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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者办刊” ——围绕“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开

摘 要: “学者办刊”与“学刊引领学术潮流”只是夸夸其谈,还是势在必行?中国学术期刊界过去40余年来的“编辑职业化”历程,倾向于割裂学刊编辑的学者与编校者身份,却又无法有效概括学刊编辑的工作实质,在打破“编研一体”原有格局的同时,造成了学刊编辑学术素养降低、办刊责任被迫向学者(客串编辑)转让的尴尬局面。学刊界有识之士因而呼吁“编辑学者化”“学而优方编”“学术期刊及其编辑重新回归学术界”。近来,“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和“提升学术引领能力”的鼓励与要求,更是一跃成为主流学刊界的高阶追求。如何名副其实地实践这一追求?“学者办刊”是基本前提。将学刊的平台优势转化为办刊主体进行学术动态调研、洞察学术大势、进行选题策划、组织学术活动、推介优秀研究成果的能力和条件,是关键所在。为此,有抱负的学术期刊宜:(1)为“学者办刊”“引领学术潮流”扫除思想观念障碍;(2)通过“编校分离”让学刊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有余裕习练学术、深入学界;(3)设置学刊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主持“实用编委”工作室的机制,通过成规模、有组织的团队式调研不断积聚“引领学术潮流”“引领创新”的资质和点子;(4)举宏观学术理念大旗与推动具体新知探索相统一。学术期刊人应在这四个方面咬定青山久久为功。

关键词: 编辑职业化;学者办刊;学术动态调研;编校分离;实用编委;宏观学术理念

中外学界均不乏学术期刊引领学术潮流的实例,“编研一体”对学术期刊办刊主体来说也是一种传统惯例 “学术期刊从17世纪中叶在欧洲诞生时,采用的就是‘编研一体’模式,中国也不例外。民国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大学与刊物的结合,大学教授创办的《新青年》《学衡》《国学季刊》《燕京学报》《清华学报》《禹贡》《食货》等,给新时代带来了新思想、新气象。斗转星移,风云变幻,‘编研一体’的传统并没有因此而中断。教育部‘名刊工程’中的许多学报主编,是由如王学典、吴承学、汪涌豪等知名学者在担任,教书育人、钻研学问、编辑刊物,目标迥异,但却成绩斐然。”(张耀铭:《序二》,朱剑:《雾里看花:谁的期刊 谁的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Ⅶ页)。然而,最近40多年来的“编辑职业化”历程,却为“编研一体”的传统与“学刊引领学术潮流”的追求,蒙上了深重的阴影。与此同时,在“编辑职业化”语境下,人们始终无法成功概括学术编辑的工作实质,无法进行有效的学术编辑身份建构。并且,由于割裂了学术编辑的学者身份与编校者身份,“编辑职业化”运动造成了“学刊编辑学术素质偏低”的致命软肋。为从总体上提升学术期刊的质量,重振编辑与学刊的角色感、使命感,“编辑学者化”“学而优方编”“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回归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能否引领学术潮流”等呼吁与探讨,成为21世纪中国学刊界的热门话题 朱剑:《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2017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 新华社:《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5/10/content_5605620.htm。。2021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学术期刊“提升学术引领能力”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中宣发〔2021〕17号),http://www.nppa.gov.cn/nppa/contents/279/76206.shtml。。这是对学刊能否、应否引领学术潮流问题,给出的鲜明、权威、坚定的回答。欲名副其实地加以落实,“学者办刊”是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学刊及其团队还需配套一定的理念与机制,将平台优势转化为引领学术的实际能力。结合相关阅读,并结合笔者自己非常有限的学刊编辑从业经历,本文拟从清除思想观念障碍、设置合理名分、优化工作机制、如何验证成效四个方面,对“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的必要性、可行性、途径与效验加以论述。诚盼方家有教于我,大家一起推进对编辑、学者、学刊、学界、学术之间关系的探讨。

一、为“学者办刊”“引领学术潮流”破除思想观念障碍

“学者办刊”与“引领学术潮流”是《文史哲》杂志官方网页《杂志简介》中的两个关键词 《杂志简介》,https://www.lhp.sdu.edu.cn/zzjj/zzjj.htm。。但这两个理念,在当今中国学刊界充满了争议。1970年代末以来,日趋刚性的学术期刊编辑职业化在中国持续推行,“历史上那种‘编研一体’、编辑与学者身份可自由切换的情况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职业编辑人” 朱剑:《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2017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相应地,“学术刊物引领学术潮流”的提法与追求遭到大面积怀疑与否定 可参考吴承学:《编辑莫妄谈“引领学术”》,《光明日报》2009年6月22日;原祖杰:《学术期刊何以引领学术》,《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文史哲》杂志的上述坚持日益沦为少数派乃至特例。在“编辑职业化”语境下,人们首先会说,职业编辑既然并非特定领域的学术专家,那么,以这种职业编辑为办刊主体的学术刊物,显然就不可能主动发挥引领学术潮流的作用。其次,即便学刊编辑部中存在一部分学者编辑,甚至编辑团队均具有博士学位,骨干成员更是相应领域的专家,但鉴于当代学术分工日益细化,学刊编辑顶多也只能是“无法通晓整个一级学科,更不要说其他一级学科”的有限专家 俞吾金:《文科学术期刊建设之我见》,《文汇报》2004年12月12日。,为数不多的这种有限专家组成的学刊编辑部因而亦无法在广泛意义上引领学术潮流。

前一个怀疑,完全是基于“编辑职业化”概念的推论。然而,这一概念并不切合学刊实际。毫无疑问,一本学术刊物,如果落到一群无专业学术素养的人手里经管,不用说引领学术潮流,就连维持起码的学术水准也难。就此而言,“学报乃学术刊物,学报编辑学者化理所当然,势在必行”,“编辑队伍学者化是一条必由之路” 都媛:《学报编辑学者化之我见》,《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杨焕章:《努力开创学报工作的新局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后一个怀疑有其道理,但未免夸大其词。一个时代的学术潮流,并不是非得先去事无巨细、精准无误地掌握了各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之后,才能看得见。毋宁说,“潮流”是一种“扣人心弦的趋向”,行家里手对学术潮流或学术趋势,往往具有“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吕氏春秋·察今》)的机敏嗅觉。而且,那些确实引领了学术潮流的学术成果与学术事件,往往带有“失之一偏的深刻性”,在剑走偏锋的同时有形无形地透露着指点江山的抱负与气概。就此而言,学刊编辑不必非得成为学术全才(这对谁都不现实),才能预见并介入学术大势。

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领域、各学科之间内在相通,宏观潮流之所以成为潮流,是因为诸多专业领域体现出了共通趋势。思想学术功力越深的专家,往往越能感受到这种共通趋势,并以自己的方式与之相协。就此而言,狭窄的专业性与感受宏观学术大势之间,原则上并无矛盾。只不过,现行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并不鼓励太多学者去关注、阐发潮流或大势,而是要求大家“踏踏实实”地做狭窄领域的专门研究。初出茅庐的年轻学人,更是缺乏机会公开阐发自己对学术大势的观察,难以将相关洞见兑现为各种文章。久而久之,专家原本必然附带的“观察学术潮流,前瞻学术大势”的素质便万马齐喑了,仿佛专家真因学术视野狭隘而压根不具备感知宏观“潮流/大势”之能力似的。世情越是如此,学术期刊编辑部就越应该去努力“看清方向,把握学术发展的脉动、甚至把握社会和国际学术的走势” 王学典:《学术期刊如何引领学术潮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以补救大部分学者忙于“见树木”无暇“见森林”的窘境。

学刊编辑(学术编辑)总是不得不越出自己最为擅长的专业领域,而在更大范围乃至整个学界搜罗、甄选优质稿件。而且,但凡有上进心,办刊人无不希望发表在自家学刊上的论文获得关注,希望自家刊物成为最新学术争鸣乃至学术潮流的策源地。为此,每一位学刊编辑(学术编辑)都应该不断历练“观察学术潮流,前瞻学术大势”的能力。而当学刊编辑(学术编辑)这样做的时候,这实质上已经是在尝试引领学术潮流了。

一些学刊的主编、编辑虽然本身就是优秀的学者,且通过办刊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发挥了引领学术潮流的作用,但碍于1970年代末以来的“编辑职业化”潮流,他们现在往往都低调地“只做不说”,甚至所说与所做相违 例如,《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前主编吴承学教授虽明言“(编辑)不要妄谈‘引领学术’”,但实际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这位学者主编掌舵期间,凭借过人的专业识见,至少着实引领了“文体学”研究的学术潮流,甚至“把冷门做成热门”。(“把冷门做成热门”语,参见江艺平序:《书生本色》,吴承学:《冰壶秋月》,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这种“别扭”状态,既束缚了学刊功能的长足发挥,也使学刊界新进力量误以为学刊编辑就应该“理性、客观、中立”地像无主见的收发员一样,甘愿充当投稿人和外审专家之间的默默无闻的中转站,尽可能被动地按照外审专家的意见排发、编校有幸入选的稿件。不得不说,以这种方式看待专家匿名外审制度,严重损害了学刊专职编辑的办刊主体性。

专家匿名外审制度本身亦有其弊端 “我听到不少编辑自己也抱怨学术论文的‘低水平重复’,而那些品质较差的论文得以发表,恰是经过‘外审’的。”(罗志田:《专家审稿制下坚持学术刊物的主体性》,《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除此之外,诸如下述问题也决定了专家匿名外审意见只能为办刊主体所用 “刊物必须注重自己的主体性,让专家审稿为我所用,而不是被程序绑架,使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好文稿被僵化的‘规则’所杀,却接纳一些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无多推进的文稿。”(罗志田:《专家审稿制下坚持学术刊物的主体性》,《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而不能反客为主。这些问题(都是反问)包括:

其一,一本学刊可能将一切来稿,均委托外审专家(2—3位/篇)裁断(有足够的财力和外审专家储备)吗?

其二,是否将一篇来稿交付专家外审,以及将其交给怎样的专家外审,难道不是要由相关编辑给出建议或作出决定吗?

其三,一本学刊只需被动接受自然来稿,不需主动出击,有针对性地约稿(以便在内容上形成并维系自己的办刊传统与特色)吗?

其四,外审专家的意见,真的总是足以一锤定音吗?特别地,一篇稿件若请两位专家外审,在发表与否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结论如果恰好相反,或在三位外审专家意见有分歧的情况下,办刊人不需要自行分析、自行裁断,而只需简单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吗?

其五,哪些匿名外审意见可取,作者必须遵照修改?哪些是过分苛责乃至误判,作者可以不必理会?作者是否进行了合理的修改?这些具体的学术编辑问题,有可能继续交给外审专家处理吗?

显然,决定要不要将一篇稿件送外审的初审,决定主动出击向谁就什么选题约稿,决定将稿件送交怎样的专家去外审,基层责编以及终审环节对外审意见的再裁断,以及如何向作者传达稿件修改意见,对作者的修改进行再审查等办刊动作,无不受办刊主体的学术识见影响。进言之,全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都深受立场、视角影响,其客观性是在立场、视角、论述博弈中达成并革新的。外审专家各有其特定立场与视角,其审稿意见固然是进行终审与提出修改要求的重要参考,是学术博弈的重要一环,但严格来讲并无一锤定音的绝对权威 “尤其今日学术观念多元,学术标准也多歧。即使在不宽的同一专业范围里,不同的人对具体问题的认知也可能大相径庭。一两位‘专家’对具体论文意见的相近,可以决定一篇论文的命运,却不一定准确反映出‘学界’的看法,也不必就是‘正确’的意见。”“其实专家也可能犯错误,所以我们不必过分迷信匿名专家的审稿意见。”(罗志田:《专家审稿制下坚持学术刊物的主体性》,《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简单地唯外审专家意见马首是瞻,对健康的思想学术博弈是一种伤害。相应地,一个片面地受“编辑职业化”口号蛊惑,不去持之以恒地自觉历练其“观察学术潮流,前瞻学术大势”能力的办刊人与编辑部,其职司初审、约稿、送外审、终审、汇总并反馈稿件修改意见等办刊环节的资质,实际上是大成疑问的!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类似地,一味退缩而回避学术引领功能的学刊及其编辑,最终恐怕连合格的办刊资质都要丧失。这种逃避责任而势必导致办刊主体性与资质萎缩的思想观念,必须得到有力矫正。2021年5月9日,在《文史哲》创刊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勉励“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 参见新华社:《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http://www.gov.cn/xinwen/2021-05/10/content_5605620.htm。,将“引领创新”标定为办刊人所应坚守的“初心”。这一论述最直接的意义就是,为学术期刊光明正大地引领学术潮流,扫除了思想观念障碍。与此相应,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于2021年5月18日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将“提升学术引领能力”以及“编辑策划把关能力”,作为“出版能力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中宣发〔2021〕17号),http://www.nppa.gov.cn/nppa/contents/279/76206.shtml。。可以说,学术期刊引领学术潮流的思想观念障碍,已经在指导思想层面得以破除。伴随着这种思想解放,长远来看,“学者办刊”的呼声与实践会趋于复兴。学刊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如何更有效地“观察学术潮流,前瞻学术大势”的问题,也将全方位地浮上学刊界台面。

二、编校分离:让学者编辑有余裕“引领创新”

“引领创新”与“引领学术潮流”内在相通,是极高的办刊要求。学术研究的根本特征在于创新,人文学术研究提倡“无新意,不作文”。“无创新的潮流”往往被贬称为“流俗之见”,是学术发展的超越对象——“引领”正是为了实现这种“超越”。为此,办刊人应努力网罗两种论文:大大“超前”于学界大流识见的论文、仅领先学界大流识见“半步”的论文。为充分地进行这种网罗,学刊编辑显然不能一味被动地收发稿件、一心埋头于文字核校,而是要顺着自己的有限学术积累,通过有针对性的学术动态调研,不断拓展、刷新自己的学术识见。只有如此,学刊编辑(学术编辑)才能不断发现“大大超前”或“领先半步”的优秀论文,能够区分创新之作与俗见,有能力判断某一视角、问题、思路、观念有无可能梅开二度乃至三度。

进行学术动态调研,需要一定的起步条件。那就是,调研者至少在自己所属的研究领域(如博士论文所属的研究领域)已经开窍,能够品尝出学术史上的经典观点、当今大流观点、核心疑难、新视角与新进路等的不同滋味,并对它们进行前景瞻望。这种起步条件不是别的,正是通常所说的“学术良知”或“学术机敏”的内核所在。体制内的学刊编辑部应当在招聘环节即守住这个“条件”门槛。否则,新人入职后,编辑部将不得不想办法对其进行“学术再启蒙”。

真刀真枪的学术动态调研,是非“内行”学者不能从事的工作,也是“非编辑学者”不愿投时间、精力专门去做的事情。“非编辑学者”当然也需要做学术动态调研,有时甚至会动笔将调研成果写成综述或述评文章,但其调研与撰述仅限于个人学术研究兴趣所及的范围,直接服务于个人研究领域的推扩。“编辑学者”或“学者编辑”则需要在个人研究之外,为了办刊(包括审稿、约稿、栏目设置、举办论坛等)不断进行学术动态调研。可以说,学刊每发表一篇不流于陈词滥调的中等水平偏上的论文,除了首先要归功于作者良好的学术素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感谢办刊人(包括学刊所求助的外审专家)凭其学术识见将承载流俗陈见的大量文章拒在了门外。这个时代,学术在不断进步、信息在加速膨胀,学者编辑通过学术动态调研发展其学术识见的努力亦永无止境。由于时间匆匆、工作满满,绝大多数调研心得根本无暇发展成有章有法的综述或述评文章,只有极少一部分与本刊宏观动作密切相关的调研成果,会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见诸“学者编辑”的笔端。即便这样,时间也永远不够用的——学术动态调研永远是个无底洞,只要愿意去开卷,就总有许多陌生领域、议题等在那里。这是一种难以进行量化考核的巨大的时间精力成本投入。

而反过来,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学刊编辑尝到了不去持之以恒地自觉历练自己的学术识见(良知、机敏),而是主要仰仗三审与外审程序,再加上相对机械的收发稿件与文字核校工作,在一段时间内也能“把刊物办得像那么回事”的话,那么,除非有一种可识别的“学者编辑”职位和身份不断给予提醒、激励,否则,这种放弃学术识见历练、开拓、积累、刷新,偏安于程序性收发与思想学术含量不高的技术性校对的做法和风气就会进一步蔓延、传染,致使学刊专职编辑的学术识见与学术品鉴力整体衰退 在学术识见与学术品鉴力方面,“很多编辑原来心里其实有杆秤,只是在程序性的规则面前,将这杆秤暂时束之高阁。不过,放置的时间久了,那杆秤可能离编辑越来越远,终因生疏而淡出编辑之心。”(罗志田:《专家审稿制下坚持学术刊物的主体性》,《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甚而令整本刊物在“程序正义”的名义下沦丧学术内容上的尊严。——那种具有提醒、激励作用的“可识别的‘学者编辑’职位和身份”,简单来说,就是“编校分离”原则下的“学术编辑”和“学者编辑”职位与身份。

在发稿字数巨大的出版社 在出版社,“大部分编辑的年发稿字数为300万到600万,某些出版单位一个编辑的年出版字数已达到千万级”。引自文鹏:《探析三种编校模式》,《传媒论坛》第3卷第14期(2020年6月)。,通过明确的分工协作,“编校分离”能做到“让专门的人,做专门的事”,大大提高了出版社处理文字的效率。实际上,当今出版社在分工体系上早已突破了“编校二分”的格局,“编辑业务又不断剥离出校对、设计、发行等业务,编辑人员也不断细分成策划编辑、文字编辑、营销编辑等” 文鹏:《探析三种编校模式》,《传媒论坛》第3卷第14期(2020年6月)。。但在学术期刊编辑部,若单纯用发稿字数来衡量,则摊在每位职员头上的编校业务量,远不及出版社的单人工作量。就此而言,通过“编校分离”来提高学刊编辑部工作效率的必要性和空间,似乎不大。然而,仅用发稿字数来衡量学刊学术编辑的工作量,严重失之偏颇。学术期刊编辑部,对接的是最前沿的学术探索与学术创新成果的发表业务。在通过个人学术研究、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动态调研,不断历练、拓展、积累、刷新个人学术识见的基础上,进行栏目设置、物色优良选题、举办学术论坛、审稿、约稿、斟酌外审专家意见、汇总并向作者反馈论文修改意见、发稿、编辑、校对,是学刊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的总体工作格局。其中,只有后三环(发稿、编辑、校对),能作为“果”直接体现为发稿字数,庞大而常规的前期工作才是所以然之“因”,且往往结不出发表之“果”。“编研一体”的模式与传统 “学术期刊从17世纪中叶在欧洲诞生时,采用的就是‘编研一体’模式,中国也不例外。”(张耀铭:《序二》,朱剑:《雾里看花:谁的期刊谁的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Ⅶ页。),也正是从这种因果关系而来。如何最大限度地为从事那些重要的“前因”,腾挪时间和精力呢?答案就是“编校分离”。

“从阅读的角度看,校对的阅读方式和感知习惯与编辑的不同”,“从工作与思维上看,校对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与编辑不同”,这些区别是客观存在的 周远成:《编校“合一·分离·合一”:现代校对管理规律的基本模式》,《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准此,宜从学刊学术编辑工作中分离出去的,只是“校对”(又被称为“技术编辑”)业务,而不包含“编辑”(又被称为“学术编辑” “所谓‘编研一体’指的是学术编辑,而技术编辑则无需坚持在学术前沿,甚至无需专属于某一学术共同体,而是专攻编辑技术,逐步走向了职业化。显然,这样的职业化的技术编辑是无法取代‘编研一体’的学术编辑的,而且,这样分工的前提是学术期刊出版的体系化和规模化。”(朱剑:《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2017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业务。选题、审稿、内容加工(提升和完善)等,乃学刊学术编辑义不容辞的分内工作。就此而言,“编校分离”既是为“学术编辑(学者编辑)”减负的总原则,也是减负的限度所在。

“编校分离”,按其字面,适用于一切“编辑”。它一般性地暗含着这样一种期许和要求,那就是:所有编辑都应该成为“学者编辑”。鉴于在提升和完善稿件内容方面,学刊编辑目前已经分配了可观的时间精力专门用来从事这些常规工作,学刊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应将通过“编校分离”节省下来的绝大多数时间精力,用到个人专业学术素质的培养和为办刊而进行的学术动态调研上去,以此不断历练、扩展、积累、刷新其办刊识见。如此做编辑,其所服务的学刊才能不断弄潮,从而“引领创新”。

特别地,“学者编辑”绝不能放弃自己的专业学术研究。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学者编辑”应坚持撰写、发表高水平(至少不应低于自己所在学刊发表学术论文的平均水平)学术研究论文。考虑到编辑与校对工作耗费了“学者编辑”的巨量科研时间,较务实的主管单位会考虑在“学者编辑”的学者职称评定与学者业绩考核方面将学术研究指标打打折扣。尽管这是必要的,但也绝对不应走向极端,过分降低甚至完全取消对“学者编辑”的学术研究成果要求。一旦过分降低或干脆取消了高水平学术论文的撰写发表要求,很大一部分“学者编辑”就难免会日渐沦丧躬耕学术领地的切身经验,而倾向于“大言炎炎”地行使审稿权与编发权,甚至还会在一些投稿者的逢迎之下变得“油腻”:误将对学术动态的粗糙观感当作凌驾于具体研究之上的真知灼见,误将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品评议论当作学术研究本身,误将自己对学术趋势的主观判断当作应然甚至实然的用稿标准,乃至越来越热衷于更具短期传播效果的旧货再包装、大流识见重粉饰文稿,而无暇细究苦心孤诣地推移知识边界的专深创新之作。学者编辑(学术编辑)只有不断备尝具体学术研究的酸甜苦辣,才能不失其学者(学术)本心、学者(学术)识见、学者(学术)鉴赏力,而始终和学风正、探研能力强的作者肝胆相照。

如果说“以期刊社或杂志社为单位成立独立的编校部门”“以省或国家级编辑学会为单位成立独立的编校部门”“以同行业或同专业为单位成立独立的编校部门”“吸收社会资源,依托编校文化公司或出版集团”等提议 这些提议,以及接下来的“扩充编辑队伍,精细分工协作”的提议,都是成敏、郭柏寿在《科技期刊编校现状分析与编校分离机制设计》(《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1年第3期)这篇文章中提出来的。显得步子过大、过急,暂时无法实施的话,那么,一部分有条件、有担当的编辑部与主办单位,完全可以考虑在编辑部内部“扩充编辑队伍,精细分工协作”,在一定程度上将“学术编辑(学者编辑)”从思想学术含量偏低的文字校对工作中解放出来。

就笔者非常有限的学刊编辑工作经验来看,在中国古典人文研究论文的校对工作中,最耗时间的一项技术性校对工作就是核对引文。为了逼近“绝对无误”这一引文核校的理想境界,学刊编辑原则上需要一一找到纸版书籍或诸如PDF格式的电子书影,逐句、逐字、逐标点核对引文。有的编辑部为保证引文校对质量,同时尽可能节省一点时间成本,据说会要求作者逐一提供引文所在书籍的版权页、引文所在页的电子照片。这种赤裸裸的以不信任感为基础的做法,无疑给作者(学者)增添了不小的麻烦,非常破坏作者的论文发表体验,而且,学刊编辑则仍需在电子设备上下载照片,一一核对,这仍要耗费大量时间。既然如此,何不考虑在学刊编辑部配备1—2名专职校对人员,专司每期的引文查核、对红之类的纯校对工作?

特别地,在“盛世修典”效应带动下,文献学专业正在源源不断地培养大量硕士、博士人才。如果说文献学博士专职从事学术期刊校对工作有点屈才的话,那么,是否可以因地制宜,将学刊编辑部的专职校对岗位向文献学的优秀硕士毕业生开放?进言之,文献学的博士毕业生也未必一律不值得从事学术期刊的专职校对工作。用来赓续传统的古籍固然值得严加校勘,旨在“为当今所用、为后世续航”的学术期刊,同样值得高水准的精心校对——那些矢志“引领学术创新”的“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尤其值得!而从更积极角度看,为当代学刊做职业校对的从业经历,甚至还可以为当事人的文献学研究注入鲜活的时代经验。

三、一举多赢: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主持“实用编委工作室”

在现实中,一切皆讲究“效率”。尽管学刊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自身专深研究领域的有限性原则上不妨碍其从事更广泛的学术动态调研(前提是其在学术研究上已然开窍),但从追求效率的角度看,学刊编辑部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数量的有限性也确实对进行“广泛的学术调研”构成了制约。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显著提高学刊编辑部进行学术动态调研的效率呢?

这个问题,可以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原执行主编朱剑教授的话来回答:“回归学术共同体应该成为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的最好选择” 参见钟源访谈:《朱剑:回归学术共同体是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的最好选择》,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64423。。朱剑主编所谓的“回归学术共同体”,侧重强调“学刊编辑学者化”“学而优方编”。在此,我想对“学刊及其编辑回归学术共同体”命题的意义作进一步扩充:学刊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依托学术共同体进行更广泛的学术动态调研。具体来说,学刊编辑部的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可以分头(或分组)组建并主持“实用编委工作室”,借此机制实质性地与更多优秀学者联合办刊。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之“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条表示:“支持办刊单位出台政策措施,探索编研结合模式,将优秀学者和科研人员引入办刊队伍,支持教育科研单位教学科研人员与办刊人员双向流动”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中宣发〔2021〕17号),http://www.nppa.gov.cn/nppa/contents/279/76206.shtml。。上述“实用编委工作室”设想,与该条意见之精神高度契合。

现在,绝大多数学刊都有自己的编委会 通常列在杂志扉页(目录页之前)。,而且,编委会成员都属于每本学刊按其地位、口碑所能“够得着”的学界高端人物,乃至都是清一色的学术名家。但正是由于目前各学刊编委会成员规格普遍过高,而名人的时间精力又是最为稀缺的资源,学刊编辑部实际上很难同这些作为“头面人物”的优秀学者进行密切的办刊合作。在高校和学界,时间是最大的资源。“头面人物”编委,每年能参加一次编委会议(学刊编辑部若有每年召开编委会议之惯例的话),就会议议题分享一些信息、提一些建议,此外每年再帮忙审一两篇稿件,就已经完全合格了。实际上,各学刊目前往往都未在规章制度上,对编委会的角色、职能、工作机制做出规定。就此而言,现行编委会为学刊撑腰的“门面”意义,要远远大于协助编辑部办刊的“实用”功能。

当然了,“门面编委”之于学刊的正面功能,也绝对不应被一概否定。至少,以下三种正面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其一,以其卓越的学术声誉为学刊站台,这对学刊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道义”支持;其二,以其特有的学术识见优势,为办刊提供某种宏观指导;其三,以其在学术界的突出地位促进学刊与学界的联系,通过参加学刊举办的高端学术会议、配合学刊推介优秀学术成果等方式,协助学刊更深入地介入学界。“门面编委”的这些功能,对必须在学界立足、必须不断经营自身学术形象的学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不容否认,“门面编委”为学刊提供的学术支持,主要是宏观的,而且带有随机性、不连续性。鉴于此,欲按《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之要求进一步“加强编委会建设” 《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中宣发〔2021〕17号),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站·信息发布·通知公示,http://www.nppa.gov.cn/nppa/contents/279/76206.shtml。,加大会同学界的优秀学者联合办刊的力度,让学刊及其编辑更充分地回归学术共同体,实现更深入、更广泛、更系统的学术动态调研,似宜补建一种名头不那么响亮的“实用编委”。那么,具体如何操作?

按照学刊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人头,将学刊所涉及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划分为与人头数量相等的板块,每位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负责组建并主持一个板块的“实用编委工作室”。之所以要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充当“实用编委工作室”的主持人,乃因这种工作室从事学术动态调研的目的是办刊,而将一期期学刊从无到有地办出来的直接责任主体正是专职编辑。在学刊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的主持下,“实用编委工作室”的学术动态调研才能走出狭义的“学术研究”境界,而以提炼、凝聚足资办刊的学术识见为指归。在合作顺畅、热情有余的情况下,学刊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甚至还可以适度邀请“实用编委”直接参与审稿、约稿工作。这种“实用编委工作室”其实是“学术编辑/学者编辑”队伍的变相扩容。如若实行,或可将“实用编委”命名为“副编委”,并以“实用编委工作室年度总结”等形式载入学刊档案,既示郑重,也为将来人们进行学术期刊史相关研究保存素材。

那么,“实用编委”人选何在?出于便于协同工作的考虑,“实用编委”应以本地少壮派学者为主,辅以外地乃至外国少壮派学者。以高校学报为例,每本学报背后,都有一所规模不等的高校。本校相关领域的德才兼备的优秀学者,是学报组建“实用编委”的最近便人选。以《文史哲》(它也属于高校文科学报序列)为例,它可分别以文、史、哲、社会科学的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为主持人,从校内少壮派学者中逐步聚拢起足以覆盖各自二级学科的文、史、哲3个工作室,以及1个有所侧重的社会科学工作室。非高校学报类学术期刊,往往挂靠各级社会科学院、党校系统,这些机构里同样有着较便利的“实用编委”人选。而且,不管本单位能提供的“实用编委”人选是极其有限还是非常充裕,学刊的各“实用编委工作室”都应考虑最具代表性地延揽本地少壮派优秀学者,并适度联合外地优秀学者,最大限度地增进工作室刺探思想学术动态的高度、广度、深度与系统性。

在学刊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分头或分组着手组建“实用编委工作室”之前,编辑部有必要从总体上对“学者办刊”“引领学术潮流”的愿景,以及对“学刊及其编辑回归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动态调研”的必要性与总体目标进行梳理,提炼出一些带有口号或口头禅性质的说法,用以强化理想信念、凝聚开放办刊之共识,并以此鼓舞士气。为优化服务办刊的实效,在主持“实用编委工作室”的过程中,一方面,学刊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须适度阐发编辑部的相关理念和设想,以便“实用编委”们充分感受学刊的情怀、追求,并被其感染;另一方面,学刊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须将学刊现阶段的重点栏目设置、重点选题或重要发稿意向、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现有的学术观察判断等,作为案例和引子抛出来,以此激发“实用编委”们进行学术动态调研、提炼办刊识见的灵感。

如此一来,凭借“实用编委工作室”这种变相扩容了的“学术编辑/学者编辑”队伍,数量极其有限的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无法广泛纵览、无法全面研判学术动态的局限性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破解。而且,学刊往往都有自己的办刊传统,而且也需要保持自己的办刊特色,学刊编辑部因而也不必对自己“求全责备”,要求自己的团队(专职编辑+“实用编委”)非得面面俱到地掌握一切相关学术动态(这无论如何都是不现实的)。一般来说,围绕特定的阶段性办刊愿景,有针对性地发动“实用编委”们一起进行学术动态调研,办刊主体就一定能逐渐摆脱学术识见上的局限。众多学刊编辑部若都以类似方式努力,则各具传统和特色、各有其阶段性愿景与阶段性关注重点的高品质学刊,合起来,便可以凭借其办刊主体不断推扩更新着的高明学术识见,在最广大的范围切实“引领学术潮流”。

那么,除了快意于指点学术江山,并得到一定的经济报偿外,“实用编委”作为优秀学者,还能从与学刊编辑部的上述合作中,得到哪些收获呢?我想,最大的收获就是,这种经历可以加速其成长为学界中坚,乃至学术领袖的步伐。

对已然“开窍”的“少壮派”学者来说,其在学术事业上的大幅度发展,第一需要时间精力上的不断投入,第二需要不断找到大有前途的研究选题,第三需要逐步优化学缘。其中,时间精力的不断投入,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自律与取舍。当事学者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念兹在兹,不断克服各种掣肘因素,有舍有得地腾挪出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精力。充当学刊“实用编委”,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耗费原本可以投向个人学术研究的时间精力,这算是一个损失。但在后两方面,充当学刊“实用编委”,却可以使当事学者事半功倍。处理得当的话,作为少壮派学者的“实用编委”在后两方面的所得,将完全足以补偿乃至大大超过其在第一方面的损失。

少壮派学者学术事业长足发展的第二个条件,也即不断找到大有前途的好选题,所针对的是学术研究中的“重复”与“自我重复”问题,焦点在于不断走出自己的固化视角、已有选题范围和思维定势。“实用编委”与学刊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及其他“实用编委”不断互通学术动态调研成果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冲击自我封闭格局的陌生信息输入过程。置身这样的环境与过程中,其学术眼界想不开阔都难。不过,开阔的学术眼界与大有前途的研究选题之间,还有着不小的距离。现实中有这样的学者,谈起话来博闻强记,似乎这也知道那也了解,但就是产不出引人注目的专深研究成绩,哪怕是提出某种令人眼前一亮的议题。究其原因,首先要归咎于未能将广博的视野转化成带有先见之明的研究选题。充当学刊“实用编委”的基本职责,则正是通过广泛的学术动态调研与会商探讨,发现并凝练代表学术潮流与学术趋势的办刊识见,乃至直接帮助刊物进行栏目或议题设置。这不是别的,而正是将广博的视野转化为学术前瞻能力的持续历练。这种频繁的学术议题设置与学术前瞻历练,无疑会长足开拓“实用编委”(少壮派学者)的自我选题能力,使之日益优化自己的研究基础、研究专长同学界宏观动态、趋势的有机结合,将自己的学术探研劲头更有效地用到前途更远大的优质选题上去。反过来,“实用编委”个人学力的长足长进,无疑也会不断提升“实用编委工作室”进行学术动态调研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这是一个正向促进的“双赢”关系。

至于第三条也即“优化学缘”,受益的可能就不只是“实用编委”个人了,而完全可能泽及其所在的学术单位。在作为“实用编委”,密切参与编辑部办刊的过程中,作为学者的“实用编委”自然会逐步地、成系统地近距离接触学刊编委(“门面编委”)、重要作者、学刊所策划举办的重要学术会议或重要学术活动的嘉宾。一方面,作为学者的“实用编委”在相对年轻的时候,便可因此有较多机会向本领域的重要专家或知名学者,以及其他学刊的相关同仁,阐述自己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与心得,从而或蒙其赏识、提携,或收获中肯的反馈乃至批评意见,或与之进行深入的学术思想切磋。这有助于加快作为“实用编委”的少壮学者打入主流学界、提升研究境界的节奏。另一方面,“实用编委”所在的学术单位,同样存在着与代表性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在主流学界建立自己的应有地位,乃至打造自己的特色“学派”的干事创业需求。在这些方面,“实用编委”皆可凭借其在为学刊效力过程中积攒的学术识见与学界人脉,为所在学术单位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样一来,前述“双赢”效果便扩大为“多赢”格局。

最后,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需一并顾及。那就是,作为少壮学者的“实用编委”,至少其中一部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步成长为资深学者,乃至成为知名学者或学术领袖。这也是一个越来越“忙”、越来越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从事学术动态调研,难以在较具体的层面为办刊连续出谋划策的过程。学刊编辑部需要务实地面对这一情况,一方面设置相对合理的“实用编委”任职年限(如以10年为限),另一方面有所选择地将“少壮实用编委”,升格为“资深实用编委”乃至“门面编委” “门面编委”的设置涉及多方面因素的平衡。未能从“实用编委”升格为“门面编委”,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不是卓越的学者。少壮学者在担任“实用编委”,与学刊编辑部密切合作的过程中,会慢慢看清并看淡这一点。,再一方面就是及时延揽、充实新的少壮派“实用编委”。长此以往,该学刊便会在学界拥有越来越多的优质眼线和支持者,其与学界的良性互动关系就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巩固、越来越深刻。如果许多学刊乃至大部分学刊都能这样做,则刊界与学界的关系,包括饱受诟病的“审稿公正”这个老大难问题,便会得到全局性改善——“学术”本身就会成为最终的“赢家”。

四、举宏观学术理念大旗与推动具体新知探索相统一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者办刊”“引领学术潮流”“引领创新”的成效如何考量?衡量的标准或原则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参考一下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与中国学界的评语。尽管新文化运动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社会、政治造成了有目共睹的全局性深远影响,但胡适仍然认为,当时的旗手和运动者“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提倡有心,创造无力” 转引自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3、100、124页。。“开风气”意义上的“提倡”当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创造学术不足”或“创造无力”委实也是一种遗憾。鉴于此,更圆满的“学者办刊”“引领学术潮流”“引领创新”的效验标准或衡量原则,应该是:举宏观学术理念大旗与推动具体新知探索相统一。我们可以举例验证该标准的合理性。

第一个例子是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它总体上是由《文艺报》引领的。《文艺报》主办者较早就认识到,随着中国红色革命胜利夺取全国政权,主流文艺观势必要为之一变,尤其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观,取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批评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观念 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页。。由于美学被视为文艺观与文艺理论的内核,变革文艺观的时代要求,最终必然要落脚到主导性美学理论的更新换代上。《文艺报》主办者准确地前瞻到了这一大势。

早在1949年10月25日,《文艺报》第1卷第3期,便试图借助署名为丁进的读者来信,引出“文艺从属于政治”对“为文艺而文艺”的批判。《文艺报》的这一策划起先并未掀起全局性波澜,相关争论主要是在朱光潜、蔡仪、黄药眠等过去即有理论纠葛的学者间展开,被批评者朱光潜则于1950年1月10日在《文艺报》第1卷第8期上发表了《关于美感问题》一文,辩解自己并没有堕入“为文艺而文艺”的魔障张荣生:《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华读书报》2012年2月1日,第5版。。但随着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不要四面出击》讲话(1950年6月6日,其中专门提到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发表,“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下半年—1952年下半年)的兴起,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1955年1月26日)的印发,《人民日报》《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社论(1955年4月11日)的发表,《文艺报》试图挑起美学大讨论的策划日益显现出“预见大势”的先见之明。1956年,在“胡乔木、周扬、邓拓、邵荃麟分别给朱光潜打过招呼,不是要整人,而是要澄清思想”的基础上,《文艺报》正式“牵头组织的对朱光潜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批判”,朱光潜的相关学说被定性为“主观唯心主义”,贺麟、黄药眠、曹景元、敏泽接连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哲学研究》上发文予以批判,李泽厚、蔡仪、吕荧、高尔泰亦纷纷加入本轮争鸣 张荣生:《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华读书报》2012年2月1日,第5版。。至此,在时势的强有力加持下,“文艺从属于政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观取代“为文艺的(而)文艺”观念的理念大旗,在当时中国思想学术界赫然在目地树立了起来。19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热火全面点燃。

而且,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着实做到了在“推动具体新知探索”层面大范围地推移原有知识边界,生发出了新的思想学术形态。它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一个极其宝贵的重要条件就是,“那个年代几乎所有文艺和理论的争鸣,最后都变成了政治问题,而美学始终是‘三派’,真正做到了长期共存。” 李扬采访:《李泽厚“半吊子”英文打天下 称值得较劲的较劲》,原载《文汇报》,转引自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0/11-22/2671732.shtml。《文艺报》编辑部于1957—1959年间编的四集《美学问题讨论集》,以及《新建设》编辑部于1962年编的《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五集 分别出版于 1957、1957、1959、1959、1962 年,均由作家出版社(北京)出版。,集中反映了这场大讨论驱动当时美学新知探讨的成果。而且,这些带着那个时期特有色彩的探讨,并未随时代变迁而丧失其重要意义。作为接续,从1978年到1985年的“第二次美学热”“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有力地促进了文艺的繁荣” 高建平:《美学是艺术学的动力源——70年来三次“美学热”回顾》,《艺术评论》2019年第10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19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引人注目的理论“黑马”,李泽厚的学术生涯不仅成功跨越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分界线,进而还于2002年推出了深具美学底蕴和带有个人思想总结性质的《历史本体论》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成为横贯当代中国人文学界的最具全局性影响力的思想型学者 钱理群:《“希望李泽厚式的思想家出现”学界热议80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21日,第1版。

可以说,《文艺报》所推动的1950年代美学大讨论,成功地引领了当代中国人文学界的一段主流思潮,印证了“举宏观学术理念大旗与推动具体新知探索相统一”这一衡量原则的有效性。

第二个例子是“文革”后、改革开放初期的“新启蒙”及与之相应的西学引进热潮,它首先是由“理论界”或“党内理论家”主导的,《历史研究》杂志一度发挥过先声夺人的引领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两弹一星一艇”为代表的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与工业能力仍在顽强奋进 参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66-971页,第971-976页。,但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却造成了不折不扣的“内乱” 参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66-971页,第971-976页。。作为反思,黎澍及其主编的《历史研究》在1977—1978年间刊发了大量高举“反对封建主义”理论旗帜的文章,“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尽了一份‘鸣锣开道’的责任” 王学典:《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新时期黎澍侧记》,《学术界》2002年第1期。还可参考丁志伟:《要为真理而斗争——重读〈再思集〉怀黎澍同志》,《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语境中,本土传统与封建主义之间往往可以画等号,“反对封建主义”因而意味着“反传统”。与之相应的建设性主张,便是“新启蒙”与“西体中用”。它们共同导向“现代化=西方化”这一公式,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西化”诉求遂被再次激活。“当时(按:指1980年代)的主流思潮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全盘西化’。是激进‘反传统’!无论时人还是当事者事后的回忆,都认为这是当时的主流文化取向。” 王学典:《“八十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若干相关论作简评》,《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2期;庞朴著,刘贻群编:《庞朴文集》第3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就此而言,黎澍及其主编的《历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文学术新潮流发端之际的“举宏观学术理念大旗”动作,获得了巨大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的“具体新知探索”,醒目地体现为大规模的西学引进。译介与消化尽管不是完全自主的知识生产,但考虑到诠释(翻译也带有诠释性质)也是意义的再生成乃至再创造过程,不得不承认,这里有着海量的具体新知探索。特别地,经过这40余年的努力之后,中国学界对西方古今学术的了解程度(系统性与深入度),早已远远超过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古今学术的了解程度。可以说,改革开放语境下的“新启蒙”思潮的兴起,以及对西方学术的大规模引进,再次印证了“举宏观学术理念大旗与推动具体新知探索相统一”这一效验标准的有效性。

上述两大学术潮流,其持续时间都至少要以30年计,既有宏观旨趣,又充满着具体新知探索。那么,当下,是否存在预流这种规模的新学术潮流的机会呢?鉴于在横向照搬整个西方现成的学科体系的同时,当今中国“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管理学等社会科学一度走上了一条无视中国经验、中国文献、中国案例、中国数据的极端” 王学典:《学术上的巨大转型:人文社会科学40年回顾》,《中华读书报》2019年1月2日,第5版。,以王学典主编为代表的《文史哲》人预判:未来的大势应是理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在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转型过程中所奠定的“红色”基因,及其在改革开放40年间所积聚起来的“与世界接轨”的思想学术能量,以及更久远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 邹晓东:《“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是怎样炼成的?》,《中华读书报》2019年5月15日,第5版。,而以“本土化”或“中国化”转向为其突出标志 可参考王学典:《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基于这种研判,《文史哲》杂志自2013年开始设立“重估儒学价值”栏目,在2015、2017、2018三年三次策划举办“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主题分别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个体与社群孰先孰后”),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抛出“儒学与‘五四’能否和解”之问 邹晓东:《儒学与“五四”能和解吗?》,《中华读书报》2019年6月12日,第13版。,尝试用这些举措推动相关的具体新知探索。出于对重要办刊传统的自觉继承,《文史哲》人期待着能在“举宏观学术理念大旗与推动具体新知探索相统一”意义上,预当今和未来中国人文学术之流。

小 结

最后,我们通过5组问答,简要概括全文内容。

问:学术期刊究竟应该走“学者办刊”还是“编研分离”的“编辑职业化”道路?

答:学刊专职编辑唯有成为学术上的内行者,才可能名副其实地肩负起“办刊”职责。特别地,专家匿名外审制度无法取代学刊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的办刊主体性。合格的办刊主体只能是“学者编辑”。

问:学术期刊,尤其是学者所办的学术期刊,应否以“引领学术潮流”“引领创新”为己任?

答:将学术期刊当作一项事业去经营的办刊者,无不希望发表在自己刊物上的学术文章,以及自己所办的学刊作为一个整体,受到学界关注,引起学术争鸣,推动学术进步。“引领学术潮流”“引领创新”是这一意向的不含蓄表达。尽管面临一系列实际困难,但在“引领学术潮流”“引领创新”这个问题上,认怂或一味谦虚并非学术期刊的出路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5月9日《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于5月18日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已经在理念层面为“学者办刊”“学刊引领学术潮流”“引领创新”“学术引领”扫除了宏观障碍。

问:办刊对高品质学术识见的无限性要求,与学者术有专攻的有限能耐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

答:按一级学科、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划分板块,将“学术动态调研”设为学刊专职编辑的一项常规业务,编辑部定期以务虚会议、选题会议或学术动态调研报告会的形式予以督促,促使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不断开拓、更新其学术识见,是破解上述矛盾的务实之举。

问:有没有什么办法或机制,能大幅度地提升学刊编辑部进行学术动态调研的效率?

答:除了通过“编校分离”为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节省出尽可能多的从事学术动态调研的时间精力外,还可以通过“学刊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主持‘实用编委工作室’”的方式,成规模地提升编辑部的学术调研效率。

问:如何检验“学者办刊”“引领学术潮流”“引领创新”的实际效果?

答:“举宏观学术理念大旗与推动具体新知探索相统一”是衡量“学者办刊”“引领学术潮流”“引领创新”成效的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2)02-0015-12

作者简介:邹晓东,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