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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 ——以阶层犯罪论为视角

法学研究

论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
——以阶层犯罪论为视角

李 蓉 宋家骏

摘 要: 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问题应区分客观证明责任与主观证明责任两个维度,并将其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下进行讨论,实现实体与程序的有效衔接。在阶层犯罪论体系逐渐成为中国主流学说的前提之下,通过对阶层式犯罪论的证明责任分配作用、构成要件违法性推定机能以及正当防卫特殊实体属性等理论层面的详尽分析,提出构建中国正当防卫证明责任的具体模式:正当防卫的客观证明责任由被告方承担,即被告方承担正当防卫事实真伪不明时的不利风险。但是此客观证明责任分配格局并不意味着加重被告方的主观证明责任,在举证责任上,被告方原则上只承担正当防卫事由的初步举证负担,达到形成争点程度即可,其后的主观证明责任转移至控诉方,其需承担证明不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责任,并且基于职权主义调查原则,法院也有义务对正当防卫的部分事实进行澄清,从而保障正当防卫的证明达成。

关键词: 正当防卫;客观证明责任;举证责任;违法阻却事由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山东“于欢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第18批指导性案例以及近期轰动全国的“昆山案”[注]该案处理结果为: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根据侦查查明的事实,依据《刑法》第20条第1款的规定,认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决定依法撤销于海明故意伤害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2批指导性案例,关于正当防卫的司法认定及法律适用再次引发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2023)》,作为今后五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立项修改废止的指导意见,旨在统一正当防卫案件的裁判标准和裁判尺度。正当防卫将在实体法领域迎来进一步细化法条解释,并统一认定标准的关键时期,而当下从刑事诉讼证明理论的角度,缺少对于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的具象探讨。将正当防卫作为违法阻却事由予以提出,涉及到包括正当防卫在控诉方和被告方之间客观证明责任如何分配,主观证明责任如何分担,举证责任如何转移等各项证明责任的理论和规范问题。

“于欢案”一审与二审判决结果的巨大反差[注] 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对一审判决进行了改判,认定于欢系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予以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反映出中国司法实务对于正当防卫的实体认定和事实证明均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当防卫证明责任规则的缺失和混乱。一方面,由于规则上客观证明责任分配不明确,在正当防卫事由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由何方承担证明不能之风险,承担的风险和不利益结果范围是否延伸到故意伤害罪的当然成立?另一方面,由于正当防卫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不明确,导致被告人在举证证明正当防卫事由时承担不合理的举证负担,而控诉方并没有承担相应的主观证明责任,法官之职权调查义务也未在证明责任规则中予以提及。种种因素导致从解释论角度出发应当将持续性侵害的反击行为予以特殊认定,[注] 周光权:《论持续侵害与正当防卫的关系》,《法学》2017年第4期,第3页。从而判定成立正当防卫的“于欢案”,最终在一审被判构成故意伤害罪。这不能不让人深刻反思,案件事实的证明影响着法律适用,而证明责任的分配与确定是正当防卫证明的最重要环节,它决定着整个刑事诉讼在证明过程中的最终结果走向。

证明责任处于连接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独特地位,而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又是关涉到构成要件与违法阻却事由证明责任如何分配的关键内容,笔者将首先从证明责任之概念出发,厘清和释明正当防卫证明责任的明确含义,再从实体法角度分析犯罪构成理论对于正当防卫证明责任划定明确的影响,进而构建出适合中国司法现状的正当防卫证明责任模式,以期解决中国理论与实务对于正当防卫证明中的关键问题,真正避免正当防卫沦为“僵尸条款”。[注]陈兴良:《正当防卫如何才能避免沦为僵尸条款——以于欢故意伤害案一审判决为例的刑法教义学分析》,《法学家》2017年第5期,第89页。

二、 正当防卫之证明责任的概念厘清

刑事证明责任的概念目前在中国的司法语境中尚未统一,基本上是不同情形适用不同的解释,另外,因为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同时受到德日职权主义和英美当事人主义的影响,兼之自身“融合式”的诉讼模式,形成了目前“概念夹杂,各自表述”的现象。传统观点认为刑事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其负有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除非有例外规定。[注] 程捷:《论刑事证明责任分配之迷思》,《法学评论》2012年第4期,第147页。但是,对证明责任的原则性表述,在涉及正当防卫等具体违法阻却事由的证明责任分配和承担时无法起到指导作用,而且实务中证明责任之分配更为复杂,所以意欲探讨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分配模式,第一要务就是确定与厘清具体违法阻却事由语境下证明责任的概念含义,以及各概念间的层次和关系。

(一)客观证明责任与主观证明责任的区分

关于证明责任的概念,是一个从“谁主张,谁举证”等简单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逐步让位于客观与主观相区分的证明责任体系的发展过程,该区分在德日大陆法系中逐渐成为通说。客观证明责任(也有直接称作证明责任的)是指当作为证明对象的某一事实存在真伪不明的状态时,通过假定该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来作出裁判,进而使一方当事人遭受的危险或不利益。[注] [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0页。即,客观证明责任就是由谁来承担待证事实无法证明时的不利后果,而这一部分风险分配原则应该由法律预先规定,具有固有性和稳定性。在刑事诉讼中,一般是指控诉方无法履行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则面临法官宣告被告人无罪的风险。但是,在论及正当防卫的客观证明责任时,我们应当限定这里的不利风险只是正当防卫的要件事实无法证明时,正当防卫本身的违法阻却之效果不能成立,而不会反向延伸到最终导致罪名成立的层面。

而主观证明责任,即为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为了避免败诉的风险,而向法院提出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或反驳对方主张的一种责任,这种举证责任可以说是一种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注] 孙远:《法律要件分类说与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兼与龙宗智教授商榷》,《法学家》2010年第6期,第100页。举证责任在整个证明活动中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存在,因为其发生在庭审阶段,并伴随着法庭辩论、事实主张、证据展示和质证等诸多环节,同时它作为行为责任,在诉讼过程中是在控辩双方间来回进行“移动”的。正当防卫是作为阻却违法性的事由予以提出的,对于这一事实,被告方负有首要举证之责任,原因很简单,控诉方在极力举证证明被告人故意伤害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时,是不会主动提出违法阻却事由来反驳自身指控的,而若被告方不提出正当防卫事由,则构成要件该当性是有推定行为之违法且有责的功能的。

在英美法系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也包含两种含义:一种是提供证据的责任,也称为“用证据推进的责任”、“说服法官的责任”,指提出证据支撑自己主张使之成为争议点,或者说服法官将案件递交给陪审团的责任;另一种是说服责任,美国学者威格莫尔称之为“不能说服的风险”,即控诉方负有就其所提出控诉犯罪的每一个构成要件说服陪审团的义务,而被告方就其正当防卫等抗辩事由承担说服责任。笔者认为,这里的说服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大致可与大陆法系之客观证明责任与主观证明责任相对应,而其中的差别更多体现在两大法系本身刑事诉讼模式的不同,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和陪审团的存在决定了其证明责任概念界定的特殊性。虽然中国近些年提出了以增加庭审对抗性为重要内容的刑事诉讼改革,但严格来说,中国的诉讼模式仍然比较偏向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模式,所以笔者提倡以客观证明责任与主观证明责任(举证责任)来统一目前理论界在探讨正当防卫之证明责任问题的概念运用。

(二)证明责任分配与举证责任转移的辨析

在法学理论上,提到证明责任“分配”时,特指客观证明责任之分配。[注] 孙远:《刑事诉讼法解释与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页。因此,待证事实分类说、法律要件分类说、综合考量性说等等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自然也仅仅适用于客观证明责任,可以说,客观证明责任只是一种固定的风险分配形式。而举证责任并不存在固定的分配问题,它随着案件事实以及争点事实在庭审过程中的调查需要在控辩双方之间来回转换。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正当防卫之证明责任时,需要澄清的第一层面的问题在于,正当防卫这个违法阻却事由在诉讼过程中予以提出,如果其经过举证质证程序之后,法官内心仍然认为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这时应当由哪一方承担不利的风险;而第二层面的问题在于,根据证明责任分配之结果,由谁承担举证责任,具体来说,首先是涉及到正当化事由之率先提出的责任,而之后举证责任又在控辩双方间该如何转移的问题。

以“于欢案”为例,正当防卫行为是否真实存在的客观证明责任应分配给被告人承担,此时,被告人产生了举证的“现实需要”,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方向法庭出示A之证言来证明当时确实有防卫之紧迫性和必要性,此时,被告方就是在履行其主观证明责任。但是,对于这一违法阻却事由的要件事实之真伪,实际需要承担主观证明责任的则未必仅为被告人一方,假若被告方的证据被法官采信,法官可以决定对于正当防卫事项进行法庭调查,控诉方就得对于这一违法阻却事由进行相反证据的提供,即出示B之证言来反驳辩护方的主张。前述A之证言被称为本证,B之证言则为反证,对于正当防卫这一待证阻却违法性事由,控辩双方之中仅有一方对其承担客观证明责任,而主观证明责任则双方均需要承担。

学界一般认为,客观证明责任是举证责任产生的原因,也即是说,控辩双方之所以积极举证是为了实现自己主张之事实的成立,避免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风险。因此,有学者指出,客观证明责任是主观证明责任在具体诉讼中的“投影”。[注] 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两者确实在证明正当防卫事由时也是关系密切的一对概念,至少在刑事诉讼进行到被告方针对违法性阶层提出正当防卫的抗辩时,其举证责任来源于若不提出正当防卫的辩护意见,构成要件符合性是可以推定违法性的成立的。但是以中国及欧陆各国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来看,这一阶段被告方的举证责任仅仅是正常履行违法阻却事由抗辩,初步举证使之成为“争点”,并可提示法庭对于正当防卫事由进行法庭调查。而且在奉行调查原则的刑事诉讼模式下,法庭的职权调查也是证据取得的一个重要途径,即,当正当防卫这一事由成为争点后,虽然法律将正当防卫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方,但是并不意味着对于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都需由辩方亲自证明,控诉方的举证责任承受和法院自行职权调查都是正当防卫行为予以释明的程序手段。

三、 犯罪构成理论对于正当防卫证明责任问题的影响

对犯罪构成体系的探讨一直受到中国刑法学界高度关注,基本形成了两个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不满足于传统平面体系的功能缺失,力图彻底颠覆平面体系,并全面引入大陆法系递进式的犯罪论体系。[注]陈兴良主编:《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付立庆:《犯罪构成理论:比较研究与路径选择》,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另一种是坚持在现有的“四要件”框架内进行局部微调,以避免瓦解性的体系振荡。[注] 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32页。也就是说,阶层犯罪论体系已逐渐被中国刑法学界所接受,并成为主流学说,而坚持对四要件理论进行部分修正的观点也即是采取对四要件犯罪论体系进行阶层化改良,笔者无意陷于上述争论,在阶层犯罪论体系逐渐融入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前提和背景之下,仅从刑事诉讼证明理论的角度进行考量,犯罪论体系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范围和目标,为诉讼证明指明了方向。耦合式的“四要件”体系,以社会危害性作为考量标准,并且正当防卫作为排除犯罪事由被置于犯罪构成之外予以单独探讨,这在论及正当防卫的证明时,将导致犯罪构成要件与正当化事由无法有效进行衔接,进而影响到正当防卫证明责任的分配和承担问题。而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作为阶层犯罪论体系的代表学说,能够为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的证明提供实体与程序上的衔接空间和保障。也就是说,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不仅是犯罪是否成立的最终判断标准,也是刑事诉讼过程中证明责任分担的指导模型,针对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问题,需要从犯罪构成这个层面寻找实体法的理论根据,并探讨其对于控辩双方客观证明责任分配和主观证明责任承担和转移的规则影响。

(一)三阶层体系下的考察

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之下,犯罪的成立不单单需要具备法律规范的形式要件,而且需要在实质上违反了刑法的禁止性规定且对危害行为负有责任,即传统上作为积极抗辩事由的事实,被放置在违法性和有责性中加以讨论。正当防卫就是由于其阻却了违法性从而排除了犯罪。

从程序意义上来看,三阶层犯罪论体系首先限定了待证事实的基本范围,而更重要的是其对于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承担提供了清晰的指导。而这一指导作用对于正当防卫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同样十分重要,因为犯罪构成作为一个系统,在其内部必然存在着位阶层次的划分,而这种层次性不但在实体理论中灌输了一种渐进式的思考路径,而且也为具体要素的举证责任承担和转移提供了操作上的间隔。[注] 杜宇:《犯罪构成与刑事诉讼之证明——犯罪构成程序机能的初步拓展》,《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1期,第95-96页。控诉方承担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客观证明责任,这一阶层的证明责任分配是非常明确的,而到违法性阶层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需要将证明责任之考察置于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的层次性推导逻辑中进行。

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将与犯罪相关的事实区分为“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与“妨碍成立犯罪的事实”,并以此为标准进行举证责任的负担,构成要件的客观证明责任始终在控诉方,所以其针对构成犯罪的要件事实,必须举出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接受无罪判决。另一方面,对于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的要件事实,小野认为,至少应当要求被告方率先提出主张并进行初步证明,即由被告人承担主观的证明责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被告方从提出正当防卫的辩护事由之后,所有形式上的举证责任都由其一方承担,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要求,为了“正确适用法律”,检察官和法官双方都应该基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以职权积极履行调查义务。[注] [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250页。铃木茂嗣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并且其进一步指出对于作为犯罪阻却事由的事实,只要它们没有形成诉讼中的争点就没有必要加以考虑,但是正当防卫这样的阻却事由一旦争点化,就应当由检察官承担证明其不存在的举证责任。[注]杜宇:《犯罪构成与刑事诉讼之证明——犯罪构成程序机能的初步拓展》,《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1期,第96页。

笔者认为,铃木茂嗣与小野清一郎都是赞同正当防卫这样的违法阻却事由的举证责任应当首先由被告方承担,而且应提出表面证据使之成为争点,换言之,被告人负有正当防卫行为形式意义上的提出责任和初步举证责任。而二位学者存在的分歧在于,如果经过各方举证和法庭的职权调查之后,正当防卫的要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这个实质的客观证明责任由谁承受,小野清一郎认为应当由被告方承担,认为这是贯彻当事人主义的必须,而铃木茂嗣则认为应当由控诉方承担,即不排除正当防卫存在的合理怀疑,那么违法性便不能认定,罪名也就不能成立。小野清一郎的观点是建立在具有完备对抗制庭审的诉讼模式之下的考虑,缺少对于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的考量,且与中国诉讼模式现状不相符合;铃木茂嗣的观点则混淆了整体犯罪构成证明责任与正当防卫事由的证明责任的层次性,在违法性证明阶段,如果正当防卫的事实经过证明仍然真伪不明,并不能直接认定正当防卫成立,继而由控诉方承担罪名不成立的后果,至于不能排除正当防卫的合理怀疑,从而认定罪名不成立的证明责任在整体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层次予以讨论的问题,不需要在违法阻却事由证明阶段就强行介入。简言之,正当防卫事实存在真伪不明就是说还不能满足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而由被告方承担正当防卫不成立的风险并不会发生加重被告方证明负担,降低控诉方证明负担的情形。

(二)构成要件的推定违法性

关于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两个阶层的关系,有一种说法指出它们之间是火与烟的关系,也就是说,只要一个行为满足了构成要件该当性,那么其就可以推定为具有刑事违法性,二者是相伴相生的关系。构成要件的推定违法性,使得在控诉方承担了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证明责任之后,证明责任随即转移到被告人一方,这时被告方应该向法院提出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从而来对抗和推翻之前的违法性推定,不然就要承担违法阻却事由不存在的不利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笔者认为,被告方应该承当正当防卫的客观证明责任,但是在论及主观证明责任的情形之下,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一些,从构成要件到违法性的推定是否与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推定具有同等性质和作用,直接影响到对于正当防卫举证责任的承担和转移。

显然,构成要件的推定机能会导致辩方对于正当防卫事由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与刑事推定相近的法律效果,使二者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但是犯罪论体系中的推定违法性,与刑事诉讼中证明之替代的推定具有本质区别。这种从已知事实推出待证事实的证据法规则可以说是转移了举证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给需要试图克服这一规则的相对方,是基于经验基础和某种政策的需要,一般视作证明的替代方法。并且在推定过程中,控诉方可以越过对于其他可能性的证明,而直接推断认定事实的存在,即在逻辑推导中出现了中断和跳跃。[注] 姚磊:《犯罪论体系推定机能与刑事主观事实证明》,《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7期,第21页。如果将构成要件的推定违法性机能等同于刑事推定,那么辩方将完全接受从控诉方转移过来的客观证明责任,并承担举证证明正当防卫并说服法官的责任,否则就将承担有罪的判决风险,这样的结论显然存在问题。

而构成要件的推定违法性,其实只是在刑法教义学层面上给予法官认定犯罪行为的实体性理论指导,这里的违法性推定更多意义上只起指示性作用。即就算该当于构成要件也不必然导致有罪之判决,而这里的推定违法性在程序法上的意义仅仅是指示被告人:你已经处于“有罪判决的危险”之中,如果存在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等情形,你应该主动提出,并使之进入法庭调查程序,不然在正当防卫事由处于真伪不明之时,你就要承担正当防卫不成立的风险。但是这里的事由提出责任和风险承担责任并不是将控诉方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当作推定被告有罪而言的,也不会降低控诉方继续负担犯罪构成之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它应该被当作一种抗辩之权利,即负担初步举证的责任,使正当防卫事由成为争点。

(三)正当防卫之特殊实体属性

中国《刑法》第二十条第1款规定了正当防卫的基本概念和适用情况;第2款规定了只有明显超过正当防卫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才构成防卫过当;第3款则规定了对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负刑事责任。这样的立法规定可以说从三个层级对于防卫人的防卫行为进行了规范认可和权利保护,不过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证明责任的分配中,正当防卫这样一种主动型、权利型的违法阻却事由面临着与构成要件证明责任分配不同的分配标准和分配规则。

首先,正当防卫行为的采取不需要优先考虑如何回避侵害,即不是非要等到万不得已才能去主动攻击侵害人从而保护自己或他人的权益。而且防卫人采取行为时是不可能精确衡量防卫行为所保护之法益与侵害之法益的大小衡量。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就在论及所谓“出于不得已者”时提出,其系指在具体情状之下,在道义上所应容许之防卫行为者。此情形未必须无其他可回避之方法或其所欲防卫之法益比防卫所生法益侵害为大。[注] [日]小野清一郎:《新订刑法讲义总论》,有斐阁1948年版,第123页。这两个因素都是在呼吁不要对于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进行过于苛刻地限定。但是,同时也在证明层面要求防卫人对于自己的积极主动行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和初步举证责任的必要,也就是说,法律应该给予正当防卫的权利,不过防卫人也应该负担相应的证明责任。

其次,正当防卫本身的成立要件与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具有部分客观行为要素的重合区域,即都有伤害行为的发生,且造成了伤亡的结果,而区分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最关键的主观要素,一方面,可以当作防卫意识予以证明,另一方面,其也是对于故意伤害罪中主观故意的否定。在英美双层犯罪构成模式里,对于被告人提出的自卫行为是属于对犯罪本体要件的否定,还是属于辩护事由较难确定,[注] 张吉喜:《英美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评析》,《刑事法评论》2007年第21卷,第596页。因为自卫从一个角度看是具有正当防卫属性,而另一个角度又可以看作是缺乏犯意的属性,这一特点对于主观证明责任的承担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正当防卫的主观要素。所以,若是从构成要件符合性角度,将正当防卫之不成立当作消极构成要件的一个要素,那么控方在试图证明违法性阶层时,是需要从反面承担举证责任来提出证据证明正当防卫各要件的不具备,从而必定加重控诉方的主观证明责任。笔者认为,由于控诉方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之证明阶段已然对于被告方的故意伤害犯意完成了举证证明,所以违法性阶段应由被告方针对控诉方的指控承担提出正当防卫行为存在的初步责任,而由于防卫行为与“伤害行为”在客观要素上的重合性,该举证责任应主要集中在防卫意识的阐明上,并且只要达到形成争点的标准即可。

最后,在发生正当防卫的特殊情况之下,防卫意识之存在常常会难以认定与证明,这必定给正当防卫的主观证明责任承担带来影响,所以笔者在论及被告方在正当防卫要件特别是防卫意识要件上承担初步举证责任,此时,防卫意识应作更广义之解释,事实上,任何一种防卫行为,行为人主观上都包含防卫之主观意思,但是也不能排除侵害的意图。防卫意思与攻击意思完全是可以共存的,行为人完全有可能主观上出于激愤、恐怖或惊愕等心态而逾越防卫界限,从而伴随攻击之意图。如黎宏教授指出,即便是在正当防卫的场合,行为人不是出于防卫意图,而是出于愤怒或激动而反击对方的情形完全有可能存在。[注] 黎宏:《论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第66页。所以,在将正当防卫之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方后,其举证证明主观防卫意图要件时,应从防卫人本身看待事务的角度出发,即采取主观标准为主导,客观标准为辅助的综合性认定标准,只要防卫人“真诚且合理地相信”其处于危险之现实紧迫性,不得已而采取防卫行为,当然这里的主观判断也应该将此处的“行为人”作为一个理性真诚的一般人来进行客观评价。

四、 建构中国正当防卫之证明责任的模式

目前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已开始逐渐从耦合式的四要件体系转向阶层式的三阶层(或者二阶层)体系,如何构建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分配模式,使之适应中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实际情况,成为讨论焦点。笔者认为正当防卫之证明责任模式的构建也需要采取阶层性的二分理论,将证明责任区分为客观证明责任分配和主观证明责任的承担和转移两个层面,从而在正当防卫的实体认定与诉讼程序运行之间构架桥梁,疏通整个正当防卫证明的经络。

(一)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选择——法律要件分类说

法律要件分类说是欧陆各国民事诉讼中分配客观证明责任的主流学说,近年来该学说逐渐被引入中国,并且在民事案件的裁决上已经有所表现。[注] 孙远:《刑事诉讼法解释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页。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本观点是从当事人平等原则和事物的盖然性出发设置分配原则,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均有其盖然性,对已经发生的事物以“存在不变”为常态,以“消灭变更”为变态。[注] 黄维智:《刑事证明责任研究——穿梭于实体与程序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2页。但是在刑事诉讼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上,以龙宗智教授所持之“综合考量说”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控诉与辩护方实际上并不平等,因此法律规定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特殊情况除外。笔者认为,“综合考量说”的多因素综合考量证明责任分配的构想虽然可以某种程度上实现最终结果的公正性,但是这一理论仍略带平面化与理想化,在刑事诉讼构成要件证明责任转向违法阻却事由证明责任的层次性诉讼程序中并不具有规则性和可操作性,而且“综合考量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根植于耦合式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并不能满足阶层论的纵向犯罪构成体系。而法律要件分类说相较于综合考量说、待证事实分类说等分类标准,能够更加适合目前主流的阶层式犯罪构成理论,从而一方面确定正当防卫客观证明责任具体分配标准,另一方面也能在证明逻辑上将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个阶层沟通起来,以法律要件为基础打通实体与程序之间的脉络。

当然,笔者所倡导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并不是罗森贝克适用于民事诉讼中的规范四分法。[注] 权利发生要件、权利妨害要件、权利消灭要件和权利限制要件。刑事诉讼证明活动毕竟与民事诉讼证明活动有巨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别在于刑事诉讼中控诉方与被告方地位的不平衡,所以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我们要极力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并在证明规则上有所偏向,而不能简单将证明责任平等分配给双方当事人。刑事诉讼将犯罪构成要件该当性等绝大部分法律要件事实之证明责任分配给控方承担,而基于“如果某一要件能够给某一方当事人带来有利法律效果,则这一方当事人就必须对该要件负证明责任”这样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原理,被告人应该至少承担正当防卫的客观证明责任,即首先提出正当防卫事由以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责任,并且承担最终正当防卫事实真伪不明时的不利风险。

总而言之,中国可以坚持构成要件该当性及其整个指控犯罪成立之客观证明责任都在控方,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的客观(实质)证明责任在辩护方的基本分配格局,这是目前中国坚持犯罪构成阶层论和构成要件推定机能必然的理论和价值选择,但是需区分这里的客观证明责任的不同含义,即笔者提出的客观责任分配模式并不会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因为控方对于犯罪嫌疑人犯罪构成之整体要素无法证明时,承担的是控诉不成立的败诉风险,而辩护方只要将违法阻却事由证明到足以形成“争点”的程度,即达到使法官对于该事实是否存在形成合理怀疑即可,之后控方仍承担证明不存在排除犯罪性事由的责任,以此来重新确认构成要件该当的违法性。而且基于职权主义刑事诉讼奉行的调查原则,法庭对于正当防卫的职权调查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将客观证明责任首先分配给被告方所带来的举证负担,而在正当防卫事由无法证明时,被告方承担的只是违法阻却事由不成立的不利风险,并不必然导致败诉的不利后果。

(二)正当防卫举证责任承担和转移的具体模式

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基本上将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给控诉方和被告方分别承担,这并不意味着控诉方只需要针对构成要件内容承担举证责任,也不意味着被告方对于正当防卫的成立承担所有的举证责任。欲要建立正当防卫举证责任的具体模式,首先要厘清被告人在正当防卫事由的证明上究竟应当承担怎样的主观证明责任及举证责任的程度,才能使举证责任转移到控诉方;再者,控诉方又该针对正当防卫事由之提出履行怎样的举证责任;最后,基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奉行调查原则的法院,除了审查控辩双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之外,自身依职权的调查对于正当防卫证明的影响又是如何。这些都是在谈论正当防卫作为违法阻却事由提出时构建其举证责任承担和转移模式的关键问题。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被告方在辩护人的指导下,针对控诉方的指控应当首先提出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的抗辩,因为如同“于欢案”这样的疑难案件,关键点都是在防卫人进行的反击行为到底应当认定为防卫行为还是故意伤害行为?很显然,控诉方不会主动提出被告方存在正当防卫事由的证据,从而自我攻击,因此,在案件争议点从构成要件该当性转入违法性阶层的证明时,就违法阻却事由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的被告方,就必须就该事实实际存在提供证据,并承担举证责任。笔者就正当防卫事由的举证责任之可能分担情形进行了如下四种可供选择的假设:(1)构成要件具有违法推定功能,但是只要辩护方提出正当防卫之主张即可,之后举证责任转移到控诉方;(2)正当防卫由被告方承担形式上的举证责任,需要达到“争点形成”的初步证明标准,具体来说,即要使法官产生合理怀疑并达到启动正当防卫审查的程度,此后举证责任转移给控诉方,其负责承担证明正当防卫不存在,并要求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程度,此时控诉方承担实质上的举证责任;(3)正当防卫这样的违法阻却事由的举证责任由被告方承担,程度达到优势证明,并且其也承担证明不能的客观证明责任;(4)正当防卫作为消极之构成要件,由控诉方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和主观证明责任,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即包含证明违法阻却事由不存在之责任,基于秉持无罪推定原则和不自证己罪等保护被告人的刑事诉讼原则,控诉方需要既证明构成要件该当性,又要排除正当防卫事由的成立。

第一,控诉方负有证明所有涉及到犯罪构成争议事实的法定责任,这里的法定责任包括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所有客观与主观证明责任,并需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同时也包含在被告方承担初步举证责任证明正当防卫事由存在之后转移给控诉方的排除正当防卫成立的举证责任。

第二,被告方由于承担正当防卫事由证明的客观证明责任,承担此部分证明不能的风险,所以其需要主动举证证明正当防卫事由的存在,在这里笔者赞成第二种假设,并进行更细致的探讨。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包括:(1)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2)不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3)防卫意识;(4)防卫对象;(5)防卫限度。如上所述,由于正当防卫成立要件中部分客观要素与控诉方指控之故意伤害行为重合,当被告方承担初步举证责任之时,可以集中对于防卫意识进行举证证明,并且将举证重点集中在对构成要件该当性进行反驳的证明对象之上。

第三,适当结合第四种假设的合理要素,将被告方正当防卫事由提出当作否定犯罪的部分要件事实(如主观要件中的意图)的抗辩,只要辩方提供证据证明该抗辩事由可能存在,而控方没有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该事由不存在,那么法庭必须宣告被告人无罪。此时宣告无罪不是因为抗辩事由成立,而是因为控方没有完成犯罪本体要件的说服责任,这就是英美法系证据理论上所说的辩护证据的双重效果。[注] 李昌盛:《积极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误解与澄清》,《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171页。

当然,还有一点需要澄清,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规定,[注]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目前中国的刑事审判仍然更加倾向于职权主义模式,而职权调查原则在欧陆各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仍被视为实现刑事诉讼发现真实之根本目的所不可或缺之程序保障。[注] 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在审判过程中,法院可以通过依当事人申请以及主动发动两种方式来行使自身的职权调查。对于正当防卫的证明,法院在被告方初步举证正当防卫事由形成“争点”之后,如果发现某些事实和证据属于对判决“有重要性”者,即可以发动职权调查履行法院之澄清义务。这样的设置一方面是敦促控诉方继续承担排除正当防卫成立的举证责任,从而促进客观事实的发现和证明;另一方面也是免去被告人对于正当防卫事由自行搜集提供证据的负累。如果最终正当防卫仍然无法举证证明,这时由被告方承担正当防卫事由不成立的风险,便言之成理。

形象地说,正当防卫的主观证明责任由控辩双方共同承担,并在诉讼过程中按照证明规则相互转移,整个发现案件事实的过程就像一辆行使在黑暗中的汽车,其中的一个车灯是控诉方的举证责任,另一个车灯则是辩护方的举证责任,二者的光线共同照耀着这辆汽车前行,而马路上的路灯射出的光线则是来自法庭自身的职权调查。三者合一,共同照亮案件到达其应该到达的正义之目的地。

On Justifiable Defense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Tier Crime Theory

LI Rong, SONG Jia-jun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justifiable defense responsibility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wo dimensions of objective proof responsibility and subjective proof responsibility, and put it under the criminal constitution system for discussion, thus forming an effective link between entities and procedures.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three-tier crime theory system, the ethical presumptions of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the proper defense of special entity attributes, a concrete model for constructing China’s justification for proof responsibility is proposed: the objective proof of legitimate defense is assigned to the defendant. The assumption is that the defendant bears the unfair risk of the fact tha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legitimate defense is unknown. However, this objective proof of responsibility distribution pattern does not imply aggravating the defender’s subjective burden of proof. In terms of burden of proof, the defendant in principle only bears the burden of initial proof of legitimate defense reasons, and can reach the degree of dispute, and subjective proof responsibility afterwards. Immediately after it is transferred to the complainant, he needs to bear the burden of certifying that there is no criminal cause, an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investigative power, the court is also obliged to clarify some of the facts of legitimate defense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proof of legitimate defense is achieved.

Key words: objective proof of responsibility; burden of proof; legitimate reasons

中图分类号:D914.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9)03-0129-09

收稿日期:2018-12-13

作者简介:李蓉,女,湖南邵阳人,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家骏,男,湖南永州人,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湖南 湘潭 4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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