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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用理念看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



摘 要: 保密性是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否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是认定商业秘密是否成立的前提。在我国,学理及司法实践中对于合理保密措施的界定均存在模糊之处。我国采纳的“实控”标准把商业秘密持有人是否能够实际控制商业秘密作为认定商业秘密成立与否以及是否予以保护的前提,其正当性存疑。从历史发展来看,商业秘密权利的产生因其天然的道德属性和后继发展的财产属性均与信用之概念存在紧密的联系。商业秘密权虽然已经演变为一种类型化的财产权,但无论是在竞争法语境下,还是在对商业秘密进行单独设权保护的语境下,都应当基于商业道德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信用理念对商业秘密法律规范进行学理上的解释。根据商业秘密权利的历史发展规律,结合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对于合理保密措施的要求应当适当降低。在当前竞争法体系下商业秘密侵权的认定则应回归以侵权行为理论为支撑,强调对侵权行为正当性的判断,对权利的确权性判断仅作为侵权行为成立的证明要素,由“实控”标准转换为“宣示”标准以衡量保密措施是否达到合理程度,从而解决商业秘密保密性认定的难题。

关键词: 商业秘密;信用理念;商业道德;宣示标准

在我国,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为“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① 参见2019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 条第4 款。。也就是通说所概括的“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或称管理性)”。保密性作为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之一,意味着商业秘密持有人采取保密措施是获得商业秘密相关法律权益的基础。国际条约及其他国家的法律也大多采取类似的规定,将采取保密措施作为商业秘密成立的条件。采取何种保密措施、保密措施达到何种保障程度才可以认定商业秘密持有人采取了保密措施? 这是多年来一直在探讨的问题。Trips 协议提出了“有效控制”标准,我国提出了“与价值相应”标准,这些标准都是以达成对商业秘密的实际控制为目的,所以可以称为“实控”标准。把商业秘密持有人是否能够实际控制商业秘密作为认定商业秘密成立与否以及是否予以保护的前提,其正当性有一定问题。本文认为,以普遍的商业道德和诚信原则作为理论依据,考虑到商业秘密制度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应适当降低合理措施的判断标准,以该措施是否足以传递商业秘密持有人对秘密的占有信号和保密意图来衡量其是否达到合理程度。

一、商业秘密认定的“实控”标准之检讨

各国对于商业秘密合理保密措施的认定标准不尽相同,美国《统一商业秘密法》采“合理努力”标准:如果某公司已作出合理的努力或采取合理的措施来保护某一信息,则该信息被认为是商业秘密①See UNIF.TRADE SECRETs ACT§1(4)(1985).。但各法院在适用过程中对“合理努力”的语义解释并不明确,部分法院将其解释为采取“积极行动(active steps)”,而消极的措施如签订保密协议、制定保密规章等并不能被认定为“合理努力”② See Matthew M.Allen,“How Secret Is Secret Enough-The Need to Clarify Ohio’s Reasonable Efforts to Maintain Secrecy Standard,”University ofCincinnati Law Review 84,no.4(2016):1335-1362.(p1344)。日本采用较为宽松的“可识别性”标准:根据日本2015 年《企业秘密管理指南》的规定,如果员工可以识别某信息为商业秘密,那么此信息即构成商业秘密③ See Trade secret law:guidelines revised,online available at:http:/ /www.iam-media.com/intelligence/IAM-Yearbook/2016/Country-by-country/Trade-secret-law-guidelines-revised,last visited 2024.11.10.。此外,德国《商业秘密保护法》和欧盟《商业秘密保护指令》与美国相类似,都没有针对任何特定类型的保密措施规定具体要求,而仅仅规定了一个模糊的“合理性”要求。而根据德国法律文献的通常解读,其将“合理的保密措施”解释为“必须确保适当的而不一定是最有效的”④ 赵丰、周围:《德国商业秘密立法保护的新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贸易》2021 年第7 期。。而Trips 协议的“有效控制”标准和我国的“与价值相应”标准为较为典型的实控标准。

(一)“有效控制”标准

TRIPs协定第39条将商业秘密界定为“合法控制的信息”,规定“自然人和法人应有可能防止其合法控制的信息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以违反诚实商业行为的方式向他人披露,或被他人取得或使用”。即商业秘密保护的基础是自然人和法人对具有秘密性、价值性的信息建立起了合法有效的控制。自力保护达到何种程度堪称“有效控制”?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种保护措施足以有效防范某一层次的侵害,但是在更高级别的侵害面前却不敷应对,能够应对一切侵害、万无一失的措施几乎是不存在的。比如美国某一公司为了保护自身的商业秘密,筑起围墙以防止刺探、泄露,但是另外一家公司利用直升机从高空俯拍以获取信息,前一公司采取的保护措施是否堪称“有效控制”?⑤ 在杜邦公司诉克里斯托夫商业秘密案中,杜邦公司在德克萨斯的比尔蒙特开设了一家工厂,由于工厂还在建设之中,厂房尚未加顶。1969 年3 月19 日,受身份不明的第三人的雇佣,比尔蒙特的摄影师克里斯托夫兄弟驾驶飞机,在空中对杜邦公司的新建厂房进行了拍摄。冲洗后交给了身份不明的第三人。杜邦公司以侵犯商业机密为由对克氏兄弟提起诉讼。法院最终判决该公司正在建设的厂房属于商业秘密,克里斯托夫兄弟以不正当手段窃取工厂信息,侵犯了杜邦公司的商业秘密。参见:E.I.du Pont deNemours&Co.v.Christopher,431 F.2d 1012,167 U.S.P.Q.(BNA)1,166 U.S.P.Q.(BNA)421(5th Cir.Tex.July 20,1970)。在该案中美国法院引入了“维护秘密性的合理努力”标准加以判断。“我们不能要求某人或某公司采取不合理的预防措施,去防止其他人去做他首先不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要求合理的针对掠夺性视线的预防措施,但针插不进的堡垒是不合理的要求。”法官认为:“为了挡住公众的眼光,可能应修建相应的顶板与栅栏,但我们无法要求商业秘密的权利人提防所有不能预见、不能察觉、不能防备的间谍方式。”⑥See E.I.du Pont deNemours&Co.v.Christopher,431 F.2d 1012,167 U.S.P.Q.(BNA)1,166 U.S.P.Q.(BNA)421(5th Cir.Tex.July 20,1970)。

这里暂且不论该案提供的判断标准是否适当,我们来探究一下“有效控制”标准背后的逻辑:它是否意味着商业秘密持有人应当具有足够的自我保护、自力救济的能力? 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以商业秘密持有人是否具有足够的自力救济的能力作为认定商业秘密的前提,在逻辑上未免荒诞:你能够保护自己,则我认可你应当受到保护,并且给予你保护;反之,如果你自我保护能力不足,则我亦不予以保护。这显然违反法律保护的一般原理:法律必须一视同仁地给予所有处于类似处境和条件之下的主体同样的保护,有的时候还需要给予弱者超出一般水平的救济和保护,比如在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以及受教育权的保障方面。

所以要求商业秘密持有人对自己施加保护,并不是要求其必须采取周全的措施、以防止任何人的任何侵害,而是本着“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的法理,要求持有人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该义务不应超过在特定环境中理性人的一般平均水平。比如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地方,“夜不闭户”即可以达成“有效控制”和保护财产的目的,所以不必以加装锁具作为“有效控制”的标准,而只需安装门户即可。而在另外一个地方,“有效控制”的标准应为加装锁具。而对于银行而言,“有效控制”的标准可能包括设立警卫、加装监控探头及防盗报警装置、使用保险柜,等等。

(二)“与价值相应”标准

我国现行法中则提出了“价值相应”标准。我国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中包含“保密性”要件,而保密性的判断标准经历了从“合理保密措施”到“相应保密措施”的变化。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并未对保密措施进行具体规定① 参见1993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 条第3 款:“本条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而是在部门规章中进行了一定的解释:“权利人采取的保密措施,包括订立保密协议,建立保密制度及采取其他合理的保密措施”② 参见1995 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2 条第4 款。。由此可知,此前我国对于保密措施的判断标准是较为模糊的“合理性”标准。此后,1998 年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109 号《关于商业秘密构成要件问题的答复》中规定“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包括口头或书面的保密协议、对商业秘密权利人的职工或与商业秘密权利人有业务关系的他人提出保密要求等合理措施。只要权利人提出了保密要求,他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存在商业秘密,即为权利人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就对权利人承担保密义务”。可以看出,此时我国降低了对于商业秘密保密措施认定标准,采纳了类似日本的“可识别”标准。然而此后,2006 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 条第1 款将保密措施解释为“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此处又将保密措施的合理程度具体化为“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由此,我国保密措施判定开始转化为“与价值相应”标准,直至2017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法》)第一次修订,商业秘密条款将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标准明确规定为“相应”,此后这一标准被2019 年《反法》所保留并沿用至今。

合理是一个不确定概念,法律无法直接提供关于何为合理、何为不合理的标准,而相应保密措施则包含着保密措施与保密客体相适应的含义,亦即措施与价值的匹配,强调根据商业秘密的价值采取保密措施。这一点也在《反法》司法解释中得到了体现:其中第11条第1款规定:“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保密措施’”。

然而在具体司法实践当中,以商业秘密的价值为保密措施合理性的衡量标准有时却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如在济南思科测试技术有限公司与济南兰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③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538 号判决书。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技术秘密以市场流通产品为载体的,权利人在产品上贴附标签,对技术秘密作出单方宣示并禁止第三人拆解产品的行为,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保密措施。也就是说,法院认为该案中原告采取的保密措施与其所想保护的信息的价值并不“相应”。为保护自身拥有的较高价值的技术秘密,原告应当有更强的注意义务,应采用完善保密条款、加装反拆卸装置等更为完备的保密措施。而在仟游科技有限公司、珠海鹏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①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知民终457 号判决书。中,仟游公司、鹏游公司的游戏源代码被前员工盗用。游戏源代码可以说是游戏公司最具价值的秘密信息,按照前一案例的逻辑,应当采取最高规格的保密措施,才可认定为与其价值相应。然而,法院在认定保密措施有效的同时,认为源代码是一家游戏公司的重要技术信息,即使未签订保密协议,该行业人员包括游戏软件源代码接触者,均负有遵守商业道德的义务,不去不正当地获取或者使用该游戏软件源代码的商业秘密。也就是说,因为此案中的商业秘密的价值巨大,即使对保密义务人不采取完备的保密措施,保密义务人也应当认为这一信息属于受到保护和控制的商业秘密。这一说理显然与前一案例大相径庭。尽管两案对保密措施的判断存在其他的考量因素,但这足以说明,“相应保密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合理保密措施”的模糊性,但是人们对“相应”这一限定术语的理解显然存在更为明显的差异。

除此之外,要求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的价值相适应,可能会给商业秘密持有人施加过重的负担。现实生活中的中小型创新企业往往是最具创造潜能的企业,其研发的技术往往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但是这些企业通常并不具备与其发明的价值相应的自我保护能力。与专利保护相比,商业秘密保护恰恰更加适用于没有设置法务部门的小企业,因为不需要相应的法律文件,也不需要缴纳申请费用,几乎不需花费任何成本。但中小企业由于处于初创阶段、机制不很完善,加之财力有限,这些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及保护能力可能与其发明创造的价值极不“相应”。将采取“相应”保护措施作为认定商业秘密的条件,对于这些企业而言未免不尽合理。

二、商业秘密认定的信用基础

(一)商业秘密权利的性质

对于商业秘密权的法律性质学界大致存在四种观点:“债权说”“法益说”(也可称为“准财产权说”)“财产权说”“人格权说”② 董慧娟、李雅光:《商业秘密权中知识产权与信息财产权的耦合》,《江西社会科学》2015 年第11 期。。根据商业秘密的合同理论,商业秘密权属于债权,是一种典型的请求权而非支配权。与支配权相对,债权是请求他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一种权利。“债权说”虽承认商业秘密具有财产性质,但依然认为商业秘密保护的约束力仅存在于权利人与保密人之间,其所指向的是相对人的忠诚义务,也就是将其看作为一种对人权与相对权(债权)③ 吴汉东:《无形财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320 页.。“法益说”坚持侵权行为理论,认为商业秘密并非一种权利,而是一种处于模糊地带的法律权益④ 徐卓斌:《商业秘密权益的客体与侵权判定》,《中国应用法学》2022 年第5 期。。在高度专业化的特定行业领域中产生的法律关系中,如医生和病患,银行与储户,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业人员凭借其专业知识和专业地位,在法律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权利人必须给予相当程度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并非依托保密协议来实现,更多的是对行业人员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相信。因此,这种法益保护的基础是信任关系。“财产权说”认为,商业秘密是一种无体财产权,发明创造人对其享有所有权,在商业秘密受到侵害时,所有权人可以基于所有权的排他性,请求侵权行为人排除损害,禁止侵权行为人继续使用商业秘密,并可以要求损害赔偿⑤ 孙山:《反思中前进:商业秘密保护理论基础的剖解与展望》,《知识产权》2011 年第8 期。。由于财产权的对世性,商业秘密财产权学说赋予了其更高的保护水平,权利人并不需要基于保密协议或者与相对人的特殊信任关系进行诉讼,而是基于对商业秘密的持有。《民法典》将由《反法》提供保护的商业秘密纳入知识产权客体之列,明确了立法者认可商业秘密权的法律属性由法益上升为权利的基本立场① 崔军、覃仪:《对商业秘密单独立法的必要性——略论商业秘密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范围的冲突》,《晟典律师评论》2022 年第1 期。。“人格权说”则来源于德国。该学说认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侵害的是附着于人格的利益,也就是说《反法》所保护的是具有人格性质的经营活动。我国也有学者持此观点,比如,杨立新指出:“目前,我国民法对法人人格权的保护,法律明文规定的只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对于其商业秘密、信用等具体人格权,均未设立具体的保护措施。”② 杨立新:《人身权法论(第三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年版,第366 页。关今华则认为:“商业秘密权既是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一种财产权,又是一种人格权,应当受到民法保护。”③ 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 年版,第170 页。

虽然在商业秘密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其他学说逐渐遭到扬弃,财产学说占据了主流,但简单地将其归入财产或财产权的观点并不能全面揭示商业秘密的法律属性。在财产权体系中,纯粹的对人权和纯粹的对物权仅以理念式的状态存在,现实中的财产权形态基本上都处于对人权和对物权之间的模糊地带。商业秘密权区别于物权,物权的主要权能是支配权,权利人支配客体时可能会受到物理意义上他人的干涉,进而推导出他人的义务,即不得干涉权利人对客体的支配,请求权只是该义务的另一种表达。可以看出,传统物权的请求权权能是从原权推导而来。然而商业秘密权的自用权只可推导出他人不得干涉权利人使用的义务,而不能推出他人不得使用的义务,他人对商业秘密的使用并不影响权利人对其物理意义上的使用,甚至可能在任何意义上都毫无影响,因此商业秘密的请求权(禁止权)并不是从自用权(原权)推导出来的。由此看来,商业秘密权的支配性相对较弱。然而,侵权行为理论下的商业秘密法益说则过于偏重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和损失的弥补,而并不关注信息的财产属性和权利范围。对于所有人而言,在侵权责任观念的支配下,商业秘密的财产属性则会因此遭到限制。本文认为,商业秘密权既非相对权亦非绝对权,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存在,但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扩大,商业秘密的财产性利益已经逐渐成为其主要属性,因此应当将其作为一种财产权看待。然而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与对专利的保护并不相同,商业秘密与社会道德超乎寻常地联系在一起,对它的保护实际上是对违反商业道德、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禁止,而对专利的保护则是对任何未经允许的使用的禁止④ 张耕等:《商业秘密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1 页。。故而也不应过度强调商业秘密的对物性而忽略其道德维度。

(二)基于信用价值保护的商业秘密制度形成与发展

霍姆斯(Holmes)认为对商业秘密保护并非来源于财产权,而是诚实信用的要求⑤E.I.Du Pont de Nemours Powder Co.v.Maslaand,244 U.S.100,102(1917).。法律对商业秘密的财产保护只是其对诚信的原始要求所带来的附加后果。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商业秘密法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商业道德的水准”⑥Kewanee Oil Co.v.Bicoron Corp.416U.S.470(1974).。信用的基本含义是诚实、遵守诺言而取得的信任,是道德伦理的首要规范。既往学者通常将信用的概念限定在经济学的范畴,强调信用的计量属性和经济属性,而不去考虑它的伦理含义,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信用概念的误解。目前,这种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人们至少可以认为,不管信用的含义在不同的视角之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始终不能脱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⑦ 龙文懋、齐慜哲:《论商标的信用功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4 期。。本文中提出的信用概念,即为各个主体之间产生的生产信任关系和社会信任关系。在商业领域,这种信任关系主要依靠商业道德和诚实信用原则来维系。

19 世纪初,商业秘密制度尚不存在。然而英国的市场中出现了部分雇主将一些雇佣关系定为机密信息,因此雇主在雇佣合同中纳入了不泄露工作场所秘密的义务,再加上当时广泛存在的师傅与学徒的关系则明确包含保密义务,而公会也禁止成员在公会之外传播知识来实现类似的限制。这类限制竞争合同的出现引发了英国法院对于限制性契约定性的讨论,这便是商业秘密制度出现的主要原因。1711年英国的Mitchel诉Reynolds案①See generally Mitchel v.Reynolds,24 Eng.Rep.347(Q.B.1711).被认为是关于限制性契约和早期商业秘密的开创性案例② See Catherine L.Fisk,Working Knowledge:Trade Secrets,Restrictive Covenants in Employment,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1800-1920,52 Hastings Law Journal 441(2001).。由于工业生产的集中化发展,新的生产模式替代了大多数行业的小作坊生产模式,家庭或学徒关系很快就不再是工作组织的主要形式。师傅有义务培训学徒,而学徒有义务在培训期间保守生产机密的工匠关系的衰落,改变了行业之间知识的传播方式。指导和保护秘密的共同义务最终被一套新的规则所取代,对商业秘密进行类型化保护的法律规则逐渐产生。早期的商业秘密是通过限制竞争合同而受到保护的,此间的商业秘密保护基础即为基于合同产生的信赖关系和忠实义务。而后,由于契约关系保护理论无法阐释非合同相对人的窃密行为对商业秘密的侵害,于是又发展出了基于“商业道德维护”的侵权行为理论以及财产保护理论。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普遍的道德义务,而后者强调客体的价值性。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商业秘密因其经济合理性和社会妥当性,具有内在的道德性价值依据,才为人所认同与尊重,进而成为一种财产权③ 参见谢晓尧:《论商业秘密的道德维度》,《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2 年第3 期。。商业秘密保护理论基础的主流观念经历了从契约义务理论到侵权行为理论再到财产权理论的变化,商业秘密的保护实践也从对行为人违反信赖关系行为的规制,逐渐演变为对财产权的保护。商业秘密制度从发端至形成,逐步承认雇佣是一种“信任和信赖”(trust and confidence)的关系,从而对其进行保护。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信任关系正逐渐扩张至整个竞争市场,从对具体的个人的信任转为对制度、环境的信任。除了雇佣关系之外,只要身处市场之中,参与了市场竞争,就脱离不了市场所预设的信用关系。在财产权视角下,这种信任关系依靠每个市场主体对他人商业秘密的不作为义务来维系。

有学者认为,若商业秘密不能成为财产时,持有人就信息享有的特殊利益,取决于特定的交易相对人的认可④参见谢晓尧:《论商业秘密的道德维度》,《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2 年第3 期。,这容易导致商业秘密利益保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财产权理论在保护商业秘密方面相比于契约义务理论与侵权行为理论来说更具有客观性优势。但实际上,财产权保护只是将抽象化的利益进行了量化,强化了其财产性利益。但将对商业秘密这种具有弱财产权特征的一项权利诉诸法官个体的认知水平和价值判断,不免会产生适用僵化的问题。相对来说,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反而更具有确定性和客观性,同时更容易被社会认同,产生更加积极的社会效应。2011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要更加重视裁判的引领和导向功能,在裁判中重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把维护公共道德作为司法保护的重要价值追求,提升全社会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法治文化认知⑤ 参见法发〔2011〕18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目的在于进一步引导广大法官正确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以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规则引领与价值导向作用⑥ 参见法〔2021〕21 号《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由此可知,司法界也已经充分意识到了道德评价在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商业秘密保护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奖赏应当尽可能经常地被反映在赋权中。在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中,奖赏概念是其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值得奖赏的行为必须是有目的的行为,即使是那些纯粹意外的发现,也是在有目的的一系列行为过程中获得的。商业秘密的保护也是如此,它被整个社会的奖惩机制所承托。其目的性和研发努力应当是获得赋权奖赏的主要来源,而非其对抗非道德性投机行为的努力。

三、商业秘密认定的“宣示”标准

“宣示”标准,即以商业秘密持有人的行为足以宣示不放弃秘密、宣示其占有的意图为衡量标准。如果持有人将秘密公开,则表明其放弃了该秘密,将其置于公知领域,如同一个人将其私人物品从家里搬出来置于垃圾房,或者丢弃于公共场所,以此表明其放弃了其财产。而采取一定的保密措施,则他人可以据此判断持有人并无放弃秘密的意图,进而(除非有其他情况)有义务尊重其意图,而法律则对于持有人的意志自由提供保护。前文说过,以商业秘密持有人的实控能力作为认定商业秘密是否成立的前提,在正当性方面有一定不足,而“宣示”标准可以作为秘密成立的最低限度的衡量标准。

(一)保密性要件的学理解释路径批判

与版权制度相似,商业秘密对前置的程序要求较低,无须法定的申请程序,获得保护的实质性要求也较少。几乎任何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都可以构成商业秘密,只要信息“使生产产品的成本更低或生产方式更快捷,抑或使产品对客户更有吸引力,或者帮助生产商发掘潜在的客户,那么信息就能够增加经济价值。”① Claeys,Eric R..“Private Law Theory and Corrective Justice in Trade Secrecy”Journal ofTort Law 4,no.2(2011).https:/ /doi.org/10.2202/1932-9148.1115而商业秘密的权利主体也并不是单一的,他人以合法手段获得了同样的商业秘密,就具有同样的权利。也就是说,商业秘密权的禁止权权能是对世性的,而它的支配权权能则是相对性的。这使得它不仅区别于物权,甚至区别于其他知识产权,其专有性和独占性更弱,同时权利范围之边界较为模糊。目前,学界对推动商业秘密立法的讨论热切且争议激烈,却少有学者重点关注对商业秘密保密性要件的体系化解释。商业秘密概念本身便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包容性② 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6 卷)》,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738 页。,学者尝试对保密性要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证,但始终未能形成统一而权威的理论。与其他知识产权法理论相比,商业秘密最不同寻常的特点就是它对保密性的要求。考虑到保密性要件在商业秘密法律制度中的突出作用,其学理上的讨论显然是不足的。

有学者侧重于对各方主体行为的分析,将保密性要件的原理解释为英美侵权法体系中的共同过失原则,指出了保密性要求产生的效率效益③ 依据《美国侵权法重述(第 2 版)》第 463 条,“共同过失(contributory negligence)”是指原告所实施的行为(conduct)没有达到其应当保护自己的标准,且该行为与被告的过失行为共同发挥作用,对原告所遭受的损害产生贡献。根据该重述第467 条的规定,除非被告具有“最后明显机会(the last clear chance)”,否则原告的共同过失将阻却其从被告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根据共同过失原则,如果因为被侵权人自己的过失造成了损害,则一律禁止其追偿,其过失的程度在所不论。即便原告只具有轻微过失(slightly negligence),只要其过失与损害发生满足近因规则,原告将无法获得任何救济④ Christopher J.Robinette§Paul G.Sherland,Contributory or Comparative:Which is the Optimal Negligence Rule,24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Law Review,41(2003),at 41.。此种观点施加给被侵权人较强的注意义务,将商业秘密持有人对商业秘密疏于保护的行为定性为持有人的过失。侵权人可以以被侵权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而主张免除侵权责任⑤ 王利明:《论比较过失》,《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2 期。。因此可以推出其认为保密措施要求的根本目的是鼓励私力救济。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个人采取私力救济的动机已经足够强烈,一般来说法律并不需要私力救济作为启动法律救济的先决条件。如前文所述,法律正应该保护那些难以进行自力救济的弱势群体。即使在英美侵权法律体系下,这一法律原则也已经因其僵化的适用条件而逐渐被混合过失或比较过失原则所取代,因此其作为保密性要件的法律基础是不充分的。我国侵权责任法律制度亦未采纳共同过失原则,而是接纳了大陆法系中的与有过失理论,从而衍生出了过失相抵原则。但其仅适用于损害赔偿的计算环节,解决的是损害分担而非责任成立问题,因此也无法为商业秘密保密性要件提供足够的法理支撑。

有学者则更加关注对商业秘密本身的价值和秘密程度的分析。一种观点认为保密性要求存在的基础是因为秘密持有人所采取的保密措施是商业秘密价值要件的间接证明。这里的假设是,一家公司不会花钱来保护毫无价值的信息的秘密性。“如果(原告)认为不值得认真努力对信息保密,那么这些信息……就不可能有多大价值。”①Rockwell Graphic Sys.,Inc.v.DEV Indus.,Inc.,925 F.2d 174,179(7th Cir.1991).的确,在一般情况下,权利人的投入与其收益成正比,价值越高的商业秘密,其持有者会在保密措施上投入越多,反之亦然。然而,如果原告采取的保密措施仅仅是商业秘密经济价值的间接证据,那么为什么要使保密性成为构成商业秘密的独立要件呢? 同样地,有学者认为,保密措施仅作为权利人保护秘密性主观意图的体现,属于证明秘密性主观侧面的重要证据② 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原理分论》,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第49 页。。因为一家公司不会花费资源来保护众所周知的信息。然而,在实践中,“公司经常将许多显然不是秘密的事情贴上秘密标签。”③Lem ley,supra note 9,al 349.在信息的秘密性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证明的情况下,这种解释也不能说明为何保密性要件独立于其他的要件,成为在任何情况下商业秘密都要满足的特定条件。

有学者则从责任义务的角度分析,认为将保密性作为商业秘密成立的要件的直接原因是:商业秘密是因权利人对信息自我保护而产生的权利,只有权利人自身对其商业秘密形成了有效保护,他人故意侵害而获取、利用、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才具有不正当性④ 孔祥俊:《商业秘密司法保护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年版,第142 页。。也就是说,商业秘密所有者采取的预防措施越强,“被告通过不正当行为获得信息的可能性就越高。”⑤Rockwell Graphic Sys.,Inc.v.DEV Indus.,Inc.,925 F.2d 174,179(7th Cir.1991).但在某些情况下,被告对商业秘密的盗用行为是明确的,就如同无故闯入他人房间的行为的不正当性并不依靠房间主人是否将房间关门或者上锁来证明。这一解释最多说明了商业秘密的保密性应该是确定不正当行为的一个因素。出于这个原因,有学者认为合理保密措施要求的主要功能是可以帮助将那些“容易产生证据复杂性(prone to evidentiary complexity)”的不当占用商业秘密的案件排除在保护之外。通过要求商业秘密持有人出示合理保密措施的证据,商业秘密制度筛除了一类没有间接证据作为分析起点的案件。在这些不稳定的案件中,法律干预的成本超过了任何预期的收益,因此许多法律理论可以而且应该将容易产生证据复杂性的案件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⑥Douglas Lichtman,Copyright as a Rule of Evidence,52 DUKE L.J.683(2003)。。这个论点的问题是,合理保密措施的认定本身就相当复杂。因此,合理保密措施的要求并没有降低证据的复杂性,而是用一种证据的复杂性代替了另一种。

可以发现,当前商业秘密制度对保密措施的要求是较为突兀的存在,难以进行体系上的解释。结合前文所述,应当依据制度目的和制度发展的角度对其追根溯源。

(二)财产法与竞争法分析路径下的“宣示”标准

考虑到商业秘密的独特性质,我们应当从两条分析路径来试图总结保密性要件在商业秘密制度中的主要作用,同时对“宣示”标准的具体内容进行阐述。

一为财产法分析路径。在财产权的分配中,占有这一概念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占有,是指人对于物具有事实上的管领力的状态。可以说,占有是财产所有权的根源。然而,控制和支配行为只是占有的表象,占有的通知或信号功能才是其真正的制度价值所在。宣示,即代表着一种信息的传递,来防止他人无意识地占用。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冲突,防止劳动力的浪费,财产主张的明确通知或宣示是至关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业秘密案件中,部分被告在成为诉讼主体之前,甚至都不知道原告所声称的商业秘密的存在。由于商业秘密是信息,而不是可见的有形财产,第三方则更加需要某种明确的通知来了解到信息是他人专有的。若权利人并未以相应措施来有效划定公有领域和私人财产的边界,则他人可以自由地获取、使用和披露相关信息⑦ 马一德:《商业秘密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年版,第68 页。。可以看出,商业秘密的保密措施相当于商业秘密权利的公示确权程序。而在分析如何衡量占有行为时,财产学者强调通知行为、相关受众和受众处理通知信号的能力之间的关系⑧Rose,supra note 17,at 82.。由于占有是一种沟通行为,商业秘密持有人必须使用一种能被理解的信息来宣示对商业秘密的占有。商业秘密权利人往往在合作公司、公司员工和公司高管等有特殊信任关系的对象面前难以保守秘密。一方面商业秘密持有人应有宣示、通知的事实行为,另一方面,应当进一步考虑到接收人的理解能力。对占有的理解不仅因相对人的不同而不同,还会因相对人所处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何判断其他市场参与者对占有宣誓信号的理解能力? 诚实信用原则为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就如前文所述,对于接触到商业秘密的主体都具有基于普遍的信用关系所产生的不作为义务,只要商业秘密持有者将其保密意图觉知了他人,他人即应积极承担相应义务。在信用水平较高的环境下,传播较弱的信号(如将砖块整齐码放在路边)就会被人们所理解,进而主动规避对被占有财产的侵犯。而在信用水平较低的环境下,只有非常强烈的信号(如将钱包拿在手中而不是放在一边),才能使他人了解到财产被占有的状态。诚实信用标准较为灵活的同时更加能够被公众所认同,同时也兼顾了公平和效率。就如同在社会信用水平较高的地区,人们可随意地将自行车停放在马路而不必上锁一样,在市场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相应保密措施只要达到宣示的程度即可。

二为竞争法分析路径。在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之中,商业秘密保护的目的在于其价值性,价值性的基础是因为秘密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即具有秘密性),使得商业秘密持有人通过对秘密信息的应用而产生相对于未了解该信息的竞争者的竞争优势。但如果仅仅是该信息具有价值,且处于客观上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状态,并不足以产生将该信息归属于权利人的效力,仅产生他人不得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使用、披露该秘密信息的消极义务① 马一德:《商业秘密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年版,第68 页。。而《反法》所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义务。《反法》对商业秘密权的专门保护是以竞争利益损害赔偿责任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反法》保护的是商业秘密权中涵盖的竞争性权益。在《反法》视角中的商业秘密侵权判断强调的是非权利人的义务性,其主要关注侵权行为不正当性的分析。而行为的不正当性应当首先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来进行判断,而知悉是认定过错的最主要的因素:明知某种财产被他人占有的情况下,仍然不顾所有人的意愿而随意取用牟利,即可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恶意和取用行为的不正当性。

综上所述,在没有其他预先通知机制的情况下,保密措施可以而且应该主要服务于宣示通知这一重要目的。依“宣示”标准,商业秘密持有人采取的措施只要能够表明意图即可,而不必达到实际控制的效果。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对商业信用的要求应当适当提高,在上述前提之下,采宣示标准即可预设权利的成立:如果商业秘密持有人采取的措施足以向他人宣示对秘密的占有(如在相应文件上标明商业机密),那么即可认定商业秘密权利成立。如果商业秘密持有人采取的措施不足以使他人判明该持有人有保密意图(如公司在所有文件上都标记机密),或者说使他人产生误判,误以为持有人意图放弃该秘密(如公司随意搁置公开弃用的文件而不进行销毁),则显然不能认定该持有人采取了适当的保密措施。

四、结语

商业秘密制度尽管复杂且饱受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其正在努力纠正人类的一个基本困境:秘密难以保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秘密都是值得法律保护的。然而,不管秘密的价值如何,人类传播信息的天性难以磨灭。巧妙的是,商业秘密保护机制除了奖励技术研发的努力之外,还利用了人类探究秘密和传播信息的天性来促进技术进步。秘密信息被共享的原因多种多样:秘密信息被传播和共享既可能是为了帮助他人或促进人类知识的进步,也可能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其他非道德的原因。不管目的如何,行为人的可责性实际上大部分来源于对商业秘密保护机制的破坏。保密措施的认定决定着商业秘密权利的存在与否,是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影响着整个机制的运行。然而其理论基础较为薄弱,难以指导实践。理清商业秘密保护机制的根本,明确商业秘密权利范畴是解决问题的前提,社会信用机制的研究为此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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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D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3-0097-09

作者简介:

龙文懋,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齐慜哲,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信用学会2024 年度信用研究重点研究项目“知识产权制度的信用保障功能研究”(BJCS24A012)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