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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辞隐言与文学狂欢化——刘勰与巴赫金的文论对话



摘 要:虽然刘勰与巴赫金所处时代与文化环境及其哲学思想存在巨大差异,但深入研究《文心雕龙》与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之“一隅”,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不谋而合”的共同点。 文章从“谐辞悦笑”与“狂欢化叙事”的文学体制合流、“内怨为俳”与“讽刺艺术”的批评思想合声、“诗为乐心”和“与民同乐”的文学关怀合奏三个方面论证探讨古今中外两位理论家的相通点,使之形成隔代与隔空的汇通性互释,这不但可以使巴赫金文论获得东方文化的支持,而且可以使《文心雕龙》在当代文论语境中获得现代性阐释。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巴赫金;文学狂欢化;对话

引言

文论比较应从揭示两者普遍意义及理论规律性出发,最忌片面武断牵强附会。 仅仅抓取比较对象的表层现象难以抵达理论高度,毕竟被比较的理论各有各的民族性与适用性。 唯有置于理论普遍意义观照下、被比较的两种学说不受历史、地域、语言、环境等局限的情况下,行之有效的比较才能达成。 本文选取刘勰“谐隐”之说与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从比较诗学视角略作考察,正是因为中国南朝时期的谐趣审美观具有普遍性,而脱胎于欧洲狂欢节的文学狂欢化理论同样具有普遍性,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巴赫金的文学狂欢化思想确实具有比较普遍的学术意义。 狂欢化的概念,的确可以被用于解释人类一般精神生活和叙事文学中的某些特殊现象。”①钟敬文:《谣俗蠡测──钟敬文民俗学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年版,第244 页。本文作者受钟先生《略谈巴赫金的文学狂欢化思想》一文启发,尝试探究1400 多年前中国的文学谐隐之说与20 世纪俄罗斯的文学狂欢化理论交汇互释。钱中文先生在中文版《巴赫金全集》总序《理论是可以常青的——论巴赫金的意义》中指出,巴赫金研究拉伯雷,其特色在于“把文学作品的研究与文化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于通过狂欢化理论“复现了被人们淡忘、模糊了的一个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生动景象”①钱钟文:《钱中文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67 页。。 这一理论特色还在于强大的启迪性,正如刘勰所言“往者虽旧,余味日新”(《文心雕龙·宗经》),无论刘勰还是巴赫金,他们的文学理论都是在各自文化传统塑造的个性中展现出对文艺创作的普遍认知价值,后人可以跨越差异巨大的时空在其中找到交流互鉴的共同话语。 比如,《文心雕龙》主旨突出“论古今文体”,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特色重在探索复调小说体裁之源,两者在“文辞以体制为先”与古希腊文学三大类别中客观上形成了隔代与隔空的对话。 本文不揣陋见,粗浅解析刘勰《文心雕龙》文体理论的“谐隐”与巴赫金小说理论的“狂欢化”,试选取三个方面使古今中外两种文论思想彼此诠释:一是刘勰“谐辞悦笑”与巴赫金“狂欢化叙事”的文学体制合流,二是“内怨为俳”与“讽刺艺术”的批评思想合声,三是“诗为乐心”和“与民同乐”的文学关怀合奏。 两位文论家对“诙谐”文学的哲学思考差异明显,刘勰用儒家哲学观念指导“论古今文体”,巴赫金注重从交往对话哲学立场出发探讨文学规律,然而他们之间的思想汇通也不应被忽视:刘勰与巴赫金对待“诙谐”及其文化内涵的看法确实存在一致性,即“谐隐”与“狂欢化”的契合,在中西“笑”文化的理论交集中呈现出文学批评共识和审美倾向同声。

一、文学体制合流:谐辞悦笑与狂欢化叙事

《文心雕龙·谐隐》开篇征引《诗经·大雅·桑柔》芮良夫诗“自有肺肠,俾民卒狂”,进而论析“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 芮良夫之语“狂”字与刘勰所言“欢”字合在一起恰好构成欧洲传统节日“Carnival Festival”的中文译词“狂欢”节。 其实,这个节日在中国还有其他译名,如嘉年华。 近些年来,狂欢节与狂欢的译名在中国推广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文学狂欢化理论的引入。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四章和《拉伯雷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巴赫金把欧洲“现代黎明”以来某些长篇小说的体裁渊源追溯到古代民间节庆的诙谐或笑文化,他采用至今仍在欧洲与美洲各地定期举行的嘉年华会作为文学研究的材料,将这类民间节日统称为“狂欢节”,以此为基础建构自己的小说理论,并将其定名为“狂欢化”理论。 所谓狂欢化,就是在狂欢节上人们的“节庆意识”或“笑”意识侵入非节日生活中,引起人们在常规生活中也出现“笑”的文学现象,用巴赫金的话说,“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②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6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9 页。的意识进入第一种生活即日常生活中,使日常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第二种生活”的倾向,即狂欢化倾向。 作为第二种生活的核心思维倾向,这种“笑”具有三个特征,其中对本文来说最重要的是“正反同体的矛盾性”这个特征,因为这种“笑”可以入文学,其颠覆性或颠倒性的反讽或戏仿行为正是文学发生“狂欢化”的基础。

巴赫金所采用的西方斋戒前节日译为狂欢节,更符合巴赫金理论的内核。 刘勰专注“唯文章之用”而代替注经的重大学术选择,因此《文心雕龙》严谨的逻辑体系绝不是他随意为之,一定是精工细雕的文论成果,“狂”与“欢”出现在《谐隐》篇也必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一方面人的心性或情感状态依托现实生活基础,但可以超越地域、制度、文化、语言等客观因素表现“人的共性”,另一方面达成对“人的共性”的理论认知必然具有普遍性特征。 巴赫金认为“狂欢式的这些范畴,首先是人们和世界变得随便而亲昵这一点,在几千年里一直渗入到文学中去”③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5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0 页。。 《文心雕龙》阐述的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心性的“逗乐”与巴赫金揭示人的情感价值“取笑”异中趋同,他们对“人的共性”或“笑的本质”的关注是契合的。人在交往交流中碰撞出的“笑”的自然状态,还不能称之为艺术,只有将依托语言表达的“笑”纳入文体形式,以稳定的文学形式复制社会生活中自然状态的“笑”,去粗取精理性地认知“笑”的理论性质,进而揭示“笑”的文学规律及其规范规则,才能使“人的共性”中一个侧面的“谐趣”或“狂欢”获得“有意味的形成”。 对此,可以用钟敬文提出的狂欢化概念互释:“(狂欢化)这个概念应该包含两个层次,即狂欢现象和狂欢化的文学现象”①钟敬文:《钟敬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431 页。。 基于这一分析,不难理解刘勰与巴赫金讨论“笑”的文学体制方面存在对话关系。

“谐辞悦笑”是《文心雕龙·谐隐》对诙谐文体及其性质的界定。 汪洪章先生认为:“辨析文体是作家、批评家进行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无论是从创作还是从批评实践的一般过程来说,文体、修辞和风格都是而且理应是文学批评的核心和本体。 中西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②汪洪章:《〈文心雕龙〉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4-15 页。剖析《谐隐》之“谐辞隐言”,一方面刘勰肯定《谐隐》具有“振危释惫”的文艺功能,另一方面强调“颇益讽诫”的教化作用。 刘勰坚持儒家思想指导论文,“雅正”观与礼以立体、依经立义相贯通,同时不失“事兼变正”,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出现《文心雕龙·谐隐》篇论及“谐隐”体。 罗宗强认为:“谐、隐无一定之体,可归入文,亦可归入笔。”③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6 年版,第314 页。也就是说“谐隐”出现在文体论部分,又不囿于文体论,它作为刘勰的文学批评观纳入“论文叙笔”体系。 《隋书·经籍志》明确指出“梁有续诽谐文集十卷;又有诽谐文一卷。”④中华书局编辑部:《二十四史·隋书》,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726 页。这一史料最切近《文心雕龙·谐隐》理论问世年代,刘勰撰写《谐隐》篇不能脱离他赖以生存的齐梁时期社会文化环境,也关联“笑林”文学环境。 试举要分析,《谐隐》指出“蚕蟹鄙谚”“狸首淫哇”不合“典雅”,否定雅正的“六义”与不经的“诡诞”同流,却也肯定这些诙谐事例具有“针砭和劝诫”的社会作用,上述案例在《礼记·檀弓》篇均有详细记载,刘勰引之作为支持《谐隐》的论据。 对刘勰典雅观念下“谐隐”意蕴生成学理的理解,可以借鉴巴赫金的捉对概念,比如“庄严(严肃、崇高)——笑(诙谐、戏谑)”与刘勰的“典雅(严肃、崇高)——谐隐(诙谐、戏谑)”进行互释。 《谐隐》篇在《文心雕龙》第十五篇出现并非随机插入,在文之枢纽部的《正纬》篇已提出“事丰奇伟”作为《谐隐》篇的理论铺垫,到《谐隐》篇进一步提出“谐辞悦笑”的论点,中国传统文化“笑”主题的“戏谑”与“忭笑”揽入刘勰文论视域,传承发展了西晋孙楚《笑赋》的“笑林”论题:“信天下之笑林,调谑之巨观也。”⑤欧阳询:《艺文类聚》,汪绍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357 页。继刘勰之后,“笑林”文学不绝于史载,《隋书·经籍志》所载“邯郸淳《笑林》”成为经典文献,称邯郸淳为“笑林始祖”,隋后的《旧唐书》《新唐书》均载录邯郸淳撰《笑林》三卷,《宋史》《明史》未载邯郸淳,但《宋史》认为“《笑林》三卷”著者另有别名,《清史稿》所持观点略有不同,认为魏邯郸淳撰《笑林》一卷而非三卷。 除史典记载外,中国古代“笑”文集也甚为丰富,诸如唐代侯白撰《启颜录》、北宋苏东坡撰《艾子杂说》、明代江盈科撰《雪涛谐史》、乐天大笑生纂辑《解愠编》、冯梦龙编纂《笑府》《笑史》、清代铁舟寄庸纂辑《笑典》、石成金撰《笑得好》、游戏主人纂辑《笑林广记》等不一而足。 在比较诗学视域下研究中国“笑林”文学,必然延伸关联到西方“文学狂欢化”的概念,凌建侯教授对这一概念所作学理分析值得关注:“在追踪复调小说体裁渊源时,他又发掘出民间笑文化及其‘文学狂欢化’倾向,从而在其论域中形成了颠覆独白思维倾向的对话与狂欢两种既联系又相异的思维倾向。”⑥凌建侯:《巴赫金小说理论:背景、线索与特色》,《社会科学战线》2019 年第5 期。这个观点还可以联系到巴赫金研究“诙谐”理论名篇《诙谐史上的拉伯雷》,“诙谐”理论的普遍意义与中国文学“笑林”在“文学狂欢化”这一交点上共识而共情。

文艺规律能够跨越时空,理论因其普遍性特质而常青。 中国文学之“谐隐”与欧洲文学之“狂欢化”,以不同的文学形式与文化规范形成对话的理论交集,简而言之,刘勰与巴赫金对“笑”文体与文学理论的阐释,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体制的合流规律。 从理论启承关系看,刘勰先于巴赫金用中国文论范畴“谐”定义诙谐文体,指出“皆(谐)”的本质是“悦笑”,《谐隐》征引先秦文学多部作品,推阐“悦笑”文理,诸如淳于髡“智谏”齐威王、宋玉“赋谏”楚襄王、优旃“讽谏”秦二世、优孟“诫谏”楚庄王等“笑林”故事,说明“谲辞饰说”之类的诙谐文体具有“抑止昏暴”与“匡扶正义”的文学功能。 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一正一反的论述,正如巴赫金所言“极具俄罗斯特色的相反相成”。 司马迁编纂《史记·滑稽列传》把淳于髡、优旃、优孟的滑稽叙事作为核心论据,以支持“滑稽”论点,刘勰也将以上案例引入《文心雕龙·谐隐》支持理论建构,这说明中华民族诙谐文学传统历史悠久,正如钟敬文研究狂欢具有世界性的文化特质,提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都存在不同形式的狂欢活动”的观点。 “滑稽”是中国式的狂欢,刘勰引用《史记》“滑稽”案例阐发“谐”体,一方面揭秘“谐”的世界性特征,“谐”的“文辞倾回”引发出笑的文学效应,这与“狂欢化”理论相通;另一方面揭示“谐”的中国化特色,“谐”兼具“意归义正”的宗经规范,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 再如,刘勰坚持“雅正”文体批评观,一贯主张“有益时用”“无亏德音”,刘勰用以批评东方朔、枚皋“无所匡正”,评析“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以及薛综临宴而发嘲调,皆不合儒家经世济民视角下“无益时用”的价值观。 由“谐”及“隐”,刘勰对“隐语”批评“一正一反”,一方面肯定“隐语之用”有利于“兴治济身”或“弼违晓惑”,另一方面否定溺者“妄笑”、胥靡“狂歌”、童稚“戏谑”与“忭笑”,诸如此类,不难看出刘勰的诙谐始终受儒家思想及宗经意识的规约。 《谐隐》篇赞辞云:“虽有丝麻,无弃菅蒯”。 虽然谐隐某些方面有违儒家“典雅”,但刘勰并不全盘否定谐隐“致用”的文体功能。 《赞辞》结论回应篇首“故知谐辞隐言,亦无弃矣”的主张,重在发挥这一文学形式“颇益讽诫”的社会作用,因此,《文心雕龙》列出《谐隐》单篇专论“妄笑”“狂歌”“戏谑”“忭笑”的文学特征,阐明“谐隐”的文体性质、创作规律与德音规范。 总之,中国“谐隐”之“笑”与西方“狂欢”之“笑”不是简单的理论合集,而是杂以各自特殊文化背景或文学现象形成的理论交集。

巴赫金的“狂欢化”叙事理论可以通达刘勰论析的中国文论“诙谐”传统。 巴赫金通过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作品而提出文学描写中的狂欢化理论,钟敬文认为“这一观点的影响,早已超越了他的国界,对远在欧美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文艺学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①钟敬文:《钟敬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431 页。巴赫金的创见揭示了狂欢化是人类一种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必然不受时空限制具有普遍意义,因而巴赫金文论中“狂欢体”与中国齐梁时期刘勰《文心雕龙》的“谐隐”通连“乐心”,由《文心雕龙》上溯到先秦时期中国文学史,《诗经》多篇出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中国式“狂欢化”叙事,《诗经·齐风·鸡鸣》描写约会男子把“苍蝇之声”比作“匪鸡则鸣”以延迟约会的幸福时光,“鸡鸣声”作为计时叙事,严肃紧张的约会被诙谑幽默的“狂欢化”书写消解。 《庄子·至乐》篇用“鼓盆而歌”颠覆庄子妻之死的悲伤场面,“狂欢化”文学叙事与道家“达生”哲学聚合,中国民俗文化中哀戚肃穆葬礼转化成西方的“狂欢节”,在中国民俗观念上不合礼仪,正是这独特的“怪诞”与“狂欢化”文学叙事阐释了庄子哲学生命观的本质,印证钟敬文所指中国文化中的狂欢现象存在于历史和现实。 中国文学善“诙谐”传统悠久,譬如《文心雕龙·谐隐》论及的“滑稽”出自汉代《史记·滑稽列传》,其中《西门豹治邺》作为传记文学名篇不仅历经汉代以后诸朝久传不断,且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入选大中小学教材。 西门豹治邺的故事简要概括为“除旧”(颠覆神权)和“布新”(修渠利民)的两件事,战国时期魏国邺县神权(巫婆)与强权(官绅)勾结,假借“河神娶妻”之名愚民敛财,导致百姓逃离家园,西门豹任邺令后,以“倾覆性”策略反对神权与强权,他借“河神娶妻”仪式,以向河神“报信”名义将巫婆及官绅一一投河,西门豹以“滑稽诙谐”的方式为民惩恶除害,邺县百姓在惊魂动魄中获得“狂欢节”式的新生体验,摆脱被“河神”控制命运的枷锁,认清“无神论”对人的生命价值,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发生在邺县,但邺县之外长期被封建权贵重压下的百姓无不翘首以待“西门豹们”治理各方,因此《西门豹治邺》千百年来一直深入人心。 无独有偶,《战国策》之《邹忌讽齐王纳谏》从20 世纪80 年代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直到2025 年部编版九年级语文(下册)依然选用。 《西门豹治邺》《邹忌讽齐王纳谏》不仅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也支持了《文心雕龙》论及的“谐隐体”(“诙谐体”)的文论思想,以至中国读者对世界文学视域中的“狂欢体”并不陌生,钟敬文也明确肯定中国文学作品不乏狂欢情节或狂欢精神叙事。 因此,刘勰与巴赫金对话具有悠久的中华文化背景与广泛的中国教育基础。

总而言之,纵观中国文学史“谐辞悦笑”之作不离“谐隐”之体,或滑稽诙谐或嬉笑怒骂妙趣横生皆入“笑林”。 中国滑稽诙谐之“笑林”与西方“狂欢化”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异曲同体之妙,刘勰通过《文心雕龙·谐隐》铺垫序曲,正是刘勰“无弃菅蒯”“弥纶群言”的远见卓识,俄国巴赫金揭示小说“狂欢化”理论在千年后作出回应。

二、批评思想合声:内怨为俳与讽刺艺术

刘勰坚持“征圣”“宗经”的批评原则,必然受孔子诗论影响,因而“诗可以怨”自然被用以建构《文心雕龙》理论体系。 从《谐隐》篇所指“内怨为俳”,可以看作《文心雕龙》“诗怨”的本质特征,譬如,《明诗》征引“楚国讽怨”以及“张衡《怨篇》”论诗;《谐隐》论涉“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时序》评析“《周南》勤而不怨”,点明“风衰俗怨”是“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根源。 《文心雕龙》的“诗怨”不是单纯承继“诗可以怨”的批评传统,同时将“怨”化为“俳”的讽刺艺术,从而将尖锐的批评曲折化、戏剧化、温和化,体现为“怨”中含“笑”、“笑”里藏“怨”、诗中咏“怨”、歌中唱“怨”、舞“怨”生趣,“内怨为俳”使“怨”提升为艺术形式,“笑”“怨”相反相成,“民怨”以“俳谐”的艺术效应暂时颠倒原有的社会关系,一定程度缓解社会矛盾,使社会现实中针锋相对的抗争在文学领域变得更持久更深刻。

综观《文心雕龙》“诗怨观”,承《诗经》之怨“依经立义”。 此处对《诗经》涉及“怨俳”诸篇作简要梳理,《鹑之奔奔》写卫国群公子“怨刺”惠公;《王风》表现“悲怨”之音;《隰有苌楚》表达无数人被无情现实折磨的“怨苦”;《节南山》言统治者尹氏为政不平惹得天怒“人怨”;《雨无正》再现《论语》所谓“兴观群怨”之用;《小弁》抒发“悲怨”之意;《巷伯》表达对百官的告诫与极大“怨怒”;《菀柳》为“获罪”的有功之臣所作,诗行充满了“怨愤”伤感。 以上“诗怨”正如《文心雕龙·辨骚》所论“《小雅》怨诽而不乱”,唐代文学大家韩愈也持同论,谓“诗怨而不乱,有《小雅》之风”(《韩愈集》)。 《文心雕龙·辨骚》引“《国风》好色而不淫”及其后三句,语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不仅《诗经·小雅》之“诗怨”为《文心雕龙》文论提供文案,《诗经·大雅》多篇也被刘勰引作“谐隐”文体论的根据,前文已论及《文心雕龙·谐隐》引《诗经·桑柔》芮良夫诗语,不仅揭露周厉王专制引发“民怨”的现状,也为“谐隐”文体形式定格。 《谐隐》所言“内怨为俳”不仅体现“兴观群怨”的“温柔敦厚”批评原则,也把“怨”这一事关文学批评重大主题或封建时代的阶级矛盾通过“俳谐”在文学领域获得艺术展现。 虽然中国南朝时期还没有“狂欢化”文学及“狂欢节”概念,但《文心雕龙》所论“谐隐”与后世西方文学中狂欢节异曲同调,谐隐可以取笑传统、取笑权力、取笑不公,同样狂欢节可以戏弄生死、戏弄教堂、戏弄等级。 在巴赫金看来,狂欢节“首先取消的就是等级制,以及与它有关的各种形态的畏惧、恭敬、仰慕、礼貌等,亦即由于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等(包括年龄差异)所造成的一切现象”。①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5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158 页。将制度环境生成的思想文化结合具体生活形态加以阐扬,并聚焦游艺仪式,巴赫金的“游艺仪式”与《文心雕龙》所论“谐隐”生活形式有所不同而艺术本质一致。

“谐隐”与“狂欢化”体现了“体用不二”与“正反同体”哲学思想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对话。 刘勰“谐隐”的“体用不二”理论意义不仅是外在形式的“取笑”,而且是内在本质的“讽刺批评”;巴赫金“狂欢化”的“正反同体”理论蕴藉并非参与者单纯的情绪宣泄,同样有深刻思想内涵与批评所指。 在巴赫金理论视域里“讽刺的因素通常是与模仿取笑和滑稽谐戏密不可分的”②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4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21 页。。 巴赫金把《讽刺》列为专题完善他的诗学体系,并征引戈尔菲利德的观点界定讽刺是愤慨之情,“愤慨”与刘勰“诗怨”论大同小异。巴赫金论及“讽刺”不是抽象的思辨,通过研究拉伯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实践支撑他的“讽刺”理论,通过小丑和傻瓜诙谐表演(类似《文心雕龙·谐隐》的侏儒之歌、嗤戏形貌),揭示讽刺对象及批评主旨,巴赫金讨论的民间节庆“狂欢”特点与《文心雕龙·谐隐》虽有差异,但异曲同旨,巴赫金既针对被取笑对象,也把对取笑者本身置于嘲笑对象之中,即“民间双重性的诙谐”。 在《文心雕龙》中嘲隐者本身作为嘲讽对象屡见不鲜,前文已列举《诗经》多篇为证,《文心雕龙·谐隐》论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深入理解刘勰文论,必须强调《文心雕龙》坚持的宗经前提,作为五经之一《春秋》,其中所谓“微言大义”之笔法也被刘勰用于“论文叙笔”,譬如“实得微言”(《史传》)、“仲尼微言”(《论说》)。 刘勰文论语言简约,需从其中推导“微言精理”(《时序》),这是解读《文心雕龙》不同于巴赫金文论语言完整性明确性时值得注意的细节,在《文心雕龙》的简略“微言”中可以导出文本潜藏的“大义”,以优旃为例,在《文心雕龙·谐隐》篇言简意赅,而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则详论细说,优旃是个侏儒,他善长谈笑常合大道,由于他自身的侏儒形象,其不利的生理缺陷为己所用而甘被取笑,正如巴赫金所谓“取笑者本身作为嘲笑对象”。 再如《文心雕龙·谐隐》论涉“优孟谏葬马”,优孟并不把自己排除在诙谐滑稽的语境之外,《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楚庄王下令“敢以马谏者以死论罪”,而优孟不畏死谏,进殿见楚王“仰天大哭”,既通过“哭”达成马谏目的,也以“哭”取笑自身,以避免杀身之祸。分析巴赫金以“正反同体”看世界的特殊方式,不妨称作巴赫金的“诙谐世界观”,这一世界观的本质是把矛盾的现象归入整体性思考,作为讽刺作家既不能一味机械地否定嘲笑对象,也不能把自身置之局外,而应主动参与“笑”的艺术场域,甚至不惜使自己成为被取笑对象,这样才不至割裂诙谐艺术的整体与局部的有机联系,对比《文心雕龙·谐隐》运用《史记》案例论文析理,《史记·滑稽列传》优旃之“笑”与优孟之“哭”,“笑”与“哭”均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朴素辩证法特征,正反因素统一于同一人事,使诙谐的思想意义更深刻而富有哲理。

一言蔽之,刘勰“内怨为俳”与巴赫金“讽刺艺术”皆有批评所指,“怨”与“讽刺”是对不合理制度与封建强权异化人的否定,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只能通过“俳谐”或称“谐隐”的诙谐艺术来实现,对此刘勰与巴赫金可以共鸣。

三、文学关怀合奏:诗为乐心和与民同乐

中国传统文学突显“诗乐舞”三位一体特征。 这个“传统”可以溯源到上古时代,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认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 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巫之事神,必用歌舞。”①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年版,第4 页。当时人们生存必须依靠集体劳动,那时没有完备普适的文字系统记录生产劳动或生活交流的口语,文学创作特点具有集体性和口语性,《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对此作出论断:“只有文学和其他艺术如诗歌和音乐、舞蹈那样互相结合的形式,没有单纯的文学作品独立存在。 所有这些集体性的口头创作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相伴随的现象,都是上古文学的特点。”②游国恩、王起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5 页。在书面语言创作的诗歌出现以前,中国文学史上的口头诗歌早与音乐、舞蹈相伴而生,即使汉字作为成熟的书面语言被使用数千年后,在文学考古视域中“诗乐舞”传统一直同中国文学发展史延续并进,直到20 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东部农村农民建房还有集体打夯这一“非遗”情形,打夯领头人喊出号子,其后念念有词,参与打夯的人集体呼应唱和,音调和谐如歌,动作协调似舞,以非物质文化的“活化石”见证着“诗乐舞”三位一体融于劳动的艺术景观。 《诗经·商颂》之首篇《那》:“於赫汤孙,穆穆厥声。 庸鼓有斁,万舞有奕。 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③程俊英:《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第354 页。不仅力证商代出现的“诗乐舞”文学特征,也记载了“万舞有奕”的“狂欢”场面以及“先民有作”的“诗乐舞”源流与传承。 文学考古学者廖群认为,“就出土的商代乐器而论,《商颂》中的有关描述和渲染,也是殷商人可以唱出来的。”④廖群:《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学习出版社2007 年版,第85 页。说明具有人民性实践性的“诗乐”有器可证,印证《商颂》的真实性与可信性。 在先秦文学史上诗乐相依相随,乐舞协同发展,广大民众是“诗乐舞”的主体践行者和中国文学史的直接书写者,如同《礼记·乐记》云:“乐文同,则上下和矣。”①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473 页。汉至三国典籍中也屡见“诗书乐教”,《史记·乐书》正义谓“民乐尧德大明,故名乐曰大章”②中华书局编辑部:《二十四史·史记》,中华书局1999 年版,第1053 页。。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弟子三千,以“诗书礼乐”教之。 《汉书·董仲舒传》认为“仁义礼乐皆为道所具”③中华书局编辑部:《二十四史·汉书》,中华书局1999 年版,第1902 页。。 《三国志·吴书》认为“有道之君,以乐乐民……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④中华书局编辑部:《二十四史·三国志》,中华书局1999 年版,第1033 页。民乐思想不仅体现在文学艺术上,也成为“有道之君”在政治上选择的治国良策。

儒家“乐论”与“乐民”思想影响刘勰文学批评视域。 儒家典籍《礼记·乐记》认为“乐和民声”,儒家代表孟子主张“乐民之乐”(《孟子·梁惠王下》),刘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其文论体系自然不会缺失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范畴“乐论”,诸如,《文心雕龙·乐府》论析“和乐精妙”源于表里相资;《文心雕龙·附会》提出统筹文章条理如同“乐和”;《文心雕龙·夸饰》谈“欢”则强调“字与笑并”;《文心雕龙·知音》揭示“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喻“乐饵”止过客;《文心雕龙·时序》将“礼乐争辉”“心乐而声泰”纳入批评论域。 刘勰论文兼评“乐舞”,其语境潜藏着巴赫金“狂欢节”叙事特点,《文心雕龙·事类》评析陈思王《报孔璋书》事谬误,认为陈思王所言“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不符实情,实际应是“唱和三人”而已,刘勰是依据《吕氏春秋》记载而持此论断,《吕氏春秋·古乐》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⑤吕不韦:《吕氏春秋》,陆玖译注,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147 页。姑且不论刘勰考证陈思王引事正误,进而深思不难发现,陈思王《报孔璋书》所述“千人唱”征引文献虽然不实,但回溯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和社会发展史,“唱和三人”的场面可因时因地因事因情而异,少则三人,多则数十人、百千人,甚至可达万人。 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就演绎出陶唐舞伴葛天歌的场景“千人唱,万人和”,说明“狂欢”不独属哪一个民族或国家,也不分古代与当代,“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中国文学秉持的“自然之道”,道心常存,文学规律亦然。 刘勰论及“唱和三人”文化现象的重要意义在于表现“民乐”思想,前文已论及《文心雕龙》语言简约的特点,《文心雕龙·事类》评析陈思王涉及《吕氏春秋·古乐》,还原《吕氏春秋·古乐》所载“投足以歌八阕”,“八阕”之一为“载民”,葛氏之乐把“乐民”放在首位,从而可以推导出《文心雕龙》站在“乐民”立场阐发“诗为乐心”观点,不约而同与狂欢化文学“与民同乐”思想形成合奏。

巴赫金认为全民性是狂欢节的本质特征。 狂欢式的笑是全民的大众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笑,“它是包罗万象的,它针对一切事物和人(包括狂欢节的参加者),整个世界看起来都是可笑的,都可以从笑的角度,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来感受和理解”⑥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6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14 页。。 巴赫金从狂欢节演出的广场和街道论析狂欢节的民房不受空间限制,狂欢节的意义是全民性的,“所有的人都需加入亲昵的交际。 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⑦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5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6 页。全民性参与的广场,不仅是大众共享的地理环境,而且是民间共乐的艺术舞台,广场的文学意义实质上就是刘勰的“诗为乐心”,《礼记·乐记》认为“乐通伦理”“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⑧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470 页。 准确理解诗、乐、政三者关系,须参照《毛诗正义》剖析《诗经》“风、雅、颂”的主旨内涵,不难校准诗乐与治道的义理与逻辑。 《毛诗正义》直言:“风、雅、颂者,皆是施政之名也。”(《毛诗正义·卷第一之一》)风释教,故风为政名;雅即正,故雅为政名;颂谓容,故颂为政名。 “风、雅、颂同为政称”“风雅之诗缘政而作,政既不同,诗亦异体,故《七月》之篇备有风、雅、颂”。⑨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 页。 这里风、雅、颂字字指政,诗缘政而作,合于孔子诗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论语·子路》)。 诗以通政,审乐知政,政归治道。《文心雕龙·乐府》指出“乐心在诗”“乐辞曰诗”,虽然乐是音的形式,但核心意义在诗,诗能载道而有思想蕴藉,乐道同诗道,诗道依乐辞传布,正如刘勰所谓“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文心雕龙·原道》),“道之文”既可以体现为中国的诗乐形式,也可以呈现在西方的“广场演出”,巴赫金的“广场”与刘勰的“诗乐”聚合于文学的“狂欢”。 “狂欢”本质是不同阶层大众的“狂欢”,推而论之,刘勰视域中“千人唱,万人和”的民间艺术场景,隐含着中国式“广场”叙事特色,中国式“广场”更具开放性大众性仪式性。 中华民族早期的“葛天之乐”的“广场”背景通往广阔的旷野,《淮南子》记载“神农作琴以归神,夔作乐以通八风”,说明三皇之一神农氏(发明农业)所处的上古时代已制作乐器“琴”,五帝时代的帝舜典乐官夔作乐“皆合六律而调五音”①刘安:《淮南子》(上册),陈广忠译注,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1186 页。。 唐《通典》记载尤详:“伏羲乐名扶来,亦曰立本。 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 黄帝作咸池。 少皞作大渊。 颛顼作六茎。 帝喾作五英。 尧作大章。 舜作大韶。”②杜佑:《通典》,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中华书局2016 年版,第3577-3578 页。在中华文明曙光初照之时,中华民族先祖已制器作乐,薪火相传,文明精神,《文心雕龙》征引大量案例评诗论乐,正是基于上述中华乐舞文化积淀。 中国音乐史溯源久远,伴随诗乐舞一体化发生发展,中国特色的“乐舞场”也屡见典籍。 《史记·封禅书》:“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 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③司马迁:《史记》,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2169 页。审乐识礼,观舞知德,“南郊”作为古代祀天的“乐舞场”是早期的中国文化“广场”,“南郊”的广场意义宽泛,不局限于某地一域,而是分布于中华大地全域,并随乐舞时空交辉演变而日新其域。 《后汉书》谓“古者合欢之乐舞于堂,四夷之乐陈于门”。④范晔:《简体本前四史·后汉书》,李贤等注,中华书局2005 年版,第1138 页。指乐舞从郊野位移于廷堂或门庭的情形,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广场”的内涵也愈加丰富多样,也必然与世界性“广场”同频共振。 在巴赫金视角中,广场是底层平民大众的、节日文化的荟萃地,广场是平民大众的象征、全民性的象征,在这种全民性的广场上流行的是杂语,等级制和偏执的“真理”在此消解。 狂欢节广场为狂欢化文学理论生成提供实践场域,巴赫金的全民性广场及其“与民同乐”思想会合于刘勰“诗为乐心”论域。

《文心雕龙·乐府》核心论点在“诗为乐心”,因此君子宜“正其文”。 此论可以溯源到《尚书》,《尚书·舜典》记载“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⑤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第14 页。 《文心雕龙·明诗》参照《尚书》舜语“诗言志,歌永言”为诗论定义。 《尚书·舜典》在论及“神人以和”后,帝舜典乐官夔以“於”之叹词表达近似“狂欢”的语气,表现出“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中国特色“唱和”场景。 《礼记·乐记》逐层论述“嗟叹”式的中国特色“狂欢”:“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⑥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508 页。语言不足以表情达意就引吭而歌,倘歌不达意,采用长叹,叹不及意,继之以舞,舞以“狂欢化”艺术弥补“长言”不足。 《晋书·乐志》阐明“生于心者谓之道,成于形者谓之用……百兽率舞,而况于人乎”。⑦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99 年版,第435 页。学界普遍认为,“百兽”是中国古代节日中人们装扮的兽形面具艺术,“率舞”是扮成动物的人们踏乐起舞。《新唐书·礼乐志·龟兹伎》记载“舞者四人。 设五方师子,高丈余,饰以方色”。⑧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99 年版,第 310 页。 中国文学“百兽率舞”这种场景颇类作为古希腊戏剧尤其是悲剧源头的“羊人剧”,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一词意思为“山羊歌”,对此说法不一,有一种解释为希腊酒神题材悲剧的表演者是羊人歌舞队。⑨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248 页。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论证了悲剧起源于酒神颂歌的领唱歌手和羊人剧,认为“希腊悲剧的合唱歌队,全部有着狄奥尼索斯式兴奋的群众的象征,就获得了完全的解释”。[10]尼采:《悲剧的诞生》,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66 页。 在悲剧神话里组成歌队的羊人形象集诗、乐、舞于一身,也是酒神的化身,率舞而乐,隐喻原始生命的“狂欢”。 中国《新唐书》之后,南宋《梦粱录》云:“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以彩色装饰,不致损坏。”①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年版,第27 页。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征引《梦粱录》所云“羊皮雕形”论褒贬寓于公忠奸邪形貌之中。 “羊皮雕形”是“百兽”装扮乐舞形象的发展演化。 今天新疆巴州尉犁县罗布泊地区的“罗布人”依然保留“百兽率舞”的原始民俗艺术,本文作者在《巴赫金狂欢化诗学视角下的新疆民间文化探析》一文论述了罗布人“狮子舞”典型文化特征:“(舞者)把兽中之王的一招一式表现的惟妙惟肖,诙谐幽默,常常赢得观众热烈的笑声……狮子舞在新疆历史悠久,又不失原初性文化特色,更吻合狂欢化文化类型。”②林艺鸣:《巴赫金狂欢化诗学视角下的新疆民间文化探析》,《新疆大学学报》2014 年第2 期。研究视角契合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语境。 巴赫金所言“狂欢化”广场不独在西方,同样世界性的人类习惯也会在中华文化中出现。 巴赫金在《拉伯雷笔下的怪诞人体形象及其来源》一文中论及“人脑耳鼻”只有变为兽形时才具有“怪诞性”。 巴赫金把“怪诞”定义为诙谐文学的特殊观念,认为狂欢节的“假面装扮”是怪诞特征的形象化。 由《文心雕龙》征引司马相如《上林赋》描述“陶唐之舞”,溯源《尚书·舜典》所载“百兽率舞”欢快场景,狂欢中人与自然、“百兽”与人合一。

要而言之,刘勰“诗为乐心”呼应《原道》之“动植皆文”、《舜典》之“百兽率舞”,汇通了巴赫金诙谐文学观念,在“乐民之乐”“与民同乐”的文学关怀中形成合乐。

综上所论,本文作者通过深入阅读中俄两位文论大家著作过程中,确确实实体会领悟到两者是可以汇通的,汇通刘勰与巴赫金的文论对话,焦点在“谐隐”与“狂欢化”,两者交集在“笑”,“笑”会合了两位文论家的文学倾向、嘲讽内涵和斗争艺术等共识,这种会合对于中西文论汇通研究显得如此重要,这种汇通互释启示我们,两种不同文化传统里产生的理论文本通过对话,可以使巴赫金文论产生新的文本,同时可以使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论在当代文学理论语境中获得现代性话语与创造性转化,促进中国文论在世界文学领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更好传播中国文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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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B5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4-0139-09

作者简介: 林艺鸣,昌吉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诗学学派研究”(22&ZD28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