮助我们把握与重建现实,正如诗中的一个主题提示给我们的:“如何重建我们的大上海”。
我们再来看第三节和第四节的两个段落,同样是对位法的写法。第三节中,“马勒”与“你”的对位,将两种不同的时空编织进同一种命运,两个不同的人被归置于同一受难者的星丛,时间不再是线性的递进,而是显现为星丛的辩证意象,一种历史辩证法,历史被意象所照亮。按照本雅明,只有着这种辩证意象才是历史的,或者说“意象是这样一种东西:在意象中,曾经与当下在一闪现中聚合成了一个星丛表征。”③本雅明:《〈拱廊街计划〉之N:知识论,进步论》,汪民安主编:《生产》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大地之歌》是一个星丛的结构。但如果没有“鹤”,这一切如何可能?“鹤”就相当于本雅明的“历史天使”,是过去与未来之际的“扭转”之力。
你不是马勒,但马勒有一次也捂着胃疼,守在
角落。你不是马勒,却生活在他虚拟的未来之中,
迷离地忍着,
在这一节,“此刻”与“未来”、“大提琴”与“弄堂衣裳”的对位,再一次聚合为历史的星丛,这意味着,历史之为历史,在于当下的充盈,也就是“历史作为一个主体,其结构不是坐落于同质而空洞的时间之中,而是坐落于为当下所充盈的时间之中。”④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李茂增、苏仲乐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47页。历史对位法,反对的正是连续的、同质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以及将世界视为进步论的普遍主义的历史观念,如张枣所言,这两种人对历史对位“一无所知”。
此刻早已是未来。
但有些人总是迟了七个小时,
他们对大提琴与晾满弄堂衣裳的呼应
竟一无所知。
可以看到,当下早已是未来,宣告了不同于前两者的历史意识,当下与未来在过去真实的历史逻辑中走到一起,从而将历史真正地展开。这正是荷尔德林诗歌的一个重要法则,表现为可计算法则与不可计算之意义之间的平衡与适度,伽达默尔曾精准地指出:“荷尔德林的历史意识更多的是当下的意识和对当下中产生未来的意识。……我们的诗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仿佛被未来的当下所吸纳。未来就是他的当下,就是他所见的东西,并以诗文形式宣告出来。”①伽达默尔:《荷尔德林与未来》,《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吴建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海德格尔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荷尔德林的诗并非出自于主体的意愿,对自身的表达,而是源于历史的生成,“他的诗是‘照着存在发出的呼唤来说着的先说’,而‘这存在是纯发生的,只在缘发生中得其命运,并[因此而]被称作历史或历时’”②张祥龙:《海德格尔论老子与荷尔德林的思想独特性》,《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8页。。
将张枣的《大地之歌》与本雅明、荷尔德林对照,历史对位法的含义就清楚了,它反对历史的虚无化,也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而将历史看作是一种生成,如同音乐的对位法,将过去、现在与未来通过某种“幻觉”编织为一种整体,这种幻觉就是本雅明所说的“霎那间的聚合”。按照德勒兹的哲学,历史对位法,可以表述为历史的“配置”或者历史的“综合”,这意味着,过去、现在、未来都不是实体化的,而是关联关系中的生成。总之,“历史对位法”是诗的核心问题,但并不是所有诗人都能自觉认识到这一点,将诗看作是天才的产物,或是自我的表达,现实的再现等等,皆错失了诗的历史层面。
事实上,将音乐对位法转化对历史的理解始于斯宾格勒,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讲述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以及同一文明内部的看似没有关联的关联,比如文明与有机体的对位,他这样说道:“在这些历史学家当中有谁知道,在微积分和路易十四时代的王朝的国家原则之间,在古典的城邦的国家形式和欧几里德几何学之间,在西方的油画的空间透视法和通过铁路、电话、远程武器征服空间之间,在使用对位法的器乐和经济上的信用体系之间,在形式上有一种深刻的联系呢?”③斯蒂格勒:《西方的没落:斯蒂格勒精粹》,洪天富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但这种历史对位法还是相对外在的,这是一种事后比较和追认的历史意识,真正的历史对位法,着眼于历史的生成与时间的充盈。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的《历史性体制》,比斯宾格勒更进一步,把握了历史对位法的特征。弗朗索瓦·阿赫托戈认为,存在多种时间秩序和时间经验,因而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表述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历史性体制。也就是说,历史性体制,探讨的是过去、当下与未来的组合机制,主要分为三种:比如古代历史性体制,过去的范畴被放在第一位,当下与未来都围绕着过去而得到定义;对于现代体制来说则是未来是第一位的,一切都寄希望于明天,因为没有神圣的过去,也没有永恒的当下;第三种是当下主义体制,一切都取决于当下的范畴,当下占据着主导,决定着对过去与未来的解释。这种划分的依据,乃是对历史普遍主义的纠正,但却有相对主义的倾向。弗朗索瓦·阿赫托戈的基本出发点是:“与时间的关系可以阐明,但无法规定。”④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历史性体制》,黄艳红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204页。这意味着,我们再也无法获得对历史的根本性认知,他引用弗朗索瓦·孚雷的说法,历史已经变成了人们在黑暗中摸索的隧道,没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出口,时间因而是复数而多元的,取决于历史的形势。
历史性体制因而不是对历史本身的把握,而是对历史的解释,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对此的说法是:“历史性体制从不同的时间经验出发,志在成为一种解释学工具,以有助于理解各种时间或整体意义上的时间———而不是单数的唯一的时间———但主要是各种时间危机的时刻,当过去、当下和未来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确然无疑,这种危机便到来了。”⑤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历史性体制》,黄艳红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导言xxix。的确,这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表述,源于一种主观的计算法则,我们今天的危机之一,正是这种历史性的危机。
历史性体制的核心仍是在构建某种历史意识,在这方面,约恩·吕森关于历史意识问题的思考,也显示出历史对位法的特征,但更为客观,他是如此定义历史意识的:
历史是内与外的合成,是“真实”与“虚构”的合成,是物性与意图的合成,是经验性与规范性的合成。历史意识是这一合成的实现过程和结果。这个合成形成于时间进程观念之中,时间进程通过过去的发展过程中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系一目了然。①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綦甲福、来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65页。
历史意识首先乃是一种综合,包含认知、审美、道德、政治以及时间与精神等维度,这种综合是通过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排列合成而获得的,是时代之精神的自我彰显,也就是历史意识总是蕴含在过去、现代与未来的辩证关系之中。其次,历史意识乃是一种认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自我的形式,没有历史意识,自我的认同将无法确立,没有自我的认同,历史意识将无法真正形成。历史意识与自我意识是一体两面,无法真正分开,历史意识是自我意识的延伸,自我意识是历史意识的基础。正如约恩·吕森说:“时间的实践导向和历史认同的形成是历史意识的两个基本功能。”②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綦甲福、来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实践导向说的是历史意识的行动性,认同则是表明历史意识的构成性,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只有通过观察、感觉与思考的三位一体,历史意识才能达致完成。”③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572页。第三,历史意识具有行动性,历史意识既是认识也是行动,历史意识总是想要指导生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总是通过历史意识做出选择。
与历史学家的理解不同,我们谈论的历史对位法主要建立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德勒兹的三种综合,本雅明的星丛理论、拉图尔的转译以及诺瓦利斯的历史感,荷尔德林的“计算法则”的基础上。斯宾格勒、弗朗索瓦·阿赫托戈、约恩·吕森等人的历史学说,已经初步给出了历史对位法的一些重要特征,对我们来说,还未真正触及诗歌的创造问题。但需要再次澄清的是,无论何种历史对位法都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第一,拒绝承认历史的普遍主义,即将历史理解为朝向某种终极目标的实现,也就是历史对位法不接受任何的历史预设,无论何种主义都试图将历史纳入某种特定的解释框架之中,从而将历史表象化,也就是将历史植入某种概念之中从而设定某种同一性,历史因此就牢牢锁定在单向度的,为历史的单边主义所掌控;第二,拒绝非历史化,即将历史理解为无意义的偶然过程,或是试图超越历史,在历史之上设定一超历史之物。这是我们的时代最为主流的历史意识,或者说非历史化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乃是普遍历史瓦解的产物,是某种历史创伤的结果。历史对位法正是介于两者之间。我曾以“单边的历史幻觉”和“历史分裂症”对以上问题加以论述,今天看来,这仍是一种重要的问题,在当代诗歌写作中普遍存在。
历史总是领先于未来,这种领先在于观念的先行预支未来。但是这里的关键是,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并不是唯一的,任何强调历史的唯一方向和道路的做法,我们都可以“单边的历史幻觉”的名义去看待它,“单边的历史幻觉”本身就意味着强调历史的唯一、排他和具有专断性。④张伟栋:《当代诗的历史对位法问题》,《江汉学术》2015年第1期。
“个人化历史想象力”须克服自己的身上的“历史分裂症”,并超越意识形态之争,才可能进入真正的历史逻辑,而前提是在“历史对位法”的坐标下,重构我们的历史整体。⑤张伟栋:《对“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校对与重置》,《新诗评论》2016年总第二十一辑。
问题的另一面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对位法由于着眼于对已发生历史事实的整理和把握,缺少对充盈的历史时间的把握。所以与诗歌中的历史对位法有实质性差异,诗歌的创造于充盈的历史时间中发生,着眼于未来的显现,在时间之流中生成历史性。这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五章“时间性与历史性”中所表达的,他对这一问题做出著名的阐释,影响深远。历史与时间是同一问题的两面,海德格尔核心的观点是:历史性根植于时间性之中,最重要的表述是:“此在的历史性分析想要显示的是:这一存在者并非因为‘处于历史中’而是‘时间性的’,相反,只因为它在其存在的根据处是时间性的,所以它才是历史性地生存着并能够历史性地生存。”①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26-427页。雅斯贝尔斯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只有完全置身我们的历史性所经历的时间中,我们才能在生存中体验到永恒的现在。”②雅斯贝尔斯:《哲学入门》,鲁路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8页。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只有时间化了,我们才可能体验到历史的存在。历史对位法,在这个意义上,乃是时间的综合。正如周梦蝶的一首杰作向我们所展示的:
我选择紫色。
我选择早睡早起早出早归。
我选择冷粥,破砚,晴窗;忙人之所闲而闲人之所忙。
我选择非必不得已,一切事,无分巨细,总自己动手。
我选择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
我选择以水为师———高处高平,低处低平。
我选择以草为性命,如卷施,根拔而心不死。
我选择高枕;地牛动时,亦欣然与之俱动。
我选择岁月静好,猕猴亦知吃果子拜树头。
我选择读其书诵其诗,而不必识其人。
我选择不妨有佳篇而无佳句。
我选择好风如水,有不速之客一人来。
我选择轴心,而不漠视旋转。
我选择春江水暖,竹外桃花三两枝。
我选择渐行渐远,渐与夕阳山外山外山为一,而曾未偏离足下一毫末。
我选择电话亭:多少是非恩怨,虽经于耳,不入于心。
我选择鸡未生蛋,蛋未生鸡,第一最初威音王如来未降迹。
我选择江欲其怒,涧欲其清,路欲其直,人欲其好德如好色。
我选择无事一念不生,有事一心不乱。
我选择迅雷不及掩耳。
我选择最后一人成究竟觉。
———《我选择》③周梦蝶:《鸟道》,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123页。
这首诗乃是周梦蝶84岁时所写作,这是一首时间之诗,诗人一生中的所有时间都在一首诗中汇合,彼此校正,彼此对位。这也是一首奇迹之诗,自成自证,向四面八方打开,不拒绝任何可能,恰如因陀罗网,繁衍无限变化生成。这首诗没有开头也无结尾,有连接亦无连接,在虚无与实有之间,你可以从任何一句读,亦可与任何一句关联,或跳跃任何一句,置换某一词语。这是一首诗,也是一组诗,这是一首“延异”之诗,也是德勒兹所说的“书写机器”,通过清空、组装、切割、重置、激活,它可以是任何人的一首诗。正如马拉美所说:“诗中别无他物,尽是局部的游移不定和配置,它们的交替和关系———所有这些都将加强韵律的整体性”。①马拉美:《诗歌危机》,袁可嘉等编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而这一切的背后乃是时间的综合,这正是张枣所说的“幻觉的对位法”,在一首诗达到的地方,历史才真正地活跃起来,犹如“先知的幻觉”。
这一节,我们将讨论荷尔德林。按照荷尔德林,历史对位法首先是一种诗歌的能力,《关于〈安提戈涅〉的说明》提出了“可计算法则”:“诗涉及的是人的各种不同的能力,对这些各自不同的能力的描写也造就出一个整体,而这些各自不同的能力的各个较为独立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就被称为节奏,或在更高的意义上被称为可计算的法则。”②荷尔德林:《安提戈涅与俄狄浦斯的两篇评注》,徐畅译,未刊稿。这种能力凸显为,将诗的各部分构造为一个整体的能力,这涉及到词语排列,结构的组织或是音乐性的和谐。可计算意味着,可以将其作为技艺和规则来把握。通过伽达默尔的阐释,“可计算法则”包含着一种历史对位法,将历史构造为一个整体的能力,我对此曾给出一个表述:
所谓“历史对位法”即“诗人们在历史的迷雾中,向现实的讨价还价和对未来的计算法则,其轴心则是当下的真正的历史逻辑,正在展开的,塑造我们的现实和未来的具体法则”,其运作机制是“借助真正的历史逻辑,从而发明过去和未来的神学维度,通过这样一个维度,将历史重新编织成一个整体”③张伟栋:《什么是未来诗学》,《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6期。
但如何将历史构造为一个整体呢?如果有一个常规的套路可以照章办事,也就无所谓历史对位法。诗歌中的一切都来自于创造的能力,即使是诗歌的中音调的和谐,也必须借助诗人的内在直觉和生命的独特感受。在这一点上,“可计算法则”是难以说清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所依赖的是“不可计算法则”。反过来说,“可计算法则”之所以能够成立,成为重要的诗歌能力,也在于来自创造力中“不可计算法则”。我之前的论述,初步说明了这种辩证关系:
具体到写作层面,我们可以说,诗歌首先是一种换算的法则,就如同货币和黄金的兑换,有着自己的秘密方程式,它的换算也远比现实和历史更为精确,所以朗西埃在定义诗歌的政治性时,所着重的正是这样一种换算法则,而不是诗人所持有的反复无常的政治观点,这意味着我们所获得每一种计算法则,都在帮助我们打开一道历史的“闸门”。④张伟栋:《有关诗歌的“当代性”问题》,《新诗评论》2017年总第二十一辑。
“可计算法则”依靠的是“秘密方程式”,不同于现实的理性法则,也不同于历史学的实证法则,如同货币和黄金的兑换,总是随着情势、时间以及境况而变动,每一次的变动而生成不同的计算法则,“秘密方程式”则触及了“不可计算法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诗歌中的可计算法则称之为时间的综合。历史对位法正是时间的综合,将不同的时间综合为一个整体的计算法则。而时间的综合中就包含着“不可计算法则”。这种不可计算用荷尔德林的说法是:“高度觉悟”。只有通过这种“高度觉悟”,诗人才能去把握无限的关联,荷尔德林对此有非常重要的表述:“真正是最高的觉悟,继之的合唱则藉此获得动机,作为最纯粹的普遍性,作为最本真的立场着眼点,必须由此来抓住整体。”⑤荷尔德林:《关于〈安提戈涅〉的说明》,《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287页。“高度觉悟”是无法计算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神秘的,诗人藉此获得纯粹的普遍性,从而能够计算悲剧的各个环节,人物的分流对立,无法把握的关联,并赋予各种时间以形式,最后达到人性与神性的共生,使无限变得可感。下面这段对于悲剧的表述,将基于“不可计算法则”的计算法则完整地呈现出来:
悲剧的呈现尤其突出于真实的言语,它以命运的方式从开端走向结束,其中的关联超过已说出的范围;在渐进的方式中,在人物的对立分流中,在理性形式中,理性形式在悲剧时间的可怕的凝缓中形成,正如它于疯狂的生发中将自身表现在对立面之中,随后在人道的时间中,它成为固定的、与神性的命运俱生的见解。①荷尔德林:《关于〈安提戈涅〉的说明》,《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289页。
“不可计算法则”是诗歌的基本原则,一首诗中的不可计算性决定了一首诗的历史重量。正如荷尔德林的提醒,不可计算在于如何获得本真的立场和纯粹的普遍性。让我们以杨牧的两首诗为例,继续这个问题的探讨。这是两首有着呼吸、体温和灵魂颜色的诗,诗人所描写的事物与场景都真实可见,但“命运的方式”却显而不见。“抒情的双簧管”以低音的形式诉说着时间的奥秘,“蜻蜓”则被确认为神秘的信号,连接着前生与今世、记忆与现实、归来与消失,命运如同蜻蜓一样闪烁,在明灭之间暗示着某种不可计算性。
啊是时当我记忆再生的杨柳
正垂点水面虚无的涟漪,秋天
竟屡次去而复来,比预约的
流星更频仍,准时,虽然已经
冷却,它快速滑过我蒙瞀的眼
如彩虹探向失信的悲情国度
随即熄灭,而记忆照样飘摇而心
在明暗互叠的空气里逸失
我拾级而下,细雨早将浅苔的
青石一一淋湿,庭院如此沉静
复轻轻洋溢一种懊悔,岁月
拂逆的迹象,虽然并不是
我都能够明白,啊是时当我
听任他人放纵悲情,将思想投置
虚无,楼头微风吹动,抒情的
或者是双簧管在走廊上奏鸣
———《为抒情的双簧管作》②杨牧:《杨牧诗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8页。
那是前生———再错过的信号,确定
且看她在无声的静脉管里流转
惟有情的守望者解识
于秋夜扶桑,网状的纤维:
如英雄冒险的行迹,归来的路线
在同一层次的神经系统里重叠
分属古代与现在。绵密的
矩短空间让我们以时间计量
紧贴着记忆,通过明暗的刻度
发现你屏息在水上闪闪发光
———《蜻蜓》①杨牧:《杨牧诗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7页。
诺瓦利斯对于历史感的描述,完全符合历史对位法的基本特征。让我们再次对这个命题予以审视,“真正的历史感犹如先知的幻觉———可以从整个世界的深邃而无限的关联中获得解释”。其中“先知的幻觉”正是对“不可计算法则”另外一种表达,或者说“不可计算法则”之所以不可计算,乃是因为其根本在于对“无限的关联”的把握,如果不能把握无限,历史仅仅是一个可对象化的装置。所谓“先知的幻觉”超出理性可计算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感受能力,这种幻觉的实现,来自于诺瓦利斯称之为的“道德官能”,这是对未发生的预言的能力:
道德官能是对生存的不受外在影响的感受,是对结合的感受,是对最高者的感受,是对和谐的感受,是对自由选择和发现的、然而是共同的生活和存在的感受,是对自在之物的感受,它是一种真正的预言能力(即预知,某种没有动机和激发的东西、敏悟)。②转引自冯至:《论诺瓦利斯》,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46-247页。
“道德官能”是一种内在性感受,是一种“敏悟”,对各种关联以及和谐的感受能力,这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诗学概念,柯勒律治将之表述为:“来自自我直觉的神圣的力量”③柯勒律治:《文学传记》,王莹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版,第200页。。威廉·布莱克的Poetic Genius具有同样的意思,尤其体现在布莱克对“灵视”的定义:“灵视或想象则是对那种永恒存在之物的形象表现(Representation),那种真实的和不变的存在之物。”④转引自丁宏为:《真实空间———英国近现代诗人所看到的精神境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荷尔德林、诺瓦利斯、柯勒律治以及威廉·布莱克等人这些都是“不可计算法则”的不同表述,无论此种表述有何差异,其共同特征在于指向了想象力。尤其是康德的生产性的想象力,几乎囊括了上述的各种论说。康德的想象力的先验综合,实际上是时间的综合,通过“图型”,各种时间被综合为一个整体,想象力就是时间的综合能力,“图型”如同黑箱一样,具有某种不可计算性:“我们知性的这个图型法就现象及其单纯形式而言,是在人类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一种技艺,它的真实操作方式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很难从大自然那里猜测到、并将其毫无遮蔽地展示在眼前的。”⑤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荷尔德林显然沿着康德的思路向前推进,“至高的觉悟”来自于主体的三种展开:“这一主体根据在一种三重性中铺展开来,1.在可普遍化的情感中,2.在可完成的追求中,3.在可实现的灵性观照中。”⑥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548页。这是“诗之行进”的三个阶段,对应着荷尔德林的三个主题:美、自由与神圣性,也给出诗歌行动的现实含义,我们将在下一节具体论述。德勒兹据此认为,恰是荷尔德林,而不是费希特、黑格尔真正地拓展了康德:
我们有理由说:康德主义的出路不是在费希特(Fichte)或黑格尔那里,而是在荷尔德林那里。后者发现了纯粹时间之空虚,并在这种空虚中同时发现了神圣者的连续转向、我的持久龟裂,以及对自我具有构成性作用的被动性。荷尔德林在这一时间形式中看到了悲剧的本质或俄狄浦斯的历险,它是具有种种互补形态的死亡欲力。①德勒兹:《重复与差异》,安婧、张子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8页。
德勒兹的荷尔德林阐释是何种含义呢,所谓“纯粹时间之空虚”意味着时间脱节了,时间不再具有日常的那种连续性,不再是被规定的时间,一致性的秘密被消解了,历史对位法才得以可能。“纯粹时间”正如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不能为任何存在者所命名,未来才变得可能,不可计算性在这个维度被再次凸显出来:
荷尔德林说时间不再“押韵”了,因为它被不均等地分配在了一个“休止”的两边,正是根据这一休止,起始与终点不再相合。我们可以根据休止而将时间顺序界定为这种对不等之物的纯形式分配。人们因而区分出了一个或长或短的过去,一个成反比例的未来。②德勒兹:《重复与差异》,安婧、张子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0页。
此乃是德勒兹所讲的第三种时间综合,真正的诗歌创作正是在这种时间综合中发生的,最经典的个案为荷尔德林的诗歌与阿尔托的残酷戏剧,这为探讨历史对位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正是因“纯粹时间之空虚”,联结与转译得以创造地发生实现,从而打开历史对位法的行动之可能。
最后,我们来谈论一下历史对位法的行动可能。如之前的论述,任何一种历史意识都必然朝向行动,因为,历史意识本身就具有行动性。也就是,历史意识既是认识也是行动,作为一种对时间总体的认知,帮助我们确认过去、定位当下,描绘未来,与此同时,历史意识总是催促我们去实现未来,将未发生之事作为行动的目标,这就是约恩·吕森所说的历史意识的实践导向。也正如保罗·利科所说:“行动,总是做某事以便另一件事在世界上发生。”③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动》,夏小燕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页。一个有效的行动总是建立意义和理解之上的,“每个行动者都依据自身考虑尝试创造出事实”④拉图尔:《巴斯德的实验室:细菌的战争与和平》,伍启鸿、陈荣泰译,群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2页。,历史意识通过确认时间来输出意义与理解,帮助行动者定位自身,筹划未来,创造事件。这也符合阿伦特对行动的定义,行动意味着潜能的实现,自身显现自身的活动。
那么,何为历史对位法的行动性?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行动的不可能性,即在当下的历史时间中,行动的变得不可能,僵局无法被打破,现实难以做出真正的改变。正如经验向我们证明的,真正的行动是困难的,或者我们行动往往是无能无力的,或者是我们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行动,或者完全在行动上是盲目而虚幻。这是因为行动虽与意识具有同构性,但又不同于意识,行动只能是某个系统或网络中的行动,要有他者的在场,因而行动的本质是联结,而联结取决于力量。什么样的联结便造就什么样的行动,比如ABC的联结与ADE的联结,会导致两种的不同的结果。
联结能否成功,在于力量的差异与联合。联结的力量确认了行动的性质以及何种行动者占有行动。简单来说,微弱的力量寻求广泛的联合,绝对的力量则确认绝对的行动者。最好的说明是拉图尔对“绝对力量”定义,给出了行动以及联结的基本结构:
“绝对力量”指的是那个或许能够解释、转译、生产、买赎、号令一切事物的力量。作为普世的等价物,绝对力量可以替代所有东西;作为普世的神意,它可以赋予所有东西生命。如此,绝对力量应是首领,是第一原则,而剩余的东西都可以从中导出。⑤拉图尔:《巴斯德的实验室:细菌的战争与和平》,伍启鸿、陈荣泰译,群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7页。
在这里,重要的是联结,“解释、转译、生产、买赎、号令”等等都是联结的方式。联结不是一成不变的,革命性的行动往往是创造了新的联结。因此,比联结更为重要的是创造联结,张枣的诗句很好地表达这一点:“有什么总在穿插,联结,总想戳破空虚”。也正如拉图尔的论断:“要是谁为某个联结下定义,并且未遭反驳,他就占有了行动”①拉图尔:《巴斯德的实验室:细菌的战争与和平》,伍启鸿、陈荣泰译,群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8页。。占有行动,乃是为了召集更多的行动者。正是在新的联结定义中,行动被重新组合配置,行动的活力和力量被激活。但任何行动中,都有反行动者的出现,试图延缓、阻碍或消除行动,“绝对力量”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存在,只是一种假设,行动中无法依靠“绝对力量”来消除反行动者,而是要通过“转译”。没有转译,就没有联结;没有联结,就没有行动。这是拉图尔重要的概念,以此建立起行动者网络理论,由以下三个命题所给出:
转译的操作之一是将两种迄今为止毫不相同的利益(发动战争、减速中子)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的复合目标。②拉图尔:《潘多拉的希望:科学的论的实在》,史晨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118页。
一系列的置换、替代和转译在规模不断扩展的层面上将人和物动员起来。③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73页。
一切都发生在两者的中间,一切都在两者之间流通,一切都以转义、转译和网络的方式发生。④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78页。
诗歌的行动同样如此,在某个系统或网络中创造联结,即将历史要素转译为现实行动的力量。比如朦胧诗,在两个时代转换之际的历史网络中,将现实中的变革力量创造性联结起来,从而获得惊人的历史能量,使得过去与当下,共同体与个人,革命与启蒙,浪漫与现代等等异质性的历史元素被转译为新的美学形式。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作为时间综合的历史对位法,其运作的机制正是拉图尔所讨论的转译和联结,即不同时间维度,不同历史境域以及不同文化等之间的转译与联结,从而形成复合的总体。通过创造转译与联结,历史对位法的行动维度便展现出来了。时间的每一次对位都在试图命名某种联结,转译则发生在每一次的联结过程中,它缔造了行动的历史的向度。
这种转译和联结,在当代诗的语言修辞中是较为普遍的,但将其作为一种诗歌方法,并创造出新的诗歌形式,则以唐捐为代表。他通过对鲁迅的解读,提出“庙会式”书写这样一种诗学主张,并以此来阐释“诗意生成机制”,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对位法,从而创造了新型的词语联结方式,以此来回应现实的变动不居。
鲁迅实际上已创造了一种“庙会式”的书写方法,无论就修辞、意象、结构、情节、风格而言,无不“模仿”了童年经验中的地狱图像、迎神游行、目连戏等民俗成分。其间充斥着“变神圣为魔怪”的亵渎行动,“化禁忌为常态”的破坏手段,“从蛮荒的新力”的创造精神。鲁迅在语言的庙会中,割身煮躯,自以为牺牲,连接了人间与鬼物。⑤刘正忠:《现代汉诗的魔怪书写》,台湾学生书局2010年版,第78页。
唐捐是刘正忠的笔名,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唐捐属于这种“诗人批评家”类型,受到较为系统完整的学术训练,在诗歌创作方面也有着极高的成就,其诗集《无血的大戮》《金臂勾》皆是融汇转译各种诗学元素为一炉的开创性作品,对推进现代汉语诗歌书写机制的更新有着重要贡献。我们以唐捐的《魔术》为例,来说明历史对位法中的转译与联结:
a 一条手帕擦了你的眼泪又擦了我的眼泪,遂如受精卵般,孵出一只雪白的乌鸦。
b 你眼中的我和我眼中的你在乌鸦的血肉里交融。
c 哭完的我紧搂还在哭的你,看着乌鸦飞进我们看过的风景中觅食,并排泄出我们遗留在风景中的灰色的笑声。
d 我拾起一块石头掷向鸟头,它仓皇抖出浮沉千脑海的秘密,旋即窜入你的眼窝。
e 这个秘密使你伤心、流鼻血,终于流出盘踞在你心中的我,沾上手帕。
f 我把手帕放入怀里,我心中的你就慢慢渗出来,融入你心中的我。手帕遂如受精卵般,孵出焦黑的鸽子。
g 真正的我和真正的你始终不曾交融,而鸽子和乌鸦已经繁衍了一堆黑白交杂的变种的飞禽。①唐捐:《魔术》,《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第26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这首诗中,事物与事物之间毫无相关,但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被联结起来,这种方式就是转译机制,唐捐将其称之为“诗意生成机制”,正如标题所显示的,《魔术》就意味着不可见的转换。首先是对鲁迅的《我的失恋》的转译,一种无法归类的两性关系充当了转换的动力,将手帕、眼泪、乌鸦、鸽子等联结在一起。其次是对自我经验的转译,终结的恋情,“繁衍了一堆黑白交杂的变种的飞禽”,刻印在诗人的自我意识之中,并时时等待着联结,以生成另外的经验。第三是对历史经验的转译,一种现代的情爱,症候着时代的情感结构、价值信仰乃至历史意识,种种难以辨识的关联,以意象的方式被构造出来。
总之,行动的核心是转译与联结,转译就是联结,联结也是转译。历史对位法,总是在发明、阐释、命名联结,是一切行动的前提,这为我们理解当代诗歌的行动性提供了必要的视角,也为如何构造新的历史行动提供了参照。从历史对位法的角度,诗歌行动的根本在于,将看似互不关联的历史要素转译为现实的行动力量,行动的不可能在于转译与联结的无效,这也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命名”,或是“介入”“见证”等所能做到的,因此,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当代诗都需要一场深刻的变革。
中图分类号: I20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6)02-0127-13
作者简介: 张伟栋,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宁波大学现代诗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诗的整体性研究”(20&ZD28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