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数字文明新纪元时代,数据跃升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交易模式展现出虚拟化、平台化、泛在化、融合化、共享化等多重新特质,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信用体系因中心化控制及信息不对称之弊,难以适应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区块链技术,作为数字加密的承载者,成为信任制造机,以其独特的技术魅力,实现了人和人之间忠诚度的信任转向基于事实的技术支撑的信任。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撑下,信用体系的广度、准度、精度、速度及力度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基于加密算法权威构建出信息对称、透明可信、永久追溯、不可更改的交易系统,直接发挥了技术信任的强大功能,让“一切数据皆能转化为信用”,“一切所有权皆可交易”的场景触手可及。文章充分揭示了区块链重塑数字时代信用体系的运行机理,提出了构建数字时代新型信用体系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数字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信用保障,推动数字时代信用体系的创新与升级。
关键词: 数字时代;信用体系;区块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目标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的具体要求。一个健全而高效的信用体系,不仅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无形之手,引导资本与要素流向最具活力的领域,更是构筑良好营商环境的金钥匙,为企业公平竞争、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数字时代呼唤与之适配的信用体系架构和运行机制。基于历史演化规律可知,人类文明一直都是通过学习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合作以建造更大和更伟大的事物。技术的发展将人类的信任基础从原始的直系亲属信任扩大到农业文明的族群信任,从工业文明的物质信任再发展到数字文明的技术信任。信任圈从家庭到职业圈、从国家圈再到国际社会圈的越来越多的区域,改变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和交易模式,最终使得不同时代信用活动的目的、形态、结构、治理手段不同。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征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中心化经济理论有着很大的区别,驱动着信用体系变革的理论急需迅速的发展和完善。
信用体系的特质与构成,深深植根于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制度框架、科技水平及信用服务的发展状况之中。从原始社会、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如今的数字时代,每一个历史阶段,信用体系都因技术革新与交易模式的转变而呈现出迥异的特征。
在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且受制于交通和通讯工具的限制,人们往往生活在相对固定的地域内,人口流动性较小,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经济成为农业文明时代的主要生产方式。农户以家庭为单位自营土地生产农产品,除自用外将少量剩余农产品进行交换,而其经济交换则多为熟人间实物的即时买卖,或者以实体等价物进行支付。在这种经济模式下,人们建立信任主要基于血缘和地缘,“亲缘关系所提供的,是一系列可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们既在原则上也在实践上构成了信任关系的组织媒介”①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第56 页。。因此,信用信息的流动主要是熟人之间的口头相传,家族或同族民俗习惯等内部诚信文化来规范交易行为,形成家族或宗族体系下的信用激励约束机制。熟人社会的高利贷是最典型的信用活动,然而,高利贷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使得生产者陷入贫困,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
工业文明肇始于工厂制度的诞生,它以换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扩大再生产为目的,人们的交易范围扩大,陌生人之间的交易频次和规模陡增。伴随工业革命的到来,世界人口总规模仅增长了6倍,但城市人口数量则增加了60倍② 石强、孙曾田:《互联网时代(纪录片)》,2014 年。。城市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人们迅速脱离地域空间的限制,使现代社会成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地理空间活动的广泛延伸,使得交易双方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中进行互动,需跨越更多的地域、文化与经济差异,这无疑为交易过程增添了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因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传统信任与现代信任的区别体现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不难理解,现代社会的信任主要来自系统信任,系统信任是指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起的信任”③ 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20 页,第20 页。。而“对陌生人无感情和普遍的信任要变得可信和有保证,就必须有其他因素作为媒介”④ 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 年版,第207 页。。“如果说规则和契约对现代商业来说普遍重要,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工厂,规则和契约离不开对信任的需要”⑤ 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20 页,第20 页。。契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基于市场交易和商事信任的要求,通过规范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权益归属和惩戒机制等经济活动内容,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用关系的不确定性,使得基于信用的交易成为可能。市场构成了一种以陌生人之间的契约对等约束规则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强制履行契约的充分权利与力量”需要通过集中性的强制力量及人们的畏惧心理来对个体进行约束和控制⑥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第100—104 页。。由此,工业文明时代的信用演化为以法律与制度为规范的社会基础架构与一般约束机制,且带有“中心化控制”的色彩。
随着商品交换的持续演进与蓬勃发展,信用体系亦随之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其形态从原始的实物借贷,逐步进化为一个包含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和消费信用的多元、复杂且多层次的信用体系。马克思认为“商业信用,即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互相提供的信用,这是信用制度的基础。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32 页。”“使商品资本向货币转化得以预先实现的形式”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 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293 页,第454 页。,这加速了产业资本循环、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和优化资源配置;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直言,“信用是货币的创造者”③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78 页。,随着货币不再局限于贵金属的可兑换性,以纸币为代表的信用货币开始出现,这些都是由国家或者央行所发行的,这带来了银行信用的崛起,并在整个社会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银行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而银行券不过是流通的信用符号”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 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293 页,第454 页。。同时,国家还通过银行机构,向社会大众以及外国政府发债、借钱,从而形成了一种国家信用;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始尝试向消费者提供信用支持,消费信用也开始出现。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在《组织的极限》中说到:“不幸的是,信任不是一种很容易就能买到的商品。”⑤ 肯尼斯·阿罗:《组织的极限》,陈小白译,华夏出版社2014 版,第23 页。这表明信任稀缺带来了交易的不确定性。信息经济学理论揭示,交易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存在显著差异,信息优势方往往会利用其掌握的额外信息,以最大化自身利益,这直接导致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机会主义行为的频发。更为复杂的是,信用关系往往涉及跨期交易,进一步放大了信息不完备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此情境下,人们不得不直面“信息悖论”⑥ 信息的“有偿使用”或“信息垄断”与信息价值的最大化实现之间无疑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矛盾,美国学者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把这一矛盾描述为这样一个障论:“没有合法的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生产出来,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用”,这就是所谓的“信息悖论”。的挑战。根据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准则可知,人们做出可信承诺的关键因素在于充分完备的信息、有效的监督措施和对违规者能够采取分级制裁手段⑦ 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 版,第56 页。。因此,信用体系需要围绕交易风险的管理而展开,其核心机制是信用发现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⑧ 韩家平:《数字时代的交易模式与信用体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4 期。。随着专业分工的不断深入,专业的第三方信用机构也随之出现,并演化出了抵押担保制度,工业时代实物抵押担保制度成为主流的信贷模式。
信用组织机构以各类征信、信用治理等中心化机构为主。金融组织通过吸收存款、提供贷款,提供金融服务,使盈余人获得资本,达到信用创造和转移的目的。金融机构已经变成了一个权威和中心化的信用信息供应机构,这些权威信用机构的出现,使信息收集、处理和共享的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使得陌生人之间的信贷交易信息不对称得到了有效改善。但同时,由于“信息的产生、处理和传递成为生产力和权力的基本来源”⑨Castells,M.,2010.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Blackwell,Oxford.,信用机构的中心化,在基于“有限理性”人假说理论下,市场中通常出现零和博弈的囚徒困境,偏离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再者,产业和人口地理空间上集聚,限于电话通讯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信用活动没有摆脱局域和地域的限制,也导致信息的流动性和共享性有限,征信主体缺乏普惠性。
表1 不同时代信用体系构成要素比较分析

续表

(三)数字时代的信用体系新形态
数字时代,人类活动场域拓展到虚拟空间,伴随数据的价值化和资产化,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网络平台成为主要市场主体,交易行为逐渐走向平台化、智能化和融合化,商业模式也由单纯的竞争走向竞合,共享、普惠、个性、多元、泛在互联互通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时代特征。这对传统信用支付方式、信用形式、信用关系以及信用治理模式等提出新要求,亟需呼唤与时代适配的新型信用体系涌现。
1.数据画像成为数字时代的交易基础
交易之基,乃信任也;信任之本,则系于信用;而信用之基,深植于信息之中;信息之源,又依赖于数据的滋养。在数字化的浪潮冲击下,信用的边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在数字时代,必将走向数据产生信用、产生财富的时代。人的行为无一不留下数据足迹,而搜集个人数据形成个人信用变得更为容易,信用机构可以更低成本提供个人信用服务,进而推动了信任关系向数字技术驱动的算法信任发展。伴随数据的易得性和要素化,使得数据信息被挖掘的广度、深度以及精度不断提升,使得信息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和发挥,推动信用经济呈现新模式和新业态① 章政、张丽丽,《论从狭义信用向广义信用的制度变迁——信用、信用经济和信用制度的内涵问题辨析》,《征信》2019 年第 12 期。。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信用化现象普遍存在。随着网络、大数据等新兴科技在征信行业中的应用,收集、分析并运用了海量的数据来判定企业及个体的信用状态,并作为征信机构构建算法画像的依据,线上数据可被价值化为潜在的信用符号,尤其对信用稀薄群体或信用白户群体的信用风险评估起到积极作用,征信已突破传统借贷信息共享的范围② 王丽丽、丁艳艳、王冬冬,《数字经济下的征信替代数据发展研究》,《征信》2022 年第1 期。。
在数字时代,数据资源具有财务价值,可正式纳入资产负债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注入了强劲动力。这为那些初创期、收入微薄、难以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企业开辟了全新的融资渠道。数字时代的抵押担保物形态发生变化,数字资产生成为数字化凭证,为破解互信难这一数据资产交易的痛点和堵点提供了工具。数据内容日益趋向虚拟化,且因其易于篡改和造假,其真实性面临严峻挑战。同时,数据资源往往被中心化的平台企业所掌控,这进一步加剧了数据可信性的担忧。因此,依赖传统的信用体系则无法在互联网上实现互信③ 何玫、毛军华:《区块链:改变金融业基础架构》(中金公司研究报告),2016 年1 月。。
2.数字文明时代的交易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
(1)交易在线虚拟化。线下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转到线上虚拟空间的具有“数字身份”的匿名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交易标的物也由实物转向无形数据资产,交易转向非现金、非现场的匿名陌生人之间进行,生产关系更加虚拟化和复杂化。信用的凭证和依据在计算机语言下以程序化、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即实现交易规则代码化,担保机制也由实物抵押演化为对数据资产为判断依据的转化。这需要数字空间的信用货币和新型信用符号实现信用创造效应的发挥,在此情况下,加密数字货币应运而生,逐渐构建起虚拟空间的数字信用货币体系。
(2)交易商品共享化。在数字经济时代,共享经济已崛起为引领潮流的典型商业模式,其核心在于五大关键要素:闲置资源被充分激活、使用权的高效流转、无缝连接、信息透明及高度的流动性。共享经济以闲置资源的存在为起点,将具有闲置资源的使用权暂时转移,连接技术确保供需双方能够迅速匹配,透明信息则构建起公平的交易环境,流动性则保证了整个共享经济高效运行。为了在这一模式下建立起用户信任,共享平台必须提供强大的确权功能,确保每一笔交易的合法与安全。同时,通过声誉传递、积累与增值机制,平台能够激励用户诚信行为,形成正向循环,进一步巩固用户间的信任基础。
(3)交易平台网络化。网络平台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主要的市场主体和组织模式,交易主体和交易范围扩大,去中间化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交易更加复杂频繁。根据科斯的企业边界理论可知,交易成本决定了企业组织的边界,平台网络效应的发挥必须要求极低的交易成本。由于信任可以极大简化交易的复杂性,因此,这就需要平台建立线上声誉机制,保证平台内部形成信任。再者,核心平台企业具有天然的垄断性,多核心平台合谋,面临再中心化的市场垄断问题,需要基于平台交易的再信任机制,避免信息悖论造成市场失灵和市场主体行为扭曲。
(4)交易行为泛在化。基础设施泛在链接使传统主体边界模糊化,平台可无限延展,复杂网络化关联。但网络平台是架构控制下的自由,网络空间的非自由化导致了人们对“中心化”信任的挣脱,转向“弱中心化”、“去中心化”共同维护的底层架构,弱化了传统科层结构。因此,信任的构建需要每个参与节点平等地收发数据信息,共同维护泛在关联下的一致性。
(5)交易模式融合化。伴随数字经济和实体融合,线上和线下活动实时交互,计算机系统和真实世界的资产也需要交互。信用制度是包括记录、共享、评判、监管、响应在内的复杂性、系统性的概念。因此,数字时代的信用体系要融合征信、评级、用信等信用活动的动态一致性,通过平台化运作实现功能集成,形成围绕在线交易各环节、多主体的信用综合服务商满足市场需求。另外,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边界被打破,出现“产消者”,交易过程中信任机制的建立需要授信者和受信者相融合,构建起信用主体联合奖惩、互相监督的机制。
数字技术在现代市场交易中的应用正在深刻改变着传统的交易模式。在云机器智能和云群体智能的协助下,市场交易行为变得日益可预测和自动执行。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可以预测市场趋势、消费者行为等,从而为交易决策提供有力支持。这就要求信用主体自动实现债权债务的转移和完结,且根据已有信用信息实现信用监管智能化,对其实施分级分类的信用激励约束。
凯文·凯利(Kevin Kelly)认为技术真正的影响在“始于技术,成于信任”① 凯文·凯利:《新经济新规则: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刘仲涛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7 页。。工业时代依靠制度和契约来规范人们做出可信承诺,但中心化控制和信息失真的问题影响信用体系和市场经济的效率。数字时代伴随交易复杂性的增加,“在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加的前提下,一个社会能够也必须发展出更为有效的复杂性简化机制”② 尼克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7 页。。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复式记账的发明代表了一种“理性的精神气质”,“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日常供应需要的大工业企业的标准”③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56 页。,人们记账的方式极大简化和有效规范了人类经济活动及社会经济秩序。在数字交易领域对去中心化、安全且可追溯系统的迫切需求下,区块链技术应运而生,它伴随着比特币这一开创性加密货币的问世而闪亮登场。中本聪(Dorian S.Nakamoto)曾指出,“互联网上的贸易,几乎只能够依靠金融机构作为可信的第三方来处理电子支付信息。虽然这个系统对于绝大多数交易而言都运作良好,但是它仍然受制于这种基于信任的模式的内生性弱点”①Satoshi Nakamoto,Bitcoin: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2008(https:/ /bitcoin.org/bitcoin.pdf).。如今,在数字时代,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分布式自动化记账系统,把交易内容等信息明确打上“时间戳”且不可篡改,并按照时段形成每个数据包或数据块,即“区块”,每个区块又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形成链条,具有泛在化② 区块链嵌入信用体系不是完全去中心化,对信用的管理等制度约束还需要国家政府等中心机构发出,因此将此分布式网络特征定义为泛在化。、不可篡改、可追溯、共识机制以及智能合约等技术特性和功能,利用哈希算法等加密技术重构了传统信任方式,通过算法权威和技术信任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极大提升了市场交易效率。
区块链技术被誉为“信任制造机器”③ECONOMIST T.The promise of the blockchain:the trustmachine.The economist,2015,31(16):27.。在这个由代码与算法构建的世界里,信任不再依赖于人为的承诺与保证,而是由区块链技术本身来保障与维系,实现了技术信任或算法信任。在区块链技术支撑下,拓展了传统信用体系的广度、准度、精度、速度和力度,重塑数字时代的社会信用体系,构建起信息对称状态的可信系统,直接发挥了技术信任的功能,极大解决了传统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了市场经济效率,使得“一切数据皆信用”和“一切所有权可交易”成为可能。
1.拓展信用体系的广度。区块链作为分布式记账系统,实现平台内参与节点泛在化对等的特征,有效解决了传统经济依托中心机构进行信息集中处理,通过嵌入在数字平台内作为“再中介”信任工具,弱化核心平台企业的中心化控制,实现信息点对点传输和实时共享。不同平台的分布式账本在生产、记录、传递和交换数据的同时即可记录、传递和交换信用,形成信用网络效应,极大拓展了征信主体的普惠性和信用治理的多元化。
2.提高信用体系的准度。利用哈希算法和时间戳,区块信息原则上不可篡改,修改时按协议需要51%算力进行区块逆转,被篡改的成本极高,保证了区块链上信息的准确度和可靠性;在共识机制作用下,强化多节点验证,为数据信息提供了一个可靠且透明的权属证明机制,构建起可信的数字化交易环境。且区块链能够将真实世界中的原生资产得以孪生为数字化的区块链通证,链上的各种数字资产通证与链下实体资产一一对齐,线下的真实资产就此跃升为可在区块链交易平台上自由流通的通证化数字资产,可以在虚拟端进行交易。
3.提高信用体系的精度。区块链时间戳用于记录交易被添加到区块链上的具体时间,可以精准追溯数据足迹。通过对交易信息、状态变更等数据进行安全高效的实时记录,每段信息可追溯到精确的时间节点,有效提高了记录信息的详尽性和细颗粒度,能精准识别和发现信用主体做出可信承诺的能力和意愿,利于进行分级分类奖惩机制设计,提高信用发现和奖惩的精确度。
4.提升信用信息传输的速度。区块链采用点对点传输,允许网络中的节点直接进行通信和交易,而无需通过中心化的机构或服务器,信用行为被及时广为人知,提高了当事人建立信誉的积极性,传输、处理速度快,极大提升了交易的速度。
5.增强信用体系的力度。智能合约是一种算法的、自我执行的计算机程序。在计算机代码维度中,可实现“程序即法律”,无需人工干预,根据合意的内嵌程序协议,到期自动触发并执行交易,具有程序执行的强制性和约束性。数字货币不仅作为价值的载体,更成为了智能合约的“灵魂”。它打破了传统金融的束缚,让交易的双方无需依赖第三方的信任与介入,便能实现合约的自动履行。就像是在一个数字化的“无人超市”里,买家与卖家无需面对面交流,只需通过智能合约的“无人收银台”,便能完成交易,各取所需,互信互助。④ 杨延超:《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中国社会科学》2020 第1 期。。以此,智能合约机制表征着一种强激励约束机制,使得作为理性个体的每个节点认识到只有选择诚信交易才是对个人效益最大化的博弈策略。
1.信息对称的可信在线交易系统
区块链分布式账本实现了分布式共识。在这个分布式账本的基础上,区块链基于算法加密和算法共识机制,通过经济激励机制,将用户、开发者、矿工等多方主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可信在线交易系统。因此,区块链技术正是通过“算法权威”构建了一个信息对称的可信在线交易系统。克莱·舍基(Clay Shirky)认为“人们通过一种不施加控制的过程,从多种不可信的来源中获取他们视为具有权威性的信息,同时不需要任何人类声称‘信任它,因为我说它是可信的’”① Clay Shirky,A Speculative Post on the Idea of Algorithmic Authority,2009(www.shirky.com/weblog/2009/11/aspeculative-post-on-the-idea-of-algorithmic-authority/)。交易的规范和规则内嵌在区块链技术系统即程序代码内,在数字化可信交易环境中,完成交易的供需耦合和价值交换。交易的各参与方是区块链中的节点,按照功能差异可划分为对等节点、背书节点、验证节点以及排序节点等② 夏轶群、王湘茹:《基于区块链的数据资产交易信用风险与信任机制研究》,《财会通讯》2024 年第16 期。。市场中的供需双方作为对等节点在分布式网络平台内进行交易,平台内的其他企业通过算法共识为其交易提供信用背书,即背书节点,共同记录、验证供需双方的信息,维护分布式账本的真实性和安全性。当供需双方就交易达成合意,合意内容被编码嵌入到智能合约中,条件一旦满足,合约即刻自动执行。交易完成后,记录被打包成新区块由背书节点进行验证形成一致共识,链上的排序节点对新区块进行排序处理,使其依次链接成新链,形成不可篡改的交易信息。在交易过程中,如若出现违约行为,参与节点便将会永久记录并受到惩罚。在此过程中,平台利用区块链的泛在化、不可篡改、智能合约等技术特性,为参与者提供一个公正、透明、平等的基于算法的声誉平台,在分布式记账过程中完成在线声誉机制的运行。
2.区块链在线声誉实现机制
张维迎认为声誉发挥作用的条件是要保证交易关系是长期重复的、当事人要有足够的耐心、信息传输的速度要足够快以及合理的奖惩机制③ 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 年版,第45-46 页。。由于交易记录可以真实安全地永久保存,声誉主体的交易记录在全网点对点传输被广而告之。账本公开的交易模式保证了不可篡改信息传输的速度足够快。在智能合约的奖惩机制下,一旦违约将被受到系统惩罚,面临“失信即出局”。正如穆勒(Mill)所说:“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于他对赢利的预期。”④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75 页。在完全信息交易环境中,声誉主体会基于长期交易的获利性考虑,从长期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做出可信决策。在区块链声誉机制作用下,用户之间的交易得到简化,实现了从不完全信息博弈到完全信息博弈的转变。
区块链声誉机制由声誉传递、声誉积累和声誉维护等过程实现。可控的声誉传递,在区块链上信息公开给每一个参与节点,使得可信数据对链上各节点均可见,助力主体声誉传递。再者,交易的记录被永久保存,声誉主体积累的历史记录在全网点对点传播并得到其他节点的验证,就记录的真实性达成共识,这保障了原始记录的强一致性,从而实现主体声誉的积累。当此主体再次发起交易时,此前的历史记录将被调用,影响其当下的声誉传递。声誉维护指供需双方就交易的具体细节进行商议并达成共识,形成交易合同,基于智能合约的流程设计有效确保了声誉主体做出履行承诺的确定性,从而维护了节点声誉。由此,在区块链上,将基于理性选择博弈的均衡机制和其作为媒介的规范性属性整合进自身的结果⑤ 项锐:《区块链信任模型的双重理论依托及其限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3 年第6 期。,使得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成为可能,极大提升了交易效率。由于平台经济没有传统的中心化机构进行监管和背书,声誉机制成为建立信任的关键因素。区块链在线声誉系统与在线平台制度机制的相互补充,可有效缓解交易风险,推动组织间信任构建,实现“再中介信任”⑥ 宋晓晨、毛基业:《基于区块链的组织间信任构建过程研究——以数字供应链金融模式为例》,《中国工业经济》2022 第 11 期。。
由于我国信用体系建设起步较晚,目前我国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制度、文化等信用监管的软环境能力不足,国际信用治理合作的理念需要强化。因此,在数字时代,从理念层面,需突破中心化、局域化的信用模式,打造泛在化、全球运作的域内外联动的信用基础设施体系;从产业层面,加强数字技术群体性突破,拓展信用应用场景,打造信用产业应用新生态;从体制机制层面,要加快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多元共治的信用监管框架,探索制定高效的信用监管政策,把握好安全和发展的辩证关系,拓展数字信用应用场景,打造全球数字时代信用体系新标杆。
数字社会基础设施是集安全优先、智慧连接、信任聚力、信用感知和诚信平等五位一体的高度契合的新型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运行轨道,是集技术性、制度性、安全性和融合性于一体的复杂巨系统。
第一,构建数字信用技术性基础设施。在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群体性核聚变式的生成作用下,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隐私计算等前沿技术的群体性攻关,提升信用基础设施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区块链技术的研发与创新,通过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可以促进不同区块链系统、不同技术接口之间的互操作性和兼容性,提高区块链安全性、去中心化和可拓展性之间的耦合协调性,着力解决区块链技术的“不可能三角”问题。
第二,完善数字信用制度性基础设施。由于智能合约的内嵌合同协议要基于现有法律体系的框架范围,必须通过一定的机制设计、可靠的技术支撑以及配套的法律约束加以监管,加强数字资产等“智能财产”确权以及授权授信使用的相关立法工作。一是加强数字空间下法律与技术开发的结合应用,加快完善区块链环境下算法协议的规范化、立法化监督体系。通过区块链等通用软件对法律、规则、标准等制度安排的嵌入式开发,可将代码化的规章制度嵌入到基础协议,实现产权、股权、智权、税权和资权的权属和收益分配规则等统一在区块链内嵌的程序代码中,提升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归集和共享机制,加强政府公共机构与社会各主体之间数据的共享联动机制建设,完善数据信息保护标准及数据应用授信体制机制,打破数据共享壁垒,实现信用信息的归集、整合和共享。
第三,加快传统信用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传统信用基础设施往往呈现条块分割的状态,各部门、各机构之间的信用信息难以共享,导致信用数据的碎片化、孤立化。这不仅限制了信用数据的流转和交易,也影响了信用评估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因此,要加快传统信用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通过技术赋能使传统信用基础设施网络由条块分割状态升级为集成共享的泛在融合基础设施,支撑信用数据跨部门、跨领域的流转和交易。
第四,建立新型信用风险处置弹性机制,有效防范数字时代信用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安全风险。以区块链为核心的信用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主要来自系统自身的安全性(防崩溃机制)和系统参与者的数据、交易安全性这两方面,一旦发生恶性攻击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一是加强信用数据安全性和隐私性的风险处置能力,建立数据泄露应急预警机制,及时应对和处置数据泄露等安全事件,同时加强数据安全意识教育和培训,提高信用数据使用者和管理者的安全意识和技能水平。二是完善信用基础设施的防崩溃机制。部署先进的网络安全设备,如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安全网关等,以防范网络攻击和恶意入侵。
数字信用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和参与。要加快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多元共治的数字信用监管体制机制,打造数字信用生态共同体。
第一,构建多主体参与的联盟链,打造多元共治的数字信用监管体系。通过各参与方提交、第三方机构认证等方式,收集声誉信息,包括个人或企业的信用记录、评价记录等,推动建立数字信用生态联盟或合作平台,加强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协同创新。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监管能力建设、推动信息共享与协同监管、加强宣传教育与公众参与以及强化技术创新与应用等措施,可以构建一个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数字信用生态。
第二,完善数字政务信用、数字商业信用、数字司法信用以及社会信用的分类评价体系,形成分类管理和多元主体评价融通机制。完善标准化的信用体系数字化的可信生态,推动数字信用信息的标准化和互认,促进信用信息的跨领域、跨行业流通和共享,共同推动数字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第一,构建数字信用服务行业生态链。建立可信第三方数字信用审核机制,信用评估机构信用服务机构、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用第三方可信测评的方式提升区块链行业透明度,帮助用户降低区块链使用风险。
第二,完善“数字信用通证”体系,实现“信用数据可交易”。数字信用通证将信用信息进行量化、标准化,并转化为可交易、可流通的数字资产。伴随数据资产入表的不断推进,信用资产也不断通证化,利用信用积分可交易制度实现信用信息增值。
第三,拓展信用应用场景,培育数字信用新业态。推动数字信用在金融服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如信用贷款、信用租房、信用出行等;发展第三方数字信用评估与咨询服务。培育专业的信用评估机构和咨询服务机构,为政府、企业和个人提供全方位的数字信用评估、信用咨询和信用管理服务;促进数字信用修复与重建。建立数字信用修复机制,为失信主体提供改正错误、修复信用的机会。同时,加强对平台失信行为的惩戒和约束,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意识。
伴随交易活动的虚拟化和全域化,信用治理也拓展到跨境的域外虚拟空间,不断构建数字信用域外治理体系,实现域内外联动发展尤其关键。
第一,加强技术标准与规则的域外治理。由于各国在数据格式、接口标准、安全技术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数据资源无法高效流动和共享。这不仅削弱了信用评估的准确性和效率,也制约了信用服务的便捷性和个性化发展。因此,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则成为域外数字信用体系治理的迫切需求。各国将加强在技术标准制定、监管政策协调、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数字信用体系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发展。
第二,加强监管与合作的域外治理。强化国际信用监管合作和域外治理,成立全球数源信用中心,建立基于数字主权的域外信用治理体系。打造一批跨区域、跨主体的区块链跨链开放应用试点,面对数据信用安全、道德伦理等严峻议题,加快构建中国主导的域外信用治理制度,不断完善配套的机构与组织建设,旨在打造一个公正、透明、高效的全球信用域外治理体系,为全球信用治理体系的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中图分类号: D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3-0088-09
作者简介:
许正中,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晓晓,山东管理学院经贸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是北京信用学会2024 年度信用研究重大课题“信用体系建设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研究”(BJCS24ZD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