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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美学的两歧———从徐复观与叶维廉的对照看“中国美学”的冷战构造



摘 要: 道家美学作为“中国美学”重要资源论述的形成,离不开1960至1970年代冷战背景下港台地区学人的贡献,其中又以徐复观和叶维廉最具代表性。前者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批判中以“虚静之心”阐发“中国艺术精神”,而后者则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顺承接受中思考其与中国传统美感意识的结合,推出了以“无言独化”为标志的道家美学阐释进路。虽然在阐释策略上形成了主体化与去主体化的进路分歧,但在阐发中国文化之于世界的积极意义方面,二者又可谓殊途同归,并共同折射出冷战构造之于“中国美学”当代构建的深层影响。

关键词: 道家美学;徐复观;叶维廉;现代主义;冷战构造

道家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的重要资源,今天已成为研治“中国美学”的常识,但若从20世纪“中国美学”知识范式得以形成的整体视野来看,道家美学在“中国美学”中重要地位的确立,其实又离不开1960至1970年代港台地区知识界的贡献,其中又以徐复观与叶维廉的工作最具代表性。前者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提出了以庄学与玄学阐发“中国艺术精神”的道家美学进路,后者作为港台现代主义诗歌的倡导者,则在中西美学与诗学的比较中推出了以“无言独化”为标志的道家美学阐释。两人对道家美学的阐发与提倡,在1960至1970年代的港台学术界影响甚巨,却少有人将之相提并论。这固然是因为二者文化立场上的巨大差异,徐复观常被指认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而叶维廉则是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中的弄潮儿,但过于强调这一差异其实又容易遮蔽二者阐发道家美学所共同身处的冷战背景。实际上,二者之所以转向道家美学,都与冷战时期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扩张性反应有关,因而也为观察冷战背景下港台地区“中国美学”知识构建提供了绝佳案例。本文便尝试从这一角度对照二者对道家美学的阐发路径,由此揭示冷战之于“中国美学”知识构建的影响。

一、在现代主义风暴中:问题缘起与态度分野

现代主义,原本是西方文艺史上兴起于19世纪后期的文艺潮流,但在冷战时期,出于对抗社会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宣传,现代主义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投注与经营,其中内情在弗朗西斯·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出版后已广为人知。①参见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1950年代中后期以降,现代主义在港台地区的传播与接受,便是在这样的冷战格局下发生的。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在台湾施行“白色恐怖”,绞杀左翼人士,使得台湾成为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1956年,诗人纪弦发起成立《现代诗》杂志,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夏济安创办《文学杂志》,常常被视作现代主义登陆台湾省的标志性事件。这其中固然有新文学传统在渡海之后的延续,但更与美国在港台地区施行文化冷战政策、大力扶持现代主义文艺的冷战背景密不可分。在经过了几次论战后,现代主义在1950年代末已然在台湾站稳了脚跟,并在1960年代获得了蓬勃发展,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参与。陈映真,这位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早期参与者,也较早地对现代主义在台湾的状况进行了反思:

可以用最一般性的意义这样说:现代主义是一种反抗。能够对于现代主义稍做发生学的考查的人,就能明白:现代主义如何是对于被欧战揭破了的、欧洲的既有价值底反抗,又如何是对于急速的工业化社会所强施于个人的、划一性底反抗。台湾的现代派,在囫囵吞下现代主义的时候,也吞下了这种反抗的最抽象的意义。我说“抽象的意义”,是因为在反抗之先,必须有一个被反抗的东西。然而,与整个中国的精神、思想的历史整个儿疏离着的台湾的现代派们,实在说:连这种反抗的对象都没有了。②陈映真:《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5-86页。

陈映真这里深刻揭示了现代主义在台湾的隐秘真实,即它不仅以反抗之名迎合了年轻人的青春期冲动,更将之纳入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政治斗争中。正是在这样的里应外合下,现代主义犹如一场风暴席卷了台湾文艺界。无论徐复观,还是叶维廉,他们对道家美学的阐发,都与这个席卷港台地区的现代主义风暴存在密不可分之联系。当现代主义在台湾尚处于方兴未艾之际,徐复观就已率先在日本感受到了这种风气。1960年,在东京访问的他在参观了一场现代主义美术展后大为失望,写下《毁灭的象征———对现代美术的一瞥》一文。文章开篇便从赫鲁晓夫在四国高峰会议上的政治风云谈起,将现代主义与核战争带来的非人处境相关联。③参见徐复观:《毁灭的象征———对现代美术的一瞥》,《徐复观全集 论艺术》,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随后他又陆续发表《非人的艺术与文学》《达达主义的时代信号》《现代艺术的归趋》《从艺术的变,看人生的态度》《现代艺术对自然的叛逆》《艺术与政治》等文,对现代主义艺术大加鞭挞,不仅认为以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艺术是现代人苦闷、虚无、找不到出路的产物,甚至还将之与敌对方社会主义阵营挂钩:

从这一方面说,他们与共产党的唯物主义,有其相同之处。但共产党还要承认客观的法则,还要构画一个明朗的未来。而现代艺术家,则只是一团幽暗、浑沌。不仅拒绝了过去,也拒绝了未来。他们以否定一切的目的性,为其自己的目的性。但人类毕竟是要由目的性以通向未来的。人们有时也可以否定传统、否定现在,但不能不要求有一个合理的未来,更不能安住在幽暗浑沌之中而不动。因此,假定现代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们的破坏工作成功,到底会带着人们走向什么地方去呢?结果,他们是无路可走,而只有为共党世界开路。④徐复观:《现代艺术的归趋》,《徐复观全集 论艺术》,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徐复观将现代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挂钩的做法,招致了“五月画会”艺术家刘国松的批评。“五月画会”作为以倡导现代主义美术运动著称的当代中国台湾文艺社团,成立于1957年,以法国五月沙龙灵感命名。刘国松作为其中的灵魂人物,也常常被视作台湾现代画运动的代言人。在《为什么把现代艺术划给敌人》一文中,刘国松不仅讥讽了徐复观的专业知识,更对其“乱扣政治帽子”的做法深恶痛绝,①参见刘国松:《为什么把现代艺术划给敌人》,《联合报》1961年8月29、30日。而徐复观在对刘国松的答复中则坚持自己对现代主义的看法,自承并非从艺术家角度而是从政治社会观点出发。②参见徐复观:《现代艺术的归趋———答刘国松》,《徐复观全集 论艺术》,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1961年发生在徐复观与刘国松之间的这场关于现代画的论战,也常常被视作台湾现代主义发轫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两人分别推进各自主张,1965年,刘国松出版了《中国现代画的路》,继续高举中国现代画运动的革新大旗,而徐复观则于次年出版了《中国艺术精神》,以庄学及玄学为根底阐发“中国艺术精神”之于现代世界的意义。显然,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专注于对道家美学的现代阐发,正是持续关注并回应现代主义的产物。

与徐复观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激烈批评态度不同,更为年轻的叶维廉则属于积极拥抱现代主义的一代。虽然在香港学习写诗阶段就已接触到象征主义,但1955年入读台湾大学后陆续结识商禽、纪弦、痖弦、洛夫等诗人,他才找到了诗学上的同道,并成为连接港台两地现代诗运动的关键人物。同一时期,在夏济安的影响下,他与白先勇、王文兴等人共同组织创办《现代文学》杂志,掀起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大旗。早在1959年的《论现阶段中国现代诗》一文中,叶维廉便明确宣告了对现代主义的自觉追求。文中不仅将现代主义奉为文学正宗,更概括了其四大特点:“现代主义以‘情意我’世界为中心”、“现代诗的普遍歌调是‘孤独’或‘遁世’(以内在世界取代外在现实)”、“现代诗人并且有使‘自我存在’的意识”、“现代诗人在文字上是具有‘破坏性’和‘实验性’两面的。”③叶维廉:《论现阶段中国现代诗》,《叶维廉文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他认为,现代诗虽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发轫,但“现代主义重新作威胁性崛起,却还是一两年间的事”,④叶维廉:《论现阶段中国现代诗》,《叶维廉文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文章结尾处更倡言道:

现代主义的姗姗迟来使中国诗人面临一个颇为困惑的境况,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欧美现代主义已进尾声,其价值已先后被人怀疑和否定……而我们却刚刚开始,那么我们是不是正重蹈别人的覆辙呢?但我们又不应完全漠视这个动向,因为这个动向是很自然发展的。那么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如何把握它而超过它?亦即是说,我们如何一面极力推进,一面又步入诗的新潮流中,而同时又必须把它配合中国的传统美感意识?于是我们的方向可以确立,我们应该用现代的方法去发掘和表现中国多方的丰富的特质。⑤叶维廉:《论现阶段中国现代诗》,《叶维廉文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这段文字精炼概括了叶维廉接下来数十年的工作方向,即一方面是要顺应现代主义这一诗歌发展的“自然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思考如何让它配合中国的传统美感意识实现对其的超越,而这也的确成为其后来念兹在兹的难题所在。正是带着这一困惑,1960年代叶维廉赴美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写下了以现代派诗人庞德论中国诗为题的博士论文。毕业后转赴加州大学任教,叶维廉一方面在英语世界积极推广台湾现代诗,精选并用英文翻译出版了《中国现代诗选》,另一方面也在其学术研究中继续推进对前述难题的思考。1970年,受聘台湾大学外文系客座教授、协助建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期间,叶维廉开始集中思考西洋现代诗与道家美学的汇通问题,写出了多篇阐发道家美学的论文,而这也标志着其从现代诗运动的实践者转变为了致力于探索现代主义与道家美学关系的比较文学学者。虽然在对待现代主义的态度上截然相反,但不可否认,正是作为对这场风暴的回应,徐复观与叶维廉才得以开启了各自以道家美学为据点阐发“中国艺术精神”和“中国美感意识”的理论旅程。

二、虚静之心:徐复观以庄学阐发“中国艺术精神”

在与刘国松关于现代画的论战后,徐复观开始专注于思考艺术方面的问题,1966年《中国艺术精神》的出版便是这一思考下的产物。自1963年下半年动笔,徐复观利用在东海大学授课间隙断断续续写作,历时三年多方完成这部著作。在该著的写作中,徐复观念念不忘对刘国松及其所倡导的台湾现代画运动的批评。针对刘国松从抽象主义的西化主张转向追求中西融合的现代主义探索,徐复观在自序中不指名地讥讽道:“当西方的抽象主义,以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发展到高峰,六十年代已走向没落时,又有些人大声叫嚷,说中国的绘画乃至书法,正是抽象主义。于是在画布或画纸上涂些墨团团,说这是抽象的东西合璧。”①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全集 中国艺术精神 石涛之一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而在1973年的三版自序中,徐复观再次申明:“当我着手写这部书的时候,正是许多人标榜以抽象主义为中心的‘现代艺术’的时候。现在这种声音,似乎比较微弱了。艺术到底走到什么地方去,三十年来,他人是在摸索,而我们则在模仿;摸索者多已感到空虚,模仿者也应有些迷惘。我觉得大家应当暂时放下‘传统’、‘现代’这类硬壳子的招牌,先下一番功夫,了解传统、现代、有关艺术的说明,到底是些什么意义。”②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全集 中国艺术精神 石涛之一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不难见出,彼时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发,始终是以刘国松等为代表的台湾现代画运动为对话对象展开的。

《中国艺术精神》共十章,凡三十万言。从篇目安排上看,全书虽发端于第一章“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但第二章“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庄子的再发现”才是全书的关窍所在,后续篇目如“释气韵生动”“魏晋玄学与山水画的兴起”“唐代山水画的发展及其画论”“荆浩《笔记法》的再发现”“逸格地位的奠定———《益州名画录》”“山水画创作体验的总结———郭熙的《林泉高致》”“宋代的文人画论”“环绕南北宗的诸问题”等章,不过是以庄学及玄学为代表的道家美学在后世画学中的开展延伸。对于此结构上的安排,徐复观在自叙中坦言是阅读大量材料后的发现:“经过这种披沙拣金的工作后,才追到魏晋玄学,追到庄子上面去。然后发现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而他由心斋的工夫所把握到的心,实察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由老学、庄学所演变出来的魏晋玄学,它的真实内容与结果,乃是艺术性的生活和艺术上的成就。历史中的大画家、大画论家,他们所达到、所把握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然而然地都是庄学、玄学的境界。宋以后所谓禅对画的影响,如实地说,乃是庄学、玄学的影响。”③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全集 中国艺术精神 石涛之一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正是据此认识,身为新儒家的徐复观已悄然将以庄学、玄学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提升为“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所系。

徐复观作为新儒家之所以如此抬高道家美学的地位,首先是因为他认为儒道两家在人性论上并无区别。如果说他在《中国人性史论·先秦篇》中已暗中沟通二者,指出庄学所成就的是“虚静的人生”,那么,《中国艺术精神》则进一步将之表述为了“艺术的人生”:“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④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全集 中国艺术精神 石涛之一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57-58页。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徐复观援引西方美学与现象学知识,对庄学所代表的“中国艺术精神”作了系统阐发。在其看来,“而庄子所把握的心,正是艺术精神的主体。庄子本无意于今日之所谓艺术;但顺庄子之心所流露而出者,自然是艺术精神,自然成就其艺术的人生;也由此而可以成就最高的艺术。”⑤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全集 中国艺术精神 石涛之一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这里所谓“庄子所把握的心”,又被称作“虚静之心”,乃是通过“心斋”、“坐忘”达到的虚、静、明的境界。更关键的是,徐复观强调,“虚静之心”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同时也能与“道德之心”通行无碍:“虚静之心,是社会、自然,大往大来之地;也是仁义道德可以自由出入之地。所以宋明的理学家,几乎都在虚静之心中转向‘天理’;而‘天理’一词,也即在《庄子》一书中首先出现。”①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全集 中国艺术精神 石涛之一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页。

可见,徐复观以“虚静之心”作为阐发“中国艺术精神”的要旨,乃时时离不开西方美学的参照,二者的差别不仅在于“一得其全”与“一得其偏”,更在于是否体悟作为艺术精神之根本所系的“艺术的主体”:

庄子所体认的艺术精神,与西方美学家最大不同之点,不仅在庄子所得的是全,一般美学家所得的是偏;而主要是这种全与偏之所由来,乃庄子系由人生的修养工夫而得;在一般美学家,则多系由特定艺术对象、作品的体认,加以推演、扩大而来。因为所得到的都是艺术精神,所以在若干方面,有不期然而然的会归。但西方的美学家,因为不是从人格根源之地所涌现、所转化出来的,则其体认所到,对其整个人生而言,必有其所不能到达之地;于是其所得者不能不偏。虽然他们常常把自己体认所到的一部分,组织成为包天盖地的系统。此一情势,到了现象学派,好像已大大地探进了一步,但他们毕竟不曾把握到心的虚静的本性,而只是“骑驴求驴”地在精神“作用”上去把捉。这若用我们传统的观念来说明,即是他们尚未能“见体”,未能见到艺术精神的主体。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不仅在观念、理论上表现而为多歧,而为奇特;并且现在更堕入于“无意识”的幽暗、孤绝之中。这与庄子所呈现出的主体,恰成为一两极的对照。②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全集 中国艺术精神 石涛之一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138页。

在徐复观看来,由于西方美学缺乏对作为“虚静之心”的“艺术主体”的把握,故而走向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歧途,这正是各种现代主义艺术泛滥的根源,而“庄子的本意只着眼到人生,而根本无心于艺术。他对艺术精神主体的把握及其在这方面的了解、成就,乃直接由人格中所流出。吸此一精神之流的大文学家、大绘画家,其作品也是直接由其人格中所流出,并即以之陶冶其人生。所以,庄子与孔子一样,依然是为人生而艺术。”③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全集 中国艺术精神 石涛之一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页。此外,他又以“顺承性的反映”和“反省性的反映”描述中西艺术差别。在其看来,不仅西方十六世纪的写实主义,是顺承当时的“我的自觉”和“自然的发现”的时代潮流而来的,近来由达达主义所开始的现代艺术,也“是顺承两次世界大战及西班牙内战的残酷、混乱、孤危、绝望的精神状态而来的。看了这一连串的作品———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破布主义、光学艺术等等作品,更增加观者精神的残酷、混乱、孤危、绝望的感觉。”④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全集 中国艺术精神 石涛之一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与之对照,“中国的山水画,则是在长期专制政治的压迫,及一般士大夫的利欲熏心的现实之下,想超越向自然中去,以获得精神的自由,保持精神的纯洁,恢复生命的疲困而成立的,这是反省性的反映。”⑤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全集 中国艺术精神 石涛之一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中国艺术之所以能作“反省性的反映”,同样是因为其能回返“虚静之心”这一“艺术主体”,而这一思路与新儒家专注于对心性的探讨其实又是一脉相承的。

三、无言独化:叶维廉以道家美学论中国美感意识

与徐复观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中借助庄学、玄学重构“中国艺术精神”的思路不同,叶维廉对道家美学的阐发是顺承现代主义进行的。虽然其集中阐发道家美学的论著多写于1970年代,但这一思路的萌发却可追溯至更早。在前述著于1959年的《论现阶段中国现代诗》一文中,他便已开始思考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美感意识的结合问题,有学者则将1969年出版的现代小说评论集《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视作叶维廉“道家美学的生长点”,认为“从《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开始,叶氏的道家美学探索由隐到显,在其后所提出‘纯粹经验美学’、‘无言独化’、‘真实世界’、‘物自性’、‘以物观物’等诸多观点中,都凸现出了浓郁的道家美学精神。”①冯晖:《〈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叶维廉道家美学探索的生长点》,《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而按照叶维廉自己的说法,则他关注道家美学的思想起点甚至可以追溯至他在台湾师范大学研究艾略特的硕士论文中的一章《静止的中国花瓶》,“那篇文章里我开始讨论到在意象与意象之间没有关联的这一中国语法的表现方式所呈现的美感,那就是我的起点……换句话讲,我在中国诗的语法结构上面找出它的美学特色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道家美学的层次,可是当时我并没有找出我后来所讲的道家美学‘去语障、解心囚’这些说法。”②石了英:《道家美学精神与现代诗艺的融合———叶维廉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

由此可见,叶维廉专注于道家美学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渐次酝酿的结果,正是对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语言相似性的追问,引发了他逐步进入对道家美学的探讨。收集于《饮之太和》(时报文化出版社1980年)与《比较诗学》(三民书局1983年)两部文集中的不少文章,都保留了其从这一思路进入道家美学阐发的思想痕迹。《中国古典诗和英美现代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一文对王维与华兹华斯诗歌的比较中已然大量借用了《庄子》阐发道家美学的特点:“道家由重天机而推出忘我及对自我能驾驭自然这种知性行为的批判,在中国诗人中开出了一种可谓‘不调停’的调停的观物感应形态,其结果,则演绎性、分析性及说明性的语态的不断递减而达致一种极少知性干扰的纯山水诗,接近了自然天然的美学理想。”③叶维廉:《中国古典诗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叶维廉文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而到了《语言与表现———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美学的汇通》一文中,叶维廉更是在追问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的美学相通性的基础上,申明“无言独化”“以物观物”作为中国古典诗所特有的、无法被英美现代诗通约的独特美感,都与道家美学存在着密不可分之联系。

在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叶维廉又进一步写出了《无言独化:道家美学论要》一文,专注于对道家美学进行系统阐发。文章开篇便交代了其关注道家美学的方法论关切:“对语言文字的限制,其表物象能力之不足的根本认识,自然含有更根本的一个观念,那便是认定作为万物万象之一体的人是有限的,他不应该被视为万物的主宰者,更不可视为能给宇宙万象赋给秩序的动因。这一个对人、宇宙万物和语言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是道家影响下中国美学诗学的据点,本文所要引论的亦将从这个据点出发。”④叶维廉:《无言独化:道家美学论要》,《叶维廉文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在这一表述中,道家美学已然被提升为中国美学诗学的“据点”所在:

我们既然明白了万物自放中人所占位置是如此,我们自然不会放眼在滔滔欲言的自我,而会转向无言而能独化、活泼地自生自发的万物万象。这个宗于整体中的视镜,和宗于偏面的视镜,二者美学的含义、程序、手段都完全的不同。道家的美学大体上是要以自然现象未受理念歪曲地涌发呈现的方式去接受、感应、呈现自然,这一直是中国文学和艺术最高的美学理想,求自然得天趣是也。⑤叶维廉:《无言独化:道家美学论要》,《叶维廉文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在叶维廉看来,西方文化在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上是以“滔滔欲言的自我”为中心的,而中国文化则关注“无言而能独化、活泼地滋生自发的万物万象”,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意识乃体现为“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两种不同的美学感应和表达程式:前者“以自我来解释‘非我’的大世界,观者不断地以概念观念加诸具体现象的事物上,设法使物象撮合意念”;后者则是“自我融入浑一的宇宙现象里,化作眼前无尽演化生成的事物整体的推动里,去‘想’,就是去应和万物素朴的自由兴现。”如果说前者倾向于“用分析性、演绎性、推论性的文字(或语态),用直线追寻、用因果律的时间观,由此端达到彼端地推进使意义明确地界定”,那么,后者则倾向于“将多层透视下多层联系的物象和它们并发性的兴发以戏剧的方式呈演出来,不将之套入先定的思维系统和结构里”①叶维廉:《无言独化:道家美学论要》,《叶维廉文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可以说,正是这种“以物观物”的美学感应和表达程式,使得中国古典诗在语言表达上并不依赖于比喻与象征,而是追求尽可能减少作者的干扰,让景物直接“发声”演出,诗人仿佛化作了景物本身,这其实也就是庄子通过“心斋”“坐忘”达至的“入神”状态:“这一个以心斋忘我而达至‘即物即真’、历验‘道不离物’(道虽不可道,但可在物的自由兴发而见之)的‘离合引生’、‘空纳空成’的程序,正是中国历代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的支轴,连同倾向于儒家的理论亦然。”②叶维廉:《无言独化:道家美学论要》,《叶维廉文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由此可见,与徐复观将道家美学纳入儒家心性论主体范式下加以解释不同,叶维廉则反过来尝试用道家美学涵盖儒家审美趣味。在其看来,正是庄子这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物化”追求,带来了道家美学在对待语言问题上的独特态度,正如该文结尾处所写道的:

语言文字,不应用以把自我的意义、结构、系统投射入万物,把万物作为自我意义的反映;语言文字只应用来点兴逗发朴素自由原本的万物自宇宙现象涌现时的气韵气象。所以复得朴素自然胸襟的诗人,在诗作里逐渐剔除演义性、解说性的程序,增高事物并生并发的自由兴现,向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不刻意调停、尽量减少干扰的表达方式来接近自然现象的活动;语言文字仿佛是一种指标,指向具体、无言独化的世界里万象细密的纺织。语言像“道”这个字,说出来以后便应将之忘记,得鱼可以忘筌是也。③叶维廉:《无言独化:道家美学论要》,《叶维廉文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这段文字集中阐述了道家美学的语言观,其与西方美学最大的不同乃在于“语言之用,不是通过‘我’说明性的策略,去分解、去串联、去剖析物物关系浑然不分的自然现象,不是通过说明性的指标,引领及控制读者的观、感活动,而是用来点兴、逗发万物自真世界形现演化的状态。”④叶维廉:《言无言:道家知识论》,《叶维廉文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换言之,言说的最高目标是为了让人认识到自己不过是这个无言世界的一部分,这便是“无言独化”的宗旨所在,追求“言无言”带来的也正是中国美感经验对语言空白的重视:“空白(虚、无言)是具体(实、有言)不可或缺的合作者。语言全面的活动,应该像中国画中的虚实,必须使读者同时接受‘言’(写下的字句)所指向的‘无言’,使负面的空间(在画中是空白,在诗中是言外契合的物物关系)成为重要、积极、应作美感凝注的东西。”⑤叶维廉:《言无言:道家知识论》,《叶维廉文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可见,与徐复观的道家美学阐释在主体论范式下对“虚静之心”的重视不同,叶维廉始终把语言问题作为阐发道家美学的关键,凸显的乃是去主体化范式下对“无言独化”的关注。

四、主体化与去主体化:回望“中国美学”的冷战构造

徐复观把儒家心性论挪用到对庄子的解释上,以“虚静之心”阐发“中国艺术精神”,而叶维廉立足于语言问题将“无言独化”阐发为道家美学的宗旨所在,二者在道家美学的阐释进路上正可谓截然相反,前者采取的是主体化的阐释进路,后者采取的则是去主体化的阐释进路,但如前所述,这一阐释进路上的分歧其实又可追溯到二者对待冷战时期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同态度。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以“自由世界”自居,但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文化政治对抗中,徐复观并没有全盘接受美国主导下的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追捧,反而对现代主义文艺的甚嚣尘上颇为不满,不仅从一开始就将之与核战争所引发的非人处境相联系,甚至还将之与社会主义阵营挂钩,也由此引发了前述与刘国松关于现代画的论战。若深究之,徐复观之所以能够突破冷战构造下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又在于他始终把文化置于比政治更优先的地位,把现代主义视作文化的危机。对此他在《艺术与政治》一文中有着明确交代:

以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为中心的现代艺术,是对现代的苦闷与绝望的象征。我想,他们对于现代的苦闷与绝望,似乎认为这是西方文化自身所得出来的苦果;最低限度,他们在西方文化中,发现不出能突破苦闷与绝望的通路。因此,他们便否定整个的文化,并否定由文化所建立的生活秩序。日人谷川彻三在其《二十世纪艺术》一文中说这种艺术,是以“西方的没落”为其社会心理基础,大概也是从这里着眼。他们不仅背弃了自然,背弃了文化,并且也背弃了社会;他们是在“孤独的决意之下”,来开始他们的活动。这是“否定精神”的力的表现。否定的归结,只有走向虚无。从欧洲的文化说,从欧洲的社会讲,这种否定,并不是没有它历史上的意义。为了“生新”,必须先“去腐”。但他们自身最后所能把握的,只是面对着一个不可测度的深渊,不可测度的虚无世界。人生、社会,不可能在这种深渊,在这种虚无世界中安住下去;因此,它本身的命运,只会不自觉地、消极地给政治社会以影响,亦即是为其他的东西,作开路的工作。①徐复观:《艺术与政治》,《徐复观全集 论艺术》,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6页。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见出徐复观批判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理据所在,即他并非不清楚资本主义阵营对现代主义的推崇,而是立足于文化层面做出的判断。在其看来,现代主义非但不是资本主义阵营用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自由象征,反而是西方文化深陷危机的表现,正是这一认识使之与冷战构造下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保持了距离。在徐复观这里,政治问题固然重要,他在现代新儒家思想家中便向来以关心时政著称,但文化在决定人类命运走向上体现的“道统”追求显然比“政统”更为关键,他甚至据此宣称:“我说现代艺术,可能为共党世界开路,其着眼点乃是在告诉对自由世界有责任感的文化人,应面对与世运有关的文化、观念问题,是如何走到了穷途末路,必须有最大的反省,作最大的努力。”②徐复观:《艺术与政治》,《徐复观全集 论艺术》,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这里把资本主义阵营推崇的现代主义批评为“为共党世界开路”,传达出的正是其逆政治潮流而行的文化关切。事实上,正因为将现代主义视作文化衰落的表征,也才使其把重建人的主体价值视作艺术的根本任务,并由此确立了从“虚静之心”阐发“中国艺术精神”现代价值的思路:道德与艺术双柱并立之中国文化,不仅有助于对专制政治的克服,更有裨于救治现代世界的文明危机。

与徐复观致力于从中国文化中去寻求克服西方现代主义危机的思路不同,叶维廉的道家美学阐释工作则是从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顺承接受中起步的,这也意味着他将冷战构造下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内化为了文学上的自觉追求。在叶维廉这里,现代主义不仅被认为是文学发展上的自然趋向,也构成了其转入道家美学的先在视野。前述围绕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语言形式相似性的比较分析,便是他进入道家美学的门径,但随着比较工作的深入推进,叶维廉的工作重心逐渐从对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的相似性寻求转向了对中西文化不可通约性的强调。1974年《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便标志着这一工作重心上的变化。在该文中,叶维廉提出了其在比较文学领域的标志性观点———模子寻根说。他认为,西方古典诗的模子是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以逻辑、理念的抽象思辨为主,而中国古典诗的模子则是“无言独化”“任物自然”的道家美学。③参见叶维廉:《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叶维廉文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7页。据此他强调,虽然西方现代诗的语言形式革新已努力突破西方文化的限制,实现了与道家美学之汇通,但仍与之貌合神离:

但,我们现在可以明白:要这些新的语言结构收到效果,还需诗人把“自我”消融在宇宙万象自由的流放中,或把“自我”在原来的物我通明里求适切的调协,好让直现事物保存其为直现事物的真样,好让我们能从物的“自然”环境里(即未经疏离的环境里)观其自己的演化。所以在西方诗人调整物我通明关系之前,在他们重认及拥抱真世界之前,他们语言风格的改革将无法成为自然;他们的艺术手段将被视为疏离的狂暴行为。①叶维廉:《语言与真实世界———中西美感基础的生成》,《叶维廉文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158页。

这段论述对待西方现代主义的态度已然发生了微妙改变。如果说过去叶维廉是以现代主义为标准探寻中国古典诗歌的美感价值,那么,现在他则反过来运用道家美学映照现代主义的不足,而这一态度上的微妙变化背后其实也是叶维廉对待中国文化态度上的重要调整。虽然在道家美学的阐释进路上与徐复观截然相反,但当他用道家美学确证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并将之论证为克服西方现代文化危机的方案时,二者其实又殊途同归。随着冷战时代文化政治对抗需求的淡出,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热忱期许则将愈发凸显。1998年叶维廉重返北京大学讲学,在由演讲稿结集而成的《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一书中,他不仅更为自信地阐发了道家美学对美国当代诗人、艺术家的积极影响,还据此批判了西方主导下的工业化与全球化进程,彰显了道家美学在构建生态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上的积极意义。在其眼中,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反抗虽弥足珍贵,但毕竟是西方文化大树上结出的果实,真正的救赎仍有待于道家美学所承载的中国智慧。②参见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164页。

由此可见,作为冷战时期港台地区“中国美学”构建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人物,徐复观和叶维廉乃分别提供了道家美学的两种阐释路径:前者将现代主义视作西方文化衰落的病征,致力于从中国文化中去寻找克服这一危机的资源,其以“虚静之心”对道家美学的阐发,提供的是主体化的阐释进路;而叶维廉则在顺承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思考西方现代带主义与中国美感意识的结合问题,其以“无言独化”对道家美学的阐发,提供的则是去主体化的阐释进路。然而,无论是主体化进路,还是去主体化进路,又都根植于对冷战构造下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同反应与态度。虽然时过境迁,这两种道家美学阐释都已然成为今天“中国美学”中被频繁引述的思想资源,人们也习惯于无视其中的扞格与冲突,但一旦将两者对照,其背后的冷战构造便得以重新浮现,继续向我们诉说“中国美学”当代构建背后复杂的话语纠葛与时代境遇。

结语

在港台地区道家美学的当代构建中,徐复观与叶维廉是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后世学界在肯定二人对于“中国美学”当代构建的贡献时,却常常容易忽视二者在道家美学阐释进路上的扞格与冲突。徐复观以庄子的“虚静之心”阐发“中国艺术精神”,采取的是主体化的阐释进路,叶维廉从“无言独化”发掘道家美学,采取的则是去主体化的阐释进路,而这两种阐释进路上的分野,其实又植根于二者对冷战构造下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同反应。正是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反思和顺承接受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中,徐复观与叶维廉各自开启了自己的道家美学阐释工作。本文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道家美学阐释进路加以对照,并非是想在二者中分出高下,而是致力于以这个对照鲜明的案例,说明“中国美学”知识范式当代构建的艰难与曲折。哪怕当冷战时代的风云变幻早已成为过眼云烟,徐复观与叶维廉对道家美学的创造性阐释并没有随之消逝,而是作为“中国美学”知识范式的重要思想资源,不仅为回望冷战时代“中国美学”构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野,也为当前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提供着丰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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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B8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6)02-0107-09

作者简介: 金浪,重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两个结合’与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创新研究”(24ZD0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