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 艳
摘 要:筚篥是源于古代龟兹的竖吹簧管乐器,在各种历史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且异名众多,或据音译或因形制,或因其演奏场合及地位。流入中原地区后,不但在形制上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而且以其特殊而稳定的音色受到宫廷雅乐及民间演奏的广泛重视,并且曾伴随着大唐文化先后传入日本和朝鲜半岛,与当地文化有机交融并得到继承与创新,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映射出古代东亚与中原地区文化的渊源关系。通过筚篥,可管窥历史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之具体状况,颇具文化史之重要意义。
关键词:异名;传入;形制;用途;意义
筚篥,似乎是一种流传广泛而众所皆知的簧管乐器,因而也就被各种音乐史著作及相关工具书时常提及。如薛宗明先生曾在《中国音乐史·乐器篇》的《双簧片木管乐器》部分之《筚篥之属》和《双管之属》中收录了各种形制和名称的筚篥类乐器,并辅以部分筚篥实物图像,是迄今关于筚篥较为丰富的资料汇辑,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启发。①薛宗明:《中国音乐史》(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14-447页。尹重华的专著《中国筚篥》简略讨论了筚篥的起源及在中国的传播,其主要贡献在于收集整理了筚篥的练习曲和独奏曲目并制作了改良筚篥。②尹重华:《中国筚篥》,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张雪媚《筚篥的源流及其历史演变》一文,通过胡笳与筚篥的关系及筚篥与管子的关系的实证考察,从对比的角度考证筚篥的起源及其在中国流传过程中的历史沿革等情况;同时从实证的角度,对筚篥在中国宫廷燕乐及在东亚国家的流传等进行调查,对筚篥的整个源流过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归纳。③张雪媚:《筚篥的源流及其历史演变》,《民族艺术研究》2007年第1期,第42-49页。但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各家观点及认识尚存在较大差异。学术史上许多自认为已经从问题研究而积累成知识的东西,其实远未能够达成学界的共识,从而不得不再从知识转化为问题并继续加以重新检讨与研究。笔者以为,对筚篥的认知就是应该从知识转化为问题的重要案例之一。
此外,当前各辞书对于筚篥的命名、形制、传入、演奏方式等或语焉不详,或观点龃龉。基于此,有必要结合文献对其梳理,进而做出较为准确的界定,并由此探究筚篥所承载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
筚篥在古籍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而且异名众多,很难从词义表面推断命名理据,本文试图逐一列举其异名,并进而厘清其词源。
1.必栗:南北朝何承天《纂文》曰:“必栗者,羌胡乐器名也。”①(唐)玄应:《一切经音义·佛本行集经第二卷》卷十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2页。
2.筚篥、悲栗、悲篥:唐段安节《乐府杂录·筚篥》曰:“筚篥……亦曰悲栗,有类于笳。”②(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页。杜佑《通典·乐典四·八音之外》:“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声悲。或云,儒者相传,胡人吹角以惊马。后乃以笳为首,竹为管。”③(唐)杜佑:《通典》卷一四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83页。和刻本《事林广记·戊集》卷八《音乐举要》曰:“筚篥者,本龟兹国乐也,本名悲栗,以其声悲。”④(宋)陈元靓:《事林广记》,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93页。
3.毕篥: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乐》记载:“毕篥,本名悲栗,言其声悲壮也。”⑤(宋)黎靖德:《朱子语类汇编》卷九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2页。
4.觱篥:温庭筠《觱篥歌》篇题下曾益笺注引《乐府杂录》:“觱篥者,本龟兹国乐,亦名悲栗,以竹为管,以芦为首,其声悲栗,有类于笳。”⑥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1页。
日本学者林谦三认为必栗、悲栗、毕篥、筚篥均是古龟兹语的汉语音译词,如:必篥,是经过龟兹语化了的突厥语“boru”的音译。⑦[日]林谦三:《东亚乐器考》,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第378页。他在《筚篥的语源》一文中说,古龟兹语缺乏含气浊音,当时龟兹有一土耳其外来语“boru”改写成符合龟兹语调的龟兹语词,词头的b浊化成了p,音译为必栗,按照龟兹语当时外来语的语用规则,是可以产生出pi-li这样的龟兹语词的。⑧《东亚乐器考》,第378页。据此,必栗、毕篥、筚篥等均是从龟兹语直接音译为汉语后的不同书写形式。由于筚篥音质悲凉,在其传入中原后又作了进一步的意译,写作悲篥、悲栗。
当代学者敖昌群在《筚篥与羌笛——〈羌笛源流考辨〉续篇》中通过对南北丝绸之路的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认为,羌笛类气鸣乐器和双簧类气鸣乐器均称为筚篥、筚,或名称中含有筚、篥二音的乐器比比皆是。他认为,筚篥是羌语,不是龟兹语,是由于古羌人的迁徙,羌文化四面传播,因此筚篥的名称以各种变异的方音传播开来。⑨敖昌群、王其书:《筚篥与羌笛——〈羌笛源流考辨〉续篇》,《音乐探索》2009年第4期,第18-23页。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方言证据,但仍缺乏历史语言学的史料依据,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论证。
5.笳管、雅管、凤管:《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三》胡注引《乐部杂录》曰:“觱篥,葭管也,卷芦为头,截竹为管,出于胡地。制法角音,九孔漏声,五音。唐编入卤簿,名为笳管;用之雅乐,以为雅管;六窍之制,则为凤管。旋宫转器,以应律者也。”⑩(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634页。
按,“笳管”,得名于筚篥与笳形态相似,陈旸《乐书·乐图论·胡部·八音·竹之属》记载:“筚篥,……状类胡笳,九窍。”⑪(宋)陈旸:《乐书》卷一三〇,光绪二年刻本,第16册,第26页。“笳”是一种竹制管吹乐器,“筚篥”是簧管乐器,亦以竹为管,二者外形上十分相似,故筚篥又名笳管。
“雅管”,因筚篥经常在宫廷雅乐中演奏,故依其使用场合命名。
“凤管”,是对专为转调而制的六孔筚篥的专称。
6.管子:清胡彦升在《乐律表微·考器上》卷七中说筚篥:“今时以竹为管,以芦为首,八孔者谓之管子。”①(清)胡彦升:《乐律表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3页。筚篥形为管状,故名。
7.头管:元刻本《事林广记·后集·乐器原始》“觱篥”条:“今胡部在管首之前,故世亦云头管。”②(宋)陈元靓:《事林广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2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按,筚篥的音质是具有定调功能,在唐宋以来的教坊演奏中居于众乐之首,在大型歌舞演出中往往是“第一个”出场的乐器,具有领奏、指挥的功能,故名头管。
8.管色:白居易《南园试小乐》:“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词唱渭城。”高璩《和薛逢赠别》:“歌声婉转添长恨,管色凄凉似到秋。”今按,唐宋时期由于筚篥应用广泛且地位重要,人们逐渐将其称呼由胡语音译转向本土化,为其新造了“管色”一词。自筚篥传入至南宋末年,见于文字的“管色”无其他意义,仅指筚篥。③陆晓彤:《“管色”名义考》,《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后来管色含义扩大,用来指管类乐器,如陈元靓《事林广记》中的“管色指法”记述了当时流传的管笛、羌笛、夏笛、小孤笛、鹧鸪、扈圣、七星、横箫、竖箫等九种吹奏乐器的按孔方法。④(宋)陈元靓:《事林广记》戊集卷之八“音乐举要”,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93页。
9.芦管、葭管:张祜《听薛阳陶吹芦管》:“紫清人下薛阳陶,末曲新笳调更高。无奈一声天外绝,百年已死断肠刀。”《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元年》:“师道时知密州事,好画及觱篥。”胡三省注:“胡人吹葭管,谓之觱篥。”⑤《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第7634页。按,芦、葭皆指芦苇,芦管、葭管之名源于最古老的筚篥是由芦管制作的。
综上,筚篥的众多异称分别来源于材质、音译、意译、形制、演奏场合及其领奏地位等,此盖起因于时间、地域及接受对象之不同而所显示的种种差异,故欲将此纷乱之疑团梳理分明,务必首先弄清其源流与形制。
《广韵·质韵》:“觱,觱篥。……觱,羌人吹角。”⑥周祖谟:《广韵校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73页。《说文解字·角部》卷四下释“觱”曰:“羌人所吹角屠,以惊马也,从角觱声,觱古文誖字。”段玉裁注:“羌人所吹器名,以角为之,以惊中国马。”但角屠是否等同于筚篥,还缺乏更多的证据,田中华在《筚篥考略》中认为角屠与觱篥是两种不同的乐器。⑦田中华:《筚篥考略》,《文博》1991年第1期,第91页。敖昌群在《筚篥与羌笛——〈羌笛源流考辨〉续篇》中则认为筚篥是古羌人发明的乐器,汉代传入龟兹,随着前秦大将吕光征服龟兹,龟兹乐传回内地,进而传遍全国。⑧敖昌群、王其书:《筚篥与羌笛——〈羌笛源流考辨〉续篇》,《音乐探索》2009年第4期,第18-23页。
今按,羌一般泛指中国西北的少数民族,言筚篥源于羌未免失之于模糊笼统。汉代重要的辞书《说文》《尔雅》均未收录筚篥这一词条,汉以前的文献也未见相关记载,可知其并非汉语之固有词语,或至少是西汉以后才流入到中原地区的。《广韵》将“觱”解读为“筚篥”,已是宋人的认识了。
传统文献及文学作品中屡屡提及筚篥最早是从龟兹传入中原的,《隋书·音乐志下》记载:“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言前秦大将军吕光西征龟兹后,带回来一个完整的龟兹乐队,其中就有筚篥。⑨(唐)魏征等:《隋书》卷十五,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78-379页。唐段安节《乐府杂录·筚篥》记载:“筚篥,本龟兹国乐也。”⑩《乐府杂录》,第31页。唐代诗人刘商《胡笳十八拍·第七拍》:“龟兹觱篥愁中听,碎叶琵琶夜深怨。”李颀在《听安万善吹筚篥歌》中写道:“南山截竹为筚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
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筚篥发源于古代波斯,美索不达美亚平原的双簧管传入波斯后被改良为木管单簧乐器巴拉班(balaban),现在前苏联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还收藏着萨珊王朝(公元224年左右)时期一个描绘着巴拉班的银盘,虽然文物是3世纪的,但实物的发明当早于此时。①梁秋丽、周菁葆:《丝绸之路上的“筚篥”乐器》(一),《乐器》2015年第11期,第61页。
演奏筚篥时,一般是管身竖置,右手小指、无名指、中指、食指分别按一至四孔,左手无名指、中指、食指分别按五至七孔,拇指按背孔,口含管哨,可进行平吹或超吹。现存文物中可以看到古代筚篥演奏的生动情形,如山西襄汾县永固村出土的吹筚篥乐佣砖雕,乐佣头戴一顶圆环硬壳帽,身穿博袖大袍,圆领,面向前方,眉梢高挑,面带微笑,两腮鼓圆,形神十分生动。左手轻握筚篥于胸前,右手微托,作吹奏状,两脚呈八字形站立。

图1 砖雕——吹筚篥乐伎(山西博物馆馆藏)
唐代韦贵妃墓的壁画中也有吹奏筚篥的乐伎图像,吹筚篥女伎上身穿乳白色襦,外套红色阔袖对领衫,下着绿色长裙,跪坐在毯上,右手置上,左手置下,手执筚篥吹奏,竖吹,神情专注。

图2 韦贵妃墓中吹筚篥乐伎图
资料来源:贾嫚:《唐代长安乐舞研究——以西安地区出土文物乐舞图像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
1.筚篥的形制
筚篥由波斯传入龟兹后,龟兹人就地取材,用当地生长的旱芦苇制作了最原始的筚篥——皮皮,因此筚篥又有芦管之称。目前新疆地区流行的皮皮,依然是以旱芦苇制作,开管、竖吹。但它没有单独的哨嘴,而是将芦苇上端削制成扁平的双簧音哨,与管身一体的吹奏乐器。这种皮皮形制大小不一,全长300毫米左右,管身开音孔最多八至九个。①梁秋丽、周菁葆:《丝绸之路上的“筚篥”乐器》(六),《乐器》2016年第4期,第66页。
在新疆库车出土的一木质舍利盒,考古鉴定其为唐代文物。盒身周围绘有21人组成的歌舞队,其中有舞蹈者13人,乐队8人。舍利盒上端绘一裸体儿童正吹着管身极细的筚篥。②刘青弋:《中国舞蹈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页。

图3 舍利盒顶端吹筚篥的童子
据唐冯翊《桂苑丛谈·赏心亭》记载,咸通年间,薛阳陶为丞相表演时,“次出芦管,即于兹亭(赏心亭)奏之。其管绝微,每于一筚篥管中常容三管也。声如天际自然而来,情思宽闲,公大佳赏之。”③(唐)冯翊撰:《桂苑丛谈》,《丛书集成初编》第2835册,第4页。其他诗人在作品中也对其有过描述,白居易《听芦管》:“粗豪嫌筚篥,细妙胜参差”;张祜《听简上人吹芦管三首》:“细芦僧管夜沉沉,越鸟巴猿寄恨吟。”这说明芦管筚篥管身极细,是用天然细芦管制作而成。
传入中原地区的筚篥,大多是将簧哨(嘴子)嵌入管身一端,管身开孔。正如白居易《小童薛阳陶吹篥歌》:“剪削干芦插寒竹,九孔漏声五音足。”哨嘴一般由芦苇制成,以粗细适当、长势顺直的芦管为原料,先削掉其外皮,将里面的纤维层修削成薄厚均匀而外表光滑的哨子,再将哨口一端烙扁,形如鸭嘴,插入竹管上端,如此便可以吹奏发声了。
新疆奇康湖石窟第1窟的窟顶有伎乐天人的壁画,虽然破损严重,但仍能识别出有吹巴拉曼的伎乐天人,天人双腿后曲,似从天而降,双手执一筚篥,筚篥的哨子正欲插入口中。下图是摹本:④王子初、霍旭初:《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图4 新疆奇康湖石窟伎乐天人壁画
唐代曾对传统筚篥的哨嘴材质做过新的尝试,以桃皮或杨树皮卷成扁平的觱篥哨嘴,嵌入竹管管身,称为“桃皮觱篥”或“杨皮筚篥”。这种桃皮觱篥发音有其自身特色,与芦管觱篥并行。段成式《觱篥格》对此描述说:“又有剥杨树皮卷成觱篥,以竹为管而吹之,亦有用桃皮者。”①故宫博物院:《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卷六十八,第四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页。明代民间仍喜用此种方法制作筚篥,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十九释“杨皮筚篥”曰:“又牧童剥杨树皮,卷成觱篥,以竹为管而吹之,亦有用桃皮者,即所谓桃皮芦管之制。”②(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58页。此种用桃树皮或杨树皮卷为哨嘴直接插入竹管,简单易行,颇为适合民间即兴演奏。
与哨嘴相比,历史上用来制作筚篥管身的材质似乎更为丰富些,梳理如下:
(1)骨、角:西北地区游牧民族制作筚篥管身多就地取材,以兽角或截取动物的中空骨头制成,在前端插以芦苇哨嘴。宋高承《事物纪原·乐舞声歌部》“筚篥”条引三国魏徐景山云:“本胡人牧马,截骨为筒,用芦贯首吹之,以惊群马,因而为窍,以成音律。”③(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1页。这从目前的文物画像中可以得到印证:
新疆克孜尔石窟第38窟由“说法图”和“天宫伎乐图”共同构成,“天宫伎乐图”位于“说法图”上方,共有28人。每组伎乐均由一男一女组成,肤色一棕一白。其中有一个类似筚篥的乐器在吹奏,其形弯曲,下细上粗,可明确断定其管身乃由羊角或牛角制作而成。

图5 新疆克孜尔石窟第38窟壁画中的筚篥,公元4世纪
资料来源:刘青弋:《中国舞蹈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
(2)竹:唐人发现竹子的声波震动及传送频率远快于骨质,且发出的声音也更明快悦耳,于是开始制作以无节竹管为管身的筚篥,管身也由弯变直。段成式《觱篥格》曰:“觱篥,本名悲篥,以角为之,后乃以笳为首,以竹为管,所法者角音,故曰角。”④《御制律吕正义后编》第四册,第213页。按,以笳为首恐误,实则仍为以芦为首,盖因最初人们是卷芦叶为笳,吹以作乐,因而记载时以笳代芦。从物体学角度说,无节竹身的管身改善了传统骨质筚篥音色与音质的美感。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乐考》曰:“唐九部夷乐有漆觱篥,胡部安国乐有双觱篥,唐乐图所传也。”⑤(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三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25页。按,从图片效果看,唐代的漆筚篥显然是因管身表面涂漆而得名,以竹制作的筚篥管身在干燥时容易开裂,人们为防止其开裂,乃以油漆涂于表层作为防护措施。
(3)金属:以金属制作管身的筚篥并不多见,目前现存的仅发现锡制的管身。河南开封大相国寺的佛教音乐乐器中,有一支锡质觱篥,管身由金属锡铸造而成,管哨由隔年的芦苇制成,其音色嘹亮悠扬。⑥刘霞:《古都梵音——开封大相国寺佛教音乐考察与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唐白居易《南园试小乐》诗:“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词唱渭城。”宋张炎《洞仙歌·观王碧山花外词集有感》词:“可惜欢娱地。雨冷云昏,不见当时谱银字。”很多学者认为银字筚篥就是由银制作管身的筚篥。①梁秋丽、周箐葆:《丝绸之路上的“筚篥”乐器》(四),《乐器》2016年第2期,第68页。今按,银字筚篥并非银质管身,银字本义是指以银粉书写之文字。传统的簧管类乐器的管身上常常以银作字,用来标记音调的高低。②《汉语大词典》第11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4页。清代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下·用字》:“银字,制笙以银作字,饰其音节。”③(清)沈雄:《古今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唐宋时以银粉工艺做标识的名物,常以银字命名。如银字笙,是指管身以银字标记音调的笙,五代和凝《山花子》词:“银字笙寒调正长,水温簟冷画屏凉。”银字棨,是指出入宫闱、关津用的木制银字符信;银字筚篥,就是在管身上以银字标注音高的筚篥的统称,不分型号。李宣古《杜司空席上赋》:“觱栗词清银字管,琵琶声亮紫檀槽。”《宋史·乐志十七》:“东西班乐,亦太平兴国中选东西班习乐者,乐器独用银字筚篥、小笛、小笙。每骑从车驾而奏乐,或巡方,则夜奏于行宫殿庭。”④(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61页。明黄一正《事物绀珠·音乐部·乐器类·竹属》解释“筚篥”时说“银字管,又名‘银字筚篥’”。⑤(明)黄一正:《事物绀珠》卷十六,明万历吴勉学本,第11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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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乐书》中的漆筚篥
资料来源:(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三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25页。
(4)桃皮:《旧唐书·音乐志二》“高丽”条有:“小筚篥一、大筚篥一、桃皮筚篥一。”⑥(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70页。唐杜佑《通典·乐典四·八音之外》中提到:“东夷有卷桃皮,似筚篥也。”⑦《通典》卷一四四,第1491页。从古文献记载看,高丽乐、百济乐以及安国乐中使用的此种乐器,在其他各国乐部中均未见使用。陈旸《乐书·乐图论·俗部·八音·木之属》“桃皮管”“桃皮觱篥”条:“桃皮卷而吹之,古谓之管木,亦谓之桃皮觱篥,其声应箫笳,横吹之,南蛮高丽之乐也,今鼓吹部其器亦存”⑧《乐书》卷一百三十二,第16册,第61-62页。,也说明桃皮筚篥是朝鲜半岛的特有乐器。有学者认为:“桃皮筚篥是将桃皮卷起作芦管,与寻常筚篥差不多,唯管有斜线,引人注目而己。”⑨转引自杜文玉:《丝绸之路与新罗乐舞》,《人文杂志》2009年第1期,第127页。按,此种朝鲜半岛的乐器,应是用桃皮卷制为管状乐器进行吹奏,但与上文提到的杨皮筚篥或桃皮筚篥并非一物,吹奏方法也截然不同。马端临《文献通考》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言其吹奏方式与芦管觱篥有异,系横吹。⑩《文献通考》卷一三九,第1232页。今按,此种桃皮筚篥曾经传入中原,从现存壁画和乐俑来看,桃皮筚篥比一般筚篥粗短,演奏者单手执起吹奏。唐朝的大驾卤薄和乐舞中曾大量使用桃皮筚篥,宋人鼓吹部也有使用。⑪金家翔:《中国古代乐器百图》,安徽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5)木:明代宫廷雅乐中出现了木质管身的筚篥。据赵用贤《大明会典·工部三·乐器制度》记载皇太后卤簿有“头管十二,管以乌木为之,长六寸八分,九孔,前七后二,两末以牙管束,以芦为梢”。①(明)赵用贤等:《大明会典》卷一八三,《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第224页。此种乌木管身筚篥音色更为醇厚,且因其乃皇家乐器,以象牙束于管身两端以防开裂,故材质奢华,造型美丽。

图7 敦煌292窟唐代壁画中吹桃皮筚篥的形象

图8 唐代桃皮筚篥
资料来源:金家翔:《中国古代乐器百图》,安徽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清史稿·乐志八》记载:“管即头管,以坚木或骨角为之,大小各一,……皆间束以丝,两端以象牙为饰。”②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991—2992页。按,哨根处用金属丝线缠绕,目的是用来调节哨口。
综上,筚篥管身的材质演变轨迹为:簧哨、管身一体(芦管)→簧哨(芦管)+管身(兽骨、角)→簧哨(芦管)+管身(竹)→簧哨(杨树皮、桃树皮)+管身(竹)→簧哨(芦管)+管身(锡等金属)→簧哨(芦管)+管身(乌木及其他坚木、骨+管身末端的象牙装饰+调节哨嘴的丝线)。从管身材料的变化,可以得知人们对音乐的审美追求在不断地演进发展。一般而言,芦苇制作的管身,声音薄而带有鼻音;竹子制作的管身,声音浑厚宏亮,有沙哑磁性之美;木制的管身,则声音圆润醇厚,明亮干净。
2.筚篥的孔数演变
从唐代开始,筚篥广行于中原地区的雅乐和俗乐领域。在长期的实践中,吹奏者们曾反复探索音孔数量与演奏效果之间的关系,因而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孔数不一的筚篥,主要梳理如下:
九孔筚篥:此乃隋唐以来最常见的筚篥,前文曾引白居易《小童薛阳陶吹篥歌》:“九孔漏声五音足。”和刻本《事林广记·戊集·音乐举要》谓筚篥“九孔漏声,而五音咸备”。①《事林广记·戊集》卷八,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93页。明代皇家卤簿中使用的头管也是“九孔,前七后二”。②《明会典》卷一八三工部三,第224页。可知九孔筚篥是最为传统经典的。
双筚篥: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曰:“唐九部夷乐有漆觱篥,胡部安国乐有双觱篥,唐乐图所传也。”③《文献通考》卷一三八,第1225页。按,从图片效果看,双筚篥是把两支大小、音高都相同的九孔(前七后二)筚篥并排联接在一起,能发双音。每支筚篥的管身上都装有管哨。演奏时既可吹奏单管,发出单音,亦可口含两支管哨,吹出同一高度的两个音。另外,双筚篥俗称双管,能吹奏出三度、四度和五度的和音,音量也比单管筚篥大得多,音色悠扬清丽,醇厚柔美,演奏技巧也难度较大,深受人们的喜爱。李益《夜上西城听梁州曲二首》:“行人夜上西城宿,听唱梁州双管逐。”温庭筠《回中作》:“吴姬怨思吹双管,燕客悲歌别五侯。”现代的双管便是由古双筚篥演化而来的。④《古代乐器百图》,第35页。

图9 《乐书》中的双筚篥
资料来源:《乐书》卷一三〇,第16册,第27页。
六孔筚篥:唐时高丽乐器中的筚篥形制已有大小之分。杜佑《通典·四方乐》提到“高丽乐”乐器有大、小筚篥。⑤《通典》卷一四六,第3723页。宋代陈旸《乐书·乐图论·胡部·八音·竹之属》“筚篥”条曰:“然其大者九窍以筚篥名之,小者六窍以凤管名之,六窍者犹不失乎中声,而九窍者,其失盖与太平管同矣。”⑥《乐书》卷一三〇,第16册,第27页。胡三省引《乐部杂录》也说六孔筚篥可以“旋宫转器,以应律者也”。⑦《资治通鉴补》卷二百三十七,第7634页。按,太平管是一种乐器,《乐书·乐图论·俗部·八音·竹之属》:“太平管,形如跋膝而九窍,是黄钟一均。所异者,头如筚篥尔。唐天宝中史盛所作也。”⑧《乐书》卷一四八,第18册,第72-73页。可见,宋代的小筚篥就是六孔筚篥,又名凤管,有旋宫转律的功能,然而文献中缺乏对六孔筚篥音孔排列和使用情况的具体记载。
七孔头管:最早出现在元代宫廷,《元史·礼乐志五》:“宴乐之器,头管,制竹以为管,卷芦叶为首,窍七。”⑨(明)宋濂等:《元史》卷七十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72页。按,此处所言“卷芦叶为首”恐误,其实,该处之“首”指头管的簧哨,一般是用芦管为原料削薄压制而成,非用芦叶制作。而“窍七”如何排列,目前尚缺乏相关文献记载和实证。
八孔头管:有大、小之分,《清史稿·乐志八》说两种头管:“皆前七孔后一孔,管端设芦哨,入管吹之。大管以姑洗律管为体,径二分七厘四豪,哨下口至末,长五寸七分六厘。小管以黄钟半积同形管为体,径二分一厘七豪,哨下口至末,长五寸六分二豪。”①《清史稿》卷一百一,第2991—2992页。今按,此乃将九孔筚篥废去后面下孔,因此剩下八孔。②梁秋丽、周箐葆:《丝绸之路上的“筚篥”乐器》(四),《乐器》2016年第2期,第69页。
八孔木管巴拉满:《皇朝礼器图式·乐器二》载:“乾隆二十五年,西域耆定,得回部乐器八,钦定燕飨兼设于诸部乐之末。”③(清)蒋溥第:《皇朝礼器图式》卷九,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421页。按,清代的“回部”系指今日居住在天山南部的维吾尔族,清高宗平定新疆后,将维吾尔地区的民间乐器引入宫廷。《清史稿·乐志八》曰:“高宗平定回部,获其乐,列于宴乐之末,是为回部乐技,用达卜一,那噶喇一,哈尔札克一,喀尔奈一,塞他尔一,喇巴卜一,巴拉满一,苏尔奈一”;并具体描述巴拉满形制曰:“木管,上敛下哆,饰以铜,形如头管而有底,开小孔以出音。管通长九寸四分,七孔前出,一孔后出,管上设芦哨吹之。”④《清史稿》卷一百一,第3002页。《皇朝礼器图式·乐器二》则有更细致的记载:“巴拉满,木管,饰以铜,形如头管而有底,开小孔以出音。管长九寸四分,上径八分,下径一寸三分。前出七孔,上接木管微丰,亦以铜饰。后出一口,加芦哨吹之,其长二寸七分三厘。哨近上夹以横铜片,两端及管口系绒钏三,共结一环,悬之下端。铜口小环四,垂杂采流苏。”⑤《皇朝礼器图式》卷九,第421页。
按,巴拉满,亦作巴拉曼、巴利曼,是一种双簧类气鸣乐器,实乃改良版之八孔筚篥,流行于今维吾尔自治区和田、莎车、吐鲁番、鄯善等地。这种前七后一的巴拉满,形制不同于传统的芦苇竖管筚篥,由上到下管身逐渐变阔,是以木、竹为管身,在上端插入双簧哨片或在吹孔下方嵌以单簧哨片,比传统筚篥的音高向上增加了一个小三度。⑥梁秋丽、周菁葆:《丝绸之路上的“筚篥”乐器》(四),《乐器》2016年第2期,第69页。
三孔筚篥:《清史稿·乐志八》载清太祖平定瓦尔喀部之后,获得了瓦尔喀部舞乐器,将其列于宴乐,是为瓦尔喀部乐舞。“用觱篥四,奚琴四。”这种筚篥形制特殊:“芦管,三孔,金口,下哆,中有小孔。管端开簧,簧口距管末四寸五分三厘。”⑦《清史稿》卷一百一,第3000页。按,这种三孔筚篥实际上已经是现代乐器管子的前身了,由三部分构成:即管哨、侵子和管身。侵子铜制、锥形,插入管身上端。清《皇朝礼器图式》将其列入“回部乐”。⑧《皇朝礼器图式》卷九,第421页。如图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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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皇朝礼器图式》中的燕飨兼用瓦尔喀舞用筚篥图
综上,历史上筚篥的管身孔数演变轨迹为:九孔筚篥(管哨、管身,音孔前七后二)→双筚篥(两支高音筚篥并联在一起,可发双音)→六孔凤管(管哨、管身、音孔排列次序不详)→七孔头管(管哨、管身,音孔排列次序不详)→八孔头管(管哨、管身,音孔前七后一)→三孔筚篥(管哨、侵子、管身,音孔前三,现代乐器管子的前身)。
总之,在历史长河中,由于历代乐工和各族民间艺人的不断改革和发展,筚篥因制作材料、发音孔数不尽相同,其音色音质也有高低差异。大筚篥音色深沉浑厚,适合演奏威严悲壮的军乐,小筚篥音色高亢感染力强,适于演奏豪迈激越的军乐,各种形制的筚篥均以其独特的表现力促进了中原音乐文化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筚篥在中原地区的传播,为民族间文化交流做出了如下重要贡献:
1.筚篥是中原音乐体系中重要的吹管乐器
筚篥的传入,对于中原地区的吹奏乐器而言,是一个标志性发展。中国传统乐器在春秋时已形成以“八音”(金、石、丝、竹、匏、瓦、革、木)为代表的分类法,其中金、石、瓦、革、木质乐器主要以打击为主,丝弦类乐器以弹拨为主,竹、匏类乐器如笙、竽、排箫、篪及瓦质乐器“埙”为吹奏乐器。①修海林、王子初:《乐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但箫、埙、排箫、角等均为简单吹奏乐器,气息经由吹孔,引起空气柱振动而发音;只有笙是簧管乐器,气息经由簧片,引起空气柱振动而发音。
在汉代,随着疆土开拓和东西文化交流,粗犷雄壮的鼓吹乐开始兴起流行,笳、角、排箫等吹奏乐器与鼓、铙等打击乐器运用在军队卤簿中。但当时的笳、角等吹奏乐器仍是较为原始的低音吹奏乐器,既无按音孔,也无固定音高,主要依靠口形变化和气息控制,音色较为粗犷深沉。排箫一般由10至24根管组成,虽然音色纯美,空灵飘逸,属高音乐器,但一管发一音,局限性很大,对于演奏大音程快节奏的曲子非常困难。
至北朝前后,社会动荡不安,中原混战,民族迁徙频繁,从而使国内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以及中外音乐文化都得以广泛交流,呈现出“戎华兼采”的繁荣气象。筚篥在此期间传入中原,它在外形上保留了笳的特点,但在构造上有簧片,同时吸收了笛的按音孔,吹奏出的乐声音色响亮清脆,个性强,音量大,模仿和表现力均超过前此的吹奏乐器,可以作为中音乐器。②王功恪、王建林:《龟兹古国》,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白居易在《小童薛阳陶吹筚篥歌》中写道:“下声乍坠石沉重,高声忽举云飘箫”,对筚篥宽广的音域做了出色的描绘。
因此,筚篥从西域流入中原,很快成为华夏乐器中重要的特色成员,并担当了吹管组内乐器的主力中音,对于促进西域地区与中原的音乐文化融合,充实中原地区吹管乐器的音乐内涵与表现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2.筚篥是宫廷燕飨朝会及军队卤簿的重要礼仪乐器
隋唐以降,宫廷燕飨之乐极为华丽壮观,多为管弦合奏礼乐,尤其是来自于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歌舞深受上层人士喜好。据《隋书·音乐志》记载,隋开皇初有七部伎,其中包括清商乐、国伎(西凉乐)、龟兹伎、安国伎、天竺伎、高丽伎、文康伎(晋代伎乐);隋大业中增加了疏勒乐、康国乐,清商伎改为清乐,改文康伎为礼毕。③《隋书》卷十五《音乐下》,第377页。唐武德初设九部乐,唐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去礼毕乐而加上燕乐,通前共十部。因此唐代宫廷的十部乐主要是:燕乐、清商伎、西凉乐、高昌伎、龟兹伎、疏勒伎、康国伎、安国伎、扶南伎、高丽伎,④《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二》,第1068-1071页。除燕乐、清商伎两部外,其余八部都是兄弟民族及外国乐舞。筚篥在西凉伎、龟兹伎、疏勒伎、安国伎、高昌伎、高丽伎中均为重要的吹奏乐器。而且当时除了筚篥外,乐队中同时出现了大筚篥、小筚篥、桃皮筚篥等多种音高和材质的筚篥类吹奏乐器。⑤《隋书》卷十五《音乐下》,第378-380页。
筚篥早在隋代已开始出现于朝廷燕飨盛会中。隋大业中,隋炀帝“制宴飨,设鼓吹”,其中大横吹部和小横吹中的乐器均已含有筚篥。①《隋书》卷十五《音乐下》,第382-383页。唐皇室对胡乐胡舞的偏爱,使筚篥成为唐代十分流行的吹管乐器,极大地促进了筚篥演奏的水准,使筚篥吹奏技艺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一时涌现出薛阳陶②(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五十一《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四部丛刊影印日本翻宋大字本,第71页。、安万善③(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三三五,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740页。等众多筚篥名手。段安节《乐府杂录·筚篥》中记载了尉迟青将军用银字筚篥战胜“河北推为第一手”的管子高手王麻奴的故事④《乐府杂录》,第31页。,白居易《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诗表达了他对技艺精湛的小童薛阳陶的极大赞赏:“有时婉软无筋骨,有时顿挫生棱节。急声圆转促不断,轹轹辚辚似珠贯。”
宋元时期,筚篥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皇家朝会盛典中重要的合奏乐器。《宋史·乐志四》记载:“崇宁四年(1105)七月,铸帝鼐,八鼎成。八月,大司乐刘昺言,大朝会宫架旧用十二熊罴,按金錞、箫、鼓、觱篥等与大乐合奏。”⑤《宋史》卷一百二十九,第3001页。《元史·祭祀志六》记载“国俗旧礼”说,每年二月十五日,在大明殿举行白伞盖佛事,其中“教坊司云和署掌大乐鼓、板杖鼔、筚篥、龙笛、琵琶、筝、
七色,凡四百人。”⑥《元史》卷七十七,第1926页。明代筚篥在宫廷音乐中已制度化,《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九月》记载了朝会宴享乐舞的标准“凡圣节、正旦、冬至,大朝贺用乐工六十四人,引乐二人,箫、笙、箜篌、方响、头管、龙笛各四人,琵琶六人,仗鼓二十四人……上还宫,乐止,百官退,和声郎引乐工以次出”。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1101-1102页。当时规定,四夷舞用乐工16人,其中包括头管二人。
古人认为筚篥之声悲壮肃杀,因此适合于军乐演奏。唐代为庆祝大将得胜归来,在其献俘仪式上遣卤簿演奏筚篥。据《旧唐书·音乐志》载:“凡命将征讨,有大功献俘馘者,其日备神策、兵卫于东门外,如献俘常仪。其凯乐用铙吹二部,笛、筚篥……。”⑧《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二》,第1053页。
宋代帝王欣赏筚篥音色的阳刚大气,亦将其用于出行时的卤簿仪仗中。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王礼考》曰:(宋徽宗)政和年间,“大晟府前部鼓吹。令二人,府史二人,管押指挥使一人,……节鼓二、笛、箫、觱篥、笳、桃皮觱篥各二十四……。”⑨《文献通考》卷一百十八,第1064页。金朝学习并承袭北宋建制,皇帝出行时在鼓吹前部、后部乐中均设置筚篥,《金史·乐志上》:“海陵迁燕及大定十一年卤簿,皆分鼓吹为四节,……筚篥二十四……。”⑩(元)脱脱等:《金史》卷三十九《礼志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89-891页。明代兵部车驾清吏司掌管卤簿仪仗,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所定的乐器中,未见头管,但在明永乐三年(1405)则增加了“头管十二管”,⑪《明会典》,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第445页。明人何良臣《阵记》卷二《技用》记载,战阵中有铙铎、号笛、笳管、筚篥、唢呐等乐器,⑫(明)何良臣:《阵记》卷二,守山阁丛书本,第9叶。清代筚篥仍保留在戒严时的鼓吹演奏中。⑬《御制律吕正义后编》第四册,第216页。
3.筚篥是唐宋乐队合奏时重要的定音乐器
宋沈括《梦溪笔谈·乐律二》云:“予于金陵丞相家得唐贺怀智《琵琶谱》一册,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调,内黄钟、太簇、林钟宫声,弦中弹不出,须管色定弦。其余八十一调,皆以此三调为准,更不用管色定弦。’”⑭(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六,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5页。按,管色,此处即指筚篥。本段话是说筚篥与琵琶均是隋唐燕乐里的重要演奏乐器,琵琶是四弦乐器,按十二律乘七调可得八十四调,但琵琶无法自己定音,其中三种最重要的黄钟、太簇、林钟三个音律均弹不出宫声,必须先依赖筚篥定准了第一根弦,才能调出另外三根弦,其余的八十一调方可推演而出。⑮伽蓝:《筚篥与龟兹乐》,《新疆经济报》2011年1月14日。因此,音高稳定,声调高亢的筚篥便成为当时标准的定音乐器。然而,在当时众多吹奏乐器中,为何单单选中筚篥成为定音乐器呢?
宋代以后,筚篥成为主奏乐器。陈旸《乐书·乐图论·胡部·八音·竹之属》“筚篥”条曰:“后世乐家者流,以其族宫转器以应律管,因谱其音为众器之首,至今鼓吹教坊用之以为头管……小者六窍以凤管名之,六窍者犹不失乎中声。”又在本条下注云:“今教坊所用上七空后二空,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十字谱其声。”①《乐书》卷一三〇,第16册,第26页。元胡三省引《乐部杂录》也说六孔筚篥可以“旋宫转器,以应律者也”。②《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第7634页。
按,旋宫转器,是中国古代乐理术语,又称旋宫转调,简称“旋宫”。宫指调高,旋宫是指宫音在十二律上的位置有所移动,商、角、徵、羽各阶在十二律上的位置当然也随之相应移动。“转调”是指由于曲调的主音由不同阶名的音来担任而造成的调式转换。中国古代以十二律配七音,每律均视为宫音,“旋相位宫”故得此名。自秦之后,旋宫声废。唐高祖武德间,祖孝孙修订雅乐,旋宫之声复起。③徐元勇:《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备览》,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64页。
中声,即中和之声。《左传·昭公元年》:“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杜预注:“此谓先王之乐得中声,声成,五降而息也。”杨伯峻注:“宫商角徵羽五声,有迟有速,有本有末,调和而得中和之声,然后降于无声。”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元年》,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21页。
句中“空”即为孔,“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共10个谱字,并非筚篥的指孔记号,而是燕乐音高记号,简称为十字谱,即今日的“工尺谱”。⑤左继承:《日本筚篥谱与中国工尺谱的关联》,《民族音乐研究》1992年第2期,第79-89页。
综上,传统的九孔筚篥是造型简单、便于携带和演奏的簧管乐器,有严格的制作工艺和稳定的音高音准,其音色具有较好的灵活性与包容性,即便仅有六孔的小筚篥亦可发出中和之音,具有旋宫转调功能,因此被公认为唐宋以来乐队演奏的标准定音器。其记录音高的十字谱,就是传统的用工、尺等字记写唱名而得名的“工尺法”,是唐宋以来最为通俗易懂的记谱方式,广泛用于各种乐器。宋人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卷二介绍《五音会元图》时言:“右(《五音会元图》一卷)未知何人所撰。谓乐各有谱,但取篥谱为图,以七音十二律,使俗易晓。”⑥(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淳祐本,第14页。陈旸《乐书·乐图论·俗部·八音·竹之属上》“教坊箫(十七管)”条下引《景祐乐记》:“教坊所用之箫凡十七管,以觱篥十字记其声。”⑦《乐书》卷一百四十七,第18册,第58页。筚篥在乐器中之重要作用与地位,般般可考。
4.筚篥以独特的音色魅力,促进了音乐、文学及艺术的雅俗交流
自晚唐五代以来,筚篥是为诗词演唱伴奏的主角。《乐府杂录》:“歌者,乐之声也,故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迥居诸乐之上。”⑧《乐府杂录》,第125页。按,丝指弹弦乐器,竹指管吹乐器,此处所言,在乐器的歌唱表现力方面,吹管乐器胜于弹弦乐器。故而中国古代乐器的发展趋势,乃模拟人声并不断向歌唱性完善。筚篥与笛子筒音一致,音高固定,音乐表现力功能完善,最适合担任为说唱旋律确定音高与辅助人声的角色。⑨张靖:《宋代教坊乐考论》,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不少文学作品中均提及当时记录歌词曲调通用筚篥谱,如五代花蕊夫人的《宫词》:“御制新翻曲子成,六宫才唱未知名。尽将筚篥来抄谱,先按君王玉笛声。”宋周必大撰《许陆务观馆中海棠未与而诗来次韵》:“莫嗔芳意太矜持,曾得三郎觱篥吹。今日若无工部句,殷勤犹惜最残枝。”
著名词牌《雨霖铃》之产生亦与筚篥密切相关。据《碧鸡漫志》卷五引《明皇杂录》及《杨妃外传》云:“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霖雨弥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时梨园弟子惟张野狐一人,善筚篥,因吹之,遂传于世。”⑩(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五,《知不足斋丛书》第6集第7册,第1-2叶。今按,《雨霖钤》曲调缠绵悱恻,筚篥吹奏者通过对气息的控制,表现出圆润不断、委婉起伏的持续音,尤其是随着柳永的《雨霖铃》一词的广泛流传,使该乐曲的影响力大大增强,成为中国音乐史上著名的筚篥名曲。
在慢曲流行的宋代,筚篥是主要的旋律乐器,深受当时上层人士青睐。①张靖:《宋代教坊乐考论》,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后据《荆川稗编》:“头管九孔自下而上,管体中翕然为合字,第一孔四字,第二孔一字,第三孔生字,第四孔后出勾字,第五孔尺字,第六孔工字,第七孔凡字,第八孔后出六字,第九孔五字。大乐以此先诸乐,谓之头管……后世以其似呼其名,名之曰觱篥。”②(明)唐顺之:《荆川稗编》,《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编》卷之四十二,明万历刻本,第2928页。
在大型宫廷乐舞演出中,筚篥往往担任领奏,筚篥演奏一开始,标志着乐事正式开始。据《宋史·乐志十七》记载,每春秋圣节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坐,宰相进酒,庭中吹筚篥,以众乐和之”。③《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乐志十七》,第3348页。南宋周密撰《武林旧事·圣节》卷一记载了正月初五日的“天圣基节排当乐次”:
乐奏夹钟宫,觱篥起《万寿永无疆》引子,王恩。
上寿第一盏,觱篥起《圣寿齐天乐慢》,周润。……
第五盏,觱篥起《永遇乐慢》,杨茂。……
第八盏,觱篥起《赏仙花慢》,王荣显。……
第十二盏,觱篥起《柳初新慢》,刘昌。……
初坐乐奏夷则宫,觱篥起《上林春》引子,王荣显。
第一盏,觱篥起《万岁梁州》曲破,齐汝贤。舞头豪俊迈,舞尾范宗茂。
第二盏,觱篥起《圣寿永》歌曲子,陆恩显。琵琶起《捧瑶卮慢》,王荣祖。
……
觱篥起《庆寿新》,周润。……
第二十盏,觱篥起,《万花新》曲破。④(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一,宝颜堂秘笈本,第13-17页。
此份节目单可以看出,当时的寿筵分为三部分,即“上寿”“初坐”“再坐”等共有43个乐舞演出节目,其中慢曲29个,以筚篥领奏的曲调最多,超过2/5,并且还独奏1个节目,筚篥在乐器中之重要性可见一斑。
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平民大众消费为主的南宋大都市,瓦肆勾栏中聚集了各种民间百戏杂技艺人,成为市民音乐活动的中心。当时瓦肆勾栏与宫廷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南宋临安瓦舍的隶属亦颇为明确,据周密《武林旧事·瓦子勾栏·龙山瓦》:“城内隶修内司,城外隶殿前司。”⑤《武林旧事》卷六,第102页。南宋宫廷教坊时置时废,常由宫廷出资招集勾栏艺人为宫廷表演。⑥孙继周、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83页。此种民间与宫廷之间的乐舞交流表演,对瓦肆技艺的提高促进很大,宫廷演出以筚篥领奏的风气很快被民间说唱艺人所吸纳。如宋代称说话人所演述的小说故事为“银字儿”,据说是因为在演述这类小说开始前,先吹银字管乐而得名。宋吴自牧《梦梁录·小说讲经史》:“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杆棒、发迹、变态之事。”⑦(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80页。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也有类似记载:“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⑧(宋)耐得翁:《都城纪胜》,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由此可知,“小说”在宋代非但具有“说话”的讲述,更兼有“银字儿”演奏之音乐配合,实乃典型之“说唱文学”。
从现代乐器演奏原理看,筚篥的音域非常窄,仅可表现“一个八度多一点”,⑨(日)三木稔着著:《日本乐器法》,王燕樵、龚林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因而其音乐表现力受到一定限制。但其中和低沉的音色,恰好迎合了宋人平淡自然的审美情趣,使其成为有宋一代雅俗共赏的主要旋律乐器。宋人进而将其独立成部进行演奏,民间教坊中专设了“筚篥部”,且是妓乐十三部之首。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妓乐”条曰:“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旧教坊有筚篥部、大鼓部、拍板部……”①《梦梁录》卷二十,第176页。,由于当时筚篥消费量大增,市场上乃专设有销售筚篥的店铺。《都城纪胜·诸行》里记载:“市肆谓之行(音杭)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都下市肆名家驰誉者,如中瓦前皂儿水……张家圆子、候潮门顾四笛、大瓦子丘家筚篥之类。”②《都城纪胜》,第4页。
此外,大筚篥音质浑厚苍凉,凄楚哀怨,很容易激发起游子和戍边军人浓重的思乡之情,因而筚篥逐渐成为古代诗词中表达孤独感伤的典型意象。如唐杜甫《夜闻觱篥》:“夜闻觱篥沧江上,衰年侧耳情所响。邻舟一听多感伤,塞曲三更欻悲壮。”张象文《前塘夜宴留别郡守》:“四方骚乱一州安,夜列尊罍伴客欢。筚篥调高山阁迥,虾蚕声促海涛寒。”元杨维桢《铁崖古乐府·觱篥吟》卷二:“手持悲篥寻南游,胡笳拍中愁未休。”元代僧人维则《筚篥引》:“西瑛为我吹筚篥,发我十年梦相忆。西瑛筚篥且莫吹,筚篥从古称悲栗,悲欢茫茫塞天地,人情所感无今昔。”
明代李开先撰《李中麓闲居集·觱篥》分析筚篥的音色时谓其:“音调高,惊客梦。声惨动人心。新戍犹之可,离乡有岁深。”③(明)李先开:《李中麓闲居集》诗卷二,明刻本,第73叶。清郝懿行《证俗文·菰》卷三亦曰:“觱栗,卷芦为管,贯以沙壶之口,其声悲烈、抗激、清越,过于边笳。”④(清)郝懿行:《证俗文》,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187-188页。清侯士骧《河传》:“筚篥声悲人醉也,更三打射虎,兰山下折飞。”⑤(清)丁绍仪辑:《国朝词综补》卷二十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732册,第218-219页。近现代作家郁达夫在《钓台的春昼》说道:“好梦虽被打破,但这如同吹筚篥似的商音哀咽,却很含着些荒凉的古意。”⑥郁达夫:《钓台的春昼》,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可见,筚篥悲愤激昂的音色表现力在近现代仍然余音袅袅,发挥着强大影响力。
5.筚篥在东亚流传的文化价值
随着中原文化的对外传播,筚篥东渡至朝鲜、日本等东亚邻国,广泛流行于这些国家地区的“雅乐”与民间艺术领域。
中国与朝鲜半岛音乐文化的交流开始得很早,据《唐会要·东夷二国乐》记载:“高丽、百济乐,宋朝初得之。至后魏太武灭北燕,亦得之而未具。周武灭齐,威振海外,二国各献其乐,周人列于乐部,谓之国伎。”⑦(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19页。可见在北周武帝时,高丽与百济的音乐就已列入中原的宫廷乐部。筚篥具体在何时传入朝鲜半岛,文献中缺乏明确记载,但至晚在北朝时已成为朝鲜半岛的重要乐器。《北史·高丽传》记载高丽国“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以和曲”。⑧(唐)李延寿:《北史》卷九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16页。《太平寰宇记·高句丽国》亦有类似记载:“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⑨(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19页。
宋政和七年(1117)二月,徽宗曾将宫廷雅乐、乐调、乐律、演奏法以及乐谱等一并大规模地赠送给高丽王朝。《宋史·乐志四》:“中书省言:‘高丽,赐雅乐,乞习教声律、大晟府撰乐谱辞。’诏许教习,仍赐乐谱。”⑩《宋史》卷一百二十九,第3019页。自此,雅乐在高丽宫廷音乐中成为最重要的仪式音乐,雅乐的形式也被忠实地传承下来。北宋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说当时高丽:“其乐有两部,左曰唐乐,中国之音;右曰乡乐,盖夷音也。其中国之音,乐器皆为中国之制;惟其乡乐有鼓、板、笙、竽、筚篥、箜篌、五弦琴、琵琶、筝、笛,而形制差异。”⑪(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十,《丛书集成初编》第3239册,第140页。此处所称唐乐与中国之制的乐器,可能指中国中原地区传统的雅乐、清乐及其乐器而言;所称乡乐与夷音,从所列乐器主要是龟兹乐器来看,可能是指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尤其是龟兹音乐,但乐器已经过改造而形制差异。⑫罗永明:《试论龟兹音乐在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作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第27-32页。
据日本学者林谦三《东亚乐器考》云:“明制之传于朝鲜者,有唐筚篥。”①《东亚乐器考》,第404页。此外还有乡筚篥及细筚篥。有学者认为“乡筚篥为高句丽时代由西域传入,也称为大筚篥,音色显得较为粗糙。细筚篥的形制与乡筚篥相似,也比较细”。②张雪媚:《筚篥源流及历史演变》,《民族艺术研究》2007年第1期,第47页。
成书于15世纪的朝鲜官修乐书《乐学轨范·乡筚篥》卷七详细介绍了九孔筚篥传入朝鲜以后,因后两孔发同一声音而被废除一孔的事实:“按照唐筚篥之制,用年久黄竹为之。舌以海竹削皮为之。上勾两声出于一孔,故今废勾孔,只设八孔,第二孔在后。”图注云:“筚篥通长七寸九分,舌长二寸。”又记载乡筚篥云:“仿唐制而为之,八孔,第一孔在后。”图注云:“长短径围无定体。”③邓佑玲:《乐学轨范》卷七,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365页。今按,朝鲜本土乐师对中原传入的筚篥在形制上进行过多次改造:早期形制基本按中原之制,仅后两孔被废除一孔;乡筚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本土化,制作时管身规格更加随意,没有定制;细筚篥则比乡筚篥的管身更细,故名。
大约在7世纪初,遣唐使将唐燕乐大曲导入日本,宫廷宴饮与重要仪式活动中均演奏唐乐,筚篥也作为唐代燕乐的重要乐器随之传入。正仓院文书《乐具欠失物注文》太平神护二年(766)四月廿三日载:“筚箻一只,付鱼主。”④东京大学史料编辑所:《正仓院文书目录》第二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第670页。日本史籍《令集解》的“雅乐寮”条记载,“大同四年(809)三月廿八日,官符云,定雅乐寮乐师事”,其中“唐乐师十二人”,包括有筚篥师。⑤[日]黑板胜美主编:《令集解第一》,吉川弘文馆1966年版,第88页。
大筚篥曾是日本雅乐的重要乐器,浸入到贵族的日常生活,因此很多贵族公子均将演奏筚篥作为自己必备的才艺。成书于11世纪初期的《源氏物语》第六回《末摘花》还对此有所描述:“为了朱雀院行幸的事,贵公子们都兴致勃勃,天天聚集在一起,舞蹈和奏乐的预习,成了他们每日的作业。……他们吹奏声音响亮的大筚篥和尺八箫。”⑥[日]紫式部著:《源氏物语》(上),丰子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后来,在平安朝乐制改革中,日本乐师从其本民族审美意识出发,对歌、舞、器乐演奏一体的唐代燕乐进行整合改造,压缩了演出的人数与规模。从形式上将雅乐划分为管弦与乐舞两种,保留了唐燕乐中的舞乐与管弦部分,舞乐以舞为主,有器乐伴奏,管弦则是单纯的器乐演奏,二者均无歌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雅乐。同时缩减雅乐乐队建制,调整雅乐乐器,去掉一些合奏中声音过大或过小不易取得音响平衡的乐器,也去掉了一些大型不易移动的乐器,如大筚篥、尺八和五弦琵琶等乐器逐渐被雅乐废弃,因此,成书于镰仓时代(1185—1333)的乐书《教训抄》(八)“筚篥”条目曰:“康宝三年(966)之顷,良峰、行正吹大筚篥,博雅卿传之,其后绝了。”⑦《东亚乐器考》,第405页。雅乐乐队渐次定型为三管(笙、筚篥、笛)、二弦(琵琶、筝)、三鼓(羯鼓、太鼓、钲鼓)的小型编制,⑧张前:《日本雅乐与唐代燕乐》,《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7页。但小筚篥继续被日本雅乐传承下来,《教训抄》(八)曰:“当世所吹,小筚篥也。管长六寸,面有穴七;里穴二。”⑨《东亚乐器考》,第406页。
综上可知,隋唐时期中国经济与文化高度开放,中外音乐文化的双向交流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一方面,盛唐音乐具有多元性,有效吸收了中亚与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的音乐成分。上层统治者对来自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亚地区胡乐的喜爱,极大促进了筚篥技艺演奏水平的提高。朝鲜半岛特有的乐器桃皮筚篥传入中原后,被中原音乐体系迅速吸收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原筚篥家族中的重要一员。另一方面,独特而新颖的盛唐音乐文化又对中亚及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筚篥从中原传入朝鲜半岛后,朝鲜半岛对唐筚篥予以改造,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有本土特色的乡筚篥与细筚篥;日本雅乐建立之初曾继承唐乐,平安改制后,则在雅乐中废弃了大筚篥仅保留了小筚篥。各地本土乐师对筚篥从认同接受到选择创新的范例,反映出文化接受者在文化交流碰撞中的一般规律: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文化接受者自身的文化也在成长壮大,因而在学习外来文化的同时,能够逐渐站在自我文化的审美基础上,按照自我的理解去诠释与整合外来文化,进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音乐传统文化。
目前,中国新疆维吾尔族民间仍然流传着通体以芦苇制作的开管竖吹的皮皮,音色沙哑的巴拉曼,依然在南疆地区久盛不衰。据当代学者研究,盛行于新疆地区影响力最大的传统音乐形式《十二木卡姆》,集传统器乐、歌舞、说唱于一体,不仅继承了古代龟兹乐舞,而且带有唐代大曲的传统遗韵。①修海林、李吉提:《中国音乐的历史与审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巴拉曼在其演唱过程中担负着《琼拉克曼》(大典)部分的散序演奏。②《龟兹古国》,第88页。这种现象说明,新疆地区不但在历史上曾向中原输入了丰富的龟兹乐舞,同时在双方的密切往来中,龟兹音乐也充分吸收了中原音乐文化的精华内容,使维吾尔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不断走向丰富与完善,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审美特征。

图11 三个音孔的维吾尔族皮皮
资料来源:梁秋丽、周菁葆:《丝绸之路上的“筚篥”乐器》(六),《乐器》2016年第4期,第66页。
回望历史,筚篥这一吹奏乐器承载了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投射出筚篥这一乐器在丝路文化交流中的清晰脉络,即西域至中原至朝鲜、日本的双向传播交流过程。通过对筚篥的考察,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启示:积极吸纳外来文化,有助于丰富本土文化;而本土文化也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更彰显其鲜明的特色。
经过千年的演变发展,筚篥已转化为现代乐队中的音孔前七后一的“管子”,从形制上分为大、中、小三种。小管音色高亢明亮,宜表现活泼、热烈的旋律,是乐队中有特色的领奏乐器;中管比小管低八度,大管是低音管,比中管低八度,音色深沉、浑厚、略带凄怆,长于抒情性描绘,在乐队中担任低音或作节奏型强拍演奏。③左继承:《从筚篥到管子的演变考》,《中国音乐》2000年第2期,第32-34页。管子的音量较大,富有粗犷质朴的乡土气息,大管、中管、小管均可更换不同的哨子升降音高,以其独特的腔调魅力持续征服着一代又一代的听众。
中图分类号:J6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9)06-0155-17
收稿日期:2019-01-10
作者简介:闫艳,女,陕西神木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呼和浩特 01002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事林广记》非汉源名物词研究”(项目编号:15BYY11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