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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用责任是一种人格责任

信用研究



摘 要: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实践已经表明社会信用管理必然指向行为人的行为习惯或人格。局限于行为本位的法理思维,无法有效解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新的法治实践,难以契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塑造诚信人格与诚信社会的目的。因此,有必要以人格责任理念为核心,重构社会信用法律规范的法理逻辑。信用责任作为人格责任区别于传统法律责任的法理特征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信用责任的归责对象是行为人的信用行为习惯或人格,而非单一行为;二是信用责任的归责根据是行为人的人格倾向风险,而非单一行为的主观过错;三是信用责任的担责方式是行为人未来社会交互成本的添附,而非既有权益的减损;四是信用责任的归责机制是因依未来交往行为的事中附随,而非对已然失信行为的事后追诉。如此把握信用责任的法理特征,有利于厘清社会信用法内在的法理逻辑,也使人格责任在现代社会治理语境下重获新生。

关键词: 信用责任;人格责任;信用人格;风险预防

一、信用责任不再是行为责任

“信用责任”并非传统法律概念,而是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实践的深入而产生的新概念。它与黑名单制度、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信用评价制度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践的制度成果紧密相连。这里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是,信用责任与传统法律责任相比,已展现出完全新的特征。为了顺利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有别于传统法律的新的法律现象进行总结和理论梳理。

(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实践呼唤人格责任

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初期,“黑名单”措施被广泛采用。各地方、各部门相继出台相关规定,将失信主体列入“严重失信名单”或“黑名单”,并据此在市场或行业准入、任职、升学复学、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评先评优、监管、授信等方面给予失信主体差别对待,甚至对失信主体实施多领域的联合惩戒。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的推进,“黑名单”措施的局限性引发关注,① 一些“黑名单”的法律性质不明,处置主体不清,失信处罚种类与幅度超越法律法规的规定,纳入黑名单缺乏必要的程序约束,等等。遂逐步被信用评价制度所替代。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各类社会信用规范性文件,强调构建社会信用管理新型监管机制,需要配套信用信息披露以及信用评价机制。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发布,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发布,2025 年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在此期间也出台了公共信用信息与信用评价的规范性文件。如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征信业务管理办法》,文化和旅游部出台的《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规定》以及《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河北省社会信用信息条例》《深圳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山东省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办法》《黑龙江省市场主体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细则》,等等。这些规范性文件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主体均作出了差序管理的规定。一些地方还进一步明确了信用主体分级评价细则或操作规范。如《浙江省五类主体公共信用评价指引(2020 版)》《甘肃省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和分级分类监管办法》等将企业、自然人、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的基本情况、履约能力或管治能力、经济行为、遵纪守法、社会公德及社会责任等作为信用评价的具体指标,并依据信用评价所确定的信用等级,给予信用主体不同对待。

在上述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随着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相关省市还建立了信用等级评定平台,即通过对信用主体遵纪守法、服务履约、社会治理、文明生活、行业评价等行为量化评分,实现实时的差序管理。例如,厦门市的个人信用“白鹭分”诚信账户,为年满18周岁的市民描绘信用画像,利用个人的信用信息对其进行不良、一般、良好、优秀、极好五个等级的划分,并据此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实施奖惩。② 地方信用法治实践中还有温州“瓯江分”、杭州“钱江分”、海南“金椰分”、石家庄“诚石分”等等,均从不同维度对个人或企业信用状况开展评价分级。这类信用信息平台和评价系统将失信行为累积到特定程度的行为主体定性为失信相对人,关注主体信用行为的频次和延续性等时间特征,据此描绘出一幅幅“数字人像”,显示出行为主体的行为习惯或人格特征。因此,正如学者所言,信用监管关注的是信用主体行为的时间性③ 王瑞雪:《公法视野下的信用联合奖惩措施》,《行政法学研究》2020 年第3 期。。在这里,通过信用信息归集,法律所处理的不再是行为人一事一地的行为,而是由行为人在特定时间周期内不同场景下的不同信用行为叠加、累积所呈现的行为习惯或人格。这明显有别于传统法律对行为人的行为的关注,这里呈现的是对行为人的人格评价及其公共形象。④ 王瑞雪:《声誉制裁的当代图景与法治建构》,《中外法学》2021 年第2 期。社会信用管理法治实践正是以大数据为基础,对主体信用行为信息进行归集,并据此划分信用等级,实施分类管理。显然,这一管理方式及其背后的法理已经超越了瞄准单一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制,而转向行为人及其人格的责任规制模式。⑤ 伏创宇:《信用惩戒适用行为人责任的法理及其限度》,《法学研究》2023 年第6 期。

(二)现有信用责任理论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回应及其误区

面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践提出的新的法治课题,法学理论界亟需做出理论回应。近年来,学界就如何将信用责任上升为法律责任提出了两种主张,一是主张将信用责任纳入现有法律责任范畴给予规范;二是基于风险控制来重新规范信用责任。⑥ 谢勇:《社会交互成本理论与社会信用法的法理重构》,《政治与法律》2024 年第7 期。为行文方便,笔者将前一主张简称为“传统法律责任论”,后一主张简称为“风险控制责任论”。下面笔者从信用责任的归责对象与归责根据两方面,对这两种理论回应作一评析。

在信用责任的归责对象层面,这两种主张均聚焦于信用主体的行为。传统法律责任论认为,信用责任与传统法律责任一样,是对已然的失信行为的惩戒。① 张运昊:《论信用行政评价的属性及其司法控制——一种后果取向的分析视角》,《政治与法律》2020 年第2 期;王瑞雪:《公法视野下的信用联合奖惩措施》,《行政法研究》2021 年第3 期;张晓莹:《行政处罚视域下的失信惩戒规制》,《行政法学研究》2019 年第5 期;贾茵:《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法理分析与合宪性建议》,《行政法学研究》2020 年第3期;等等。对此,有学者建议将失信行为及其惩戒措施纳入现有的行政处罚范围。② 胡建淼:《“黑名单”管理制度——行政机关实施“黑名单”是一种行政处罚》,《人民法治》2017 年第5 期。也有学者建议为失信行为创设新型行政制裁措施。③ 顾敏康、白银:《“黑名单”列入标准的立法审视与完善》,《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1 期;刘文凯:《信用行政惩戒不宜定性为行政处罚》,《政法论坛》2023 年第3 期;等等。对这类主张,有观点表示质疑,认为将信用责任纳入传统法律责任范畴,虽然解决了信用责任法律依据的问题,但又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困境,即失信行为是违法,而违法行为又反过来导致失信,④ 罗培新:《遏制公权与保护私益:社会信用立法论略》,《政法论坛》2018 年第6 期。甚至还会带来“一事二罚”或“一事多罚”的问题。风险控制责任论认为对失信行为的事后惩罚已难以应对当今社会信用管理所面对的挑战,信用责任应该是对主体未然行为信用风险的事前防范。⑤ 吴元元:《信息基础、声誉机制与执法优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6 期;王瑞雪:《政府规制中的信用工具研究》,《中国法学》2017 年第4 期;张涛:《算法嵌入公共信用评价:内在逻辑、风险检视与规制路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3 期;陈国栋:《论违法行为的信用惩戒》,《法学评论》2021 年第6 期。这些学者认为信用治理作为事前预防手段将治理的关注点往前挪移,有助于识别信用行为风险并提前加以约束或限制,避免社会危害的发生。⑥ 沈毅龙:《论失信的行政联合惩戒及其法律控制》,《法学家》2019 年第4 期。风险控制责任论强调防患于未然,即基于个人信用信息以及信用信息分析算法,评估主体未来交往行为的风险,将立法资源配置到失信行为发生之前的风险控制环节,实现对失信行为的事前预防。而且该主张认为,这样处理也能避免传统法律责任论所面对的法理困难。然而,对这一主张也存在争议。一是该类主张对主体未来信用行为风险的衡量过于抽象,难以建立起法律形式标准。⑦ 谢勇:《社会交互成本理论与社会信用法的法理重构》,《政治与法律》2024 年第7 期。二是这类信用风险衡量的模式化与一般化,与具体行政管理的特定性亦有冲突。⑧ 伏创宇:《信用惩戒适用行为人责任的法理及其限度》,《法学研究》2023 年第6 期。

在信用责任的归责根据层面,两种主张都认为社会信用法上的信用责任作为法律调整手段不应介入以往属于道德调整的范畴,⑨ 周海源:《失信联合惩戒的泛道德化倾向及其矫正——以法教义学为视角的分析》,《行政法学研究》2020 年第3 期。即信用责任的归责根据应当是具有法律过错的失信行为,而不应将仅具有道德过错的失信行为纳入规制范围。传统法律责任论认为,信用责任不得以道德过错作为归责根据。⑩胡建淼:《“黑名单”管理制度——建立和实施“黑名单”要符合法治原则》,《人民法治》2017 年第6 期。 更有学者认为规制道德过错行为可能会将社会信用法治建设异化为所谓的“道德档案”管理。⑪傅蔚岗:《征信扩大化或变身道德档案》,《华夏时报》2016 年4 月15 日,第6 版。风险控制责任论虽然在信用责任的归责对象方面与传统法律责任论的主张不同,但该理论基于功利主义的立场,在归责根据层面与传统法律责任论趋同。其中,有学者甚至认为,信用责任不以维护和实现特定道德和价值偏好为目标,不关注行为人行为的道德定性,只瞄准行为人未来信用行为的事实风险。⑫陈国栋:《数字时代失信惩戒法治化的新进路:从制裁失信到管控风险》,《比较法研究》2023 年第2 期。

上述传统法律责任论和风险控制责任论对社会信用法的信用责任所作的界定,将信用责任简单阐释为违反法律规范或正式制度的行为后果,系受限于行为责任的法理思维,在解释信用责任时存在显著的逻辑漏洞与内在矛盾。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归责对象混同导致的论证逻辑混乱。传统法律责任论试图将失信责任纳入行为责任范畴,这种路径所面对的逻辑困境,如有学者批评的“循环论证”困难,其实根源在于更根本的理论认知偏差——未能厘清信用责任与传统法律责任在归责对象上的本质差异。其次,归责对象不准导致理论解释力不足。面对信用惩戒措施,传统法律责任论陷入“技术性修补”的困境,既有学者通过繁复的辩驳,否定“一事再罚”的诘难,维持信用惩戒的形式合法性;① 其中有“一事多罚”说,如王伟:《失信惩戒的类型化规制研究——兼论社会信用法的规则设计》,《中州学刊》2019 年第5 期;“公开信息归集程序”说,如罗培新:《善治须用良法:社会信用立法论略》,《法学》2016 年第12 期;等等。也有学者处心积虑地创设新型行政制裁类别,为信用惩戒提供法理支持。② 刘文凯:《信用行政惩戒不宜定性为行政处罚》,《政法论坛》2023 年第3 期。这种“头痛医头”的应对式论证,反映了上述信用责任理论无法超越既有行为责任范式所陷入的理论困境。再次,归责根据的缺漏导致信用责任价值目标漂移。风险控制责任论虽在归责对象上从关注已然行为转向关注未然行为,隐含向主体人格聚焦,但在归责根据上仍与传统法律责任论一样,均排斥道德过错,这与其理论目标所追求的对信用主体风险预防的底层逻辑相矛盾。上述两种主张排除道德过错与信用责任的关联,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塑造诚信人格的目标追求形成落差。

当前学界对信用责任的阐释陷入困境,本质上源于既有研究范式未能突破传统法理学的认知框架,其理论局限性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根本层面:

一是未能把握社会信用机制的本质特征。现有研究仍将信用法治简单视为传统法律调控机制的延伸,未能认识到其作为新型社会治理范式的革命性意义。从现有地方立法实践看,信用责任制度已经展现出三重超越:其一,归责对象从单一行为扩展到行为习惯;其二,归责根据从行为主观过错延伸到人格倾向性风险;其三,价值目标定位从失信行为治理升级为信用人格塑造。

二是对德法融合的法治路径缺乏理论自觉。由于受德法分治思维定式束缚,难以把握信用法治实践中“以德入法”的实践创新。事实上,从赡养义务的强制履行到科研诚信的制度化约束,我国法治实践已形成丰富的德法融合经验,一方面借助核心价值观入法将社会主义道德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法规范;另一方面通过全民守法生活实践使法律规范内化为公民的自觉道德意识,这种双向互构的法治实践,恰恰为信用责任实现德法融合的本质特征提供了现实生活土壤。

(三)信用责任不是行为责任而是行为人责任

传统法律责任的行为本位思维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风险社会所面对的种种挑战,而信用责任则是通过聚焦行为人的行为习惯而非单一的已然行为,来控制和预防行为人的未然行为风险。现代社会虽然抛弃了传统身份社会中的等级歧视,但用身份来标识社会交往中的个体,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手段,并未完全失去作用。相反,随着社会交往和分工的复杂化,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也变得更加多元,个体行为特征的标识对于提高社会交往的效率日显重要,而这样的交往行为标识也正在成为信用身份或人格的标志。

长期以来,存在一种错误认识,把法律精神与伦理精神对立起来。其实,人类的伦理精神并不必然与法律意识形成对抗,相反,恰恰是伦理精神,可以对法律之治构成有力支持。③ 张康之:《论伦理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44 页。持此立场的学者主张信用责任应纳入道德评价或人格评价,信用责任的道德评价或人格评价符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道德正当性。④ 戴昕:《理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整体视角 法治分散、徳治集中与规制强化》,《中外法学》2019 年第6 期。更有学者提出尖锐批评指出,我国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仍侧重以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的法治“硬件系统”建设,忽视了以公民美德为核心的法治“软件系统”的完善,而从长远的角度看,社会信用体系在本质上应以公民美德的培育和塑造为根基。⑤ 孟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美德缺失及其填补——关于信用法治构建的政治与法律哲学思考》,《浙江学刊》2022 年第 3 期。无论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的,还是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践已经显现的法制新特征来看,社会信用法治理念无疑已经突破传统行为本位的法律责任观,而展现出以行为人为本位的法律责任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失信惩戒的核心是“对人”惩戒,而不是“对事”处罚。⑥ 贾茵:《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法理分析与合宪性建议》,《行政法学研究》2020 年第3 期。具体来说,信用评价、信用等级划分等制度或措施,是一种对未来风险的预防,故信用责任不再是事后对已然行为的法律反应,而是事前对行为人的法定约束。由于社会信用体系法治建设当前仍没有依行为人责任的逻辑厘清相关法理,导致信用责任的规范及其适用既难与传统法理兼容,又常导致实务界对信用责任的误解与误操作。因此,现阶段信用责任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就在于让人们认识到信用责任不再是传统行为责任的延伸,而应该是行为人责任或人格责任的现代表达。

二、信用责任作为人格责任的法理特征

(一)归责对象:行为习惯而非单一行为

自近代以来,法律责任的归责对象只聚焦行为,而尽量不去触及人格。因为人格问题直接关联人的内心世界的善恶。① 谢勇:《社会交互成本理论与社会信用法的法理重构》,《政治与法律》2024 年第7 期。这一以行为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是欧洲近代社会变迁和法律变迁的反映。梅因在其《古代法》中将这一变迁概括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② 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第112 页。从此,法律仅关照行为,对人格的评判留给了道德。“无行为即无责任”的法谚由此得以流传,这也是分析法学派的根本立场。其中,分析法学派代表人物汉斯·凯尔森主张归责对象应排除“人”的因素,认为法律责任是“由不法行为引起的制裁之规范效果。”③ 余军、朱新力:《法律责任概念的形式构造》,《法学研究》2010 年第4 期。归责并不涉及“人”,而只是单纯的法规范行为。④ 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年版,“前言”,第16 页。这种行为本位的法律责任逻辑与我国当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实践发展明显不符。它既不能解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信用画像”的人格关注,也不能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实践提供独立完整、清晰协调的规范指引。事实上,随着科学进步与社会的发展,法律责任的研究又开始注重“行为人”,即归责对象不再仅仅是行为人的行为,而是更注重行为人行为背后的心理素质、人格形成。⑤ 张文、刘艳红、甘怡群:《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22 页。

信用责任归责关注的不只是社会交往主体的已然行为,而是更关注社会交往主体的未然行为,关注行为背后的人格。换句话说,它不只是关注社会交往主体在某时某地的某一行为,它更关注、关照和关怀社会交往主体在其生命历程中的一系列行为。⑥ 谢勇、李五志:《便利与约束: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的功能定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 期。这样的行为系列可称之为行为习惯(人格)。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信用责任的核心特征在于减损失信者的人格信用,⑦ 刘俊海:《信用责任:正在生长中的第四大法律责任》,《法学评论》2019 年第6 期。其在归责对象上与传统法律责任区别在于“主体凝视”而非“行为凝视”。⑧ 闫海、崔晓瑜:《基于人格性的信用责任理论重塑与制度设计》,《江汉论坛》2023 年第2 期。行为习惯或信用人格并非信用主体单一、孤立行为所能体现,而是诸多守信、失信行为信息的集成,是多行为、多事项综合累积的结果。也就是说,信用主体在长期(特定周期内)、一系列行为中形成的稳定、恒一行为累积,整体构成了行为人的行为习惯。将行为习惯(人格)作为归责对象,并不是说行为与行为习惯(人格)对立或互斥,而是回归到一个基本的常识:行为是特定人格的派生物,是行为习惯使然。在这里,行为与其背后的人格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重新恢复,而根据人格特征来预测行为人未来行为风险不仅在逻辑上成立,而且更贴近日常生活经验。

(二)归责根据:人格倾向风险而非单一行为主观过错

归责根据的术语,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古罗马时期对致害之人的报复责任,即血亲复仇与同态复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统治者为避免劳动力的损失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将报复责任转变为赔偿责任,即抵偿金制度⑨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明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年版,第2 页。。赔偿责任是对被害人所受伤害的补偿,也是对复仇权的“赎买”。报复责任与赔偿责任的核心都是“有加害事实就有责任”。⑩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年版,第17 页。罗马时期的《阿奎利亚法》提出“过错责任”,引入归责的“过失”要件与标准,“过失”仍是以客观标准与表面事实为判定根据。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年版,第39-42 页。 可以说,早期法律责任的归责根据只考虑客观事实与行为结果。17 世纪德国法学家普芬道夫首先构建法学体系化归责根据,其认为归责应是对个人行为产生后果的道德归责,强调归责应以个人自主意志、自主能力以及法律规范为根据。① 塞缪尔·冯·普芬道夫:《自然法与国际法》(第一、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73-90 页。由于作者是站在自然法的角度思考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所以在论述归责之时,使用的是“道德行为”概念。继普芬道夫之后,康德进一步阐释了归责根据,其在自由意志论的基础上论述归责根据,认为自由意志是归责的前提条件,因为行为人自由意志是其行为的确定源头。庞德认为责任“终极基础归结为意志”,法律责任理论的基础概念是意志外显的法律行为。② 庞德:《法哲学导论》,于柏华译,商务印书馆2020 年版,第72 页。随着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发展,主观过错成为法学界公认的法律责任的归责根据。在刑事责任方面,建立了“无主观过错则无责任”的原则,取代仅以行为及结果为归责依据的严格责任。在民事责任方面,1804 年《法国民法典》明确过错责任的规定。这部凝聚数世纪法律进步成果的民法典,由此推动过错责任成为民事归责的基本准则。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和社会生活体系规模及社会流动性日益扩大,导致社会的系统性风险急剧上升,个人行为致使社会公共利益遭受大规模、大范围损害的风险大为增加,而要证明行为人主观过错却更为困难。因而,不再考虑主观过错的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以及公平责任等随之兴起。相关立法规定,只要行为主体有触犯管理法规的行为及事实,就应承担法律责任,以实现对行为主体及时高效的索赔或定罪,以维护公共利益。如公法领域的环境污染责任、私法领域的产品责任等。

为满足人们在风险社会中对预防风险的需要,法律责任理论的讨论主题逐渐转向关注“复杂社会因素”和“更深层次的社会议题”,旨在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③ 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安全、犯罪预防与刑法》,赵书鸿译,《人民检察》2014 年第16 期。基于社会整体法益保护的社会防卫和特别防卫法学理论也得到了发展,这些理论强调法律归责不仅要评估主体单一行为的后果,还要关注主体人身危险性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正是在这样的法学理论转向中,信用责任的归责根据纳入了人身危险性意蕴,即以行为主体的人格倾向性风险作为归责根据。信用责任的归责根据结合了过错责任的自由意志与严格责任的公共利益保护。可以说,信用责任的归责根据不再仅仅是信用主体单一失信行为的过错,而是主体风险人格的倾向性。在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践中,基于身份或人格的归责业已成为防范社会交往风险的一种合理手段。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信用人格倾向性的判断,实践中主要通过信用记录或信用评价来实现。有观点指出,信用记录未必能反映行为人信用人格的真实倾向。例如,多次失信与失信倾向之间不能画等号。④ 伏创宇:《信用惩戒适用行为人责任的法理及其限度》,《法学研究》2023 年第6 期。显然,当前信用记录或信用评分的实际做法,还只是评估信用人格的初步尝试,确实需要进一步加以发展和完善。这同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有许多相似之处。评估人身危险性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与发展,评估的核心问题在于评估指标体系是否科学,它直接决定了人身危险评估的实际应用效果。近百年来,相关领域研究已经开发出了五代评估工具。⑤ 人身危险性评估最常用的是COMPAS 系统工具,而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通过脑电等生理仪器来探求犯罪人神经递质、人格等个体差异,从而对症下药、实现分类矫治的第五代人身危险性评估工具已经开始使用。何川、马皑:《罪犯危险性评估研究综述》,《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2 期。当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让人身危险性评价从经验性进一步走向精确性。⑥ 王燃、孙艺桐:《人身危险性评估的算法治理——从算法透明与商业秘密冲突展开》,《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3 年第3 期;申纯:《人工智能时代人身危险性评估发展的新机遇及实现路径》,《求索》2021 年第6 期。

(三)担责方式:未来交互成本增加而非已有权益减损

社会交互成本,也可称之为社会交往的条件,是社会主体在日常交往活动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⑦ 谢勇:《社会交互成本理论与社会信用法的法理重构》,《政治与法律》2024 年第7 期。社会交互成本的存在使交往主体在实施交往之前,需要主动考量交往前景,通过对社会交互成本的分析,交往主体主动预判交往对象人格的信用倾向性,顺便作出规避风险的理性选择。古今社会治理实践中,立法者或管理者为了预防风险,有时可能会有重罚主义的措施。例如中国古代“以刑去刑”的思想与实践,美国多数州推行的“三振出局”,都是针对犯罪浪潮或重罪累犯数倍加重处罚的刑事政策。我们认为这类措施是对已然行为的惩罚,其对未然行为的预防效果是不确定的。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目的来看,显然重罚并不是信用法治的目标或手段。信用责任的担责方式显然没有剥夺责任主体未来社会交往的机会,但会对主体未来的交往附加特定条件,增加其社会交互成本。根据主体信用人格的等级差异,对不同信用人格等级的主体设置不同的社会交互成本,如在海关进出口检查、检疫中调整抽查比例,在招投标资质认证中,增加投标保证金,等等。这些未来社会交往行为所要面对的交互成本增加,事实上就是信用主体承担信用责任的具体方式,显然它们有别于传统法律责任直接减损责任主体既有权益或增加额外义务的担责方式。

信用责任的担责方式是对未来交往预期成本的调整,一方面这种担责方式没有剥夺信用主体未来的交往机会,但另一方面又无疑增加了信用主体实施新的交往所必须的成本付出。当然,若信用主体不再进行任何社会交往,这种社会交互成本也就不会发生。① 谢勇、李五志:《便利与约束: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的功能定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 期。增加失信主体未来交互成本的措施是否间接减损了担责主体既有权益或增加主体义务,对此拟另文专门论述,本文在此不赘述。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提高未来社会交往的成本对责任主体来说,无疑会改变其成本预期,并在未来的交往中承受实实在在的新的种种不便。这种不便正是社会信用机制要籍以传递惩戒信号的方式。这种做法旨在警告失信的社会成员,其失信行为破坏了社会赖以维系的相互信任关系,因此,失信主体必须承受其他信用良好的主体无需承担的额外监视。②O′Hear,Michael M.“Beyond Rehabilitation:A New Theory of Indeterminate Sentencing.”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vol.48,no.3,Summer 2011,pp.1266.

(四)归责机制:未来交往行为的事中附随而非已然失信行为的事后追诉

在以往的法律责任研究中,归责机制的研究往往被忽视。因为,传统法律责任归责机制是由司法程序给予保障。这意味着,在法律责任确定之后,若责任主体不主动履行责任,司法救济事实上成为了归责机制。如果按照这种模式来构建信用责任的归责机制,那么就需要在信用法治领域内建立相应的司法保障程序。一些学者反对构建独立的信用责任法律系统,其中一个原因是独立的信用责任面临着巨大的制度障碍和高昂的诉讼成本。在现代信用社会中,任何主体都有可能失信,这可能使司法机关承受过重的负担。此外,信用责任的司法化会对传统的三大诉讼制度造成冲击,破坏现有责任的递进性,即民事责任优先、刑事责任兜底、行政责任居中。③ 门中敬:《失信联合惩戒的正当性拷问与理论解决方案》,《法学杂志》2021 年第6 期。然而,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其实是受限于传统法律责任归责机制模式的不自觉的影响。事实上,信用责任的归责机制与传统的法律责任归责机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归责模式。信用责任作为人格责任,立足于信用主体的信用人格等级区分,是立法者对高信用风险等级信用主体的人格倾向所作出的法律反应。立法者针对具有此类信用人格风险倾向的信用主体,规定了较信用人格等级良好主体更高的社会交互成本,令这些社会交往主体在开始新的社会交往时受到更多的“监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信用责任“追责”所形成的责任负担不在受课责行为之后,而在新的交往行为过程中;其次,这种所谓的“追责”,其实并非任何其他行为主体的积极作为,而是担责的行为主体自己发起的新的社会交往行为“自动”触发的“施压”。

信用责任归责机制注重对失信主体事前事中、主动持续的约束,这恰恰对应了信用责任归责对象与归责根据的特征,能够很好地预防与控制具有失信人格倾向风险的行为人实施新的失信行为。传统的法律归责机制依赖于司法程序来对责任主体进行追责,其责任追究往往是事后的、被动的,并且是一次性的。这意味着,责任主体在承担了法律责任之后,此次责任约束与其此后的行为之间事实上能否生成前者对后者的制约,仍然是不确定的,有时甚至是高度可疑的。可以说,在归责机制上,传统的法律责任并未关注责任主体在承担责任之后是“破罐破摔”还是积极改正。这无法持续约束责任主体在未来社会交往中的行为,无法消除或减少主体的失信风险。因此,传统的归责机制对责任主体的督促效果并不理想,无法有效地实现风险控制。相比之下,信用责任归责机制基于信用人格等级差序管理,具备事前事中性、持续性、自动性等特点,这种机制对责任主体担责后行为的制约是直接的和确定的,增强了责任主体未来行为的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因此,信用责任归责机制将归责从失信行为的事后处置转向失信人格倾向的事前识别与规制,从源头上减少社会交互的不确定性,从而能够有效预防和控制社会信用风险。

三、人格责任在现代社会治理语境下的新生

(一)人格责任在法制史上的兴衰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格责任的观念并非罕见。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身份等级制度,以及西方罗马法中人格减等制度都是例证。在现代社会的法治体系中,人格或身份作为规范对象同样屡见不鲜。例如,在私法领域,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对劳动者、消费者给予了不同于雇主和商品服务提供者的特殊对待;在公法领域,多次行政违法可能构成特定罪名的主体身份要件,对有累犯身份者加重处罚等。这些都体现了对行为主体人格的责难。① 谢勇:《社会交互成本理论与社会信用法的法理重构》,《政治与法律》2024 年第7 期。在刑事领域,人格责任的理论与实践尤为丰富,包括中国的株连制度、连坐制度,以及西方的天生犯罪人理论、人身危险性理论、保安处分制度和不定期量刑制度等。以近代以来美国各州的不定期量刑制度实践为考察对象,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观察到人格责任制度的历史演变。

19 世纪中期,刑事新派理论“行为人刑法”衍生出来的“医治模式”的量刑思想,即根据犯罪主体的自身改造需求来量身定制刑罚方案,开始影响美国的刑事司法实践。② “医治模式”是指矫正犯人就像医治病人,对病人无法一开始就确定疾病治愈时间,医治时间应由医治效果来确定。犯人判刑时难以精准确定刑期长短,所以法官宣告一个幅度刑,在执行过程中根据犯人的改造情况,逐步预测其未来的危险性程度,从而决定刑期的实际执行。19 世纪后期,美国各州逐渐开展不定期量刑运动,到20 世纪70 年代初,美国各州、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政府都采用了不定期量刑假释制度,并适用于几乎所有犯罪案件。③ Tonry M H.Reconsidering indeterminate and structured sentencing.US Department of Justice,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1999.不定期量刑制度要求假释官在做出假释决定时,要考虑罪犯所有过往的信息,包括个人以往社会经历、过去和现在的精神状况、过去的犯罪记录、改造或控制条件,以及有关罪犯是否适合假释的其他信息。④ Ball,W.David..Heinous,atrocious,and cruel:apprendi,indeterminate sentencing,and the meaning of punishment.Columbia Law Review,(2009)109(5),pp.893-972.不定期量刑制度的目的是强化罪犯行善的意愿,塑造良善的人格。假释决定是对可能回归社会罪犯的人格进行整体评估,而不是对其个别不当行为的评价。⑤ O′Hear,Michael M.“Beyond Rehabilitation:A New Theory of Indeterminate Sentencing.”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vol.48,no.3,Summer 2011,pp.1247-1292.(1276)换句话说,不定期量刑制度是对犯罪主体的综合性人格评价,追求对其不良人格的矫正。然而,由于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同罪不同刑的现象,以及罪犯改造时间的不确定性、假释官和假释委员会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等,导致公众对司法不公的担心日益增加。随之,美国学界开始普遍质疑不定期量刑制度及其背后的“医治模式”,并逐步回归罪刑相当理念,罪犯所受刑罚应当严格与其罪行的严重程度相对应。20 世纪80 年代,美国国会对联邦量刑制度进行了改革,出台《联邦量刑指南》,明确了各类罪名的法定刑期。此后,各州也相继制定了量刑准则,以结构化量刑制度取代不定期量刑制度,不定期量刑制度由此逐渐衰退。⑥ Tonry M H.Reconsidering indeterminate and structured sentencing.US Department of Justice,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1999.但即便如此,时至今日美国大多数州仍有限度地保留了不定期量刑制度。根据美国司法部司法援助局调查报告,目前还有36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部分犯罪适用不定期量刑制度。⑦ 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1996 Survey of State Sentencing Structures,BJA Monograph,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Justice,September 1998,NCJ 169270.The figures reported are as of February 1996.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对严重谋杀犯罪、性犯罪等适用不定期量刑⑧W.David Ball,Heinous,Atrocious,and Cruel:Apprendi,Indeterminate Sentencing,and the Meaning of Punishment,109 Colum.L.Rev.893(2009).p911.,密歇根州对毒品犯罪等适用不定期量刑。①Judith Green&Marc Mauer,The Sentencing Project,Downscaling Prisons:Lessons From Four States(2010)34-26.这些情况表明,不定期量刑制度在美国司法体系中仍在延续。有论者认为不定期量刑制度的衰退与新派行为人刑法理论过于超前,以及制度实施所依赖的保障条件不足密切相关。一方面,推行不定期量刑制度需要投入大量社会资源,而当时的社会并未具备承担如此巨额经济负担的条件;另一方面,该制度的有效运行还依赖于对罪犯个体人格的精准识别,而当时的科学技术手段尚不足以提供必要的支持。② 胡威、李杉杉:《论美国的不定期制度》,《法学论坛》2007 年第4 期.

美国学术界和实务界从不定期量刑制度衰退中吸取教训,现已重构了不定期量刑的理念。现有理论认为,刑事处罚不仅要着眼引导罪犯积极矫正其行为和人格,还要求为罪犯再社会化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比如就业机会等。这种人格责任的观念,既将罪犯人格视为应当承担责任的归责对象,又将其视为社会共同体的成员,鼓励其塑造良好人格,重新融入社会。③ 安东尼·达夫:《刑罚·沟通与社群》,王志远、柳冠名、姜盼盼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135 页。不定期量刑制度在美国的兴衰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格责任制度在法治史上虽然步履蹒跚,但始终在伴随着法治的进步前行。

(二)人格责任在当代法治秩序中的正当性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任由风险蔓延将会危及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威胁到我们宝贵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有学者对此做了如下论证,在“技术时代”之前,责任主体往往是个人,但在“技术时代”之后,责任主体就是人类整体,“由于我们参与到这一系统成果中,在塑造世界和未来的过程中,我们大家也都是因果性力量。”④ 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张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年版,第224-225 页。风险社会理论所强调的风险无处不在,我们需要重新关注一种已被遗忘的常识:有行为必有后果。⑤ 谢勇:《社会交互成本理论与社会信用法的法理重构》,《政治与法律》2024 年第7 期。这一常识提醒我们,行为与责任的关系是多维的,并非仅仅局限于法律责任一个层面,况且传统法律责任所要求的“无行为即无责任”原则也不能涵盖法律可以规范的所有情形。面对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重大疫情防控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在社会治理中,事前事中预防风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基于事前预防的人格责任相较于事后惩处的行为责任更具有治理效果和可靠性。然而,社会治理中人格责任的转向也引发了一些理论上的争议,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人格责任是否仍然遵循相关的法治原则,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事不再罚等。这些问题事关人格责任在当代法治秩序中的正当性,我们对此有如下辩驳:

社会信用法上的人格责任强调人格平等。有观点认为,人格责任是新时代“人格减等”制度。⑥ 石佳友:《人格权立法的进步与局限》,《清华法学》2019 年第5 期。也有观点认为,为行为主体的权利能力设定不同的成立“条件”,是身份等级社会的典型特征,显然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平等价值观背道而驰。⑦ 石佳友:《人格权立法的进步与局限》,《清华法学》2019 年第5 期。不少学者认为这类做法将带来巨大的合法性危机,⑧ 门中敬:《失信联合惩戒之污名及其法律控制》,《法学论坛》2019 年第6 期;孟融:《国家治理到个人保护:社会信用体系的信息利用逻辑传递——以〈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为背景》,《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5 期。信用等级划分使得个人成为被规制的客体,人沦为工具,“人格”被量化。⑨ 孟融:《国家治理体系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基调》,《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 年第4 期。我们认为,社会信用法上的人格责任虽然立足于信用人格差异,实施差序管理,但这种人格划分本质上不同于传统社会中基于经济、社会地位不同而划分的等级身份。首先,社会信用法上的人格差序待遇并非个体与生俱来的权利差异,而是基于行为人达到法定年龄后,其自主行为长期累积所引发的法律回应。其次,此等区别对待并非一次评定而永恒不变,依据人格的可塑造性,行为人后续矫正失信行为,重塑信用人格,更新信用记录,进而在社会信用法上的人格差序待遇也会随之发生改变。⑩谢勇:《社会交互成本理论与社会信用法的法理重构》,《政治与法律》2024 年第7 期。 事实上,这里的人格责任体现了实质正义,因为它强调人格平等保护的重心要从法律形式上主体权利能力的消极平等保护,向实际生活中主体行为能力的积极平等提升转变。鉴于每个人社会交往中起始交互成本事实上存在不平等,个人早期成长环境的差异以及所获社会资源的不同,行为人在社会交往中事实上无法站在同一起跑线上。⑪蒋赛静:《从契约到身份——论现代民法中身份的复归》,《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2 期。 因此,社会信用法上的信用责任对这种事实存在的人格倾向性信用风险差异给予关注,经由法定差别化对待,促成行为人的行为习惯改善,提升其信用行为能力,进而真正实现社会交往权利能力的平等。社会信用法上对信用主体信用人格的这种事实上的平等保护,与民法上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权利能力平等保护策略相似,均遵循了同样的法治精神和社会价值准则。

社会信用法上的人格责任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有学者认为信用责任的实践逻辑“是对理论上已经遭受过一次处罚的行为再次施加不利后果,因此自然会涉及‘一事二罚’甚至‘一事多罚’”。① 戴昕:《理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整体视角——法治分散、德治集中与规制强化》,《中外法学》2019 年第6 期。也有论者认为信用责任课责就是对之前的“知错不改”或违规失约行为作出事后负面评价的“既往再咎”。② 李振宁:《信用惩戒的特性和运行机理(上)》,《中国市场监管报》2019 年9 月3 日,第004 版。根据上文所知,人格责任并非对此前某个“一事”的法律反应,而是对行为人此前一系列行为(守信的行为与失信的行为)的综合反应。而且这种反应不具有传统法律责任那种性质的法律后果。因此,人格责任绝不是对此前某一行为的再罚或多罚。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信用责任的法治化,绝不等同于行政法化,因为基于行政法设定信用责任,势必与社会信用机制的本质特征相抵触。只有将信用责任错误地当成对某一失信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措施,才是所谓“一事再罚”,是真正的行政处罚泛化。

社会信用法上的人格责任旨在维护或促进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有学者批评指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淡化了个人信用权益。③ 杜明强:《信用权保护的私法进路》,《北方法学》2022 年第5 期。有学者甚至担心,人格责任的构建、信用评分系统的运用有可能让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监视社会”。④ 季卫东:《数据、隐私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宪法创新》,《南大法学》2020 年第1 期。事实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收集信用数据,不是要侵蚀隐私权,而是通过集体公开的方式重新分配它们,以此实现资源分配平等化,允许个人参与并控制自己的命运。”⑤ 虞青松:《算法行政:社会信用体系治理范式及其法治化》,《法学论坛》2020 年第2 期。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个体成为信用社会的“信息人”,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数据而生存,人类本性经历了从生物性向数据性的嬗变。⑥ 李文明、吕福玉:《“信息人假说”的反思与重构》,《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3 期。每个人既是信息的生产者,也是信息的使用者。⑦ 赵磊:《“从契约到身份”——数据要素视野下的商事信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5 期。正如社会交互成本理论所揭示的,交互信息集约化供给可以大大简化交往主体获取交互信息的途径和方式,提高交互效率,从而事实上降低了社会交互成本。⑧ 社会主体交互信息供给集约化的古典形态是主体的社会身份标识,晚近的表现形式是信用等级公示。见谢勇:《社会交互成本理论与社会信用法的法理重构》,《政治与法律》2024 年第7 期。对行为人信用数据的系统性归集与合理化利用不仅大幅降低了社会交往成本,同时显著提升了信用管理的运行效率。信用数据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典型公共属性的社会资源,⑨ 胡江涛:《信用数据开放与保护的规则之治》,《征信》2022 年第11 期。并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关键支撑。⑩刘叶婷、陈立松、隆云滔:《以社会信用为基础新型治理模式的探索创新》,《南方金融》2020 年第3 期。 然而,在当前社会交往实践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普遍存在,不同交往主体在获取信用信息时面临显著的成本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行为人的实质权益,进而造成了交往关系中的不平等。基于对行为人日常交往信用行为数据的全面归集,客观、准确呈现行为人的行为习惯或信用人格,并建立公平、合理的等级划分以及相应的差异化待遇,有效保障了社会交往过程中成本负担的公开性与透明度,保证行为人交往的实质平等。在此基础之上,信用法治还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来防范数据滥用风险,切实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社会信用法规范的重点之一即在于规范社会主体交往中产生的交往痕迹记录和信用场景化利用,即要由法律明确主体信用信息的归集、分析、公开、利用等规则,例如,信用人格评价信息公开时如何做脱敏处理、对信用人格等级查询如何设定权限等,确保所有社会交往主体都能在数据平等利用的基础上参与社会交往活动。信用法治的核心在于构建普惠性的数据共享机制,而不再只是对行为人信用数据的静态保护。在此过程中,个体也能够通过信用数据的呈现得以审视自身的信用人格状况,以实现对自身社会交互命运的主动掌控。因此,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信用数据的利用既要实现对人格尊严的法律形式保障,更要实质性地拓展主体人格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换言之,基于大数据的信用治理机制,旨在实现行为主体信用人格的公开化、可视化、精准化和即时化,这不仅不会必然导致侵犯个人人格尊严的后果,相反,它通过信用责任机制激励个人不断改善自身的信用人格,从而实际而非表面地守护了个人的人格尊严。

(三)人格责任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的可行性

一套成熟的法律规则必须具备形式上的明晰性与运行上的可操作性,人格责任制度也不例外,否则模糊的规定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昂法治成本,将导致信用责任重蹈以往人格责任制度实践失败的覆辙。人格责任作为一种法律责任机制能有效运转,其首要前提即在于对作为归责对象的行为习惯或人格,以及作为归责根据的人格倾向风险,能否识别并进行形式化处理。基于当代社会已经拥有的技术条件,我们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

作为人格责任归责对象的行为习惯或人格借助当今的信息技术,不仅可以直观看到,而且可以测量和作形式化处理。由本文前面对法治史上的归责模式演变过程的简短回顾可知,法律责任传统上的行为归责模式之所以较人格归责模式更易于被广泛接受,也更持久地发挥作用,从法律技术的角度看,即在于行为比行为习惯(人格)更直观,更便于作形式化处理,如我国司法实践中行为构成要件分析技术就一直被广泛采用。① 谢勇、李五志:《守信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与行为习惯》,《湖南社会科学》2024 年第5 期。不定期量刑制度在美国由盛转衰,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实施中对罪犯人身危险性的评估和判定难以实现形式化处理,导致司法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引发社会对司法不公的担忧。今天社会信用法上的人格责任所规范的对象,事实上不过是信用主体外在信用行为的某种集合体。② 谢勇:《社会交互成本理论与社会信用法的法理重构》,《政治与法律》2024 年第7 期。这种行为集合体(行为习惯或人格)作为信用责任的归责对象,具备做出形式化处理的条件。首先,它是外在的,是借助适当观测工具可以观察到的;其次,这种行为集合体较之于单一行为甚至表现出更稳定的特性,因此理论上更易于作出形式化的处理。以往由于缺少必要的观察条件和工具,这类行为集合体往往是概念世界的抽象存在。如今信息社会条件下,借助于互联网和大数据工具,这种行为集合体(数字人像)已经十分清晰地呈现在观察者面前。

基于同样的原因,作为人格责任的归责根据的信用人格倾向性,今天也比以往更容易观察,更方便做出形式化处理。借助当今成熟的数字技术,我们可望对信用人格倾向性进行动态的、持续的观察和记录,并作出及时的评估。通过对信用主体在特定周期内的信用行为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与算法建模,数字技术能够精确评估并划分主体的信用人格等级,这标志着人格信用正在以算法信用的形式呈现。③ 郝国强:《人格信任到算法信任:区块链技术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有学者敏锐地指出,社会信用立法正在呈现出“算法之法”的鲜明特征。④ 戴昕:《理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整体视角 法治分散、徳治集中与规制强化》,《中外法学》2019 年第6 期。更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数字人格”的理论构想,认为行为主体的人格已演化为数字化存在。⑤ 虞青松:《算法行政:社会信用体系治理范式及其法治化》,《法学论坛》2020 年第2 期。在此背景下,信用信息与数据的系统性归集与合理化利用显然已成为信用责任机制赖以运行的关键技术支撑。特别是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发展,使原本难以量化的信用人格及其倾向性变得可视、可量、可查。这些技术通过整合社会主体全生命周期的信用信息,得以构建出反映行为人信用人格的“数字画像”,而这种数字画像具有两个关键特征:其一,它不是孤立、零散的行为信息堆砌,而是对持续性行为习惯与稳定人格的完整映射;其二,通过持续动态监测社会主体的交往行为数据,能够实现人格倾向的精准辨识与风险控制。正如研究者注意到的,信用机制发挥效用的内在机理就在于对信用主体一定时期累积行为的系统观测评估,而不能用单个指标反映其整体信用,更不能用偶然的单次行为反映其信用人格,否则会造成“信用失灵”,无法有效防范风险。⑥ 闫志刚:《从信用监管迈向信用治理:机制、类型与边界》,《行政管理改革》2023 年第10 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构建信用主体人格及其倾向的评价标准与方法,既要借鉴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及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要严格遵循法治的正当程序以及相关性、相当性等原则,坚守人格责任作为法律责任的法治立场。

(四)人格责任在当代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创新性

面对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人格责任相较于传统的法律责任而言,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具有鲜明的创新性。

一是人格责任治理致力于事前风险控制,切实防止风险酿成实害。人格责任治理依赖于信用主体全生命周期的行为信息的归集,将主体分散、碎片化的社会交往信息加以整合、提炼,再借助成熟的评价工具,就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信用主体未来社会交互中可能带来的风险概率,并据此评定该信用主体的信用等级。社会信用治理就是针对不同信用人格的行为人给予社会交互成本的区别对待,以达到控制风险,预防实害的治理目的。与传统社会治理的事后补救不同,根据每个信用主体不同的信用等级做出的事前预防,不仅可以切实收到特殊预防之效,而且直接实现了一般预防。

二是人格责任治理致力于塑造主体诚信人格,维护社会诚信风尚。信用责任治理既不以惩罚失信行为人为目标,也不完全依赖信用惩戒作为手段。按照人格责任治理的内在逻辑,降低全社会的平均交互成本是其目标追求。因此,对于信用等级较高的个体,人格责任治理将激励其持续维护自身人格等级,而对于信用等级较低的个体,信用责任施以约束,意在促其重新塑造高等级的信用人格。人格责任对失信主体人格的重塑,被有些学者称作“回归正轨”① 劳伦斯·弗德里曼:《法律如何影响人的行为》,邱遥堃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 年版,第134 页。。的确如此,从信用责任法理特征来看,人格责任就是要让信用主体有意识将其注意力集中到失信矫正上来,让失信主体在社会交往中做出改变,改善其人格评价,这避免了传统法律责任课责后,背负责任后果的行为人破罐破摔的“贴标签”负面效应。人格责任后果所具有的这种可逆性,弱化了失信主体“永无翻身之日”的恐慌感和消极心态,借助信用修复过程中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压力,让失信主体更加珍惜修复成果,从而强化主体的诚信意识。② 吴晶妹:《开展信用修复工作的现实意义与路径》,《中国信用》2019 年第8 期。因此,信用责任的人格特性,将鼓励个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与个体发展的目标。③ 朱羿锟、张宝山:《社会信用治理模型选择:由风险预测制迈向行为积分制》,《求实》2024 年第4 期。

三是人格责任治理必然促成道德之治与法律之治的有机融合。长期以来,一些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在法律责任之外畅行无阻,甚至明目张胆地践踏道德底线。受实证主义法学观念误导,一些法律职业人士认为法治与德治好像是井水与河水的关系,应该互不相犯。然而实际的社会生活面貌绝非如此。无论是法律上的行为还是道德上的行为,事实上都不过是同一主体人格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的呈现,因此实际上都受制于同一人格倾向的驱使。传统法律责任无法顾全这一真真实实的生活事实,虽有其情非得已,但显然是一种局限。信用责任作为人格责任恰恰克服了传统法律责任的局限。为了对信用主体的信用等级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估,在累积信用主体过往的信用信息时,人格责任绝不排斥道德上的行为信息,而是视其为构成信用人格完整面貌的必要部分。如此一来,基于信用人格评价的信用责任,必然会内在地促成法律之治与道德之治的有机融合,既增强了社会交往主体的道德自律,也夯实了法律之治所需的全民守法此一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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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D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3-0076-12

作者简介:

胡江涛,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谢勇,湘潭大学法学学部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是北京信用学会2024 年度信用研究重大课题“道德、法律和信用关系的历史演变及趋势研究”(BJCS24ZD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