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兆会
摘 要:先秦有着丰富的文图关系,既有文字与图像的关系,也有文学与文学图像的关系。先秦的文与图都属于先秦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受制于该时代的文化生产阶层和该时代的文化诸要素。文章从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先秦文图关系与先秦文化的关联,阐述了作为一种事实现象的先秦文图关系如何具体受先秦文化影响和制约:就文图的共同材料来说,先秦文图的内容与当时知识阶层记录和生产的知识有关;从文图的存在形态来说,先秦文、图的形态与物质(媒介)文化有关;从文图功用来说,在王权文化和儒家文化推动下,先秦文图的教化功能变得十分突出;从文图生成的深层原因来说,“上古”的象思维最终促成了文图关系之生成。
关键词:先秦文图关系;文化制约;象思维;教化
先秦,经历了夏商周漫长的历史时期,经历了文字的发明、华夏文明的形成,以及由多个诸侯国最终统一为一个国家秦国的过程。先秦有着丰富的文图关系,表现为文字与图像的关系,如甲骨文中的视觉造型,也表现为文学与文学图像的关系,这既包括同时代的文图互访,如先秦神话与先秦美术、《诗经·大雅》和《天问》与先秦壁图,也包括跨时代的文图互仿,如《诗经》与历代《诗经图》、《楚辞》与历代《楚辞图》的关系。目前学界研究先秦文图关系主要从文本形态、文本互访等角度去考察,本文另辟蹊径,不纠缠于先秦具体的文图文本和形态,而是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先秦文图关系与先秦文化的关联,即对先秦文图关系中的文图内容、形态、功能、形成与先秦文化的关联尤其先秦文化对其制约作一分析和探讨,最终揭示先秦文化如何规范和制约先秦文图关系的生产以及如何生产。
文学与美术都属于文化的一部分,一个时代的文化生产阶层影响和决定着该时代的文学生产,先秦有一个从巫官文化①有关巫官文化材料在《左传》《尚书》《国语》《山海经》以及诸子著作中都有体现,而且数量不少。比如《左传》《国语》中记载的有关周民族与鸟图腾的关系。到史官文化再到诸子文化的历史发展时期。学界一般认为,殷商时期是巫官文化兴盛时期,西周以后随着文化水平和人类理性思维的提高,人们把目光从“神”转向人②《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清)朱彬撰,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93页。],周朝的统治者相信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敬拜鬼神,于是,“事鬼敬神而远之”③(清)朱彬撰,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第793页。。巫史逐步分家,史官文化开始兴起。
对于中国文学艺术来说,其真正发生期在巫官文化时期。不过,即使中国文化从殷商的巫官文化进入到周代的史官文化和诸子文化时期,巫官文化照样继续存在,并渗透在后两者文化中。
巫官文化在文学中主要体现为神话传说,《山海经》《楚辞》《列子》《庄子》中都有这方面的大量记载;在美术中主要体现为以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动物为故事题材的宗教性绘画,如战国的《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缯书”等帛画。巫官文化产生下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西王母等故事在先秦文学和图像中被反复演绎,并构成了后世文图的母题。可以这么说,巫官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先秦宗教神话传说构成了先秦文图的一个重要内容。
史官文化对先秦文图产生的影响是先秦文学与图像中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内容,史官文化强调对历史的记载功能,促使了历史的文学化,产生了如《尚书》《左传》《国语》《春秋》《战国策》等历史散文,也产生《诗经》中《生民》《公刘》《文王》《大明》等带有史诗性质的诗歌。先秦图像也承载着对历史的记忆功能。据《史记》记载,商朝初年,宰相尹伊“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汉刘向《别录》云:“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周王朝通过绘制历史人物并给予褒贬作为对现实的“鉴戒”。《淮南子·主术》载:“文王周观得失,遍览是非,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皆著于明堂。”《孔子家语·观周》云:“孔子观乎明堂,覩四门墉,有尧舜之荣,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④(三国)王肃注:《孔子家语》(诸子百家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宋代画论家郭若虚在《叙自古规鉴》中总结了图像借助历史人物和事件“存乎鉴戒”的功能:“盖古人必以圣贤形象、往昔事实,含毫命素,制为图画者,要在指鉴贤愚,发明治乱。”⑤米田水译注:《图画见闻志·画继》,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诗经·大雅》中的一些篇什如《大明》《皇矣》《生民》《公刘》以及《楚辞·天问》也是根据先秦壁图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写成的。⑥参见李山:《诗人大雅若干诗篇图赞说及由此发现的雅颂间部分对应》,《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孙作云:《楚辞天问与楚宗庙壁画》,载河南省考古学会编《楚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当史官文化走向诸子文化时,生活在各个地域的诸子根据自身地域的文化特点,在先秦产生了两大文化类型,一是北方的周文化,二是南方的楚文化。北方周文化的文学代表是《诗经》,南方楚文化的文学代表是《楚辞》。“惟《诗》篇三百则区判北、南。《雅》、《颂》之诗起于歧、丰;而《国风》十五,太师所采,亦得之河、济之间。故讽咏遗篇大抵治世之诗,从容揄扬……衰世之诗,悲哀刚劲……记事之什雅近典、谟……北方之文莫之或先矣。惟周、召之地,在南阳、南郡之间……故二《南》之诗感物兴怀,引辞表旨,譬物连类,比兴二体,厥制益繁,构造虚词,不标实迹,与二 《雅》迥殊。”⑦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载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老子为楚国苦县人)及庄、列之徒承之,(庄为宋人,列为郑人,皆地近荆楚者也)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洁行芳,符于二《南》之比兴……而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⑧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第262页。
《诗经》作为北方文化的代表自它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重视。汉代以后,《诗经》明确作为儒家经典,再加上《毛诗序》对《诗经》政治伦理化解读的广泛持续影响①《毛诗序》明确提出诗歌的“诗教”功能:“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对《诗经》也是这样解读的,比如对首篇《关雎》的政治伦理解读:“《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东汉郑玄为《毛诗序》作笺后,学《毛诗》者渐多,以至于其余三家都逐步亡佚了。魏晋至隋唐,虽有毛、郑之争,但都共尚《毛诗》。唐孔颖达奉敕作《毛诗正义》,更是奠定《毛诗》的经典地位。,《诗经》成了汉代以来帝王用来政教宣示的工具,与之相应地,为宣扬《诗经》之儒家诗教,统治者授命宫廷画家绘制诗经图,如南宋马和之《毛诗图》,元代赵孟頫等人创作的《豳风图》等。及至明代,时风流变,《诗经》由经学回归文学,诗经图由官方寄寓教化转变为纯艺术的诗意图。到了清代,在宫廷画院内,因最高统治者的偏好,创作了大量的诗经图,尤其在乾隆帝的授命下,画院画家费七年之力图绘《诗经全图》311幅,再次使诗经图回归到诗教传统。
《楚辞》作为南方楚文化的代表,作品更多体现了作家的浪漫和才情,它是西汉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的,但全书以战国时期的屈原作品为主,所以《楚辞》的主体属于先秦。如果说后世的统治者授命宫廷画家绘制诗经图,构成了《诗经》与历代诗经图复杂的关系,那么《楚辞》的作者屈原一生的遭遇、高洁的品格、独特的人格魅力以及《楚辞》中的浪漫神话故事深深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画家去图绘他和它。宋代的李公麟,元代的张渥、赵孟頫,明代的文征明、陈洪绶,清代的萧云从、门应兆都有传世的《九歌图》。②参见周殿富选编注译:《九歌图七种古注今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至于屈原像,明代的陈洪绶、朱约佶,元代的张渥、赵孟頫,清代的张若霭、黄应谌都留有传世作品。除门应兆应清高宗乾隆之钦命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外,其他画家都是自发为屈原立像、为《楚辞》绘图。他们以《楚辞》为绘画题材,其背后大都蕴藏着个人对身世和时代的感怀。③如,宋宗室的赵孟頫屈节入元,画《九歌图》及屈原像,一方面赞扬屈原忠君爱国,另一方面也暗含对自身抛弃操守的悔恨以及在绘画中抒发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的无奈;又如,萧云从在明清之际作《离骚图》64幅,其《九歌图跋》云:“取《离骚》读之,感古人之悲郁愤懑,不觉潸然泣下。”
先秦文图形态与两次媒介转型存在着密切联系。首先是汉字的发明,使先前仅依靠图像传播信息的状况有了更多选择余地。在我国语言文字尚未成熟之前,先民们曾经有过一个以图记事、以图说事和以图达意的漫长历史时期,故图像文化应早于文字而独立存在。先于文字而独立存在的图像文化对先秦文图关系的影响是,在先秦时代,即使在文字出现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文图关系中往往是先图后文,图主文辅;它对文图关系的另一影响是在文字出现之前的口传时代,先秦的文图关系的体态表现为“语图一体”,“以图言说”是其主要特点。在汉字诞生之前,史前时期的岩画,均兼具文字和图像的功能属性,史前时期和青铜器上的图形文字同时具有装饰及符号的两种功能④参见杨晓能:《另一种古史:青铜器文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因此先秦时期文图关系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文图一体。
有了文字之后,人类可以更多依赖文字传播信息,这对文图关系带来的影响是文字出现之后,“文图”关系的体态从“语图一体”走向“语图分体”,“语图互仿”是其主要特点。也就是说,汉字的诞生促使文字与图像的分离,汉字遵循着自己的书写系统,图像遵循着自己的绘制系统,由此,两者开始慢慢独立并渐行渐远,一边是图形向符号的演变并渐渐成为系统的文字体系,如甲骨文、金文的出现;一边是图形向装饰艺术和绘画艺术的演变,如青铜器上的纹饰到秦壁画再到汉壁画和汉画像的出现。但文—图的内在关联并没有一直中断过,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文学通过语言生象与图像发生关联,两者的表现形态由先前的双方一体逐渐转向双方互仿和共生,由于双方的互仿和共生,于是在中国的文艺史上出现了语图漩涡现象,如先秦的渔父、西王母在后世文图中不断出现,在语图漩涡中,双方共享了一个母题,“图像艺术选取同样的文本母题,但却图说着不相同的意义;图像母题也有可能被诗文演绎,演绎出来的图像和诗文又会相互影响,反复的语图互文无穷期”。①赵宪章:《文学成像的起源与可能》,《文艺研究》2014年第9期。
二是双方虽然作为不同媒介在汉字独立以后进行了分离,但双方在相互分离中因共同拥有不可或缺的要素线条,双方因着共享线条各自向对方越界和跨界有了可能。历史上河图洛书的出现是这方面的肇始。河图代表了图谱文化,洛书代表了书籍文化,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中说:“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生;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生。图成经,文成纬;一经一纬错综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②(宋)郑樵:《通志二十略·图谱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25页。《周易·系辞上》之所以把河图、洛书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并置在一起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③“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上》),乃是因为两者在符号表现形态上都有一共同特点,两者都以线条的形式反映天地自然(见图1、图2)。

图1 河图

图2 洛书④参见李申:《易图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图版70,图版71。历史上河图、洛书有若干不同图式,这里参照的是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所绘制的河图、洛书样式。
除了线条是文字书写和绘画的共同基础外,中国古代文字与图像在书写和绘制方面的天生密切关系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毛笔既用来书写,也用来绘画;线条是文字书写的基础,最终促使了文学向图像的跨界即文学的书法行为,通过文字的视觉造型来达到文学与视觉造型的联姻;另一方面,图像也借鉴和吸收文字的书写行为,从南齐谢赫提倡绘画“骨法用笔”开始,途径唐张彦远提出“书画一理”“书画一体”“书画同源”,直至清代石涛提出字画“其功一体”,中国绘画史上不同时代都回响着书画同理或绘画书法化的理论和实践。⑤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云:“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见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卷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23页);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明确提出了书画同源和书画一体的问题:“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第2页。)又说:“周官教国子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第3页。)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画诀》中提出:“故世之人多谓善画者往往善书,盖由其转腕用笔之不滞也。”元代赵孟頫曾在其《秀石疏林图》(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其“以书入画”的代表作品,纸本,墨笔,纵27.5厘米,横62.8厘米)上题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提出了书画不仅技法相通本源也相同。明代董其昌论士大夫画曰:“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也。”(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尤其受董其昌等影响,明清的文人画格外强调了“绘画的书法化”。石涛《画语录·兼字章》云:“字与画者,其具两端,其功一体。”(道济著,俞剑华标点注释:《石涛画语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2页。)
先秦美术需要借助一定的物质媒介和技艺才能展现人类的心灵活动。先秦美术的物质媒介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战国以前,人们习惯于在建筑物或工艺品上图绘,他们把图或铸于鼎、青铜器,或图绘于壁。据传大禹时期所铸之九鼎,上面就有各种图像。《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①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二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69-670页。中国历来也有在山野石壁、祖庙神祠上作壁画的古老传统。这一传统早在先秦时代便已蔚然成风。商周时期,则把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或重要故事图画于庙堂,供人瞻仰或引以为戒。《墨子》云:“纣为鹿台糟邱,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②(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闲诂》附录一卷《墨子佚文》,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55页。《左传·宣公二年》又云:“晋灵公不君,厚敛以彫墙。”注:“彫,画也;彫,本亦作雕。”商周的美术也表现在青铜器上的纹饰。战国以后青铜器逐渐减少,战国时期的美术除青铜器、墙壁、漆器上的装饰性图案外,还出现了不依附于工艺品和建筑物的独幅主题绘画,即作为铭旌用于墓葬和祭祀的帛画③东汉蔡伦对造纸进行改良以后,纸张才开始流行起来,所以绘画中对纸张的利用要到东汉以后,最初的纸是作为绢的替身出现的,而正是造纸技术的提高,纸取代丝织品成为主要的书写、绘画材料。帛是一种质地为白色的丝织品,可以在其上用笔墨和色彩描绘人物、走兽、飞鸟及神灵、异兽等。先秦现存唯一的帛书图像和两幅最著名的帛画《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均出土于楚地长沙,这绝非偶然,上述三幅帛图的内容都与楚地的招魂、祭祀有关,可见帛画的诞生与楚文化有关,由此可推断,帛画发展开始于战国中期的楚国。。战国时期绘画的题材也更加广泛,一些有故事、有叙事的与文学有关的图像比先前更广泛地出现在墙壁和帛画上,如屈原所见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壁画中画有“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④见(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转引自黄灵庚疏证:《楚辞章句疏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96-997页。,再如湖南长沙楚墓的《龙凤人物帛画》和《人物驭龙帛画》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有“引魂升天”主题。由于先秦文学性的图像出现得比较晚,传世的也不多,再加上先秦美术的物质媒介年代久远,损毁严重,无论是秦鼎,还是先秦壁图如今都不复存在,战国帛画仅有几幅存在,这就决定了先秦文学性图像文献资料的匮乏,也决定了先秦的文与图的互仿未如其他历史时期频繁⑤以紧接着先秦的汉代为例,汉代出现的文学母题在汉时段已有图像对其模仿,比如刘向编撰《列女传》,东汉的部分墓葬中就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列女图像;一些在《史记》中才定型的传说故事,比如荆轲刺秦王、泗水升鼎等,在汉画像石中得到了大量展示。,先秦的文图关系更多体现在先秦文学与后世图像的关系上。
先秦文化虽然经历了从巫官文化到史官文化再到诸子文化的发展阶段,但在发展过程中前一阶段的文化精神和内核却被后一阶段的文化所吸纳、继承和保留,比如周公“制礼作乐”是对原始巫术的外在理性化,只不过,巫君变为了天子、上天,通神变成了承担天命,神明转变成了天命、天道。因礼来源于巫,所以先秦的礼制文明就有了神圣性,这些“礼”的规范就不单单是人间的法规,“礼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⑥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四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57页。“礼者,天地之序也”⑦(元)陈澔注,金晓东校点:《礼记·乐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31页。。中国古代巫与君也是合在一起的,族、部族的君、王是最大的巫,最高职位的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同时也是氏族德高望重的酋长,集中了政治、宗教、伦理的权能,用张光直引用陈梦家的话说,“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⑧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载《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转引自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7页。李泽厚认为,先秦文化就是“由巫到礼”再“由礼归仁”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国的文化成了巫君合一而来的伦理、宗教与政治的“三合一”,一种中国式的“政教(宗教)合一”的文化。⑨具体参见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三联书店2015年版)中的“由巫到礼”“释礼归仁”部分。作为“巫君合一”的大巫演变为君王后,一方面垄断了与神明的交通,由其专门指定神职人员与神明沟通,比如由祝代表祭者向神致辞,由宗管理宗庙祭礼的一切,“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①徐元诰撰:《国语集解·楚语下第十八》,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13-514页。由“重”管理“天”事,专门负责宇宙事务;而“黎”管理“地”事,专门负责人间事务。“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②徐元诰撰:《国语集解·楚语下第十八》,第515页。一方面作为政治、军事首领,来承担天命、治理百姓,用礼教来构建中国人的现世生活和人伦秩序。另一方面君王又是道德的楷模,被称为圣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儒、道都把圣人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③《道德经·第三章》。;“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不仅是“仁”的体现,而且是圣人——“何事于仁,必也圣乎!”④《论语·雍也》。荀子也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⑤(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81页。荀子突出“以圣王为师”“以圣王之制为法”。
这种由巫、王、圣密切结合的王权,使王权取得了至上地位。王权有这样一种冲动,要统率和驾驭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一切领域,作为先秦文化的一部分先秦文学和图像自然要为至上王权服务。⑥“既然巫政是密切结合的,法器的占有便是掌握政权的一个重要手段,也就是说艺术品的掌握便是政治权力占有的象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80页。)王权需要通过文、图来贯彻其伦理意图和社会纲常,图像的教化功能在此被强调,在史前时代和巫官时代图像所突出的具有认知作用的图识和图示功能以及具有辟邪免灾的宗教和警示功能在王权时代被淡化。再加上长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大力提倡“仁”“义”“礼”等道德,在两者的推动下,先秦文、图乃至后世文、图的教化功能变得十分突出。孔子非常注重诗教,认为学习《诗》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民情,为王室服务,“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⑦《论语·阳货》。若学《诗》却政务处理不好,外交场合应对不了,这样,读很多《诗》也没什么用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⑧《论语·子路》《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现存最早关于“诗教”一词的记载。荀子也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⑨《荀子·大略》。“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生产的情况来看,政府一直是文学的主要供养人,起着资助、监督、控制的作用。对于王官集团、诸子集团甚至后来的士大夫群体而言,文学是完成职守本分的工具,是追求功利的手段,是官员们职业生活的副产品或者业余生活的内容。”⑩罗家湘:《先秦文学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由于政府是文学的主要供养人,从事文学写作的王官集团、诸子集团以及士大夫群体自然在写作方面为王权服务。
先秦人物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教化功能。商周时期,就有把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或重要故事绘制于庙堂,引人劝诫。宋裴胭《史记集解·殷本纪》引刘向《别录》,记载商初宰相伊尹画“九主”的肖像来劝诫成汤,可见肖像画在商初就已具有重要的劝诫作用。《孔子家语·观周篇》载:“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墙壁),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⑪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128页。先秦除了人物画外,图像的教化功能也渗透在一些表示身份的服饰、旌旗、宫室、器用之图中,因为这些图像传递了人物的地位、等级以及礼制文明和人伦秩序。《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荀子·富国》载:“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周礼·春官·司常》云:“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旃,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郑玄注云:“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画成物之象。王画日月,象天明也。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复也。孤卿不画,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杂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职也。师都,六乡六遂大夫也。谓之师都,都,民所聚也。画熊虎者,乡遂出军赋,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县鄙,乡遂之官,互约言之。鸟隼,象其勇捷也。龟蛇,象其扞难辟害也。”①(东汉)郑玄注,贾公彦疏,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33页。《周礼》记载了属于春官的“司常”掌管旌旗,旗分九种,各有专名,画日月者称“常”,画交龙者为“旂”,这些以不同徽号表示不同等级和用途的常、旂、旜、物、旗、旟、旐、旞、旌等九种旗帜以及旗帜上所画之物各自代表着一种社会等级和秩序,比如圣人因与日月齐其明,故旌旗画日月象之,诸侯在旗帜上所画交龙形象是一上一下,两体交缠,下者升上,象其朝见天子,上者下覆,象其复回国。按《周礼》记载,当时统治者通过“画其象”“象其事”“象其名”“象其号”,来达到“题别众臣,树之于位,朝各就焉”②“道车载┸,斿车载旌,皆画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号。凡祭祀,各建其旗。”郑玄注曰:“事、名、号者,徽识,所以题别众臣,树之于位,朝各就焉。”(《周礼注疏·春官·司常》)的教化目的。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全史》中指出,周代对于图画益加注重,设官分掌,有冬官设色之工,有地官司马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③《周礼注疏·冬官·画缋》曰:“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周礼注疏·地官·司徒》)。“如服冕、尊彝、旗旌、门壁诸类,无不以绘画为饰。其注重绘画之动机,非谓对于绘图本身果有独具之美感,实欲借其形象色彩之力,与人以具体之观感,而曲达其礼教之旨耳。”④郑午昌编著,黄保戊校阅:《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夫舆地图而疆土理,旗章名而轨物昭,服冕饰而尊卑序,钟鼎铸而神奸辨,尊彝陈而清庙肃,勋臣图而德范留;诚有如陆士衡所谓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者。盖姬周盛时,其图画之制有如是。”⑤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第13页。郑午昌对周代绘画的礼教功能可谓概括精辟。
由于历代统治者认识到绘画尤其肖像画具有“成教化,助人伦”作用,他们通过图画圣贤和功臣肖像以作褒扬,通过绘画暴君奸臣以作贬低,从而让平民和官员在瞻观这些肖像画时,或生敬仰之心,或产厌恶之情,从而达到鉴戒贤愚的教化之功。所以在历代,绘画鉴戒贤愚的教化功能常有回响。王充《论衡》:“宣帝时图画烈士,或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曹植在《画赞序》中描述了人物肖像画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异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⑥(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5页。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提到:“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⑦(南朝)谢赫、姚最撰,王伯敏标点注译:《古画品录续画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唐代人物画的教化功能:“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⑧(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第4页。宋代画论家郭若虚也提到绘画的教化功能:“盖古人必以圣贤形象、往昔事实,含毫命素,制为图画者,要在指鉴贤愚,发明治乱。”⑨米田水译注:《图画见闻志·画继》,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明宋濂在《画原》中指出宋以前绘画主旨多为鉴戒,近乎经典图解,“古之善绘者,或画《诗》,或图《孝经》,或貌《尔雅》,或像《论语》暨《春秋》,或着《易》象,皆附经而行,犹未失其初也。下逮汉、魏、晋、梁之间,讲学之有图,问礼之有图,列女仁智之有图,致使图史并传,助名教而兴群伦,亦有可观者焉。”①(明)宋濂:《画原》,选自傅慧敏:《中国古代绘画理论解读》(经典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页。宋以后虽然有文人的山水画、花鸟画成为绘画主流,但侧重发扬绘画教化功能的画家不乏其人②如宋人杨复、清人张惠言画有《仪礼图》,张惠言《仪礼图·序》曰:“是书以为治《仪礼》者,必须明于古人宫室之制,然后其所谓所陈,辑让进退不失其方。……俾使读经之人,置图于左,可以随读随阅。而进退辑让之节,了然于心目间。”。
文学与图像之所以能发生关联是语象在中间起着中介作用。美国新批评代表人物之一维姆萨特(William K.Wimsatt)在《语象:诗歌意义研究》(The Verbal Icon: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Poetry)中用“语象”(verbal icon)来称呼语言艺术化后所呈现的直观可感的“象”,意指“一个与其所表示的物体相像的语言符号”在头脑中所形成的“清晰的图画”。“语象”显示了语言活动的图像性质。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象思维”,这就保证了语言活动的图像性质,而语言活动的图像性质使图像模仿文学成为可能。
中国传统文化的“象思维”首先体现在中国文字的图像意识。中国文字之所以有图像意识,不仅仅在六书中象形是其他造字和用字的基础③其他造字和用字的方法有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中国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
,‘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说文解字》卷十五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更在于文字的构造法中,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的声旁与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的形旁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作家、理论家程抱一就分析过汉语这种现象,他以“伴”字为例,“伴”由一个人字旁“亻”和另一个独体字读“bàn”的音“半”构成,“独体字‘半’的意思是一半,与人字旁‘亻’结合在一起,它唤起‘另一半’或‘分享的人’的意念,并协助强调合体字‘伴’的确切含义:伴侣。”④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涂卫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在程抱一看来,汉字作为图画文字和表意文字,符号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任意的,“这种符号系统建立在与真实世界的密切关系的基础上,取消无缘由的做法和任意性,从而在符号与世界,并由此在人与宇宙之间没有中断,这似乎是中国人自始至终努力走向的目标”。⑤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第9页。中国汉字之所以与世界建立密切联系,正是“象思维”在中间起着推动作用,象形文字复制了事物的外部特征,表意文字“通过基本笔画来形象地表现事物,这些基本笔画的结合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隐秘联系”。⑥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第10页。
中国文化的“象思维”也体现在词与图关系上,即作家使用“语象”上。在先秦时代,一些著作提到了写作时要使用“象”。《周易·易传》中提到“观物取象”和“圣人立象以尽意”,作家“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⑦《周易·系辞上》。“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⑧《周易·系辞上》。。
先秦儒家没有直接提出以“象思维”进行写作,但暗含了以“象”的形式进行创作来反映社会生活或“言志”的倾向。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观点,尤其“兴”和“观”表明了《诗经》的作者是运用“语象”进行创作的,兴与象联系在一起,因为兴起着托物言志喻情作用,唐人殷璠直接把兴与象组合成“兴象”一词①出自(唐)殷璠:《河岳英灵集》,见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观”表明阅读中作者的诗歌言语活动使读者在头脑中形成图画,从而让读者藉此观看作品中的社会风土人情。荀子是较早直接把“诗”与“志”联系在一起的,他提出“《诗》言是,其志也”②《荀子·儒效》。,汉代《毛诗序》进一步申论了这一观点:“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言志”是儒家重要的诗歌理论,荀子对于诗怎样言儒家之志并没有详细解释,但后世给予了明确表述,如晋代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提到“假象尽辞,敷陈其志”③载(明)张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四十二晋挚虞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代孔颖达提到“因象明义”④(唐)孔颖达:《周易正义》中《乾》卦初九爻疏。,“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⑤(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疏。,明确了在言与志之间通过“象”的中介作用。
正因为对“象”的重视,先秦一些文献记载了工匠通过在器具上刻划符号、进行纹饰、雕刻图像以及借助器物形态来模拟物态。《左传·宣公三年》记载“铸鼎象物,万物而为备,使民知神奸”;《周易·易传》记载“制器尚象”。《诗经·鄘风·君子偕老》提到“象服是宜”,孔安国释“象鸟羽而画之,故谓之象服也”⑥程俊英:《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8页引。,此“象”即“模拟”之意,“象服”指古代贵族服饰,该服饰上的各种图像模拟自然万物而画。
先秦道家对“象”的理解与上述不同,老庄更强调象的无形和具有超越性的一面。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一章》中提出“大象无形”,庄子学派在《庄子·天地》中提出“象罔”一词,宋人吕惠卿在《庄子义》中对该处的“象罔”是这样理解的:“象则非无,罔则非有。不皦不昧,所以玄珠可以得也。”宗白华解释得更明白:“非无非有,不皦不昧,这正是艺术形象的象征作用。‘象’是境相,‘罔’是虚幻,艺术家创造虚幻的境相以象征人生的真际。真理闪耀于艺术形象里,玄珠的皪于象罔里。”⑦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由于象自身是有形与无形、有限与无限的结合,具有动态性,而不是已然、已成的东西,已然、已成的东西叫形——“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⑧《周易·系辞上》。“形对着狭义的视觉开放,幽明、显隐一体的‘见’非狭义的视觉可以把握,它只对着‘感’开放。”⑨贡华南:《中国思想世界中的形与象之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所以,“象”在展现生生不息的宇宙之道方面,比可状之“形”更具有能力,象与天道联系在一起,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周易·系辞上》)。“大象无形”和“象罔”的思想直接启迪了后来的美学理论。后世诗歌追求“象外之象”⑩是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引戴叔伦论诗语后,提出诗歌应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见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三,四部丛刊景旧钞本。)“境生于象外”⑪卞孝萱校注:《刘禹锡集·董氏武陵集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8页。,后世绘画追求“以形媚道”⑫(南朝)宗炳:《画山水序》。“传神写照”⑬《世说新语·巧艺篇》云:“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中国画追求“神品”“妙品”⑭唐代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仿张怀瓘《书断》体例,以神、妙、能三品定画家品第,神品和妙品排在重在描摹的能品之上。都明显沿着老庄的思路发展衍变而来。它对文图关系的影响是双方除在形的相似性上会通外,在美学和意境上也相互会通。
总之,具有长久影响力的礼制王权影响了先秦文图以及以后文图的内涵,它使中国文图具有教化的倾向。中国的“象思维”也影响先秦以及先秦以后的文图的生成,它滋生了中国大量丰富的文图现象,使文学与图像因着象(像)具有了互仿的可能性。先秦的文图内容也局限于该时代的文化类型,先秦的巫官文化、史官文化和诸子文化为先秦的文图提供了宗教神话传说、历史人物事件以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周文化和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内容。先秦文图的外在形式和形态也受制于该时代的物质文明和媒介。作为成熟的汉字即甲骨文的出现要到殷商时期,竹简的出现促使汉字广泛流传,这要到春秋战国以后。所以在先秦很长一段时期文字没有像图像广泛流通,文图关系上,先图后文,图主文辅;在汉字诞生以前文图一体,汉字诞生后,有了文字与图像的分离,才有了文图分体和文图合体。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同样,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图关系,这一代之文图关系深受该代文化所影响与制约。到了汉代,随着帝国图式的构建、天子礼仪的形成、物质形态的拓展、德教传统的确立,汉代的文图关系在继承先秦文图关系的基础上又呈现出了一番新的面貌,有学者就曾把汉代礼制的呈现作为汉代文图关系的表述核心,把汉代天人感应的文化模式以及神仙、历史、名物三大传统作为汉代文图关系的构成②参见许结:《汉代文学与图像关系叙论》,《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时代的文图关系与该时代文化的关联。
On Pre-Qin Culture’s Shaping of Pre-Qin Literature-Portraiture Relationship
BAO Zhao-hui
Abstract:China’ s pre-Qin era saw a multiplicity of relations between language,literature and portraiture.Literature and portraiture,as part of pre-Qin culture,were shaped by the class-based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period.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clarify such relations.It points out that the literature-portraiture relationship was first of all a result of the shaping impact of the pre-Qin culture;that in terms of content,both literature and portraiture we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then prevalent channels of knowledge recording and production;that in terms of format,both literature and portraiture were based on the material (media)culture of the time;that in terms of function,both became very prominent tools for mor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impetus of royal power and Confucian culture;that in terms of deep shaping force,both came under the spell of imagistic thinking of the ancient period.
Key words:pre-Qin literature-portraiture relationship;cultural limitation;imagistic thinking;mor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9)06-0145-10
收稿日期:2019-04-02
作者简介:包兆会,男,浙江临海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江苏 南京 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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