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告知承诺制是行政相对人以自我承诺为对价,换取行政服务便利或容错空间的一种创新机制。告知承诺制并非行政许可中独有的现象,聚焦事前准入场景的分析难以窥其全貌。告知承诺制所代表的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更深层次地运用信用这一要素以高效实现行政目的的努力。从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分类、运用、公开,到运用信用信息进行联合奖惩,告知承诺制包含着信用监管的内核与程序要素,其本身即信用监管的呈现。这种信用监管模式并非单一线性的,而是在记录中分类与公开,在共享公开中奖惩,在奖惩中归集,形成交叉互嵌式的结构。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背景下,告知承诺制应跳出行政行为立法的分散立法模式,采用社会信用立法的综合性规制进路。
关键词: 告知承诺;信用监管;行政许可;社会信用体系
自2001年在上海浦东新区推行以来,告知承诺制就被视作“一个典型体现市场取向的行政审批改革方案”①袁曙宏、杨伟东:《论建立市场取向的行政许可制度》,《中国法学》2002 年第5 期。。随着行政审批改革纵深推进,尤其是中央规划层面的确认②中共中央、国务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明确提出“推行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告知承诺制由地方试点阶段进入全国性复制推广阶段。告知承诺制的推行意在缓解市场主体对简政放权的需求与公共利益保障之间的紧张关系,以信用为核心,既激发市场主体诚信自觉地遵守规则,又以事中事后监管强化监管效能,将市场准入控制由静态的审批转向动态的监管。近年来,告知承诺制在“证照分离”改革、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平台型”政府建设的背景下,成为政府规制改革的一环。但是,不同政策目标的累加导致告知承诺制度功能“过载”,也使告知承诺制在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始终未予厘清。
告知承诺制这项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创新制度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分析路径上,学界从经典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到行政过程论和规制理论的转向①参见卢超:《行政许可承诺制:程序再造与规制创新》,《中国法学》2021 年第6 期;聂帅钧:《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法律属性、运作逻辑与规范化进路》,《中国行政管理》2022 年第8 期;徐晓明:《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风险防范制度之法治建构》,《法学》2023 年第10 期。,为告知承诺制衔接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提供了解释论基础。与此相应,2022 年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第7 条提出,“鼓励在全社会广泛建立信用承诺制度”“特别是在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中,应全面建立信用承诺制度”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所称信用承诺,是指“信用信息主体对自身信用状况或未来诚信履行义务,向有关部门(单位)或向社会公众作出的承诺。《征求意见稿》第40 条使用了“告知承诺制”的概念,但未对“信用承诺”和“告知承诺制”予以区分。本文采用“告知承诺制”的表述,在论及相关参考文献与规范性文件时,为保证引用的准确性,若原文使用“信用承诺”,则引用时不作修改。。与此前的政策文本相比,意见稿呈现出两个维度的变化:其一是横向维度上,从重点运用于行政审批、证明事项向更广阔的管理领域拓展③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 号)。;其二是纵向维度上,从仅作为事前监管措施④《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 号)将“建立健全信用承诺制度”置于“创新事前环节信用监管”项下。,向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环节的全过程监管制度转变。
但是,过度聚焦于行政许可领域,忽视告知承诺制横向维度的可延展性,以及单纯将告知承诺制作为行政审批改革的一种规制工具,而未意识到其蕴含信用监管的核心特征,导致理论研究无法全面回应实践面临的困境;对告知承诺制的法律规制,也将面临纳入行政行为法的分散立法模式,抑或通过社会信用立法的综合性立法模式,抑或二者兼有的选择。基于上述背景,为了对告知承诺制在行政法中的合理定位进行全域性的观察,本文选取不同于行政许可的研究视角,将告知承诺制作为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进行审视,以期为构建告知承诺制的制度框架提供理论基础。
所谓告知承诺制,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出办理行政事务或获取行政服务的申请时,行政机关告知其应当符合的条件及需提交的材料,申请人作出符合条件的书面承诺后,由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的方式。告知承诺制最早在企业开办领域试行,用以解决程序多、费时长等问题。虽然告知承诺制在当时没有引发全国效应,但是伴随着政府规制改革的推进,它被广泛运用于行政许可、行政证明、行政处罚、文书送达⑤参见《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68 条。、财政性资金使用⑥参见《深圳经济特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42 条。、市场主体信用修复等⑦参见《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60 条。场景,在这些行政管理活动中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也面临着制度定位的困境。
制度设计的目标指向、与其他制度的关联性决定了告知承诺制的定位,但学界对这两方面的讨论尚不充分。为了对告知承诺制在行政法体系中进行合理定位,需要从影响其制度定位的多重因素进行分析。
自制度设计之初,告知承诺制就面临着制度目标是什么,以及能否实现预设目标的问题。告知承诺制的发展历程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几乎是同一时间开启的。早期的告知承诺制承载着扫除计划经济遗留的僵化机制、创新行政审批方式的功能。事实证明,告知承诺制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行政许可法》起草时,就有学者提议将告知承诺制纳入《行政许可法》中,但因为告知承诺制发展尚不成熟,许多问题留待解决,故提议未被采纳。⑧汪永清主编:《行政许可法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年版,第109 页。此后,告知承诺制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期间遭遇了多重阻力,一度陷入停滞(参见图1)。

图1 告知承诺制规范性文件颁布数量统计图
《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告知承诺制发展出现了“制度遇冷期”,这与告知承诺制的功能可替代、合法性欠缺、适用范围不清、配套措施滞后等有关。尽管告知承诺制在“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重获中央首肯并推广至全国各地,但学界对告知承诺制遇冷的原因少有反思,这不利于制度的进一步推行。具体而言:
第一,告知承诺制早期的功能定位具有可替代性。告知承诺制最初的功能定位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部分,这种功能定位下告知承诺制具有较大的可替代性,也使告知承诺制的作用被降格。一方面,告知承诺制推行的初衷是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审批效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通过十几轮取消、下放、调整、委托,行政审批数量已经大幅减少,办理流程也不断简化、优化、数字化。典型如企业登记制度,无论是申请登记材料的大幅简化还是满足条件下的当场许可,都实现了“放松规制”的目标,极度压缩了告知承诺制的适用空间。另一方面,为了塑造“市场取向”的监管模式,在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的背景下,“证照分离”改革,“一业一证”改革、“最多跑一次”等驱动市场主体积极性的改革措施纷纷出台;为简化事前许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而推广运用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大数据监管、“互联网+”监管等,都在不断地向“市场取向”的目标趋近。
第二,告知承诺制的合法性基础欠缺。作为行政许可的一般法,《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审查方式为: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许可决定,否则进行实质审查。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34 条。而告知承诺制通过“告知”和“承诺”,以形式审查匹配事后监管的“先上车后验票”机制实施许可②徐晓明:《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风险防范制度之法治建构》,《法学》2023 年第10 期。。因此有学者认为,“告知承诺制改变了法定的审查方式,规避了行政机关的法定审查义务,改变了行政审批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相对人和社会中介机构三者间的法律责任分配机制。”③李孝猛:《告知承诺制及其法律困境》,《法治论丛(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7 年1 期。在告知承诺的责任机制方面,虽然部分违反告知承诺的行为可以在《行政许可法》中找到处罚依据,但是并不全面,且欠缺具体实施细则;此外,当事人出现承诺不实行为通常既违反行政许可的相关法律法规,又违反本人所作出的承诺,在“失信”和“违法”两套不同的惩戒体系下,如何实现《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处罚机制与失信惩戒机制之间的衔接运用,须做进一步的制度安排。尽管告知承诺制的出现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需要,但在合法性问题尚未解决之时,各地在适用和推广时难免出现过度保守谨慎或突破底线的极端现象。
第三,告知承诺制存在目的与手段的错配。在行政许可制度框架中,告知承诺制的运用需以行政审批为前提,但是《行政许可法》所划定的是否设定许可的界限在行政审批改革中不断受到冲击。取消或保留审批主要是基于长期的行政管理经验,缺乏一以贯之的原则和评判标准,致使一部分许可事项究竟是取消还是保留处于频繁变动之中①余珊珊:《基于“事项”识别的行政许可清单制度建构》,《中国行政管理》2021 年第12 期。,以此为基础的告知承诺制在确定适用事项时亦显得无所适从。告知承诺制意在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改善行政许可制度的弊端,可是,按照《行政许可法》第13 条,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事项可以不设定许可,即告知承诺制的适用事项本身可以通过加强日常监管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而非必须通过设定许可来实现。从这一角度来看,告知承诺制出现了目的和手段的错配。除却上述因素,若将告知承诺制仅作为行政许可流程的一套优化装置,其作用空间只限于流程简化,带来的效用十分有限。
第四,告知承诺制配套措施滞后,难以充分实现制度设立目的。告知承诺制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执法方式,蕴含着新的行政管理理念,即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向“宽准入、严监管”,从事前审批为主转向事中事后监管为主。但是,我国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以审代管”的思路并未完全转变,一些领域频频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与配套措施滞后、事后监管衔接不畅不无关系。若仅仅放松前端审批而没有辅之以良好的事中事后的监管机制,容易形成监管真空,使得某些产业鱼龙混杂、一拥而上、乱象丛生。在配套措施滞后的情形下,告知承诺制难以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改革的成效也会大打折扣。“告知承诺制一反由行政机关主导的传统行政许可理念,运用契约形式来处理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用双方合意来处理传统上行政机关的单方权力行为,凸显了市场主体的能动作用。”②袁曙宏、杨伟东:《论建立市场取向的行政许可制度》,《中国法学》2002 年第5 期。这种契约化合作外观需要以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为基础,而在原有的审批制度下,社会的信用机制过度依赖政府,或者直接由政府信用代替社会信用体系,致使社会信用体系发育欠佳,无法为告知承诺制提供坚实的信用基础。此外,行政相对人的法律素养和诚信意识也将影响告知承诺制的有效运行。从实践来看,申请人不守承诺、逃避监管等问题逐渐暴露,极大地阻碍了监管目标的实现。③祝卫红:《在公共场所实施“告知承诺制”的问题及探讨》,《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06 年第1 期。
综上,告知承诺制在实践中似乎成为了一项“可有可无”的制度,甚至在部分行政管理领域,是相对人存在不同选择时(原行政许可方式与告知承诺制)劣后选择的方式。④林鸿潮:《消防安全检查告知承诺制的实施现状和完善建议》,“应急法研究”微信公众号,2021 年12 月28 日。告知承诺制的发展呈现出两个面向:一面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积极推广,被屡次提上行政规制改革议程;另一面是,由于没有找到独一无二的制度定位,告知承诺制陷入了行政审批改革越深入,告知承诺制的适用空间越狭小的悖论。两种面向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张力。
行政许可是告知承诺模式萌芽的制度土壤。早期告知承诺制的内涵与要素都是在行政许可制度的基础上经调整优化而来。随着行政规制改革的推进与告知承诺制的自我革新,外因和内因的双重作用使得告知承诺制已不再局限于行政许可方面发挥作用,故而延续这一研究视角,将带来诸多弊端。
第一,与告知承诺制的实践不相符。学界对于告知承诺制的讨论主要聚焦于行政许可领域,关注告知承诺制适用最典型的场景,对告知承诺制的内涵、性质、程序、责任机制等进行抽次剥茧般的细致分析。然而,从实践情况来看,告知承诺制的适用已然突破行政许可领域,向行政证明、行政处罚等领域扩散。①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关于在交通运输领域推行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制的意见(试行)》(浙交〔2020〕40 号)。基于行政许可的研究结论虽然能为剖析告知承诺的运作机理提供有益借鉴,但是不能直接适用于其他行政管理场域。以行政证明告知承诺制为例,虽然该制度与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均坚持风险可控原则,不适用于事后风险较大、纠错成本较高、损害难以挽回的事项,但前者还须契合“最大限度利民便民原则”,适用于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使用频次较高或者获取难度较大的证明事项,如户籍管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方面。②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 号)。在运行机制上,该制度与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最大的区别是:申请人承诺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并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行政事项。这一程序构造上的区别将带来事后监管和法律责任的差异。
第二,陷入研究方法的矛盾。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大体可分为行政行为形式理论、行政过程论和规制理论三条路径。受制于行政行为理论框架,对告知承诺制的分析需要对现有理论体系进行扩容或对原有的行政行为形式进行改造。③王青斌、付小彦:《作为公法上单方允诺的信用承诺制度》,《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3 期。但是,由于行政行为形式理论本身采用什么立场、依据什么标准对行政活动进行类型化不甚清晰④黄宇骁:《行政行为概念的立体程序化改造》,《清华法学》2023 年第2 期。,将告知承诺制纳入行政行为理论讨论,其结果是使得行政行为的规范意涵被不断稀释。从另一视角,运用行政过程论或规制理论讨论告知承诺制,更多是从描述性的概括出发,摆脱了必须以一个“类型化概念”的装置固定告知承诺制内涵的难题,在阐释告知承诺制时拥有更强的解释力。但是,从行政过程论的视角将告知承诺制“分段视之”⑤聂帅钧:《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法律属性、运作逻辑与规范化进路》,《中国行政管理》2022 年第8 期。,即分别从前端许可、后端核查、失信惩戒的各个阶段进行讨论,在未突破传统行政法的框架下,只能将前端许可对标许可的形式审查,后端核查对标许可的实质审查,失信惩戒对标行政处罚,实际上又回到了行政行为形式论的体系中。究其原因,现有的行政许可规范体系立基于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对违法行为的惩处也以“行政行为”为桥梁。既希望跳出这一规范框架,又仅在类型化行政行为(行政许可)的视角下探讨告知承诺制,本身陷入了一种逻辑混乱。换言之,既然抛弃了行政行为形式理论作为解释模型,便不需要拘泥于行政许可领域,告知承诺制也不必限定于“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
第三,与规制改革目的相违背。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的设计和运作是告知承诺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其涉及的是行政相对人承诺作出后、承诺的履行机制如何建立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学界并无疑义。但是,从行政许可的视角出发,一部分学者将事中事后监管视为告知承诺的实质审查,即“从原来的申请——形式审查——实质审查——确认符合条件后发证的流程,转变为申请——形式审查——发证——实质审查——不符合条件则撤销”⑥张力:《先证后核、消极许可与规制工具试验》,《中国行政管理》2019 年第5 期。。而这种“以递延实质审查时间来换取规制改革空间的策略安排”的观点并没有合理解释为何要“弱化准入监管风险预防规制功能以突出后续监管在整个风险防范制度体系中的支柱性地位”⑦徐晓明:《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风险防范制度之法治建构》,《法学》2023 年第10 期。。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是规制改革的目标之一,但与此同时,“坚持风险可控”也是风险社会下规制改革不可忽视的重要底线,是告知承诺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将所有规制风险都转移至风险防范体系中作为兜底保障的后续监管,并非告知承诺制的初衷,也违背了规制改革的目标导向。另一种观点认为告知承诺制与事中事后监管存在交叉互嵌关系,但二者分属两种不同的机制,需考虑如何实现二者良好衔接的问题,因此需要引入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对告知承诺制予以调适。⑧林鸿潮、张涛、李昱音:《公共安全领域告知承诺制的实施困境及其调适》,《中国行政管理》2021 年第3 期。但是,行政许可评价制度自《行政许可法》颁布以来尚未被真正激活,能否发挥效用仍有待观察。此外,寄希望于告知承诺制与事中事后监管的有效相衔接以实现从“重审批”到“重指导、优服务、强监管”的重心转移,实际上人为分割了事前与事中事后监管的完整性。从监管实践来看,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是承诺得以有效遵循的必要制度保障,如果没有完善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跟进,设定准入监管所要实现的目标将会面临难以实现的困境。因此,完整的告知承诺制还应当包含承诺做出后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即包含告知、承诺、作出决定至事后监管的全流程。
总体而言,告知承诺制从行政许可制度中产生,但在发展中日渐脱离了行政许可制度的框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价值、制度优势和制度机理。为了解决告知承诺制的定位困境,需超越行政许可的制度框架,从信用监管的整体视角予以审视。
作为行政审批改革的一环,告知承诺制被赋予过多的功能。规制机关既希望告知承诺制实现简政放权,降低准入门槛“放”的要求;又希望其通过创新监管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满足“管”的要求;最后,还要体现高效服务,营造便利环境,贯彻“服”的理念。但实际上,在“放管服”改革中,告知承诺制相比其他改革措施最为核心、也无可取代的定位是:信用监管的一种运行模式。
关于告知承诺制与信用监管的关系,学界产生了不同观点,可以归纳为衔接说、环节说、内嵌说。衔接说将告知承诺制视为一种事前规制措施,是衔接事前、事中和事后规制的关键;信用监管作为事中事后监管的核心机制,通过信用档案、公共信用平台乃至信用联合惩戒等措施,实现对告知承诺制改革后新增市场风险的防范预警与监管制裁。①张涛:《信用规制法治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3 年版,第173—176 页,第54-57 页。环节说认为,“告知承诺制是信用规制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也在某些情形下,成为行政审批、行政登记等具体行政行为的前置条件”②张鲁萍:《公法视域下的信用承诺及其规制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5 期。。内嵌说与环节说恰好相反,认为告知承诺制将包括记录信用档案、信用风险分类、信用差异化惩戒等复杂、细密的信用规制工具有机内嵌于整个许可规制体系之中,提高了行政规制的强度与密度③徐晓明:《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风险防范制度之法治建构》,《法学》2023 年第10 期。;告知承诺制是许可制度“将信用纳入考量因素”的规制优化。④伏创宇:《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功能定位及其边界》,《行政法学研究》2024 年第1 期。上述观点的分歧很大程度源自对“信用监管”内涵的不同界定。现今关于信用监管的定义,学界尚未形成通说,但依据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措施大体可以分为狭义说、广义说、最广义说等。狭义说聚焦于对市场主体活动的监管⑤钱弘道、徐博峰:《企业信用监管中行政处罚的法治化指标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4 期;张太航:《信用监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管理的必然选择》,《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17 年第7 期。,广义说覆盖信用信息处理的全流程⑥王瑞雪:《政府规制中的信用工具研究》,《中国法学》2017 年第7 期;袁文瀚:《信用监管的行政法解读》,《行政法学研究》2019 年第1 期。,最广义说在广义说的基础上突出了信息技术这一核心支撑点⑦张涛:《信用规制法治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3 年版,第173—176 页,第54-57 页。。
本文采广义说的观点,认为信用监管是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对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或者掌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进行记录归集、评价分类、共享公开,通过分类管理和联合奖惩措施来发挥作用的规制工具。告知承诺制以信用为基础,运用公共信用信息的记录归集、评价分类、共享公开、分类管理和联合奖惩措施实现规制目标,其本身即信用监管的呈现。换言之,告知承诺制并非与信用监管衔接的事前机制,也非信用监管的某个环节,其包含信用监管的内核与程序要素,是信用监管的“微缩模型”。
告知承诺制借助公共信用信息的采集、运用、分类,根据结果进行联合奖惩等方式发挥制度效用,并在权力来源、运作机理、制度效能方面描摹了信用监管的内涵。
1.权力来源
不同于在法律法规授权下的行政管理,信用监管是一种新型监管方式,其权力来源并非不言自明。在告知承诺模式下,申请人提出办理行政事务申请并自愿作出承诺,为监管机关收集信用信息、对相对人进行分类管理、并基于信用信息予以联合奖惩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有学者认为,告知承诺是一种政府给予民众的制度化信任资源。①李志杰:《告知承诺政策:一种政府给予民众的制度化信任资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1 期。与之对应,公众基于对行政机关的信任以及可能获得的制度性优惠,以作出承诺的方式与行政机关达成“合意”。从经济学原理来说,告知承诺制减少了交易对手间的信用信息不对称,让信用交易的授信方(监管部门)能够充分了解对方的真实实力,并依靠对市场主体进行的信用调查作出科学的授信决策。②林钧跃:《社会信用体系原理》,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年版,第48 页。此即告知承诺制运行机制中监管机关进行信用监管的权力来源。
2.运作机理
第一,申请人的书面承诺与履行承诺情况是采集信用信息的重要途径。“信息是个人行为受到监督的基础。”③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6 页。在社会中,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能被一部份人群以相对低的信息成本观察到,而其他人群观察该行为的成本较高,那么,让信息成本较低的人群行使监督的权力就可以大大地节约监督成本。④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37页。《告知承诺指导意见》指出:“建立告知承诺信用信息记录、归集、推送工作机制,将承诺人履行承诺情况全面纳入信用记录,依托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加强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通过注册登记、资质审核、公共服务等环节,行政机关收集申请人的信用信息,以此启动信用监管流程。在告知承诺制的运行程序中,申请人履诺所积累的信用信息又将成为后续适用告知承诺制的基础,从而形成信用监管的循环。在适用对象上,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这既从前端降低了规制风险,也保障了信用监管的完整闭环。从这一角度来说,信用监管并非遵从信用信息记录归集——评价分类——共享公开——联合奖惩的单一线性模式,而是在记录中分类公开,在共享公开中奖惩,在奖惩中归集,形成交叉互嵌式的结构。
第二,基于信用状况实施分类精准监管是运用信用信息的重要内容。《告知承诺指导意见》指出:“按照信用状况,实施分类精准监管。探索建立信用修复、异议处理机制。依法加大失信惩戒力度,根据虚假承诺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失信程度分级,区分不同失信情形实施相应惩戒措施。”例如对履行承诺情况较好、从事风险较低活动的市场主体,可以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对存在违法失信行为,或风险较高的市场主体,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依法依规实行严管和惩戒。⑤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 号)。对公共信用信息的共享公开、分类运用,有利于实现事中事后的差异化监管;既能完善事前准入与事中事后监管的衔接过渡,也能对失信者进行精准监管,节约执法资源。
第三,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是信用监管发挥效用的必要手段,也是开启新一轮信用监管循环的基础。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分别指监管机关对信用记录良好或存在失信行为的相对人给予一定利益或不利益的行为,二者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被视为信用监管的关键。⑥孔祥稳:《作为新型监管机制的信用监管:效能提升与合法性控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 期。《告知承诺指导意见》指出:“对在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承诺不实的,行政机关要依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者予以行政处罚,并纳入信用记录。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监管机关实施失信惩戒的前提是:告知承诺制把申请人不符合准入条件即从事相应行为的违法责任,转化为其违反自身事前承诺的失信责任⑦林鸿潮、张涛、李昱音:《公共安全领域告知承诺制的实施困境及其调适》,《中国行政管理》2021 年第3 期。,并通过严厉的事后追责倒逼申请人满足承诺的条件。对这一失信行为的追责,目的是管控风险而非制裁失信。①陈国栋:《数字时代失信惩戒法治化的新进路:从制裁失信到管控风险》,《比较法研究》2023 年第2 期。
3.制度效能
告知承诺制的独特价值体现在: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并以此嵌入更广阔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在此背景下,告知承诺制将成为信用监管在更广阔场域发挥效用的助推剂。
第一,告知承诺制体现了更深层次地运用信用要素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努力。随着告知承诺制不断推广,其覆盖的行政行为类型日益增多,其作用进路不再局限于单一行政行为而是整体的政务服务过程。目前,中国正在着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而告知承诺制作为一种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将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将诚实信用原则内化于行政法律关系。此处所说的诚实信用原则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有所不同。前者是积极意义上的诚信原则,指告知承诺制运行中双方都应遵循诚实守信要求;后者是消极意义上的诚信原则,即行政决定作出后不得随意变更。原有的市场准入制度是以政府主导而开展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政府主导了企业“从出生到坟墓”的所有事物。这大大阻碍了市场主体自我保护和抵抗风险意识的发育。在此种政策体系中,社会信用发育迟缓,过度依赖于政府甚至被政府信用所替代,既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也对社会本身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当下中国正面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期和转型期,须逐步建立完善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而告知承诺制正是行政改革领域围绕信用建立新型监管机制的尝试。告知承诺制将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核引入行政关系,强化“信用”这一重要的市场经济要素,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都提出了诚实守信的更高要求。在共同的原则支配下,以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承诺和信赖为基础,有利于双方建立互信互勉的良性关系。
其次,激发市场主体的诚信意识和法律意识。原先的行政审批方式中,企业对政府过度干预及产生的负担不满,往往会使用各种手段逃避审批条件。而在告知承诺制中,企业不再使用以满足行政机关要求的短期行为模式,而是追求自我约束、自主管理,遵循市场原则以获取长期成效。政府与企业之间类似“猫捉耗子”的对抗亦变为了合作共赢。②季文冠等:《告知承诺审批方式研究》,《政府法制研究》2003 年第8 期。在这个意义上说,告知承诺制对于企业的诚信意识和法律意识增强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与此同时,告知承诺制的普法和释法功能也有待探索。现有的行政执法制度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的告知义务、或未履行告知义务须承担相应责任的规定较少。告知承诺制通过承诺书的形式告知相对人办理行政事务的法定条件,其普法和释法效果优于不针对特定主体的普法释法活动,因为所针对的是具体事项,具有目标的特定性。对申请人而言,告知承诺制降低了其学习成本和心理成本。③卢超:《行政许可承诺制:程序再造与规制创新》,《中国法学》2021 年第6 期。有一种质疑观点认为,告知承诺书可能陷入“格式合同”的困境,无法真正发挥制度约束功能。这是告知承诺制实施中与制度设计发生偏离不可回避的问题,可以考虑通过一些技术性途径予以解决。当然,告知承诺书的设定初衷是为相对人提供便利,如果申请人借此存在侥幸心理,作出虚假承诺,事后将会受到失信责任机制的惩戒。
最后,以事后失信惩戒倒逼信用社会建设。告知承诺的制度构建以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诚实守信为前提,以社会信用体系为依托,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和纠纷解决程序为保障。现阶段,对违反告知承诺制的惩戒仅仅依靠《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已经显得捉襟见肘。当下市场主体快速增加,而监管执法资源又相对不足,抓住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这一特征,运用信用监管是解决二者矛盾的有效手段,反之亦有助于加快市场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市场秩序。④王吉德:《事前告知承诺 事中监管执法 事后联合惩戒 全链条加强市场监管》,《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17 年第9 期。相比市场准入监管,信用监管具有更高效、更低成本的优势,同时兼顾了优化营商环境对监管质量和效率并行的要求。信用监管建立在良好社会信用体系之上,又反作用于社会信用体系。信用监管既包括对市场活动事先设定规范,也包括对事后失信予以惩戒,二者共同作用形成完整的监管体系,从而倒逼信用社会建设。
第二,告知承诺制通过信用监管平衡放权与监管的矛盾。随着行政审批改革的深化,市场主体对简政放权的需求与日俱增。与此同时,风险社会对政府监管目标的达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作为监管者,要综合考量放权与监管之间的平衡。在社会治理不发达,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之时,单纯谈放权容易造成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告知承诺制引入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对于缓解了放权与监管之间的矛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告知承诺制有利于政府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在传统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既要对行政决定的实体合法性承担责任,也要对行政决定作出的程序合法性负责。而告知承诺制中,政府将重心转移至相对人作出承诺后的事中事后监管,运用说服、督促、核查等多种方式要求申请人落实承诺的条件,将实体合法性责任转由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共同承担。为实施告知承诺制,行政机关必须转变“重事先审批、轻后续监管”和“重管理、轻服务”的理念,须详细告知申请人并使其清楚了解行政管理的内容与要求,由此实现对相对人的行政指导和服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第三,告知承诺制通过激发相对人的“自我规制”以发挥市场作用。告知承诺制激发了市场主体进行自我规制,提升自律。一方面,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准入制度过度强调监管部门设定的标准,忽视了市场主体的努力和自律。《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是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但是无论是减少审批项目数量的努力还是适应公众对政府转型的需求,《行政许可法》都未能完全奏效。《行政许可法》不仅规制作用有限,还面临着被不断架空的危险,因为“大量的行政审批被作为非许可类审批从行政许可中分离出去,致使《行政许可法》所规制的行政许可被限缩到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①王克稳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法律问题》,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10、14 页。告知承诺模式的引入,有助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回归本位,将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以市场自律与政府监管的共同作用弥补行政许可制度的不足。告知承诺书的发放为申请人提供了自觉、主动学习相应法律法规的机会,激发了行政相对人知法、守法并按规范标准执行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减少了行政机关的重复性工作。另一方面,告知承诺制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正向激励。告知承诺制的目的之一是培养市场主体对营商行为进行合法合规的自我约束,甚至是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序良俗的遵循。当市场主体激发自身的积极性去适应监管要求、主动提高信誉才能真正为市场带来优质的产品。告知承诺制的推行和发展顺应了“放松市场管制”的时代需求,以“亲市场化”战略为导向,充分体现了政府退缩和市场回归这一改革主线。②吴小芹等:《浦东新区卫生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审批方式初探》,《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4 年第12 期。
现今,告知承诺制仅在个别法律中被提及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15 条。,主要散见于不同层级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之中。2019 年10 月22 日发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曾在征求建议稿中对告知承诺制的适用情形作出规定,但是在最终发布的文本中删去了这些内容,仅规定“符合相关条件和要求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采取告知承诺的方式办理”。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围绕这一制度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既没有对告知承诺制作出规定,但也未完全封闭,而是留待地方立法或者其他领域立法继续探索。
告知承诺制法治化的落脚点在于实现制度入法。多数观点认为,应将告知承诺制纳入《行政许可法》。这种修订并非简单增删条款,而是“从规制创新与程序再造的角度实现《行政许可法》的体系性变革”。④卢超:《行政许可承诺制:程序再造与规制创新》,《中国法学》2021 年第6 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了维持法秩序和谐统一,除了修改《行政许可法》,也同样需要对告知承诺制所延展的其他行政行为法进行修订。此外,已经结束公开征求意见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倘若在今后正式出台的文本中确立了告知承诺制条款,也需进一步考虑新旧法之间的制度衔接问题。基于上述背景,告知承诺的制度化路径可以大体分为三种方案:第一种是纳入行政行为法的分散立法模式;第二种是通过社会信用立法的综合立法模式;第三种是兼容模式,既在社会信用立法中作总领性规定,也在各行政行为法中分别作出规定,形成总—分式的立法结构。本文认为,告知承诺制入法宜采社会信用立法的综合规制模式,具体原因如下:
在分散立法模式下,告知承诺制是否属于一种行政行为,属于哪种行政行为是从立法上进行制度构建的前提。关于告知承诺制性质的讨论,主要存在是否属于一种行政行为或者不属于一种行政行为两种观点。前者关注告知承诺制度中契合行政行为构成要件的要素,后者则转向行政过程论或规制理论的分析进路,以求合理解释告知承诺的运行机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将告知承诺制作为一种行政行为进行分析时,会发现其无法通过行政行为形式理论获得圆满解释,总是存在构成要件欠缺,或行为分类不明,甚至是行为悖论等缺陷。而运用行政过程论或规制理论分析告知承诺制,尽管能够为告知承诺的性质提供合理性解释,却在如何嵌入现行法规范体系的问题上发生困难,除非将现有法律进行“釜底抽薪”式的革新。行政行为立法是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孕育的产物,而社会信用立法关注不同于传统管理模式的信用机制,突出信用信息处理的全过程。故而,分散立法模式和综合立法模式建立在不同的理论预设之上,二者之间难以协调。
从制度效用而言,“分而治之”的立法模式将带来事前机制与事中事后监管的衔接难题,影响告知承诺制作用发挥的连贯性。在综合性立法模式下,公共信用信息的记录、归集、分类、公开、运用和在此基础上的联合奖惩等过程环节成为告知承诺制的组成要素,使其拥有一套完整的信用信息处理流程。而分散立法模式下,对告知承诺制的规制还需要额外考虑与失信联合惩戒等事后监管机制的关系问题。因为传统行政执法方式不附带信用信息收集利用的功能,对信用信息的惩戒与传统的行政行为活动分属两套机制。为了实现信用监管的规制功能,只能另行设计一套适用于信用信息采集、分类、利用的流程,或者将传统行政行为嫁接于信用信息处理的过程。然而,这种做法将传统行政活动与信用处理环节人为地割裂,既无法将信用信息的收集利用释放于行政实践场景,充分发挥信用监管的效用,实现信用监管助推行政行为升级改造的目的,也无法将信用监管纳入行政行为的规范体系内。因此有学者提出,以“行政过程”统合狭义行政行为和信息行为①黄宇骁:《行政行为概念的立体程序化改造》,《清华法学》2023 年第2 期。,从而实现信息行为与传统行政行为的有序衔接。但是这种解决方案需要选取完全不同于行政行为形式理论的“阿基米德支点”。
对于告知承诺制应纳入《行政许可法》等行政行为法还是纳入社会信用综合立法,可以失信惩戒机制为参考。在《行政处罚法》修订时,关于失信惩戒机制是否应纳入《行政处罚法》引起了热烈讨论,但最终的做法是,没有将失信惩戒纳入《行政处罚法》之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失信惩戒的运行机制(如惩戒主体、惩戒对象)与行政处罚具有差异性。第二,失信惩戒措施的性质较为复杂,现存百余种失信惩戒措施并非都属于行政处罚,将部分失信惩戒措施纳入《行政处罚法》,将造成失信惩戒制度的割裂。第三,由专门的社会信用法律法规对失信惩戒制度进行统一规范,更有利于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构建和对失信惩戒制度的有效约束。②张晓莹:《行政处罚的理论发展与实践进步——〈行政处罚法〉修改要点评析》,《经贸法律评论》2021 年第3 期。告知承诺制亦是如此。尽管将告知承诺制纳入《行政许可法》,能够为告知承诺制提供合法化基础,但是告知承诺制的形态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其与行政许可的运作原理存在诸多不同,难以用一部法律予以统合。从社会信用立法的整体视角看,将告知承诺制、失信惩戒等所有具备信用监管要素的制度都纳入社会信用立法,有利于形成全过程的监管链条,充分发挥信用监管的效用。
从立法成本而言,将告知承诺制的制度构建寄希望于行政行为法修订,将会大大增加改革的成本。即便是只修订《行政许可法》,也并非简单增加一个告知承诺制条款,而是要在适用范围、程序机制、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进行调整。按照这种修法思路,除了《行政许可法》,还需要逐一修订行政处罚、行政证明等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能实现告知承诺制的完整规制。相较而言,在处于起草中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设置告知承诺制条款,立法成本更低。
将告知承诺制分别纳入其所关联的行政行为,也存在不小的技术考验。告知承诺制适用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和证明事项等不同的管理场景,其共性在于将信用作为获取行政服务或免于一定义务负担的基础,违背承诺则需要承担不利后果。除此共性之外的制度要素都可以成为变量,致使实践中告知承诺制存在多种样态。比如作出承诺的方式,既可以口头承诺可以书面承诺;又如办理流程,有的可以减少申请材料,有的允许补交材料,也有的可以延后提交材料等。即便同属一个管理领域,如行政许可,也存在多种不同的运行形式。告知承诺制在不同领域适用存在不同特点,需要据此予以灵活变通。因此,不同行政行为法之间的规定是否协调仍需要进一步考虑。
以信用为基石、以承诺为载体,告知承诺制蕴含着市场或社会自治优先原则、管理或服务制度的效益最大化原则,契合了效能原则在实体和程序维度对行政执法制度提出的新要求,成为丰富行政法学概念工具,寻求行政法学理论新发展的重要尝试。与告知承诺制具有紧密关联的信用监管制度,逐渐在行政法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在社会信用立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作为一种监管方案的描述与总结,信用监管勾连一系列新型公法现象的概念组织能力非常有限①王瑞雪:《论信用立法的概念谱系》,《经贸法律评论》2023 年第6 期。,如何将其规范化以进入法律系统的理路有待充分研究。告知承诺制集成了信用监管的内核与程序要素,透过这一制度管窥整个信用监管的全貌,或许能为构建信用监管概念系统和规范体系提供一个可资研究的样本。
当下,中国行政法治实践中交织着两条逻辑主线:一条是以职权、行为、程序和责任法定化为核心构建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另一条是以“良好行政”为导向,旨在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政府自身改革之路。②唐明良:《行政法治与政府自身改革的耦合性发展:从法治政府建设的地方实践展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 页。两条主线“耦合”式发展,成为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图景。在探求“合法性”与“最佳性”的理论构成及其互动结构时③朱新力、唐明良:《法治政府建设的二维结构——合法性、最佳性及其互动》,《浙江学刊》2009 年第6 期。,告知承诺制提供了具有典型性的分析样本。一方面,告知承诺制以实定法构建的规范体系为基础;另一方面,告知承诺制须不断回应行政审批改革对简政放权、提升效能的要求。“法律和信用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个互补的基本机制。”④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84 页。相较于法律,信用机制是一种成本更低的机制。在法律难以行政有效的情形下,信用能通过更灵活多样的方式弥补法律的不足。当然,信用机制的发展仍要以法制为基础,二者在相互促进中方能不断演进。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5-0096-11
作者简介: 余珊珊,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告知承诺制在行政法中的体系定位与法治化研究”(BLX202237)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