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摘 要: 作业是教学实践的基本环节。当下,人们对要不要留作业,留什么样的作业,以及怎样留作业存在困惑。回答以上问题还需回到作业的本质。首先,作业作为具身性技术与解释性技术,是师生走向彼此与世界的延伸。在此意义上,作业必不可少。其次,技术的身外性使作业必然产生负担,但负担并非有害,只有当其成为现代技术发生促逼时,才异化成为过重负担。最后,艺术与技术同根,而且比技术更切近解蔽的本质,在对事物之真的揭示中防范异化的发生。基于此,只有从技术视角整体性地看待作业与其他教学实践的关系,才能做到减负增质;只有从简单重复的作业走向创造性的作业,学习才真正发生;只有情境性地在作业中还原世界之真,作业才能从技术走向艺术。
关键词: 作业;技术哲学;技艺;减负;教育实践
作业不仅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基本元素,也是教育领域始终关注的焦点话题。2021年,国家分别出台《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与《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提出“把握作业育人功能,严控书面作业总量,创新作业类型方式,提高作业设计质量”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http:/ /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202104/t20210425_528077.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2022 年5 月29 日。,“鼓励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坚决克服机械、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http:/ /www.gov.cn/zhengce/2021-07/24/content_5627132.htm?trs=1,2022 年6 月10 日。。在此背景下,梳理当下作业布置中教师存在的困惑,重新认识作业的本质,完善作业布置与作业设计,成为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的重要任务。
虽然人们对作业的熟悉度很高,但相比教学设计、师生互动等其他教学实践行为,作业被重视的程度及被研究的频率均明显较低,可谓“熟悉的陌生人”,日用而不知。直到21世纪,随着相关减负政策的不断颁布,有关“作业”的研究数量才逐渐上升(如图1所示)。今天,人们对作业依然存在疑惑,主要集中在三方面——要不要留作业,留什么样的作业,以及怎样留作业。

图1
当一些学者对我国基础教育中学生写作业的时长与作业量进行研究,发现约有53.7%的小学生与59%的初中生每天作业超时①王月芬、张新宇等:《透析作业——基于30000 份数据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97 页。,加上“减负”政策中出现“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完成时间不超过90 分钟”等字眼,一些人便理所当然地将作业与负担划等号,认为应该取消作业。但这一观点有其武断之处。一方面,政策中的规定有学段之分,另一方面,政策并未完全否定作业,而是要求“提高作业设计质量……设计符合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的基础性作业”。这说明作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且,有学者已肯定作业在教育中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认为“作业无罪,作业必不可少”②褚宏启:《作业的异化与正常化》,《中小学管理》2021 年第10 期。。他们提出作业是学生学习的主要方式③陈建华:《对新课程背景下中小学作业改革的探讨》,《教育科学研究》2006 年第1 期。,是教师传递知识、检验学生学习的工具④杨清:《“双减”背景下中小学作业改进研究》,《中国教育学刊》2021 年第12 期。,亦是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⑤张志勇:《作业是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教育家》2017 年第4 期。。但仅仅通过指出“作业具有育人功能”“是构成教学工作的有机部分”⑥凯洛夫:《教育学》,沈颖、南致善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 年版,第153 页。来回答要不要留作业,只是一种同义反复。人们还需思考是否还有更根本,更能回溯源头,体现作业与人的关系的解析能够回答作业必不可少。
今天存在两种主要的作业观,一种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作业观,一种以凯洛夫为代表的认知主义作业观。其中,杜威主张行动而非认知,认为感官不是知识的门户,而是行动的引线⑦约翰·杜威:《哲学的改造》,赵祥麟、王承续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243 页。。虽然原始社会没有课堂练习、作业等现代教育概念,但那时晚辈跟随长辈学习制造工具、捕猎纺织、使用语言与道德规范等真实性操练均是“做作业”的表现,而这正是杜威所提倡的从实践中获真知。相比杜威,凯洛夫则强调作业对知识技能的巩固和训练作用⑧任宝贵:《凯洛夫家庭作业观反思》,《全球教育展望》2010 年第2 期。,将作业作为“课堂教学五步法”的最后一环,认为经常性地练习和复习才能帮助学生掌握并牢记所学知识。过去30 年间,凯洛夫的教育主张对我国课堂教学产生较深远的影响⑨熊和平、沈雷鸣:《作业:课程哲学意涵及改革思路》,《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 年第28 期。,并在应试环境下产生题海战术、死记硬背的作业内容,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其在繁琐过量的题目中应接不暇,不如选择具代表性的题目帮助学生领悟题目的各个侧面,使学生洞见学科魅力。如此,教师该留什么样的作业,什么样的作业是负担,以及为什么重复机械的作业无效等便是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
怎样留作业,其实是在探讨以什么样的价值逻辑留作业。今天,教育实践者很少自己真正“设计”作业,而是去“选择”作业。教材与练习册中的习题、历年考卷中的相关题目均成为教师选择的对象。之所以由“作业选择”替代“作业设计”,并非教师不具备作业设计的能力,而是因为被选择的习题是考过的真题,或权威机构编撰的类考题。这些题目更能压中考点,使学生获得高分。此时的教师更像是作业的中介或辅助者,而不是知识和智慧的源泉,反映出教师作业布置背后“有效”而非“规范”的价值观。“有效性是一种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 value)”①格特·比斯塔:《测量时代的好教育:伦理、政治和民主的维度》,张立平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版,第14 页。,体现了教师在乎的是教育结果是否有用、安全,而这一结果是否具教育性追求,是否激发学生兴趣,是否具审美意味,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像体罚虽然有效,却向学生传递出使用暴力是被允许与正当的一样,虽然功利地选择考试真题会提升学生分数,但也会加剧教学中的“不择手段”——排挤掉一切非效率的,对提高分数“无用”与“多余”的部分,即使这些部分可以使学生认识世界之本原。那么,如何选择或设计作业才使教育从本质上是教育,而非其它;是道德性实践,而非工具性事业,也是需要解决的。
要想解决要不要留作业,留什么样的作业,以及怎样留作业这三个问题,人们还需回答“作业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说到作业是什么,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作业是试卷或练习册上用文字表述的试题,但事实并非如此。事物呈现出的状态与事物的本质并非完全一致。举例来说,食物并非因为其含有蛋白质或糖分就成为食物,很多动物也富含蛋白质与糖,但并不能成为食物。食物是由它能够“让人吃”决定的,是“能够被进食”而非“有营养”使食物成为“食物”。那么对于作业而言,人们也不能总在作业表现出的因素中追问作业的本质。既然“让人吃”是人对食物的操作性行为,那么也需要从作业的操作性逻辑,也即从作业所促成的人的活动中找到其规定性。对于教师而言,作业能够诊断学生是否真正理解教学内容,有助于调整教学节奏与难易程度。而对于学生来说,作业一方面通过重复,帮助学生强化旧知识,联结新知识;另一方面通过演绎推论、举一反三,获得知识的应用、知识结构的改变,以及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故,通过作业,教师能够诊断学情,学生能够获得巩固与提升。但此处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值得追问——为什么教师需要通过作业来诊断学情,为什么学生需要通过作业来获得巩固与提升? 这并非明知故问,正是这些习以为常的问题揭示出作业更深层的本质。
1.作业作为具身性技术,助力教师评判学情
课堂教学中,教师总是无法通过其自身感官,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检验。即使教师“看”到学生点头,“听”到学生说“我明白了”,依然无法断定学生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总需要通过外物获得证实。这就像人总要借助望远镜才能看到太空,依靠电话才能远距离沟通一样。望远镜和电话是人类发展中获得的技术,作业也是一种技术。通常人们认为,技术代表高深、前沿之物,但其实常见之物,诸如桌子、椅子也是技术。自人类产生以来,不论是原始社会中温饱的获得,还是现代社会中的工作娱乐,赤身裸体的人总是无法依靠自身完成事情。所以,斯蒂格勒借助爱比米修斯的遗忘神话与普罗米修斯的盗火神话,揭示出人类没有任何本能,既没有抗寒的皮毛,也没有强悍的捕猎能力。作为先天有缺陷的存在,要想顺利生存,人必须借助代具补救原始缺陷,时刻依靠技术存活于世。所以人的缺陷正是技术产生的根源,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②吴国盛:《技术哲学演讲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2 页。。人总是依靠技术实现其各种意向性活动,以通达世界,也即“人—技术—世界”。即使卢梭认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③约翰·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98 年版。,并试图将爱弥儿培养为自然人,但技术的发展正是人类走出缺陷的法宝。“与其说我思故我在,不如说我受苦故我在”①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9 年版,第119 页。,我制作并使用技术故我在。就像刺刀、绳子延展了人的手和腿,唐·伊德指出技术首先作为身体的代具。对于教师而言,作业正是作为具身技术,使教师获得身体外挂与思想延伸,联结至受教育者,反馈到教师的知觉与身体经验中。在作业的帮助下,学生是否真正理解教学内容便拥有确凿证据。
2.作业作为解释性技术,向学生呈现世界真实样态
除上述具身关系外,技术还与人具有诠释关系、它异关系与背景关系②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77-117 页。。如果说作业与教师呈现具身性技术关系,那么作业与学生则呈现为诠释关系。一些时候作业是动手操作,一些时候作业是文字填充,但不论怎样,相比作业为教师延展身体知觉,真正感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此时的作业作为一种新的技术类型,充当起翻译与解释的角色,就像“阅读”为人们将真实世界呈现出来一样,是一种诠释性技术。如果说作业与教师的技术关系就像人打开窗户“切身”感受到冬天的寒冷一样,作业之于教师就是窗户,那么作业与学生的技术关系则像人通过“读”温度计,“看到”而非“感触”寒冷,此时作业之于学生就是温度计,以文本为最终点,从诠释学上传递世界的真实样貌。
至此,作业最深层的本质呼之欲出——作业是一种技术。在教师层面,作业作为具身性技术,使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即“(教师—作业)
学生”;而学生层面,作业作为解释性技术使世界向学生展现,即“学生
(作业—世界)”。总之,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作业作为一种技术联结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及受教育者与世界文明。它展开为一个界面,“在我方与对方的分离与交互之处,呈现为自我领域和对象领域之间的边界,构建着内外主客的关系”③胡翌霖:《技术是什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 年版,第77 页。,改变或升级着人们的原有理解。是故,作业作为教师与学生的广义器官,也即人与世界的技术联结,必不可少。
既然作业必不可少,那么作业这种技术是否造成人的负担? 如果造成负担,是否对学生有害?
1.作业作为技术必然产生负担,但负担不一定有害
作业之于师生是技术,技术必然产生负担。当工人使用锤子时,即使工人专注地在头脑中构思建造物的形态变化,并在建造完成时获得巨大的成就感,但锤子的使用依然让工人体验到沉重感与摩擦感。虽然技术是代具义肢,但其“身外性”终究让人感受着技术本身的阻滞及人类自身的局限,而这些正是负担的来源。作业亦如此。不论是原始社会中,晚辈与长辈一同打猎、造房等真实演练的身体性、活动性的作业,还是现代社会在练习册上书写答案的作业,要想适应社会,继承前人的文化果实并开拓创新,就必须承受任务之难、思考之坚。即使再引人入胜的内容,如游戏,也需要体力与脑力的双重付出,这是人类成长之必然。技术总有不以人为转移的特性,就像锤子的沉与练习题的难,都是人与技术摩擦的结果,有摩擦就有负担。但相比赤身裸体、毫无技术地被抛入世界,使用技术所感受到的负担已经舒适很多,且正是这个过程激发出人的主体性与成就感,使人成为人。是故,人因为无法认识世界而产生的痛苦使人们开始想办法使用技术,而与技术磨合的过程注定产生负担,但也正是这种负担使人类到达世界。所以,人始终处于负担中,负担乃人生之必然,属中性含义,并未在初始时便携带“过重”或“不应该”的价值意涵。作业作为技术,也必然产生负担。只不过教师要留的作业应是海德格尔笔下的引带技术,“鲜活地揭示对象,如种子开花或果树结果”④石君齐:《技术之于儿童教育:意涵与解构——基于现象学视角的分析》,《开放教育研究》2021 年第6 期。。此类作业就像人的日常生活一样自然,在与学生融合的过程中为学生带来乐趣,毫无违背规律、疲劳身心之体验。
2.现代技术的促逼使作业存在异化风险,成为过重负担
随着现代的来临,技术在助力人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歧路。海德格尔认为,虽然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同样具有“解蔽”作用,使事物向人显露,但相比古代技术,例如“耕作”,意味着真实的农民对种子的关心与照料,现代技术的解蔽则是一种促逼,义为“挑战、挑衅”,意味着人对于自然的摆置。如果说古代农民守护着种子成长,那么进入现代,成长中的种子已作为资源等待着变成机械化生产。当古代技术如其所是地揭示事物,而现代技术把事物作为“对……的资源”揭示出来,并成为统治性力量时,现代技术便被人们赋予更重要的地位,成为操控者,此时技术就存在异化风险。以钟表技术为例,当钟表不断向人们展示着时间时,也使人们逐渐形成我“需要”看时间的想法,似乎越关注时间,生活越有秩序。而且时间本来是依靠太阳运行而获得的概念,如果说日晷还是根据太阳轨迹来确定时间的技术,那么更“现代”的数字电子表则使时间脱离太阳与自然规律,成为自行运转的独立事物。这就像胡塞尔提出的自然的数学化①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第67 页。,“现代科学通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符号体系来揭示自然,但也使人们逐渐忘记这是一种‘揭示方式’,反而把数学公式认作是自然本来面貌”②胡翌霖:《技术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21 年版,第122 页。一样。数学本来是希腊学园中使灵魂通向理性的修炼方式,也即教学手段,是“中间步骤”而非“终极意义”。但当数字不断构造人与生活,这一中介性的技术便成为理念本身,不仅造成理念与工具边界的混乱,还使世界原本的丰富性与可能性被压缩。
作业亦如此。原始的、真实操练的作业与生活融为一体,通过“对材料不断观察、制定计划和反省,在经验的智力方面和实践方面保持平衡”③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赵祥麟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91 页。。但当现代作业把学生作为人力资源,不断以“评判”的口吻“告知”学生,“你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你学会了什么,还没学会什么”,学生便有了“我需要做题”而非“我需要认识世界”的想法。作业本应代表生动的世界,还原人们自主地与世界的直接相遇。但当这些变成作业对人的“看管”及被分数的评价时,“评分数”便推动了“做题”的需求。人们不再思考作业如何更真实地向学生诠释世界,而是关注作业如何提分,那么最简单的策略便是提高作业数量,而非质量。作业量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此时不再是技术(作业)助力教与学,而是技术决定教与学。教与学的内在意义也被不自觉地剔除了,学习中的好奇、意外、征服与挑战均被消解,教育呈现竞争化、冷漠化与个人主义的学校生活态度。此时的作业对学生而言是“过重负担”,导致不健康发展。
海德格尔用“集置(Gestell)”一词表现现代技术的促逼本质,体现出在现代商业化的效率逻辑下,任何事物均被作为资源,削掉其“多余”部分的现实。
1.“集置”的现代作业总是为分数而订造
“集置”表现出人对事物的摆弄,“以占有和控制为目的,将世界呈现为持存物或可掌控的资源”④孙周兴:《人世间的哲学》,商务印书馆2020 年版,第139 页。,也即一种对象化与预订性⑤卢西亚诺·弗洛里迪:《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下)》,刘刚译,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694 页。——某个东西总是摆在我面前,做好准备等着我去认识它。而且越是现代技术,就越体现出严丝合缝的预订性,一切累赘的、暧昧不明的部分都将被剔除。但就像拉磨的驴不仅仅是为了磨而订造的一样,作业也不总是为分数而订造。驴总是想要撒欢、睡觉、交配,这些对拉磨来说是无用甚至有害的,但也正是这些行动使驴成为驴,作业亦如此。作业是领悟世界文明的中介,领悟与理解不仅仅为了分数,而是为了使学生成为成熟的、具主体性的人。当一个学生“意识”到自己“学到了”并发出“原来如此”的感叹时,此时的学习是享受与玩味,过程中产生的兴趣、征服,以及豁然开朗、焕然一新的感觉都会储存在记忆深处,成就学习之美妙、人之幸福。而所有这些珍贵感受在教师选择真题作为作业或不断重复练习以获得高分保障时被剔除。当技术发生异化,“人类或许已经不得逗留于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中,从而去经验一种更原初的真理的呼声”⑥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8 年版,第29 页。。现代教育不可避免地以现代技术为教育手段,作为技术的作业总面临着为分数而订造,剔除分数之外真实、多余、美妙的部分的冲动。面对此景,如何破局?
2.艺术与技术的同质,为“集置”提供解药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应回归技术的原初含义,溯源古希腊“技艺(techne)”一词,从“更原初的真理”去找寻技术对人类的全部意义。技艺(techne)首先表示对某物的精通、理解。但和episteme(认知)意义上的“知”不一样,技艺是一种指向操作与实践的“知”和“识”。另外,古希腊的techne(技艺)还有另外一重含义——艺术创作。此处的艺术并非指审美或作品,而是说技术与艺术在原始本质上是相通的,均是解蔽。“从前,不只是技术冠有Techné 的名称。从前,Techné 也指那种把真理带入闪现者之光辉中而产生出来的解蔽,Techné 也指那种把真带入美之中的产出”①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8 年版,第38 页。。相比技术,艺术不仅“带出”真理的发生,还将存在之“真”在存在者中安定下来。举例来说,石料的坚固性是石料之真,也是石料作为技术在建造活动中的阻滞。同样是打磨石料,把石料建成地板和把石料雕刻成雕塑均是把石料解蔽出来,但前者将石料之坚的“真”隐匿起来,只体现它作为地板的承托性,而后者反倒将坚硬带来的摩擦置于舞台中央,体现出人与石料的相遇本身。当现代技术的“集置”把艰难的打磨过程排除在外,只呈现最终建造物时,雕像作为艺术恰恰悬置行为的目的,把人们不断构思,与石料相互摩擦的雕刻过程本身呈现出来。相比之下,艺术更切近技术解蔽的本质——揭示事物之真。要知道任何对象都不得不在某种多余的余地中被呈现,而有意识地发挥技术之“多余”,使“真”显现的行为正是艺术。在此意义上,要想让作业从分数的预订回到世界本真,使人与作业的摩擦成为人与世界的相遇,并从干瘪走向充盈,就需要作业将世界中的真与多余解蔽出来,从技术回归为艺术。
通常情况下,当技术发挥其真正的、最大的作用时,技术本身并不会为人所注意。如眼镜度数恰好符合人的近视程度时,眼镜通常被人所忽略,眼睛穿透镜片直达其映照出的世界。目前,作业越来越多地被提及,说明作业这项技术存在问题,与理想教育存在偏差。虽然有学者消极地认为,技术助长了教育实践的机械化与功利化,但其实对技术本质的正确理解有助于教育自身稳定性与完满性的获得。
虽然作业作为一种技术必不可少,但作业并非必须出现在每个学段学生、每天的课后生活中。上文已提到,在教师层面,作业作为具身技术用于学情的真实了解,而在学生层面,作业作为解释性技术承担对世界的再现。
对于具身技术,其具身性成立的条件为技术的透明性,越是纯粹透明的技术,越能抽身而去,融入到主体自身的知觉性身体经验中。是故,哪种技术能够透明、默会地延展人类器官功能,哪种技术便能真正达致解蔽。当然,此处的透明并非指与玻璃一样的透光属性,而是具“隐身性”。例如,电话并非透明,但对方的声音就在耳旁使电话之身隐匿到使用背景中。鉴于此,在教学领域,越透明的检验技术,越能使教师毫不费力、真实确凿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那么除了作业,是否还存在其他途径使教师解蔽学生学习实情? 答案是肯定的,比如课堂提问。只要教师的提问不是让学生简单回答“是”“不是”“我懂了”等内容,课堂提问便起着和作业同样的效果,而且其所表现出的反馈的即时性、互动的回合性、内容的逐步扩展与深入性等均使其比作业更加透明,使师生之间零距离。在此意义上,课堂互动也作为技术,承载教师的神经官能与意识官能,在帮助大脑的再功能化中,实现研判学情之意义。
对于解释性技术,其运作机制的来源是阅读。今天,文字已不再是具有直接表象同构性的象形文字,这使得文字不像具身技术一样蕴含“知觉”的透明性。但文字也有透明性,因为阅读总是指“对……的阅读”,“……”作为阅读对象总有其空间与时间性,此时文字成了知觉的对象,将自身指向没有被直接看到,但有空间与时间占位的东西。所以谁越能通过文本或情境把世界呈现出来,并使人通达世界,谁就越是合宜的技术。鉴于此,在教学领域,除了作业,是否还存在其他技术形式使学生解蔽世界文明?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对教材的讲解,板书的展开等。以板书为例,很多时候,教师都会精心设计板书内容,既有上节课的回顾,也有下节课的展开,既有教学重点,也有推演过程。这种通过一个元素叠加一个元素,一个逻辑推演衔接另一个逻辑推演的板书,包含了学生从已有知识到获得全新知识过程中思维所需的全部元素与逻辑演绎。当老师带领学生在课堂最后整体回顾板书中的每一个要素,学生的思维从零散碎片荟聚成一幅生动影像时,板书推演的精彩给学生带来内心的惊呼,并唤起对世界深入探索之欲望,那么板书便很好地作为解释性技术完成教育任务,而非仅仅是教学表演或课堂景观,此时教师无需再留作业。即使留作业,也可以是对板书的回忆,或用自己的话讲述这一美妙的思维历程。“如果教学旨在学生的成熟性主体状态,那么它实际上就应该为学生打开其他可能性”①格特·比斯塔:《重新发现教学》,赵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2 页。,如果作业作为成就学生走入生活、走向世界并获得自由意志的技术,那么其他具同样功能的技术也可承载此任务。
在此意义上,教材、板书、师生互动等诸多教学技术便与作业具有相同的本质,它们均是斯蒂格勒为超越胡塞尔的认识论而提出的“第三持留”。它们构成一个整体,以终极目的的实现为目标,而不以各环节的务必出场为目标。换句话说,表现形式、发生的时间等均无法成为教学手段必须出场的决定因素。鉴于此,作业和其他教学手段打通,预习就是课前作业,课堂提问与板书推演就是课中作业,当这些环节解蔽知识,课后作业作为整体中的一个环节也未必非出现不可。综上,减负增质的正解即是整体性地看待作业在教育实践中的作用。当然,若课上大多数学生对某一问题存疑,那么课后作业便是必要的。该问题及其变式,以及紧扣本堂课教学目标的巩固与引申便成为教师作业布置的缘起。但即使是存疑的问题,作业布置依然需做到有层次,可提供必做题与选做题。
当技术被异化,它们便格外触目。“触目乃某种不上手状态中给出上手的用具”②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86 页。,它彰显着生活世界中真正的上手状态的缺乏,也即技术无法抽身,人无法本真地认识世界的情况。今天,单靠记忆和机械重复的题海战术与死记硬背之所以被认定为典型的异化作业,看起来是因为其没有使学生自由地享受于其中并发展他们的兴趣,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题海战术与死记硬背是封闭性信息。它们直接给出答案并重复答案,既不诱发灵感,也不牵引推论,学生的创造性在过程中从未被激活。其背后反映了将学生的认知或思维养成看作是“人为的”和“外加的”逻辑,违背了人认识世界的本真机制。扮演标准答案的作业,并非使人与世界相遇,而是使人与作业相遇,作业的透明性大大降低,自然也就无法抽身。其实,婴儿从其出生开始,便不断运用自己的创造性对事物进行思考,“从他所观察到的事物中引出一些期望,以他看到的某些事物作为标志或证据,用来解释没有感性观察过的事物”③约翰·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姜文闵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73 页。。这一点,温尼科特的“过渡空间理论”论述得更加精妙。在斯蒂格勒看来,温尼科特对儿童从出生后便产生创造性思考的分析与他自己的广义器官理论模型非常一致,“过渡客体”就是“技术”。
自婴儿出生后,其便通过与父母尤其是母亲所给予的全能感的互动而获得成长。全能感来源于普遍存在的照顾,不论安静时间或兴奋时间,母亲的随叫随到总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无所不能。但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母亲不再时刻陪伴在身边,自己的需求也不再即刻被满足,此时儿童便发现自己并非全能。但这时全能感并未消失,而是继续发挥作用。若全能感在顷刻间全部消失,则意味着孩童与母亲的关系彻底断裂,孩童便产生巨大心理创伤。为了使孩童不受到伤害,人的心理机制使其开始注意到自己与母亲之间的其他物体与空间。所有被孩童倾注注意力的物体就是“过渡客体”,而由这些客体填充起来的空间就是“过渡空间”。当母亲不在身边时,全能感的连续性使婴儿对过渡客体开启出自由的、可供其发挥创造力的琢磨,琢磨客体是什么,琢磨客体与自己的关系。“正是在这里,个人开启并体验了创造性的生活”④温尼科特:《游戏与现实》,卢林、汤海鹏译,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33 页。,通过天马行空地想象,“重新创造着世界,至少在一出生和第一次理论上的哺育时就开始了这个创造的任务”⑤温尼科特:《人类本性》,卢林等译,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30 页。。“它从仅仅属于幼小儿童的那种充满热情的游戏开始,发展到无限丰富的文化生活中”⑥温尼科特:《婴儿与母亲》,卢林、张宜宏译,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51 页。。就这样,过渡空间因着对母亲的替代,激发起儿童的创造能力,通过创造性思维认识世界,形成与世界的互动,并形成认知机制。这个机制贯穿生命的始终,也使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得以形成,并从个体的创造力聚集成集体的创造力,进而经久沉淀出人类文化。是故,一个人认识世界、学习知识并产出文化的过程总是他在婴儿时期所产生的创造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而且,因为过渡空间与过渡客体是母亲的替代,隐性地承载了母亲的爱,所以在与过渡客体、过渡空间的互动中,孩子总能感受到母亲给他带来的“生活是值得经历的”感觉。鉴于此,只有具交流性,能够开启学生的创造性认知机制,并复演其与过渡客体之间互动的作业,才使人本真地面对世界,激发欲望与想象,并治愈心灵。之所以古代社会中晚辈跟着长辈捕猎、纺织等“作业”使青年人快速融入世界,而重复机械的作业使人丧失意义感,恰恰是因为机械作业将过渡空间破坏,想象与创造变成干瘪的可计算性,而真实劳作给创造性以空间,在含糊的、可疑的、矛盾的困境中引发好奇、怀疑与困惑,通过超越既有知识、探究全新方法等行动求得困惑之解决,以此获得合乎逻辑的思维,生成良好的判断力,进而发展智慧。
作业作为技术连接着学生与真实世界这两方。当作业发生异化后,不仅显现出上文所描述的学生的创造性认知机制的缺失或被破坏,同时也反映出真实世界本身被遮蔽。所以,教师在布置作业时不仅需要激发学生真实的认知机制,还需要使作业还原世界之真。不论是作业选择抑或作业设计,其底层逻辑应为复演社会生活,揭示(解蔽)事物之真,而这正是艺术家的强项,他们擅长的创作与构造其实就是揭示与解蔽。
异化的作业因效率的缘故排斥教学内容与教学实践中“阻滞”“多余”的部分,作业所呈现的世界成为被削好的,预置的精确呈现,不再是它自己,因此也就抛弃了自身之真,消解了世界的原初意义。通常,那些同日常生活脱离接触,纯粹模仿,只为知识储存的作业正是使世界失真的作业。相比之下,艺术对物的“泰然处之”,也即在呈现所经验到的对象时,直接呈现自身之全部,既不增多,也不减少,使艺术比技术更切近解蔽之本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也是技术,但这个技术不是用于外在的目的,也不提供某种指向外在事物的认识,而是使事物成为它自身,并在对事物的思考与运用中加强生活的经验。也就是说,艺术性的作业不以学生拥有大量知识而洋洋得意,因为那些知识很有可能只是其真身的表象,或假装真身的样子。艺术的作业,看重认识是否发生于最原始的情境。的确,任何对世界的认识与思维的形成均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一切与之相关的、曾经发生的情境都成为可能的助力。这就像“一个孩子在学习几何学时是愚笨的,但当把几何学与手工练习结合一起学习时,可能是相当迅速的;一个女孩子也许对历史知识感到学不进去,然而她对熟知的人物或小说中的任务却能即刻评判。”①约翰·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姜文闵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44 页。基于此,若要回归艺术,还原事物之真,作业就应将一切可能引起暗示、激发回忆、关联已知的情境纳入自身,而这些正是效率所排斥的阻滞与多余的部分。是故,若要作业解蔽教育内容之真,激发学生与世界的真实互动,则需提供生活经验的情境体验。
这里还需提一点,就像银有多面性,有些银适合作为导电物质裹入电线,有些银适合拉伸雕刻成为银盘。要想充分使银展现其最恰切的自身,懂行之人就需要具备两种能力:揭示与铸造。一方面需要“认出”银,解蔽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需要有熔炼银块的能力,在契合的情境中将其打造成适切的物品,这两方面并不是先后关系,而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的确,有时候石头只适合做地板,但非要让它当雕塑,这个时候用石头做出的雕塑就只能是千篇一律的或不出彩的雕塑,浪费了石头可以成为很好地板的可能。这对于作业的启发即是,教师需要体察作业内容,清楚不同内容所匹配的不同展现形式,不能够千篇一律地以同样形式或同样目的留作业,不是所有内容都适合重复抄写,也不是所有内容都适合小组合作或调研访谈等。每个内容都有其诞生在世界之初的样貌,以原初之情境展现事物原初之真,便是作业设计或作业选择背后价值标准之要义。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5-0166-08
作者简介: 高洁,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子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