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当期文章 更多+
推荐文章 更多+

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的内涵、意义与治理模式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摘 要: 随着国家主导、行业指导、高校主体、社会参与的国际中文教育新发展格局有序推进,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体系已经形成。然而,随着治理体系多元化程度不断加深,多元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也在不断增加。为了推动多元治理体系高效运转,亟需打造具有凝聚力的多元治理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实践形式,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是围绕全球中文教育治理聚集起的具有共同的教育发展目标、共同的教育知识体系、共同的教育行业规则的有机整体,其本质是在价值共通、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基础上,通过多主体协同合作实现全球中文教育治理。多元治理共同体的存在有助于提高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参与度和归属感,提高多元治理体系的稳定团结,提升全球中文教育治理水平和效能,实现多语言生态的健康发展。多元治理共同体形成了三种协同治理模式,即共通价值引领下的多元治理模式、共同责任引导下的多元治理模式、共享利益驱动下的多元治理模式。为了推动多元治理共同体向深层次发展,多主体间的合作更为密切,需要着力增强共同体纽带,巩固共同体关系,完善共同体规范。

关键词: 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治理模式

《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构建更加开放、包容、规范的现代语言治理体系”的战略目标,基于此,“推进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①王春辉:《历史大变局下的国际中文教育——语言与国家治理的视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2 期。已成为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自新型的国际中文教育办学体系存在以来,包含孔子学院在内的政府、大中小学、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了极大调动,国际中文教育治理体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改革贡献了中国智慧”。①马箭飞、李萌:《国际中文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世界汉语教学》2025 年第2 期。随着治理体系多元化程度不断扩大,多元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也不断增加,“国际中文教育亟须建构蕴涵整体性、系统性方法论的治理思维”②王春辉:《中文国际教育与传播的九大问题与思考》,《昆明学院学报》2023 年第1 期。,并以此为基础打造具有凝聚力的多元治理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中文治理,构建多元文化生态。为了建设好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需要立足实践,基于对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的科学把握,深入研究其内涵特征;通过分析不同共同体类型,归纳总结其实践路径;同时着眼未来,对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一、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体系及发展状况

(一)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体系的形成

2019 年以来,由“国家主导、行业指导、高校主体、社会参与”的国际中文教育新发展格局有序推进,并逐步形成以孔子学院为龙头,海内外政府、教育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社区等多元办学主体共同参与的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体系。在新的发展格局下,国家发挥主导作用,负责制定国际中文教育规划,出台国际中文教育系列标准,提高中文教育教学的质量,推动更多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行业发挥指导协调作用,通过标准推广、教学指导、师资培训、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式,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促进专业水平的更新与优化,扩大行业影响力,与国家形成互补,共同夯实国际中文教育治理和社会调节基础;高校为主的教育机构发挥育人和创新优势,是教育目标与内容制定、教学方法创新、教育标准推动及人才培养落实的关键主体,通过交叉、绿色、创新、融合发展与多方开展合作,共同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社会发挥市场运营和资源配置的优势,通过与其他办学主体合作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市场化运行,打造国际中文教育品牌。

(二)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体系的发展状况

数智化的深度介入为国际中文教育延揽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国际中文教育治理体系迎来转型升级新时期③刘晗:《中国参与国际中文教育治理的挑战与应对》,《世界教育信息》2021 年第7 期。,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治理主体多元化。以往参与国际中文教育的办学主体以中国政府和参与孔子学院建设的中外方高校为主。在新的国际中文教育框架下,海内外政府、大中小学、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加入到事业当中,成为新兴办学主体,“形成多元主体共治的均衡治理结构”④王琦:《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多中心治理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 年。,共同参与国际中文教育建设发展决策的规划与执行。社会力量参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主动性和主导权得到激发和提高,形成了多元参与的国际中文教育办学体系。在新的多元办学体系中,中国不再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唯一参与者,海外办学主体依照各自的中文教育需求,自行主动地将国际中文教育纳入到所在组织机构的运行体系当中来推动并实施。中外合作参与、融合联动、协商共治,基于当地实际需求,协调解决国际中文教育公共事务,探索适合当地的发展方案。中外机构合作的范围、内容和形式不断深化,国际中文教育真正融入到了所在地的外语教育生态当中,并嵌入到国外教育体系当中。

二是治理模式的多维协同。国际中文教育治理体系突破了原有的以中国政府驱动为主的治理模式,转而进入全球化、中国化和本土化三维协同的治理模式,其中,全球化维度是指国际中文教育嵌入全球语言治理网络,由原来的单一国家驱动转为全球共同参与中文教育治理,提升了全球参与中文治理的意识;中国化维度是指中国充分发挥在中文全球治理母语国责任,在公共产品供给、标准制定、能力建设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本土化维度是指不同国家和地区结合本地需求和发展实际因地制宜调整治理策略,将国际中文教育治理嵌入当地教育生态系统。

三是治理范围扩大化。治理范围的扩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际中文教育社会服务领域不断扩大,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从原有的以孔子学院为核心,延伸到与世界各国不同组织机构共同开展丰富多样的中文教育交流合作,这其中包括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国际中文教育标准的制定,国际中文教师培养、教材开发和学科建设,国际中文教师资格考试和外国中文水平考试及其评估和认定工作,国际中文教育品牌项目的运行,中外语言和文化交流与合作活动的开展等。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拓展了国际中文教育治理的覆盖面,随着数字化转型进程显著加快,国际中文教育的辐射范围正从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拓展,具体表现为构建全球最大的在线中文学习平台“中文联盟”、研发“长城汉语”智能教学系统、推广中文智慧教室等虚拟教研室建设。

四是治理方式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从被动到主动。自2020年7月开始,孔子学院品牌参照国际惯例开始以基金会模式运行,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全面负责运行的孔子学院淡化了政府官方色彩,该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属民间公益教育机构,负责从社会筹集资金,同时,中外方教育机构而不是政府发挥孔子学院的办学主体作用。与此同时,新的国际中文教育合作框架激发了多元主体作为国际中文教育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感,潜移默化地强化多元主体参与国际中文教育的自组织性,增强了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本地属性,弱化了国际中文教育活动的外来属性,重新激活孔子学院和本地办学主体之间原本陌生、松散甚至敌对的内生性社会关系,培育和锻炼多元办学主体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从被动封闭转向主动开放的国际中文教育生态空间。

五是治理目标从语言教育延伸到社会服务。国际中文教育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重要公共产品,也是发挥中文语言服务功能的重要领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国际中文教育的转型发展备受瞩目,由外延式高速度发展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转变,由单一中文语言教学向多元化“中文+”教学转变。①李宝贵、刘家宁:《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的转型向度、现实挑战及因应对策》,《世界汉语教学》2021 年第1 期。“中文+职业技能”这一新的教育模式随之兴起,它将学习者的中文能力与职业发展需求有机结合,帮助学习者将中文运用于旅游、经贸、高铁、法律、海关等职业领域中,增强了中文的实用价值,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将中文列为官方语言,中文在国际场合中的应用日益增多。这不仅服务了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也为当地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由此,国际中文教育的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从传统的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延伸到语言服务领域。

这一系列的转变赋予国际中文教育治理体系前所未有的新活力。随着治理体系多元化程度不断扩大,多元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也不断增加②如Ansell,C.,Gash,A.,“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vol.18,no.4,2008,pp.543-571.Rhodes,R.A.W.,Understanding Governance:Policy Networks,Governance,Reflexivity and Accountability,London,UK:Open University Press,1997.刘晗:《中国参与国际中文教育治理的挑战与应对》,《世界教育信息》2021 年第7 期。:一是治理主体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在“一核多元”的非单一权力的国际中文教育治理体系中,政府的角色功能面临新的调整,其他非政府主体在角色定位和影响力上的表现参差不齐;二是合作纽带弱化,多元治理机制不健全会影响有效的沟通、协调和监督,从而导致多元治理碎片化;三是治理效能不足,多元治理体系决策往往需要多元主体之间的密切合作和协调,由于受到不同主体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在决策、执行、监督等环节上可能存在问题,多方协调成本较高,导致过程复杂且缓慢。

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如通过制度设计明确各主体的角色和职责③如Emerson,K.,Nabatchi,T.,Balogh,S.,“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vol.22,no.1,2012,pp.1-29.,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和信任关系以强化合作纽带④如Ostrom,E.,“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Polycentric Governance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0,no.3,2010,pp.641-672.王春辉:《论语言与国家治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3 期。惠天罡:《国际中文教育供给侧优化的理论依据与发展路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1 期。,以及引入数字化治理工具提高决策效率⑤如Klijn,E.H.,Koppenjan,J.F.M.,Governance Networks in the Public Sector,London,UK:Routledge,2016.等等。本文拟从多元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角度着手,探索提高多元治理效率的新路径,重点关注如何进一步加强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完善治理机制,推动多元治理体系高效运转,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多元治理共同体,为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方案。

二、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的内涵与意义

(一)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的内涵

滕尼斯(1887)基于传统社会中的自然因素提出了“共同体”的概念,这一概念有别于契约型社会,强调基于血缘、地缘或精神联结的社会关系,关注情感、传统和归属感。①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58-74 页.后续研究进一步将共同体延伸至关注文化认同的“想象共同体”②Anderson,B.,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UK:Verso,1983.以及关注共同行动的“实践共同体”③Lave,J.,Wenger,E.,Situated Learning: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尽管共同体概念体系繁杂,但大致可以归于三类:基于自然传承的风俗习惯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情感共同体;共享种族身份或特定价值而彼此依存的权利共同体;基于特定的任务或目标而聚集并展开共同行动的任务共同体或目标共同体。

共同体在不同领域发挥的功能与价值备受关注,从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到单一类型共同体的社会团结功能、道德整合功能、自发建设功能与认同归属功能等。④尹广文:《共同体理论的语义谱系学研究》,《学术界》2019 年第8 期。共同体理论被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⑤如Rhodes,R.A.W.,The New Governance: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California,USA:Political Studies,1996.政府、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通过抛弃传统“管理控制”模式,转向“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逻辑⑥如Ostrom,E.,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0.王亚婷、孔繁斌:《用共同体理论重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河南社会科学》2019 年第3 期。,实现价值共享、责任共担、协同合作,形成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以提高治理效率和质量。在语言治理的语境下,通过语言政策、语言教育等手段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增进文化认同与跨文化理解⑦如Fishman,J.A.,Language in Sociocultural Change,California,US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增强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凝聚力⑧如Zhou,M.,Multilingualism in China:The Politics of Writing Reforms for Minority Languages,Berlin,GER:De Gruyter,2003.徐黎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路径探析》,《民族研究》2021 年第2 期。高永久等:《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挑战与对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 年第3 期。,尤其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通过构建语言教育共同体,促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⑨如Wang,Y.,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Beijing,CHN:Chinese Education &Society,2021.;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推动语言教育服务于全球治理需求。⑩如李宇明:《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外语界》2018 年第5 期。

现代社会中的共同体以共同目标和身份认同为生成前提和基础,以归属感为维系共同体的纽带⑪张志旻等:《共同体的界定、内涵及其生成——共同体研究综述》,《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 年第10 期。,是“基于特定的任务或目标而聚集并展开共同行动的任务共同体或目标共同体”。⑫苗大雷:《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学海》2023 年第4 期。 具体到国际中文教育行业,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是围绕全球中文教育治理聚集起的具有共同的教育知识体系、共同的教育发展目标、共同的教育行业规则、对国际中文教育行业的认同和归属感的有机整体,其以国际中文教育治理为载体,以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支持网络为基础,以互动合作为核心。

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蕴含着“共存共在、共赢共享”的理念内涵,通过完善多元治理机制、治理手段和治理评估等方式,服务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中文教育治理和多元文化生态平衡,深化中外人文交流,促进中外经济合作和社会发展。共同体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多元性,共同体是由中外多元主体构建起来的多中心社会网络;二是协同性,共同体需要通过多主体协同合作来实现国际中文教育治理,是“以合作而非控制为方式展开行动,以共享而非侵占为理念使用资源”。①王亚婷、孔繁斌:《用共同体理论重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河南社会科学》2019 年第3 期。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以情感联结、价值共享、责任共担等核心特征为基础搭建合作关系,基于资源交换的合作机制、基于权责对等的协同机制、基于认同建构的融合机制等合作机制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

(二)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的存在价值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实践形式,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的存在对促进全球中文教育治理至关重要。

首先,共同体的存在有助于提高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参与度和归属感,形成多元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共同体具有的社会团结功能够把个人、组织与群体等社会主体吸收到国际中文教育行业活动中并融入社会主流。在与社会主流融合过程中,共同体整合并在成员范围内共享国际中文教育优质资源,以促进共同体的参与度和归属感。

其次,共同体的存在有助于提升全球中文教育治理水平和效能。语言治理的实践是不同语言治理主体间相互作用、相互协作的结果。②王春辉:《论语言与国家治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3 期。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通过协商共治促进多元主体之间有效的互动交流,形成多方合作模式,解决国际中文教育公共事务,提高中文治理效能。

再次,共同体的存在有助于实现地区多语言生态的健康发展。共同体尊重和保护语言多样性,摒弃文化霸权,为不同语言和文化提供了共存空间和交流互鉴平台,这种共存共生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推动地区国际中文教育生态的“自我维系”,也为全球中文治理提供了积极的语言使用环境。

最后,共同体的存在有助于提高多元治理体系的稳定团结。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归属感是维系共同体稳定团结和发展的关键。共同体成员通过加强成员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共享语言、文化和社会规范,形成了共同的语言环境,推动成员的社会身份认同,增强成员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和支持度。

总之,构建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不仅为语言治理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也促进了语言的共存共生以及信任和归属感的形成。未来,需进一步探索共同体的实现路径,推动理念向实践的有效转化。

三、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的协同治理模式

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主题类型多种多样,组织形式同样千差万别。从共同体聚合力的角度,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形成了三种协同治理模式,分别是共通价值引领下的多元治理模式、共同责任引导下的多元治理模式和共享利益驱动下的多元治理模式。

(一)共通价值引领下的多元治理模式

共同体成员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信仰或目标。③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70 页。共通价值引领下的多元治理模式构建在中外双方共享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之上,其核心目标是包容文化差异,推动多元文化融合,在精神层面建立文化认同,深化情感纽带,最终促成文化心理融合与价值融通。在这一模式下,多元主体在国际中文教育合作中,能够打破文化隔阂与壁垒,形成相互尊重包容的文化心态,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与异质性,建立起持续性的情感纽带,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通过将国际中文教育文化资源有效转化为文化资本,加深彼此的理解和信任,并在不同国家(地区)的持续互动影响下,沉淀为海外民众对中国的集体记忆,累积情感能量,最终实现价值共识,促进中外民心相通。

该模式的形成经历了四个关键阶段:共同价值的确立、认同、共享和维护。在共同价值的确立阶段,各治理主体通过对话与协商,明确国际中文教育的核心价值和目标,形成初步的价值共识;在认同阶段,各主体通过深入理解和内化这些价值,将其转化为自身的行动准则;在共享阶段,各主体通过合作实践和成果分享,进一步强化对共同价值的认同;在维护阶段,通过建立价值导向的规则和机制,确保共同价值在长期合作中得到持续践行和巩固。

该模式的运行依赖于一套相互支撑的机制,其中动力机制来源于多元治理主体对国际中文教育的价值高度认同,这激发了主体参与的意愿,不同主体能够精准找准自身在多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并发挥作用。合作机制重点在于不同主体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合作,在多元协同治理过程中建立起信任关系网络,减少各方在处理复杂问题时的猜忌和反复沟通,加速协同治理目标的达成。保障机制侧重于通过搭建价值对话平台、共同发起宣言倡议等制度化安排为价值共识的践行与合作的深化提供稳定支撑。

这一多元治理模式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领域得到实践与体现。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与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自1954年成立以来,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华文教育发展并争取华族权益,形成了“董教总”联合体。作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核心力量,董教总通过州内华校董事会网络,致力于培养具备华语、英语、马来语三语能力的人才,同时为政府分担教育责任。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董教总已成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象征,凝聚了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的强烈认同,并在维护中华文化地位、促进社会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董总与教总领导下的多元合作正是基于对华文教育价值的共同认同,形成了稳固的价值共同体。

(二)共同责任引导下的多元治理模式

成员对共同体的发展负有责任,形成互助与协作的文化。①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102 页。共同责任引导下的多元治理模式是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内以共同的教育责任、传播责任、社会责任为目标,基于成员之间的责任意识与责任实践,构建起相互依赖、相互协同且相互耦合的共生型治理模式。其目标是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多元主体履责意愿、履责能力以及履责绩效的提升。

在这一模式下,共同体成员秉承“权责对等”的原则,各治理主体自觉围绕其职能定位,主动、自愿地履行在中文教育全球治理中的特定责任,并着重聚焦解决其职能范围内的实际问题,进行针对性规划与建设。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了一个责任边界清晰、问题导向明确的责任共担网络。各方在此网络中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全球中文教育治理,将教育责任、传播责任、社会责任落实到位。

该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四个关键阶段:共同责任的认定、分配、履行和监督。在共同责任的认定阶段,各治理主体通过协商与讨论,明确各自在合作中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在分配阶段,根据各主体的能力和资源,将责任合理分配,确保责任与能力相匹配;在履行阶段,各主体按照既定的责任分工,积极主动地完成各自的任务;在监督阶段,通过建立监督机制和反馈渠道,确保责任的履行效果,并及时纠正偏差。

该模式效能的实现植根于多重机制的有机协同,其中动力机制来源于多元治理主体共同责任的完成,共同体成员以共同责任为纽带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体系的高效运转,在此过程中履行各自的职责。合作机制重点在于共同体成员构建以问题为导向的责任共担网络,通过常态化沟通与深度协调,凝聚多方力量,整合资源与行动,降低多方协作成本,合力推动治理目标达成。“责任清晰、共同尽责”为维系该模式提供根本保障,强调以制度化的方式明确划分不同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并以共同履行各方约定的内容为基础,协调过程中的分歧与不确定性,减少了因责任不清所导致的风险与纠纷。

该模式的实践在中文工坊当中得以体现。为了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语合中心与海外中资企业合作共同建立中文工坊为当地培养培训通晓汉语又具备专业技能的本土化复合人才。中文工坊是多元主体合作模式的体现,通过政府、职业院校和中资企业的三方合作,为企业提供订单式人才培养,教学内容注重语言和技能的融合。与此同时,中文工坊也是个责任共同体,政府在其中承担政策引导和资源支持的职责,高校承担人才培养的职责,社会组织承担社会调节责任,企业承担服务社会责任。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开展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合作的过程实现责任共担,通过搭建产教融合、政校企合作平台,开辟了“政府—大学—产业—社会组织”的国际中文教育生态合作模式,实现了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知识创造等功能的叠加增益,与此同时,通过明确责任分配、强化责任履行和完善监督机制,形成了多元治理闭环。这种以共同责任为基础的合作模式,不仅深化了利益共同体,还通过责任共担增强了共同体的聚合力,为国际中文教育的多元治理提供了实践范例。

(三)共享利益驱动下的多元治理模式

共享利益驱动下的多元治理模式是以共同体成员利益最大化和一致性为目标,基于利益共生、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原则构建起来的多元协同治理结构。其中,共同体成员利益的一致性是共同体得以存在的前提。①刘世强:《论构建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州学刊》2023 年第11 期。利益共生是共同体成员需要遵循的基本规范,合作共赢是行动导向,资源共享是实现路径。各成员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要兼顾其他成员的利益,不断扩大共同体的利益共通点和合作面,推动共同体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多方利益的动态平衡。

该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四个关键阶段:共同利益的识别、协调、保障和共享。在共同利益的识别阶段,各治理主体通过沟通与协商,明确彼此的利益诉求和合作目标;在协调阶段,各主体通过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协商机制,解决利益冲突并达成共识;在保障阶段,通过制定规则和建立监督机制,确保各方利益的实现;最后,在共享阶段,各主体通过利益分配和成果共享,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

该模式的稳定运转得益于一套相互关联的机制,其中动力机制源于多元主体对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根本诉求,通过精准识别与有效协调各方利益诉求,该机制在平衡多元主体利益的基础上显著减少利益冲突,提升多元治理效率,为协同治理提供持续的内在驱动力。合作机制的核心在于多元主体基于资源互补性和利益共生性开展深度协作,通过建立高效的资源流动渠道与信息共享网络,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与整合。保障机制以互惠原则为基础,通过利益分配规则的确定、信誉评价、风险分担等制度化安排确保利益共生关系的稳定可持续。

当前,海内外国际中文教育市场存在诸多共享利益驱动下的多元治理案例。这些共同体的形成得益于中文需求的增加,不少国家的海外民众通过参加中文学习培训、中文水平测试、中文比赛和中华文化赛事等渠道获得来华留学奖学金、高收入工作,或者掌握一门职业技能,进而实现自身发展需求。其中一些共同体由中文培养培训机构、中文学习者和中文就业市场组成。在这些共同体当中,语言学习环节与语言应用环节连接在一起形成闭环,学用结合带来持续性的牵动作用,中文人才的培养不仅满足了个人就业的愿望,同时也迎合了市场对中文专业人才的需求,激发了当地民众参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热情和动力,扩大了中文和中华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力和传播力。由于实现了个人发展需求、中文人才市场需求和国际中文教育人才供给的对接,满足了多方利益的最大化,供需匹配使得利益共同体更有聚合力。

总之,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形成了三种协同治理模式(见图1),分别是共通价值引领下的多元治理模式、共同责任引导下的多元治理模式和共享利益驱动下的多元治理模式。其中,共通价值引领下的多元治理模式以共同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作为治理基础,共同责任引导下的多元治理模式以维护共同使命所应承担的责任作为治理基础,共享利益驱动下的多元治理模式以资源交换作为治理基础。多元治理模式的顺利运行得益于动力机制、合作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共同作用与影响,各机制之间相互作用、互为补充为多元治理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纽带、关系和规范为多元治理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共通的价值、共同的责任、共享的利益为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的推进提供了动力来源;信任关系网络、责任共担网络、资源与信息共享网络奠定了合作基础;价值共识原则、权责对等原则、互惠原则提供了制度保障。

图1 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的协同治理模式

四、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的发展建议

为了进一步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更加稳固,凝聚力更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更为密切,需要关注维系共同体的核心要素——纽带、关系和规范,并结合技术赋能与本土化适配,以使共同体更好地适应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新趋势,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增强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的纽带:一方面,在政策嵌入或海外中文教育政策的引导下产生共同体成员参与国际中文教育的动力,如鼓励更多国家通过颁布政令等方式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文教育制度化会提高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吸引力和参与度。另一方面,在资源和大数据引导下激发共同体成员参与国际中文教育的积极性,加大数字资源、考试资源、师资资源、奖学金资源等中文教育资源的投入以满足海外就业或留学等现实诉求,为此,借助技术手段,利用大数据分析实现更加精准的资源需求分析,数据驱动的决策可以帮助国际中文教育提供者设计更加个性化和有效的资源供给方案,明确资源的具体投放种类和数量,实现治理效果产出最大化。

第二,巩固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的关系:社会互动是维系共同体中社会关系的基础,巩固社会关系需要为多元主体创造更多的互动合作机会,基于此,可以从如下五个方面促进未来合作:

一是搭建多元互动合作平台。“一核多元”的国际中文教育社会网络结构为建构多方参与、有效互动的国际中文教育共同体奠定了平台基础。在此基础,面向不同的国际中文教育项目或者不同的国家(地区)精准区分不同的共同体结构。

二是推进深层次合作。国际中文教育合作需要精心设计深层次的合作,从关注中文资源的获取有序向深度合作过渡,在人才培育、知识创造、科技研发、社会服务以及支持国家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等领域发挥语言独特的功能。

三是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多元主体通过开展常态化的共同体互动和项目合作,加快资源开放共享,形成资源互补,避免资源浪费,形成高效科学的资源共享机制;以一体化和差异化发展兼顾为基石,建立协同创新的长效合作机制;倡导开放、透明、公平的竞争环境,引入良性竞争机制。

四是扩充和丰富合作内容。国际中文教育在语言服务领域的功能日益增强,要进一步丰富国际中文教育的合作内容,在“中文+职业教育”的基础上,构建“中文+专业”的专业中文体系,将涉及语言服务领域的需求纳入到国际中文教育的合作框架当中。

五是创新合作方式。新质生产力鼓励创新,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加快国际中文教育的数智化、信息化建设,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融入教学理念及模式的创新发展,不断丰富线上中文教学资源、在线考试、AI/VR辅助教学、移动应用等技术手段,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学习体验,促进学习者的社会互动。与此同时,依靠技术创新提升治理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实现治理效率和效果的提升。

第三,完善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的规范:新质生产力要求相应的制度创新和法律法规的完善,以适应新的治理需求和挑战,保障治理活动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一方面,要规范国际中文教育行业内的合作行为。行业规范是由共同体成员共同制定的,涵盖明文规定和行业惯例的一套原则、规范和规则体系。行业规范的建立使得国际合作得以有序进行,并为成员提供合作的基础准则,有效降低国际合作的成本,促进全球合作的深入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科学规范的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标准是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先行者,推进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标准在全球的普及和应用,加强与国际语言标准的衔接与认证,及时更新和完善教师、教材、教学和考试等各方面的标准,不断扩大不同治理主体应用标准的普及率和适用性。依据新的标准,开发出符合不同国家和不同群体实际需要的教学大纲、资源和工具,提高多元治理主体的教育服务水平。

五、结语

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语言教育领域的生动实践。这一共同体通过共通价值引领下的身份认同,共同责任引导下的行动实践,共享利益驱动下的资源整合等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破解全球中文教育治理难题,实现了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为构建稳定高效的全球中文教育生态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体系仍在经历深刻变革,需要持续关注多元治理共同体新的变体,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中文教育协作网络,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时代属性的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体系。比如“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国际合作的深化实施进一步拓展了中文教育的多元合作空间,需要关注“区域多元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建立国际中文教育协作网络组织,通过区域共同体建设,开发适合区域特点的中文教育内容和模式,增强中文教育的吸引力和实用性,形成可复制、具有示范效应的多元治理模式,推动区域内的中文教育资源共享与合作。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正在重塑国际中文教育的多元合作形态,“数字空间的多元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也应得到重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国际中文教育数字资源的建设、共享与治理,构建互联互通的数字生态,为全球学习者提供便捷、高效的中文学习渠道,推动国际中文教育数字空间有序发展。

总之,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共同体的发展关乎全球语言生态的平衡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国际中文教育多元治理唯有坚持共通共担共享的理念,推动多元主体从“物理聚合”走向“化学融合”,才能真正实现“各美其美”的多元治理愿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持久动力。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H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5-0190-09

作者简介: 孔梓,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卢娜(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子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