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吕澂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佛学家,也是继王国维、蔡元培之后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美学学者。就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学理论建构与近现代佛学思潮的关系而言,吕澂是继梁启超之后的一个典型代表。若想将吕澂美学思想与其佛学修为之间的理论探讨建立在相对扎实的史实基础上,做到“论从史出”,对其佛学和美学经历进行一番综合考察就是必须进行的前期研究。本文基于有关吕澂人生与学术经历的关键文献,结合新发现的小说《归程》等相关资料,对20世纪上半叶吕澂在佛学、美学、艺术、美育等领域的学术人生经历进行了综合性的梳理考辨。在此基础上,就吕澂学术经历中的“弃美从佛”说提出:其“弃美从佛”时间的确定不宜过于具体而宜适当从宽。吕澂佛学与美学双重研修的宽泛时间范围宜为1914—1948年,而其最为集中的佛学与美学双修时段在20世纪20年代的十年范围之内。
关键词: 吕澂;美学;佛学;学术经历;《归程》
1981年,朱光潜接受冬晓的专访。当回答20世纪早期中国学术界对美学了解的程度这个问题时,朱光潜回忆到,中国早期专门研究美学的主要有四个人:蔡元培、王国维、鲁迅和吕叔湘的哥哥吕澂。冬晓问:“是搞佛学的那位吕澄(即吕澂)先生?”朱光潜答:“对,他早年也搞过一阵美学,有美学著作。此外,早期搞美学的人也就不多了。”① 朱光潜:《朱光潜教授谈美学》,《朱光潜全集》(第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29页。在回答其某些美学观点是否曾受中国道家思想影响的问题时,朱光潜再一次提到了吕澂:“是这样的。不过说实话,象我们这种人,受思想影响最深的还是孔夫子。道家影响有一些,后来还受一些佛家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和吕澄(即吕澂)有些相似。有相当一个时期我搞佛学,佛学在中国还是有影响的。”② 朱光潜:《朱光潜教授谈美学》,《朱光潜全集》(第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33-534页。冬晓的追问透露了颇具现实感的历史信息:在20世纪80年代,吕澂主要以佛学研究而知名,他对中国早期美学建设作出的贡献几乎已经不被世人所知晓。而作为经历过20世纪中国美学史几乎所有重要环节的美学大师,朱光潜对吕澂的这些回忆足以显示后者在近现代中国美学史中理应占据的重要地位,更提示我们注意,吕澂是20世纪前半叶佛美关系问题史中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准确地讲,吕澂是继梁启超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最为典型的佛美双修的代表。本文中,我们主要围绕吕澂早年一系列的佛学、美学和艺术著述,梳理辨析其佛学与美学经历,从而为分析讨论其美学与艺术研究中的佛学影响问题提供一个历史背景。
笔者在查阅中国近现代报刊资料库时发现了一篇由吕澂署名撰写的短篇小说《归程》①吕澂:《归程》,《文学旬刊》1921年第7期,第2页。。该文一千六百余字,刊载于《文学旬刊》1921年第7期。在笔者看来,这篇带有某种自传性质又长时间不为学术界所知的小说隐隐地预言了吕澂从“佛美双修”向“专修内典”转变的心路历程。我们对吕澂早年佛学与美学研究经历的考辨不妨就从这篇小说谈起。
小说情节十分简单,由追忆式的倒叙手法结构全文,表面看似乎是一个关于男女爱情的故事。男主人公南净是一个学习绘画的青年,女主人公曼文是南净亲戚的一个女儿,年纪比南净稍大。南净与曼文在短暂的相处中产生了爱意。但由于曼文已经由父母包办订婚,南净本人也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二人的爱意无法进一步发展下去。南净只能将这种感情寄托在他为曼文画的一幅肖像画上。最终,曼文出嫁,将画像随身带走,南净也离开了此地。三年之后,南净回到原来的地方。在物是人非的旧宅中,他发现了曾经给曼文画的画像,如梦般的往事被再度唤醒。然而一切均已成过眼云烟,南净走向苍茫之中继续寻找属于他的归程。
小说整体风格可谓简淡,在双方爱情未果的处理上我们完全看不到男女主人公有多么强烈的挣扎和冲突。曼文尽管并不满意自己的这桩婚事,但“这些事我看得很清楚,很冷淡”之类的言语所传达的却是对自身命运的淡然接受。南净虽然也知道曼文的婚事对她来说是一件“黑暗的事情”,可是他并没有做出任何试图拯救曼文的行动,比如私奔、打破旧家庭的束缚等中国现代文学中常见的套路。“你自去努力”的表达表明他更在意的是他自己和曼文一样都深陷在无可逃遁的“烦闷”人生之中。由于和曼文处在同样人生困境之中的南净意识到自己不具备拯救“爱人”的资格,他也只能以离开此地去寻找自己人生归途的方式隐忍地接受了心爱之人订婚的事实。小说对二人爱情的处理,如同一颗投入静静湖水中的小石子,虽然激起了阵阵涟漪,但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了那幅画像作为对这涟漪的某种纪念。
吕澂在《归程》中究竟想表达什么?在不长的篇幅中,他留下了很多空白,仅仅通过小说简单的情节和简淡的风格,读者其实很难把握。比如三年后归来的南净发现了当初的画像和信件时,为什么选择不再仔细地看?这画像和信件是曼文寄回来的吗?出嫁后的曼文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文中的“光明”指的究竟是什么?南净和曼文之间的爱意究竟是一种真正的爱情还是仅仅是一种类似爱情的莫名情愫?甚至南净和曼文之间的感情是不是一种男女之爱?等等,这些关键地方并不十分清楚。但从文本本身看,大致可以确定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这篇小说的解读绝对不能从所谓的社会背景分析出发去进行。因为小说的内容虽然有旧式婚姻之类的时代信息,但这些信息显然不是小说所致力揭露或批评的真正对象。换言之,这篇小说不是借助爱情故事反映社会现实、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更像是一篇充满着象征意味的寓言式小说。
第二,这篇小说的遣词用句和简淡风格背后有较为明显的佛学佛教气息,比如男主人公的名字“南净”就几乎是一个佛教徒的法号,是不是“南无阿弥陀佛”和“极乐净土”的简称暂且存疑。再比如,文中多处使用了“境界”“心境”“寂寞”“烦闷”“命运”“归去”“归宿”等具有佛教终极意味的词语,而所谓“空谷荒山”“烟水的那边,暗云的深处”“一片的苍茫里”等也指向佛教所谓“出世间”的所在。还有,曼文对自身命运的知晓与接受,南净无论对曼文还是自己,都不停地强调“自己努力”“自己寻找”,也与佛教所宣扬的苦乃自造,因此也必须由自己修行解脱的理念若合符节。
第三,基于上述两点,笔者倾向于认为,吕澂这篇1921年的小说是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寓言体短篇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均不是对作者吕澂某些生活实际经历的文学化虚构,而是对作者某种精神性心路历程的象征化呈现。对于吕澂后来的学术人生选择而言,这篇小说更像一个预言。这样来看的话,男主人公“南净”可以看作是吕澂精神世界中佛教佛学倾向的象征,女主人公“曼文”可以看作吕澂精神世界中文艺与美学倾向的象征,如“文”一字所示。男女主人公的情愫则是吕澂精神世界中佛教佛学与艺术美学双重结合的象征。而当“南净”为“曼文”画像之后,其将画具投入水中的行为则表明了吕澂最终放弃文艺与美学研究、彻底寄心佛学研究的心路转变,“南净”最后所选择的归程也就是吕澂对自身学术生命的最终选择。而这一转变的原因就隐藏在“南净”无法回答“曼文”对画画意义的追问之中。曼文问道:“到这里来,见你画画,使我烦闷更深一层。那画很像是给我一种解释,却又很觉模糊。更想到你为甚要画。也会和我有一样的烦闷吗?你又得着怎样的解释?你可也能告诉我?”南净回答:“我空废光阴,画了几年的画,这时候才懂得烦闷的意义。我哪能替你解释?但愿你自去努力。等你去了,我也离开这里,或者便去那空谷荒山。要追寻不明白,便不愿重行见你。”①吕澂:《归程》,《文学旬刊》1921年第7期,第2页。这一问一答所表达的其实是吕澂本人对文艺与美学和佛教佛学哪个对他的人生精神道路更重要的看法:艺术和美对人生是一种解释,但终究是模糊的,要真正懂得烦闷人生的意义,也许只有到“空谷荒山”(佛教佛学)那里才能寻个明白。当然,吕澂并没有彻底否定艺术与美曾经给他带来的心灵安慰,就像“南净”回来发现画像后在心中再度泛起的旧梦涟漪,虽已经过去,但仍十分珍视。
需要指出,关于吕澂这篇小说的撰写背景,种种考据材料尚不充分。笔者对其作出的上述分析和论断某种程度上只是笔者以“知人论世”的方式对小说《归程》作出的一种自己的阐释,绝非定论。若日后有更多关于此小说的准确信息出现,不排除笔者这种推断的合理性可能受到部分质疑。但就目前来说,笔者认为将《归程》看作一篇象征性呈现吕澂精神世界心路历程转变的寓言体小说,这个结论是有其合理性的。这种合理性结合20世纪上半叶吕澂在佛学和美学两方面的人生与学术经历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关于吕澂的人生经历和学术著述情况,学术界至今尚未有权威性的年谱出现。据笔者收集,这方面的主要材料以吕澂本人所写的《佛学研究和支那内学院》《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二文②吕澂:《佛学研究和支那内学院》,《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329 页;吕澂:《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徐雷供稿,高山杉整理,《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为基本依据,另外还有吕澂逝世后赵朴初撰写的《在吕澂先生追悼会上的悼词》③赵朴初:《在吕澂先生追悼会上的悼词》,《五台山研究》1989年第3期。等支撑材料。高山杉的《从艺文美学到梵藏玄言》辨析了吕澂学术经历中某些被讹传的问题,④高山杉:《从艺文美学到梵藏玄言》,《东方早报》2010年3月28日,第B06-B07版。提供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材料信息。高振农的《怀念恩师吕澂先生》、张春波的《当代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⑤高振农:《怀念恩师吕澂先生》,《五台山研究》1998年第1期;张春波:《当代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五台山研究》1989年第1、2期。亦有价值。2009年,刘艳玲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境·行·果———论吕澂唯识美学思想的建构特征》中附录了一份《吕澂学术活动及其主要著作年表》①刘艳玲:《境·行·果———论吕澂唯识美学思想的建构特征》,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4-48页。,2013年,马东辉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吕澂共生美学思想研究》中附录一份《吕澂生平活动及其著作年表》②马东辉:《吕澂共生美学思想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7-46页。,均可资参考。除此之外,关于吕澂佛学思想、美学思想或美术思想的某些研究论文提供了一些零星的材料。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围绕佛学与美学的关系问题梳理20世纪上半叶吕澂佛美双修的主要经历,并对吕澂究竟在何时从佛美双修转向专攻佛学等重要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吕澂(1896—1989),原名吕钟渭、吕渭或吕钟澂,字秋逸,也作秋一,出生于江苏丹阳。1918年9月,由其大兄吕凤子介绍到徐州第十中学任图工课教员时,“改名曰澂”。“吕澂”这个名字还有“吕瀓”和“吕澄”两种写法,“瀓”是“澂”的繁体字,而“澄”则是“澂”的简写体,也是“瀓”“澂”二字的意思“澄清”,吕澂有时也用“澄叔”作为发表文章的笔名。③关于吕澂曾用笔名的情况,参见陈能泳:《吕澂早年(1917—1931)艺术文献钩沉》,《中国美术》2025年第2期。吕澂晚年在回忆文章《佛学研究和支那内学院》中开篇即说:“我生于1896 年,至今渡过了八十五个春秋,毕生之精力几乎全部用于佛学研究。”④吕澂:《佛学研究和支那内学院》,《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20世纪上半叶,吕澂主要的佛学著述有《声明略》(1923)、《印度佛教史略》(1925年初版,1930年、1933年、1935年三次再版)、《因明纲要》(1926年初版,1935年再版)、《佛学研究法》(1926年初版,1933年以《佛教研究法》一名再版)、《西藏佛学原论》(1933)、《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1942)等专著,以及《杂阿含经刊定论》(1924)、《显扬圣教论大意》(1924)、《论庄严经论与唯识古学》(1924)、《法相大学开学讲辞》(1925)、《阿毗达磨泛论》(1925)、《西藏诸本〈摄大乘论〉》(1925)、《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引言》(1926)、《论玄奘译本之特征》(1928)、《因明入正理门论本证文》(1928)、《入论十四因过解》(1928)、《集量论略抄释》(1928)、《楞伽观妄义》(1930)、《金刚经三义》(1937)、《明初刻南藏考》(1938),《百字论释》(1940)等佛学论文。此外,1943年,吕澂和熊十力关于佛学问题的通信⑤吕澂、熊十力:《辩佛学根本问题———吕澂、熊十力往复函稿》,谈壮飞、罗炤整理,《中国哲学》第十一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199页。等也是十分重要的吕澂佛学思想研究资料。⑥学者高山杉一直关注内学院和中国近代佛学的研究,他收集整理了不少吕澂的文献原件,如《谈新获〈吕澂论著目录〉》《一份新发现的佛学家吕澂的谈话记录》等,本文对其发现多有借鉴,特此致谢。
就个人经历而言,吕澂与佛学结缘很早,根据他本人的回忆,他在中学时期就喜欢探讨人生问题,当时就已经种下了爱好哲学和佛学的种子。在给熊十力的信中,他曾说“弟初值竟师,既已寝馈台、贤五载(弟于宣二读内典,民三遇吾师)”⑦吕澂、熊十力:《辩佛学根本问题———吕澂、熊十力往复函稿》,谈壮飞、罗炤整理,《中国哲学》第十一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高山杉指出,这里的“台”指“天台宗”,“贤”指贤首宗,即华严宗。⑧高山杉:《从艺文美学到梵藏玄言》,《东方早报》2010年3月28日,第B06-B07版。可见早在1914年跟随欧阳竟无之前,吕澂已经至少有了四年自学佛教典籍的经历。在吕澂的佛学生涯中,欧阳竟无是绝对不可以绕过的关键人物。据吕澂回忆:“1912年春,考入新办的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该校系私立,一学期后即停办。我赴南京,考入民国大学经济系。一年后,1913年秋间,该校移往上海(不久停办),我因而辍学。我在中学时,即对佛典有爱好,就学民大之一年间,不时去金陵刻经处购书,得识欧阳竟无(名渐)先生,颇获教益。他也很契重我,力劝深入研究。”⑨吕澂:《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徐雷供稿,高山杉整理,《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学术界一般把吕澂与欧阳竟无的初遇时间定在1912年左右,本文暂从此说。从1912年到1943年欧阳竟无去世,三十余年中吕澂的佛学人生始终围绕着他的“亲教师”欧阳竟无展开。从作为第一批学员进入金陵刻经处的研究处,到作为学务处主任主持支那内学院,从创办“法相大学”特科到专力编校四百余卷的《藏要》,从因抗战爆发内迁内学院至四川建立内学院蜀院,到承继欧阳竟无遗愿主持内学院蜀院工作,至1950年将“内学院”改名“中国佛学院”,欧阳竟无与吕澂这对师生一起开创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佛学史中一段恢宏壮阔的居士佛学宏业,使得支那内学院和太虚大师所建立的武昌佛学院等一起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佛学教育与研究的重要支柱。
黄夏年将吕澂一生的佛学贡献分为六个方面:1、吕澂重新发挥大乘菩萨的“为人”之精神,反对仅将“超然自了”作为大乘佛教的精神,认为“一切有情生存于世,只是沉沦流转,是此岸;佛法则循世间实相,从世间兴起,有所趋向,直往彼岸”。吕澂明确反对只讲空虚、厌世、苦恼的浮泛的佛教教义,反对只从经文出发“纯任知解”而不重现实修行的佛学“空话”,从而参与了“佛法不离世间”这一近现代中国佛学“人间佛教”基本立场的树立。2、唯识思想研究方面,吕澂“充分运用了各种语言知识,将各种不同版本的(唯识)经典加以对照,发现了许多新的见解”,如指出《杂阿含经》是大小乘佛教的共同源流,发现了“梵文本和藏文本的唯识经典自成一系,由此揭示了唯识古学和唯识今学的分歧所在”,等等。3、佛学文献方面,吕澂“参与了国内许多历代藏经刻本的考定,进而认清了藏经版本源流,找出了版本之间的谬讹处,揭示了汉文佛典的翻译特点和不足。同时利用汉文佛典解决了佛教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编校《藏要》并新编了大藏经目录”。4、藏传佛学研究方面,吕澂“研究了西藏的经典和梵文经典,指出了西藏前弘期和后弘期的源流演变”。5、因明学研究方面,吕澂通过“对藏文译本的研究,发现了陈那的学说特点,指出《集量论》是陈那因明说的宝贵资料”。6、中印佛学比较研究方面,吕澂认为“中国佛教是吸取了印度佛学,又不同于印度佛学的一种新学”,“印度佛学以心性本寂来立论,中国佛学以心性本觉来推演。一则革新,一则返本,二者结果判若天渊”。黄夏年总结认为:“吕澂先生是当代中国佛学研究最有成就者之一。他精通日、梵、巴利、藏等多种文字,因之对印度佛教、中国汉地佛教和西藏佛教都有精湛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他以比较研究为特点,以经典作为线索,教义作为基础,把佛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因此取得了不少成绩,影响了一代学者。”①黄夏年:《吕澂先生与佛学》,《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学术界也普遍认同,在20世纪中国的佛学研究者中,吕澂是为数不多能够产生国际性影响的佛学大师。吕澂一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他的佛学研究,这毋庸置疑。
不过,除了欧阳竟无,对吕澂早年思想影响最大的还需要提及其大兄吕凤子。吕澂父母共育有男女七人,吕澂行四。“兄弟姊妹对我思想上发生过影响的,只有大兄凤子。他早进了高等学校,带给我许多新知识。我之爱好佛学,也由于他传达在宁所闻杨仁山先生的讲说而得到启发。他本学西洋美术,这也影响了我,使我对美术理论发生了兴趣。”②吕澂:《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徐雷供稿,高山杉整理,《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另据高山杉提供的一则信息,吕凤子和吕澂兄弟二人1914年在世界杂志社合作出版过一本讨论美术的著作《风景画法》,“此书版权页题‘著述者丹阳吕濬,手录者阿凤,校阅者屠方、吕渭’”。“吕濬”“阿凤”均指吕凤子,“吕渭”就是吕澂。③参见高山杉:《从艺文美学到梵藏玄言》,《东方早报》2010年3月28日,第B06-B07版。如果说,在佛学方面欧阳竟无是引领吕澂当之无愧的关键人物,那么吕澂的回忆与高山杉的考证表明,其兄长吕凤子既是吕澂佛学启蒙的引路人,也是吕澂美术与美学研究的启蒙者。吕澂后来佛美双修学术路径的形成,早在其少年时代与兄长的交往中已经开始萌芽。
相较于佛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和巨大影响,吕澂早年的美学贡献往往被其佛学大师的身份所掩盖而不为人知。20世纪90年代之后,作为美学家的吕澂才逐渐得到美学研究界的重视。吕澂曾自述其美学方面的人生经历,1917年因家人觉得他在南京金陵刻经处研究部的学习没有什么前途,想让他回家发展,于是开始“筹画赴日本继续求学”,当年10月成行,“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本语文,兼自习美术”。④吕澂:《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徐雷供稿,高山杉整理,《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张春波《当代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中关于吕澂的留日学习情况是这样说的,“到日本后,先在日本高等学校学习,后入日本美术学院专习美术。先生学习努力成绩优异,连日本老师都竞相夸奖”。①张春波:《当代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五台山研究》1989年第1、2期。据此,吕澂在东京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语之后,进入了日本美术学院专门学习美术而非自习。而在吕澂去世后赵朴初所作的悼词中,对这段经历的表述又有变化,“留学日本,入日本美术学院专攻美学”,②赵朴初:《在吕澂先生追悼会上的悼词》,《五台山研究》1989年第3期。究竟是自学还是专攻?究竟是美术还是美学?这些文献材料表述上的模糊和矛盾至今仍是一段关于吕澂日本求学经历的学术公案,尚有待解答。据笔者考察,吕澂留日时,没有“日本美术学院”这个学校,只有1916年由纪淑雄在埼玉县建立的一个私立专修学校“日本美术学校”(亦称日本美术专门学校)与之类似,该校直到2018年才停止办学,吕澂当时入读的很可能就是这所学校。但无论如何,1917年是我们能够从上述材料中看到关于他美术与美学知识学习的最早记录。结合高山杉提供的关于《风景画法》一书的信息,既然吕澂能帮助“校阅”吕凤子的著述,那么,他应该当时就具备了一定的风景画创作的美术知识,因此,吕澂接触美术知识(不一定是美学)的最早时间至少可以提前三年,即1914年。留日仅仅七个月后,1918年5月,吕澂就因响应留日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离开日本回国。1918年9月,在吕凤子介绍下任教徐州第十中学,教与美术相关的“图工课”,1919年2月离开徐州,“返宁参加筹备内学院工作”。在徐州教学期间,吕澂给《新青年》杂志投稿,发表了《美术革命》一文,与陈独秀展开论争,这是目前可知吕澂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艺文章③陈能泳近期考证指出“与吕澂相关的艺术类文献最早只可追溯到1917 年的《新画派略说》”,文中同时指出,《新画派略说》的署名“琴仲”与“吕澂”“是否为一人,目前学界仍有争议”。参见陈能泳:《吕澂早年(1917—1931)艺术文献钩沉》,《中国美术》2025年第2期。另,该文中吕澂的《美术形成之经过》一文题目应为《美术成形之经过》。。1919年,吕澂参加了由吴梦非、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发起创办的中国第一个美育学术团体“中华美育会”。1920年4 月,中华美育会杂志《美育》季刊创刊发行,吕澂是编辑部成员和作者。1920年9月至1922年7月间,在协助欧阳竟无建立内学院的同时,刘海粟经过程虚白邀请吕澂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务长,同时兼任上海美术专科师范科的美术史讲师。对此,吕澂是这样回忆的:“1920年2月,……唐继尧(云南督军)邀请欧阳先生赴昆明讲学,兼筹内学院开办费。我随往助讲……讲学结束,筹款无着,我又先归。其时上海美术学校校长刘海粟因见到我于徐州教书时写给《新青年》杂志一封谈文艺革命的信,内中批评上海美术界的腐败,他很有同感,通过我的同乡程虚白(当时在美校任师范科主任),一定要约我去美校共谋改革。我乃于其年九月担任了美校的教务长,创立了专校的规模,并开讲《美学概论》和《西洋美术史》两课(讲稿均已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主编《美术》杂志。同时兼任上海美术专科师范美术史讲师。”④吕澂:《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徐雷供稿,高山杉整理,《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1921年11月20日,吕澂给李石岑写了一封专门讨论美育问题的信,后来以《论美育书》为名收入李石岑《美育之原理》⑤李石岑等合著:《美育之原理》,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一书。可以认为,1920—1922年吕澂在美学、美术和教育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其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不少著作,大多源自这个时期所完成的讲课稿。1922年7月,内学院在梁启超、熊希龄、叶恭绰等人的帮助下筹措到经费正式开办。吕澂回南京担任了内学院“学务处主任”,1923年8月又兼任新开设的“研究部试学班”讲师。此时,吕澂开始兼任“南京美专的美术理论讲师”一年,其《色彩学纲要》就是当时的讲稿《色彩学概论》,“后兼任南京一中高中的哲学教员近半年(讲稿《现代美学思潮》后在商务印行)。又应李石岑(在沪时相识)之约,写了《近代美学说和美的原理》、《美学浅说》两稿,由商务印行。自后我乃放弃这一方面的研究,不再写作”。⑥吕澂:《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徐雷供稿,高山杉整理,《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据此处吕澂的自述,1923年8月到1925年的一年半时间,是其在美学与艺术教学与研究方面最后一段较为集中的经历。1925年以后,吕澂“悉废原有旧学,专志投身于佛学研究”⑦高振农:《怀念恩师吕澂先生》,《五台山研究》1998年第1期。,与美学、美术相关的教学研究信息不再见于他的回忆自述之中。总体上根据吕澂自述的情况,从1917年到1925年,他人生中的美学与文艺研究和教学经历大约有八年时间,而若从1914年算起,吕澂在这方面的经历则有十一年。
就其美学和艺术学著述来说,从1919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美术革命》讨论现代中国绘画问题开始①参见王中忱:《“美术革命”通信发表时间考》,《读书》2015 年第7期。,到1931年止,吕澂撰写出版了多部与美学和艺术领域直接相关的著作,包括《西洋美术史》(1921)、《美学概论》(写于1921年,1923年出版)、《美学浅说》(1923)、《輓近美学思潮》(1924)、《图画教材概论》(1924)、《晚近美学说和美的原理》(1925)、《色彩学纲要》(1926)、《现代美学思潮》(1931)。其中《輓近美学思潮》《晚近美学说和美的原理》及《现代美学思潮》内容多有重复,可视为一部著作的不同分身。《图画教材概论》这本著作学术界甚少提及,高山杉考证指出“吕澂还写过一本《图画教材概论》(编者丹阳吕澂,校者嵊县郑昶、桐乡朱文叔,上海:中华书局,民国13年7月初版),属于‘新师范教科书’的一种”②高山杉:《从艺文美学到梵藏玄言》,《东方早报》2010年3月28日,第B06-B07版。。
有学者研究认为,吕澂的美学著作主要是概论浅说性质的教科书,且多是对西方相关著作的翻译转述,因此他本人美学理论建构方面的贡献不大。《美学概论》(1923)的提纲目录结构基本按照日本美学家阿部次郎1917年的《美学》一书编排,而以德国心理学美学家立普斯的基本观点立论。再如《现代美学思潮》(1931)一书也主要以德国实验派美学家摩伊曼(Meumann)的《现代的美学》为依据。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通过近年来关于吕澂美学思想的研究可以发现:第一,在吕澂依据外国美学著作进行的教材编写中,他并非仅仅进行翻译介绍,并非西方和日本现代美学的“传声筒”。在不少美学和艺术观点上,吕澂其实已经加入了自己的理解。而无论译介还是理解的过程中,吕澂本人的佛学知识和修为都构成了十分重要的“前视野”。第二,在近代建构美学学科教育的时代背景下,吕澂所著的美学类教科书相当程度上在制度和观念层面对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早在1924年,陈望道在《美学纲要》一文里就已经将吕澂和蔡元培相提并论,“国人研究美学者很少;除蔡元培外,尚有吕澂,算于美学还有研究”。③陈望道:《美学纲要》,原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7月15、16 日,亦可参见《陈望道文集》(第一卷),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5页。学术界历来将蔡元培视为近现代中国美学早期人物中对美学知识掌握最为系统准确的学者,陈望道之所以将吕澂和蔡元培一起视为当时真正的美学研究者,在于吕澂的美学概论类教科书显示了他对美学知识的熟稔程度不亚于蔡元培。朱光潜晚年仍然提及吕澂,与这一点似乎亦有很大的关系。彭锋认为“对于西方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吕澂在早期做出了重要贡献”④彭锋:《中国美学通史·现代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0页。,刘悦笛则认为吕澂的美学著作“为本土化的美学基本理论建设提供了模本和范例”⑤刘悦笛:《美学的传入与本土创建的历史》,《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均应为不刊之论。第三,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出版著作,吕澂其实在当时的不少刊物上都发表过关于哲学、美学、美术和艺术问题的文章。如《美术革命》(1919)、《栗泊士美学大要》(1920)、《美术之基础》(1920)、《什么叫民众艺术》(1920)、《说美意识的性质》(1920)、《柏格森哲学与唯识》(1921)、《美术品和美术家的人格》(1921)、《未来派画家的主张》(1921)、《艺术批评的根据》(1921)、《美术发展的途径》(1922)、《美术成形之经过》(1922、1923)、《艺术和美育》(1922、1923)、《康德之美学思想》(1925)、《词源疏正序》(1933)、《佛教美术》(讲稿,1948年由郑草风记录,由金陵刻经处肖永明整理,发表于《法音》2005年第1期)等。这些“艺文美学”文章中所呈现的吕澂,其美学家面貌绝不是一个外国美学译介改编者的形象,而是对西方哲学、美学、美术、美育、现代艺术与批评甚至中国古典诗词文学等均有广泛涉猎且不乏独到个人见解的一位中国美学家。对于这些材料在吕澂美学思想研究中的重要性,高山杉精到地指出“研究吕澂对西洋‘艺文美学’的译介,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件事,是他到底写过多少种相关文章(特别是《美术》、《美育》、《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民国时期期刊上刊载的)和著作,而这正是需要研究者耐心来搜求的”⑥高山杉:《从艺文美学到梵藏玄言》,《东方早报》2010年3月28日,第B06-B07版。。在查找、收集、阅读吕澂的部分期刊文章的过程中,笔者对此论深以为然。
至此,针对吕澂佛美双修的时间范围问题,本文可以做出如下回答:
吕澂“悉废原有旧学,专志投身于佛学研究”的时间是不是真如其自述所言在1925年前后?对此除了吕澂的自述,高山杉还提供了一则材料。他发现吕澂在1924年12月给雷家骏《艺术教育学》写的序中说:“入世之教不可废美育,顺人所习,畅适其生,道在斯也。余昔颇主张之,年来荒疏,但闻有谈者,未尝不色然喜而愿一觇其究竟。余友马客谈君以治内学时时过从,尝携雷君新稿《艺术教育学》示余曰何如,余见其目,不禁又色然喜也。”①高山杉:《支那内学院和西洋哲学研究》,《世界哲学》2006年第3期。高山杉认为:“其中‘年来荒疏’四个字,大概才算是真正开始透露出吕澂对‘艺文美学’有告别的意思。”②高山杉:《支那内学院和西洋哲学研究》,《世界哲学》2006年第3期。也就是说,吕澂弃美从佛的时间大致在1924年年底之后,这与吕澂的自述是大致吻合的。但1925年这个时间界限,笔者认为仍可以提出以下疑问:第一,20世纪30年代,吕澂仍有著作《现代美学思潮》出版③吕澂:《现代美学思潮》,上海书店1931年版。,虽然这本书主要是对1925年前他的一些美学和美术课程讲稿与著作进行修订修改后的产物;但对既有讲稿著作的修订修改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形式,有时甚至是很重要的研究行为,如康德在第二版《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第一版《纯粹理性批判》进行的修改修订等。就此而言,若以其著作出版年代为依据,20世纪30年代,吕澂仍未完全脱离美学研究领域,这也就意味着,吕澂彻底投身佛学研究的时间放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似乎更为合适。第二,从吕澂发表的一些期刊文章和没有刊发的讲稿情况来看,1933年和1948年,吕澂仍有关于文学和美术的文章和讲稿,也就是说,这之前,吕澂仍然在进行文艺和美学方面的思考和研究,其美学与美术的“旧学”并没有如其自述所说的“悉废”。当然,就吕澂这样一位有着严格学术追求的学者来说,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一些“艺文美学”文章在他眼中可能只是其佛学研究之外的某种“副产品”。在这个意义上,自言“悉废”也情有可原。但我们今天再看吕澂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中的作用和地位时,却不能将这些著述材料弃之不顾。吕澂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还在进行美学和文艺方面的思考和写作,这些文献材料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而且其中有些材料有其美学学术史价值,比如1948年吕澂在吕凤子创办的丹阳正则艺专演讲的演讲稿《佛教美术》。因此,笔者认为,对吕澂弃美从佛的时间不宜确定得过于具体,即使1925年之后,吕澂将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和工作上,也不能就此认定此后他就没有丝毫的美学和美术方面的活动了。如果以《佛教美术》的讲演稿为准,吕澂在美学和美术方面的活动最宽泛的时间范围是1914年到1948年;如果以其最后一部美学著作《现代美学思潮》为准,则吕澂本人的美学、美术学术经历则是从1914年到1931年,其中最集中的著述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的十年左右。所以,本文倾向于将吕澂佛美双修的时间范围基本划定在20世纪20年代的这十年之中。
“弟于艺文美学、梵藏玄言,无不自力得之”④吕澂、熊十力:《辩佛学根本问题———吕澂、熊十力往复函稿》,谈壮飞、罗炤整理,《中国哲学》第十一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本文通过对吕澂在20世纪上半叶佛学与美学、美术研修经历的梳理和讨论,认为:吕澂佛美双修学术倾向的形成受其大兄吕凤子影响,从1918年到1931年左右,他一方面教授美学、美术等方面的课程,编译撰写并出版了多本美学理论和美术史方面的教材著作,另一方面师从欧阳竟无研习佛学,撰写了大量佛学研究论著。20世纪20年代是吕澂佛美双修最为集中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之后,吕澂的学术重心转向佛学研究,但并没有完全放弃美术、美学方面的思考与写作。其从“艺文美学”向“梵藏玄言”转变的心路历程在其1921年的半自传小说《归程》中已经由一种象征式的文学手法隐微且预言式地传达出来。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佛美关系来说,吕澂的学术经历表明,他是继梁启超之后20世纪2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佛美双修的美学学者。
中图分类号: B83-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6)02-0064-08
作者简介: 杨光,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李妍,山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百年中国美学理论建构中的佛学因素研究”(21BZW07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