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废名的《谈新诗》讲义自1980年代重新面世以来,已逐渐成为了新诗理论史上的经典论著之一,其核心观点在新诗研究界及创作界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本文通过还原废名诗论的对话语境和认识资源,分析废名诗论在观念结构与有关“传统”的诠释上的二重性,试图揭示废名诗论的复杂之处及其局限所在,以此更深入地认识其新诗史价值。
关键词: 废名;《谈新诗》;观念结构;传统
对于废名的《谈新诗》讲义,学界30多年来已经有了不少研究,①就笔者视野所及,其中较深入详尽的有潘颂德《冯文炳的诗论》,《中国现代诗论40 家》,重庆出版社1991 年版;孙玉石《废名的新诗观》,《野草》(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会刊)1996 年8 月第58 号;孙玉石《对中国传统诗现代性的呼唤——废名关于新诗本质及其与传统关系的思考》,《烟台大学学报》1997 年第2 期;孙玉石:《呼唤传统:新诗现代性的寻求——废名诗观及30 年代“晚唐诗热”阐释》,《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作家出版社1998 年版;张桃洲《重解废名的新诗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2 期;刘皓明《废名的表现诗学》、西渡《废名新诗理论探赜》,《新诗评论》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张洁宇《论废名诗歌观念的“传统”与“现代”》,《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1 期等。对其理论内涵给予了细致而深入的辨析与阐发,它浓郁的“诗人论诗”色彩带来的独特魅力,它在有关新诗本体的认识上具有的重要诗学价值,仍在不断吸引着解读。 而如何不去孤立地看待这一文本,不是在它自身的认识逻辑内部来理解其论述的意义,而是将它放置在与之相关的各种历史与观念的语境因素中去把握它,并在新诗史的背景中给以反思性的观照,仍然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本文在梳理《谈新诗》讲义内在理路的基础上,通过还原其对话语境,剖析废名使用的一些特定概念和表述,试图揭示废名诗论的复杂与含混之处,由此重审这份讲义的历史与诗学价值。 本文意在表明,无论是其观念结构,还是它对新诗与旧诗及其“传统”关系的认识方式与诠释立场,这份讲义均表现出一种“二重性”,正是这种认识和诠释的二重性,造就了废名诗论的复杂性,使它既别具诗学贡献,又存在某些认识的局限,由此形成其“深刻的片面”的理论魅力。
一
据废名友人程鹤西的回忆,废名在北大开讲新诗之前,曾向胡适请教如何讲好这门课,胡适让他按其时刚出版不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来讲,而废名“大有不以为然的意味”①鹤西:《怀废名》,《新文学史料》1987 年第 3 期。。 只有对废名新诗观念的形成过程有所了解,②有关废名新诗观念的形成过程,可参拙文《废名新诗观念的形成与1930 年代中期北平学院诗坛氛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 年第6 期。我们才能明白废名抛开既有的种种新诗论述,拒绝《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权威而另讲一套的基础。 同样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谈新诗》讲义在文本结构上呈现出来的特点。
《谈新诗》1930年代部分的讲义共12讲,开头两讲从胡适《尝试集》谈起,第三、四讲《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则从胡适的诗伸展开去,对胡适的白话诗观、白话文学史观以及早期新诗的实践给以概括性的批评,就此正面提出他的新诗观念,并借助考察“中国已往的诗文学”来进一步阐说他的诗观。 可以说,这四讲相当于《谈新诗》的总论。 尽管是随写随讲,③周作人在《〈谈新诗〉序》中回忆:“新诗的讲义每章由北大出版组印出之先,我都见过,因为废名每写好了一章,便将原稿拿来给我看,加上些意见与说明。”见《废名集》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3417 页。这样一种开宗明义的清晰面貌,绝非“即兴演出”所致,而是其观念此前已然成型的表现。④姜涛也指出,废名讲义虽无“预想的整体框架”却有其“内在的章法”,前四章通过确立标准以便“剪裁新诗的图谱”,其论述逻辑十分清晰。 见其《20 世纪30 年代的大学课堂与新诗的历史讲述》,《学术月刊》2007 年第1 期。
在新诗的本体认识上,《谈新诗》的观点已为今人所熟知:“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 已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⑤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29 页。这个观点废名在之前的《新诗问答》中已表达过,在这里则为他所谓“诗的内容”“散文的内容”增添了一些更具体的说明:
什么叫做诗的内容,什么叫做散文的内容,我想以后随处发挥,现在就《蝴蝶》这一首新诗来做例证,这诗里所含的情感,便不是旧诗里头所有的,作者因了蝴蝶飞,把他的诗的情绪触动起来了,在这一刻以前,他是没有料到他要写这一首诗的,等到他觉得他有一首诗要写,这首诗便不写亦已成功了,因为这个诗的情绪已自己完成,这样便是我所谓诗的内容,新诗所装得下的正是这个内容。若旧诗则不然,旧诗不但装不下这个诗的内容,昔日的诗人也很少有人有这个诗的内容,他们做诗我想同我们写散文一样,是情生文,文生情的,他们写诗自然也有所触发,单把所触发的一点写出来未必能成为一首诗,他们的诗要写出来以后才成其为诗,所以旧诗的内容我称为散文的内容。⑥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10-1611 页。
之后他又在多处谈到他对新旧诗差异的这种看法,同时反复重申这个“诗的内容”之于新诗的紧要,并在《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一讲中,借分析温庭筠的词作道出了他对“诗的内容”的理想:
温庭筠的词不能说是情生文文生情的,他是整个的想象,大凡自由的表现,正是表现着一个完全的东西。 好比一座雕刻,在雕刻家没有下手的时候,这个艺术的生命便已完全了,这个生命的制造却又是一个神秘的开始,即所谓自由,这里不是一个酝酿,这里乃是一个开始,一开始便已是必然了,于是在我们鉴赏这一件艺术品的时候我们只有点头,仿佛这件艺术品是生成如此的。⑦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35 页。
尽管并未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这些论述仍为我们理解废名诗论中这对核心概念提供了线索。 就“诗的内容”而言,它不能是“情生文文生情”的,不能只有“调子”,这些正是“散文的内容”的表现;它应是“当下完全”“不写亦已成功”“表现着一个完全的东西”的。 西渡曾对此作出详细的梳理,认为废名反复强调的“诗的内容”,其内涵可用他曾提到的“实感”一词来概括,即“写作主体真实的、不带虚饰的内在体验”,“实感”的有无,是废名判断新诗的一个严格的界限。 按照西渡的分析,这个“实感”在废名的批评语境中具有这样几层含义:首先,它应该表现着作者的个性,在废名的认识里,对写作者个性的“自由表现”可谓新诗的本质特征。 其次,这个“实感”必须具有独创性,废名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创新”等语汇来评价新诗作品,但他常用“朝气”“新鲜”“古风”这些说法来表示他对诗感的独创性的赞赏。在评论刘半农《扬鞭集》和“湖畔诗人”的作品时,废名甚至提出,假如诗感新鲜而有生气,则技巧的不成熟是次要的:“这个幼稚却正是新诗的朝气,诗里的情感无有损失了”,“他们的幼稚便是纯洁”①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58、1722 页。。 此外,“实感”在废名这里还具有某种直觉的性质。 废名常用“当下相见”“当下完成”“一拍便成”“忽然而来”等说法,如所谓“当下便成为完全的诗”,都是在强调这种诗感的直觉性质。②西渡:《废名新诗理论探赜》,《新诗评论》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32-135 页。
而如果转换到写作者主体姿态的层面,我们也可以把废名所谓“诗的内容”与他使用的另一个概念“诚”联系起来。 也是在论及“湖畔诗人”时,废名写到:“中国的新文学,在自己知道要解放之后,其命脉便在作者依附着修辞立其诚的诚字,新文学便自然而然的发展开了。 ……后来做新诗的人,架子好像更大,其实反而受了一层障碍,因为不免是成心要做新诗,而又一样的对于诗没有一个温故知新的认识,只是望了外国的诗行做倚傍,可谓毫无原故,较之当初康白情写《草儿》以及湖畔诗社几个年青人的诗,我以为还稍缺乏一个诚字。”③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16-1717 页。在废名看来,如果能做到“修辞立其诚”,将个人的诗感“自由的表现”出来,则其作品必然会获得其个性和独创性。 废名使用“诚”这一概念,和他对刘勰“情”“文”之辨的阐发一样,通过援引儒家诗学的表述,④“修辞立其诚”语出《易·乾·文言》,据今人考辨,原义当指祭祀活动和铭文写作中对神应采取的态度。 唐孔颖达疏解为“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置之于儒家政教学说的阐释框架内,是汉以后较有影响的理解。 至迟从梁刘勰《文心雕龙》起,它也被引申于文章修辞的范畴,逐渐成为儒家文论的重要观念。 参见倪景熙《“修辞立其诚”辨》,《兰州学刊》1984 年第2 期;王齐洲《“修辞立其诚”本义探微》,《文史哲》2009 年第 6 期;查屏球《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学术探索》2010 年第3 期等。 “情生文文生情”的说法,源自《文心雕龙·情采》:“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废名则将其转用于阐释新旧诗的差异。实际上是对“五四”启蒙主义文学观念给以重申。
废名对新诗之“诗的内容”的强调,是建立在对胡适白话诗观和“新月派”格律诗观的双重批判之上的。 在他看来,胡适倡导的白话诗运动虽然确立起“修辞立其诚”的方向,却由于把白话诗的认识重心更多放在“白话”,忽视了“诗”之一字,而“新月派”的格律诗路线则背离了新文学与新诗借以发生的历史依据,有可能在外在形式的讲求中重新回到旧诗只有“诗的文字”而无“诗的内容”的老路。 换言之,白话/“散文的文字”是新诗的必要条件,仅有它并不能保证新诗诗质的充足,但离开这一点势必会伤害到新诗的成立。 所以,废名说他“朝着诗坛一望,左顾不是,右顾也不是”,他的这种双重批判立场在《新诗应该是自由诗》一讲里表达得最为明确:
老牌的《尝试集》表面上是有意做白话诗而骨子里同旧诗的一派结了不解之缘,后起的新诗作家乃是有心做“诗”了,他们根本上就没有理会旧诗,他们只是自己要做自己的诗。 然而既然叫做“做诗”,总一定不是写散文,于是他们不知不觉的同旧诗有一个诗的雷同,仿佛新诗自然要有一个新诗的格式。 而新诗又实在没有什么公共的,一定的格式,像旧诗的五言七言近体古体或词的什么调什么调。 ……与西洋文学稍为接近一点的人又摸索西洋诗里头去了,结果在中国新诗坛上又有了一种“高跟鞋”。⑤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28-1629 页。
而在二者之间,废名又显出态度的分别。 在《谈新诗》中,废名虽然批判胡适的白话诗观,但对胡适开创新诗之功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胡适《尝试集》中的一些作品也作出了相当高的评价,然而提及“新月派”时,他的批评则非常严厉:
我在抄选《扬鞭集》的时候,不禁起一种感想,我总觉得徐志摩那一派的人是虚张声势,在白话新诗发展的路上,他们走的是一条岔路,却因为他们自己大吹大擂,弄得像煞有介事似的,因而阻碍了别方面的生机,初期白话诗家的兴致似乎也受了打击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寂寞的事。 新月派的诗人,其勤勉虽然可钦,其缺乏反省精神,也只好说是功过相抵,他们少数人的岔路几乎成为整个新诗的一条冤枉路,——终于还是此路不通行,故我说是冤枉路。
后来做新诗的人,虽说是模仿外国的诗行,字句之间却还是旧文人一套习气的缠绕,不是初期新诗质素文章再经过的修辞,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总之白话新诗写得愈进步,应该也就是白话散文愈进步,康白情与湖畔四个少年诗人正是在这条路上开步走了。 后来新月一派诗人当道,大闹其格律勾当,乃是新诗的曲折,不明新诗性质之故,我们也就可以说他们对于新诗已经不知不觉的失掉了一个“诚”字,陷于“做诗”的氛围之中,回转头来再看《草儿》与《湖畔》里的诗乃不能不有所感慨了。①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83 页、第1728-1729 页。
可以看到,“新月派”诗人被废名视为新诗的“反动派”,其格律诗观成为他着重批判的对象。 他对新诗之“诗的内容”的强调,对早期白话诗在“散文的文字”下表现出来的真切诗情、清新诗感的赞赏,都更多是以1930年代中期在北平学院诗坛仍有较大影响的“新月派”式格律诗观作为其对立面。
二
废名对“新月派”式格律诗观的批评,显示出1930年代中期诗坛在探索新诗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两种不同的新诗想象之间的紧张。 “新月派”的格律诗观是在对初期白话诗的反思基础之上形成的,如闻一多所言,“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②闻一多:《诗的格律》,载《晨报副刊·诗镌》1926 年5 月 13 日第 7 号。强调“诗是艺术”,试图通过新诗格律的建设确立起新诗作为一种艺术体裁所应有的“尊严”。 废名对新诗格律化流弊的批评,“新月派”诗人其实并不缺乏自省,早在1926 年,徐志摩在《诗刊放假》中就写到,“……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Internal rhythm),……谁要是拘拘的在行数字句间求字句的整齐,我说他是错了。 ……否则就容易陷入一种新近已经流行的谬见,就是误认字句的整齐(那是外形的)是音节(那是内在的)的担保。 实际上字句间尽你去剪裁个齐整,诗的境界离你还是一样的远着;你拿车辆放在牲口的前面,你那还赶得动你的车?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正如字句的排列有恃于全诗的音节,音节的本身还得起原于真纯的‘诗感’。”“(我)已经发见了我们所标榜的‘格律’的可怕的流弊! 谁都会运用白话,谁都会切豆腐似的切齐字句,谁都能似是而非的安排音节——但是诗,它连影儿都没有和你见面!”③徐志摩:《诗刊放假》,《晨报副刊·诗镌》1926 年 6 月10 日第11 号。显然,在诗必须要有“真纯的诗感”上二者并无异议,根本的分歧就在于新诗是否需要格律、是否以其作为新诗成立的必要条件。 如果将废名诗论放回到他所身处的这一辩争性的语境中,也可以看出它在新诗形式观念上的某些局限。
在《谈新诗》讲义中,废名很少直接使用“形式”这一经由翻译而来的现代文论概念,而是较多地用“文字”“文章”等源自中国古代诗文评传统的语汇来讨论与诗的形式、风格有关的问题。 而在之前的《新诗问答》中初次提出他的新诗观念时,基于潜在的争辩意图,他曾调用了“形式”这一术语,并将它与“文字”混合使用:“我们的新诗首先要看我们的新诗的内容,形式问题还在其次”,“新诗要别于旧诗而能成立,一定要这个内容是诗的,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我不妨干脆的这样说,新诗的诗的形式并没有”。④废名:《新诗问答》,《废名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325、1326 页。 关于《新诗问答》的对话语境,可参拙文《废名新诗观念的形成与1930 年代中期北平学院诗坛氛围》中的分析。 对照这里“形式”与“文字”的混用,可以发现废名所说的“形式”,更多意指着“诗形”或“格式”,即他的潜在论辩对象朱光潜《诗论》中所谓“诗的共同性”或“固定模型”,以及闻一多所主张的“节的匀称”与“句的均齐”。 因此,当他读到卞之琳、冯至等人具有明显格律特征的出色诗作后,他才会修正先前坚持的“新诗的诗的形式并没有”的观点,在1940 年代后期续写的《十年诗草》一讲中他表示:
我现在对于新诗的形式问题比以前稍为宽一点,即是新诗也可以有形式,不过这不是根本的事情,根本的事情还是我以前的话,新诗要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 我再一想,新诗本来有形式,牠的唯一的形式是分行,此外便由各人自己去弄花样了。 因为是散文的文字,同西洋诗的文字一样,要合乎文法,于是形式确是可以借助于西洋诗的形式写成好诗的。 卞之琳与冯至的有规律体的诗确是很好了。 我自信我没有成见,我是从事实观察,在我以前编讲义的时候,我还没有发现有规律体的好诗。①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70-1771 页。
废名在新诗格律观念上的这种“退却”,根源于他先前形式理解上的疏漏,也就是他把“散文的文字”与“自由诗”划上等号,而与诗的格律对立起来,混淆了语言的形态与诗歌体式的分别。 在《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一讲里,对于他喜爱的朱英诞的格律诗,他辩称“是作者帮助方块,并不是方块帮助作者”②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801 页。,但把新诗形式等同于“方块”,在形式认识上显然是有失简单了。
由此返观“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这一新诗论述的后项,我们也会发现,废名的新诗形式观念及其新诗感知方式有其特定倾向,即更偏重于视觉,而很少涉及听觉,在构成诗的织体的声音与意义两个维度中,他极少从声音、节奏等方面鉴赏和分析作品,而更多着眼于作品的“诗感”“情思”,所使用的批评语汇也大多是视觉性的,如“辞藻”“颜色”“空气”“文采”等。③当他评论康白情的天才是“音乐的”,称赞其诗是“天籁”时,也仅是一个从“诗情”延伸出来的比喻:“即是说外界的景色要恰恰碰在他的诗情的弦上,于是这个音乐就响起来了。”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702 页。 在这一点上,他所说的“散文的文字”与胡适所主张的“自然的音节”④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年影印版,第302-307 页。,朱光潜的“语言的节奏与声音的节奏”⑤详见朱光潜《诗论》第五章《诗与散文》、第六章《诗与乐——节奏》中的相关分析。,叶公超的“能入语调”⑥叶公超:《论新诗》,《叶公超批评文集》,陈子善编,珠海出版社1998 年版,第62 页。均有着明显的差异,是以“文字”而非“语言”为其认识和立论的基础。 他曾含着批评“新月派”格律诗观(尤其是闻一多“诗的建筑美”一说)的意图提出:“白话新诗不是图案要读者看的,是诗给读者读的。”⑦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46 页。然而,他所谓的“读”与朱光潜等所试验的新诗“诵读”在性质上却是完全不同的,他虽然反对视觉上匀称均齐的诗歌外形,认为它会妨害“自由的表现”和诗感的“完全”,但他“读”新诗的方案又主要基于文字,对新诗的鉴赏也每每基于文字引起的视觉性想象,而与听觉甚少关联,这与他对新诗音乐性的一个朴素的观察有关:“有一派做新诗的人专门从主观上去求诗的音乐,他们不知道新诗的音乐性从新诗的性质上就是有限制的”,⑧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13 页。但与同样认识到这种限制的论者如叶公超不同的是,他进一步将此作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作为新诗有别于旧诗得以成立的条件,而对新诗音乐性的可能采取了一种近乎弃绝的态度:“中国的诗本来有旧诗,民间还有歌谣,这两个东西的长处在新诗里都不能有,而新诗自有新诗成立的意义,新诗将严格的成为诗人的诗,牠是完全独立,旧诗固然不必冒牌,歌谣亦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了。”⑨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13 页。在这一问题上,他的看法与同一时期一度以其作品的音乐性著称而又决然作出自我否定的戴望舒的观念显出部分相近之处。[10]“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 “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见戴望舒《望舒诗论》,《现代》1932 年11 月第2 卷第1 期。 张桃洲也指出二者在新诗音乐性观念上的这种相似性,见其《重解废名的新诗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2 期。 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戴望舒尽管否定了诗的“音乐的成分”即格律化诗句所带来的“字的抑扬顿挫”,但并没有彻底舍弃听觉层面的考量,他所谓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仍需要透过特定的语言节奏得以有效传达,而废名则倾向于把各种听觉层面的表现均归于旧诗和歌谣的长处,因而为了使新诗有别于旧诗和歌谣,也为了确保新诗的“诗的内容”的完整性,必须将之舍弃。
“新诗没有什么诗的格式,真是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了,然而做出来你说我不是诗呢? 这里确是有一点无可奈何。”[11]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26 页。面对长期积淀而成的审美习惯和对新诗形式可能的追问,废名起用的是“做文章”这样的表述:“我常同学生们说,我们首先要练习运用文字,新诗并不就不讲究做文章,现在做新诗的人每每缺乏运用文字的工夫,旧诗人把句子写得好,我们也要把句子写得好。”[12]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33-1634 页。由于以“诗的内容”作为先决条件,而以“自由诗”作为形式上的规定,在评价具体作品时,他就将标准转向写作技巧、表现方法的层面,进而提出了“诗的写法”与“散文的写法”这对概念。 他称赞冰心《繁星·之七五》:“像这样的诗乃是纯粹的诗,是诗的写法而不是散文的写法,表现着作者的个性,而又有诗的普遍性了。”①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43 页。 原文中“又”后有一脱字,《废名集》补为“是”,从前后文看似以“有”字为更合适。随后在分析冰心和泰戈尔的诗作时,又点出这两种写法之间的区别:“那时期的作家大约真是‘行无余力’,大家好容易照顾着一个诗的生命了,有一首诗来就直接的写出来了。 因为是直接的写出来,写出来才有许多不必要的曲线,‘然而’‘但是’之类的转折都随着气力带出来了,同写散文没有分别……”②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45 页。
由此可见,尽管废名认为,“新诗要写得好一定要有当下完全的诗”③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38 页。,但他也认识到仅有“诗的内容”并不能确保产生佳作,还需用“诗的写法”,才能使作品既忠实于原初的诗感,又使之得到恰切的表现,才能成为兼具作者个性与诗的普遍性的“纯粹的诗”。 根据他的论述,所谓“诗的写法”着重于表现的含蓄、暗示,强调语言的锤炼,但作为离弃新诗格律化路线之后的一种替代性观念,它并没有被赋予更确切的内涵,也没有被视为普遍化的原则。 在废名看来,那种完全的、“便不写亦已成功”的诗感在表现的环节存在两类情况,一类是“诗人的感情碰在所接触的东西上面,所接触的如果与诗感最相适合,那便是天成,成功一首好诗”,一类是“若诗感与所碰的东西还应加一番制造,要有人工的增减”④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63 页。,故而不能照直写出,而需要去“做”诗,也就需要用到“诗的写法”。 正是在这样的区分下,他才对郭沫若“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之说表达了有所保留的态度,认为“诗有时还是要‘做’出来的,不只是写出来的”⑤见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 年,上海书店1982 年影印版,第7 页;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65 页。。 也可以说,“诗的写法”的提出,是废名在与旧诗相对比的认识框架下确立了他的新诗基本观念后,面对现代的诗与散文文体区分的问题,对其新诗主张的后项“散文的文字”所做的有条件的修补。
在相当程度上,《谈新诗》中的新诗观与废名1930年代的文学观一样,的确接近于一种“表现诗学”,它强调一种“完全的”诗思,即完整的诗性想象或幻想,并要求写作者通过自觉的控制和冷静的操作,如同雕塑一样将其完全性展现出来。⑥可参见刘皓明《废名的表现诗学》一文中的讨论,见《新诗评论》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91-124 页。这种观念与法国象征主义有相近之处,不过废名也许并未直接受到后者的影响,⑦卞之琳曾表示:“废名固然引过波德莱尔散文诗,但据我所知,他几乎没有读过多少这位法国诗人的代表作,更未耽溺于其后的西方象征派等”,认为废名的创作与象征主义的亲缘性更适于作为平行研究而非影响研究的例证。 见卞之琳《有来有往——略评新编〈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文艺报》1986 年1 月4 日总第465 期。他在“诗的写法”这一观念上表现出来的不彻底性或许也可作为一个证明。 他的新诗观由此显示出一种观念结构上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的表层,是“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与“诗的写法/散文的写法”所构造的新诗理解,而其内层,则是他一方面表现出对“五四”启蒙主义文学观念的忠诚,另一方面却又以古典文学为其认识和论述资源,他不但频频以他喜爱的旧诗为例阐述他的新诗观念,而且不断运用“情/文”“诚”等明显有着中国古典诗学渊源的概念来对此加以申说;在更深层面,则涉及到他对新诗和旧诗及其“传统”关系的认识方式与诠释立场的二重性。
三
1936 年,杜衡在关于英译《中国现代诗选》的书评中谈到其中附录的废名《论新诗》一文(实据《新诗问答》译出):“在这篇文章里,废名君的确发表了不少高明的意见:例如他说,新诗,严格的说是无需乎称为新的,这不过是内容的变换所引起的必然的形式的变换,同样晚唐的诗对中唐可以称新诗,词对于诗也可以称新诗的。 他是把新诗运动看成演化的一环节,而不是古今间截然的分界。 用这种意见来帮助西洋读者了解中国新诗的意义,我觉得非常适宜,否则,如果有一个西人拿徐志摩诗的英译和李杜的诗的英译来问我们这两种诗分别究竟在那里,我们也许竟会不知所对。 (实在我也觉得,古诗和新诗如经过翻译,不同的地方确实是太少,尤其是新月派的新诗。)”①杜衡:《〈中国现代诗选〉》,《新诗》1936 年 10 月第 1 卷第 1 期。这可能是抗战前关于废名新诗观念的唯一一则公开评论,它虽然称引了废名文章中的一些论断,却并没有准确地把握住废名诗观的要旨。 它误解了废名对新诗与旧诗关系的看法,认为他把这种关系看成是“演化”的亦即连续性的,也未能察觉到废名诗观的针对性,反而是从反方向上支持了他对“新月派”诗歌的批判。②在1930 年代的“现代派”诗人中,金克木也曾不明言地称“新月派”式的诗为“新形式的旧诗”,正面呼应了废名以“新月派”诗人的格律诗为新“八股”的认识,见柯可(金克木):《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新诗》1937 年1 月第1 卷第4 期。
杜衡对废名新诗观念的这种误解,很大程度上肇因于废名对新诗和旧诗及其“传统”关系的认识和言说方式,而这也正是废名新诗论述最独特之处,即它在关于新诗和旧诗及其“传统”关系问题的认识方式与诠释立场上具有一种二重性的构造,正是由于这种二重性,使它极易引起歧异和混乱的理解。 而这种二重性的构造,既来源于废名思想资源的复杂性,也关联着他的文学场域位置和文化政治立场。
在19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中,废名的文学身份有一定的特殊性:从文坛行辈上,他比林庚、卞之琳、何其芳等早出了近一代,是1920年代前期就已进入文坛的作家,而且他主要以小说家身份出现,公开发表的诗作为数寥寥;而从文学资源的角度来看,他对西方文学的阅读兴趣多在19世纪及以前的作家,很少称及20世纪初以降的现代主义作家和诗人,后来则几乎完全转向中国古典作品,这与卞之琳、何其芳等也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就诗歌观念而言,他与这些“现代派”诗人既分享着某些共同的认识前提,也表现出显著的不同。
废名的文学观念受到周作人的深刻影响,但他在诗歌史层面却并未由此发展出与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的历史循环论相似的认识。 在《新诗问答》中他将诗歌史的演变解释为“诗感”与“诗的内容”的变化,“感觉的不同,我只能笼统的说是时代的关系”,“这个变化是一定的,这正是时代的精神”,③废名:《新诗问答》,《废名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322、1321 页。这里所谓“时代的精神”应当是五四时代的文学观念(废名的写作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启蒙下起步)的遗留,但由于尚不能充分地表达出他的认识,废名也曾对它表示过不满,④在另一处废名使用“时代的精神”一语时称之为“时行的话”,也隐含着对这一已显得空泛的说法的有所保留的态度。 见《〈古槐梦遇〉小引》,《废名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283 页。而在他这里,这个“时代的精神”一方面超越了中国文学解释传统中“原道”、尚古的观念,同时又祛除了它在五四时代所具有的文学进化论的意味,这在《新诗问答》中就表现为,一方面废名对新诗与旧诗作出了一种二分式的判别:“新诗要别于旧诗而能成立,一定要这个内容是诗的,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 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文字则是诗的”;另一方面又提出,“他们现在作新诗,只是自己有一种诗的感觉,……他们不以为新诗是旧诗的进步,新诗也只是一种诗”。⑤废名:《新诗问答》,《废名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326、1320 页。
这实际上是由于,与多数“现代派”诗人一样,废名在诗的观念上持有一种普遍性的、超历史的看法,即存在着一种本质不变的诗,古往今来并无不同,但又正是从这样一个普遍性的“诗”的观念出发,他对旧诗总体上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而认为新诗与旧诗在根本上是不同的。 在新诗诞生之初,其自我成立的依据是建立在新诗与旧诗在语言和形式的差异上的,而他则要将这个基点放置于“诗”——一个被重新阐释了的“诗”上。 这里正是柄谷行人所指出的那种现代文学对自身起源的掩盖,和认识论装置的颠倒,废名以现代的文类概念“诗”和“散文”对新诗与旧诗作出区分正是这种颠倒的一个明显的例子。
废名对自身观念与态度的这种不无矛盾之处并非没有意识,因此在后来又补充说:“我尝说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而其文字则是诗的,我的意思并不是否认旧诗不是诗,只是说旧诗之成其为诗与新诗之成其为诗,其性质不同。”①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10 页。这种性质上的不同,他稍后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中国的诗本来有旧诗,民间还有歌谣,这两个东西的长处在新诗里都不能有,而新诗自有新诗成立的意义,新诗将严格的成为诗人的诗,牠是完全独立,旧诗固然不必冒牌,歌谣亦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了。 ……新诗将是温李一派的发展,因为这里无形式,意像必能自己完全,形式有时还是一个障碍了。 旧诗既不能写,新诗又没有范围,中国的新诗看来不免渺茫,然而有范围并不就容易就范,没有范围又未始不正是一个范围,一切文学都待成功为古典的时候乃见创造的价值。②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13-1714 页。
新诗应成为“完全独立”的“诗人的诗”,即应无所依傍,既要摆脱旧诗的框套束缚,也不必依傍民间歌谣或西洋诗律,“然而有范围并不就容易就范,没有范围又未始不正是一个范围,一切文学都待成功为古典的时候乃见创造的价值”,废名在这里表现出一种朝向未来的、具有明显现代性意味的立场。
有意思的是,这段话也显示出废名诗观的另一面,即尽管他批评旧诗的形式,认为它妨碍了诗感的完整表达,然而他对于新诗的想象和期待——“新诗将是温李一派的发展”——却又明显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上的影响,而给了新诗某种“范围”或向度,他以一种现代的文学意识发现了晚唐温李一派诗词的价值,与此同时,后者又反过来制约了他对新诗的可能性的理解。
这背后仍然有来自周作人的影响,周作人在《〈扬鞭集〉序》中提出了著名的“融合论”的论断:“我觉得新诗的成就上有一种趋势恐怕很是重要,这便是一种融化。 不瞒大家说,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他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 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进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 自由之中自有节制,豪华之中实含清涩,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③周作人:《〈扬鞭集〉序》,《周作人批评文集》,杨扬编,珠海出版社,1998 年,第222 页。在这段话中,周作人将“独创”与“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联系起来,亦即他在文中提到的“兴”的手法、抒情的本分、“余香与回味”,等等。 出于对五四白话诗观的批评与反拨,在思考新诗的前途时,“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成为周作人借重的因素,也成为他把握外来的文艺观念的“前见”:“我不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信徒,但相信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 坏的传统思想,自然很多,我们应当想法除去他。 超越善恶而又无可排除的传统,却也未必少,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 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④周作人:《〈扬鞭集〉序》,《周作人批评文集》,杨扬编,珠海出版社,1998 年,第 222、223 页。
这种认识方式也为废名所袭取,如他在《悼秋心(梁遇春君)》中写到:“我常想,中国的新文学,奇怪得很,很少见外来的影响,同时也不见中国固有的文化在那里起什么作用。”“我常想,中国的白话文学,应该备过去文学的一切之长,在这里头徐志摩与秋心两位恰好见白话文学的骈体文的好处,不过徐君善于运用方言,国语的欧化,秋心君则似乎可以说是古典的白话文学之六朝文了。”⑤废名:《悼秋心(梁遇春君)》,《废名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288—1289 页。这种有意忽略言说对象所受到的“外来的影响”,而着意从“中国固有的文化”视角认识对象的方式,在1930 年代的文学场域中,与周作人这一时期很多论述一样,都内含了文化政治的意味。⑥关于“京派”文学场域的形成以及周氏师徒1930 年代文学言说中的文化政治立场,可参见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年)一书的讨论,及其《周作人与周门弟子》(大象出版社,2014)一书第四章《阐释周作人:“南朝人物晚唐诗”——周作人和废名对“六朝文章”“晚唐诗”的特殊情怀》中的分析。
在抗战后续写的《谈新诗》讲义中,废名表达出更为激进的态度,“真正的”中国新诗,可以“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而成功:
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要重些,因为他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而在新诗里很自然地,同时也是突然地,来一份晚唐的美丽了。 而朱英诞也与西洋文学不相干,在新诗当中他等于南宋的词。 这不是很有意义的事吗? 这不但证明新诗是真正的新文学,而中国文学史上本来向有真正的新文学。 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是不懂文学了。 亦不足以谈新文学。 真正的中国新文学,并不一定要受西洋文学的影响的。 林朱二君的诗便算是证明。 他们的诗比我们的更新,而且更是中国的了。①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89 页。
周氏师徒对新诗与“传统”之关系的这一认识侧面,是其“言志派”文学观念与趣味的延伸,所不同的是,周作人较多注重诗的抒情性和风格的含蓄蕴藉,而废名则强调想象与幻想和自由表现的价值。
尽管对新诗与旧诗作了判然的区分,废名对“温李一派”诗词的喜爱又使他的新诗观念受到后者不自觉的影响,而具有一些特别的限制,这在他评价具体新诗作品时即可看出。 在废名的新诗认识里,1930年代其他一些“现代派”诗人、批评家所呼唤的现代叙事诗、剧诗等体式就很难为他所认同,②见柯可《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和叶公超《论新诗》等文。他曾批评冯至“诗情不足”,部分原因应在于此;③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809 页。 废名的这个评价是在论及冯至《十四行集》时表示的,但或许也含有对其叙事诗的批评。也是基于这样的诗歌趣味,他推许郭沫若的《夕暮》为新诗的压卷之作:“……让我说一句公平话,而且替中国的新诗作一个总评判,像郭沫若的《夕暮》,是新诗的杰作,如果中国的新诗只准我选一首,我只好选牠,因为牠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而不是零星的……故又较卞之琳、林庚、冯至的任何诗为完全了。”④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822 页。这个评价恐怕是大多数人都难以同意的。
概而言之,废名在新诗与旧诗及其“传统”关系的认识方式和诠释立场上,均体现出一种二重性,在认识方式上,他一方面因接受法国象征主义以来的普遍性的“诗”的观念,而激烈地批评旧诗缺乏“诗的内容”,将新诗与旧诗对立起来看待;另一方面,又以一种非进化论式的“诗感”或“时代精神”的理解,部分地拆解了这种二元对立,认为新诗也只是一种诗。 在诠释立场上,他受“五四”文学启蒙主义和周作人反“八股”立场的影响,衍生出对旧诗的“文生情”特征的批判性诠释,然而另一方面,“新诗将是温李一派的发展”所展现出的对新诗未来的美学想象,及其以故为新的言说和诠释方式,又显示出一种特定的文化政治意味。
这样一种二重性的观念特征,他曾在另一场合以“古与今相生长而不相及”一语给予了最为凝练而别致的表述⑤废名:《〈周作人散文钞〉废名序》,《废名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278 页。:在文学立场上,是他对五四文学启蒙观念的坚持和延续(“不相及”),而在文化政治立场上,他却又采取了偏重古典诗为认识参照资源的以故为新的诠释方式(“相生长”)。 而这种二重性的面貌,既为废名诗论带来了独特的言说魅力,同时也构成其论述的含混之处,以及认识上的某些局限,需要给以具体地分辨。
废名的《谈新诗》讲义在观念结构与“传统”诠释上的二重性,来自其对话语境和认识资源的多方形塑,由此造就了废名诗论的复杂性。 尽管其论述存在着不够严密之处,但它却生动地体现出,早期新诗如何通过重新诠释文学“传统”来确立自身和寻求新的方向,以及不同诠释策略之间的竞争如何使新诗的现代性获得具体丰富的样貌。 由于废名诗论与其新诗创作关联紧密,因此对它的深入和语境化的把握,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废名作为一位优秀的现代诗人,其诗歌艺术的独特性。 此外,废名的诗论在当代新诗中也具有一定影响,其新诗观念得到很多诗人的认同,仔细辨析其诗学贡献与局限,对当代诗的发展或许也可构成参照。
中图分类号: I20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4-0112-09
作者简介: 冷霜,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诗的整体性研究”(20&ZD28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