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首页 > 推荐文章

生存结构与论文章法 ——基于写作与评阅的双重经验

摘 要: 由于生存活动具有“问题+方法+效用”的基本结构,且学术最终要服务于人类生存,所以,以该结构为基础模型与方法论,可以总结出论文写作的基本章法。论文选题有三个必备要素(QIT):问题、观点与思路。而论文选题是否可行,有实用、简明、易行的三个判断原则(VAG):价值原则,即选题有无价值;能力原则,即作者能否大体胜任;空白原则,即已有研究是否还留有空白。其中,选题价值尤为重要,它主要来自研究取向独特性与研究对象独特性。

关键词: 生存结构;“问题+方法+效用”;选题

引言 此文缘何而生

因不时为一些期刊评阅论文,我曾就论文写作跟一些编辑和学者有所交流。有一次,在微信上,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清华大学历史系仲伟民教授聊及论文写作的一些常见问题,他建议我写出来。思量之后,我觉得可以基于自己写作论文和评阅他人论文的双重经验,系统整理出对论文章法(或套路、技巧)的思考,即便这些思考不能发表,作为上课的讲义,也是有用的,遂有此文。一个好的建议既是一种肯定和鼓励,也是一种驱动力。若无仲伟民教授的建议,我很可能不会写这篇文字。感谢老仲!

诚然,此文欲图授人以渔,但若论从业时间,我的经验并不算丰富。那么,如何才能摆脱好为人师的嫌疑?其实,这与行为者的动机无关,而仅仅与他所给出产品的质量有关。现代市场经济早已越出传统的市场经济范围,知识、思想领域也成为市场。所以,我将自己的“经验”作为商品,投放于知识市场,接受检验。同类商品何其多,我提供的这个商品又有何独特功能与价值?事实上,本文所讲的写作章法早已被西汉史学家司马谈认识并运用,只是未被提炼和总结。并且,现代西方人也认识到了本文所说的写作章法,他们不仅有丰富的实践,还有系统的理论总结。不过,西方的相关研究却存在混淆写作章法与研究方法、基础模型不够规范精确等不足 韦恩·C.布斯、格雷戈里·G.卡洛姆、约瑟夫·M.威廉姆斯:《研究是一门艺术》,陈美霞、徐碧卿、许甘霖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安吉利卡·H.霍夫曼:《科技写作与交流——期刊论文、基金申请书及会议讲演》,任胜利、莫京、安瑞、刘徽译,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不过,这两本书都有两个相互关联的不足:第一,混淆写作章法与研究方法。第二,基础模型不够规范和精确。该用图还是表,该用案例法还是统计法……这些都是研究方法,而非写作章法。根据下文的概念,研究方法属于思考逻辑,写作章法属于表达逻辑。这两本书之所以有这种缺陷,正是因为它们虽然意识到了“问题+方法+效用”这一方法,但并无规范、精确的提炼,因而它们所依据的基础模型不够规范和精确,从而导致写作章法和研究方法的边界不够清晰。这既不易节省读者的时间精力,也不易使读者很好地掌握写作章法。把写作章法说清楚,既不需要厚厚的一本书,也无须开设专门的课程,而可以将之作为方法论课程的一部分。不过,老师应该让学生明白,论文写作章法与研究方法是两回事。。而本文的重要特点,便是以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提炼出的“问题+方法+效用”这一生存结构为基础模型,总结出实用、简明、易行且独特的论文写作章法,尤其是选题三要素、选题三原则与文献逆推法。因为该模型简洁、有效且完整,用理论物理学评价理论的术语讲,便是非常优美(elegance),所以,它不但有助于减少学习论文章法的时间,而且可以学得更加精准。不过,为避免读者对本文有过多期待,需说明:论文章法不是具体的专业研究方法。

一、三种逻辑与论文章法

(一)事情逻辑、思考逻辑与表达逻辑

首先区分三种逻辑,即事情逻辑、思考逻辑与表达逻辑 关于“思考逻辑”和“表达逻辑”这两个概念,有人使用的是“发现的逻辑”和“写作的逻辑”(参见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其实,两组概念含义没有差异,但后一用语过于学术,而前者则更为日常,且包括后者,适用范围大得多。,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论文写作有且应有章法。

事情逻辑是指事情有自身的逻辑,即发生、发展过程与内在机理。但是,并非所有事情逻辑都可知,有些可知,如一些经验事件;有些可能永远不可知或只能局部可知,如世界的本源,宇宙的起源,生命本质和来源。由此,有一问题很自然地被提出来:如何才能理解事情逻辑?这就关涉思考及其逻辑。如果思考者不跟别人交流,他就不需要表达(自言自语除外),也不关涉表达逻辑。但如果思考者欲跟别人交流,那他就一定需要表达,并关涉表达逻辑。因此,任何表达都必然关涉三个方面:关于事情本身的事情逻辑(在客观主义的哲学上,它是不变的,因而对每个人都一样);对该事情的思考及其关涉的思考逻辑(每个人都可能不同);对关于该事情之思考的表达及其关涉的表达逻辑(每个人都可能不同)。

上述讨论已经表明,三种逻辑即事情逻辑、思考逻辑与表达逻辑是不一致的。如果三者一致,世界就很简单,这篇文章也就没有必要了。事情有它自身的逻辑,但思考逻辑却未必跟事情逻辑一致。以警察破案为例,在案件被侦破之前,警察并不知道事情逻辑,他只能从事情的某个中间或末端现象入手去还原事情本身的逻辑。又如,物理学家研究宇宙的演化,也不可能从宇宙的开端开始思考(因为他尚不知道),而是从宇宙诞生后很久的某类现象切入并展开思考。同理,表达逻辑既可以跟思考逻辑不一致,也可以跟事情逻辑不一致。例如,当警察通过某个中间现象侦破(思考)并还原了事情逻辑后,他的表达逻辑可以从末端开始(倒叙),“张三杀了李四(终端C),他为什么要杀李四?因为之前发生了经济纠纷(中间B)。这个纠纷因何而起?因为两人是表兄弟,所以在合作前没有拟定明确的合同,导致责权利不清晰(始端A)”。就事情逻辑看,顺序是A、B、C,但思考逻辑可以从B开始,而表达逻辑则可以从C开始。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阶段性结论:事情逻辑只有一个,但思考逻辑与表达逻辑都有多个,且三者经常不一致。就数量关系看,事情逻辑是1,思考逻辑是m(是事情逻辑的m倍),表达逻辑是mn(是思考逻辑的n倍)。显然,不同的思考逻辑是不等效(或等质量)的,不同的表达逻辑也是不等效的。这个不一致意味着作为表达逻辑具体形态的(写作)章法是各种各样的,且有优劣之分;同时,这个不一致既是提高表达质量的主观需求,也是表达质量能被提高的客观可能。

只有出于交流的目的,才有表达的需要。任何交流,包括论文写作,都需要让受众理解。这里指出一个误区,即人们常常混淆知识生产与知识表达。虽然论文既承载了知识的生产,也承载了知识的表达,但论文写作只是表达知识,而知识生产是在思考环节完成的。当然,思考通常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通过新的思考来反复修正旧的思考,并表现为用新的表达修正旧的表达。

同时,也只有出于更好地交流的目的,才有提高表达质量的需要。任何交流都应该追求让受众最有效地理解想要表达的内容,包括理解得更准确、快捷等,从而提高交流效率。如果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那么,快捷意味着低交流成本,准确意味着高交流收益,而高质量表达和高效率交流则意味着尽量降低交流成本,提高交流收益。虽然表达者和受众都对提高交流效率负有责任,但表达者的责任是主要的。如果表达者想要受众高质量地理解其表达,那他就应该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进而在不同表达逻辑中选择更优者。

(二)作为表达逻辑的论文写作应有章法

不同的表达者、不同的受众、不同的交流背景与不同的交流目的,对表达质量的要求有所不同。学术论文属于专业表达,它要求高质量表达,因而需要选择更优的表达逻辑。“知识大爆炸+经济学原理”,在客观上要求学者更应注重表达逻辑。在古代,由于知识总量很少,学者可以反复阅读一些著作,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但是,现代科学诞生以来,专职的知识生产者越来越多,且知识生产条件越来越好,导致知识生产速度越来越快,知识积累越来越多。相对于海量的知识,学者的时间和精力都非常有限,即便对于自己专业内的著作,也鲜有学者能像古代学者那样精读通读。即便不考虑知识积累这一因素,一般而言,读者也没有义务认真阅读任何文本。美国学者范埃弗拉说了句老实话,即便是对某篇论文具有阅读义务的论文评阅人,他也最多有义务将论文各章节认真阅读一次 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何况这种阅读也很难达到逐字逐句阅读的细致程度。并且,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知识大爆炸产生了大量质量平庸甚至糟糕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根本不值得认真阅读,甚至根本不值得阅读。如果某篇论文的表达质量低下,读者更没有义务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揣摩其意。关于此点,也可以反过来理解,读者是通过论文的表达逻辑来回溯作者的思考逻辑的,如果一个学者的表达逻辑低劣,不能让读者有效回溯其思考逻辑,那么读者完全有理由怀疑其思考逻辑的价值(即学术价值)及其还原事情逻辑的有效性。不过,不能要求通过表达逻辑就能回溯事情逻辑,因为有些事情逻辑尚未知,甚至根本不可知。所以,为了使自己的论文被读者有效理解,除了注重思考逻辑即学术价值的提高,学者还应改善表达逻辑,提高表达质量。

由上讨论可知,作为表达逻辑的论文写作应遵循一定的章法。论文章法不但有很多,且有优劣之分,还不断变化。明朝的“八股文”说的便是表达逻辑,虽然它既不简练,也不清晰,因而不高效,但它体现了明朝学术界对论文章法的自觉性有所提高。有些人从内容上批评它,这完全没有切中要害。而本文反复引用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运用和体现的直接呈现生存结构的表达逻辑——“问题+方法+效用”,虽然早于八股文,但却更简洁、有效。遗憾的是,司马谈的运用只停留在一阶(first-order)行为,而未上升到二阶(second-order)行为,即未将之明确提炼为一种表达逻辑。同样,西方学术的表达逻辑也发生了变迁。例如,当代(西方)学术写作,都很重视主题句的提炼(考研英语阅读很能体现这一点),如“第一,(主题句1)”“第二,(主题句2)”……这样规范化和整饬化的表达方式。但是,20世纪以前的学术很少有这样的表达。若将康德、黑格尔、休谟等的著作换一个名字,在当今投稿,很可能在初审时就因为其写作不规范而被淘汰。再如,科斯那篇著名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写作也不规范。学术写作变得越来越规范,是“二战”后的事,而自然科学论文是典范。这种变化是否合理?合理。理由就是上述“知识大爆炸+经济学原理”。

二、“问题+方法+效用”:《论六家要旨》的启示

既然表达逻辑如此重要,那么更优的表达逻辑是什么?本文的追寻思路是:学术最终要服务于生活,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断地解决问题就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开展。那么,生存活动或解决问题是否有基本结构?若有,它是什么?通过该结构又能否获取更优的表达逻辑?

(一)“问题+方法+效用”:《论六家要旨》蕴含的生存结构

基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本文提炼出生存活动的基本结构。该文有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此务为治者也”,说的是六家都致力于治国平天下——这是从问题角度(或目的角度)说的。将其所对应的问题表达出来则是:如何治国平天下?“直所从言之异路”,说的是只不过六家所提供的策略不同——这是从方法角度说的。“有省不省耳”,说的是在这些策略中,有的高效有的低效——这是从效用角度说的。由此,可以提炼出司马谈这一论述所隐含的基本结构——“问题+方法+效用”。这是生存活动的基本结构,也是事情的基本逻辑。这个逻辑是唯一的,因为人类生存就是面对问题、寻找方法、解决问题、评估效用、改进方法……这样不断螺旋式往复的过程(可能前进也可能倒退) 邓曦泽:《面对问题本身:问题、方法与效用——〈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一》,载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十六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138页;此文亦是邓曦泽:《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的附录1,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0-430页。。不论行为者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在客观上,他都首先会面对一定的问题(无论这问题是真是假,是大是小);接着会寻找方法解决问题(无论这方法在事后被如何评价);然后会评估方法的效用;最后会根据效用评估和改进方法。

尽管行为者客观上必须遵循“问题+方法+效用”的事情逻辑(一阶行为),但他未必能够意识到自己在遵循该逻辑(二阶行为),也未必能按照该逻辑来表达其行为与思考(三阶行为)。另外,关于“问题+方法+效用”这一结构,本文只是将之作为有目的的人类行为的事情逻辑,至于其他领域如自然界是否也有同样的逻辑,存而不论。

(二)“问题+方法+效用”:思考与表达的基础方法论

“问题+方法+效用”具有三个层次的逻辑,首先,它必然是事情逻辑;其次,它是常规的思考逻辑;再次,它是常规的表达逻辑。后二者便是该结构作为思考与表达的基础方法论。但是,由于行为者的思考与表达都可能偏离事情逻辑,所以,作为思考与表达的方法论,该结构并不具备唯一性,进而产生各种各样不等效因而有优劣之分的思考方法与表达方法。而对于《论六家要旨》来说,三层逻辑是相同的 邓曦泽:《面对问题本身:问题、方法与效用——〈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一》,载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十六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138页;此文亦是邓曦泽:《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的附录1,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0-430页。

由作为生存结构的“问题+方法+效用”衍生出的作为思考逻辑与表达逻辑的“问题+方法+效用”,虽然非常基础和粗略,不能替代具体的思考与表达方法,但这并不妨碍它能为论文章法提供指导,因为论文章法也是粗略的,也不负责提供具体研究方法。当代自然科学论文的基本写作章法即“提出问题-寻找方法-解决问题-效用评估”便比较规范地遵循了这一生存结构,其与《论六家要旨》的异曲同工,是对《论六家要旨》所蕴含写作章法的合理性与先进性的验证。

有人说,“问题+方法+效用”这一生存结构是常识——的确如此。如前所言,这一结构不可改易,差别在于人们是否自觉认识并规范提炼和运用该结构。有些常识是正确的,但其中多数是模糊不清和紊乱的,不能充分发挥理解、解释和规范生活的功能,难以有效提高生活效率。因此,明确且规范地表述(正确的)常识对行为有提示和规范作用。人们以特定的目的和方式生活着,并建构特定的意义,但这并不等于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有自觉且明确的自我认知。例如,从古到今的人,在母胎内就已有饮食和消化行为,但许多人从不具有关于饮食和消化的明确认知。再如,任何人说话,不论是否自觉,都是说给别人听的(自言自语也有想象的听者),但很少有人对交流及其涉及的交流方法与效果具有明确认知。还有一个经典案例便是经济学上的交易费用理论。人们所熟知的成语“繁文缛节”表达的就是交易成本过高;“精兵简政”表达的则是交易成本降低。但是,在科斯之前,没有人明确研究交易成本现象,并将之表述为理论。而交易成本理论产生后,人们就能够自觉、明确和清楚地认识到交易成本问题,并在实践上自觉地将交易成本作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明确变量进行控制,从而提高生活效率。同样,尽管许多人会不自觉地使用“问题+方法+效用”这一生存结构,但这种使用是不自觉和不规范的。如果该结构被明确且规范地表达,就可以使更多人在思考逻辑与表达逻辑上更加明确且自觉地遵守和利用该结构,从而提高生活效率,包括交流效率。

“问题+方法+效用”这一结构对本文有何意义?要理解一个事件,包括本文所讨论的论文章法,有一点极为重要,即为该事件建立合理的坐标。否则,事件就无法被有效定位,就犹如悬浮微粒在做布朗运动。为理解事件而建立的坐标,就是理论。在不同理论坐标下,同一事件可能会被作出不同理解、解释和预测。并且,理论坐标可以比较,有优劣之分。“问题+方法+效用”这一生存结构便是本文的基础坐标。基于这一坐标,本文才如此讨论论文章法。

我之所以能提炼出“问题+方法+效用”这一生存结构与方法论,是因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启示。在老家教小学时(2001年秋期之前),我读《论六家要旨》,便觉察到了该结构,并在硕士一年级(2001年秋期)的习作(好像也是课程论文)中有所表达。我硕士在读期间发表的一篇论文 邓曦泽:《论德性与权力的断然分离——牟宗三没有理清的关系》,《文化中国》(加拿大,中文季刊)2004年第1期;邓曦泽:《论德性与权力的断然分离》,《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2期(后者有修改)。此为硕士论文之部分。与硕士论文都体现了《论六家要旨》的显著影响,尤其是对问题意识的自觉。后来,在博士论文(2007年)中,我对该结构作了明确表达。如果没有《论六家要旨》的启示,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又何时能发现该结构。所以,我得感谢司马谈。而且,仔细发掘还会发现,《论六家要旨》的蕴涵颇为丰富。根据《论六家要旨》,还可以提炼出一种最为本源的经典观与文献观——因为它是对经典与文献的解读,其中必然蕴含了司马谈的经典观(“问题与方法”的经典观) 邓曦泽:《问题、方法与经典——〈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二),《哲学动态》2010年第6期;此文亦是邓曦泽:《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的附录2,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1-446页。与文献观(“问题与方法”的文献观) 邓曦泽:《问题、方法与文献——〈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三),《现代哲学》2010年第1期。;还可以提炼出一种最为本源的比较研究法——因为它是对六家的比较性概述与评价,其中必然蕴含了司马谈的比较研究法(“问题与方法”的比较法) DENG Xize,Problem and Method:The Possibility of Comparative Study—Using“Lun Liujia Yaozhi”as an Example,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China)Higher Education Press,(German)Springer Press,2010,5(4),pp.575—600;邓曦泽:《问题、方法与比较研究——〈论六家要旨〉的启示》,《江汉论坛》2018年第2期。;还可以重构中国古代经典谱系,进而发现该谱系正是以“问题+方法+效用”为基础方法论而建构起来的。并且,以“问题+方法+效用”为方法论,还可以处理“古人与今人如何相互理解”“跨文化如何相互理解”(后一问题和比较法直接相关)等问题。此外,因为《论六家要旨》是司马谈的读书心得,所以据之还可以提炼出一种可命名为“‘问题+方法’的读书法”。在提炼出此方法之前,我曾不自觉地使用它;此后,便是自觉使用,且其已内化为我的潜意识读书法——这是我目前体验到的最优读书法。但非常遗憾,《论六家要旨》问世两千多年,读者何其多,却从未有人认识到其中奥妙并予以发掘。所以,我在《文化复兴论》中两次说到:“《论六家要旨》那寥寥几句话,在以同样的声调被重复(因而也就是沉寂)了两千多年后,终于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这声音犹如空谷足音,居然如此简洁、嘹亮而具有穿透力。” 邓曦泽:《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自序第7页,正文第46页。

三、论文选题的要素与原则

(一)论文选题至关重要

基于我的写作和评稿经验,我有个大概的判断:选题决定了论文的三分之二,既决定论文质量,也决定论文写作难度。有时,选择的成本与收益不成正比,而成反比,论文写作也是如此。选题好,不但论文质量可能会更高,而且写作难度也可能更低。如果选题恰当,即便论文初稿质量不尽如人意,也能够通过写作技巧将之修补成一篇合格的论文。因此,论文选题至关重要。

但是,论文选题不是确定标题。有些作者在陈述选题时,常常字斟句酌地说出论文标题。其实,论文内容与标题并无一一对应关系,一篇成型的论文可以和众多标题相配,同一标题也可以适用于许多论文。

(二)论文选题三要素:问题、观点与思路(QIT)

论文选题的主要任务是提出明确的问题,形成粗略的观点和大概的思路。问题、观点与思路,可以称为论文选题三要素。这三要素适用于所有学科的论文写作。

1.论文选题要有明确的问题(question)

一篇论文必须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并且在选题时就要形成明确且规范的问题。为什么?根据“问题+方法+效用”这一结构,一切生存活动都是要解决问题的。如果作者连问题都不明确,那他必然无法明确工作方向。换言之,尽管有些作者(准确地说是潜在的作者)阅读了许多文献,而这些文献本来属于解决方法的一部分,但由于作者没有明确要研究的问题,所以这些文献就无法发挥作用。至于如何才能提出一个明确且较好的问题(在问题明确的基础上,才谈得上问题好或不好),写作章法虽然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但既不直接,也不关键。如何提问,是思考逻辑的任务之一,而不是作为表达逻辑的写作章法的任务。写作章法的主要任务是在形成了一定的思考逻辑后,将之更有效地表达出来。不过,这里可以提供一些关于提问的技巧。

第一,明确提问对象(object)。对象不是问题,也不是标题,更不是选题。有时,当问到选题时,作者说他要研究X(如杯子、苹果、吏治、民主选举、权力监督等)。但是,这个X仅仅是一个对象,而不是问题、标题或选题。

第二,明确疑问词。在汉语中,问题有时不是提问意义上的问题(question),而是议题(issue)。对于论文,问题一定是一个疑问句,并且必须包括特定的疑问词。在古代汉语中,有“谁”“孰”“何”“胡”“曷”“奚”“安”“恶”“焉”“何如”等疑问词。 在现代汉语中,有“什么”“谁”“哪个”“如何”“怎样”“怎么办”“为什么”“什么时候”“好久”“哪里”“什么地方”等疑问词。但是,古今汉语的疑问词都不够明晰,且经常交叉。例如,“你知不知道你错在哪里?”这种说法在汉语中很常见,但这个“哪里”不是指空间意义的“哪里”(where),而是指“什么”(what)。又如,在汉语中,“为什么”这个疑问词既可以表达对原因的追问(因为什么,why),也可以表达对目的的追问(为了什么,what…for…)。再如,在《庄子·秋水》的濠梁之辩中,庄子就在利用古汉语疑问词的多义性和模糊性进行诡辩。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个“安”是如何(how)的意思。但在最后,庄子说:“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知之濠上”,是在空间(where)上回答的。所以,庄子偷换了问题,从而陷入诡辩,而庄子本人、惠施及两千多年来的学者都没有发现庄子的诡辩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06-607页。。相比之下,英语的疑问词的含义和数量都更加清楚和明确。what(什么),why(因为什么),what…for…(为了什么) 本来,“What…for…”是短语,并非一个单词,但英语中似乎没有专门的疑问词来表达目的意义的“为了什么”,所以将之作为一个疑问词。其实,它是不是疑问词,不甚要紧。可以肯定,英语疑问词比汉语疑问词明确,我们可以以之为辅助,明确自己是用什么疑问词提问的。,how(如何),where(哪里),when(什么时间),who(谁),whose(谁的),which(哪个),以上9个疑问词,再加上在具体语境中表选择的疑问词(没有固定单词),英语一共有10个疑问词。所以,在确定问题的疑问词时,建议用英语疑问词来辅助,以提高准确性。

第三,明确提问角度。任何对象都蕴含无穷信息,我们不可能对它进行完备意义的理解,而只能从特定角度进行理解,这就要求在提问时明确提问角度。假如将西瓜作为对象,空泛地说研究西瓜,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可以对西瓜展开研究的角度有很多,如产地、价格、味道、颜色、形状等。西瓜这个对象有可见的空间特征,可以再举一个没有空间特征的对象,如权力。起源、形成、制约、加强、合法性、功能、类型等,都可以是对权力进行提问和研究的角度。

由此衍生一点,选题时,不要选择没有提问角度的笼统的题目,因为笼统研究不聚焦。例如,“西瓜研究”“康德研究”“孔子研究”“权力研究”“女性研究”“‘三农’研究”“乡村振兴研究”……这些都过于笼统。在以前知识积累不丰富的时代,笼统研究能够生产出一些有效知识。但随着知识的积累,学术研究越来越深化和细化,笼统研究几乎不可能生产出有效知识了。所以,选题时,一定要赋予对象一个角度,然后提出一个问题。当然,有一种例外,如果作者是某个研究对象的拓荒者,他就可以对之进行笼统研究。

第四,根据以上三点,组成明确且规范的疑问句,提出论文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申报书(以2021年版为例)的“选题依据”开头,如果增加“课题准备研究的问题”这一环节,更佳。。例如,“权力的起源是什么”“权力的本质是什么”“权力为什么有某特征”“权力的功能是什么”“如何制约权力”等,这些就是明确且规范的疑问句。结合选题背景,还可以提出更具体的问题:“秦朝如何制约官员权力”“古代君权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古代君权为什么不可能被有效制约”,等等。

这里只是强调选题必须要有明确的问题,尚未涉及问题的价值(关于后者,参见下文选题三原则)。即便仅就问题的明确性而言,许多选题及已发表的论文(其中还不乏教授发在高级别期刊上的论文)都不符合要求,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的学术训练还不够规范和严谨。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没有明确的问题,就足以对论文质量构成一票否决(当然,实际上它能否发表,是另一回事)。

2.论文选题要有粗略的观点(idea)

提出了明确的问题后,还要有粗略的主要观点,并将其表述为规范的命题,概括为两三百字(以中文计)。如果思考较为深入,还可把观点细化,但这不是要求,因为观点是对问题的回答,而在选题阶段,答案常常存在不确定性,需要不断修改和验证,所以粗略概括即可。

3.论文选题要有大概的思路(thought)

思路的功能是用来连接问题与观点的。在选题阶段,思路只须大概形成,没有明显漏洞即可,并将其概括为几百字。

运用“问题+方法+效用”这一结构,可以更好地理解论文选题三要素。选题中的问题要素对应该结构中的问题。思路要素相当于该结构中的方法,只不过较为粗略。问题加思路一定会导致一个结果,即观点。但是,在选题阶段,尚无法检验作为方法的思路是否有效,作为答案的观点是否成立。

综上所述,问题、观点与思路三要素加起来,不到一千字就可以把一个选题表述清楚。不过,这只意味着该选题的表达逻辑是清楚的,并不意味着它是可行的。选题是否可行,还要依据选题三原则来判断。

鉴于本文可供学生参考,顺带提一个建议:开题报告的章节最好有内容提要。据我所知,多数开题报告只有章节目录,提供的信息不够充分。如果章节目录存在严重问题,那这份开题报告就很糟糕。在章节目录没有明显问题的情况下,导师虽然也能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但针对性不强。所以,建议在每章和每节下面(至少在每章下面),概括一下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每章的内容提要大约300—500字之间,每节大约200—300字之间。这个办法不但可以检验学生在开题之前的准备工作是否充分,而且老师据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会更具体和中肯。

(三)论文选题三原则:价值、能力与空白(VAG)

具备选题三要素后,下一步就是判断选题是否可行。关于选题可行性的判断,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曾有教授提出了选题“四字要诀”:“小:选题范围要窄,使之成为小的个案研究”;“新:选材要新颖,尽量选择以往研究较少的现象”;“奇:选择一个角度,个案研究也不能面面俱到,而要选择能将文本内容串起来的一个线索或视角”;“独:避免比较研究,只做单独现象研究,把比较的视野置于论述之中,而不在论题中标示出来”。但是,这个“四字要诀”既不够合理,也不易行。若基于本文提出的选题三原则,论文可能平庸,但若基于这个选题“四字要诀”,论文注定平庸。譬如,选题不应该有大小限制,因为每个人的志趣和能力不同。虽然多数人都适合做小题目,但也有人适合做大题目。

本文提出的选题三原则,有效、简明、易行。这里用问题的形式予以提出:

1.价值原则:选题有无价值(value)

价值原则是选题的第一原则,且不用考虑此前是否有相关研究。判断一个选题有无价值并不难。例如,物体在中观世界中如何运动(这就是牛顿力学的任务),如何提高电池的电容量,近几十年气候变暖的原因是什么,在前现代国家建立民主与法治制度需要什么社会条件,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什么,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崩溃的表现和原因有什么异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显然是有价值的。(本文对选题的举例均未完整表达选题三要素。)价值可以分为理论价值(或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一个选题并不必须同时具备这两种价值,但至少要有其中一种价值。不过,价值有大有小,不是说有一点价值就行,而是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算满足价值原则(后文还有讨论,参见下一小节之“1.两个独特性:选题价值的来源”)。

2.能力原则:作者有无完成该选题的能力(ability)

能力原则是选题的第二原则,此点也不用考虑此前是否有相关研究。选题时,对能力的要求不是充分的,即不要求作者已经完全能够胜任,而是大概能胜任即可,因为能力可以通过加强训练、多收集文献、多做实验、多做调查、请教他人等方式而提高,所以,如果作者大体能胜任该选题,便满足第二原则。

3.空白原则:既有研究是否还留有空白(gap)

空白原则是第三原则,此点则需要考虑此前是否有相关研究。作者要确定此前研究是否包括了自己的思考,如果没有,则满足第三原则。有以下两种情况可以视作满足第三原则(充分条件)。

第一种,如果作者提出了新的问题,那就肯定缺乏相关研究,所以自动满足第三原则。但需要注意,这并不意味着该新问题具有足够的价值。如果作者提出了一个较有价值的新问题,那就同时满足第一、第三原则。对于这种情况,如果我是评阅人,即便作者可能缺乏较好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也会让论文通过,因为提出一个较有价值的新问题,通常比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更难,也更有价值。以本人为例,我写了100多篇文章,对不少老问题提出了新方法,但只提出了一个较有价值的新问题。 邓曦泽:《劣向选择成本——论竞争原理及其解释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第二种,在方法或观点上,作者提出了一两个尚未被前人研究所包括且有价值的见解即创新点,便满足第三原则。譬如,假如作者自认为有A、B、C、D、E五个新见解,经过检索文献,他发现A、B、C都已被研究了,还剩D、E,并且D、E满足第一、第二原则,那该选题就是可行的。如果A、B、C、D、E都已被包括了,即便满足第一、第二原则,该选题也不可行。例如,研究物体在中观世界中的运动规律,这个选题满足第一、第二原则,但实际上它已被牛顿力学包括了,所以该选题没有价值。不过,如果D、E只是有人初略论及,还没有专题研究,存在较大发挥空间,该选题也是可行的。甚至,只要有一点还未被包括,且同时满足第一、第二原则,那该选题也是可行的。

要证明选题满足第三原则,在表达逻辑上,作者应有类似如下的明确表述:在某些方面,已有文献尚无相同或相近的研究(包括没有提出某个问题),或缺乏专题研究,或研究存在明显不足(参见下一小节之“文献逆推法”中的“否定阅读法”)。但是,不要把空白原则等同于创新点,因为创新点的外延更大,既包括第三原则的问题、方法与观点的独特性即研究取向独特性,也包括研究对象独特性(参见下一小节之1)。

要判断一个选题是否满足第一、第二原则,作者根据选题本身与自己的能力情况,在几分钟内便可获得答案,但选题是否满足第三原则,则只有通过检索文献才能作出判断。

综上所述,一个选题若要可行,必须同时满足选题较有价值、作者较有能力与尚有研究空白三个原则,即三个必要条件。若三个原则同时满足,便构成选题可行的充分条件。

(四)论文选题申论

1.两个独特性:选题价值的来源

选题价值极为重要,因为它是选题可行的必要条件,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还是选题可行的准充分条件。若选题价值很高,且研究空白较大,那么,即便作者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而只是有所推进,这种选题也是可行的。选题价值从何而来?它来自两个独特性。第一,研究取向独特性。“研究取向”是本文合成的一个概念,它包括问题(取向)、方法(取向)与观点(取向)。之所以使用“取向”这一词语,是因为问题、方法与观点都直接体现作为能动主体的作者的主体性特征;从主观、客观这一角度区分,三者属于主观范畴 最初,本文试图把选题价值的来源分解为问题独特性、方法独特性、观点独特性与对象独特性,但这样处理有两个缺点。首先,它不能体现问题、方法与观点三者的共性即作者的主体性特征,因而不能体现三者与作为研究客体的对象的本质区分。其次,它较为琐碎。。第二,研究对象独特性。研究对象的范围很宽泛,包括文本的思想,例如,孟子的人性论思想便是一个研究对象。研究取向独特性与研究对象独特性加起来,便构成论文的全部独特性,如果这些独特性具有一定价值,则是论文创新的全部构成。而在两种独特性中,研究取向独特性更重要,是创新的主要方面。不过,为了论述方便,这里先讨论研究对象独特性。

在选题阶段,作者就应当明确说明选择某个研究对象的理由,这是研究该对象的学术正当性前提。如果研究对象具有独特性,便可以说一项研究具有研究对象创新的优点。要建构研究对象的学术正当性,就需要将之与其他对象作一个大概的比较,并明确指出其独特性。否则,历史上的著作很多,现实生活问题更多,如果随便找个对象来研究概述一番,便可发表,那学术也未免太过简单而太无价值了。例如,如果我拟一个选题“何某某人生哲学研究”,满足第二、三原则,并宣称我是何某某人生哲学研究的权威。然后,我问别人:“你知道何某某的人生哲学吗?”他肯定一头雾水。他当然不知道,因为何某某是我外公,现在近百岁高龄。民国年间,他曾当过土匪的军师,绰号“狗头军师何某某”。关于社会与人生,何某某虽有一定见识,但其人生哲学有何独特之处?又是否值得研究?答案都是否定的。所谓何某某人生哲学,并非何某某创造了哪些人生哲学,而是他比普通民众更善于应用或表达那些中国社会常见的人生哲学。在知识生产角度,何某某没有贡献具有独特性的任何人生哲学,所以,作为研究对象的何某某人生哲学没有任何独特性,因而没有研究价值。因此,对于“何某某人生哲学研究”这一选题,虽然我既有研究能力,相关研究也是空白,且完全可以说我是绝对权威,但这个选题与这种权威毫无价值。又如,如何防止脱贫后再返贫,肯定是有价值的问题。假定脱贫对象可以分为A、B、C、D四类集合对象,每类有若干个元素对象,而A类有100个元素对象(a1,a2,…,a100)。假如某个作者的选题是:如何防止a1脱贫后再返贫?对此选题,可提出一些疑问:为什么作者要研究元素对象a1而不研究a2?a1有什么独特性?如果该元素对象没有独特性,该选题就没有价值。对于这种选题的研究对象,作者作以下两种修改之一,就可克服该缺点:或指出元素对象a1相对于A集合中其他元素对象具有什么独特性;或以A类集合为研究对象,指出它与其他集合对象具有什么差异。不过,有一种研究对象看似没有独特性,但实际上却有。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假如某个作者的选题是:如何防止A脱贫后再返贫?但他无法对A类集合对象中的所有元素对象都进行单独研究,而是采取抽样法,选择a1,a2等少数几个元素对象为样本,然后归纳出它们的共性,作为A类对象的共性,以区别于其他集合对象。这种研究对象是A类,而非a1,a2等元素样本,因而具有独特性。

在评稿中,我经常看到有的论文的研究对象没有独特性。这些论文的常见研究模式是“某某的X思想研究”,将某某思想家的X思想概述一番,整理、提炼一下。但是,这种论文是不合格的(这种论文在期刊包括高级别期刊上都大量存在)。当然,这种论文并非不可修改。如果作者能够补充说明该对象的独特性,为选择该研究对象提供合理的理由,那么修改就是成立的。不过,有极少数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即贡献是公认的,研究这些对象不需要说明其独特性,如老子、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其实,值得研究的文本是那些在当时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即提供知识增量的文本,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多数文本并无贡献,所以,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值得研究的文本少之又少。

但是,即便研究对象有独特性,值得研究,也不等于作者的研究取向具有独特性而使该研究有价值。一个选题在问题、方法或观点三者的某一方面具有独特性,是其研究取向具有独特性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只是价值大小尚不能判断;如果具备两个或三个独特性,则是其研究取向具有独特性的加强条件;如果一个选题在问题、方法与观点三个方面都没有独特性,那它就没有独特性,因而没有价值。举例来说,柏拉图提出哲学王,这个思想在当时很有独特性。但如果作者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提不出新看法,那么,“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研究”这个选题便无价值。其实,这种情况便是不满足选题第三原则,即已有研究包括了作者的问题、方法与观点。为了提高交流效率,如果作者的研究具有某些独特性,就应明确指出,不要隐晦,也不要谦虚。但在评稿经历中,我常常遇到这样的论文,作者概括了对象的许多特点,谈了许多看法,但却始终没有指出其研究与既有研究有何不同,即没有指出其创新点是什么(很可能实际上也没有创新点)。很难有评阅人会沙里淘金,去发现此类论文的创新点。

没有比较就没有差异,也就没有优劣。一项研究的独特性只有与已有研究相比较才能成立,所以,作者通常需要做文献综述以证明其研究的独特性。文献综述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比较域,以便作者(及读者)考察已有文献对某个问题或文本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这些文献有何不足,作者的研究又有何新意。虽然我不认为每篇文章都要有文献综述,有些创造性强的问题研究可以不要(这需要经过文献检索后发现没有相关研究才可以不要,参见本小节之“3.文献逆推法”),但是,绝大多数论文都需要文献综述,且文本研究必须要做文献综述。然而,在我评阅的文本研究类型的论文中,许多都没有文献综述,这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

明确了一个选题在研究取向和对象上的独特性,也就明确了选题价值,并可以进一步明确表述为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

2.学术任务是生产新且有价值的知识而非重复正确的知识

有些作者未明确指出其论文的独特性,一个原因是其论文的确没有独特性,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明白学术任务。学术任务是生产新且有价值的知识,而非重复表达正确的知识。这一任务分为先后两重。首先,学术要负责生产新知识。其次,努力使新知识具有价值。要理解这两点,需要明白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的本质完全不同。在知识生产的意义上,只有超越文明史已有最高水平的知识才是有效知识。这意味着,如果仅是重复表达或重新组装已有知识,而没有生产出有价值的新知识,那么,无论这些知识多么正确,都毫无价值。例如,无论牛顿力学多么伟大,后人第二次重复生产牛顿力学都毫无价值。至于“有价值”的具体标准,只有通过具体知识的比较才能确定,而不存在明确、统一的操作性判定方法(另文有专论,请参阅 邓曦泽:《现代赛马:知识、创新与科研考核》,《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其实,关于知识必须要有独特性才有价值,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也有所论及。“直所从言之异路”就是说,正因为六家所提供的治国平天下策略各不相同,它们才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如果n家相同,它们就应合并,只能算一家。所以,在对六家更具体的描述与评论中,司马谈特别谈到了各家的特殊性。例如,对于儒家,他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这就是在讲儒家的独特性,包括(司马谈认为的)消极独特性(“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与积极独特性(“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

明白了基于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相区别的学术任务,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要强调论文的创造性,即有价值的独特性。

3.文献逆推法:一种快捷且高效的文献分析法

如果作者要进行问题研究,并自认为提出了新见解(包括提出了新问题),他如何才能尽快知道其见解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创新,从而提高准确性,并降低文献综述的时间和精力成本?这里介绍一种非常简单且有效的方法,即文献逆推法,它通过发现既有文献没有某方面的研究来确定学术界尚无某种见解。文献逆推法是通过下游现象逆推上游原因的简便方法。

设作者自认为的新见解为x。假定人们(含学者)在知道x之前,他们对问题的解决方案为¬x(¬x可能是一系列解决方案的集合)。处于¬x状态下的人们,必然会衍生出一些表现¬y。如果人们知道了x,他们必然会产生一些与¬y不同的表现y。于是,可以得到两个逻辑表达式:

(1)¬x→¬y。此式意为:人们在旧的解决方案(¬x)下必然有某些特定的表现(¬y)。举例:假如¬x是地心说,那么必定有一些与之相伴的衍生表现¬y,如太阳围绕地球转,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静止不动,等等。

(2)x→y。此式意为:人们在新的解决方案(x)下必然有某些特定的表现(y)。举例:假如x是日心说,那么必定有一些与之相伴的衍生表现y,如地球围绕太阳转,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运动的,地球在旋转,地球由西向东旋转等。

由(1)(2)可得(3):x↔y;也可得:¬x↔¬y。此式意为: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其边界,也有其特有的伴随现象,所以,既可以从特定理论推测特定现象,也可以从特定现象推测特定理论。(其实,这也是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检验理论有效性的重要方法。)

如果作者大致了解相关研究现状,发现新近文献并没有y,而只有¬y,即仍只有旧的解决方案下的常规表现,那么根据式(3)可得:¬y→¬x。这就意味着,当前研究状况表明人们很可能尚不知作者的创见x,因而很可能没有相关文献。根据文献逆推法,作者便可比较肯定x是创见,因而没有必要在文献综述上花太多时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完全不用做文献综述,因为新见解从产生到广为人知存在时间差。在信息化时代,这个时间差大约可以设定为1—2年。同时,还需适当考虑当代学术规范对文献综述的重视(尽管这种规范对于重大创新来说并不合理,因为越是创新性研究,相关研究就越少,所以对文献的依赖就越小),所以,作者最好综述最近几年的文献。尽管作者还是要做文献综述,但上述判断会让作者对文献综述更有信心,因为他几乎可以确定他的见解是创见,所以,他只需回溯最近几年的文献。如何回溯?从最近往前回溯两三年的文献,如果作者都没有发现与其见解相近的内容,便可大致断定该见解是创见。为稳妥起见,作者还可以往前回溯几年,对更早的文献做大致的综述,并选择几篇代表性的文献略作陈述和评论。如果仍未发现与他的见解相近的研究,作者就可以勇敢而理智地说:“截至目前,尚未发现与我的见解相近的研究。”然后,他就可以自由展开他的创新性研究了。不过,只要有读者提供了已有相关研究的一条证据(这个举证责任应由读者承担),作者所宣称的创新性就不能成立。

文献逆推法虽然简便有效,但并非普适性方法,它有两个适用范围:第一,文献逆推法只适合问题研究,而不适合文本研究。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明显不同 邓曦泽:《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基于知识生产视角的学术方法论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例如,“如何建构普遍正义规则”“为什么后发国家的民主法治不稳定”,这是问题研究;“康德的普遍正义思想研究”“某学者后发国家民主法治思想研究”,这是文本研究。文本研究是重构别人做了什么,大概做得怎么样,而无须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即便文本研究内部也有问题研究,但其问题研究限定在文本内,因而其解决问题的特征是很弱的,所以,文献逆推法不适合文本研究。第二,文献逆推法只适用于对问题有创见的研究。第二点是对第一点的限定。两点结合起来便是:文献逆推法只适用于问题研究中对问题有创见的研究。就我对文献逆推法的多次使用来看,此法全部有效。

关于文献阅读,以对自己的研究是否有帮助为标准,还可分为两种读法:肯定阅读法与否定阅读法。“肯定阅读法”是指出已有文献说了什么内容,对自己的研究有什么帮助;“否定阅读法”是指出已有文献没说什么,因而可能存在哪些不足,而这正是作者研究创新性的参照系或出发点。其实,文献逆推法是否定阅读法的一种特殊情形。否定阅读法要求读者(作者也是读者)相对宽泛地指出已有文献存在哪些不足,并且读者可以在阅读中发现问题或形成创见,而不要求读者在阅读文献之前就已有明确的问题或创见,但文献逆推法却要求读者在阅读文献之前就已有(自认为的)明确的问题和创见,再以该创见为参照系,明确、针对地指出已有文献存在的特定不足。

对于通常的研究,在阅读文献时,最好兼有肯定阅读法与否定阅读法,但二者的必要性与价值并不相同。肯定阅读法并非必要,其价值也不如否定阅读法。而否定阅读法则是必需的,因为只有通过否定阅读法,才能知道前人研究有哪些不足,也才能明确自己的研究是否存在创新点,从而判断自己的研究是否满足选题第三原则(空白原则)。而对于文献逆推法,则只需要否定阅读法。同样,在文本研究中,作者必须指出已有文献在哪些方面还研究得不好或不充分,并在此基础上前进,其研究才有价值。所以,无论是文本研究还是问题研究,否定阅读法都是必需的。但是,在我的评稿经历中,许多文本研究缺乏否定阅读这一环,即没有指出既有研究的不足,因而既不规范,也不严谨(正面的例子可以参见我的一篇论文 邓曦泽:《天命、君权与民心的纠缠——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观念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另外,无论是肯定阅读法还是否定阅读法,都至少需要满足选题三要素之问题与观点。如果没有问题,作者就没有工作方向,也就无法判断已有文献对其研究的正面或负面价值。但只有问题,也不够,还需要观点。因为,第一,没有自己的观点就不能建立评价文献的坐标(或参照系),而有自己的观点则能建立。第二,无坐标就不能进行否定阅读,指出文献有什么不足。这意味着一个合格的文献综述,至少要有两个回合。第一回合:在论文成型前,有一个大概的综述。第二回合:在论文成型即坐标明晰后,再次审视文献,更能明确既有研究的进展与不足,并呈现自己研究的独特性,进而呈现研究价值。同时,根据论文的正文结构重新组织文献综述。

4.文本研究的三种类型

文本研究的基本模式是“某某文本的某某思想或事件研究”。文本研究包括史学类研究。有人把关于某种理论的文本研究(如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称为理论研究,这并不正确,因为对任何已有理论的研究都是文本研究,而理论研究则是问题研究的一种,是要建构新的理论。以思想类研究为代表,依据研究的复杂程度,文本研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事件类研究大体同理)。第一,对单个文本的某种思想研究。这是对一个思想点的研究,也是最简单的文本研究类型。第二,对某种思想在若干人物或派别中的思想史研究。这是对一条思想线段的研究,也是较为复杂的文本研究类型。例如,人性论在先秦的变迁,社会契约论的发展。当评稿遇到这种文章时,只要该文能够把该思想线段梳理得比较清楚,我通常都会予以通过。第三,对某些思想的关系研究。这是最复杂的文本研究类型,我极少遇到此类研究。在思想关系研究中,关系对象越多,难度越大。我的《天命、君权与民心的纠缠》便是思想关系研究,该文明确表明,“本文的对象既不是天命,也不是君权和民心或民本,而是三者的关系。所以,关于三者本身的讨论,本文从略” 邓曦泽:《天命、君权与民心的纠缠——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观念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虽然此文的思想性不强,但规范性较强,且属于文本研究的复杂形式,所以我在课堂上将此文作为学生练习论文写作的参考样本。

小结:好的方法不但可以降低解决问题的成本,还可以提高解决问题的收益,甚至可以增加创新的可能性。

四、其他方面

(一)以提问的方式来推进论文进程

我评阅过的不少论文(以及看到的一些发表在高级别期刊上的论文)都非常缺乏甚至完全没有问题意识。明确的问题不但是一篇合格论文的必要条件,而且以提问的方式来推进论文进程,也有助于增强论文的问题意识与逻辑性(我比较推崇这种方式)。海德格尔说:“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页。尽管这是常识,但明确表述这个常识对行为有提示和规范作用。有时,在两个论述要点之间,可以用疑问句作为过渡。由于任何疑问词都只追问有限的信息,因而它都有约束功能,并能表达一种有限的寻求,这对引导、规范和明确作者的思考逻辑与表达逻辑都很有帮助,同时对读者也有很好的提示作用,从而提高交流效率。

(二)重要的是论证而不是观点

在讨论选题三要素时,本**调一个规范的选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观点必须是特定立场或所谓正确的观点。许多读者(包括不少评阅人和教授)都很重视观点的正确性,但这是将作者的观点置于读者的价值坐标中来判断。可以用R(a,b)这个表达式来辅助理解。R(a,b)的含义是:如果存在a,并且存在b,那么a与b具有R关系。重视观点的人,会把关注重心集中在“‘a是什么’是否正确”这样的问题上,但由于不同读者的立场可能不同,所以,不同读者对同一篇文章的评价可能完全不同。例如,批评儒家的文章若被儒家支持者评阅,几乎会被否决;若被儒家反对者评阅,则大概率会被通过。但是,这两种情况我都不欣赏,因为二者均属于立场式审判,也就是外在审判。而我的关注重心在论证上,也就是主要关注作者用他的论据能否有效证明他的论点(论证大体成立,有瑕疵也是可以接受的)。换言之,我的关注重心是R能否成立,而非a或b究竟是什么。例如,即便是文本研究,我的《天命、君权与民心的纠缠》关注的也是关系。我的大多数论文都属于问题研究,且多数研究重心都是关系。在课堂上,我曾多次讲过此理,并举例说,在当今世界,专制与人治被认为是负面的政治价值。假如有人能有效论证专制与人治优于民主与法治,那他无疑具有很高超的学术水平。再如,芝诺关于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追及悖论,其结论明显违背常识,即观点不正确,但几千年来无人能够反驳,这不但不能表明芝诺犯了错,反而表明他非常高明。基于这种观念,无论写作还是评稿,我重视论证都优先于重视观点。有一次我给一个很不错的期刊评稿,遇到一篇我颇为熟悉的专业领域的论文。在评阅意见中,我明确表明不赞同该文的观点,而且该文的论证也存在一些问题,但由于该文的论证比我评过的大多数论文都更严谨,文献功夫也不错,所以我予以通过。最终,该文得以发表。相反,尽管我赞同某些论文的观点,但由于其论证很不严谨,所以我将它们淘汰了。中国的学者过于重视观点正确性而不够重视论证严格性,不但影响中国学术生产的质量,且因学者处于知识生产与教育传播的顶端,从而间接影响民众与民族的思维与智力的提升。当然,论证严格性的标准是不断提高的,1000年前、100年前,当代和未来,都不相同。

(三)严格、准确、清楚、简洁:论文表达的基本要求

论文若有优质表达(即呈现出来的语言),便能让读者更准确、快捷地理解其意,从而提高交流效率。优质表达的标准是什么?严格、准确、清楚、简洁,且四者的重要性依次递减。严格,是指论据能够有效服务论点,这是思考与思考之间的关系。严格本不是表达逻辑,而是思考逻辑,但思考逻辑呈现为语言后,便是表达,所以这里将之作为表达要求,以规范论文写作。准确,是指作者能够把自己所理解的事情逻辑真实完整地表达出来,这是表达与表达对象的关系。清楚,是指表达不含糊,读者易于理解,这是表达与读者的关系。准确的表达未必清楚,因为表达者虽然可能准确理解和表达了特定内容(事情逻辑或思考逻辑),但其表达却可能不清楚,因而不容易让读者理解,此即词不达意;清楚的表达未必准确,因为清楚不等于真实,撒谎也可以很清楚,但不真实,也就不准确。对于一篇论文,清楚与否是很重要的一个直观标准,它直接且严重影响读者的感受。培根表达过一个观念——混乱比谬误更糟糕Francis Bacon,The New Organ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30.原文是“And yet because truth emerges more quickly from error than from confusion”。这里只采用了“because”之后的内容。许宝骙的译文是“真理从错误中会比从混乱中出现得较快”(参见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 150页)。但将“quickly”意译为“容易”,似乎更妥帖。更早的学者纪树立的译文是“真理易于从谬误中产生,难于从混乱中产生”(参见纪树立:《科学史:真理和谬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6期),他也将“quickly”译为“容易”。。为什么?因为虽然知识总是面对不确定性,但它总是试图减少不确定性,增加确定性。比较而言,谬误虽然是错的,但它是一种确定性(否定的确定性),至少可以作为一个明晰的批评靶子,而混乱则根本无法提供确定性,以至于对它展开批评都很难下手。所以,混乱比谬误更糟糕。这意味着,表达不清楚的论文很难被读者(包括评阅人)欣赏。简洁,是指表达不冗余,这是表达与表达的关系。如果还能删减部分表达且不影响理解,就应尽量删减。如果一种表达被删减后会影响理解,那它便是最简洁的。简洁只有在不影响前三个标准的情况下才有意义。由于语言自身的有限性,有些研究,如分析哲学,经常会改变说法来实现表达的清楚、准确和严格,因而显得较为啰嗦,但这在所难免。

(四)学术内卷、学术标准与职业标准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当代学术都已严重内卷(involution,或译内卷化)。内卷的基本含义是劳动收益边际递减。有两个原因引发学术内卷:第一,学术从业人员越来越多;第二,“二战”以后,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没有基础理论方面的突破。虽然学术内卷也受政治、科研管理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但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两点。按照库恩的说法,如果科学出现一次革命性创新,在新范式的驱动下,学者会对既有知识进行重构,并重新解释和预测世界,从而产生阶段性繁荣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9页。。但是,“二战”后再没有出现过大的范式革命,导致学者只能在既有框架下修修补补,犹如中国传统农业由于耕地不足而只能追求精耕细作,此即内卷。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因而全世界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从而非常显著地加速了学术内卷。

学术内卷表现为:一方面,研究选题的价值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学者却越来越忙碌,使用的研究技术手段越来越精细,即折算后投入的劳动量越来越多,从而沦为“精致的平庸”。我的一个同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博士)曾说,著名科学期刊Science,Nature发表的很多文章都没有价值,这并非因为实验不可重复,而是因为价值太小。相对而言,古代学术内卷远没有当代严重。虽然古代学术进步很慢,但学者主要来自贵族,数量很少,也不以学术为谋生手段,所以,学者之间的竞争很弱,无须为了学术产出而被迫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跟现代学术的忙碌生态相比,古代学术生态要从容得多,古代学者也要悠闲得多 邓曦泽:《现代学术的异化及其匡正》,《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此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学术是闲暇的事业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1b,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页。,朱熹所言“半日读书,半日静坐”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06页。。但在当代,悠闲学术根本不可想象。如果谁半日读书,半日休闲,那他连参与学术竞争的基本能力都无法具备。

其实,从古到今,无论是历史人物(或文本思想),还是现实问题,真正值得研究的并不多。许多流传下来的古籍并无独创性,因而不值得研究。所以,学术自身的发展要求一些从业人员退出学术界,从而减缓学术内卷。但在当代,学术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产业,它对社会治理、国力提升与国际竞争都非常重要,以至许多国家都不得不加大包括人员在内的学术投入,从而加剧了学术内卷。学术当然重要,但关键是要抓住重要领域与问题,作针对性投入,而不是让人扎堆搞学术。不过,不论在哪个国家,要做到这一点都很难。

考虑到学术的职业特征及其内卷,我在评稿时,从来都是坚持职业标准,而非学术标准。所谓学术标准,就是认为只有在某个方面超越人类文明史的知识才是有效知识。若以此标准衡量,有些国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没有真正的学术进步。当代技术看似飞速进步,学术产量也很大,但绝大多数不但没有文明史价值,甚至是具有负价值的“负知识” 邓曦泽:《现代赛马:知识、创新与科研考核》,《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这意味着,如果坚持以学术标准来评稿,几乎没有论文值得发表,期刊几乎全部倒闭,失业人数也会大增。所以,我坚持以职业标准——达到学术界常规水平即为合格——来评稿。能够达到“精致的平庸”的论文,我几乎都会予以通过。但遗憾的是,不少论文连“精致的平庸”都达不到,只能算“不精致的平庸”。

尽管学术已经严重内卷,但这不能否定相对创新度存在明显差异。如何让优秀的研究成果脱颖而出,被学界知晓和认可?这是一个难题。根据知识生产自身的规律(也可以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在常规水平的基础上小有创新,是最容易被发表和认可的,但创新度超过了一定程度(有人说30%),就很难在短期内被学术界接受。例如,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了半个多世纪,仍未被欧洲大陆认可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136页。

各色学术成果鱼龙混杂,如何鉴别?对于常规学术成果,可用量化考核来鉴别。但关键难题是:如何让创新度高的学术成果获得相应认可?——人类尚未找到完全有效的方法。我主张建立学术擂台制度,以发现创新人才。这是以个案的方式来鉴别潜在的重大创新的一种方法。如果某位学者认为自己有重大创新,包括推翻权威理论、提出重要新问题、发明重要新方法、提出重要新观点等,那他就可以申请打擂或摆擂,要求组织专门的公开辩论会,对自己的成果进行鉴定。如果成果被确认,则他应得到相应奖励 邓曦泽:《现代赛马:知识、创新与科研考核》,《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学术擂台虽然也不能完全保证对重大创新作出可靠鉴别——没有任何可靠手段能够鉴别重大创新,但它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可靠方式。同时,对于一项学术成果,虽然学术擂台的交易费用高于常规鉴别方式(如以刊物级别来衡量论文质量),但对重大创新的鉴别只能以个案的方式进行,而不能批量进行。最重要的是,这种方式更有利于创造力旺盛的年轻学者脱颖而出。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2)02-0027-14

作者简介:邓曦泽,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技术权力’主体化的政治学研究”(21BZZ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