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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用视角看裁判文书的公开



摘 要: 我国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制度的主要目标在于提升司法公信,同时也意在公开其他诉讼主体的信用信息以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双重信用面向使得我国的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既可以从美国、韩国等域外国家的制度中汲取经验,又需要充分考虑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的特点。 鉴于司法机关和其他诉讼主体在信用信息的内容构成、信用评价机制及透明度需求上的差异,我国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制度的完善首先应当区分信用主体进行分类化的公开,继而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分层次的信用信息公开机制,针对不同信用主体的特点来设计公开范围、公开方式等具体规则,以便在信息披露和信息保护之间作出差异化的利益平衡。

关键词: 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司法公信;社会信用体系;信用信息

引言: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与诉讼主体的信用

司法公信是司法权凭借自身的信用而获得的公众信任,司法对公众的“信用”和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来自司法主体与公众之间的信用交往与评价,其中,司法的透明度对于评价司法公信具有关键性的意义。①刘元元、李晓艳:《“信用”重塑与“信任”重建——司法公开视域下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人民法治》2015 年第6 期。借助互联网等电子化方式公开裁判文书,有助于降低获取裁判文书的难度、强化公众对司法透明的感知,被认为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有效路径。

从域外来看,以公开促进公信,亦是两大法系裁判文书公开制度的共同追求。 一方面,审判公开是普通法的司法传统,与陪审团审判方式及其事实查明方法有紧密联系。 查阅和复制包括法院记录(Court Records)在内的公共记录,在普通法上拥有漫长的历史,被视为民主政治的基本构成。①see Moreland,John,Is Open Access Equal Access? PACER User Fees and Public Access to Court Information(2021),Indiana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484,Available at SSRN:https:/ /ssrn.com/abstract=4194979.另一方面,大陆法系传统上奉行秘密审判而非公开审判,在矫正“不公开”的进程中,审判公开往往被归入宪法原则而得到着重强调。

比较而言,我国推进裁判文书的电子化公开虽是以提升司法公信为主要目标,但在评价法院的信用之外,电子化公开还有助于发挥裁判文书作为司法大数据的功能,承担起对其他诉讼主体进行信用评价、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②贺小荣、刘树德、杨建文:《〈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14 年第1 期。明确我国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在信用建设中的双重面向,才能在理解现有制度逻辑的基础上探索完善之道。 在信用治理的框架下,我国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制度既需要巩固和完善司法公信建设的现有成果,又需要研究其如何更有效地服务于其他诉讼主体的信用体系建设。

一、司法公信面向下的两种域外公开模式

在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中,美国和韩国的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起步较早,其制度在各自的法系内颇具代表性。 两国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的发展过程决定了其制度侧重点的差异:美国的法院记录公开以一种扩张式的公开为基调,所以规则上主要关注如何对公开进行必要的限制,以实现利益的平衡。 韩国的裁判文书公开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早期限缩式公开的基础上,各阶段的改革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扩大公开,以实现公开的实效。 对美国模式和韩国模式的共性与差异的考察,可以为我国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和思路,也即在明确我国公开模式的基础上,探求实现利益平衡和公开实效的具体路径。

(一)美国模式:扩张基础上的限缩之法

为提升司法透明度以增强司法公信力,美国式的电子化公开不仅仅针对裁判本身,而是要求公开内容更为丰富的法院记录,包括诉状、证据、庭审记录、各类动议、命令及裁判意见等。 联邦与各州基于电子化公开的特征,制定了专门的电子化公开规则。

1.美国联邦法院PACER系统的特点

在联邦层面上,法院记录通过统一的网络平台 PACER(Public Access to Court Electronic Records)③PACER 系统网址为:https:/ /pacer.uscourts.gov向公众公开。 PACER 系统创立于1988 年,如今该系统提供了200 余个联邦法院内超过10亿份文件。

(1)网上公开的范围

2002 年的《电子政府法》(E-Government Act of 2002)为联邦法院的信息公开提供了一些具体指引。按其第205条的规定,④参见 《电 子 政 府 法》 第 205 条, 载 https:/ /www. govinfo. gov/content/pkg/PLAW-107publ347/pdf/PLAW-107publ347.pdf,2024 年 12 月 20 日访问。联邦法院公开法院记录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所有的判决意见应当网上公开,不论该意见是否发布在正式的法庭报告中。 因为一般认为,判决意见对于以适用先例为特征的普通法的发展至为重要,除非有重大利益考虑,否则不应限制公众获取判决意见。 即便是在限制获取的情形下,限制的范围也应遵循最小必要性原则,若对判决书的内容进行信息编辑,则需将编辑后的文本与进行信息编辑的理由一并公开。 第二,每个案件的案卷表(Docket)应当在网上公开。 案卷表是有关案件编号、当事人、程序及文书目录等的正式记录,表明了特定案件之存在,而公众只有通过案卷表了解到案件之存在,才能对公开与否的相关问题发表看法。 第三,各法院应在线公开所有电子提交的文件,纸质提交的文件若被法院转换为电子形式,转换后的文档也必须在线公开。 第四,第205 条还规定了例外规则和隐私规则。 例外规则是指对于不公开的文件采用封存的方式,排除公众的访问权。 比如联邦司法会议制定了额外指南,要求对刑事案件的特定文件和电子录音进行封存或编辑,以限制其公开。 隐私规则方面,该法案指示司法会议颁布规则,解决对个人隐私和安全的担忧。 联邦法院的隐私政策于2007 年12 月1 日生效,指示律师避免在文书中包含某些个人身份信息,比如提交的资料中所包含的社会安全号码只保留最后四位。①参见《隐私政策》,载https:/ /www.uscourts.gov/rules-policies/judiciary-policies/privacy-policy-electronic-case-files,2024 年 11 月 1 日访问。

(2)网上公开的方式

PACER作为联邦法院的数据库,其网上公开的方式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PACER设置的检索方式,需要提供案号或当事人姓名,系统既不提供任意关键词搜索功能,也不支持以法官姓名进行检索。第二,PACER目前仍延续了收费公开的规则,对每页记录收取阅览费。 收费规则持续地处于较大争议中,相关改革在降低费用的同时,也给予个人用户以一定的免费额度。 第三,美国联邦法院隐私保护规则下,编辑个人信息的责任基本不在法院,而是由律师、当事人承担,可编辑的个人信息包括社会安全号码、纳税人注册号码、个人出生年份、未成年人姓名、家庭住址等。 在通过电子诉讼系统提交文件的阶段,当事人被要求同时提交用于审理的未编辑文件和用于电子化公开的已编辑文件。 这是考虑到各个信息主体感受到的信息重要性程度不同,故不宜将个人信息编辑的工作交由法院统一进行。

2.州层面电子化公开的特点

美国各州对法院记录的公开在范围、方式等方面不尽相同,有的州建立了涵盖全州范围内法院记录的统一搜索平台,有的州则在颁布基本规则后授权各地法院自行建设公开网站。 在扩张式公开的整体环境下,各州对电子化公开的限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1)特定案件类型作为电子化公开的例外

将特定类型的案件排除在公开原则之外,是各州较为普遍的做法。 比如在得克萨斯州,全州的法院记录可以借由re:SearchTX②平台网址为:https:/ /research.txcourts.gov/CourtRecordsSearch/Home#!/home检索,该平台是以得克萨斯州的法院电子诉讼数据库(e-File Texas)为数据来源,包含了该州所有254 个县的司法案件及文件,但刑事案件被排除在外。 再比如,新墨西哥州的案件查询网站(Case lookup 系统)③获取新墨西哥州法院记录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面向一般公众的案件查询网站,即Case lookup 系统,二是通过对注册用户开放的re:SearchNM。自2007 年7 月1 日起不再显示青少年刑事案件,自2008 年7 月1 日起不再显示《家庭暴力保护法》下的保护令案件。④参见《系统信息介绍》, 载 https:/ /caselookup. nmcourts. gov/caselookup/app? _ gl = 1 * u40dhv * _ ga *NzAxMzU2MDQuMTcwMDA0NDQ5OA..*_ga_FK4K3XGHQG*MTcwMDA0NDQ4Ny4xLjEuMTcwMDA0NDc0NC4wLjAuMA.2024 年 11 月 1 日访问。又比如在纽约州,通过电子诉讼系统(NYSCEF)启动的案件,可在NYSCEF 系统中查看,但当保密利益超过信息披露的公共利益之时,许多法规限制了对法院记录的访问——《纽约州家庭法院法》第166 条规定,不得随意向公众公开家庭法院的任何诉讼记录;《纽约州刑事诉讼法》第160.50 条规定,当被告人被判无罪或案件被驳回时,应封存记录;《纽约州刑事诉讼法》第720.35 条规定,青少年犯罪的案件需要封存法院记录。

(2)以用户身份区分在线访问的权限

按照用户的身份区分在线访问的渠道及权限,有助于控制扩张型公开下的信息风险。 比如得克萨斯州司法信息技术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发布的《技术标准》⑤参见《技术标准》,载 https:/ /www.txcourts.gov/media/1435816/technology-standards.pdf,2024 年 11 月1 日访问。,就为不同的注册主体规定了不同的访问权限,其中,法官可以访问全州所有法院中所有案件的案卷表信息及电子记录;本案律师可以访问其参与的所有案件及其电子记录;书记员可以访问所在法院管辖范围内的所有案件及其电子记录;执业律师、一般注册用户可以访问所有案件的案卷表及电子记录,但是依法院命令而限制访问或者以“包含敏感信息”而存档的记录除外。

在伊利诺伊州,远程访问可通过州法院的统一公开平台(re:SearchIL①平台网址为:https:/ /researchil.tylerhost.net/CourtRecordsSearch/Home#!/home)或本地法院的电子系统。远程访问比在法院地访问更具限制性,其按用户类别制定了详细的用户访问权限。 《远程访问政策》②参见《远程访问政策》(2020 年 1 月 1 日发布,2023 年 1 月 1 日更新),载 https:/ /ilcourtsaudio. blob. core.windows.net/antilles-resources/resources/a586b7f3-495a-4e91-8b78-0da5cf9f5a67/Remote_Access_Policy.pdf,2024 年 11 月 1日访问。第3 条首先划分出了六个用户组——在职法官、代理律师、公众或司法合作伙伴、执行公务时需要进行远程访问的书记官和法院雇员、其他执业律师或法律服务提供商、政府合作伙伴。 这六个用户组的访问级别有所不同,第3 用户组(公众或司法合作伙伴)与第5 用户组(其他执业律师或法律服务提供商)的权限处于最低级别,《远程访问政策》第3 条将31 项内容排除出他们的访问范围。 除此之外,有几类情形禁止任何用户组远程访问,即收养、精神健康、青少年案件、非记录文件。 对于禁止远程访问的法院记录,相关主体只能通过在法院地查询的方式获取信息。

(3)以案件类型区分在线访问的权限

以案件类型为依据设定不同的访问权限或访问程序,则是对扩张型公开的另一种限制方式。 在新墨西哥州,re:SearchNM将案件分为三个层次,以对应三种不同的访问级别:第一层案件包括大多数民事、遗嘱认证、家庭关系、家庭暴力、亲子关系诉讼和刑事案件类型。 查看本级案件必须填写相应的申请,签署新墨西哥州法院行政办公室的使用条款和保密协议。 第二层案件包括儿童法院案件中的犯罪案件。 访问该类案件,必须经过特殊化的申请,并签署相应的使用条款和保密协议。 第三层案件包括根据《反虐待和忽视法》、收养程序和心理健康程序等提起的诉讼,这类案件受到严格的保密保护,只允许执法人员查阅。

(二)韩国模式:限缩基础上的扩张之路

韩国被认为是最早实现信息公开制度的亚洲国家,以1998年建立“综合法律信息系统”为起点,其历经三个阶段的改革,从判例有限上网发展到较为全面的电子化公开。

1.第一阶段:从判例上网到判决书的有限化公开

1998 年韩国“综合法律信息系统”的建立,使得大法院可以将大法院和下级法院已经公开刊登的判决事项和判决要旨进行电子化公开。 由于只选择发表在公开刊物上的案例,所以此时电子化公开的裁判数量较少,并且公开与否由法院依职权掌握,没有赋予社会公众以申请公开特定案件的权利。

在司法改革委员会和司法制度改革促进委员会扩大公开范围的呼吁下,《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供判决书的有关例规》和《关于设置和使用查阅判决书的特殊窗口的内规》同时开始施行。 前者规定了申请人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作出判决的法院申请判决书公开。 后者则是在法院图书馆设置特别阅览室,允许检察官、律师、司法实习生、大学教授等具有特殊身份的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进入阅览室在线访问法院内部的综合法律信息系统和判决书检索系统。③参见韩国“判决书网上阅览系统”网站,https:/ /www. scourt. go. kr/portal/information/finalruling/peruse/peruse_status.jsp,2024 年 6 月 1 日访问。

2.第二阶段:从特定人有限检索到任意人有权检索

经过第一阶段的改革,部分案外人可以获得查阅判决书的机会,但电子化公开的水平还远未达到目标。 2007年《韩国民事诉讼法》新增规定,允许第三人“为了权利救济、学术研究或公共利益的目的”,依据大法院规则“要求法院官员等查阅已审结的诉讼记录”。 这一条款是对上述《关于设置和使用查阅判决书的特殊窗口的内规》的再确认,其中仍然没有赋予一般社会公众查阅相关记录的机会。

2011 年《韩国民事诉讼法》和《韩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使得一般公众有权申请裁判公开。 根据《韩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之3与《韩国民事诉讼法》第163条之2的规定,2013年1月1日之后确定的刑事判决和2015年1月1日之后确定的民事判决,在经过去实名化处理后原则上都可进行查阅复制。①参见韩国“判决书网上阅览系统”网站,https:/ /www. scourt. go. kr/portal/information/finalruling/guide/index.htm l,2024 年 5 月 30 日访问。

3.第三阶段:从统一检索平台的建立到公开的进一步深化

虽然以修改诉讼法为契机,韩国逐渐向全体公民开放了查阅判决书的途径,但为查找目标判决书,公众还是需要进入各个法院网站进行查询申请。 并且裁判查询的规则区别对待了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比如公众不可以通过任意词检索的方式搜索刑事判决,阅览刑事判决也不像阅览民事判决书那样需要支付1000韩元的费用。 2018年8月司法发展委员会通过了《有关扩大判决书公开的建议书》,主要内容包括引入统一的检索系统、公开未生效判决书、允许搜索刑事判决书中的任意字段、注意诉讼参与人的个人信息保护等,②参见[韩]朴尚俊:《判决书网上阅览制度的改善现状和向后议题》,载国会立法调查处,https:/ /www. nars. go.kr/report/view.do? cmsCode=CM0018&brdSeq=24908,2024 年 6 月 1 日访问。其中的部分意见被韩国大法院所采纳。

(1)“判决书网上阅览系统”的建立

为了优化判决全面公开后的查询渠道,大法院设立“判决书网上阅览系统”,使得对判决的检索可以在统一的平台上完成。 此外,“判决书网上阅览系统”增加了对刑事判决书的任意词检索功能,也新增了阅览刑事判决书需支付手续费的要求。

(2)未生效民事裁判文书的公开

在2020年左右,关于是否公开未生效判决的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 呼吁公开未生效判决者,希望借此扩大判决书公开的整体比率,进一步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同时方便国民在类案诉讼时以未生效判决为参照。 不过公开未生效判决需要面对两种风险:一是未生效判决可能被作为证据利用的风险;二是公开未生效的刑事判决,可能影响法院中立裁判和无罪推定原则的严格适用。③参见《韩国大法院〈关于改善判决书公开制度的报告〉(2020 年5 月1 日)》,载韩国大法院网:https:/ /file.scourt.go.kr/AttachDownload? file=1601357399640_142959.pdf&path=007&downFile=%ED%8C%90%EA%B2%B0%EC%84%9C%20%EA%B3%B5%EA%B0%9C%EC%A0%9C%EB%8F%84%20%EA%B0%9C%EC%84%A0%EC%97%90%20%EA%B4%80%ED%95%9C%20%EC%95%88%EA%B1%B4%20%EA%B4%80%EB%A0%A8%20%EB%B3%B4%EA%B3%A0.pdf,2024 年 5 月 30 日访问。在激烈争论之后,自2023 年1 月1 日开始,民事案件可公开查询的范围包括宣判后尚未生效的判决书,而刑事案件将在何时公开未生效的判决尚未得到明确。

4.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的现有体系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和发展,韩国建立了一套多层次、分类型、有限制的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体系。主要包括:(1)“判决书网上阅览系统”检索查询。 在此系统中,韩国本国公民和有外国人登陆证的外国公民可以通过宣判法院、宣判日期、关键词以及案号检索相应的文书,在支付每件1000韩元的费用后方可下载阅览全文。 (2)通过电子邮件申请阅览判决书。 此方式适用于2013年1月1日前确定的刑事判决和2015年1月1日之前确定的民事判决,而在这两个时间点之后的判决则是通过“判决书网上阅览系统”检索查阅。 通过电子邮件申请判决书需提供案号信息,并对每份裁判文书缴纳1000韩元的费用,法院则是通过电子邮件、直邮或传真,向申请人提供删除了个人信息的文书副本。 (3)在法院特设的阅览室搜索阅览判决书。 有此资格的人员包括三类:一是检察官、律师、律师助理、司法实习生、大学教授;二是应所属机关或组织负责人的要求,经法院图书馆负责人批准的国家机关、研究机构或民间团体的主管人员或雇员;三是因其他合理理由经法院图书馆负责人批准的人员。 此种方式其实是一种内网查询,所查询到的判决书是没有经过去实名化处理的。

二、双重信用面向下的中国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

美国和韩国的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制度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二者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探索后,分别提供了如何限制电子化公开和如何扩张电子化公开的具体样本。 不过在汲取域外经验研究平衡方案之前,必须明确的是各国制度在目标设定上的异同,所以有必要比较考察我国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的预设目标和制度内容,进而对我国的制度安排作出评价。

(一)制度目标的比较

美国与韩国的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虽然都有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意旨,但分别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主要是因为裁判文书在美国还具有作为判例法法源的功能。 正是由于法规则以裁判为载体,公开裁判实际也是公开法规范,获取判例可以说是司法运行的基本前提,判决在此作为先例的来源而构成公共产品。 电子化公开的优势高度契合了裁判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定性,裁判通过网络实现无障碍地广泛传播,关涉简单、高效、低成本地获取“法的内容”的基本权利,故相比于传统公开方式,电子化公开在美国更有助于实现裁判的公共价值,因为无障碍接近裁判直接有助于维护公民在获取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性。①欧元捷:《功能视角下的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模式研究》,《政治与法律》2024 年第5 期。即便面临隐私权保护等挑战,以美国为代表的判例法国家对于电子化公开始终保持积极态度,裁判的公共产品属性也决定了其公开的广度和深度。

作为成文法国家的韩国,其判决不具有法源性的地位,其推进电子化公开的步伐相对缓慢和谨慎。韩国经过20余年的时间、三大阶段的改革,逐步放开可以查询案件的主体、范围等,才形成了如今的全面电子化公开的格局。 按照韩国大法院的解读,判决书公开是公民知情权和审判公开原则的实质性保障,用电子化媒介改善裁判公开的方式,使社会公众可以方便获取裁判书,可进一步提高审判的透明性和可信度。②参见《韩国大法院〈关于改善判决书公开制度的报告〉(2020 年5 月1 日)》,载韩国大法院网站:https:/ /file.scourt.go.kr/AttachDownload?file=1601357399640_142959.pdf&path=007&downFile=%ED%8C%90%EA%B2%B0%EC%84%9C%20%EA%B3%B5%EA%B0%9C%EC%A0%9C%EB%8F%84%20%EA%B0%9C%EC%84%A0%EC%97%90%20%EA%B4%80%ED%95%9C%20%EC%95%88%EA%B1%B4%20%EA%B4%80%EB%A0%A8%20%EB%B3%B4%EA%B3%A0.pdf,2024 年 5 月 30 日访问。但即便是坚持了全面公开的原则,韩国电子化公开的范围仍显得较为保守,对公开的限制也比较多,这尤其体现在严格的去实名化要求以及对诉讼主体异议权的保障。 归根结底,司法公信的价值还需要与个人权利、司法成本等利益进行平衡。

在我国,成文法的背景同样决定了裁判不具有正式的法源地位,在具体落实审判公开原则的过程中,裁判文书的电子化公开被赋予了多元的价值目标,而提升司法公信力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裁判文书所公开的裁判过程中的信息,构成了司法机关的信用信息,最大程度披露司法机关的信用信息是社会对其进行信用评价的前提。 不过,司法裁判过程涉及的诉讼主体除了司法机关,还有当事人、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将此类主体的身份识别出来,再结合裁判文书中的事实信息、裁判意见,便可能对特定主体的信用作出评价。 如此,将其他诉讼主体的信用信息公开也纳入电子化公开的目标,就使我国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制度的设计具有了一定的独特之处。

(二)制度内容的比较

我国大规模、制度化地推进裁判文书的上网改革,是以2013年开通“中国裁判文书网”为开端。2013年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3〕26号,以下简称:2013年《上网规定》)明确要求“依法能够公开的裁判文书全部上网公开”,标志着我国的裁判文书从以公开为原则走向了网上公开。 2016年修改后的《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6〕19号,以下简称:2016年《上网规定》)进一步细化和强化了全面上网原则,确立了我国当下适用的电子化公开的基本规则。

1.公开的范围

(1)身份信息

在诉讼主体是否采用实名的问题上,我国与韩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 韩国奉行严格的非实名原则,从2006年通过电子邮件申请判决书公开的制度开始,便存在对文书进行去实名化的要求。 此后通过“判决书网上阅览系统”公开的裁判文书,必须进行处理的信息包括声明(法官、检察官、律师和专利代理人的声明除外)、姓名(头衔、ID、昵称等)、联系方式(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居住地地址等)、金融信息(账号、信用卡号码、支票号码等)以及其他具有对应性的个人信息(房产地址、身份证号码、车辆注册号等)。①详见2014 年施行的《判决书等的阅览和复制的非实名处理标准》,载https:/ /glaw. scourt. go. kr/wsjo/gchick/sjo330.do?contId=3262620#1693313093972,2024 年 5 月 30 日访问。除此之外,“判决书网上阅览系统”的检索条件包括年份、案号、法院等,不允许以当事人姓名、律师姓名等作为检索词搜索裁判文书。 这种严格的非实名化要求,使案件信息和诉讼主体之间很难产生对应关系,极大降低了判决书泄露个人隐私的风险。

我国则是从2013年《上网规定》开始强调实名化公开的原则,以确保裁判文书公开的真实性,满足公众获取真实信息的需要。 根据2016年《上网规定》第11条,在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是自然人时,除了三类隐名处理情形,②2016 年《上网规定》第 8 条。文书须保留姓名、出生日期、性别、住所地所属县、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保留其名称、住所地、组织机构代码,以及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委托代理人、辩护人是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保留姓名、执业证号和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名称;委托代理人、辩护人是其他人员的,保留姓名、出生日期、性别、住所地所属县、区,以及与当事人的关系。 如此程度上披露真实姓名和名称,其实是保留诉讼主体与案件事实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这被认为是司法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即通过向社会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③贺小荣、刘树德、杨建文:《〈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14 年第1 期。

(2)事实信息

考虑到不同事实信息所对应的私人权益保护要求不同,韩国与美国均从案件类型的角度对电子化公开作出了区分化的规定。 韩国认为公众对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的透明度需求存在差异,所以其率先推进的是刑事案件的电子化公开,并且将刑事案件裁判的辅助性资料也纳入了公开范围,这包括案件相关的副本、证据清单或证明副本、控辩双方向法院提交的文件或物品等。 在美国,公开法院记录本就不限于裁判文书,公开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等辅助性资料亦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要求,这就为裁判文书补充了大量的事实信息。 只不过,美国对刑事案件的公开显得更为谨慎,在实名化公开的制度中,刑事案件内的保密利益可能比民事案件更受到重视。

我国网上公开裁判文书的范围较为广泛,广泛性正是以增进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为主要动因,即以无死角的公开彰显全面透明。 根据2016年《上网规定》,不论案件类型、文书种类、审理级别、繁简程度,除了明文规定的五种不予上网情形,④2016 年《上网规定》第 4 条。全国各级法院的裁判文书一律网上公开;即便是依法不上网的裁判文书,也需网上公开其案号、审理法院、裁判日期以及不上网的理由。 不过相比于美国和韩国的制度,我国公开的事实信息并不包括裁判文书以外的辅助性材料,也没有专门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区分对待的意图。 实际上,民商事裁判中的民商事主体交往信息,可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大量的基础信息,所以即便其不像刑事案件那般对当事人人身、财产权利影响重大,也有广泛公开的必要。

(3)裁判意见

裁判意见展现的是法官基于案件事实信息作出事实认定的过程,以及在事实认定基础上进行的法律适用。 美国的裁判文书公开极为重视对裁判意见的公开。 比如在纽约州,法律报告机构(The Law Reporting Bureau)负责发布州内所有上诉法院的裁判意见以及州内部分初审法院的裁判意见。 法律报告机构在网站上免费提供两类检索服务:一是对正式报告发布前的、单行的判决意见的检索;二是对正式的官方报告的检索,提供的是自20世纪初至今的裁判意见。①参见纽约州法院网,https:/ /nycourts.gov/reporter/Decisions.shtml,2024 年11 月1 日访问。再比如,加州虽然未建立统一的法院记录公开平台,但法院的裁判意见有明确的获取渠道:一是加州法院网站公开加州最高法院及上诉法院的裁判意见,且不论该裁判意见是否被收录于正式报告中;②参见加州法院网,https:/ /www.courts.ca.gov/opinions.htm,2024 年11 月1 日访问。二是加州法院的官方报告提供自1850 年以来的裁判意见,此项服务不仅是免费的,而且提供关键词搜索功能。③参见加州法院网,https:/ /advance. lexis. com/container?config= 014DJAAzMGJkMTZjMi03MDVlLTQ5MWQtOTUy Yi01Y2YyYjBjN2IzZmUKAFBvZENhdGFsb2dd3XfL66WtUcULK93oXtRU&crid = 0bb29da6-bfa1-4315-98f2-53c4f9bc974a&prid=ae1db197-1f37-4be0-8258-006bdd4726b3,2024 年 11 月 1 日访问。

在我国,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规则未对裁判说理的公开予以专门强调,裁判文书的说理程度不足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公开的判决对法官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展示也难言充分。 更何况有实证研究表明,各级人民法院公开的裁判文书中,裁定、决定类的简单文书、程序性文书占比较高,判决书的占比较低,④杨金晶、覃慧、何海波:《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中国实践——进展、问题与完善》,《中国法律评论》2019 年第6期;莫纪宏、田禾:《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版,第307 页。而裁定、决定类文书内的法院说理往往更为简明。

2.公开的方式

电子化带来的挑战,是纸质时代享有的所谓“实质模糊性”(practical obscurity)的壁垒被消除。 实质模糊性,是指公众实际地获取审判信息仍需要实际地访问法院,到保管特定记录的法院与工作人员面对面地接触,然后检索、确认相关信息等,所以纸质时代的检索成本限制了实际的访问,最终意味着隐私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虽说公众均有权获取司法裁判文书,但只有那些对相关信息有相对强烈兴趣的人才会实际地寻求这些信息。 然而实行电子化公开后,编纂者就可以极低的成本搜索、汇总大量信息,许多不同位置的信息可以各种方式进行组合,从而便利地对信息进行二次使用。 一些司法记录的传播已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比如身份盗用问题以及威胁证人等违法行为。 因此,电子记录的访问和传播特点,使电子化公开不宜与纸质记录的公开适用完全相同的规则。

有鉴于此,韩国与美国在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的方式上采取了限制性的立场。 像是韩国的电子化公开属于一种特定化的公开,付费制度使得在阅览系统上搜索到的文书只显示部分内容,故其只是向特定的付费申请者进行定向的公开。 通过电子邮件申请裁判文书时,申请人不仅要提供案号信息,并且得支付一定的费用才可获得完整的判决书。 而通过法院特别阅览室直接检索和阅览裁判全文,是一种法院地查询的方式,不会造成文书大规模、无限制地传播。 在美国,平衡公众获取权与个人信息及隐私安全,始终是裁判文书公开问题中的争论焦点。 美国法院行政办公室曾编写关于隐私和公众获取电子案件档案的报告,其中建议设立不同级别的权限来管理对法院记录的电子访问。 前文所述的以身份区分在线访问权限和以案件类型区分在线访问权限的方法,均是通过访问管理来对公开施以限制的实践。

相比较而言,我国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的双重信用面向,不仅使电子化公开在范围、力度等方面比纸质时代更为激进,并且在网络已经降低信息获取门槛的情况下进一步强调了裁判文书的易获得性。目前,我国通过统一的裁判文书网向所有用户提供的检索,可谓是一种面向不特定对象的公开方式。 裁判文书的易获得性,一方面体现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提供的开放式阅览,其没有通过申请或收费等方式来限制获得裁判全文的人群范围,而是使上网的裁判文书直接面向不特定公众。 另一方面,中国裁判文书网对检索的条件未作特别的限制,任何用户都可以通过案由、案号、关键词、法院、当事人、代理人等多类条件检索裁判文书。 最后,我国的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是由法院依职权来实施的。 电子化文书的处理与上传,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则予以落实,也被纳入审判管理系统进行检查考核。 在法院依职权促进裁判文书上网的过程中,当事人、关系人及社会公众并没有获得申请公开或申请不予公开的程序渠道。

整体观之,我国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的双重信用目标,主要诉诸于全面上网、实名化公开、不特定公开和依职权公开几类手段。 考察电子化公开制度的目标与手段的适配性,既要评估制度设计能否达到预设目标,也需研究为了达到目标所付出的成本、承担的风险是否合乎比例原则。 就此来看,我国现阶段的电子化公开制度仍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实名化公开下的私人权益保护问题、不特定公开下的信息风险问题、依职权公开下的权利救济不足及社会参与不足问题。

三、中国信用体系中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之完善

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对于信用建设的助力,主要在于提供了司法机关和其他诉讼主体的信用信息。信息机制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内容,信用法的二次调整均是建立在信用信息的基础之上,信任机制更是建立在信息查询和利用基础上的信用约束和激励机制。①王伟:《社会信用法论纲——基于立法专家建议稿的观察与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21 年第1 期。可以说,脱离了信用信息,则难以形成从信用评价到信用激励、信用惩戒和信用约束的体系闭环。 因此,在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的视角下研究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的完善之道,主要关注的是裁判文书如何更有效地披露信用信息,尤其是如何通过信用信息的分类管理,处理好信息公开与不同类别信用主体合法权益之间的关系。

(一)对信用主体的类型化考察

我国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社会信用”的理解,持有“广义的社会+广义的信用”的立场。②肖伟志:《“社会信用”的四种界定方式》,《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4 期。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基于此,国务院2014 年发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覆盖了“政府—市场—社会—司法”四大领域。 在此体系中,对各类信用主体进行信用评价的角度不同,对其信用信息的需求亦有差异,所以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需要区分信用主体以作出区别化的安排。

1.司法机关与其他诉讼主体的区分

之所以将司法机关与其他诉讼主体相区分,是因为两者的信用生成机制不同。 首先,对于何种信息构成司法机关和其他诉讼主体的信用信息,是需要分别回答的。 评价司法公信力主要依靠的是司法裁判结论形成的过程透明,即法官事实认定心证过程的透明以及适用法律涵摄过程的透明。 因此,司法机关的信用信息包括案件的事实信息和裁判意见,而其他诉讼主体身份信息的透明度与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相比之下,评价其他诉讼主体的信用首先需要有可识别的身份信息,只有将特定主体与案件对应起来,才能以裁判文书中的事实信息和裁判意见来评价其信用。 其次,考虑到我国裁判文书公开的主要目标在于强化司法公信,故对司法机关信用信息的透明度要求,整体上要高于其他诉讼主体。 鉴于此,裁判文书中事实信息与裁判说理的实质化公开理应成为下阶段改革的重点任务。

2.其他诉讼主体的区分

(1)政府

在政府参与的诉讼中,对政府信用的透明度要求较高,其信用信息的重要性程度可以对标司法机关。 因为政府、司法机关等公权力主体的诚信被称为是“第一诚信”,公权力主体做到诚实守信,接受全面的信用评价和信用约束,对于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具有第一位的意义。③王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理解分歧及其辨析》,《人民论坛》2021 年第25 期。

(2)重点行业职业主体

除了司法信用和政府信用,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还包括社会信用和商务信用两类,其中,社会信用指向医药卫生、教育科研、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社会组织、自然人信用等;商务信用基本囊括了重要市场领域和主体,涉及生产、流通、金融、税务、工程建设、电子商务、企业等。

在社会信用和商务信用两个领域,值得关注的一类群体是重点行业职业主体,即我国相关文件划定的“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此类主体的活动往往与社会秩序、民生等公共利益有较强的关联度。 按照《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中办发〔2022〕25号),公众关注度较高、需要提升监管的重点领域包括“食品药品、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医疗卫生、生态环保、价格、统计、财政性资金使用等”。 按照《2024—2025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发改办财金〔2024〕451号),需要及时建立和完善个人信息记录的重点职业人群,包括“公务员、律师、家政从业人员、金融从业人员等”。 重点行业职业主体的诚信缺失,是当下社会中备受关注的论题,其信用信息的公开、评价及相应奖惩机制的完善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因此,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需要回应社会对此类主体的监管期望,对其信用信息披露作出专门化的设计。

(3)一般市场主体与一般自然人

在社会信用和商务信用两个领域,除了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之外,还有两类“一般”主体:一是在非重点领域从事民商事交易行为的一般市场主体,二是不具有特殊职业身份、从事普通民事交往的一般自然人。 相比于政府、重点行业职业主体,社会对于一般市场主体和一般自然人的信用信息的需求程度相对较低,解决其信用问题的迫切性也相对缓和。 由此,对这两类主体所涉裁判文书进行电子化公开,就尤其需注意电子化公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通常认为,电子化技术的运用从本质上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信息的易得性给个人权益造成的风险,不仅仅来源于电子化搜索本身的高度便捷性,更在于信息关联技术使得任何人以裁判文书中的身份信息为基础,可以获得特定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等外延性的信息。 此外,大数据自动化处理技术,可较精准地定位到与裁判文书主体相关的其他社会主体,而其他社会主体对信息商品的关注将激励一系列商业化的运作。 如此一来,相关个人信息的潜在接受者和处理者的数量将呈几何级增加,商业化平台的介入极大提高了个人信息和隐私泄露的可能。①罗斌、李卓雄、陈川子:《裁判文书再传播中的个人信息保护研究》,《当代传播》2022 年第1 期。

此外,裁判文书中公开的事实信息和裁判意见是否可以直接用于评价特定主体的信用,本就需要仔细甄别,这一问题之于一般市场主体与一般自然人而言更需谨慎对待。 比如当事人在实体上的胜诉与败诉,往往不直接等同于其在民商事交往中信用的高低。 因为诉讼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证据,我国证据法从客观真实论转向法律真实论之后,特定事实能否得到法院认定依赖于当事人举证能否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这又时常受当事人的举证能力、距离证据远近等主客观因素影响。 所以,一方主张的事实得到认定并不意味着该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一方主张的事实未得到认定也不代表该事实为伪或当事人有虚假陈述。 就此而论,事实信息及裁判意见中的哪些部分可以作为一般市场主体和一般自然人的信用信息,对其声誉产生影响,进而经由声誉机制达成信用调控与约束,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最后,在衡量信息公开利益与信息保护利益之际,一般市场主体与一般自然人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般自然人的民事交往信息往往限于私领域的事务,也更大程度上属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范围。 一般市场主体的信息透明度需求低于政府和重点行业职业主体,但仍然高于一般自然人。 从长期来看,为消除市场主体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建立激励市场主体的声誉机制,便需要以信用信息为载体构建数字化的声誉评分机制。②冉克平:《论个人信用信息的公共属性及其法律规制》,《社会科学辑刊》2023 年第6 期。

(二)对各类主体信用信息的区别化处理

2024 年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强调了“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其中要求“在坚持深化司法公开的基础上,完善国家数据安全、公民个人信息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完善上网文书隐名规则和庭审公开规则,推动加强对不当使用司法公开信息行为的监管。”这些要求无疑是要将公开利益与其他权益保护相平衡,鉴于公开不同主体的信用信息有不同的利益衡量标准,故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的范围、方式,也需进行有针对性的、层次化的建构。

1.改善司法机关信用信息的公开

(1)全面化公开的落实

全面化公开的落实,首先有赖于司法实践中“裁量不予上网”的规范化。 “裁量不予上网”是指2016年《上网规定》第4条规定的“不予上网情形”中的第5项,即“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 这一规定给法院决定裁判文书是否上网留下了裁量空间,但现实中裁量标准的模糊和分歧使法院的裁量权受到较大质疑,进而影响到我国裁判文书全面上网的效果。①欧元捷:《功能视角下的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模式研究》,《政治与法律》2024 年第5 期。其次,落实全面化的公开还有赖于我国裁判公开渠道的完善,即在电子化公开之外设置其他公开渠道作为补充。 域外实践中,电子化公开往往不是裁判公开的唯一形式。 比如在韩国,当事人未能在“判决书网上阅览系统”查询到裁判文书,可以通过法院特设阅览室或通过电子邮件申请查阅。 在美国,即便是为不同用户设置不同访问权限的情况下,整个电子案件档案仍然可以在书记官办公室查看。 在我国,考虑到部分裁判文书不宜采用电子化方式公开,那么为此类文书配备相应的公开机制,方能使司法裁判全面地接受外界的监督。

(2)实质化公开的强化

强化实质化公开,首先是指在裁判公开的内容上重视法官裁判意见的公开。 法官在裁判文书内展现的事实心证过程和法律适用阐释,是判断司法机关信用最为关键的信息,故主张向实质化公开的转型,就是从强调结果公开转向强调过程公开,加强法院的裁判说理。 其次,司法公信力产生于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故强调公开内容转向实质化的同时,还需调整裁判文书的公开方式,提升社会公众的参与程度、互动程度。 比如允许社会公众针对法院“裁量不予上网”提出异议,要求特定裁判文书在网上公开或者要求公开其不上网的具体理由。 再比如,开放社会公众讨论评价司法运作过程及结果的渠道,以加深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的理解。

2.改善其他诉讼主体信用信息的公开

有研究指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应该首先定位于减少一些重要领域的重大违法事件,或者减少较为严重的损害他人利益或损害共同体声誉的失信行为,从而率先在“重要领域或方面”提升诚信水平,加强法律实施。②沈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之道》,《中国法学》2019 年第5 期。在此意义上,设计各类主体信用信息的公开范围、方式也宜考虑公开的层次性和阶段性。

(1)分层次设定公开的范围

第一,对于涉及政府、重点行业职业主体的裁判文书,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坚持实名化公开原则,保留裁判文书内的主体身份信息的可识别性。 其次,就这两类主体的信用评价而言,公开裁判结果和公开纠纷过程等事实信息均具有参考价值。 对于政府参与的诉讼,甚至可以考虑公开裁判文书之外的法院记录,以充实据以评价政府信用的事实信息。 最后,涉及这两类主体的法院调解书应当纳入电子化公开的范围。 虽然调解书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结果,一般认为其不宜在互联网公开,但是政府、重点行业职业主体的活动与社会公共利益高度相关,调解书既是对其纠纷处理的反映,则理当接受社会公众的审视。

第二,一般市场主体与一般自然人的身份信息处理规则有待完善。 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对裁判文书的去实名化处理尚存在许多问题,不仅隐名的情形非常有限,并且按规定应当隐名的裁判文书也存在隐名的不彻底。 比如离婚诉讼裁判中对当事人进行了隐名处理,但是在离婚关联诉讼中,却会出现事实认定部分未将当事人隐名的现象。 再比如,有些已公开的裁判文书虽对个人信息进行了去标识化处理,但将之进行简单的附加数据比对便可识别出特定自然人个体。③侯学宾:《裁判文书“不公开”的制度反思——以离婚诉讼为视角》,《法学》2020 年第12 期;张新宝、昌雨莎:《已公开裁判文书中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3 期。完善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的隐名规则,不仅是要求技术的严格化、规范化,更重要的是统筹考虑对哪类主体、哪些案件以及案件内的哪些信息进行处理。

第三,重视程序性信用信息的公开。 前文已经指出,法院的实体判断主要依赖于证据,裁判文书中的实体性裁判意见未必直接关系到诉讼主体的信用,相比之下,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有时更加直观地体现了其诚信程度。 在诉讼领域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包括滥用诉权和滥用诉讼权利两大类,前者是指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缠讼等,后者则包括了滥用管辖权异议、恶意拖延诉讼、恶意保全等。 这类程序性的信用信息往往借由裁定书公开,不过社会公众借由裁定书内的信息作出信用评价,仍要注意把握合法行使权利与滥用权利之间的边界,比如不能认为管辖权异议被驳回就等同于申请人滥用了异议权。为此,可以考虑在时机成熟时,对于程序性的失信予以专门化的公开,以维护诉讼法内的诚实信用秩序。

(2)分层次设定公开的方式

第一,在公开对象上,应当改变现有的公开方式,区分诉讼主体来设置公开的方式。 首先,对于政府与重点行业职业主体的信用信息,可以沿用不特定的公开方式,充分发挥电子化公开的优势,扩大裁判文书的传播效果,以提升信息利用与评价的功能。 其次,对于一般市场主体,其信用信息的评价和利用可以交由市场,即沿用不特定的电子化公开,促使市场内自发形成声誉机制;法院也可以考虑与专业征信机构进行信息共享,将信用信息的鉴别、评价纳入规范化的轨道。 最后,对于一般自然人的信用信息,现阶段可以先采用特定公开的方式,因为对于一般自然人的民事交往信息,通常无需刻意扩大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 在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过程中,亦可在恰当的时机借鉴美国模式内的做法,通过设置在线访问的权限,区分用户以实现分类化访问。

第二,在公开程序上,应当改变一概依职权公开的方式,分层次地构建对电子化公开的异议机制和救济机制。 基于比较法上的经验,异议机制既可以是对法院决定裁判上网提出异议,还可以针对裁判不上网提出异议。 我国亦应结合不同的制度目标,为不同主体的异议权提供程序保障:首先,针对法院的“不上网决定”,当事人、关系人或社会公众可以提出异议,申请将特定裁判上网公开,这尤其有助于促进涉及政府和重点行业职业主体的裁判文书公开。 其次,当事人或关系人可以基于隐私保护、敏感信息保护、商业秘密保护或其它正当理由,申请裁判不上网或部分内容不上网,这尤其有助于保障一般市场主体和一般自然人获得救济的权利。 再次,由于信息主体能够更好地判断其信息的隐私性、敏感性和重要性,故可参考美国模式赋予诉讼主体以信息编辑权,督促其在文书公开之前提交经过编辑的、用于电子化公开的文书版本,由法院复核后公开。 最后,法院可以探索赋予诉讼主体以个人信息删除请求权,使诉讼主体在一定时间后可以申请掩盖负面的个人信息。

四、结语

司法助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裁判文书虽然可作为信用信息的重要来源,但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融入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制度中,仍具有相当的挑战性。 一方面,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有不少方面需要凝聚共识,社会信用立法的缺失本身就使社会信用建设面临法治化程度不足甚至是“泛信用化”的问题。①王伟:《社会信用法论纲——基于立法专家建议稿的观察与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21 年第1 期。另一方面,裁判文书电子化公开在推动信用建设的能力上有其限度。我国裁判文书的电子化公开以提升司法机关的信用为主导,相关的实践相对成熟,但对于其他诉讼主体信用信息的公开,目前既要辨别何种信息构成特定主体的信用信息,又需区分各主体情况来把握信息公开与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说,以裁判文书的电子化公开推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社会信用制度与裁判公开制度共促共益,以实现同步发展和完善。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D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4-0100-12

作者简介: 欧元捷,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王从月,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实体与程序交互视角下的证明责任减轻研究”(23CFX013)、北京信用学会2024 年度信用研究重大课题“案例库建设与司法公信力提升研究”(BJCS24ZD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