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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西方“冷战文学”研究的范式、方法、启示与反思



摘 要: 近年来“冷战文学”成为国际学术界文学研究的新兴热点。“冷战文学”研究逐渐超越美国和苏联两大国的国别文学和意识形态关系研究,转向关注东方阵营和第三世界的文学档案与美学表达,这与跨国史与世界文学研究的兴起有一定关联。本文梳理近二十年间英语世界“冷战文学”研究的范式、方法、趋势并且批判性地反思“冷战文学”研究框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 冷战文学 世界文学 跨国史 中国当代文学史

随着国际地缘政治的剧烈变迁,“冷战”再次成为国际舆论和国际学术研究的关键词。近年来,“新冷战”“二次冷战”“冷战2.0”等术语更是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21年,分别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两位资深冷战史学者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Foreign Affair)合作撰写“新冷战”(The New Cold War)一文,讨论当下中美关系与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异同之处,以史为鉴,探寻大国之间的和平相处之道,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① 参见Hal Brands and John Lewis Gaddis,“The New Cold War,”Foreign Affairs,vol.100,no.6,2021,pp.10-21.在冷战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围绕“冷战文学”“全球冷战文学”“冷战与世界文学”“美学的冷战”等话题展开的诸多学术论著,回顾美苏冷战期间全球文学的生产、流通与美学样态。可以说,近二十年来,“冷战文学”(Cold War literature)或“文学的冷战”(literary Cold War)已然成为当下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课题。

总的来说,新近冷战文学研究出现的新动向,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在研究对象方面,“冷战文学”研究从以美苏两大国的国别文学为中心转向冷战文学的边缘地带,包括第二世界文学以及亚非拉等后殖民文学。其二,在研究范式方面,“冷战文学”从国别文学史的研究转向考察文学的跨国、跨地域流动,特别是侧重文学的跨国史和全球史书写。其三,在研究目的方面,“冷战文学”从揭露美苏两大强权的冷战意识形态转向探究弱小民族和国家如何在大国的强权话语中谋求自主性的文学表达。其四,在研究内容方面,“冷战文学”研究从关注文学生产与宏大政治话语的纠缠转向描述冷战文学中大众的日常生活体验,试图剥离冷战文学所裹挟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外衣,重审冷战文学的美学意涵。约略言之,一方面,当下国际学术界的冷战文学研究着力于积极推动整理美苏冷战时期的文学遗产,另一方面,学者也在考察该时期被以往研究范式所遮蔽、遗忘、摒弃的文学表达和读者体验,试图厘清冷战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跨国史视角出发,考察冷战时代与文学之间双向形塑的关系以及对于当下世界文学书写的影响。

具体来讲,本文考察欧美学术界“冷战文学”的研究近况,梳理“冷战文学”的定义,冷战文学的跨国史研究视角,冷战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相关问题线索,并且论及欧美冷战文学研究框架对于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一、国际学界“冷战文学”研究的兴起:二元对立视角的超越与研究对象的扩容

在笔者看来,冷战文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这与冷战的定义密不可分。狭义来讲,“冷战”指的是1945二战结束至1989或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历史时期,那么,“冷战文学”指的是这个时代特定意识形态下催生的全球范围内的文学。而广义上的冷战并没有准确的起始点,甚至可以说,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冷战。布兰兹与加迪斯将冷战分为“那个冷战”(the Cold War)和“冷战”(cold war),前者“发生于特定时期(1945-47年至1989-91年),在特定对手(美国、苏联及其各自盟国)之间展开,并围绕特定议题(二战后的权力平衡、意识形态冲突、军备竞赛)进行”,而后者指的是“旷日持久的国际对抗……其历史与人类文明一样古老,其中有些升级为热战,有些则始终未爆发———从无任何法则能预先注定其结局”。①同上文,第10页。从这个意义上讲,冷战文学的范畴可以扩展到所有与国际地域“冷”冲突有关的文学叙事,那些未发展为热战的有关国际冲突叙事都可以被划到冷战文学范畴。由于后者范围过于宽泛,难以聚焦,本文所探讨的是狭义上加引号的“冷战文学”或曰“那个冷战”背景下的文学生产、流通和美学。

新世纪以来,在历史学、国际政治学与外交学领域,冷战史的研究成果已然蔚为可观,其聚焦点主要是在外交政策、政治精英、文化机构、大国的权力制衡,军事冲突等问题,而关于冷战期间全球文化活动的研究主要围绕西方情报部门资助的“文化冷战”(cultural Cold War)展开。弗朗西斯·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和莎拉·哈里斯(Sarah Miller Harris)通过梳理解密的档案与访谈,揭露了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通过文化渗透争取民心文化的干预策略。期间CIA通过福特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向包括“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在内的多个项目输送数百万美元资金,致力于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以赛亚·伯林(Isiah Berlin)、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等文化精英悉数打造为冷战武器。②参见Frances Stonor Saunders,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Arts and Letters,New York:The New Press,2001;Sarah Miller Harris,The CIA and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in the Early Cold War,New York:Routledge,2018.国际关系史学者贾尔斯·斯科特-史密斯(Giles Scott-Smith)聚焦1963年由西方情报部门建立的国际文献(interdoc),探究它的反共宣传策略与信息网络。③参见Gile Scott-Smith,Western Anti-Communism and the Interdoc Network:Cold War International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加布里埃尔·洛克希尔(Gabriel Rockhill)则将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阵地“法兰克福学派”视为西方支持的“兼容性批判理论”,号召回归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具有现实取向的社会主义理论。④参见Gabriel Rockhill,Who Paid the Pipers of Western Marxism?:The Intellectual World War,Marxism vs.the Imperial Theory Industry,New York,NY:Monthly Review Press,2025.

然而,英语学术界对于“冷战文学”的研究却相对滞后。据“冷战文学”研究专家安德鲁·哈蒙德(Andrew Hammond)考察,“对冷战期间国际文学书写的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间发展缓慢,至今仍是一个新兴领域。1945至1989年间,相关研究寥寥无几,仅有的几部专著也主要聚焦于个别国家的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①Andrew Hammond,“Introduction,”in Andrew Hammond,ed,,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old War Literature,Brighton:Palgrave Macmillan,2019,p.4.的确如此,在1980年代耶鲁大学斯拉夫文学学者卡捷琳娜·克拉克(Katerina Clark)就曾坦言学界对她研究苏联小说这个课题表示难以理解。她的专著《苏联小说》(The Soviet Novel,1981)的前言中描绘了她与学界同行的一次对话,当她的同事听说她所研究的苏联文学并不是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或者索尔仁尼琴等“好的”作家而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时候,直言:“你究竟是如何熬过来的!”②Katerina Clark,The Soviet Novel:History as Ritual,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1,p.ix.笔者曾于2009—2011年在美国高校的斯拉夫系的研究生院学习,后来经常参加相关学术会议,深感冷战背景对于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东方阵营的文学作品经常被一刀切地贬低为共产主义政治宣传品或者低劣的文学创作,不值得花时间研究。不过,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美国华裔学者王晓珏的《现代性的冷战面孔》(Modernity with a Cold War Face:Reimagining the Na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across the 1949 Divide,2013)③参见Xiaojue Wang,Modernity with a Cold War Face:Reimagining the Na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across the 1949 Divide,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3.、克拉克的最后一部专著《没有边界的欧亚:左翼文学共同体的梦想,1919-1943》(Eurasia without Borders:The Dream of a Leftist Literary Commons,1919-1943,2021)④参见 Katerina Clark,Eurasia without Borders:The Dream of a Leftist Literary Commons,1919-1943,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21.、彼得·J·卡利尼(Peter J.Kalliney)的《美学的冷战:去殖民化与全球文学》(The Aesthetic Cold War:Decolonization and Global Literature,2022)⑤参见Peter J.Kalliney,The Aesthetic Cold War:Decolonization and Global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2.、雅夏·克洛茨(Yasha Klots)的《境外出版:冷战时期俄罗斯文学的禁运品》(Tamizdat:Contraband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Cold War,2023)⑥参见Yasha Yakov Klots,Tamizdat:Contraband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Cold War,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23.、哈蒙德编辑的三本论文集《冷战文学:书写国际冲突》(Cold War Literature:Writing the Global Conflict,2006)⑦参见Andrew Hammond ed.,Cold War Literature:Writing the Global Conflict,New York:Routledge,2005.、《全球冷战文学:西方、东方与后殖民》(Global Cold War Literature:Western,Eastern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2012)⑧参见 Andrew Hammond ed.,Global Cold War Literature:Western,Eastern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New York:Routledge,2012.和《帕尔格雷夫冷战文学手册》(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old War Literature,2019)⑨参见Andrew Hammond,ed,,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old War Literature,Brighton:Palgrave Macmillan,2019.、桑妮·向(Sunny Xiang)的《音调情报:漫长冷战时期亚洲难以预料的美学》(Tonal Intelligence:The Aesthetics of Asian Inscrutability During the Long Cold War,2020)⑩参见Sunny Xiang,Tonal Intelligence:The Aesthetics of Asian Inscrutability During the Long Col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0.、南斯拉夫裔美国学者戈达娜·岑科维奇(Gordana Crnkovic)的《东欧被遗忘的“第二世界”:文学与电影研究》(Literature and Film from East Europe’s Forgotten“Second World”,2022)以及索林·拉杜·库库(Sorin Radu Cucu)和华裔学者沈双(Shuang Shen)在国际著名期刊《世界文学》(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合编的题为“冷战与世界文学的纠缠”(The Entanglement of Cold War and World Literature,2022)⑪参见Sorin Radu Cucu and Shuang Shen,“The Entanglement of Cold War and World Literature,”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vol.7,no.4,2022,pp.471-489.特刊等一系列学术著述将视野投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文学,探究美苏之间冷战期间被遮蔽的文学网络。

值得指出的是,哈蒙德是近年来“冷战文学”研究最为活跃的学者之一。他广泛联络不同领域的冷战文学研究学者,编辑出版三本论文集,为“冷战文学”研究树立旗帜。关于“冷战文学”为何物,他并没有从文学观念的视角试图为“冷战文学”划定边界,而是从跨国研究的视角为“冷战文学”的研究范畴扩容,他指出:“我们有必要对冷战文学(Cold War literature)的主题与风格趋势进行比较分析———这种文学形式或可宽泛地定义为:一种具有历史聚焦性、国际性的文学潮流,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军事、外交、语言及意识形态结构存在多重互动。倘若确有一种可称为‘冷战文学’的独立存在,那么它恰恰蕴藏在这些跨国界的文学潮流之中。”①Andrew Hammond,“From Rhetoric to Rollback:Introductory Thoughts on Cold War Writing,”in Andrew Hammond,ed.Cold War Literature:Writing the Global Conflict,New York:Routledge,2006,p.4-5.在2012年的文集中,他继而写到:“冷战文学是一种国际性的、多体裁的创作集合,它既根植于特定时代的社会政治关切与文本实践,又被这些实践所塑造,同时与冷战时期的历史条件形成双向互动。”②Andrew Hammond,“On the Frontlines of Writing:Introducing the Literary Cold War,”in Andrew Hammond,ed,Global Cold War Literature:Western,Eastern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New York:Routledge,2012,p.5.而在2019年出版的手册中,哈蒙德几乎把“冷战文学”等同于“跨国冷战文学”(transnational Cold War literature)。③Andrew Hammond,“Introduction,”in Andrew Hammond,ed,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old War Literature,Brighton,UK:Palgrave Macmillan,2019,p.10.该手册是哈蒙德在之前两部论文集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容,共收录33篇论文,分别被归为“主题”“体裁”和“区域”三个部分。主题部分囊括冷战文学的重要话题的梳理,包括文化冷战与政治宣传,书报审查制度,跨国女性主义文学与冷战,左翼文学运动,万隆会议与第三条道路等;体裁部分涵盖冷战文学的不同文学体裁和文学流派,包括科幻小说,间谍文学,反乌托邦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冷战诗歌,戏剧等;区域部分涵盖全球的大部分地区的冷战文学,包括北美,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西欧,苏联,东亚,中东北非,南非,东南亚和太平群岛的原住民文学以及关于南极洲的文学想象等。从这本文集的安排和篇目情况来看,哈蒙德试图突破的正是东方阵营与西方阵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美国与苏联,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发达的北方与全球南方等二元对立的文学研究范式,通过考察冷战和文学的互动关系,整体上重审冷战期间的全球范围内的文学面貌。

二、“冷战文学”研究的新范式:跨国文学史、世界文学与冷战美学视角

这里有必要对近十多年欧美“冷战文学”研究趋势做简要整理和分析。笔者看来,主要有三个视角,分别是跨国文学史、世界文学与冷战美学视角。

首先是“冷战文学”的跨国史研究。长期以来,英语世界的有关冷战和文学的研究多侧重处于冷战中心的美国文学,包括间谍小说、科幻文学、西方戏剧等文学体裁,而处于冷战边缘的东欧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则会被忽视或者被作为“去政治化”“去历史化”或者“被政治化”的“世界”文学代表出现。哈蒙德在《冷战文学》文集中指出:“西方大学关于冷战主题的阅读书目和学术出版物中,普遍缺少共产主义东欧丰富多样的文学作品。更令人意外的是,尽管自后殖民研究兴起以来,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日益受到批评界的关注,但在讨论1945至1989年间地缘政治事件的文献中,这些作品却鲜少被引用。”④Andrew Hammond,“From Rhetoric to Rollback:Introductory Thoughts on Cold War Writing,”in Andrew Hammond,ed.Cold War Literature:Writing the Global Conflict,New York:Routledge,2006,p.4.此言一语中的。以美国的斯拉夫文学系培养体系为例,只有极少量的东欧文学教师和课程,而所阅读的文学作品多将共产主义东欧排斥在外。这种状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美国华盛顿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主任戈达娜·岑科维奇重新解读社会主义时期的东欧文学与电影作品。她选取战后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阿尔巴尼亚等东欧国家的二十位作家和导演的作品,通过细读的方式,挖掘这个“被遗忘的第二世界”(forgotten“second world”)中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如今英语学界对于亚非拉的文学研究兴趣有所提升,然而这些作品经历了意识形态的“过滤”,有被“符号化”“奇观化”的危险。比如说肯尼亚作家恩古齐·瓦·提安哥(wa Thiong'o)多被当作是“非洲作家”,而对于作家所书写的历史语境往往语焉不详。他曾受到苏联作家协会的邀请并且在雅尔塔最终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血色花瓣》(Pedals of Blood,1977)。

近年来的“冷战文学”研究正是对这种现状的纠偏。哈蒙德编辑的三个文集收录文章扎根文学生产的历史语境,从跨国文学史的视角拣选那些被遮蔽的边缘文学史料。这一点从文集收录的文章标题可见一斑:“俄国文学中西方的冷战呈现”、“革命和重生:想象共产主义古巴”、“焦虑的三角关系:冷战、民族主义与中东欧文学中的地方抵抗”、“被排斥的中间:知识分子和拉美的‘冷战’”、“冷战时期朝韩文学中的跨境书写”、“‘有这样的朋友……’:赫鲁晓夫时代苏联旅行文学中的捷克斯洛伐克书写”、“后毛时代的中国女性自传书写实践”、“危境之国:苏联占领时期的阿富汗文学”、“格韦贝德的战争:1965—1989年南部非洲英语黑人小说研究”、“至寒之战:从地球底端想象地缘政治”等①详见哈德蒙编辑的三部“冷战文学”文集目录,上文已有介绍。。这里的“跨国”有两个层面的意涵。其一是作为文集收录的是不同地区的冷战文学研究。其二是单篇论文突破了国别文学研究的界限。有必要强调,这里的“跨国”视角囊括的不仅仅是美苏两国文学的流通和跨越,更是强调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在冷战话语中的跨地域交流互动。莫妮卡·波佩斯库(Monica Popescu)的专著《笔尖所指:非洲文学、后殖民研究与冷战》(At Penpoint African Literatures,Postcolonial Studies,and the Cold War,2020)的目的正是要发现“学术研究中未被发掘的联结和盲点”,以此考察现代非洲文学的塑造过程:“我将非洲文化生产视为三重维度的冷战叙事,它既是其形成过程的测量仪与物质痕迹,亦是积极的建构者———在这场全球话语的博弈中,它既汲取养分,又反向重塑叙事逻辑。”②Monica Popescu,At Penpoint:African Literatures,Postcolonial Studies,and the Cold War,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22,p.4.作者深入非洲的文学档案,书写非洲不同地域的知识分子在冷战和后殖民两套话语中谋求自身身份和构建文学批评话语空间的努力。

其次是“冷战文学”的世界文学研究视角。美国当代比较文学学者库库和沈双认为“冷战”与当下流行的世界文学话语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如他编辑的特刊标题那样,是一种相互“纠缠”(entanglement)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意在绘制一种世界文学的未来图谱,而是对世界文学过去和现在实际状况的描述。如他们所言,“世界文学本质上是一个无法消解的竞争性命题(irreducibly agonistic problem)”,因为冷战期间的三个世界本身本就对“世界”文学有不同的认知。③Sorin Radu Cucu and Shuang Shen,“Introduction:The Entanglement of Cold War and World Literature,”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vol.7,no.4,2022,p.482.与其说他们关心的是世界文学应该如何,不如说不同地区的冷战文学阅读如何想象这个世界。在特刊收录的库库的论文“作为羊皮纸的世界文学:通往一种竞争性的冷战文学观念”(World Literature as Palimpsest Toward an Agonistic Idea of Cold War Literature,2022)中,他认为作为关系性(relational)存在的世界文学是一个“可以重写的羊皮纸”(palimpsest),既存留历史的印迹也在不断被重写,而奥尔巴赫的语文学阅读方法可以洞察这种复杂纠缠的关系。④Sorin Radu Cucu,“World Literature as Palimpsest:Toward an Agonistic Idea of Cold War Literature,”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vol.7,no.4,2022,pp.491-511.在同一期刊登的乔治亚大学英语系的学者罗兰·韦格肖(Roland )探讨冷战语境中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1942)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自由主义的想象》(Liberal Imagination,1950)在世界文学观念上形成的张力。他认为前者尽管试图突破国别文学却对世界文学闪烁其词,而后者则把世界文学视作为美国学生提供“期待的他异性”(desired alterity)。⑤详见Roland,“Revisiting World Literature:Cold War Criticism and 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vol.7,no.4,2022,pp.512-532.该特刊也收录了四篇研究美苏冷战中心之外的冷战文学关系网络,包括澳大利亚诗人多萝西·休伊特(Dorothy Hewett)超脱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美苏两极世界的诗学构建,意大利小说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停战》(Truce,1963)中描绘的冷战体验,社会主义中国翻译的反殖民第三世界文学以及中非友谊的文学想象,在印度喀拉拉邦(Kerala)流通的马拉雅拉姆语版苏联文学。总之,这个特刊是对历史语境中的世界文学的再发现,是对第二和第三世界文学关系的挖掘,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文学如冷战文学想象的世界一样复杂而多样。

最后是“冷战文学”的美学研究视角。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王晓珏认为不应以冷战期间的政治事件划分文学叙事,她以1949年为时间点整体考察大陆和港台地区作家对于现代中国的想象,并且探究期间文学叙事、政治话语和国家的关系。她试图“弥合1949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割裂”,通过考察沈从文、丁玲、张爱玲以及冯至、吴浊流等作家在1949年前后的在美学上的自我调适与冷战政治的关系,勾勒出这个作家群体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想象。例如,本书第五章通过考察冯至对里尔克和歌德的人文主义美学思想的翻译,认为他在1949年之后放弃现代主义美学范式转向重申主体与国家的关系美学,这并不应简单地被理解为文化上的背叛,而是寻求一种与社会主义中国的集体主义的谋和之处,在更广的社会主义美学体系下超越资产阶级的美学主体。卡利尼深入文学档案,从文学史的视角分析20世纪中叶美苏在亚非地区的“文化软实力”投射以及亚非作家去殖民化美学层面的论争,包括审美自律论与审美功利论等问题———“简言之,这场美学冷战虽为去殖民化地区的作家们提供了接入新网络体系的机遇,但该网络本身亦被晚期殖民与后殖民知识分子持续重塑———他们不断论争着美学与政治、文化依附与自主、本土性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书第五章聚焦中国作家张爱玲在中国香港、上海以及美国的文化活动,认为她虽然在不同的冷战意识形态之间游走,也参与了美国政府支持的文化项目,可是在美学层面张爱玲的作品中彰显了一种稳定的“不结盟美学”(an aesthetics of nonalignment),她在不同阵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压力下游刃有余,始终如一地抵制宣传与意识形态的操纵。①值得指出的是,该论点乃一家之言,与国内外学者对于该时期张爱玲的创作研究存在张力,关于张爱玲“不结盟”姿态的纯粹性与有效性仍存在较大的讨论空间。参见陈子善:《不为人知的张爱玲》,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黄心村:《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与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王德威:《重读张爱玲〈秧歌〉与〈赤地之恋〉》,《现代中文文学学报》1997年第1期。 克洛茨则把研究视野投向冷战期间苏联的“境外出版”(tamiztat),包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1962)、莉迪亚·楚科夫斯卡娅(Lydia Chukovskaya)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Sofia Petrovna)与《沉没》(Going Under,1972)、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的《安魂曲》(Requiem,1963)、瓦尔拉姆·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的《科雷马故事》(Kolyma Tales,1978)等作品,探究苏联境内与境外出版与冷战美学之间的关联。在这些学者看来,审美自律与国家资助,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以及知识分子的审美选择等问题不仅出于个人的喜好,而且被冷战意识形态塑造,也同时形塑了不同地区的文学叙事与美学表达。

三、“冷战文学”范式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启示:几点思考

可以察觉,国际学界的“冷战文学”研究已有勃兴的态势。在华语文学与冷战的关系研究领域,亚洲地区研究机构的学者也有重大贡献。武汉大学的方长安的专著《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研究》(2009)以详实的史料梳理“十七年”期间中苏文学的关系,提出中国文学对苏联文学的接纳经历了从认同、摹仿到反思再到疏离的历史变迁。②参见方长安:《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张松建撰写《亚洲冷战与文学想象》(2024)一书,考察十位大中华地区的华裔作家(韩素音、黑婴、王啸平、韩萌、萧村、邱然、力匡、金枝芒、贺巾、王里)冷战期间前后在中国港澳台地区、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等地的文学活动、离散经验以及他们对于革命、冷战、亚洲身份的文学想象。③参见张松建:《亚洲冷战与文学想象》,秀威咨讯2024年版。金进的《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2019)以“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研究框架入手探究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在20世纪中叶冷战背景下的区域互动,以大中华文学的观念勾勒亚洲地区冷战文学的整体脉络,延展了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范畴。①参见金进:《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华东师范大学杜英的《冷战文艺风景管窥:中国内地与香港,1946-1967》这本专著引入冷战文艺的框架,辨析战后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的文人流转以及地域性文艺范式形成的关联,于细微处考察文化冷战在两地的投影。②参见杜英:《冷战文艺风景管窥:中国内地与香港,1946-1967》,台湾学生书局2020年版。同为华东师范大学的金衡山、廖炜春等人合著的《冷战思维与美国文学与文化》(2017)一书从中国的视角出发考察冷战思维对战后美国文学与文化的塑造,他们认为这种冷战思维即使在后冷战时代依然隐约可现。③参见金衡山,廖炜春,孙璐,沈谢天主编:《印记深深:冷战思维与美国文学与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上学者对于冷战期间的华语文学、文艺团体、文人活动均有深入的探讨,对于厘清文化冷战与华文文学的知识生产、文化政治具有重要意义,可是他们并没有直接使用“冷战文学”这一学术概念,这一概念不仅可以包括冷战时期亚洲地区之间文学互动,也可容纳中国文学与华文文学与全球其他区域的文学的互动。遗憾的是,无论是哈蒙德编著的论文集还是英文出版的学术专著均鲜有中国大陆学者的身影。笔者认为,“冷战文学”不应仅仅被当作是又一个西方舶来的新概念、新理论或者新框架,而被选择性地忽视,其研究思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做简要论述。

首先,“冷战文学”的研究框架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提供可批判借鉴的视角。近期,洪子诚撰文从跨国的视角论及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与“去苏联化”的问题,他指出荷兰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是最早关注当代中国文学“苏联化”问题的学者,他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1961)直到2011年才有中译本④Douwe Wessel Fokkema,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1956-1960,Hague:Mouton,1965.中译本参见(荷)佛克马:《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季进、聂友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洪子诚也提及此种中苏跨国文学研究的衰微:“尽管著者在《中译本序言》中‘坚持认为本书论述的许多理论问题与当下的文学依然相关’,但研究界已少有人关注当代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关系了。”⑤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与“去苏联化”》,《文艺研究》2024年第3期。他希冀对“苏联化”时期的当代中国文学予以更多的重视,他谈到:“筛选是双重的:苏联提供给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就经过阐释性的选择,而接收方也并非照单全收。这里面的复杂情况,需要做细致的辨析。”⑥同上文。虽然这篇文章中作者并未提及冷战或冷战文学,但是无论是“苏联化”还是“去苏联化”都与冷战和后冷战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系。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分期与冷战的历史分期有着惊人的重合之处。国际历史学界通常把冷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冷战”(first Cold War)(1940年代到1950年代加剧的紧张局势)、“缓和”(détente)(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晚期局势的缓和)和“第二次冷战”(second Cold War)(1980年代局势的再次紧张)。这大致可以对应“十七年”“文革”和“80年代”。可见,当代中国文学与苏联文学,也与全球冷战的时代背景关系密切。将中国当代文学置于“冷战文学”的框架下考察,可以突破中苏、中国与南斯拉夫、中国与外国的二元对立的国别文学研究视角,从整体上探究美苏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施加文学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在大国争霸的语境下寻求文学的自主表达。以1950年代中国家喻户晓的英国小说《牛虻》(The Godfly,1897)为例,这部小说在铁幕另一端的欧美世界几乎无人知晓,在沙俄时代也反响平平,而在东方阵营内部却享有崇高的声誉,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⑦参见Zhen Zhang,“Manipulated Translation,Politicized Canon:Reception of the Gadfly in China,”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vol.9,no.2,2024,pp.281-296.如果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视角出发,可能会把这部小说当做是一部“苏联化”的英语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来看待。可是,如果从“冷战文学”的视角分析该部小说,可以洞察冷战时代小说与政治的关系,并进一步挖掘当代中国文学史与国际政治变迁之间的耦合关系。

其次,“冷战文学”的跨国史研究框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有效补充。跨国史的历史书写框架为国别史的封闭边界提出挑战,在国别史框架下不被关注的历史资料被赋予了可被言说的权利。①张振:《微观跨国史视角与艺术形式的复魅:〈里斯本丸沉没〉的历史与影像叙事》,《戏剧》2025年第1期。中国当代文学的跨国史视角可以是国别史的补充,洪子诚提及的“苏联化”与“去苏联化”正是此种研究范式的标杆,笔者认为,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以推进和深化。跨国研究的范式使得以往关注较少、被地域割裂的历史资料获得新的研究价值。比如说中国当代文学与香港、马华和美国左翼文学的跨地域互动,中国与东欧文学的翻译网络以及中国与全球南方文学之间的互译等话题不仅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景观。至于“跨国冷战文学”如何构成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扩充方面,笔者暂举几例。1950年代上海的“时代”(Эпох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苏联的“反帝”书籍,如“反帝剧选”,包括《善良的人们》《冷战》《三个反证》《俄罗斯问题》《赴苏使命》,以及揭露美国社会文化阴暗面的系列读物,包括《被压迫的美国青年》《从后门看美国》《寄生的强盗———美帝国主义》等。时代出版社,又称上海苏商时代书报出版社,是1941年由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创办、合作经营的出版社,在1941-1951十年间出版了大量的红色文献,也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俄语翻译人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苏文化交流史领域具有重要作用,“不看时代,不知天下事,时代社的消息最准确,是当时上海人民共识”。②详见黄蕾:《以“时代“为名,为时代呐喊:时代出版社及其红色文献出版》,《图书馆杂志》2021年第10期。如果从中国当代文学的视角来看,恐怕此类文学作品很难被归为中国文学,因为它们毕竟译自苏联文学,非中国的原创文学,然而,如果从“冷战文学”的视角出发,此类文学创作正是美苏冷战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投射,也在新中国的大众文学场域塑造了“美帝国主义”的文学形象,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通过细查中国翻译家如何筛选、调适以及内化此类苏联文艺,可以挖掘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在冷战宏大话语中调适自我的身份认同。再如,笔者曾撰文考察中苏首部合拍故事片《风从东方来》(1959),这部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献礼片的合拍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从影片命名、剧本安排到拍摄都历经波折,中国导演干学伟和编剧林杉与苏方据理力争,体现了中国电影艺术家在美苏冷战背景下寻求中国主权身份的努力。③详见Zhen Zhang,“Flood Dashing against the Temple of the Dragon King:The Allegorical Nature in Wind from the East(1959),”Prism: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vol.21,no.1,2024,pp.116-130.这些案例都可以丰富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也可以提供一些新鲜的研究思路,激活被遮蔽的历史档案资料。这里再举一例。美国当代作家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的纪实性散文作品《与中国作家的相遇》(Encounters with Chinese Writers,1984)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在政治上退出冷战体系,然而世界范围内甚至出现了“二次冷战”,里根总统采取“推回”(rollback)外交政策对苏联极限施压,争取冷战的胜利。尽管这部文学作品属于中美“蜜月期”,然而从作品中中美两国的作家代表团互访的情况来看,依然能洞察冷战时期所塑造的不同文学价值之间的尖锐冲突。这部作品记录了美国作家代表团在1982年访问中国以及中国作协成员张洁等人回访美国的言谈、行程与对于诸多文艺问题的反思。④详见Zhen Zhang,“Teaching Pilgrim at Tinker Creek in Beijing,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vol.66,no.2,2024,pp.174-176.通过中美两国作家的私下接触,迪拉德展示了中美作家在责任、道德、义务、审美与创作自由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无论是从中国还是美国的国别文学研究视角来看,这部作品都不会受到重视,所以该作品至今还未被翻译成中文,在美国也远不如迪拉德的《听客溪的朝圣》(Pilgrim at Tinker Creek,1974)等其他作品出名。可是,如果从“跨国冷战文学”的视角来看,这部作品展示的正是冷战铁幕两边作家(尽管已试图对话与理解)的不同立场以及对于文学功能的不同解读,无论对于当代中国文学还是美国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冷战文学”的研究框架可以助推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研究的视野。长期以来,西方的科研机构中,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通常被“囚困”在以国别划分的语言系、区域研究系或者更为传统的汉学/中国学系中,包括东亚语言文学系、中国学和东亚研究等,而世界文学的研究通常是在英美文学与欧洲文学研究主导的英语系和比较文学系。其后果是本应包罗万象的世界文学成了欧美文学研究的“自留地”。在1960年代弗里德里希·维尔纳(Friederich Werner)就率先批评“世界文学”命名的课程项目,而提倡“大书”(Great Books)这个非排他性的概念。他直言:“应该叫我们的文学研究项目‘北约文学’(NATO Literatures)———甚至这都有些夸大了,因为我们研究的不过是15个北约国家当中不到四分之一的文学。”①Werner P.Friedrich,“Great Books Versus ‘World Literature’,”in William J.DeSua ed.,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Other Addresse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0,p.30-31.与此类似,美国阿拉伯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学者瓦伊勒·S·哈桑(Wa'il S.Hassan)更是针锋相对地质疑诺顿出版的《诺顿世界经典文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1956,1965,1973,1979,1985,1992,1995)文集,认为其所谓的“世界”经典篇目筛选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也有明显的消费主义色彩。他写道:“对于注意力短暂、渴望异域商品的读者/游客/消费者而言,阅读体验彻底成为一种‘当代探险’。阅读和教授世界文学,宛如漫步在一个全球文学的商场中———这个商场的构建既是为了满足,也是为了强化西方的消费与阐释模式:西方的时代划分、西方的主题偏好,以及西方的后现代审美情趣。”②Wa'il S.Hassan,“World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Reflections on an Anthology,”College English,vol.63,no.1,2000,p.42.换言之,世界文学要么成为欧美文学的代名词,要么成为“多元文化”消费主义购物广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国文学只不过是租用欧美商场门面的一家店铺的橱窗而已,和其他非西方文学一起为欧美的消费者提供一种异域风情的文学景观。张隆溪近期参与编辑的四卷本《文学的世界史》(Literature:A World History,2024)以及专著《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2023)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观念予以纠偏。他认为丹姆罗什从流通视角定义世界文学确使世界文学成为一个学理上可操作的概念———“世界文学包括超出其文化本源而流通的一切文学作品,这种流通可以是通过翻译,也可以是在原文中流通(欧洲人就曾长期在拉丁原文中读维吉尔)”③David Damrosc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4.中文翻译转引自张隆溪:《什么是世界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3页。。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文化本源之外流通的文学大多数依然是西方文学。张隆溪写道:“真正为全球各地读者所知道而且欣赏的文学经典,实际上都主要是西方文学的经典,而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许多非西方文学,也包括西方‘小’文学传统,都尚未被世界范围内的读者广泛认识,也都还是我所说上尚为人所知,尚待发现的世界文学。”④张隆溪:《撰写文学之世界史的挑战》,《书屋》2022年第6期,第6页。这里“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正是着眼未来,为那些非西方的以及西方内部的“小”传统文学开辟进入世界文学经典行列的发声。当然,这里张隆溪极力推崇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他的英文新著《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总共二十章的篇幅中只有最后一章“中国现代文学”是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全书并没有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当代文学。⑤详见Longxi Zhang,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Routledge,2023.中译本见张隆溪:《中国文学史》,黄湄译,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版。

试想,借由“冷战文学”的研究框架,可以再次激活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其中部分史料也是全球冷战文学的一部分。通过钩沉文学史料,学者可以重审当代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美苏冷战的关系,当代文学与全球左翼文学的关系网络,作家交流互动,美学特质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自觉与自我调适等等,反思跨国语境中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动,助推当代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这里暂举一例。在1950年代的美苏冷战背景下,非裔美国学者杜波依斯博士(W.E.B.Du Bois)受邀访问中国,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与中国多名作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冰心女士在悼文中深情回忆与他的相知相识。冰心女士也写过多篇记录亚非人文风情的散文作品,包括《尼罗河上的春天》《亚非作家的战斗友谊》等,她还翻译了来自印度、加纳、朝鲜、阿尔巴尼亚、尼泊尔、北美原住民的文学作品,包括《孟加拉风光》《加纳诗选》《夜车的汽笛》《寄清溪川》《巡逻》《渔夫与北风》等。①参见冰心:《冰心全集》第六卷,卓如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无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还是西方学院内流行的“非裔文学”或者地域研究视角,此类史料都易被忽视,而“跨国冷战文学”则可激活此类文学档案,丰富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四、余论:几点澄清与反思

这里有几点有必要澄清。首先,笔者认为应该批判地借鉴美国学者哈蒙德所提出的“冷战文学”或“跨国冷战文学”的概念。可以察觉,哈蒙德等学者重申的冷战文学是英美学术界内部自我反省的结果,它致力于挖掘冷战时期由于冷战意识形态的操控,文学学术研究中被遮蔽的、被忽视乃至被不公正批判的作家作品、组织和网络,这对世界文学史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哈蒙德从跨国的视角审视冷战期间全球文学的交流网络,突破了国别文学研究的范式,对于理解文化冷战对于世界文学生产的塑造有积极作用。然而,哈蒙德并没有清晰地界定“冷战文学”(Cold War literature)与“冷战时期的文学”(literature during the Cold War)之间的区别,这一点有概念泛化的理论风险。笔者认为,冷战文学应更加细分为历史上的冷战文学与观念上的冷战文学。前者属于文学史的范畴,这种冷战文学应是冷战时期文学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它要么与冷战的文化制度(文化自由大会、诺贝尔文学奖、列宁奖、荷花奖、亚非会议等)有直接关系,要么有显著的冷战话语或美学特征,对于冷战时期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的自主性文学创作而言,虽然它与冷战意识形态是时有纠葛,但不宜直接被划为冷战文学,使用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观念会更具体,更有说服力。后者则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诊断冷战时期乃至后冷战时期的文学创作如何被冷战思维或冷战意识形态所塑造(无论是通过反抗、妥协、延续还是消解),也可以反过来从文学作品出发探查冷战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纳入后者视野的文学作品数量多于前者,后者也可以激活前者的材料。

其次,本文所论述的“冷战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启示属于文学批评视角上的革新,以此搭建一种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与互鉴的框架,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范式。它绝不是在文学史意义上的“另起炉灶”,谋求取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从冷战文学的视角审视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不仅不会消解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反而可以洞察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在不同时期的冷战话语中不断重新定位,强化自身的文化自觉。此外,这里的“冷战文学”视角并非是试图重建东方阵营的文学,打造文学的“第三国际”或者某种非西方文学的政治联盟,因为这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为文学划定边界的方式正是冷战思维的惯性。虽然冷战文学与冷战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然而它也与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一样,既与政治有着暧昧的关系,也游离于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因素之外,用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话来说,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②卡萨诺瓦认为存在一个独立于政治、经济、地理空间的“世界文学空间”,她写道,“这个空间不是一种抽象的和理论的结构,而是既具体但又不可见的世界:这是一些文学上的广阔领地,是一些能生成所谓文学之物的世界,是一些被认为无愧文学称号的、人们在其中争抢构建文学技艺特殊手段和道路的世界…因而就会有独立于政治界限之外的文学领土和界限,有一个秘密的、但却被所有人接受的,尤其是被最失意者领会的世界。在这些领地中,唯一的价值和资源就是文学”(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世界共和国》,罗国祥、陈新立、赵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6页。)。脱掉跨国冷战文学的冷战政治外衣,也可以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文人如何在宏大的文化冷战背景下彼此惺惺相惜,共同搭建世界文学的“公地”。

最后,作为观念的跨国冷战文学可以补济区域国别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斯皮瓦克在《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2003)中提出“新的比较文学”(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观点,认为它可以弥补“旧的比较文学”和美国区域研究的不足。在她看来,“正如区域研究根源于区域间的森严壁垒,美国比较文学则建立在与欧洲的友好基础之上”①加亚特里·斯皮瓦克:《一门学科之死》,张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战后美国比较文学的勃兴与逃离所谓“极权”政体的知识分子涌入美国教育机构有密切关联,而美国区域研究学科又是冷战的产物。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应当携起手来,取文学研究的文本细读之长处,也取区域研究的跨地域研究的优势,“通过接近他者的语言,而不仅仅把它当作一种‘田野’语言,这样,就可以用比较文学中传统的语言素养来补济区域研究(以及历史学、人类学、政治理论与社会学)……我们必须把南半球的语言看作活跃的文化媒介,而不能像遭谴责的宗主国移民那样,竟无知地把它们视作文化研究的对象”。②同上文,第10页。这里斯皮瓦克关注的是那些尚未被规范化、语法化的全球庶民的语言和文化,这些语言所承载的细腻的文化并不会被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也会被大都会的移民所忽视乃至“代表”。新的比较文学正是对这种被系统性遮蔽、排斥和忽略的语言和文化开放,不是从西方看世界,而是从底层看世界。不论是口头文学还是书面文学,文学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阅读复杂而细腻的文学表达,学者才可以理解、认同“原住地生成”(autochthone)文化本身的复杂性,而不是把这些地域的文化客体化,当作是“文化研究”的对象。以跨国冷战文学为契机,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也可与区域国别学领域的学者合作,既可以向区域国别领域的学者借鉴跨地域研究的视野,也可以利用自身的语言优势,通过深入辨析具体的作家作品与文人交往网络,探究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对于广大全球南方文化样态的塑造以及南方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通过回顾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冷战文学史料,立足中国立场,可以进一步拓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场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

无论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冷战文学还是作为观念的冷战文学,重温冷战这一话题,整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遗产,对于过去、当下以及未来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以及历史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国际学术界的冷战文学研究已经开展,中国有着丰富的冷战历史资料,中国的学者也可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此呈上,以求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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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6)02-0116-11

作者简介: 张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课题“‘两个结合’与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创新研究”(24ZD0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