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国民政府于1948年仓促推出了币制改革方案,并出台了增税、整理旧债与发行金圆公债、发售国营股票与出售敌伪产业等一整套财政金融措施,以挽救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这些配套措施实施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增税引起了民众对物价上涨的恐慌,各大城市陷入了抢购风潮;整理旧债和发行金圆公债因恶性通胀和公债债信丧失,收效甚微;发售国营股票与出售敌伪产业则由于政策不明、执行不畅等原因最后不了了之。 这些财政金融措施非但没有起到稳定物价、平衡收支的作用,反而让币制改革陷入更大的失败之中。
关键词: 国民政府;币制改革;财政金融措施;历史考察
1948 年,国民政府为了挽救财政危机,被迫进行了币制改革。 对于这一币制改革,学者们从改革原因、决策经过、具体政策、关联人物、失败原因等多方面开展了研究①主要有李金铮:《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恶例──金圆券发行内幕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1 期;吴景平:《金圆券政策的再研究——以登记移存外汇资产和收兑金银外币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04 年第1 期;张皓:《王云五与国民党政府金圆券币制改革》,《史学月刊》2008 年第3 期;郑会欣:《金圆券出台与金融泄密案》,《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2 期;等等。,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从配套财政金融措施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的成果并不多见。 本文尝试从政策预期和实际效果的角度做一历史考察,以揭示国民政府币制改革配套财政金融措施失效的原因。
改革币制是为了稳定物价,平衡财政收支,而财政收支平衡最重要的方法是开源节流。 开源方面,不外增税、举债与发钞三种。 改良收税方法,调整税率增加收入首当其冲。 国民政府开展的第一项措施便是增税。
据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王云五估计,平均每年支出约为10亿美元,折合金圆券40亿圆,但如果控制得当可减至9亿美元。 至于收入,“关税全年收入为金圆四亿八千万圆,货物税七亿圆,直接税三亿六千万圆,盐税三亿二千万圆,其他各税连同国营事业盈余规费收入等共二亿圆,出售剩余物资敌伪产业等约四亿圆,以上收入共金圆二十四亿六千万圆”。①王云五:《财政经济紧急措施之内容》,《财政评论》1948 年第2 期。
表1 王云五预估收支表

资料来源:根据王云五《财政经济紧急措施之内容》(载《财政评论》1948 年第2 期)、康永仁《财政赤字问题——论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之二》(载《世纪评论》1948 年第10 期)等整理而成。
由上表可见,王云五预想的税额最少要增加6倍多,而最大增幅的盐税,则要增加58倍多。 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按整理财政办法规定有关增税条款为“切实增进各种税收,其税率低于战前标准者,应参照战前标准调整之。 奢侈性之课税标的,并应提高其税率”。②洪葭管:《中央银行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84 页。8 月26 日,行政院又公布《整理财政补充办法》,规定的核心要点是调整税率。 关税加征戡乱附加税40%,盐税增为每担金圆8 圆,较币制改革前增加50 多倍。 税率调整后,国民政府即着手开始征收。 以上海为例,上海市货物税局9 月份征收货物税款,“总额达七百余万金圆,其中卷烟税占三百四十万金圆,几占全数二分之一,棉纱占二百余万金圆,糖、酒、化装品等类约占一百余[万]金圆”。③《烟酒税增加前后》,《金融周报》1948 年第 15 期。
自烟酒等税调整后,一般老百姓都担心其他货物也将步烟酒税之后尘,继续增税,进而引发物价上涨。 于是,“卷烟的涨价,成了上海市民抢购物资的导火线”④王季深:《经济管制面临着考验》,《天风》1948年第16 期。,随即引起了上海的抢购浪潮。 “自九月三十日(原文九月三十一日误——引者注)起因为货物税调整消息行已传布,一日起正式证实,故人心惶惶,拼命抢购物资。 各商店人潮汹涌,轧得水泄不通,一切物品都被抢购。”⑤《经济新方案施行后全国物品市场综合报导》,《银行周报》1948 年第47 期。“这次抢购风潮,始作俑者是上海,上海从二日起几乎全市男女老幼,只要手上握有金圆券的,都去抢购物品,也不问价钱是否超过限价,见货就买,从日用品到奢侈品,都在抢购之列,尤以呢绒店为最烈。”⑥《泛滥全国的抢购风潮》,《经济通讯》1948 年第40 期。为了消除这种担忧,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明确表示:“除烟酒加税之外,保证其他货物,税率不加变动。”⑦《翁院长致电蒋经国,保证货物不加税,严禁旅客带商品》,《和平日报》1948 年10 月6 日,第4 版。虽然翁文灏承诺其他货物税率不加变动,但他的讲话在民众中作用甚微。 上海的抢购风潮继续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大中小城市。 “从地区来说,无分南北,不分东西,狂潮蔓延着。 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真是所谓金圆券所到的地方,无不有抢购的踪迹。”“从抢购的物资来说,自民生生活必需品,像米像油,扩展到生活日常用品,像呢绒布匹、卷烟火柴等等,无不成为抢购的对象。 就是地产、钻石,甚至寿衣、棺材,也无不成为保持币值的对象。 轻币重物的心理,再也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⑧柏苍:《从抢购潮说起》,《展望》1948 年第 22 期。自从抢购风潮发生后,各地市场物资匮乏,部分物资藏匿,日用必需品如米、面、油、煤、布匹及棉花等均绝迹于市场,物价贵贱问题变成货物有无问题,进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至于增税过程及效果,据王云五回忆:“经管会因恐调整税收势须准许十余种货物加价,深恐因此影响全局,一再议决从缓实施,以致九月底以前货物税之收入,丝毫没有增加。 二则直接税以营利事业所得税为最要项,此项税收前此系一年一度征收,最近虽改为半年一度,仍须迟至年底始有收入。 三则盐税率表面上虽增加不少……实际增收之盐税当然不多……由于上开各项情形,致各税税收规费,在改革后一个月或四十日间实际增收之数,多未能达到预期目的。”①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年版,第538-539 页。迫于全国抢购的严峻形势,一般租税根本未能调整至战前水准,国民政府的增税措施也无法实施,最终落了空。 对于此次增税,严仁赓尖锐指出:“不独不能安定民生,甚且进一步的迫害民生;不独没有达到社会政策的目的,又因放过豪富专门压向负担能力最薄弱的人民,所以就连增加收入平衡收支的主要目标也不易达到,几可说一无可取。”②严仁赓:《岂可徒因收入而漠视社会政策? ——论“币改”后所得税制之益不合理》,《世纪评论》1948 年第1 期。
增税措施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增税和限价政策本来就是矛盾的。 增税极易引起民众对于物价上涨的恐慌,进而演变为全国范围的物价抢购风潮。 “烟酒等税突然调整,原先存有烟酒的店和商人,凭空发财了,而且在调整烟税之前,停市二天,使烟行烟店的存货,可以受到加税的利益。 一般人民心理以为有存货照样可得利。 另一般消费者心理,以为各物均将加价,迟购不如早购。”③朱宇苍:《谈烟酒加税的影响》,《钱业月报》1948 年第10 期。“人民因身受多年来高物价的痛苦,心理极度脆弱,于是在意识中,认为烟酒税既可调整,其他税率以至国营事业售价,均有调整可能,遂形成抢购风潮。”④《疯狂的抢购风潮,弥漫了上海全市》,《申报》1948 年10 月12 日,第6 版。抢购风潮之后,物价普遍上涨,限价政策宣告破产。
其二,增税幅度过大,影响增税相关行业工人的生存。 “依照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之规定,政府税收激增,尤以国产烟酒类税,所得税,盐税,印花税,货物税,关税之增收为甚。 印花税收入新预算,较原案增收几达十三倍,国产烟酒类税及所得税增收为十倍左右。”⑤《下半年预算改编完成,岁出入接近平衡,物价如无波动可不追加》,《申报》1948 年10 月4 日,第1 版。“本市各卷烟厂商,以近来受战局影响,外销范围大为缩小,致生产过剩,市价一落千丈,正感维持为难之际,财部突于本月一日宣布增加卷烟税七倍,益增困难,原售七千元一箱之烟,增税后即须售四万九千元,而市上六千元亦乏人问津,故各烟厂以无法营业,纷纷停工,并有多家谣传倒闭,全市五万卷烟工人,以此次增加烟税之后果,已直接影响生存。”⑥《全市五万卷烟工人,请缓加税维持生活》,《申报》1948年 12 月 5 日,第 4 版。
王云五的考虑,是用金圆公债以弥补所预想的财政收支不敷的部分。 其在8月20日发表的谈话中说:“收支相抵,所短之数为十一亿四千万圆,约当总岁出百分之三十弱,拟运用美援以抵补其一部分,其尚不足之数当发行金圆公债以资弥补。”⑦王云五:《财政经济紧急措施之内容》,《财政评论》1948 年第2 期。
同月,财政部将抗战前、战时和战后所借内债未偿部分作了统计,其内债未偿还之本金、利息数如表2:
表2 国民政府战前、战时和战后未偿内债表

资料来源: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年版,第799 页。
《金圆券发行办法》第七条规定:“政府发行之法币公债尚未清偿者,由行政院另订办法处理之。 除民国三十六年美金公债应照原条例偿付外,所有民国二十七年金公债,民国二十九年建设金公债,民国三十一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及民国三十六年美金短期库券,应按法定兑换率换发金圆公债。”①《金圆券发行办法》,《金融周报》1948 年第 8 期。9 月17日,财政部正式颁布了《法币公债处理办法》和《外币公债处理办法》,开始通盘整理旧债。 至于整理方式,法币实行一次性加倍偿还,外币实行换发新债。 9 月22 日,据财政部公债司司长陈炳章报告政府战前战后债务情形,指出在战前政府尚欠本金总数,折合法币约计39.5 亿元,其中内债约占57%,外债约占5 亿余万美元,但抗战以后,内外债务增加颇巨,至当时为止全部债务尚欠本金约合金圆48.2 亿圆,其中内债部分,整理之后,尚欠本金约合金圆7.8 亿圆,占全部债务16%,外债部分尚欠本金约10.12 亿美元。②《经济大事日志》,《经济评论》1948 年第1 期。
公债清偿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法币公债处理办法》,国民政府历年发行的法币公债实销部分而未清偿者,一律提出清偿,按照1948年8月19日一般法币公债市价,依各债发行先后,分级规定偿还倍数(见表3)。 倍数最高者为“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等5种债票,定为二万七千倍(后改为一百三十五万倍),最低者为“三十三年同盟胜利公债”,定为一千倍(后改为五万倍),并限于一个月内办理结束。
表3 各种法币公债提前清偿分级加倍标准

资料来源:《四种外币债券换发整理公债之标准》,《银行周报》1948 年第40 期。
表4 国民政府外币公债发行额及尚欠本金数额统计表(截至1948 年9 月底)

资料来源:宋同福《币制改革后发行金圆公债问题》,《资本市场》1948 年第8—9 期。
国民政府抗战前及战时所发行法币公债,至1948年币制改革时尚未清偿者,共计19种,其中1939年建设公债及1941年建设公债,均未销售,而是抵押于国家银行。 故行政院公布提前清偿之法币公债系以实销部分之17种为限,抵押于银行部分未列在内。 关于清偿倍数,在抗战前发行1928年金融长期公债,1936年统一公债,1936年复兴公债,1936年四川善后公债及1936年整理广东金融公债等五种,一律按二万七千倍清偿。 此项倍数系按照1948年8月19日一般法币公债之市价而决定的。
抗战前所发五种法币公债,尚有120,200万余元本金未偿付,关于实销部分应提前清偿者,估计约为79,500万元,按照二万七千倍估计应约为214,650亿元,折合金圆券约715.5万元。 战时所发行法币公债,尚有103亿余元未偿付,实销部分须提前偿付者,估计约为50亿余元,加倍后折合金圆券约为475万余元,两者合计约为1,190万余金圆。 国民政府抗战前及战时发行法币公债总额为170亿余元,实销数额仅65亿余元,抵押于国家银行者为61亿余元,其余为未销数。 实销部分须提前清偿者约为58亿余元,照规定清偿倍数计算后约为法币357,400余亿元,折合金圆券约1,190万余元,再加上截至1948年9月底止利息,合计当在1,200万金圆以上。①宋同福:《币制改革后发行金圆公债问题》,《资本市场》1948 年第8—9 期。
1948 年9月29日,财政部公布《法币公债提前清偿办理注意事项》,10月1日,法币公债清偿工作提前开启②《十七种法币公债,今日起提前清偿》,《申报》1948 年10 月1 日,第2 版。。
财政部为通盘整理已发行之外币公债,依据《金圆券发行办法》第七条第三项之规定,拟定了政府《外币公债处理办法》及《民国三十七年整理外币公债发行原则》各一种,并提经9月4日行政院会通过,于9月6日命令颁布。
按国民政府发行之四种外币公债,发行总额计为2,000万英镑,美金50,050万元,实销数计82.204万英镑,美金14,962.7543万元,抵押数计1,815.5万英镑,美金7,648.9万元,截至1948年3月底止,尚欠本金计1,835.5536万英镑,美金19,092.5465万元,惟实销部分估计尚欠本金计87万英镑,美金11,780.5986万元,两项合计折合金圆券为48,166万余圆,另加截至1948年9月底止之利息数,合计当为52,300万圆。
9 月22日,国民党政务会议通过《民国三十七年整理公债发行条例》发行总额为52,300万金圆,分甲、乙、丙三种,自11月1日起十足发行,以调换旧有发出之各种外币债券。 10月1日,财政部拟定《政府外币债券换民国三十七年整理公债办理注意事项》,通令各分行处察照办理。
对于法币公债的清偿,国民政府标榜尽最大努力,维护债权人利益。 财政部公债司司长陈炳章称:“现在币制改革,政府为体念持票人以往购债助国之热忱,不惜加重国库负担,毅然决定予以分级加倍偿付,以示优待……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之际,作此决定,可谓已尽其最大之能事。”①《政府通盘整理旧债,财部公债司长谈整债意义》,《工商法规》1948 年第30 号。但实际上,《法币公债处理办法》和《外币债券处理办法》公布后,对于此次法币公债之偿还倍数,以战前法币购买与现在金圆券购买力比较而言,很多人认为政府规定办法不合理、欠公平。 9 月8 日,《大公报》便撰文指出:“法币公债处理办法,不利于债券持有人。”②《法币公债处理办法,不利于债券持有人》,《大公报》(上海版)1948 年9 月8 日,第6 版。“如果照这办法,不仅持券人休想拿到利钱,就是连老本也要蚀得干干净净。”③《法币公债持券人,推代表晋京**》,《大公报》(上海版)1948 年9 月17 日,第4 版。于是,上海法币公债持有人推代表宋谢铭九、戚俊华、傅承华、施卓庸等四人于17日晨抵京,即于上午赴立法院及财政部,下午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及监察院**,并递送呈文一件。 “并定于十八日赴总统府及行政院呼吁,要求政府将《国[法]币公债处理办法》重行修订”,其呼吁要点中指出:“此种办法凡持有国币公债者莫不认为太不合理,其理由:1.战前统一公债之本位为银元,息票上记载详明,当时一万元债券票面,实值黄金七十两,可购买白米七百石,今日以足够白米四石之二万七千倍代价提前偿清,其不合理之程度,于此为极。 2.已中签之各种国币债票,一律以法币一还一折合金圆券偿还,政府等于赖债。 3.各种美金债票与国币债票同为国债,何以处理美金债票独特优越,处理国币债票如此不合理,重外币而轻国币,其难昭公信。”④《沪国币公债持有人推代表抵京**》,《工商法规》1948 年第32 号。廉星桥也指出:“战前存款与法币公债受损失的原因,无疑义是因为法币贬值。”“政府规定战前存款,每银元或初期法币一元,最多偿付法币三千四百元,值金圆券一厘一毫,存款人的损失是二千分之一千九百九十九。 法币公债每元最多偿付法币二万七千元,值金元券九厘,原缴公债人的损失,是二千分之一千九百九十一,美金公债,换发金圆公债,照官价不折不扣,这三样债权,只有美金公债,得天独厚。”⑤廉星桥:《战前存款及公债偿还办法是违宪的》,《新闻杂志》1948 年第1 期。
对于法币公债与外币公债清偿,立法委员刘振东在立法院会议上指出:“美金公债还本数额,政院规定过高,而国币公债之还本如此之低,殊失平允,应由立院通知政院立即废止九月四日所公布之《公债处理办法》,另订公平合理之办法,以昭公允。”孟广随即表示赞成,谓:“国币公债政府既可赖债,外币公债何必不赖,若外币公债如数偿还,则国币公债何独偏颇,政府此举殊似有优待豪门之嫌,应予改正。”江一平强调:“人民既已有重视美钞之心理,若政府再对外币公债过于优待,将更助长此种心理,而影响人民对国币之重视。”⑥《对公债偿还办法会力争公平处理》,《工商法规》1948 年第36 号。此外,杨公达也对此案表示赞成,并要求大会决定立即咨请政院停止执行《公债处理办法》。 立法院院长孙科最后宣称本案讨论终止,交付财政金融委员会审查,并即咨请政府停止执行。
国民政府在币制改革之时,推行整理旧债办法,计划发行金圆公债,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金圆公债随之也中止发行,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银行、钱庄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和国民政府的严密管制下,奄奄待毙。 为求生存,它们都把从事重要商品、物资的囤积居奇和金银外汇的投机买卖活动作为其主要业务,根本没有兴趣购买政府发行的、利率相对较低的公债,而广大的民众,在物价持续飞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况下,生活极度困难,大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并没有余力购买公债。
第二,国民政府公债债信丧失。 对于整理公债,孔祥熙曾发表如下看法:“有些公债是应该整理的,不过整理时不但应该顾到国家之信用,而且对债权人的权益亦应顾及。”⑦王放劝:《纽约访孔先生》,《金融日报》1948 年 10 月 6 日,第 3 版。但国民政府并没有顾及信用和权益。 “政府对于财政的信用,一损于宋子文黄金储蓄四成捐献政策,二损于国币公债偿还倍数太低,三损于此次财经改革失败。 政府的债信全失,何况人民对于公债认为是比短期国库券期限更长的长期储蓄,当然缺乏兴趣,公债发行能收缩的通货数量,也就不言可知了。”①王公维:《急救金圆券的危症》,《舆论》1948 年第6 期。马寅初曾指出:“财政赤字,原拟发行金圆公债以为抵补,但事实证明,发行公债是财政部门的单相思。”②马寅初:《马寅初演讲与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88 页。《金融日报》社评也指出:“公债的整理,就是公债的破产。”③《社评:论外币债券处理办法的影响》,《金融日报》1948 年9 月7 日,第2 版。
王云五在改革币制之前的考虑,是想通过发售国营股票与出售敌伪产业以弥补所预想的财政收支不敷的部分。 其在8月20日发表的谈话中说,“其他各税连同国营事业盈余规费收入等共二亿圆,出售剩余物资敌伪产业等约四亿圆”④王云五:《财政经济紧急措施之内容》,《财政评论》1948 年第2 期。,用作平衡国内收支。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
关于发售国营股票,王云五发表谈话称:“查此次发售股票之国营事业,共有中纺公司,招商局,台湾糖业公司,台湾纸业公司,天津纸业公司五单位……关于全部股票之发行金额,系依照其资产总值之最低估计,从严核计,共为金圆券十七亿五千三百余万元,实际上远较各该事业之目前市价为低,且政府所保留之股权部分,须移交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会保管,并充金圆券发行准备,是股票价值是否能与票面相称,该会当有所考核,决不容许高估。 至发售民营部分,为金圆券五亿六千四百万元,约占总额三分之一。”⑤《国营事业股票增加销售地区》,《金融周报》1948 年第13 期。
根据行政院的规定,各有关国营事业均要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规定股票以一百金圆为一股,票面分为一股、五股、十股、五十股、一百股及一千股等六种……将来除掉一部分交与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保管外,其余的部分,据说在中秋节前,即可发售”。⑥《经济汇志》,《银行周报》1948 年第 38 期。五种国营事业股票首先在上海市发售,但发售情况并不理想。 “自九月十日在本市发售以来,截至九月十八日止,总额共售出金圆券三百五十四万五千九百圆”,还不到预定目标的千分之七。 “五种股票中,以纺建公司,台糖公司两股票销售最多,天津纸业公司较少,兹将各项股票销售数额总计如下:(一)纺建公司股票二百五十五万五千五百圆。(二)台糖公司八十七万零一百金圆。 (三)台纸公司八万二千八百金圆。 (四)招商局三万三千五百金圆。 (五)天津纸业公司四千金圆,合计金圆三百五十四万五千九百圆。”⑦《国营事业股票售出额》,《银行周报》1948 年第40 期。
鉴于上海国营股票销售受挫,当局为了吸引顾客打开销路,又决定三项办法:“(1)国营事业各单位之资产负债,赶速呈报,分别印发,以便投资人之选择。 (2)保证投资人之利益,提高股息。 (3)改订股息支付办法,以增加投资人之兴趣,过去一年付息一次,现拟改为三个月付息。”⑧《一周瞭望》,《经济周报》1948 年第 13 期。“当局为加速完成国营事业股票之发行,以达到吸收游资,收缩通货之目的起见,决自二十一日起,除于本市发售外,再增平津京穗四大都市同时发售,以便于此四处人士之就近购买……至于国内未发售地区人民。 如需购买此项股票,亦可经由当地国家行局以汇款方式请求代购云。”⑨《国营事业股票增加销售地区》,《金融周报》1948 年第13 期。然而,形势依然严峻。 10 月13 日,“国营事业股票继在津、沪、平、汉、穗五地发行后,现决扩大发行地区,续在昆明、厦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发售”。①《经济大事日志》,《经济评论》1948 年第2 期。国营股票发售区域的不断扩大,并没有带来多少发售额的增加。 “国营事业股票,各地国行及其委托经售行局,截至十月三十日止,合计售出金圆六百六十八万二千五百圆。”②《国营事业股票全国共售出六六八万圆》,《银行周报》1948 年第47 期。
11 月12日,行政院命令各银行自即日起暂停出售国营事业股票。 据有关方面分析停售原因有二:“一为股票销售最多之中纺公司已准备全部出让,故不再零星售出。 二为金圆券已较发售之初贬值,若再继续出售,则将受不少损失。”③《国营事业股票停止发售》,《工商法规》1948 年第49 号。至此,国营股票发售告一段落,所售金额仅及王云五所谈及“发售民营部分,为金圆券五亿六千四百万元”的五十分之一,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之初幻想依靠出售国营股票来吸收游资,平衡收支的计划彻底落空。
出售国营事业股票收效甚微,原因大概如下:
第一,政策不明,实际情形不明。 具体表现为:“照政府发表各公司资产总额,虽都超过资本额,但其详确资产负债数字未见公布,且未经社会中立公证人士检查证明,难以取得人民信任。”“各公司改组后法定地位如何? 是否独立经营,不再受政府行政命令支配,未见政府表示,亦易启人民疑惧。”“国营事业股票今后是否上市问题,如不能上市,则人民购买股票后只能永久保藏,无法随时脱售。”④《国营事业股票购者未见踊跃》,《大公报》(上海版)1948 年9 月15 日,第2 版。“观察发售以来的情形,除纺建股票售出较多外,其他都不甚踊跃,据说其原因为一般人民对台纸、台糖两种股票因为不明了台厂实际情形,招商股票因为不明了其营业损益情形,津纸股票因为工厂处境关系。”⑤卫一萍:《改革币制以后》,《金融日报》1948 年 9 月 28 日,第 2 版。
第二,股权问题。 “出售国营事业股票门庭之所以如此冷落,若干人士以为是出售的技术未尽妥善,其实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股权问题。”⑥李之华、姜庆湘:《币制改革以后》,《中国建设》1948 年第1 期。“政府所占股份过多,计纺建公司官股占十分之七,台糖公司官股占十分之九,台纸公司占十分之八,民股所占成分过少,对公司之业务及管理权不易过问。”⑦《国营事业股票购者未见踊跃》,《大公报》(上海版)1948 年9 月15 日,第2 版。“民股少,官股多,公司大权操诸官方,民股股东的意见难被采纳。 既无利可图,又无权可言,谁肯投资?”⑧《国营事业的股票为何滞销》,《工商新闻》1948 年第101 期。
第三,国营事业以往表现难以取信于民。 “像招商局这样一个国营事业,现在自然很有起色,过去是一个腐败不堪的官僚机关,年年亏本之外,还不时发生贪污案,要人民一时对其他国营事业改变观念,发生好感,是颇不容易的。 积此数因,所以国营事业的股票遂陷于滞销。 如果要畅销,恐怕要到天下太平,国营事业信誉卓著,获利丰厚之日了。”⑨《国营事业的股票为何滞销》,《工商新闻》1948 年第101 期。“国营事业虽然可靠,可是意外的变化太多,如果一旦时局平定,政策更动,政府要收回民股,不论股票的估价高低,不得不全部吐出,利益难有保障。”[10]《国营事业的股票为何滞销》,《工商新闻》1948 年第101 期。
第四,通货膨胀时期,民众对投资工业兴趣不大。 “在法币膨胀时期,早已工不如商,商不如囤。 这个心理很影响于人民投资工业的兴趣。 何况国营事业采的薄利主义,利润更不及一般民营事业。”[11]《国营事业的股票为何滞销》,《工商新闻》1948 年第101 期。
第五,面额过高,一般平民难以企及。 “纺建公司及台糖公司股票最低面额五股,价值五百金圆,为一般平民购买力量所不及,似嫌过高。”[12]《国营事业股票购者未见踊跃》,《大公报》(上海版)1948 年9 月15 日,第2 版。
《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第五条规定:“剩余物资及接收敌伪物资产业,应尽量加速出售,以裕国库收入。”[13]洪葭管:《中央银行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84 页。
实际上,行政院原本设有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但延至币制改革之时,仍有大批产业未处理。 9月25日,国民政府为疏导游资,特派何浩若到上海主持该项工作,以期望于短期内加速处理敌伪产业。 何浩若到上海后不久,便于9月底公开表示,将加紧处理敌伪产业工作。 其主要原则为:“(一)全国敌伪产业规定六个月内清理完毕,上海在三个月全清理完毕;(二)全国敌伪产业估计价值在一亿美元以上,调查清楚者共值八千万美元,已拨充金圆券准备;(三)德侨产业以和约尚未签订,奉令暂缓办理。”①《敌伪产业限期清理》,《周论》1948 年第13 期。
10 月1日,行政院召开有关各单位举行敌伪产业处理检讨会,院长翁文灏致训词:“略以为配合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之有效措施,加速处理敌伪产业以吸收游资稳定物价,并平衡国库支出,实为重要措施之一。”继由何浩若提出四项原则:“1.各地花园洋房必须最先出售……2.各机关接收暨占用之敌产,应由处理机关会同该部门之主管机关,详细查明列册报院……3.敌伪租赁房屋及敌伪增建部分,应以宽大合理办法迅速解决。 4.逆产案件,应请司法行政部转饬各级法院,尽速审理结案。”②《加速推行处理敌伪产业,政院召开检讨会议,何浩若提出四项解决原则》,《中华时报》1948 年10 月2 日,第1 版。
10 月2日,据各地敌伪产业清理机关业已清理及确定产权立刻可以出售之敌伪产业,总值达三亿三千六百七十四万金圆,若连同大量敌伪物资,则总值将在一亿美元以上,其中地产数值最巨,约占七成③《经济大事日志》,《经济评论》1948 年第1 期。。 据《申报》登载:“若按地区分别计算,则苏浙皖区所占数目最多,达一亿五千余万金圆。 河北平津区占八千七百余万金圆,山东青岛区占四千余万金圆,武汉区占四千余万金圆,粤桂闽区占一千一百余万金圆,河南区占二百五十余万金圆。”④《全国各地敌伪产业总值逾一亿美金》,《申报》1948 年10 月3 日,第1 版。
10 月13日,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加速出售敌伪房地产办法》,规定出售敌伪房地产,应按市值估价,通知住户,限于通知到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承购,先交房价半数为保证金,其余于通知日起一个月内缴清,逾期不缴,没收保证金。 同日,立法院经济资源委员会13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议,何浩若被邀列席,报告敌伪产业处理情形,并答复质询。 报告大意为:“1. 关于敌伪产业的处理,希望自十月一日起六个月内全部处理完毕……2.关于估价,希望做到合理与公开……6.到现在为止,已经处理的敌伪产业收入为法币九三一四八亿,过去由各机关转账的收入四九五六亿,预计以后处理敌伪产业的收入估计为三亿三千二百七十四万金圆。”⑤《加速出售敌伪房产,限半年办理完竣》,《大公报》(上海版)1948 年10 月14 日,第2 版。
为了加强各地区敌伪产业之处理工作,何浩若“定本月(10月)十五日前后分别出发赴全国各地视察督导……先至青岛,然后转赴平津以至东北,下月初旬始行返京,再度视察京沪,转武汉,华南等地”。⑥《何浩若将分赴各地视察》,《申报》1948 年 10 月 3 日,第 1 版。10 月16 日,何浩若自南京抵达青岛,视察青岛市敌伪产业处理情形,并指导加速出售。 青岛“全市已处理之敌伪房产,约七百幢,搁置经年,尚待处理者二千余幢。 估计共值四千万金圆”。⑦《何浩若抵青督售敌伪产业》,《时事公报》1948 年 10 月18 日,第2 版。在青岛逗留三日后,何浩若前往平津视察。 据天津市长杜建时回忆:“蒋介石还派其行政院政务委员何浩若来天津,找我商量迅速处理敌伪物资的办法。 何对我说,在蒋政权从平津撤退以前,设法将未处理的敌伪产业,主要是未处理的住房、工厂,迅速抛售,希望多弄些钱走。 经我召集所谓天津有钱的绅商在利顺德饭店开会,何浩若在会上宣传了‘廉价出售,大拍卖’的办法,但无一人应声,何遂悄悄离去。”⑧《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6 卷政治军事编(20-6),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年版,第54 页。
尽管为了出售敌伪产业,何浩若和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作了一些工作,结果却收效甚微,12月2日,敌伪产业标售搁浅⑨《估价过高银根奇紧敌伪产业标售搁浅》,《申报》1948 年12 月2 日,第4 版。。 出售敌伪产业失败原因在于:
第一,国民党特权得利阶级的阻挠。 行政院敌伪产业清理处主任何浩若,在13日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报告清理敌伪产业情形时,曾说:“许多恶势力不是明来,而是暗来……有种势力的住户,甚至根本不让办理估价的人,或愿意标买的人走进房子里去。”①《关于敌伪产业的处理》,《凯旋》1948 年第37 期。10 月22 日,何氏到天津督导处理敌伪产业,指出:“有些人不搬家而反打人,有些人把敌伪产业强占然后把房顶取金条后,不知所终。”②《加速处理敌伪产业》,《益世报》(天津版)1948 年10 月23 日,第5 版。王公维也指出:“许多敌伪产业都已经被显要权贵所占有,能否处理尚属问题,纵令可以标售,标价低于市场远甚,这是特权阶级凭借权势就可以买到的便宜货,对于国库收入的帮助,谅不可观。”③王公维:《急救金圆券的危症》,《舆论》1948 年第6 期。
第二,国民政府行政紊乱,效率低能,处理敌伪产业进展缓慢。 平冀热察监署曾提两纠举案,其中之一便是“对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行政紊乱,效率低能,将以行政院为对象提出纠正”。④《平冀热察监署将提两纠举案》,《申报》1948 年11 月 11 日,第2 版。此外,敌伪产业中主要收入为汉奸逆产,但事实上,汉奸逆产大部分当时尚未处理。 其原因为汉奸在普通司法机关处理程序太为迟缓,大部分汉奸罪状尚未判定,结果使敌伪产业处理机关无法处理。 “出售剩余物资及敌伪产业,因办理迟缓,在拍卖与承购之间,物价已上涨甚巨,所收回之金圆已不能作预定之开支,所以金圆财政预算纯属纸面文章,事后看来,毫无意义可言。”⑤刘光第:《一九四八年之财政与物价》,《经济评论》1949 年第13-14 期。
为了维持金圆券的价值,平衡国库收支,取得币制改革的成功,国民政府采取了增税、整理旧债与发行金圆公债、发售国营股票、出售敌伪产业等配套财政金融措施。 币制改革之初,王云五乐观估计通过开源节流勉强可以达到财政平衡,但实际效果,连他自己都被迫承认:“此一目标之执行,其成绩在七目标中为最劣。 换言之,不仅无成绩可言,简直较前尤恶化。”⑥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年版,第539 页。增税不仅没有解决收支平衡问题,反而因为增税过重,引起百姓恐慌,爆发全国范围的抢购风潮,造成物价普遍上涨的状况。 整理旧债与发行金圆公债则由于国民政府公债债信丧失,银行、钱庄把从事重要商品、物资的囤积居奇和金银外汇的投机买卖活动作为其主要业务,根本没有兴趣购买,而广大的民众,在物价持续飞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况下,大都挣扎在死亡线上,更没有余力购买。 发售国营股票则因国营股票相关配套政策不明,股权不清,难以取得民众信任而收效甚微。 出售敌伪产业则受到国民党特权阶级的重重阻挠最后不了了之。 由于各项配套财政金融措施的失败,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失败则不可避免。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4-0034-10
作者简介: 陈建成,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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