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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营异常名录制度的信用功能

信用研究



摘 要: 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工具,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兼具信息工具和信用工具的双重属性。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合法性判断应以《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和《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为依据,不应兜底适用《行政处罚法》。基于治理成本效益的考量,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合理性判断不应适用高度审慎标准。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与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存在制度上的梯度衔接关系,两者适用范围应有严格区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不应被作为联合惩戒的对象。作为一种重要的信用监管工具,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为不同的主体提供了不同的价值,充分彰显其信用风险管控功能。

关键词: 经营异常名录;行政处罚;信息工具;信用工具

企业是市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企业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于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至关重要。通过收集、分析企业信息,监管部门能够及时发现问题,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市场平稳运行。我国企业登记制度的建立为企业信息归集、管理和利用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为确保企业信息的准确归集与动态更新,我国于1982年开始实施企业年检制度,对于在年检中弄虚作假和未参加年检的企业,主管机关有权实施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处罚针对的是两类“僵尸企业”:一类是具有欺诈性质的企业;另一类是正常但无意继续经营的企业①李曙光:《论我国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写于〈企业破产法〉实施十周年之际》,《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3 期。。然而,一方面,年检制度带来的监管压力要求市场监管亟需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另一方面,政府监管信息的闭锁为市场交易带来了不可预知的风险。2014 年2月,国务院发布《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重点针对“年度报告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和“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企业,作出将其“载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规定。①《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二(二):经检查发现企业年度报告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予以处罚,并将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信息通报公安、财政、海关、税务等有关部门。对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企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将其载入经营异常名录,提醒其履行年度报告公示义务。企业在三年内履行年度报告公示义务的,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恢复正常记载状态;超过三年未履行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其永久载入经营异常名录,不得恢复正常记载状态,并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黑名单”)。2014 年8 月,《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2014 版”)《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同时出台,明确列入和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条件和程序。2024 年2 月,国务院修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规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三种情形,规范体系更加明晰。②《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24 年2 月2 日国务院第25 次常务会议通过)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 万元以上20 万元以下罚款,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被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 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未办理注销登记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作出处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作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既属于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是信用监管工具箱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制度实施以来的执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围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判断,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行为性质、法律适用、审查标准、应用范围等问题上仍存在不少分歧。面对2024年《暂行条例》修订形成的新规,理论上亟需一套完整、系统的解释,以消除法律适用、审查标准和应用范围上的不确定性,夯实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实施的法治化保障体系,助力“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在法治的轨道上整体推进。

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立法变迁与性质重勘

根据规定的情形,将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进行公示,是针对企业年检年报义务的制度要求。但经营异常名录的适用引发了诸多争议,也存在进入司法程序的情况。无论执法部门,还是司法机关,都会首先面对“此行为是何种性质”的问题,如此才能推进“如何适用法律”的思考。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围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行为性质的争议,焦点问题是: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是否属于行政处罚? 在合法性和合理性判断上,符合《暂行条例》《暂行办法》的列入行为,是否还应接受《行政处罚法》的检视? 这两个问题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上有不同的回答,③陶利军:《商事制度改革前后市场主体退出机制比较探究》,《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4 年第12 期。理论上亟需重新勘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法律性质,为法律适用、审查标准和应用边界等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依据。

(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立法变迁

《暂行条例》《暂行办法》既是市场监督主管机关实施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行为的法律依据,也是司法机关审查列入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法律基础。2014年制定的《暂行条例》将“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以下简称“逾期公示”)和“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以下简称“虚假公示”)两种情形并列,作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适用情形,同时明确了列入的后果、移出的条件以及“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具体情形。《暂行办法》则在此基础上,将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情形增加至四种,“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以下简称“场所失联”)成为一种独立的列入情形,①《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一是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二是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规定责令的期限内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三是公示企业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四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同时细化了列入和移出决定的条件和程序,明确了异议和更正程序,并规定“对企业被列入、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决定,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2024 年修订《暂行条例》,有三个重大变化。其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直接适用情形只保留“逾期公示”。第二,“场所失联”被列入的情形,必须基于“企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才应予吊销营业执照。第三,针对“虚假公示”情形,则采取责令改正、罚款、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吊销营业执照的措施。如此,2024年修订后《暂行条例》,针对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规范体系。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所适用的情形被极大地压缩,适用的目标也被限缩在信息公示义务的“及时性”上。“场所失联”的情形,不被认为能够独立地发生法律上的后果。违反公示信息“真实性”要求的情形,则被认为是一种极恶劣的情形,适用更严重的处罚措施。

(二)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理解分歧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共归集了全国1.88亿户经营主体的各类信用信息130.84亿条,依法对外公示。系统的日均访问量突破1.28亿人次,日均查询量超过1700万人次”,“全国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主体1138.8万户,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1.34万户,同时对3207.2万户经营主体实现信用修复”。②《超130 亿条 全国1.88 亿户经营主体各类信用信息依法公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https:/ /www.samr.gov.cn/xw/mtjj/art/2024/art_cc4c238f12954079a735470b318fe8d7.html,2024/12/26.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等监管活动的“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执法主体,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属于信用约束,而非行政处罚。③《工商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2014 年9 月2 日)专门针对“正确处理信用约束和行政处罚的关系”,指出:“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属于对企业的信用约束。对于企业同时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应由工商部门行政处罚的,工商部门应当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https:/ /www.gov.cn/zhengce/2016-04/05/content_5061381.htm,2024/12/26.这也是市场监督管理主管部门在涉及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中的抗辩理由。④在成都税通财税咨询有限公司诉成都市成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一案中,成都市成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将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不属于行政处罚,而是信用管理行为,故不适用《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参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行政一审判决书(2021)川0108 行初27 号。

在“小包公”案例库中,以“经营异常名录”为关键词,检索到789个行政案例。通过对样本案例的逐一研读与比对,法院对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行为定性主要有两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不对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行为进行定性,理由有二:一是立法上未明确,司法机关对社会信用制度也不够了解;二是在释法说理部分并非必须对行为性质进行界定。第二种则明确提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不是行政处罚”的观点⑤济南艺高数控机械有限公司诉济南市长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其他行政行为上诉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二审判决书(2017)鲁01 行终458 号。深圳市江源实业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罗湖市场监督管理局其他行政行为上诉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二审判决书(2015)深中法行终字第934 号。。这些案件涵盖了9 种案由,以“其他行政行为”为标注的占21%(见图一)。这意味着,多数法院对于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行为的定性是不确定的,或者说,多数法院认为列入行为无法为现行行政行为的分类体系所准确涵盖。

图一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行政案件的案由

学界关于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研究并不多见。针对列入行为的定性问题,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属于行政处罚,⑥范伟、朱广东:《论经营异常名录制度的建构与完善》,《政法学刊》2016 年第1 期。有的认为属于“通报批评”行政处罚的范畴。此为“行政处罚说”。⑦朱芒:《作为行政处罚一般种类的“通报批评”》,《中国法学》2021 年第2 期。第二种观点将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与“黑名单”等同,⑧王韫:《经营异常名录制度的立法完善》,《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 年第2 期。认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即是被列入“黑名单”。①齐丽:《上海自贸区公布首批企业“黑名单”》,《港口经济》2014 年第10 期。此为“黑名单说”。依“行政处罚说”,行政机关是通过“列入行为”来处罚未履行法定义务的市场主体,以达到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的目的。“黑名单说”则是把“名录制度”作为观察的对象,认为以负面名单的形式进行监管的制度,都属于“黑名单”。

(三)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性质重勘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实际操作者,一直强调其“非行政处罚”的性质,特别是基于立法上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与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措施常被“并列”规定这一事实。②《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条:市场主体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公示或者报送年度报告的,由登记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可以处1 万元以下的罚款。《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第五十九条:商事主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通过商事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提醒其履行公示义务;情节严重的,由登记机关给予下列处罚:(一)未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登记机关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信息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个体工商户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二)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由登记机关限期改正,并可以对违法企业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违法个体工商户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不认为其属于行政处罚的法院,也在判决书表达了理由,包括:其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只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基于客观事实的信息公示。其二,行政处罚具有较强的既定力,行政处罚作出后,即便是行政相对人按照要求已经完全整改,也不能随意撤销或者变更处罚决定。而列入或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是动态的管理过程,行政机关发现被监管对象经营异常并查实,可以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这属于行政机关的监管措施,不属于行政处罚。从学理上看,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本身并不会对企业的信誉、财产、经营资质产生直接限制,只是通过信息公示展示企业的客观情况。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公示,是客观事实的反映,企业信息公示义务源于《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没有为其增加额外的义务。

社会法学派代表人物罗斯科·庞德认为,“法律是一个法律规则的集合体,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分析性界限准确无误在理论上可能,但实践中无法实现”,“且至少在四种场合的界分不可能界分彻底”,即司法立法、法律规范的解释、法律适用、司法自由裁量,但“将权力三分的分析框架套用在治理行为上,是完全失败的”,①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65 页。过度清晰的分界实际上不利于公共服务机构获得高效率的行动权。我国学界为弥补规范主义控权理论的缺陷,提出“平衡论”,主张“行政法应尽可能在总体上平衡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以建立与维护民主和效率有机统一、协调和发展的法秩序”。②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中国法学》1993 年第1 期。后有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优化重构,认为要统合“合法性目的”与“最佳性目的”,促成“合法性”与“最佳性”之间的互动。③朱新力、唐明良:《法治政府建设的二维结构— —合法性、最佳性及其互动》,《浙江学刊》2009 年第6 期。面对日益复杂的监管环境,如何理解监管机构层出不穷的监管措施,是学界必须面对的难题。在治理理论引发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大转型的背景下,仅仅透过“行政处罚”的镜片,似乎很难透彻理解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行为性质。本文将跳出传统框架,面向措施本身,从信息和信用两个方面剖析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工具属性,根据治理工具理论重勘其法律性质。

(1)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信息工具属性

信息工具是以对相关主体提供决策信息为作用方式,通过控制和利用信息实现规制目标。④Kleindorfer,P.R.& Orts,E.W.,” Informational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s”,Risk Analysis,Vol.18,No.2,April 1988,p.165.在政府规制的工具箱中,信息工具和协商式规制、激励型规制一起,⑤朱新力、宋华琳:《现代行政法学的建构与政府规制研究的兴起》,《法律科学》2005 年第5 期;朱新力、唐明良:《现代行政活动方式的开发性研究》,《中国法学》2007 年第2 期。丰富了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彼得·达沃豪斯的工具主义为研究信息工具提供了一种实用的视角和方法论,要求关注信息工具的工具性、实用性、灵活性和利益平衡等问题,⑥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韦特,《信息封建主义》,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年版,第91 页。这可以理解为——工具是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

信息工具类型多样,有的是为了对被公布信息一方产生督促履行义务等规制效果,有的则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信息,帮助其作出更优决策或规避风险。⑦施立栋:《行政法视野中的信息规制工具研究》,法律出版社2024 年版,第29 页。从产生背景来看,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属于前一种情形,是与企业信息公示制度确立、系统建设相伴而生的。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属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内部行为,是为保证该系统的权威性、可信赖性而设计的系统内“装置”,是“企业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提醒、督促、警示机制。在整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制度运行中,信息起到不可或缺的“工具性”地位,信息的提示和公示不含负面评价,目的仅仅在于规范、督促企业信息公示义务之履行。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对于市场主体的干预程度较低。⑧王清军:《环境治理中的信息工具》,《法治研究》2013 年第12 期。2024 年《暂行条例》修订,进一步将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适用范围限缩在“逾期公示”的情形,进一步将列异制度功能限缩在“保障企业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及时性”这一维度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用经营异常名录进行治理,低干预的信息工具可以防止干预过度,又能强化与公众的沟通。⑨吕艳滨:《信息法治:政府治理新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139 页。以较低的信息公示成本获得较高行政效率,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操作,符合元规制理论所强调的对行为的“训导”,有效勾连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子系统,降低规制成本,提高被规制者的接受度。⑩Christine Parker,The Open Corporation:Effective Self-regulation and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45-291(2002).

(2)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信用工具属性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信息工具属性,彰显其信息生产环节的保障功能。在信息传播环节,无论对于信息主体、还是对于信息的接收者,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事实上具有信用工具的特征。对于信息主体来说,如果信息流动通畅,企业的组织化特征能够使其比一般的个体更看重声誉。⑪吴元元:《信息基础、声誉机制与执法优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6 期。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也能够产生声誉约束的效果。①罗伯特·鲍德温、马丁·凯夫、马丁·洛奇:《牛津规制手册》,宋华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 年版,第12 页。经营异常名录是通过名誉惩戒来警示和督促市场主体履行法定义务,②范伟、朱广东:《论经营异常名录制度的建构与完善》,《政法学刊》2016 年第1 期。是信用监管体系的组成部分。《暂行办法》为市场主体预留了查漏补缺的机会,在最小负面声誉影响内,警示市场主体履行法定义务,在最小行政成本内为行政主体实现信用监管。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对于信息接收者来说,即便展示的经营异常信息是客观的非评价性信息,但公众仍愿意依照其知识结构给客观的信息打上个人的评价标签。③吴元元:《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声誉异化及其法律规制》,《法律科学》2016 年第2 期。因此,基于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的威慑力和无法预估的溢出效应,该措施的实施有力推动了企业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

学界对信用工具的界定,是围绕着信用工具的应用主体——政府展开的。提出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作为政府规制手段的信用工具指的是:为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对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或者掌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进行记录归集、评价分类、共享公开,通过分类管理和联合奖惩措施来发挥作用的规制工具。④王瑞雪:《政府规制中的信用工具研究》,《中国法学》2017 年第4 期。通过解构经营异常名录的构成要素,也可以得出其是信用工具的属性。从主体看,经营异常名录是行政机关的规制工具,满足由行政主体实施的主体要素,以及规制对象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对象要素。从客体上看,在企业信息的归集利用中,将信息分为履行法定公示义务和不履行法定公示义务的主体信息,并将不履行法定公示义务的主体纳入经营异常名录进行管理。从制度目的看,企业逾期申报、弄虚作假等失信行为需要行政机关通过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推动企业及时、准确、完整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法律适用与审查标准

理想化的治理工具应当维持合法性的要求,同时最佳目的性也是行政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指引。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把监督和控制的成本也看作是一种公共利益,那么平衡论也许具有正当性,定有一个“最佳控制点”能够恰好在行政主体管理效能、受到的监管与付出的成本之间达到平衡。⑤门中敬:《控制行政权的范式转换:从分散控制到相对抑制》,《政治与法律》2021 年第8 期。有的治理工具注重效率,有的治理工具注重公平。当治理工具相互配合,可实现在不同治理场景下的权益平衡。经营异常名录的公示替代了行政机关催促企业法定义务履行的职能,为精准监管、高效监管节省了人力和行政资源。同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不影响信息主体的正常经营,即便经营异常名录不属于行政处罚,仍在《暂行办法》中赋予被列入主体就列入行为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力。如此,进入司法程序的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必然面对法律适用和审查标准的问题。

(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法律适用

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工具,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兼具信息工具和信用工具的双重属性,显然具有不同于行政处罚的行为特征、操作模式和运作机制。《暂行办法》第17条规定可以就列入、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法律适用最终会遇到这个问题:是否应该以《行政处罚法》为兜底法,在《暂行条例》《暂行办法》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时候适用《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基于前述信息工具和信用工具属性分析,本文作出否定的回答,这一结论也为司法实践所支持。在不少司法判决中,法院直言,列入异常名录不属于行政处罚,不要求采取该措施的行政机关必须履行告知陈述、申辩等《行政处罚法》的强制性规定。《暂行条例》《暂行办法》也未设定被列入主体陈述申辩的程序。⑥参见济南艺高数控机械有限公司诉济南市长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其他行政行为上诉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二审判决书(2017)鲁01 行终458 号;深圳市江源实业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罗湖市场监督管理局其他行政行为上诉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二审判决书(2015)深中法行终字第934 号。

因此,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合法性判断应限定在《暂行条例》《暂行办法》明确规定的范围内。然而,合法性并非检视、规控行政行为的唯一标准。法院在判决过程中,还应从合理性的角度予以审视。因此,如何把握合理性审查标准,也是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引发的适用难题。

(二)“高度审慎”标准之提出

根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①《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9 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企业联系。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的,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两次邮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15 日,不得超过30 日。,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工作做出联系方式、联系地址、联系间隔的规定。但实践中各方主体的分歧在于:管理部门认为已“尽力”联系或通知,但企业管理人员认为并未“穷尽”告知企业的方式。信函的方式是否做到了“尽力”联系? 敦促企业履行法定义务是否应当毕举行政机关之力?

在北京宇泰阳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一案中,②北京宇泰阳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案,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二审判决书(2021)京03 行终306 号。根据朝阳市监局提交的相关证据,现场检查时通过“现场锁门”“敲门无人应答”“门口未见相关牌匾信息”等事实得出“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的结论。该案一审法院认为,应在查实企业属于不在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情况下作出无法联系的认定,避免因企业合理的暂时性“缺位”导致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不利境地。二审法院认为,“检查时企业无人”与“不在此地经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设立目的和市场主体应有住所的规范要求来看,后者才是监管的主要对象,市场监管部门在作出将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决定时,应采取“高度审慎”的标准。法院在个案中针对行政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行为提出的“高度审慎”标准,是否应该成为普遍的审查标准呢?

(三)“高度审慎”标准的适用

“高度审慎”标准意味着更繁杂的义务、更高的行政成本。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作为一种信息工具,产生的负面影响效果较小,以高度审慎的严格标准应对影响微小的治理工具,不符合行政效益原则。我们国家目前没有行政程序法,对企业经营状况的调查有赖于行使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能力或资源。斯科特认为:“无论是公共机构制定的标准,还是非政府机构制定的标准,都应考虑信息最大化、信息处理能力及过程参与,以改进标准质量。”③科林·斯科特:《规制、治理与法律:前沿问题研究》,安永康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65-80 页。如需落实法院提出的“高度审慎”标准,会超越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制度本身的设计初衷,以及基层行政机关的行政执行能力和资源。在任何社会制度之下,权力本身都具有腐蚀性、侵略性和扩张性,④苗连营:《对行政权的法律控制》,《法学家》1999 年第5 期。但这不意味着行政机关的任一行政行为都需倾尽资源做到极致,如此反而未达成精准治理、精准监管的目的,且并未降低监管成本,遑论新型监管的转变和节约行政资源、提升行政效率的实现。

2024 年《暂行条例》修订后,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功能被极大地限缩,对其进行的合理性判断相较之前变得更加简单明了,高度审慎标准适用的余地也被缩减。然而,在“场所失联”情形下,企业若连续两年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市场监管部门可施予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此时,是否确定地存在“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情形? 针对行政机关提供的检查、核实等方面证据,法院应该根据“高度审慎”标准来判断是否达到该标准。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情形下,会产生联合惩戒等后续措施,此时也“应获得类同资格罚决定的审慎对待”⑤王瑞雪:《声誉罚的梯度构造》,《法学家》2024 年第2 期。,法院才应该根据“高度审慎”标准来对待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明存在“虚假公示”的情形。

三、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制度衔接与功能定位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在规范对象、制度功能、规范范围上与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度有强关联。实践中确实存在将二者同等视之的现象,将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也作为联合惩戒的对象。因此,理论上确有必要明确二者的梯度衔接关系及各自的适用范围,充分发挥经营异常名录制度信息公示的效能,同时确保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惩戒功能的即时性与有效性,明确经营异常名录在整个规范体系、治理工具中的定位与功能。

(一)经营异常名录与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梯度衔接构造

根据《暂行办法》第15条①《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 年前60 日内,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公告方式提示其履行相关义务;届满3 年仍未履行公示义务的,将其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规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三年未履行义务的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因此,在规则设定上,将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作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进一步后果。例如,从《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15 条和《暂行条例》(2024 修订版)第19 条看,都体现了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在设计初衷上和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是有递进关系的。但是,将制度要素拆解,可以发现二者存在的共性及梯度递进的关系。

从共性看,二制度名单管理主体一致,主体的一致性决定了对经营异常企业的监督、管理、惩戒是一以贯之的。其二,两个制度的表现形式一致,都是将相关企业纳入名录或名单,通过正向列举的制度表征展开精准监管。其三,名单的公开方式一致,都是将相关名单公示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上。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也存在逻辑上和规制对象上的关联性。但从二制度相异处,可以探寻衔接的“焊点”所在、梯度所在,以划定经营异常名录适用的边界。

(1)行为恶性与惩戒程度的梯度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5条至第10条所罗列的违法失信行为,相较于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所规定情形,其行为性质更恶劣、情节更严重、社会危害性更大。行为的恶性较强意味着面临的惩戒更重,比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15条②《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十五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当事人实施下列管理措施:(一)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在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作为重要考量因素;(二)列为重点监管对象,提高检查频次,依法严格监管;(三)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四)不予授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荣誉称号等表彰奖励;(五)法律、行政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规定的其他管理措施。与《暂行条例》(2024 修订版)第19 条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九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用约束机制,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将企业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对被列异企业和被列严企业的惩戒方式也有阶梯性递进的意涵。忽略《暂行办法》是部门规章,而《暂行条例》是行政法规的阶层影响,仅对比二者的条文内容也可以发现严重性的递进与制度的衔接:一是对企业的资格限制方面,《暂行办法》限制的是行政许可、资质、政府采购、招投标,而《暂行条例》不涉及行政许可等,却对国有土地出让进行了限制。二是从对企业的监管严格性上看,《暂行办法》要将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企业作为重点监管对象,适用更严格的监管要求。三是在权益保护方面,市场主体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维护权益,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则可以取道行政诉讼,形成对市场主体权益保护的案源分流。因此,不能笼统地将这两个名单称之为“黑名单”,并在社会信誉、企业商誉、经济交易中给予同等的权益或资格限制,二制度是有阶段、有条件的梯度衔接。

(2)制度梯度与列入经营异常的应用边界

尽管2021年《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失效,但仍能从该失效文件和《暂行办法》的具体条文、结构设计中体会到原制度设计者的初衷。通过文义解释,立法者意图已经清楚体现在法律条款和文字之中,而结构解释方法认为法典的结构也体现了立法者的意图。①强世功:《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法律技艺》,《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5 期。一是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作为一种针对市场主体的柔性治理工具,具备治理金字塔最下层的“提示功能”,其与“执行金字塔”②科林·斯科特:《规制、治理与法律:前沿问题研究》,安永康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265-266 页。底层“教育与劝诫”的功能相符。当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这种具有教育和劝诫功能的措施不再适用于违法失信恶性程度较大的信息主体时,才升级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这也正是二者梯度性表征的来源之一。此外,从程序上看,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不会再程序倒流进入经营异常名录。从违法失信行为的严重程度看,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体现出的失信严重性较轻微,交易风险较低;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主体,违法失信严重性较强,交易风险相对更高,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对企业的声誉也有更严重的影响。两项制度之间是有阶段、有条件的梯度衔接关系,不能笼统地将二者都视为“黑名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不应产生与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同样的效果。

(二)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功能定位

彼得·达沃豪斯的工具主义强调实用性,即工具或制度应在实际应用中展现出价值。③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韦特:《信息封建主义》,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年版,第204 页。在经营异常名录的应用中,因其较低的负面影响成为信用治理的“缓冲剂”。经营异常名录的实用性并不局限于信息提示和惩戒缓冲,而是逐渐从立足于私法的交易安全保护,扩展到立足于公法的交易安全监管中,④党海娟:《商事登记制度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67-76 页。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权益和被列入主体的信用权益之间找到了平衡。

经营异常名录在市场交易的场景化应用中,也为不同立场的主体提供了不同价值。其一,经营异常名录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转向新型监管的重要制度,体现了警示和督促市场主体履行法定义务的基础功能。经营异常名录的适用便于政府治理中研判风险,精准监管。2016年原工商总局出台《关于新形势下推进监管方式改革创新的意见》,要求提高大数据分析应用能力,及时掌握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规律与特征,发现违法违规线索,提高风险预判能力。因此,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来研判风险、精准监管,是近年来监管的底层逻辑,多元且相互交织的监管网络,应用主体和应用范围的广泛性,都是信用监管的鲜明特征。在政府应用经营异常名录作为市场监管的重要工具时,通过对该名录的公开与共享,监管机构可以精准判断风险主体,敦促其履行法定义务消除风险。经营异常名录的应用,是新型信用监管方式的重要表现形式,它根据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广泛性、信息的分散性、监管风险的多样性,找准监管风险防控与市场主体经营风险管理的契合点,引导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市场秩序的治理,构建多元参与的市场监管社会共治格局。

其二,经营异常名录为市场交易主体提示信用风险,保障交易安全,维护市场信用秩序,建设良好的信用环境。实践中,广泛存在仅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贷款审批不通过的情况,⑤https:/ /news.southcn.com/node_d16fadb650/de538c2327.shtml如商业银行贷款审核会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第七条,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也属于其审核范围内,金融机构通过名录信息评估信贷风险,符合金融审慎监管的原则。不仅是金融机构,消费者、投资者及合作伙伴等,也会利用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将之作为风险点,审慎考量交易。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市场主体而言,存在信用风险,需要内省企业运行的合规化,外修信用信息的真实、完整与及时。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会普遍降低社会对违法者的评价,从而使该违法者在与他人交易时有障碍,由此使该违法者主动做出合法的行为选择,从而缓解行政机关的监管压力。①应飞虎、涂永前:《公共规制中的信息工具》,《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4 期。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主体的交易对象,经营异常名录警示对方有信用风险、提示审慎考量交易行为,以保障交易安全。对其他市场主体而言,经营异常名录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利刃高悬,警示其对公示信息和年报信息负责、守信,为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高质量发展打好基础。

其三,为被列入名录的市场主体保留了信息修复期间,为市场主体保留“缓冲”期间,恢复内生活力。《暂行办法》第十条为市场主体保留三年的时间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修正信息、补报年报,补正后的市场主体可以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由信息主体自主申请更正信息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一种信用修复。②刘宗胜、刘晓瑛:《再论信用修复内涵的界定》,《中国信用》2021 年第11 期。在更正信息期间,市场主体属于“经营异常”阶段,并不影响市场主体的民事行为能力,市场主体的社会经济职能不受限制。当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三年仍未履行义务,市场主体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面临更严格的联合惩戒。在市场主体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之前,经营异常名录为市场主体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和“不能正常经营”之间设置缓冲容量,给予市场主体修正信息、恢复正常经营的期间,符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初衷。根据《民法典》第110 条第2 款,企业拥有名誉权,企业信用信息是法人具体人格权的一部分,企业应当关注和保护自身信用信息。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督促市场主体更正信息、公示年报,是政府对信用主体名誉权益的保障,也是市场主体权益保障在新型治理工具下的有效彰显。③李尚昆:《企业信用信息权研究》,吉林大学2021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1 页。

其四,经营异常名录的适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性信用工具,为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奠定基础。信用奖惩机制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经营异常名录的应用,根本目的不是惩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主体,而是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履行法定义务、改正违法行为。推动全社会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环境,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在经营异常名录的社会应用中,法律咨询与中介机构或法律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等承担了顾问角色,为被列入主体提供法律服务、风险评估、信用修复,共同规制违法失信行为,实施协同治理。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梯度递进结构,是符合制度设计原意的。经营异常名录制度的“轻惩戒重提示”,更能彰显社会信用制度“救人”比“治病”更重要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理念。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F27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5-0086-10

作者简介: 肖伟志,湘潭大学法学学部信用风险管理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刘晓瑛,湘潭大学法学学部信用风险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是北京信用学会2024 年度信用研究重大课题“道德、法律和信用关系的历史演变及趋势研究”(BJCS24ZD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