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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师形象的图像解读——以《先师孔子行教像》为例



摘 要: 教师形象反映了某一时期全社会对教师这一特殊群体理想的价值期待。孔子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典范,其教师形象也为后世人们所推崇与效仿。《先师孔子行教像》是自唐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孔子画像,也是后世孔子标准像的主要依据。行教像从相貌、姿态、服饰、佩饰等方面,构建出孔子作为教师的基本图像形态,其所展现的“面孔效应”“身体语言”“服饰语言”“标志符号”等,既为人们描绘出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教师形象的基本特征与潜在内涵,同时也为当代教师形象的构建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 孔子;行教像;教师形象;图像构建

教师形象是教师的社会地位、素质能力、行为表现等方面的总和,它受到社会发展的规范、要求与塑造,而教师形象的构建则是“教师的内在精神活动与外在形象塑造的有机结合,是教师实现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①李继星:《教师文化力》,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73 页。。在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将“内在精神活动”与“外在形象塑造”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教师,首推孔子。《论语》《孔子世家》《孔子家语》等古代文献,为人们提供给了诸多构建孔子教师形象的“文本表达”素材,而历代流传下来的孔子画像,则为人们提供了孔子教师形象的“图像表达”素材。历代与孔子相关的图像,是“儒家人物类图像中数量最为庞大、影响最为持久的,这与孔子的文化史地位是相符合的”②周赟:《中华图像文化史·儒学图像卷》,中国摄影出版社2017 年版,第27 页。。这其中,《先师孔子行教像》最具代表性。相传《先师孔子行教像》为唐代吴道子所绘,碑刻现藏于山东曲阜孔庙,其中所绘孔子形象,也成为后世最为流行的样式,民国时期还不断进行翻刻、复制,流出无数的原石拓本②孔德平:《吴道子所绘孔子像的传播与接受》,《美术观察》2020 年第12 期。。

在《先师孔子行教像》中,孔子的形象是站立,“面容苍老、眉发皆白、满髯齐胸、颧骨突出。宽衣博带、阔袖大领、下裳垂地、足蹬云鞋、腰佩长剑、叉手肃立”③张岱年:《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 年版,第49 页。。图像中右上方写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十六个字,左下角写有“唐吴道子笔”。图像中的孔子双目炯炯有神,头顶宽平,与传说中孔子“七陋”(即口露齿、耳露轮、鼻露孔、眼露白,共露七孔)的特征相吻合。

《先师孔子行教像》,曲阜孔庙石刻拓本①吴方:《图说中国文化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版,第108 页。

图像是人类社会进程中最为古老而又不断更新的文化基因,每一个图像都反映着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范式。《先师孔子行教像》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孔子形象,为人们认识孔子,尤其是作为教师的孔子,提供了更为直观、形象的依据。基于此,本文以《先师孔子行教像》为分析对象,用图像解读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式探讨孔子的教师形象,并着重思考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作为教师的孔子,其图像形态的主体性是如何展现的;其二是图像中人物形象的主体性所包含的文化教育意义有哪些,对后世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圣人奇形”——孔子教师形象中的“面孔效应”

面孔是人类身体上最能够代表其社会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日常社会交往活动中,人们常常通过一个人的面孔来辨别其对社会、对他人是何种态度(如友善或不友善),并根据相关的社会规范(如年龄、职业、性别等)对他人的面孔进行评价。法国人克劳德·施密特指出:“如果说脸本身即构成一种符号,那么它既承担着我们加诸其上的一切,也承担着它自身所隐匿的一切。”④汉斯·贝尔廷:《脸的历史》,史竞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5 页。因此,获寻面孔特征是人们判断他人性格与行为特征等最为直接的方式之一。在《先师孔子行教像》中,孔子的面孔特征很是特别的,可以称之为“奇形”,所产生的“面孔效应”也最为强烈,能够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先师孔子行教像》中的孔子,目长、鼻高、天庭饱满、头顶局部凹陷、头上七窍豁露,与普通人的形象有很大差别,相关文献也多有记载⑤李启谦、王钧林:《孔子体态、相貌考》,《齐鲁学刊》1990 年第4 期。。比如《荀子·非相》中说“仲尼之状,面如蒙倛”,“面如蒙倛”是说孔子的面相奇特,很像蒙倛(也称作蒙箕,是古时驱逐疫鬼或者丧葬仪式中所用的神像,脸型是方而丑,头发是多而乱,外形表现凶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是“生而首上圩顶”,即头顶凹而四周高,头呈方形,好似反过来的屋顶。而《孔子家语》中则记载了郑国人见到孔子时对其形象的描绘:“东门外有一人焉,其长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颡,其头似尧,其颈似皋繇,其肩似子产,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累然如丧家之狗。”⑥王肃:《孔子家语》,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年版,第146 页。当时郑国人见到的孔子身材很高,有九尺六寸(约两米二左右),眼睛很长且眶平正,前额凸起,头像尧,颈像皋陶,肩像子产,腰以下比禹矮了三寸。可见文献中记载的孔子形象很“奇特”,与《先师孔子行教像》中的孔子形象多有相似之处。这说明形象之“奇”是人们对孔子形象的基本认知,也是作为教师的孔子留个后人的第一个印象。

孔子这种奇特相貌之所以能够被大众接受,是源于古人对“圣人奇形”观点的认同。古人普遍认为凡是圣贤之人必有奇特的相貌。比如上古时期的圣贤先王,几乎都有“奇形”的特点:太昊庖牺氏是“蛇身人首”(《史记·补三皇本纪》),帝喾是“方颐庞视”(《合诫图》),“黄帝兑颐,黑帝修颈,苍帝并乳”(《河图》),“尧(眉)八采,舜二瞳子,禹耳三漏,文王四乳”(《淮南子》)。不只是圣贤先王,先秦时期的老子也有“奇形”的特征,如“眉有北斗,其色翠绿,其间紫毛长五寸余”“耳长七寸”“广颡、大目”“方口”“鼻有双柱”“齿如编贝,其坚如银,数有六八,上下均平”等①张明喜:《神秘的命运密码—中国相术与命学》,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 年版,第16 页。。人们对“圣人奇形”的认同,一方面是借“奇形”来表现不同部落的图腾象征,一方面则是为凸显圣贤的神迹而有意构建的形象。不论如何,当时的人们对“圣人奇形”都深信不疑。后世帝王、圣贤的形象也就都遵循着当时通行的社会习俗与流行的审美范式。比如清代宫梦仁编的《读书纪数略》中,就记载有秦始皇、汉高祖、光武帝、昭烈帝、晋武帝、齐高祖、梁武帝、陈武帝、北齐高欢、北周宇文泰、隋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等帝王的“奇形”传说。

无论是圣贤先王,还是老子、孔子,奇特的相貌特征并未给人们带来反感或不适,而是产生了神奇的“面孔效应”。这种“面孔效应”是以德行为基础,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较为独特的审美方式。比如孔子说:“形状,末也。”(《孔子世家》)荀子进一步说:“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荀子·非相》)孔子和荀子都强调相貌外形是对人最后的考量标准,而心性、德行是最为关键的。对此,庄子表述的更为直接:“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庄子·德充符》)如果德行上有过人之处,那么形体上的特征就会被人遗忘。如果不忘记形体,而忘记德行,那就是“真忘”。这种审美观念的基础是人的内在表现,而非外在特征。所以,虽然圣人的相貌丑陋奇特,但仍会受到尊崇,这种尊崇能够带给人们对追求现实美好生活的暗示,“这种暗示源于一种幻想。一种指向于改造现实,祈求幸福的幻想。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更重要的是由于认识水平的低下和在大自然面前的无能无力,幻想的烙印不是打在改造现实的努力之中,而是安放在上苍的旨意即相貌之上”②陈兴仁:《神秘的相术:中国古代体相法研究与批判》,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 页。。当然,这也是古人对自我命运的原初思考。

孔子“奇形”的相貌特征,在历代政治、文化、教育等层面承担了多重职能,尤其作为教师,孔子的“面孔效应”产生了如下影响:

一是孔子的“奇形”特征是儒家道统与儒学教育传承的具体呈现。“道统”是儒学传授的基本原理,韩愈首先构建了“道统”发展的人物序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前文提到,孔子之前的圣贤先王大多相貌奇特,周公的相貌也很有特点,《荀子·非相》中说:“周公之状,身如断菑。”“断菑”即枯折的树木。孔子之后的孟子同样也是“奇形”,《许负相德器》中说:“孟子巉岩师百世。”“巉岩之相”就是峻拔奇特的外形,如“龙准”“龙头”“虎头”“虎睛”等。所以,“圣人奇形”的“图像化”及其传承,是儒家道统传承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形成了儒家圣人形象的图像谱系。《先师孔子行教像》中孔子的相貌特征,一方面来源于文献记载、口耳相传等方式的融合,一方面也是对圣贤先王形象的叠加与整合,当然,除了相貌,道德品质、行为示范、师道尊严等方面,在孔子形象中也同样得到了叠加与整合,《论语·述而》中说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就表现了作为教师的孔子留给后人的完美印象。

二是孔子的“奇形”特征是古人对教师形象的较高期许。古人希望教师能像圣人一样普惠天下,西周时期的“学在官府”从制度层面确立教师具有崇高的身份,大宗伯、大司乐等都兼有教师的身份。荀子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恩师”(《荀子·礼论》),他把教师与“天、地、君、亲”并列,更加表明教师应该具有较高的社会等级。以孔子为代表的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认知对政治型态与社会秩序进行思索与探讨,并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与反思,进而探索理想型社会,即用“道”来改变世界,这与圣贤先王们的追求与贡献是相一致的。所以,孔子“奇形”的“面孔效应”,一方面体现教师所应具有的尊崇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教师所应肩负的崇高使命与社会责任。

总之,《先师孔子行教像》中孔子的相貌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目标人物的面孔所诱发的一种积极愉悦的情绪体验并驱使他人产生接近意愿的程度。它传递着诸如年龄、性别、个人身份以及情绪等大量信息,在人类社会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①李鸥、陈红:《面孔吸引力的回顾与前瞻》,《心理科学进展》2010 年第3 期。。对孔子相貌的描绘被纳入历代政治、文化、教育、宗教、学术等一系列活动当中,继而成为一种重道、传道、卫道的“工具”。

二、“叉手示敬”——孔子教师形象中的“身体语言”

“身体语言”是人们的个人表达、个人印象、非语言交流等在某一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综合产物。“当人们提及非语言表达和非语言沟通时,一般来说是指身体语言。身体语言一方面包括表情、动作和体态,另一方面也将声调和语音表达纳入其中”②乌尔里希·索罗曼:《身体语言的秘密》,何媛译,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2 年版,第2 页。。“身体语言”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自然符号,它一方面体现在仪礼性的体态方面,如不同民族人们的日常体态;一方面体现在互动性的体态方面,如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等人群的体态。与有声语言一样,“身体语言”也同样具有“普遍特征”。当人们关注“身体语言”时,会从不同视角去体会、感知与评价个体信息。

在《先师孔子行教像》中,孔子的“身体语言”并不复杂,双手采用了右手背与左手心相合、左手在外、右手在内、手心朝胸、手背朝前的“捧手”方式,这便是“叉手示敬”之礼(简称叉手礼),其动作要领是“左手作掌型,右手四指皆直,左手包裹右手拇指;右手不可以太靠近胸口,至少隔着二三寸距离”③黄剑波:《“叉手”礼图像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4 年第4 期。。在图像中,“叉手示敬”的对象被省去,虽然表现形式略显简单,但也给后人留下许多想象空间。

叉手礼是常见拱手礼的一种。“叉手”既是佛教的一种礼仪,也是世俗生活中常用的一种礼仪,属揖礼的一种。尤其是在汉末魏晋,叉手礼多见于典籍中④黄剑波:《“叉手”礼图像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4 年第4 期。。南宋王虚中的《训蒙法》首次记载了叉手礼的动作姿势:“小儿六岁入学,先教叉手,以左手紧把高手,其左手小指指向右手腕,右手皆直,其四指以左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也。”⑤张伯行:《养正类编(卷一)》,商务印书馆1939 年版,第31 页。叉手礼之所要采用左手在外、右手在内的姿势,是与古人 “阴阳祸福”的思想有关。《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丧”为“右”,“右”为“阴”,而“吉”为“左”,“左”为阳。《礼记》中所记载的与礼相关的习俗,都是“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所以,叉手礼中左手在前,包裹右手,是要将“吉”(“阳”)的一面献给受礼者,体现对受礼者的尊敬,这也是叉手礼最为重要的目的。

《先师孔子行教像》中,孔子“叉手示敬”的对象可能是一国之主,也可能是普通百姓。《论语·子罕》中就记载了多处孔子施礼于人的内容。作为教师,孔子的叉手礼是以心诚之,这是其“仁”思想的体现,同时孔子行礼,也不论贫富贵贱,这又是其“仁爱”“有教无类”等思想的体现。因此,从叉手礼的功能来看,孔子的“身体语言”表达了两层含义:

一是体现为对社会价值的传承。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群体的和谐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和谐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可见,孔子十分注重“整合效应”与“内协外争效应”的形成。叉手礼作为一种世俗交往礼仪,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尊卑关系功能,而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衡相处中产生,是“和”的体现,并表现出对自然、对天的敬畏之心。叉手礼的最初表现形式是伸出双手并捆绑在一起,以表示把自己作为祭品奉献给天,之后演变为人际交往的方式。因此,孔子“叉手示敬”的“身体语言”传达出一个信息:作为圣贤、作为教师,用“和”和“中”的观念来维系人与人(如教师与学生)等基本人际关系,是顺应自然、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能够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是体现为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提倡“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伦理特性、人伦秩序,重视个体的道德养成,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寄托于道德至善境界的达成。而这一切的基础又都体现在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上。叉手礼是一种人际交往礼仪,同时也是一种交往秩序,即人际交往中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也就是“互相把对方当人看,以待人之道交往之”①白奚:《“仁”与相人偶——对“仁”字的构形及其原初意义的再考察》,《哲学研究》2003 年第7 期。。《先师孔子行教像》中,孔子作为教师,展现出基本的社会仪礼规范,动作、姿态之标准,为后人学习、效仿提供了模板。同时,对“礼”的学习也十分重要,因为“礼”是维持社会秩序、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规范。叉手礼是孔子为“礼”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做出了示范,同时孔子对弟子讲“礼”的地方也很多,《学而》《泰伯》《颜渊》《卫灵公》等篇中多有记载。讲“礼”、行“礼”、学“礼”、尊“礼”、守“礼”,是孔子对弟子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其理想社会型态的主要实践方式。

总之,孔子的“身体语言”具有明显的教育特征,它是孔子对“叉手示敬”之礼的情感、态度的表达手段和表现形式。“身体语言”也是一种信息载体,包含着国家、社会、民族等多方面因素。这个信息载体所承载的内容也正是孔子的“身体语言”所要传达并希望后人能够学习效仿的内容。

三、“华服儒心”——孔子教师形象中的“服饰语言”

英国人罗伯特·庞德曾说:“服装是视觉工具,你能用它达到你的目的,你的整体展示——服装、身体、面目、态度为你打开凯旋、胜利之门,你的出现向世界传递你的权威、可信度、被喜爱度。”②李安心:《教师工作细节的执行与完善》,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6 页。服饰不仅向人们传达出着装者的个人身份信息,还会对人们产生亲近、疏远、喜爱、讨厌等心理影响。在《先师孔子行教像》中,孔子的着装十分宽松:宽衣博带、阔袖大领,下裳垂地,足蹬云鞋。这种着装会给人一种亲近、随和的感觉,而且作为教师的服饰也是得体的。所以,在《孔子圣迹图》(又称《三十六孔圣迹图》)中,孔子施教时多穿此类服饰。

《先师孔子行教像》中孔子所穿的服饰是深衣,它也是儒服最主要的服饰,《礼记·内则》说:“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能够穿着深衣的人,其地位是非常高的,如《玉藻》中说:“朝玄端,夕深衣。”即上朝时穿公服,下朝后穿深衣。而深衣的穿着场合则十分广泛,“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应如同时代的人一样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穿着深衣”③邢千里:《中国历代孔子图像演变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23 页。。深衣之所以能够受到士人群体的喜爱,特别之处在于其各个组成部分的象征意义。《礼记·深衣》中记载:“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带,下毋厌髀,上毋厌胁,当无骨者。”深衣的各个部分结合在一起,象征着秩序与平衡。比如深衣是根据规、矩、绳、权、衡等五种方法制作而成,“规”是圆形的袖口,“距”是方形的领口,“绳”是笔直的背部缝线,“权、衡”是垂直的下裳。深衣将上衣与下裳连成一起,免去了围裳,因而穿着简便,大大优于周代的上衣下裳的着装,并且具有私密性、巧适性、规则性、共享性等特点④邱春林:《设计与文化》,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3-24 页。。

深衣除了是一件服饰,同时也是一种礼器,其目的是制约人情、规范人的行为。比如,孔子曾对君子的着装做出过明确的规定:“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论语·乡党》)可见,孔子十分注重服饰的选择,并且有很多礼制上的要求:“君子不以绀鲰饰,红紫不以为亵服”“缁衣,羔裘”等是对服饰颜色的规定;“掺缔络”“羔裘,狐貉”是对服饰穿着时间的规定;“狐貉之厚以居”“必有寝衣”“必朝服而朝”“亵裘长,短右袂”等是对不同活动所着服饰的规定。所以,孔子把以深衣为代表的服饰作为“礼”的另一种呈现方式。“儒家的服饰思想认为服装一定要符合‘礼’的要求,在适当的场合搭配适当的衣着,只有这样才能将有序的社会制度和人的综合修养相结合,才能算遵循了社会的规范”①王栋:《华服文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40 页。。

此外,孔子将服饰与个人修养结合在一起,也是孔子“服饰语言”的一大特征,可以概括为“衣人合一”,即服饰的穿着要和自身的生活环境、交往场合等具体情境结合在一起,并体现自身素质。“衣人合一”也“天人合一”的具体呈现,衣着配饰要与自然共生、合乎天理。孔子认为服饰本身的形态以及穿着时的基本要求,能够展现一个人的人格理想与追求,孔子是“士”,也是教师,其努力的方向是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秩序,《先师孔子行教像》中,孔子身着深衣,是通过感性的外在形象来表现其对人伦道德秩序的理性认同。

所以,从孔子对服饰的选择,可以窥测其文化水平和道德修养,这对于古今教师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恰如其分地着装可以帮助教师树立良好的教师形象,向弟子门人传递各种教育信息,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教师的着装对学生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孔子穿着深衣,能够展现出作为教师的孔子,做事有序、简洁干练等特点。总之,孔子穿着深衣的形象,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使得人们对于孔子的崇拜和效仿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明清时期的孔子形象基本上延续了唐、五代、宋、元以来的定式,或依据‘七陋’特征,或表现为着冕服、司寇服或布衣,然后借助环境来表现,甚至将其表现为一个与他人无异的寻常相貌而仅仅通过典故中的情节、道具进行暗示”②邢千里:《中国历代孔子图像演变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99 页。。

四、“衣冠带剑”——孔子教师形象中的“标志符号”

在传统冷兵器中,只有剑能够展现出一种谦谦君子的儒雅品格,所以剑被誉为“百兵之君”,即兵器中的君子(亦或是兵器中的王者),剑也成为历代士人学子喜爱佩戴、收藏的器物,佩剑更能彰显其君子风度。

在《先师孔子行教像》中,孔子左腋佩剑,剑身细长,而且十分醒目。孔子这种“衣冠带剑”的形象是模仿虞代五帝冠礼时的形象。所谓“衣冠带剑”,是指剑除了可以自卫防身外,还可以用于与礼仪有关的非战场活动。比如贾谊说:“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③吴云、李春台:《贾谊集校注(増订版)》,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第379 页。可见“衣冠带剑”是天子、诸侯行冠礼时的标准形象。孔子佩剑的形象也是对“冠礼”形象的一种模仿。这种模仿将“剑”与“礼”结合在一起,把“剑”作为“礼”的标志符号,使人们对“礼”产生敬畏之心。尤其是孔子在行教时佩剑,更能体现其作为教师的尊严与权威。

不过,从已有文献来看,很少有孔子对剑的直接评价或是看法,《论语》中也没有“剑”的出现,但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孔子在当时应该是佩剑的④陈永平:《孔子佩剑考》,《卷宗》2014 第12 期。。不论孔子是否真的有佩剑习惯,后人在孔子像中为孔子佩剑,表明人们希望能够将剑的某些特质赋予孔子,使孔子成为一个具有完美品格的圣人。

首先,剑是君子的象征,暗合“君子之道”。古人常将剑比作“君子”,文学作品中也常出现“君子剑”的说法。从剑的外形来看,端正、中直、修长、锐利等特点,与儒家思想中的君子形象十分契合。剑也能够展现出君子的德行,《大戴礼·剑之铭》言:“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人们以身上佩剑来时刻提醒自己应该具备的品质。所以,孔子佩剑的形象展现给人们的印象是孔子是君子,而君子也是古人对教师形象的主要期待,也是受教育者所要达到的目标,蔡元培就曾指出:“儒家提出‘君子’作为教育的理想,要求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要达到这个目标。”⑤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472 页。孔子创办私学,其培养目标就是“君子”,孔子是“君子之师”,其学也是“君子之学”⑥黎红雷:《孔子“君子学”发微》,《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1 期。。关于什么是君子,在《论语》里探讨的最为丰富,主要从君子的道德品质方面进行探讨。在《论语·宪问》中,孔子明确提出了“君子之道”有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仁”是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核心,“知”“勇”要与“仁”相配,才能形成完美的君子形象。在《先师孔子行教像》中,孔子佩剑的形象,能够将“仁”“知”“勇”等君子品质通过“人”与“剑”的结合形象的展现出来,使后人更加清晰、准确的理解图像的内在含义,并通过学习、模仿以实现君子成人的目标。

其次,剑界定了佩戴者的身份规则。孔子佩剑能够表明其身份的特殊性。剑寄予佩戴者所拥有的一种高贵的社会地位。剑最早出于西周,周武王克殷之后致力于“偃武修文”,裁减军队,刀兵入库,马放南山,从此以后“武王之不复用兵也”。剑便从传统的兵器变成了象征某种精神文化的符号,具有了人文教化、修养心性的功能,成为“百兵之君”。《礼记·少仪》言:“观君子之衣服、服剑、乘马,弗贾。”即当欣赏一位品德高尚者的衣服、佩剑和车马时,不要谈论它们的价格。可见,当时君子佩剑是和他们的服饰、马车一样,是其身份的标志符号。古人佩剑是一种很普遍的事,士大夫佩剑上殿或面见君王,既是合理的,也是一种礼节。所以,孔子佩剑符合古人对君子、对教师形象的基本要求。

再次,剑赋予佩戴者某种权威。不佩剑的孔子,更显亲近随和;而佩剑的孔子,在亲近随和中带有威严。这种威严对于作为教师的孔子来说,是十分必要的。那么教师的权威从哪里来? 法国人涂尔干指出,由于教师是所处时代道德观念的解释者,所以教师必须具有坚强意志和权威感的道德权威①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21-23 页。。因此,权威是国家和社会赋予教师的权力。在《先师孔子行教像》中,作为佩饰的剑,可以象征着孔子的教师权威,而在其他孔子像中,权威的符号则是多样的,如孔庙中的孔子塑像是“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冕即帽子,旒即串珠,每串十二颗,五色玉磨制而成,寓意天子虽然弥大至高,但必须有弥下之气志,不能有骄矜之气。十二章即衣服上的十二种纹饰,分别为日、月、星、山、龙、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象征天子照临、光明臣民、安静四方,慈惠养民、有文章之德等寓意②孔喆:《孔子庙祀典研究》,青岛出版社2019 年版,第63-64 页。。这里孔子的权威,是借助特殊服饰以及“天子之威”来展现的,能与配剑产生同样的效果。

总之,在《先师孔子行教像》中,剑作为一个标志符号,能够展现孔子的教师身份、地位与权威,通过人与剑的结合,使其教师形象更具有启迪人的精神世界、构建人的行为方式、实现人的理想追求等作用。

五、结语

《先师孔子行教像》对于人们认识孔子作为教师的角色形象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图像中的孔子展示着独特的个人魅力,这种魅力“不是特指一个人由于某种或某些出色处——诸如人长得漂亮,诸如特别有学问,或在某方面有特殊才能等等,而在别人心目中引发出的仰视效应”③毛志成:《中国文人的面孔》,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1 页。。由于历代帝王、文人群体对孔子的推崇,使得这种“仰视效应”自上而下渗透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层面,孔子的相貌、姿态、服饰、佩饰等,都成为后世人们评说、效仿的内容,这使得孔子的教师形象更加具有普世价值。

从古至今,教师都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关乎学术知识的传承与个人价值的实现,对社会文明影响甚大。从《先师孔子行教像》中所塑造的孔子教师形象,可以归纳出其教师形象构建的几个特点:一是外在形象与内在品德之间存在依托关系,会产生关乎情绪感知的“面孔效应”;二是身体姿态表现教师的文化素养,会产生关乎行为习惯的“模仿效应”;三是着装佩饰呈现教师的内在涵养,会产生关乎理性认知的“角色效应”。所以,教师形象是在“作为人的教师”和“作为教师的人”两种角色相互交织的过程中构建而成的。教师形象的构建,既是教师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他人、社会的尊重。通过对《先师孔子行教像》的解读,可以帮助人们思考如何将理想的教师形象转化为现实的教师形象等问题,这对当代教师形象构建与教师专业化发展会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G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5-0183-07

作者简介: 屈博,江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教育视频图像阐释中的知识生产与教育学教学体系的深层变革研究”(2025SJZD07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子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