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代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卡苏-诺盖斯重审了哲学史上的哲学与虚构之关系,由此提出了原创性的主张:首先,虚构赋予哲学问题以意义,给予哲学以可能性,他以此为核心构建了一种“准现象学”,将现象学重新置入语言、书写与叙事之中;其次,虚构呈现特定概念赖以生成的生活形式,他据此持续探索哲学与实在的关联方式,以回应思辨实在论的兴起、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更迭与环境危机的挑战。在“元-虚构”理念下,通过与艺术家格温诺拉·瓦贡的合作,其作品呈现了哲学实践与虚构实践的双重面向,其中“陌异”或曰“怪诞”成为其实践的主导态度,驱动了他对新技术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审美意识形态批判与生态反思,以及对当代哲学使命的深刻展望。
关键词: 虚构;元-虚构;准现象学;思辨实在论;生活形式;陌异
皮埃尔·卡苏-诺盖斯(Pierre Cassou-Noguès)是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与作家,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的当代逻辑”实验室负责人,文学理论期刊Substance主编之一。他于1991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获得数学与哲学的学士与硕士学位,并于1999年凭借对卡瓦耶斯(Jean Cavaillès)的认识论研究获得里尔第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11年起担任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教授。从卡瓦耶斯起步,其研究始终围绕两个问题:第一,主体性及其在对象场域中的定义、数学的生成、虚构的可能性与技术化的生活形式;第二,科学(从数学到控制论)与其外部想象的可能关系。其代表性著作有《数学经验:论卡瓦耶斯的数学哲学》(De l'expérience mathematique:essai sur la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de Jean Cavaillès,2001)、《哲学实验室:卡瓦耶斯与法国认识论》(Un laboratoire philosophique:Cavaillès et l’epistémologie en France,2017)、《我和我的僵尸:哲学作为虚构》(Mon zombie et moi:la philosophie comme fiction,2010)、《机器的善意》(La bienveillance des machines,2022)、《纵火的图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理论虚构》(Les images pyromanes:Théorie-fiction des IA génératives,2025)等,此外,他也与艺术家格温诺拉·瓦贡等人合作拍摄了《欢迎来到埃瑞璜》(Bienvenue à Erewhon,2019)和《黑太阳纪事》(Chroniques du soleil noir,2023)等实验电影。尹昌鹏在2024—2025学年于巴黎第八大学接受皮埃尔·卡苏-诺盖斯先生的指导,并于2025年11月20日以“虚构”(la fiction)为线索就其思想的多元面向与他展开了一场访谈,以下是访谈全文:
尹昌鹏(以下简称尹):从一个粗略的流派划分来看,当代法国哲学的理论资源可能大致包括法国认识论(l’épistémologie française)、现象学(la phénoménologie)、精神分析(la psychanalyse),以及广义上的左翼意识形态批判(la critique idéologique de gauche),等等。而我注意到,您的研究几乎涉足上述所有领域。您是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将这些哲学传统彼此关联起来的?或者说,从您目前的写作经验出发,您是否认为这些传统之间潜藏着一条或几条尚未被充分勾勒出的哲学史脉络?
皮埃尔·卡苏-诺盖斯(以下简称P.C.-N.):好的,关于法国哲学的分野问题,以及找到一种方式———即便不能弥合,至少也能贯通这些差异。
首先这与我个人的学术经历有关。我很久以前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便是围绕卡瓦耶斯的认识论展开的,我曾试图将其与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思想串联起来。因此,在我对卡瓦耶斯和梅洛-庞蒂的兴趣中,便已经包含了对法国认识论和现象学的关注———卡瓦耶斯是法国认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事实上他也是最早真正关注胡塞尔(Edmund Husserl)现象学的法国哲学家之一,他对胡塞尔的批判后来被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进一步探讨;而在梅洛-庞蒂这一侧,他显然是法国现象学的关键人物,同时在某些方面趋于精神分析。总之,正是我从卡瓦耶斯出发的学术路径,引领我在这些不同的论域之间穿梭。
但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自卡瓦耶斯、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以来,法国哲学常常被视作存在一个所谓“主体哲学”与“概念哲学”的分野。当然我说得有些宽泛,但我们确实可以在卡瓦耶斯、康吉莱姆和福柯那儿发现这种分野,而巴迪欧(Alain Badiou)在2010年左右的一些近作中以另一种方式将其重现,他谈的是“生命哲学”与“概念哲学”。可以说这是一种二元对立:一边是概念哲学,另一边则是关于主体、经验、生命的另一种哲学,而这正是我试图穿梭其间的分野。我们从这种分野中注意到,概念哲学说到底本身也是一种主体哲学,因为其核心问题恰在于批判主体哲学并试图构建一种非主体的哲学。我认为,回溯性地看,我们会意识到这种概念哲学实际上仍然是主体哲学,这一点在巴迪欧身上尤为显著,主体性其实始终是其思想的核心问题。
然而,从当代的视角来看,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断裂。直到巴迪欧,法国哲学的核心问题都是主体问题———无论是定义或批判现象学的主体,还是定义其他主体性形式,抑或定义某些主体化(la subjectivation)形式(即主体如何经由他者构造自身),归根结底主体始终处于视域的中心。而事到如今,情况不再如此:一方面由于思辨实在论(le réalisme spéculatif)的兴起,另一方面由于环境危机与技术革新,当今法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从主体转向了“实在”(le réel)。大约在过去十年间,法国哲学已经与20世纪那种以主体为中心的传统(延续至巴迪欧)发生断裂,当代哲学的真正问题是:如何直面实在?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哲学没有自己的经验场域,换言之,哲学在其他学科夹缝间求生———社会学、心理学,或许还有地理学、气候学,所有这些学科在占据各自经验场域的同时剥夺了哲学的一切经验场域。于是问题变成了:当我们既没有经验场域,也不是任何经验场域的专家时,我们如何与实在建立关联?如果我说:“人们使用手机上瘾”或“人们使用人工智能时,其能力被削弱或增强”,这都是社会学或心理学的议题;那么,作为哲学家,我能对技术说些什么?作为哲学家,我能对环境危机说些什么?我认为法国哲学的确发生了一次位移,从主体问题(哪怕是批判意义上的)转向了另一个问题———如何在没有经验场域的前提下与实在建立关联。
尹:您主张哲学的可能性是被虚构所给予的,并将以虚构为基础的哲学方法称为“准现象学”(quasi-phénoménologie)。在您看来,这一表达中的前缀“准”(quasi-)意味着什么?它在哪方面与传统现象学方法存在差异?在我的印象中,德里达也经常使用同样的前缀,例如“准先验”(quasitranscendantal)这一概念。这种用法是否意在揭示:一种纯粹的、免于任何异质性污染的现象学方法其实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您的“准现象学”是否在延续和转化德里达对“纯粹性”的解构?
P.C.-N.:我的著作《我和我的僵尸:哲学作为虚构》及其相关文本中的“准现象学”指的是什么呢?对那时的我而言,哲学探索可以采用一种由胡塞尔本质变更(variation éidétique)所启发的方法,只不过这种通过想象进行的变更是经由虚构,尤其是书写的虚构来实现的。例如,若问题是:身体的本质是什么?具身经验(expérience incarnée)的本质是什么?有哪些本质属性?胡塞尔现象学的思路是:我们通过想象对身体进行变更,尝试观察哪些身体属性在这些变更中持存,由此得到具身经验的本质属性。而我主张的是:面对这类问题,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在头脑中想象”这种意义上的想象,一个可靠的、成功的、连贯的想象,其标志在于我们可以将其叙述成一个有效运转的故事———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篇小说,一篇科幻小说或思辨小说,反正我们总得能把它叙述出来,因此,这意味着它必须经由语言。这正是我所谓的“准现象学”:一种通过书写、叙事与虚构来运作的现象学,这些虚构是能够被叙述出来并获得读者认同的故事,也就是说,读者应该会这样想:“啊,对,这行得通,我能想象在这样一个身体里活着。”于是,在《我和我的僵尸:哲学作为虚构》中,这场游戏就是:围绕“具身性”这一问题,尝试设想不同的身体,以检验某些属性是或不是身体的本质属性。例如,我在开篇尝试想象:我们的身体由两个部分组成,仿佛我的头可以在某处,而身体其余部分在别处,那么,如果我的头被放在桌面上指挥身体其余部分在别处活动,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现实中我们的身体是一体化的,我们可以想象它由两个分离的部件构成吗?这便是尝试对具身经验进行变更,归根结底采用的是胡塞尔的本质变更方法———但不是通过在孤立主体心灵中展开的想象,而是通过故事。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位移,它不仅源自德里达的启发,也源自整个法国后现象学运动的启发,即将胡塞尔现象学重新置入语言之中的运动。而这意味着一系列断裂,尤其意味着———既然哲学使用了我们从外界接受的语言———与先验现象学的断裂,总是存在这种无法取消的外在性(extériorité)。
尹:您在研究中广泛引用文学文本,同时也分析了许多哲学史上的经典思想实验(l'expérience de pensée),如约翰·塞尔的“中文房间”等。而在文学理论领域,也有学者提出“虚构作为思想实验”的论断。在您看来,您的“虚构”方法与“思想实验”这一哲学方法之间的区别在哪里?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许多哲学家通过思想实验这一中介来探讨哲学问题(例如身心问题),而您更关注虚构本身如何形塑这些哲学问题的面貌与边界?
P.C.-N.:是的,你说得对。在对思想实验的通常理解中,思想实验是被特定概念框架所敞开的可能性,换言之,概念是首要的,它们先在地决定了思想实验的可能性,决定了叙事的可能性。但我想反其道而行之,对我而言,我们无法分析独立于叙事、独立于故事的概念,概念之间的那些关系是由故事来厘清、揭示和具象化的。所以关键在于叙述一个故事,故事是首要的,其融贯性并不取决于其概念框架,而是取决于自身。评判标准内在于故事本身,一旦它被叙述出来,它便显现出概念间的那些关系。总之,我想要颠倒概念与故事的关系。我最好的例子,便是H.G.威尔斯(H.G.Wells)小说中的“隐形人”(l'homme invisible)。起初我可能会认为,我不可能在完全隐身的情况下还能看到外物,因为如果我完全透明,光线就会穿过我的视网膜而无法在其上成像,那么我将是看不见的;如果光线能在我的视网膜上成像,那只能说明我并非完全透明。但当我读完威尔斯的小说,发现这个故事行得通———于是我承认在某种意义上隐形人确实是可能的,我可以一边看到外物一边保持自身不可见。在触觉中,我无法在触摸外物的同时保持自身不可触,这里尚且存在想象与叙事的不可能性,但在视觉中我已经可以想象这种场景了。因此我必须调整我的概念,以使这种不依赖可见性的观看得以可能。例如,我必须重审梅洛-庞蒂的观点,即“要能看见,就必须自身可见;正如要能触摸,就必须自身可触”,但隐形人恰恰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在哲学的可能性空间中,的确存在这样一个位置:能见而不可见。
综上,对我而言,与思想实验的用法差异就在于,我们的概念奠基于虚构与叙事。正是这些故事使概念之间建立起特定关系,评判标准内在于故事和书写本身,故事在其书写的现实性中是首要的,必须据此调整我们的概念,这构成一种对思想实验理念的反转。在我看来,虚构所扮演的角色,与康德(Immanuel Kant)视域下图形(le dessin)之于几何学家的地位颇为相似。康德指出,那些几何概念无法凭借自身生效,要使他们产生关联,就必须画出图形,而图形的效果是概念分析所不可预见的。我想赋予虚构同样的角色:孤立的哲学概念徒然空转,必须将他们置入故事中,而故事的效果是不可预见的———只有当我们书写完、阅读完或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才能看到这些概念间的关系。
尹: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似乎也是一个对您产生了显著影响的哲学家。在您的著作《我和我的僵尸:哲学作为虚构》中,您提到您对虚构的用法与维特根斯坦恰恰相反,虚构并非暴露出哲学问题的荒谬性,而是赋予其意义。而此后在诸如《机器的善意》以及2025年的新作《纵火的图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理论虚构》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jeu de langage)与生活形式(forme de vie)又成为您频繁使用的概念。您是否认为,您与维特根斯坦在某种意义上是共通的?比如说,揭示某种既定生活形式的偶然性以设想改变的可能性?
P.C.-N.:是的,维特根斯坦对我来说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哲学家,我也非常喜欢阅读他。那么,当我在《我和我的僵尸:哲学作为虚构》中说,我对虚构的用法与维特根斯坦恰恰相反,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你其实说得挺准确的———比如在《论确定性》中,维特根斯坦会利用虚构来展示哲学问题如何在虚构的条件下被提出,并由此表明:既然这些虚构条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那么这些问题便是荒谬的。维特根斯坦使用虚构正是为了揭示我们所提出的哲学问题的荒谬性。但对我而言,如果我们严肃对待“虚构敞开哲学可能性”这一事实,那么维特根斯坦的那些“微小说”(les microfictions)———在我看来这都是一些非常出色的虚构,足够幽默也极具想象力———其实恰恰揭示了这些哲学问题是如何获得意义的。所以说我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确实存在共识,只不过他使用虚构来取消哲学问题的合法性,我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哲学问题的意义正是经由虚构被给予的,这揭示了哲学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被提出———诚然是在虚构的条件下,但正是虚构敞开了哲学的可能性。
这也是这一立场的力量之所在,它使我们可以坦然接受哲学问题不会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出现。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不会追问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不是一个日常生活问题,但它是个哲学问题,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情境,讲述一个故事,外部世界的问题在该故事中被提出———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这么做,维特根斯坦也这么做。所以说虚构赋予问题以意义。
此外,在我后来的文本如《机器的善意》或《纵火的图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理论虚构》中,我也借鉴了晚期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在《心理学哲学评论》中,他揭示了某些“生活形式”(即特定的姿势与语言系统)如何奠定表象系统、概念系统以及经验的形塑方式。他由此揭示了我们概念的偶然性,例如“内在/外在”之分的偶然性、“心灵”概念的偶然性,它们都依赖于特定的语言与姿势系统。这一点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新技术似乎意味着新的生活形式,其中一些概念正在悄然转变。当代的新技术似乎催生了迥异的姿势与语言系统,我们对自身的表象也会在其中改变,尤其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内在/外在”之分,以及那种关于大脑中独立心灵的观念,我认为它们正被伴随新技术而产生的叙事所质疑。
尹:您在《相关主义、思辨与在场的原则》(Corrélationisme,spéculation et principe de présence)和《后现代寓言、相关主义与思辨》(Postmodern Fables,Correlationism,and Speculation)这两篇论文中从“在场的原则”出发回应了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思辨实在论中的“前先祖性”(l’ancestralité)难题,并借助柏格森(Henri Bergson)、德里达和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阐述了虚构何以使记忆的时间差得以可能。对这种记忆的探讨是否贯穿您一直以来的工作?比如在《海边的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 d'un Bord de Mer)中,您处理了很多关于错位记忆与非人世界的问题,而在《纵火的图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理论虚构》中,您又通过延异(la différance)的时间-空间与反档案(l’anarchive)这两个德里达式概念讨论了记忆问题。
P.C.-N.:这个关于时间的问题始终吸引着我。我甚至早在学生时代就完成了以莱布尼茨的时间观为主题的硕士论文。而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虚构给予可能性”或“虚构呈现特定概念得以构造的生活形式”这一理念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想象一些截然不同的时间结构?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构想出另一些与过去的关系,换言之,另一些记忆形式?的确,这一问题贯穿了我的许多著作,比如《海边的形而上学》。这本书旨在分析我们对海洋的经验及其哲学意义,考虑到哲学尤其是现象学传统长期以来过于关注“大地”(la terre),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海洋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在我看来其中一项改变便是变更某种时间关系。
特定生活形式的呈现何以改变我们所经历的时间结构?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多部小说提供了这样的例子。在《哥德尔的恶魔》(Les Démons de Gödel)这本书中,我也讨论了哥德尔在一些理论中提到的天使,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一种超时间经验。简言之,虚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呈现生成其他时间性的生活形式?你说得完全正确,这确实是一个贯穿我多部著作的问题,它对我来说非常深刻。
尹:您十分关注笛卡尔的普遍怀疑,而甘丹·梅亚苏则更多聚焦于休谟(David Hume)的怀疑以及康德通过先验想象力对此问题的处理。一个可能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他对康德的反驳也是借助虚构完成的,即他所谓的科学外世界的虚构(fiction des mondes hors-science),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我想这可能与您的立场有一些契合点?
P.C.-N.:我在其他场合也说过,我对甘丹·梅亚苏的工作怀有极大的敬意,尤其是他的著作《有限性之后》(Après la finitude)。一方面,我完全无法认同甘丹·梅亚苏的哲学,无论是其论点、其表述形式,还是其对“哲学是什么”的整体理解;另一方面,我又认为他那本书确实非同凡响。在你刚才提到的两篇论文中,我旨在对甘丹·梅亚苏的论点提出批评,尤其是他在“相关主义”与“思辨”之间设定的对立。在我看来———你刚才也提到了———甘丹·梅亚苏其实仍然被禁锢于一种“在场的原则”之中,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可以(通过柏格森的记忆,或通过虚构)与非当下的他异之物建立实在的关联,我们可以拥有对过去的实在而直接的经验,拥有一种与过去的亲密关系。而甘丹·梅亚苏拒绝这一点,对他来说我们只拥有对当下的经验,这是一个决定了其相关主义与思辨之分的隐含预设。这一点我就不再赘述了。
在我看来,甘丹·梅亚苏论点的另一个局限在于这样一种理念:世界和实在具有一种数学的结构,而这最终将导向这样的观点:科学不过是在不断趋近那个数学的实在。根据卡瓦耶斯的观点,我觉得这只是对科学的一种朴素观念,即将其视作对数学实在的愈发精确的反映。这是一种对科学与实在关系的朴素观念。
如果说我们之间存在共同点,那么这将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共同点,其中也包括艾里·杜林(Élie During)、迪迪埃·德贝斯(Didier Debaise)……共同点在于尝试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去做思辨哲学的确切努力,这种思辨哲学在我们求学的年代,即法国的20世纪90年代,几乎销声匿迹。
尹:我发现您对思辨实在论的另一个分支———对象引导本体论(l’ontologie orientée objet)也有过一些关注,尤其是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的超对象(l’hyper-objet)理论。在《海边的形而上学》中,您通过对海洋的阐发质疑了回撤的实在物与显像的截然二分,指出盈余(surplus)存在于显像自身的不确定性中。这种立场在您对生态问题的后续研究中是否展现了与物导向本体论不同的旨趣?
P.C.-N.:我对思辨实在论和对象引导本体论深感兴趣。我在这次访谈一开始就提到,在我看来,法国哲学经历了一次真正的位移:从以主体性为中心的问题域转向了以实在为中心的问题域:哲学如何才能与实在建立关联?而思辨实在论———无论是甘丹·梅亚苏还是以蒂莫西·莫顿为代表的其他思潮———在这一转向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海边的形而上学》中,我与蒂莫西·莫顿的论点展开了对话,他用章鱼藏在墨汁后面来象征对象与其显像之间的关系,而我则尝试用水母来构建一个不同的体系,水母看似是透明的、半透光的,实则在其厚度中是不透明的①对象引导本体论区分了回撤的实在对象(the real object)与作为显像的感性对象(the sensual object),蒂莫西·莫顿用章鱼象征二者关系:“我认为所有的实体(包括‘我自己’)都像是胆怯退缩的章鱼,当退回到本体论的阴影中时,就会喷出伪装的墨汁。”(蒂莫西·莫顿:《超客体:世界终结之后的哲学与生态学》,苏艳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4页)而皮埃尔·卡苏-诺盖斯在《海边的形而上学》中以水母象征海洋,质疑了这种二分:“作为对象或超对象的海洋,并不像章鱼藏在墨汁后面那样隐藏在显像之后,它具有水母般的透明性:我们能隐约看到其内部,却永远不知道视线该在哪里停下———海洋以完整却模糊的方式自我显现。”(Pierre Cassou-Noguès,Métaphysique d'un Bord de Mer,Paris:Les Éditions du Cerf,2016,p.212)———尹昌鹏注。
我对蒂莫西·莫顿著作中的另一件事情也挺感兴趣,那就是他对“陌异”(l’étrange),即英语中的“怪诞”(uncanny)的援引,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在其他作者那里也发现了这一思路,尤其是印度小说家兼散文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他在《大紊乱》(The Great Derangement)中也将怪诞视作一种谈论环境危机之实在的方式。在我看来,今日之哲学可以经由陌异来言说实在、展开批判。我想说的是,既然哲学没有经验场域,它就很难对我们的行为或决策做出事实性的批判,因为它并不掌握社会学事实。有些人,比如社会学家,他们的职责在于经验性地研究某些现象,而这并非哲学家的职责。那么对我而言,出路就在于揭示我们行为中的陌异之处,比如我们与技术之关系的陌异之处。这种方法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中,他设想一位异乡人———一位波斯人———来到巴黎,以惊异的目光观察巴黎人的风俗。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回到18世纪,而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经由陌异的路径,确实是哲学言说实在并对我们的某些态度展开批判的有效方式。
尹:在《我和我的僵尸:哲学作为虚构》的结尾,您使用了元-虚构(méta-fiction)这个极具张力的词来指涉自己的工作。“元”(méta-)这一前缀总是召唤二阶话语,从而加剧问题的复杂性。您提到元-虚构是一个已经在文学语境中被使用的概念(即元小说),而我察觉到它在文学语境中指涉的对象(即自我指涉的小说创作)可能也已经具备了成为哲学意义上的元-虚构的潜力———例如在您的观点中,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寒冬夜行人》(Si par une nuit d’hiver un voyageur)这类元小说是将您的元-虚构方法与刘易斯(David Kellogg Lewis)的可能世界理论区分开来的关键。我的好奇点在于,元-虚构这一概念处于哲学与文学、理性与虚构的交叉点上,它是否为哲学以另一种形态存在开辟了可能性,即作为一种自主的虚构实践,而非凌驾于虚构之上的理性话语?您创作过小说,与艺术家格温诺拉·瓦贡(Gwenola Wagon)合作拍摄过电影,也实践过AI生成的理论虚构———其中我觉得电影《黑太阳纪事》尤其精彩———这可否被视作对哲学新形态的探索?
P.C.-N.:在你给出的元-虚构的两个选项中,我确实倾向于自主的虚构实践,而非居高临下的话语。的确,在我写作《我和我的僵尸:哲学作为虚构》期间,我曾多次尝试过这类元-虚构实践。你提到了写小说,确实,我特地写过一部小说《菲勒特拉慕之冬》(L'Hiver des Feltram),此外我还写过另一个文本叫《双光之城》(La Ville aux deux lumières),它将于2026年1月再版,这正是在虚构实践意义上的一次真正的元-虚构尝试,真正将哲学铭写于某种虚构实践之中。然而这种尝试面临一些困难,首先是概念性的困难:哲学能否完全融入虚构之中?其次是实践性的困难:当你试图切实地将哲学熔铸进虚构之中,就像浇筑混凝土以建造房屋那样,结果会得到一本既难读又难出版的书。它既不是真正的小说也不是真正的论文,因此很难在出版生态中找到位置。这些困难促使我退而求其次,去写一些更“典型”的哲学著作,里头既有虚构也有分析,二者力求融会和谐,但还是两个层面。
鉴于《双光之城》将于1月再版,我最近重读了它并为其增补了第二部分。时过境迁,我依然认同这个意义上的元-虚构设想,但困难在于将其付诸实践,尤其是在一个既定的出版语境中落实它。
面对落实这类元-虚构的困难,我也希望以影像、以电影的形式进行实验。如果说哲学经由虚构,那么便没有理由将其限制于书面虚构。为何不通过影像虚构、通过电影形式进行哲学实践呢?这一点在今天显得尤为值得探索,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一系列技术手段,用一台电脑就能实现这类虚构,这就是所谓的桌面电影(le film de bureau / desktop movies)———借助少许专业协助,一个人就能用电脑制作出近乎专业水准的影片。而这种影像书写实际上与今天的哲学书写颇为相似———后者也是在电脑上完成的。
十五年前,拍电影还需要庞大的团队和巨额预算,它与独自在家写书是截然不同的工作,而如今所谓的影像书写装置或曰数字书写装置已经大大简化。当然我说得有点夸张,你不可能独自在家搞定,但小团队和低预算就够用了。因此,我们确实能够尝试一种影像式的哲学书写。
尹:我最近在看许煜的《艺术与宇宙技术》,他认为:“崇高不再是达达主义者或超现实主义者的特权,而是无处不在。科技进步是这种新感知性及其常态化的条件。”①许煜:《艺术与宇宙技术》,苏子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96页。而您在《纵火的图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理论虚构》中似乎以一种批判性或反讽的姿态讨论了人工智能图像时代的崇高(sublime)美学,对您来说,它涉及潜在空间(espace latent)对康德先验感性(esthétique transcendantale)的重构,也涉及“图像纵火癖”(pyropictomanie)———不仅在于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更在于其生成过程本身,最终这种崇高经验体现为一种新浪漫主义(néoromantisme)的超媚俗(super-kitsch)。然而您在其他场合又表示,任何人都可以在人工智能平台上低成本地生成图像,这实现了某种表达的自由。我的问题在于,这种自由在人工智能的媚俗倾向下是否并不那么容易通达?
P.C.-N.:感谢你的提问,非常有意思。首先,许煜是一位很重要的哲学家,某种程度上我完全认同他对崇高的分析。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兴趣更偏向陌异而非崇高,陌异这一范畴更适合我一些。
回到你的问题本身。我刚才提到,如今我们拥有了制作影像式哲学虚构的技术手段,但问题在于:这些技术手段在多大程度上赋予了我们某种自由,抑或反过来误导了我们,最终将我们禁锢于某些特定的方向?我与格温诺拉·瓦贡在合作中经常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超媚俗倾向,特别是像Midjourney这样的平台。当然,我们也可以谈谈诸如ChatGPT这类平台的偏见。众所周知,无论哪种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带有偏见,这些偏见既源自其在训练中被给定的数据,也源自所谓模型微调(fine-tuning),这些事后的参数调整会将人工智能引向某些特定的方向。我们无法想象不存在偏见的人工智能。为什么?因为训练一个人工智能需要如此海量的投资与劳动,以至于它只有在占据霸权地位、卡特尔乃至垄断地位时才具备经济可行性,我们可以想象世界上存在三四家主导的人工智能,没法更多了。像ChatGPT这种模型,其商业可行性在于全球大量用户在用它。于是,这意味着少数几家人工智能拥有扩散某种意识形态的特权———我说的意识形态是广义上的,即看待现实的特定方式。主导世界的这三四家人工智能被某些利益集团所掌控,而模型会反映其利益。因此,人工智能的偏见可以是美学的,比如Midjourney的超媚俗倾向,也可以是意识形态的,ChatGPT的意识形态偏见就非常明显,这毋庸置疑。
那么,为了摆脱这些偏见,显然必须推动人工智能来抵抗其自身的固有倾向。显然,要想在Midjourney上生成真正有意思的图像,就必须抵抗其潜在空间中把你推向默认方向的陡坡。这是一项相当困难的工作,需要些本事,这也是我和格温诺拉·瓦贡合作的原因。事实上,“我有一台电脑,我登录Midjourney就能创作图像”或者“我有一台电脑,我登录ChatGPT就能让他为我写诗”这类想法都是幻觉,在Midjourney中我其实被动地被图像推向了某个特定方向,而ChatGPT写的诗或许格律工整,但它携带意识形态偏见,它显现的是其幕后持有者所设定的特定视域下的现实。所有模型都是这样,我以ChatGPT为例只是因为在法国我们用它用得最多,所有模型都从属于某个斥巨资开发它们的利益集团,模型按他们的形象被塑造。我说得有些简单,但情况大致如此。因此,必须把人工智能推向其极限。
尹:您在《纵火的图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理论虚构》中提出了“图像纵火癖”(pyropictomanie)这个概念,请问这是一个普遍的时代症候吗?
P.C.-N.:我与格温诺拉·瓦贡在《纵火的图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理论虚构》中提出的图像纵火癖指的是面对能量耗费之奇观所产生的快感,电视上转播的F1赛车就是图像纵火癖的典型案例,我们在电视上看赛车时,目睹的是一场盛大的能量耗费。而我认为这种图像纵火癖也出现在人工智能生成的数字艺术中。在那些作为人工智能图像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其背后巨大的算力和劳动的投入,它们展示的正是自身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能量。
图像纵火癖这个想法的缘起是一段亲身经历。2022年,法国西南部的朗德省(les Landes)发生了大规模森林火灾,当时我和格温诺拉·瓦贡在那儿度假,然后被迫撤离,那是一段相当煎熬的经历。几天后,当地政府组织了一场声援性的摩托艇集会。要知道,这些火灾正是由气候变暖引发的,而气候变暖又是由我们对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耗引发的,在这种背景下,组织一场摩托艇集会来表达声援,实属荒谬。这些摩托艇只是在水面上兜圈子,莫名其妙地燃烧能量,火灾本来就是由这些能量耗费导致的。拉泰斯特(La Teste)市政厅用一场能量耗费的奇观来见证一场由能量耗费引发的火灾,这陷入了一个怪圈。
但话又说回来,我和格温诺拉·瓦贡在《纵火的图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理论虚构》中所做的难道不是同一件事吗?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也在耗费能量来创作图像,创作那些见证环境危机的图像,我们自己是否也陷入了某种形式的图像纵火癖?图像纵火癖既是我们对能量耗费奇观的癖好,也是任何艺术家都无法彻底摆脱的困境,因为生产图像就是在耗费能量。如今,常常是能量耗费本身见证了对能量耗费的反对,我们所有人都被迫卷入了图像纵火癖。
尹:在您的不同文本中,技术始终呈现出这种紧张的双重性,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地通过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毒药”(pharmakon)这一概念去理解这种双刃剑属性,而在《意识的去同步化与僵尸劳动》(Désynchronisation des Consciences et Travail Zombie)这篇论文的结尾,您指出“毒药”概念的脆弱性也许正在与日俱增①Pierre Cassou-Noguès,Désynchronisation des Consciences et Travail Zombie,Le Portique:Revue de philosophie et descience humains,n°48-49,2024.。考虑到您的很多文本是以开放的方式结尾的———如《温度计综合征》(Le syndrome du thermomètre)一文的结尾:“这究竟是愚蠢的新形式,还是智能的新形式?”②Pierre Cassou-Noguès,Le syndrome du thermomètre,Revue des deux mondes,mai 2018,pp.86-93.———这是否意味着更严峻的形势与更加晦暗不明的未来?
此外,与时代更迭如影随形的是人类代际经验的更迭,此前我看到过一对概念:互联网原住民/互联网移民(Digital Natives/Digital Immigrants),前者从小就浸润在数字环境中,而后者则经历过转变与适应。这种代际经验的更迭对“我们应该如何行动”这个根本问题而言,是否同时预示着更大的机遇与更艰巨的挑战?
P.C.-N.:感谢你的提问。至少在西欧,很明显一种真实的代际差异正在形成,我只谈论我熟悉的西欧。我18岁时成长于一种(甚至不言而喻的)信念之中,即我们这一代会比父母过得更好,生活更舒适,寿命更长,社会将更加公正,这种公正也将惠及更广泛的人群,总之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当然,我当时不会称之为“进步”,不会用“进步”这个词去形容,但无论如何,明天会更好。
而我觉得,如今20岁左右的年轻人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代人。他们在成年的门槛上经历了疫情,他们突然意识到过去关于环境灾难的种种言论,那些曾显得模糊而遥远的预警,竟然可以在一瞬间具象化,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必须居家隔离,这是一个重大而具体的转变。因此,我认为如今20岁这代人,比当年20岁的我拥有更强烈的代际意识,而且这一代不会有人再相信我当年所信奉的那种“明天会更好”的想法。很难在今天去相信“明天会更好”了。
然而,我认为哲学家尤其负有乐观的义务。我们必须乐观,因为悲观是会自我应验的,如果我们说“情况会变糟”,那么毫无疑问它真的会变糟。在这方面,我认同美国环境哲学家约翰·贝尔德·卡利科特(John Baird Callicott)的观点,他也主张我们负有乐观的义务,但这只能是一种陌异的(étrange)、英语中所谓“怪诞的”(uncanny)乐观。我们不得不去设想这种不依赖“更好”或“更多”的乐观,一种来临中的乐观,因而只能是陌异的。
中图分类号: B56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6)02-0072-08
作者简介: 皮埃尔·卡苏-诺盖斯,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访谈人:尹昌鹏,南京大学文学院与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本文译者。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240619025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