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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敬与新诗理论研究的历史化



摘 要: 吴思敬的新诗理论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历史化倾向。一是他对20世纪的新诗理论脉络谱系有着清晰的勾勒与描述;二是在对诗论家个案进行研究时,吴思敬也有将其置于历史现场而观察的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吴思敬的研究文章与诗歌活动在中国新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语杂生与未竟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既体现出时代赋予一代诗论家的共性,又具有独特的贡献,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诗探索》成为推动新诗理论史建设的重要平台,而他自身的研究也成为新诗理论历史化进程中闪耀的一环。

关键词: 吴思敬;新诗理论;历史化

中国新诗理论研究是随着新诗的诞生开展起来的,胡适、朱自清、林庚、袁可嘉等现代诗论家就文言与白话、自由与格律、纯诗与大众化、传统与现代等命题著有大量理论文章。1949年后的研究在围绕这些主题继续推进的同时,也结合时代语境对民歌、“朦胧诗”、“第三代诗歌”等话题展开探讨。自1970年代后期始,吴思敬以时代亲历者、见证人的身份加入了新诗理论家的队伍,历经四十余年。从最初的《诗歌基本原理》(1987)到最近的《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2022),吴思敬的新诗理论研究硕果累累,并且为新诗研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的深厚学识与宽容的人格引领青年研究者不断前进,常被称为“诗坛的引渡者”①霍俊明主编:《诗坛的引渡者——吴思敬诗学研究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年版,第283 页。。更为可贵的是,吴思敬始终以持续开拓的姿态活跃在新世纪以来的诗坛上,不断丰富新诗理论研究的版图。尤其是近年来,吴思敬在之前新诗理论谱系建构的基础上,加强了对理论文献历史化的整理与演绎,贡献出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如主编并出版《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2015),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2017)等。这些成果都呈现出鲜明的历史化倾向,体现了吴思敬打通理论阐释与史料挖掘的努力:一方面,他在具体的论述中,对20 世纪的新诗理论脉络谱系有着清晰的勾勒与描述;另一方面,在对诗论家个案进行研究时,吴思敬也有将其置于历史现场而观察的意识。最为关键的是,吴思敬的新诗理论研究在中国新诗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众语杂生与未竟的转型”①张桃洲:《众语杂生与未竟的转型:1990 年代诗歌综论》,《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6 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体现了一代诗论家的群体特点,又具有独特的贡献,在吴思敬的不懈努力下,《诗探索》成为推动新诗理论建设的重要平台。

一、打通诗与史:新诗理论谱系的历史构建

中国新诗迄今已走过百年历程。与之相呼应,中国新诗的理论阐释也在实践中持续发展与流变,现代文学时期,理论家们围绕文言与白话、自由与格律、纯诗与大众化、传统与现代等话题展开了大量讨论,报纸、杂志、论著中的诗学理论文章浩如烟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因时代语境的变化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新诗理论研究文章的数量与质量有大幅度增加,且涉及的话题更为多元,诗歌批评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也密切。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为新诗理论写“史”就显得尤为必要。实际上,具有新诗理论史性质的著作不乏先例,早在1929年,草川未雨(张秀中)便出版了第一部具有新诗史性质的论著《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虽然理论性稍显逊色,但至少意味着,新诗建设的参与者已经有了“史”的追求。正统意义上的新诗理论史的诞生,还要到1990年代之后。许霆《新诗理论发展史1917—1927》(1994)可谓是最早的新诗理论史之一,对新诗诞生后第一个十年的理论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此后又有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2002)、常文昌《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2004)、杨四平《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2008)等。从这些新诗理论史著作的具体论述来看,它们都论及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转型,可以说一种基于“现代”思考的新诗理论史叙述模式已经初步形成。

吴思敬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2015)也论及“现代”的有关话题。这本著作的形成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70年代,吴思敬便开始收集20世纪新诗理论的相关论著,进入21世纪后,又受谢冕先生委托主编《中国新诗总系·理论卷》,为此又收集了大量的图书资料②吴思敬主编:《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988 页。。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吴思敬结合自己丰厚的诗学理论素养,与其团队“十年磨一剑”,共同编著此书。在绪论中,吴思敬便着重论述了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转型与现代品格。他认为,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转型大致循着两条不同的途径:一是“按本民族诗学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转型,即在拓展、深化、推进自己固有的东西中,诞生新的因子”,另一条是“在外来诗学文化影响之下的转型,也就是说引进自己诗学传统中从未有过的新鲜东西”③吴思敬主编:《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2-3 页。。无论是哪条路径,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诗学文化的冲撞与融合,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等。真正理想状态的中国新诗理论,必将是对传统与外来两种诗学文化的双重超越。吴思敬还着重从“主体性的强化、诗体解放的呼唤、审美独立性的追求、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更新”④吴思敬主编:《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36 页。等方面阐释了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

值得注意的是,吴思敬注重以“现代”观念来审视中国新诗理论的发展进程,但他更强调将理论与历史意识相结合,在动态变化的时代语境中描摹中国新诗理论的发展脉络。如在《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中,吴思敬将20世纪的新诗理论按草创期(世纪初至20年代)、拓展期(30—40年代)、调整期(50—70年代)、再生与繁荣期(80—90年代)等阶段进行划分。这样的划分方法既符合新诗自身的发展规律,又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风云变幻相契合,呈现出新诗理论的谱系化进程。吴思敬认为:“只有把中国新诗理论八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才能看出新诗出现和成长的必然性,才能发现在新诗不同的发展阶段曾反复出现的创作现象及理论话题,才能找出在新诗发展过程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为新诗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①吴思敬主编:《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986 页。该著作的撰稿者虽有多位,但具体章节的设计也都一致遵循诗歌理论与历史意识相结合的原则,在勾勒新诗理论发展脉络时,结合当时的时代语境进行阐释,多从史料中挖掘证据,引用理论家观点作为例证,避免“搭空架子”。比如,《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的绪论、第六章、第八章为吴思敬所撰写,涉及左翼文学潮流中的新诗理论和“七月派”的新诗理论。他多引用原始文献,对蒋光慈、蒲风、王亚平、胡风、艾青、阿垅等人的诗学理论进行归纳整理,并在其中引申出新诗大众化理论在1930—1940 年代的流变轨迹,将历史与问题结合起来。

吴思敬在描述新诗理论发展脉络时,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新诗理论有公允、尊重客观事实的论断,不以个人的主观好恶为标准。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吴思敬对“十七年”诗歌理论谱系的论述。《在传统与现代间行进的诗学(1949—1976)》(2018)一文中,吴思敬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泽东的新诗主张,总体上确立了1949—1976年间新诗创作与新诗理论的大致走向②吴思敬:《在传统与现代间行进的诗学(1949—197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7 期。,并在《讲话》所奠定的文艺政策下,结合具体史料论述了这一时期新诗理论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如何其芳、卞之琳、林庚有关现代格律诗的讨论,以及抒情诗、叙事诗理论的建设等。更引人注意的是,吴思敬在文中还论及《星星》《诗刊》等期刊对新民歌运动的诗学讨论。新民歌运动兼具政治与文学双重运动性质,存在一定争议;而“民歌体”新诗的诗学价值,也是众说纷纭。而吴思敬是从“对民歌的看法”“对诗歌形式的看法”“对‘五四’以来新诗的评价问题”等方面客观论述围绕新民歌运动的讨论,突出了诗学问题与历史的缠绕性。此外,吴思敬还论及1949—1976 年间台湾新诗理论的建设,并认为台湾有关现代主义诗潮的讨论,与同一时期的大陆形成互补。这样的论述不仅显示出吴思敬具有全局性的诗学视野,更体现了“诗”与“史”相结合的理论研究路径。

在吴思敬最近出版的《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2022)中,也能够见出他建设新诗理论史的努力。该书不仅收录了吴思敬论述中国新诗理论现代品格、现代转型、发展脉络的重要文章,还体现了其对改革开放以来新诗理论发展的思考,甚至包括对新世纪以来诗学生态的观察。与《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相呼应,吴思敬在《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③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年版。中呈现的是一种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整体观:致力于将传统意义上的“现代”与“当代”相联结,并关注少数民族诗学理论、港澳台诗学理论的发展;既追求对诗学规律的探寻,也充分强调细节对整体的影响。总体来看,吴思敬对新诗理论脉络谱系的描述是在打通“诗”与“史”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勾勒整体框架的同时,也没有忽略对具体理论史料的梳理与运用,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的研究具有“求真求实”的品格。这种品格还体现在吴思敬对新诗个案的研究上,他总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现场进行观察与剖析,并形成了一支志同道合的、强有力的研究团队。

二、置于历史现场的观察:吴思敬的诗歌评论家个案研究

在迄今四十余年的研究生涯里,吴思敬撰写了大量诗人个案批评文章,集中见于《中国当代诗人论》(2015)。从“归来诗人”到“中生代诗人”,吴思敬对诗人的评价始终贯穿着历史发展的线索。实际上,吴思敬的新诗批评家个案研究,更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吴思敬从来不孤立看待他的研究对象,而总是将其放置在20世纪新诗理论发展的语境之中去论述。在21世纪初期,吴思敬集中发表了一批回顾20世纪新诗理论发展历程的文章,如《20世纪新诗理论的发展途径》(2002)、《二十世纪新诗理论的几个焦点问题》(2002)、《中国新诗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诗学形态》(2003)等。在这些文章中,吴思敬将对新诗批评家的相关评述与具体的诗学理论问题结合在一起,使得研究对象更加立体化。比如在论述朱自清、袁可嘉等人的新诗理论时,吴思敬将其置于20世纪新诗理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诗歌现代化”的演变历程中进行阐释,肯定朱自清对“新诗现代化”口号的创始之功,并详细论述了袁可嘉提出的“现实、象征、玄学”对“新诗现代化”发展的贡献。吴思敬还勾勒出“新诗现代化”在当代的复兴历程,认为:“诗歌现代化始终是20纪中国新诗理论的中心话题之一。诗论家正是出于对诗歌现代化的关切,才为我们的诗坛奉献了众多的理论精品。”①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诗学形态》,《中国诗歌研究》2003 年总第2 辑。在研究20 世纪新诗理论其他的焦点问题,如诗体解放与诗体变革、自由与格律的消长、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的并峙与兼容等,吴思敬也适时将诗评家个案与诗学理论流变相结合,问题意识十分鲜明。

在最近的著作《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中,吴思敬对从蒋光慈、蒲风、任钧、胡风、艾青、阿垅到谢冕、孙绍振、古远清、刘士杰、刘福春、罗振亚、霍俊明等现当代“诗歌评论家群像”进行了精准的再评论。这些对诗人与诗评家的个案研究,从研究对象方面看有“代际”方面的考虑,体现20世纪新诗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时代背景、诗歌氛围对诗人、批评家的影响。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吴思敬不满足于传统的印象式点评,而是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现场中观察与分析,尤其注意诗歌评论家与新诗史书写之间的关系,比如“中国诗歌会”的理论代表蒲风,吴思敬不仅肯定了他的长文《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对早期新诗史书写的贡献,还指出他的诗论的鲜明特点,“一是诗与现实、诗与革命的关系;二是诗歌大众化的问题”②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187 页。,充分论述了蒲风诗论与左翼诗歌史之间的关系。再如吴思敬对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在新诗史构建方面所创“新的路子”的概括:“按时间顺序,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运用传统的春秋笔法,不把自己的观点直接说出来,而是喻褒贬于叙述之中,从而显示他的价值判断和文学史观。”③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256 页。吴思敬多次论及邵燕祥的诗歌创作、诗歌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将其诗作称为“在苦难中打造的金蔷薇”,称其1940 年代后期的创作为“一手擎着匕首,一手擎着诗”,而邵燕祥“归来”后的诗论,又被吴思敬定位为“寻找良知,重铸诗魂”④吴思敬:《在苦难中打造的金蔷薇——邵燕祥诗歌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6 期。。这样的论述,可以说是和邵燕祥个人的生命历程、以及所有共和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相契合的。再如吴思敬对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风波的回忆,就更具有历史现场感:

1983 年10月4日至9日,“重庆诗会”召开,把“三个崛起”连在一块儿批。1983年 11月,《诗刊》发表了邹荻帆的文章,批评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也发了郑伯农的批“三个崛起”、直接点谢冕名的文章。山雨欲来风满楼,谢冕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我感到极有必要去看看他,给他以安慰和鼓励。11月26日,我骑自行车前往。当时我住朝阳区芳草地西街,谢冕家在北大蔚秀园,我骑车走了75分钟。到他家时,先后有一名谢冕的研究生和一位想报考谢冕研究生的青年来访,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厦门大学来北大进修的青年教师来访。看来谢冕越挨批,支持者越多。谢冕的气色和情绪看来很好,但也明显地可以感到内心毕竟是不平静的。那几位客人走后,他留我吃晚饭,饭前饭后又单独谈了会儿。他说,上午北大党委书记来同他谈话,传达了胡乔木的话:“请转告谢冕,不要紧张,他的文章我大多读过。受朱自清新文学大系序言的影响……”北大拟安排校刊记者访谢冕,让谢冕表个态。明天星期日就来访,后天就要在校刊上发表,估计北大宣传部会把情况报上去。我嘱他表态要有个分寸,他也深以为然。⑤吴思敬:《一生只做一件事——谢冕的学术人格》,《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 年第6 期。

对谢冕诗论及“三个崛起”的研究文章可谓层出不穷,而吴思敬文章引人注目的特点在于他作为“三个崛起”发表始末的亲历者,对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的认识就不限于理论层面,更多的是亲临其境、还原历史现场,更具有立体感和温度,是对诗歌批评家“学案”式的论述。事实上,2017年至今,吴思敬一直负责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该项目的设想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新诗理论史书写:文学活动成为阐释的主体,对新诗评论家、诗歌史个案的解读历史性更强,与20世纪新诗理论的发展相契合;突出个案之间的相互关联,理论演绎与史料发掘融为一体,以“事”为中心,强调“论从史出”。这样使得“学案”文章超越了一般的新诗理论研究,又不等同于单一的史料梳理。《〈大众诗歌〉与〈人民诗歌〉》是吴思敬为项目撰写的“学案”之一,该文除了论述《大众诗歌》与《人民诗歌》“一北一南”两份以“大众化”为诗学倾向的杂志的创刊经过、办刊宗旨、办刊风格之外,还重点阐释了两份杂志上的诗论文章,如《大众诗歌》刊登了俞平伯《诗的民族的形式》、艾青《关于诗的一封信》、黄药眠《评〈时间开始了〉》、钟敬文《民谣的现实主义》等理论文章,关注诗歌的民族形式与民间资源;吴思敬还富有新见地指出《人民诗歌》创刊号所刊登的劳辛诗论《写什么与怎样写》的诗学理论史地位:“劳辛的这些论述,相当全面地阐释了毛泽东诗学思想的主要观念。尤其是这里提出的‘积极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创作方法’,可视为1958年才正式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滥觞。”①吴思敬:《〈大众诗歌〉与〈人民诗歌〉》,《当代作家评论》2023 年第3 期。

置于20世纪新诗历史现场的观察与探究,是吴思敬诗评家个案研究的一大特色。吴思敬不仅研究诗论家的核心文献,还在诗人、诗评家“学案”中挖掘20世纪新诗理论史的流变。吴思敬的诗评家研究打破了传统个案研究线性叙事的桎梏,更注重钩沉历史背景、人际网络与时代思潮的互动轨迹,让理论史研究从抽象概念的堆砌变为鲜活的思想对话现场。

三、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吴思敬与诗坛现场的历史化

张桃洲曾在《杂语共生与未竟的转型:90年代诗歌》(2010)中从语境、资源、语言等几方面描述了1990年代诗歌相对于1980年代诗歌的转型。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又重申对1990年代诗歌历史化的认识:“在重新探究1990年代诗歌的过程中,‘回到历史现场’的资料发掘整理工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突破那种孤立地看待1990年代诗歌的思维和方式,以一种开阔的视野,将之同时放在中国当代乃至20世纪诗歌发展脉络和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尤其是二者的交错关系中。”②张桃洲:《重审1990 年代诗歌的意识与观念》,《当代文坛》2022 年第5 期。的确,在当下许多研究成果中,1990 年代诗歌已经被历史化了,但如果要考证1990 年代诗歌的来龙去脉,恐怕还要将其置于20 世纪80—90 年代社会转型、诗歌转型的视阈中考察,梳理与分析转型中涌现的重要作品、理论文章、诗歌事件。吴思敬的诗学研究,就是从理论阐释与跟踪现象的角度,促进了1980—1990 年代诗歌的历史化进程。吴思敬之所以能较早地在诗学理论文章中提出1980—1990 年代诗歌历史化的观念,是因为他是当代诗歌的在场者与见证者。早在1980 年,他就参加了“定福庄诗会”,是“朦胧诗”论争的亲历者。1980 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歌运动、1990 年代末的“盘峰论剑”,吴思敬都有着亲身经历。作为诗论家,他能够从客观化、学理化的角度看待这些诗学现象,比如他认为“盘峰论剑”挑开了先锋诗坛的内在矛盾,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对21 世纪诗坛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③舒晋瑜:《亲历诗坛四十年——访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评论家吴思敬》,《中华读书报》2018 年5 月2日,第5 版。。如果要理解1980—1990 年代诗歌的写作状况与理论流变,绕不开吴思敬的研究成果。

从吴思敬1985—1995年期间诗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来看,他实际上已经较早敏锐地意识到1980—1990年代诗歌转型的发生。在其编选的《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1993)的序言中,吴思敬将1980年至1993年的诗歌理论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0年至1985年,以“三个崛起”为代表,肯定了朦胧诗或新诗潮所带来的历史性变化。第二阶段是1986年至1989年上半年,随着新生代或后新诗潮涌上诗坛,新潮诗论形成多元并存局面各派诗论林立,互相抵牾而又互相补充。第三阶段是1989年下半年到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与反思之后,以1991年5月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召开的“1991:中国现代诗的命运与前途”学术研讨会为契机与标志,浮躁的宣告开始减退,冷静的思考开始抬头,新潮诗论开始复苏并酝酿着新的突破。

基于这样一种粗略的阶段划分,本书把1980年至1985年新潮诗论作为上编,把1986年至1992年的新潮诗论作为下编。但愿这种编法能反映出由朦胧诗到新生代或由新诗潮到后新诗潮的诗坛变化的格局,并且体现出不同时期新潮诗论作者队伍的变化以及研究热点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重大迁移。①吴思敬:《编选者序》,《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1-2 页。

结合社会语境的变迁,不难看出吴思敬对1980—1992年新潮诗论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与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新诗转型的轨迹密切吻合,他结合自身的历史经验与对诗歌理论的认识,较早地点明了“1985年”对新潮诗论发展的时间节点意义,揭示了此节点前后诗歌发展轨迹的不同。而在《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中收录的理论文章,在当下的研究中也被视为研究新诗转型无法绕开的史料文献。甚至可以说,吴思敬编选《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这个事件本身就是新诗转型的见证,体现出其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的历史意识。

吴思敬对1990年代诗歌的追踪观察也体现出他对1980—1990年代诗歌历史化的认识。在1990年代的诗坛现场,所谓的“九十年代诗歌”其实尚未定型与经典化,而吴思敬较早地给予此概念以清晰的定位。在《九十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1997)中,吴思敬将1990年代诗歌与1980年代诗歌相对比,认为1990年代诗歌出现了“个人化写作的涨潮”“先锋情绪的淡化”“对传统的重新审视”“将半空悬浮的事物请回大地”等倾向②吴思敬:《九十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文学评论》1997 年第4 期。,并结合孙文波、西渡、臧棣等人的诗作,先人一步指出了1990 年代诗歌所具有的叙事性、日常性、戏剧性特点:“90 年代严酷的现实迫使诗人正视基本国情,直面生存处境,并探寻从寻常琐屑的生存现实中发现诗意、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歌材料的可能性,叙事性话语的加强就是其中之一。”③吴思敬:《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九十年代诗歌印象》,《东南学术》1999 年第2 期。吴思敬之所以有如此敏锐、贴近现实的观察,是因为面对中国新诗自1980 年代以来的流变,他始终“在场”,并能凭借自身深厚的诗学与历史经验,及时给1990 年代诗歌定位,并推动“九十年代诗歌”入史。在他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中,也有专门章节研究20 世纪80-90 年代的诗论。诚如霍俊明所说:“吴思敬在中国90 年代的诗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不断在诗歌现场的介入、观察和感同身受也使得他能够更为真切地体会到诗坛的冷暖。”④霍俊明:《从新诗潮到新世纪(代序)》,《诗坛的引渡者——吴思敬诗学研究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年版,第7 页。

20 世纪80—90年代新诗转型中另一标志性事件是1994年《诗探索》的复刊。吴思敬亲身参与了1980年代的《诗探索》对“朦胧诗”经典化的建构过程。1985年后《诗探索》虽然一度因经济和出版原因而停刊,但吴思敬等编者一直在为复刊而奔波。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常被视为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节点,《诗探索》的复刊与之密切相关。复刊的意义一方面是对1985—1993年这段时间的诗学发展进行回顾与总结,弥补理论“失语”的缺憾;另一方面是着眼于1992年后时代氛围的变化,探索新的诗学建设模式,尤其是纠偏1980年代诗学批评中那种虚无缥缈的高蹈姿态,使新诗理论的研究“下沉”至“大地”,更关注于诗学内部的议题,重视诗歌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诗歌语言⑤林琳:《〈诗探索〉与中国当代诗潮》,学苑出版社2020 年版,第103 页。。无论是总结还是建设,《诗探索》的复刊无疑对诗歌转型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以公正、客观的“学院批评”的姿态促进1990 年代诗坛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并对新世纪以来的诗学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1994 年后《诗探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吴思敬功不可没。

四、新诗理论史研究的阵地支持:以吴思敬与《诗探索》为中心

20 世纪80—90年代的新诗转型历程中,谢冕、孙绍振、洪子诚、杨匡汉、吴思敬等诗论家的名字经常被并提。这些名字共同组成了星座,在诗学研究的星空中熠熠生辉。如果从年龄来划分,他们大致属于“三〇——四〇一代”的“同时代人”,分享着相似的历史经验: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完成大学学业,在1980年代的诗学激流中扮演着“先驱者”的角色,并在1990年代以来的诗学场域中始终处于“领路人”的位置,其诗学理论或多或少都进入“历史化”的序列。从理论资源来说,他们都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始终秉持本土立场与开放视野的融合,扎根中国新诗实践,警惕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又积极吸纳西方现代诗论、美学、心理学等资源。较之年轻一代学者,或许他们的诗学话语显得不够“先锋”,但他们有着更为深厚的个人化的时代体验,并能与诗学理论的阐释相结合,展现出历史意识与现实关怀的交织。对于在特定时期具有争议的诗歌作品与诗学现象(如“朦胧诗”),他们很少选择尖锐的批评方式,既不盲从也不苛责,而是持以更为公允或宽容的态度。正如贺桂梅评价自己的导师洪子诚时所说的:“他是有能力将繁复、断裂甚至悖论性的当代历史经验和文学经验,进行理性的学术处理的人。他并不是时代的弄潮儿,但是他能包容历史的丰富与厚重。这是文学史家的最重要品质。”①贺桂梅:《洪子诚:燕园里的一个甲子》,《中华文化画报》2015 年第9 期。

吴思敬的诗学理论研究,既具有“同时代人”的一般历史特质,但也有其独到的贡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其编辑《诗探索》期间,对新诗理论史栏目建设的推动。作为理论研究者,吴思敬在《诗探索》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其时,“朦胧诗”尚存较大争议,《诗探索》就此开辟了“新诗发展问题探讨”栏目,探索新诗可能性的走向。吴思敬在文章中认为:“诗歌现代化所要建立的中国现代诗就是郭老(注:郭沫若)所预言的‘新新诗’。这种现代诗当然要继承传统,但也有别于传统。同传统的诗歌比,它将更侧重内心世界的开掘。”②吴思敬:《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诗探索》1981 年第2 期。吴思敬对“诗歌现代化”的支持,既体现了其对社会现实敏锐的观察,也渗透着他对诗学传统的深入认识。从当下的角度来看,《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的相关论述是1980 年代初“新诗潮”涌动的缩影,与谢冕、孙绍振等人在《诗探索》上发表的文章交相辉映,已经能够进入“理论史”的序列。

《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发表时,吴思敬还只是《诗探索》的责编,但他从第11期起,就已经负责起了《诗探索》的整体编稿③林琳:《〈诗探索〉与中国当代诗潮》,学苑出版社2020 年版,第28 页。。《诗探索》在创刊之初便开设有“诗坛态势剖析”“诗学研究”“结识一位诗人”“外国诗论译丛”等常设栏目,既关注新诗发展的历史脉络,又追踪当代诗歌现象,形成了“史论结合、中西互鉴”的学术格局。1994 年《诗探索》复刊后,吴思敬开始担任主编,主导期刊的学术方向与栏目设计,他在继续关注诗歌现场的同时,也力主使《诗探索》的栏目设置与理论文章的刊登更具有“历史化”的倾向。

一方面,中国诗坛近三十年来的诗学理论热点基本都在《诗探索》的栏目设置中有所体现,如“第三代诗研究”“‘字思维’与中国当代诗学”“‘后新诗潮’研究”“90年代诗歌纵横谈”“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回顾”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栏目并不总是“贴”着当下的新鲜现象而展开的,也不急于对现象下定论,而是希望拉开一定的时间距离,在总结与反思中重新审视昔日的焦点话题。比如,针对“第三代诗”的讨论(1996年第2辑),就是在“第三代诗歌”潮流涌起近十年后,对此进行的历史回瞰,收录了陈旭光《主体、自我和作为话语的象征——“后朦胧诗”转型论》、陈仲义《抵达本真几近自动的言说——“第三代诗歌”的语感诗学》、汪剑钊《“后朦胧”诗初论》、罗振亚《从意象到事态——“后朦胧诗”抒情策略的转移》等具有历史份量的理论文章。吴思敬曾在访谈中提及,“第三代”诗歌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诗探索》却停刊了,当《诗探索》复刊后,诗坛又呈现了新的面貌①林琳:《〈诗探索〉与中国当代诗潮》,学苑出版社2020 年版,第215 页。。但在吴思敬的引领下,《诗探索》的诗学理论文章并未一味“逐新”,而是更具有历史深度,对“第三代”等八十年代的诗学话题重新给予关注,从而区别于一般的诗学栏目设置。

另一方面,在吴思敬的推动下,《诗探索》设置了专门的新诗理论史栏目,如“新诗史研究”“中国新诗一百年”“中国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诗论家研究”“百年新诗学案”等。一是致力于具体的史料打捞与挖掘,并且不仅关注现代诗歌史料,还试图建立当代诗歌的史料库,前者可以举解志熙《艾青诗文拾零》(2010)为例,后者如哑默《代际传递:贵州诗歌的潜在写作》(2016)等。近年来,吴思敬以“百年新诗学案”项目的研究为契机,进一步促进《诗探索》的新诗史料学建设。二是从“长时段”视角梳理新诗理论流变脉络,重视新诗史的书写。如2005年第3辑同时刊登了谢冕《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等研究新诗史发展的论文和沈奇《我们需要怎样的新诗史——关于中国新诗史写作的几点思考》等新诗史书写的研讨文章,意图在于在总结新诗发展经验的同时,为新诗史的写作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三是从诗论家研究的角度,呈现新诗理论史建设的多元、代际视角。如刘扬烈论公刘的诗歌美学:“公刘的诗歌美学,论术深刻,个性突出,敢讲真话;坚持真理,而又虚怀若谷;对诗人诗作褒贬有致,绝不闪烁其词。”②刘扬烈:《胸怀·个性·诗魂——公刘诗学简论》,《诗探索》2007 年第3 期。再如刘波对罗振亚的研究:“罗振亚的新诗批评在靠良好的艺术直觉的同时,也充分运用了适合中国现当代新诗的诗学理论,这两者的有效结合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感悟式批评与一味求新求变的西方理论批评的单一格局,为中国新诗批评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多元化书写的批评伦理。”③刘波:《新诗研究及其批评的伦理——论罗振亚新诗批评与研究》,《诗探索(理论卷)》2013 年第4 期。《诗探索》对诗论家研究文章的推介,既能够促进诗论家队伍的建设,也有助于诗论入史,体现了《诗探索》主编吴思敬的慧眼独具。

总之,吴思敬对《诗探索》新诗理论史建设的贡献,是理论创新与编辑实践的有机统一,他深度参与了该刊物四十余年的办刊历程,为刊物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也使得他在“同时代人”中彰显出独特的个性。《诗探索》的栏目为新诗理论话语体系提供了赖以发展的平台,所刊登的文章为新诗理论史的书写提供了方法论典范。可以说,《诗探索》的栏目设置与内容编排,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动态的新诗理论史。

对当下而言,1990年代已经成为历史,但中国新诗仍然在1990年代的延长线上发展。如果从百年新诗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吴思敬诗学的贡献,就会发现他不仅有建构历史化诗学理论谱系的构想、置于历史现场的诗学个案研究,他的理论研究及诗学活动本身便已成为20世纪80—90年代新诗转型的重要构成部分,后续学者在研究这段时期的诗学发展时,吴思敬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一个典型。而与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流变相同步,吴思敬的诗学研究仍然处于持续生长的状态:他密切关注新媒体时代的诗坛生态,对“90后诗歌”“草根诗歌”“抗疫诗歌”等现象都有较为客观的分析;其主编《诗探索》期间,以不懈的努力,推动了《诗探索》的新诗理论史建设。吴思敬的研究与新诗理论的历史化是相生相长的关系,在他的引领下,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界后辈加入新诗理论的研究队伍,共同推进新诗理论的历史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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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5-0126-08

作者简介: 吴昊,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现代大众化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24FZWB03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