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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界定的反本质主义考察及其理论建构契机

美学与美育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协办]

主持人语:

围绕“艺术”这一主题,殷曼楟和易晓明两位教授在本期进行了各自的讨论。所不同的是,殷教授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从方法层面具体考察“艺术界定的否定主张”的主要理论基础及其对美学思考的激化作用,来指明“艺术界定是否必要”这一问题的阐释前景。对此,我们在殷文字里行间其实是有了答案的。至于易文所揭示的,则是一个与艺术功能的社会实现直接关联的重要问题:今天我们如何进行艺术教育?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既直接联系着人对艺术的具体理解,更进一步突出了艺术对于人自身发展的意义。易文中将这一问题具体化为人如何可能克服身与心、身体与世界关系的割裂,以一种有机性的“身、心、环境一体的艺术学习观”来引导完成艺术教育的任务。相信读过这两篇文章,我们会有所思考。(王德胜)



摘 要: 艺术界定的反本质主义主张既是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批判的一个剖面,又有着其独有的理论逻辑和分析方法。该方法由语言哲学的语言“用法”分析所奠定。该研究方法及其启发下的克里斯特勒的“艺术”概念史分析不但构成了艺术定义反本质主义批判的两大基础,而且也引导了其后各类艺术界定方案的理论构想方向。恰恰是由于艺术定义的反对者关注到艺术一词的“用法”,他们因此意识到了描述性定义、评价性定义与规范性定义的区别;他们发现了“艺术”作为一元论概念还是多元论概念的问题;艺术定义使用中难以回避的评价功能,以及艺术本质往往被用作评价标准的问题;他们也发现了艺术界定中必须加以考虑的艺术概念与艺术实践的内在张力。借助这些讨论,现今为何仍然需要艺术概念这一问题也在一个新层面得到了反思。

关键词: 艺术定义;反本质主义;用法;艺术评价;艺术实践

谈到艺术定义的反本质主义主张,我们一般会想到20世纪中叶魏茨和肯尼克提出的艺术不可定义说。不过从哲学、美学、艺术、社会理论等人文学科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此时对艺术乃至艺术定义是否可能的质疑是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批判的一个剖面。因此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认知理论、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各个领域都能看到相关见解。以德里达为例,他在《绘画中的真相》中就对艺术哲学体系架构的根本性质及艺术概念做了解构。在他看来,艺术概念自获得意义之初便嵌入艺术哲学及艺术哲学史的学术体系之中,存在于教学训练体系与知识生产及再生产体系内。因此,在追问“艺术是什么”“艺术的意义是什么”等这类问题时,学术话语体系就已经暗含了它的基本预设,比如艺术品的存在,比如“艺术”作为一个概念的统一性。德里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本问题,“问题的形式已经提供了答案。艺术将在其中被预先确定或预先理解”①Jacques Derrida,“The Truth in Painting,”in Thomas E.Wartenberg ed.,The Nature of Art:An Anthology,Second Edition,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2007,p.276.。我们总是在某个体系所划定的视野下去设想如何界定艺术。因此,这种对艺术界定的追问往往也在根本上强化着那个体系。

这种理解给予我们看待否定艺术界定的有效视角。因为,尽管我们会接触各种不同性质的艺术界定质疑,而且这个列表还可以不断地增添新的内容,但总体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见解都是在质问支撑诸如艺术形式、艺术意义、艺术家、天赋、审美趣味、审美价值等标准背后的话语体系的合法性,那些都只是对艺术现象本身的简化安排。而各种否定艺术界定见解的价值,也不仅在于这些观点和立场本身,而且在于这些见解的揭示过程及其所采用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说对艺术定义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已然成了当代研究者看待艺术本质的共识——这种共识甚至也构成了一些当代“艺术定义”提出者的理论底色,那么,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本身便有着同等重要性,因为正是在一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及衍生过程中,艺术界定确定了它的性质、走向,甚至在当下的可能价值。下文中,我们会总体介绍当代各种有关艺术界定的否定主张,并探寻对当代艺术界定思考起到深远影响的研究方法。

一、反本质主义语境下的艺术界定批判方略

托马斯·阿达吉安注意到质疑艺术界定的八种方案。本部分将基于他的概括,对其中的一些看法做进一步阐述,以期呈现当代文化视野下质疑艺术定义说的总体面貌。②Thomas Adajian,“The Definition of Art,”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Fall 2024 Edition),Edward N.Zalta and Uri Nodelman eds.,https:/ /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24/entries/art-definition/,2024-12-11.

第一种是分析美学界以魏茨、肯尼克为代表的艺术不可定义说,这种看法可视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在分析美学中的发展。

第二种是蒂尔曼的看法,他也同样受维特根斯坦语言观的影响,并以此方法考察了传统艺术定义与魏茨等人之后分析美学的艺术界定方案。在此视野下,各种可能作为定义属性的审美经验,以及表达、情感、形式、意义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再次得到了重申。蒂尔曼不得不呼唤用对艺术的理解取代诸如艺术界定这样的对艺术的哲学思考。可以说,这是一种主张停止对艺术做哲学思考的看法,但与之相悖的是,蒂尔曼正是在哲学分析中,而非从艺术批评中得出该结论的。③Benjamin Tilghman,But Is It Art?Oxford:Blackwell,1984,p.189.

阿达吉安甄选的第三种观点是我们所熟悉的克里斯特勒对艺术概念何以演变确立的历史主义分析,这一分析揭示:最初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艺术”分享一个统一原则的看法只是18世纪的产物。该见解现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种看法则是杰弗里·迪安基于认知理论对以充分必要条件为标准的规范性艺术定义的拒绝。从认知角度来看,迪安认为规范性艺术定义提供的是一种分类与评价模型。界定者坚信艺术能够界定,他们用充分必要条件来组织自己的艺术概念,指导自己的审美行为。然而这些尝试只是带来了混乱。迪安主张的则是用一种原型(prototypes)理论来解释认知运作的方式。在这种新分类模型下,不同的艺术品实例以放射性的结构关联与变化,并不受充分必要条件的制约。迪安所称的这种关系较为接近家族相似关系,不过却更具限定性。① J.T.Dean,“The Nature of Concepts and the Definition of Art,”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61,no.1,2003,pp.31-32.

阿达吉安所指的第五种观点是维德希尔和马格努斯提出的。他们从艺术概念所服务的功能着眼,指出不同的艺术概念总是用于不同的目的,比如历史、审美、欣赏、交流等各种目的,但我们不应期待一个概念能完成所有目的,因此也不存在统一的艺术概念。他们甚至也反对反本质主义者的主张,因为魏茨等人所持的同样是对艺术概念的一元论假设。无论是肯定艺术界定者,还是否定艺术界定者,他们都潜在地认为只能考虑是否有一个适合的艺术概念,只不过答案对立而已。②Christy Mag Uidhir and P.D.Magnus,“Art Concept Pluralism,”Metaphilosophy,vol.42,no.1/2,2011,pp.83-84.

马克思主义艺术观下的质疑同样进入了阿达吉安的考察。他注意到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伊格尔顿质疑了以审美无利害为依据的艺术本质观,并认为不能忽略社会生产、社会语境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布迪厄从文化资本与社会分层分析所切入的对审美趣味的祛魅,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对艺术品的质疑亦可列于此类。

第七种是对艺术界定方案的女性主义批判,这包括了一系列就艺术界定所适用的预设框架、评价模式、解释对象、历史阐释的批判。阿达吉安列举了一些著名的女性主义见解,比如艺术史中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等。当然,阿达吉安的概括还不能完全呈现女性主义理论对“艺术”的反本质主义批评。因为就如卡罗尔·科斯梅尔所赞成的那样,女性主义艺术并不只是一类风格,也不是某个流派,而是对传统艺术的“所有的感知和印象”的挑衅。③ Carolyn Korsmeyer,“Gender and Aesthetics,”in Thomas E.Wartenberg ed.,The Nature of Art:An Anthology,Second Edition,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2007,pp.291-292.对艺术界定的女性主义批判也体现出同样的特征。

第八种是洛佩斯的观点,他反对的是以艺术品为中心的本质主义假设——寻找艺术品本质,并将艺术品与其他物品相区分。但他认为这只是现代美学家的一种错误。从各种定义来看,以艺术品为中心的艺术定义其实各有偏好。从18世纪现代艺术体系诞生时的情况来看,“艺术”作为一个由知识分子创造的理论概念,是有着实践导向的。也就是说,这些人也关注是什么让一种活动成为艺术。这便意味着艺术品与艺术行动概念互为条件的情况。因此,没有统一的“艺术”(art),只有艺术实践与作为门类的不同艺术(arts)形式。④Dominic McIver Lopes,“Nobody Needs a Theory of Art,”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105,no.3,2008,p.119.

可以看出,阿达吉安所概括的主张展现了当代考察艺术界定的总体理论氛围。实际上考虑到当下美学与艺术研究的蓬勃活力和开放性,新的质疑不断加入是完全可期的。因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当代很活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审美标准与西方中心的趣味教育之间内在关联的批判⑤Kwame Anthony Appiah,“In My Father’s House,”in Thomas E.Wartenberg ed.,The Nature of Art:An Anthology,Second Edition,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2007,pp.329-330.,等等。不过,其中有一种研究方法值得特别关注,那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带来的语言用法分析。因为就上述的总体状况来看,除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有着更宽泛的社会理论背景,其他的看法尽管观点不同,但大多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了这一方法,且颇有成效。而且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等主张相比,采用该方法的研究也呈现出明显地聚焦艺术与艺术定义问题本身的特征。因此,较之于各种具体观点,这一方法本身或许值得更多注意。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恰恰是研究者所认同的研究方法本身决定了其判断的方向与立场。当然,这并不排除运用该方法所产生的判断不一致甚至不趋近的可能性。从艺术界定的当代不同发展路径来看,对语言概念的用法分析正属此列。因此,本文也选择首先考察此研究方法,借此厘清它所发现的一些艺术问题如何启发了其后艺术界定的主导方向。换而言之,一种否定艺术界定立场和与其相抵触的各种艺术界定尝试之间恰恰有着深刻关联。

二、作为方法论的语言用法分析

“语言游戏”是20世纪初语言哲学反本质主义立场下的一个经典主张,它由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从认识论与方法论上都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分析美学的发展。

“语言游戏”离不开语言使用这个核心。在维特根斯坦这里,“语言游戏”由两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指交流中被使用的语言,二是指使用语言的行动本身。维特根斯坦“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作‘语言游戏’”①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陈维杭校,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第7 页。,这一理解不但推动了语词与其抽象意义之间关系的剥离,而且把对语言意义的关注转至它们在日常语言中的使用上,这便包括了使用同一语词的不同语言行动。语言的使用恰如“游戏”这个词所折射出的特征一样,我们可以把棋类游戏、纸牌游戏或球类游戏等都称为“游戏”,但所有游戏并不存在共有的特征。在不同的游戏类型中,总是一些特征消失了,而一些新的特征则出现了。②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47 页。这一主张提醒了三点。

第一,正如不同的“游戏”各自独立且规则迥异,寻求事物本质的做法其实也是不可能的。有关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路往往基于一种对普遍性的渴望——如果各事物共享某些特征,那么它们在比较中是相似的,并可以用一个名称来命名。但就如“游戏”概念的边界其实并不清晰也不确定,艺术概念也会遭遇同样的困难。“艺术”一词没有确定的意义。恰如我们细究门类艺术的本质,甚至在分辨视觉艺术的不同风格形态差异时不得不承认的那样,没法划定一个清晰的边界。在“语言游戏”的启发下,所有的艺术不存在共有本质的看法很快深入人心,这开启了艺术界定的反本质主义思潮。

第二,“语言游戏”突出的是语言交流中所遵循的用法及交流者。“‘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这个事实,即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③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7 页。“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④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31 页。,这是他后期“意义即用法”的要旨。转向“用法”,除了揭示了不存在事物本质之外,它更揭示了语词的用法取决于语境以及语言使用中需遵循的规则。我们观察语词的使用,其实是在观察该语境中使用语言的规则。维特根斯坦之所以选择以“游戏”为例,正是因为该例最形象地揭示了语言使用中用法及其规则的特征。单脚跳是一项运动,但如果幼儿园老师在组织一次单脚跳游戏,那这个运动就是游戏了。是什么让同样的单脚跳之间能够相互区别? 这便依赖于“使用”所遵循的语境与规则,特定的规则决定了那是什么样的“游戏”。因此,语言游戏意味着要在一定语境下遵循规则使用语言。这样,我们继续要问的便是游戏规则是如何生成,如何被掌握,如何被应用的。

第三,是“语言游戏”中规则问题带来的启发。思考“艺术”定义的人往往会有一个疑问,如果我们接受艺术不可界定的看法,那么我们又何以相信不同的东西能够归于“艺术”名下? 这可谓当代艺术实践最为依赖但又最有争议的一个假定了。在语言使用的考察中,“艺术”与“游戏”其实面临着同样的困难。维特根斯坦说“‘游戏’形成一个家族”⑤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48 页。,作为一个解决方案,这便提出了以松散的集合来取代原本严格的规范性定义来划定边界的方案。不过即使如此,问题依然存在,其中存在评判标准的问题,也就是规则的问题。一种简化的思考可能是,预先已经存在着某个“家族”(譬如“游戏”),而一个人要参加游戏,那他便要先学习这项游戏的规则——恰如满足规范性定义的条件,这样,他才能与其他人共同玩游戏,他的行动才能被认可为是在玩游戏。但语言游戏观主张,这种规则并非预先学会的,人们只能通过观察其他人如何玩游戏,通过看与观察,在感受与经验中知道玩这个游戏应该遵循什么规则。当然,这样的规则也是可以随语境而生成、合法化、演变或放弃的。正是在这点上,“游戏”这个例子最直观地让人感受到不同的游戏是如何被归入“游戏”名下的,而“用法”又起着怎样的作用。就像一个人掌握吃饭、走路等能力一样,人们在具体语境下的“使用”中观察并学会它们,我们能够凭直觉知道什么是“游戏”。

这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规则生成及掌握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用约定俗成的惯例来理解这样的规则。因此,游戏必须遵循特定的规则才能是一个游戏。游戏规则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心理情绪,它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这不是所有事物固有本质层面上的普遍性,而是一定行动实践语境中的交流各方共同认可的惯例。游戏规则是惯例性的规则。有趣的是,当我们一般人在使用“艺术”或“美”这类词时,往往也出现了相同的特征。可见,较之于对事物本质的质疑,“用法”的提出其实更是从根本上推翻了传统艺术界定的解释框架,在方法论上冲击了我们的既定思维。

总体上,语言使用的用法分析为艺术界定之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多元的思想资源。分析“艺术”一词的用法,其结果是为艺术界定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提供了一个缜密而有效的分析方法。这使它与它所启发的克里斯特勒的“艺术”概念史分析共同构成了艺术界定否定立场的两大基础。只是如果对“艺术”的用法分析提供的是一种方法和立场,那么克里斯特勒的概念史梳理则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史实证据。同时,关注“用法”也启发了其后各类艺术界定方案的理论构想方向,尽管这些影响只是间接的,却相当深远。对语言使用的用法分析在分析美学这里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兴趣,其中也有着实用主义传统的影响。这一点至少体现在以下的艺术界定讨论倾向中:首先是对艺术实践多样性及其语境的关注,其次是艺术界定讨论在后期已经走出了简单否定的立场,表现出鲜明的理论建构性的旨趣。

三、艺术定义反本质主义分析的两大基础

持否定艺术界定立场的研究者一般认为所有的“艺术”(或者说“艺术品”)不可能拥有共同的本质。但细究而言,这个主张却含有两个方向的诉求:一种看法认为没有所谓的形而上层面的艺术本质,即“艺术”没有确定的意义。另一种看法则主张,当想称某物为“艺术”时,我们其实无法确定令其成为艺术品的标准。可以说,我们上文所介绍的各种否定艺术界定的立场都反映出前一诉求。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立场并不那么关注后一诉求,后一方向显然更关注艺术批评及艺术行动中的具体困难,并加以揭示与回应。可以说,后一诉求是在语言用法分析被广泛意识到之后才得以更准确地被讨论的。这也是当代围绕艺术现象及艺术批评所展开的各种艺术界定讨论得以深入的理论条件。

因此,理解艺术界定否定立场的第一个基础便是,它将宽泛意义上的艺术本质问题聚焦到了正确使用艺术概念的用法问题。通过梳理分析“艺术”或“艺术品”一词在语言中是如何被使用的,服务于什么目的,埃尔顿、魏茨、肯尼克、保罗·齐夫等人深刻地揭示了艺术本质追求中所遮蔽的潜在动机。通过引入语言用法分析来解构传统美学本质主义的奠基之作是威廉·埃尔顿在1954年主编出版的选集《美学和语言》。埃尔顿在该书序言中指出“本文集试图诊断和澄清一些美学上的混淆,这些混淆应该主要是源于语言问题”①William Elton,“Introduction,”in William Elton ed.,Aesthetics and language,Oxford:Blackwell,1967,p.1.。他指出了传统美学出现问题的四点原因:其一是“普遍性渴望”,其二是因之而带来的本质主义信赖,但就如“艺术”这个概念显示的那样,不存在可以让人们理解和把握的艺术的终极本质,因此也不存在与之对应的单一实体。其三,美学概念使用上的混淆是因为在术语使用中往往出现了误导性类比的现象,比如在不同类型的艺术中,“平衡”这样的术语其实意义并不一致。因此,对事物的一种本质追求往往是徒劳的。其四是研究者发现传统先验美学并不关注艺术实践与艺术本体存在的多样状况,从而会出现执其一端而忽略其他事实的理论筛选。②William Elton,“Introduction,”in William Elton ed.,Aesthetics and language,pp.3-4.这些主张都从基础上批评了传统美学的艺术界定做法,它尤其批判了当时主流的表现说、“有意味的形式”等唯心主义美学观。这种本质主义批判基本上构成了其后艺术界定的否定立场乃至其他各方立场的总基调。

当然,当美学家们正视美学理论与艺术现象及实践的不一致时,这也引发了另一后果。诚如埃尔顿所言,“对差异的不合理同化和还原主义是随意泛化的结果。艺术是多元的,不可化约”①William Elton,“Introduction,”in William Elton ed.,Aesthetics and language,p.3.,这种观察的结果导致了长久以来对艺术现象与艺术实践的关注,而这实际上预示了艺术界定工作其后多年发展的一个基本轴线——正视艺术实践与艺术存在的多样状况,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提供一些建构性的尝试,从而在局部视域下寻求一般性艺术界定主张与多样艺术现象之间的微妙平衡。当然,埃尔顿及其撰文作者并非最早采用这种方法来审视艺术本质的学者,只是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标志性的影响。早在1939年,帕克在《艺术的本质》中就已指出,美学研究中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因相互阐释而导致混乱,比如“诗如画”说法暗藏了想要用一种艺术类型的原则来为另一类艺术设定规则的意图。帕克借此否定了艺术共有一个关键本质而美学可以因此获得艺术定义的做法。②De Witt H.Parker,“The Nature of Art,”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vol.1,no.4,1939,p.684.

回顾当时,把对艺术本质的思考转移到更具体的对艺术概念的用法分析上,这一思路至少贯穿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分析美学研究中。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魏茨《理论在美学中的作用》③ MorrisWeitz,“The Role of Theory in Aesthetics,”The Journal ofAestheticsand Art Criticism,vol.15,no.1,1956,pp.27-35.和肯尼克《传统美学是否建立在一个错误之上?》④William E.Kennick,“Does Traditional Aesthetics Rest on a Mistake?”Mind,vol.67,no.267,1958,pp.317-334.这两篇文章。

在《理论在美学中的作用》中,魏茨便把所要讨论的初始问题从传统的“艺术是什么”转换为“‘艺术’是何类概念”“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解释应用特定类型的概念与这些概念能正确地得到应用的条件之间的关系”。⑤Morris Weitz,“The Role of Theory in Aesthetics,”p.30.如此,魏茨便引导艺术界定工作的视线转移到对艺术概念的使用情况上。这不是针对纷繁的艺术现象进行分析并试图寻找出它们的某些一致属性,而是要观察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在使用“艺术”这个概念时遇到的困难,以及正确使用艺术概念所需的条件。而肯尼克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区分艺术品与非艺术品,是因为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艺术”或“艺术品”一词,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在某个场合下如何正确或恰当地使用该术语。⑥William E.Kennick,“Does Traditional Aesthetics Rest on a Mistake?”p.321.同样有着重要影响的还有齐夫,在《界定一件艺术品的任务》里,他以普桑的《劫掠萨宾妇女》(The Rape of The SabineWomen)为例,展示了人们描述这件艺术品的不同方式,即“当我们在说普桑的画是一件艺术品时,这句话可能是什么意思”⑦Paul Ziff,“The Task of Defining aWork of Art,”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62,no.1,1953,p.62.,当人们在不同场合或是各自用意下应用“艺术品”一词时,可以强调它是一幅画,可以强调这是画家精心之作,可以强调画家打算如何让观众欣赏它,也可以强调观众在诸如博物馆这样的场合欣赏这幅画时的沉思、研究、欣赏、批评、讨论等不同状态,又或是注意到诸如外观与感觉等一些因素。

语言用法分析在方法论意义上对艺术界定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著名成果是西伯利1959年发表的《审美概念》⑧Frank Sibley,“Aesthetic Concepts,”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68,no.4,1959,pp.421-450.一文,尽管作者在文中审视的不是艺术概念,但他揭示了审美概念在不同使用情境下不仅包含可感知的“可爱”“漂亮”“丑”“色彩斑斓”等这类词语,还包括了采用隐喻、比较、说明而领略的“优雅”“精致”等这些与趣味、意义有关的审美品质。这种对审美概念的清理其实也揭示了传统美学中以审美经验或以审美品质作为艺术本质的困难之处。

总体上,美学家在以上的这类研究中一致发现,要找出不同艺术(或艺术品)之间的共同点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此处的表述其实已经或多或少证明了这种困难。因为,若我们试图确定艺术界定者所寻找的这类共同特征究竟是落在“艺术”上,还是“艺术品”上,都无法真正地明确下来。不过,我们现在讨论艺术界定时,尽管存在着如此多的含糊之处,但大多数情形下指的还是“艺术品”。比如,美学家们所反对的传统美学中艺术定义的代表理论来自1914年的克莱夫·贝尔。他的艺术定义就是围绕“艺术品”展开的。在这种思路下,艺术界定的反本质主义主张又可以概括为一个判断,即没有所有艺术品共有的某种或某些属性、规则或评判标准。这种观点推至极致或许可以用齐夫的相关总结为代表。在他看来,当一首诗、一本小说或一首曲子被称为艺术品时,其中的意义完全不同于当一幅画、一件雕塑或一个花瓶被称为艺术品时的那种意义。①Paul Ziff,“The Task of Defining aWork of Art,”p.66.如果结合上文所介绍的各种艺术界定的否定看法,这种批评显然并非仅停留在对艺术本质的形而上批判层面,它涉及有关艺术的一些更具体的和经验性的内容。

理解艺术界定否定立场的第二个基础则是1951年与1952年克里斯特勒从概念史角度对艺术概念的清理,这一方法后来在塔塔尔凯维奇的《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那里得到了更深入的展开。显然,他把分析对象放在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轨迹下,从而弥补了语言哲学在进行语言分析时往往出现的去历史化倾向,这一做法也把艺术概念与艺术实践及艺术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这篇名作,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莫过于他所指出的一个史实:现代意义上所谓的大写的“艺术”只是18世纪的产物,而最初拉丁语中的ars一词,仅是指手工艺或技艺。② 克里斯特勒:《现代艺术体系》,周宪主编:《艺术理论基本文献:西方当代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 77 页。不过,这篇文章在艺术界定方面的影响却被大大低估了。在该文中,克里斯特勒提出了对于艺术界定问题影响深远的一些见解。

第一,他引入了一个历史考察的视角,指出包括艺术、美学、艺术哲学、趣味、天才、原创性、创造性想象这些重要概念都是在18世纪才获得其现代意义的,这些概念的意义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且是在一定语境下才获得它们在当时的特定意义。

第二,“艺术”的外延其实一直并不清晰,它有时是指视觉艺术,有时又指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诗歌这五门主要艺术。但有时舞蹈、园艺、装饰艺术、雄辩术等一些艺术形式也会被加入其中。

第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门艺术之间的关系极不稳定。从分类意义上看,其“结果”表现为18世纪时不同艺术从各自分属的类别最终同归入现代文化体系中的艺术体系。这种通过确立艺术体系,把艺术与其他人类活动加以区分的现象可以被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事件。

第四,现代艺术体系建构的过程,是对古代以来的一些零碎看法仔细挑选、去语境化、重新阐释之后建立起一个理论体系的过程。这方面,把一种审美品质视为“艺术”的共同标准便是理论建构的一项重要成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克里斯特勒对巴托神父系统地提出现代艺术体系,并将“模仿美的自然”视为艺术的统一原则时所做的解释:“因为‘模仿性的’艺术是‘美的艺术’唯一本真的古代先例,而只有在美的艺术的体系被牢固确立起来、再也不需要古代的模仿原则把它们联结起来之后,模仿的原则才有可能被取代”③ 克里斯特勒:《现代艺术体系》,第85 页。,这不仅揭示了艺术界定的本质主义倾向之所以能合理化的历史根源,同时也表明一次艺术界定行为是如何取决于语境中的理论建构及其理论流通与接受的具体过程。

第五,在对现代艺术体系何以建立的梳理中,克里斯特勒同样也注意到业余爱好者、作家、哲学家都参与了美学理论建构的过程。具体说来,现代美学受益于业余爱好者、观众、读者及听众的艺术批评而确立。克里斯特勒认为,这“将大大有助于解释艺术作品何以直到最近还要由美学家们根据观众、读者和听众的观点来分析,而不是根据创造性的艺术家的观点来分析”④ 克里斯特勒:《现代艺术体系》,第89 页。。同样,这一发现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艺术界定的否定立场质疑传统美学时为何均是从对艺术批评所采用概念的用法分析入手。

第六,克里斯特勒还让我们注意到一点,即自19世纪后期以来,各类艺术之间的关系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艺术实践的发展,在纯“艺术”之名下,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区分意识日益严格。另一方面,这个现代艺术体系内部已经开始了分裂。各门艺术对自身自主性的强调令它们彼此的关系更加疏离,而且艺术家和批评家都不满意于用某类艺术的原则来规定所有艺术的一般原则。于是,对所谓的“美的艺术体系”的意识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惯例被延续了下来。① 克里斯特勒:《现代艺术体系》,第90 页。这一极端矛盾的现象给对艺术概念的用法分析以极大的事实支持。否定艺术界定可能性的美学家们正是在意识到艺术实践与艺术概念的巨大隔阂时开始重审这一概念本身的。

实际上,在埃尔顿、肯尼克等这些早期持反本质主义立场的美学家这里,克里斯特勒所提供的史实依据都是他们对艺术概念进行用法分析,来揭示艺术不可界定的论证前提。肯尼克便曾用克里斯特勒所发现的艺术定义的“悠久、复杂、有趣的历史”,来证明人们其实无须执着于某个规定了本质属性的艺术概念便能顺利地使用这个词的看法。②William E.Kennick,“Does Traditional Aesthetics Rest on a Mistake?”p.320.

直至现今,克里斯特勒的理论在艺术界定方面的影响仍被提及,并为艺术界定者的新思路提供灵感。比如洛佩斯在《没有人需要一种艺术理论》中根据克里斯特勒的梳理,指出艺术概念最初是一个由知识分子设立的概念,他们建立了一种艺术理论,以便确立一个把五门艺术聚合为一的艺术体系。但洛佩斯在研读克里斯特勒的文章时发现,这时的艺术理论其实是以艺术实践为导向的,他们的关注围绕的是艺术活动与艺术的相关言说,而不是艺术品的本质。③Dominic McIver Lopes,“Nobody Needs a Theory of Art,”pp.111-113.

四、艺术定义反本质主义立场的理论发现

对艺术概念的用法分析与概念史分析为艺术界定的当代质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传统艺术界定的批判者们还挖掘了以下问题。实际上,恰恰是以下这四个问题的发现支持了他们的否定主张。

第一,因“用法”而注意到“艺术”一词的使用中其实包含了描述性用法、评价性用法和规范性用法。我们也可以分别称之为描述性定义、评价性定义与规范性定义。

魏茨率先意识到在诸如“这是一件艺术品”这样的说法里,有时是在把事物描述为艺术品,有时则是在进行评价,比如指那事物是“好的”。而当我们试图这么说时,其实并没有什么充分必要条件使我们的说法是必然正确的,有的只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许多识别标准,一些相似链。④Morris Weitz,“The Role of Theory in Aesthetics,”pp.34-35.他的这一发现现今几乎已成为考虑艺术界定问题的常识。其中,有关艺术定义的评价性作用也引起了不少关注,并影响了后期建构性的艺术界定工作的方向。此问题容后再述,我们先回到艺术定义的这三种区分上来。

对“艺术品”一词三种用法的发现澄清了这个概念在不同情境下其实服务于不同的功能,这就提供了一种辨析艺术定义的框架。这一区分也帮助美学家明确了当代艺术界定实际针对的批评对象。揭示出这一对象是什么便意义重大,这能让我们明了隐藏在艺术界定背后的理论目的及传统艺术定义以何种形式实现了这一目的。通过区分与辨析,我们能把关注的重点相对聚焦到以规范性用法为主要形态的界定方案上。我们能理解,为何当人们在讨论“艺术界定”是否可行以及如何可行时,始终是在与一个艺术定义能否满足充分必要条件这个话题打交道。当我们意识到上述问题时,便会了解当代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通常认为的“不可能找到所有艺术的共同属性,即本质”的判断其实只是相对于规范性用法才有效。我们也就能够沿此线索注意到当代艺术界定工作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所有文化产品中识别出艺术品。或者说,艺术界定是要让某些(文化)物品成为艺术品。当艺术界定的这一功能被真正发现后,我们也能发现,当代有关艺术界定的种种立场尽管时有殊途,但却基于同一目的与同一理解框架。

第二,是对“艺术”作为一个一元论概念还是多元论概念的发现。

发现规范性定义其实是一元性概念的意识早在帕克1939年的《艺术的本质》中就有体现。他把传统美学寻求艺术定义的做法视为一种一元论主张。即有关艺术界定的传统假设是所有艺术都共有某个单一本质,只是在形式主义、直觉主义和表现主义那里,界定者对于艺术的本质是什么存有争议。他称之为艺术定义的“简单公式”,或者说“简短的艺术定义”。①De Witt H.Parker,“The Nature of Art,”p.688.同时帕克也提出了一种多元论的艺术界定主张,他主张艺术定义作为一种复杂定义,是包含了三个特征的统一体,一是在想象中提供满足,二是社会性意义,三是和谐性。帕克对这三个特征的解释是很复杂的,他试图借此涵盖传统上涉及艺术的全部特征。但不管如何,他这里提出了一个复合定义,一个由多个特征构成的艺术定义。

不过有关艺术定义的一元与多元之争还发展出其他一些形式,比如在魏茨等人的开放定义与高特、塔塔尔凯维奇等人的析取性定义那里,他们根本上反对艺术界定可以遵循一种规范性形式的判断,主张不按照艺术的充分属性和必要属性的要求来给出艺术的特征。他们这里主要是把规范性定义视为单一定义,并主张这种艺术定义在逻辑上并不可能,因为艺术实践其实永远在扩展着。只不过持析取性定义观的学者认为,可以提供艺术的多个特征,这些特征是艺术的充分属性,但个别艺术品只需要满足其中的一些特征即可。晚近维德希尔和马格努斯的思考则把艺术定义的一元论与多元论争执又推进了一步。在他们看来,传统艺术定义以及上文所列举的各种艺术定义都属于一元论的定义。甚至可以说,魏茨这样的反本质主义者所持的也是某种形式的一元论概念。因为他们同样假设用一个基本概念来概括“艺术”的特征,只不过他们的立场是相反的。实际上,反本质主义者往往想提出一个更灵活的概念结构来解决最初的单一定义所面临的困难。这两位学者的方案则更为激进,他们所说的多元艺术概念是指可以有多个不同的艺术概念,各个概念均有自己的合法性立场,而使用艺术概念的人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来运用适合的那个艺术概念。当然,这些艺术概念之间总是有些共同点的。②Christy Mag Uidhir and P.D.Magnus,“Art Concept Pluralism,”pp.88-95.

洛佩斯则是从另一角度提供了他对多元性的理解。在他看来,“多元”指的应是不存在单一的“art”,而是基于不同艺术形式的门类艺术“arts”。他因此给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艺术定义,“物品x是一件艺术品,当且仅当x是艺术活动P中产生的一件作品,而P则是多元艺术中的其中一种艺术形式”。③Dominic McIver Lopes,“Nobody Needs a Theory of Art,”p.109.在他这里,arts 既指不同门类的艺术形式,又强调了其具有艺术行动的意味。他对艺术定义的设计是想把艺术实践与门类艺术这两个关键因素引入艺术界定中,通过引入艺术现象在这两个层面存在的差异,打破当代艺术界定形式上对“艺术品”的依赖。

如上一点所揭示的那样,在艺术界定的真正目的及其所采取的措施为美学家所明确之后,当代美学家对何为“多元”的定位体现出日趋扩张的态势。这种扩张回应的是各种艺术界定方案中被不自觉遮蔽的,但对我们理解艺术又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或者说,这些都是在不断地试图抽象及简化概括“艺术”概念的过程中,被美学与艺术哲学思考所搁置的因素。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代美学的艺术界定探索以及在其他问题上所面临的一个艰难但又必须坚定地加以回应的任务:即如何在理论解释的普遍性需求与尊重个别的、经验的、具体生动的艺术行动及其成果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第三,艺术界定的审视者们注意到,传统美学的艺术定义也包含了评价艺术的功能,并暗示定义所规定的本质属性可以作为主导的评价标准。这让人们意识到,艺术界定往往让定义服务于多种功能,上文所说的从各事物中区分出艺术品固然是艺术定义的核心功能,但就如“艺术”常常也用于评价性用法,所以艺术定义也有为艺术提供某种看待方式的一面。如此,表现主义定义、形式主义定义等的出现便是为了支持某种评价艺术的标准。不过有趣的是,随着美学家们日益意识到艺术界定旨在于各事物中划分出艺术品时,他们也同样悬置了艺术定义中的艺术价值与评价问题。

埃尔顿及其撰文者发现,批评艺术品的过程中涉及相关评价标准的问题。尽管这些研究关注的是“这作品是好的”等诸如此类的表达,但他们围绕这个问题所做的分析却对审视艺术界定很有启发。他们区分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评价作品好并不等于一个人喜欢那作品。因此,在说到诸如绘画这样的艺术品时,“好”总是和一些规范性的评价标准有关,而非关乎个人喜好。据此来说,不同门类的艺术品甚至同一门类的艺术品之间,标准可以多种多样。因此,如果艺术品之间遵循的是不同标准,那么对它们进行比较其实是毫无意义的。①William Elton,“Introduction,”in William Elton ed.,Aesthetics and Language,pp.9-10.据此而言,如果一个批评家试图将一幅克劳德·洛兰的风景画与塞尚后期的《圣维克多山》较一高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标准去看待它们。

当早期艺术界定的批评者们发现艺术定义在描述性、评价性和规范性上的用法差别时,他们其实都注意到了艺术界定在提供规范性的评价标准和提供某种看待艺术之方式上的作用。比如在魏茨那里,当他拒绝了艺术定义的本质主义主张后,也显示出了一些积极的态度,这便包括认可“艺术”评价性用法的价值。这时“艺术”的属性并不符合充分必要条件的要求,但通过改变艺术定义的标准来改变对艺术的看待方式这一做法仍有价值。它们是为不同美学家各自视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辩护的。这些标准尽管在一个艺术定义提出之前也存在,却一直被先前艺术定义所规定的视域所忽视或曲解。②MorrisWeitz,“The Role of Theory in Aesthetics,”p.35.这种理论上的漠视的最典型的现象可能是,艺术界定者往往习惯于把一个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某个门类艺术的标准强加于其他门类艺术之上。这恰如模仿说中视觉逼真的标准对文学或音乐自身原则的压制,而当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兴盛之时,其标准也对造型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此而言,美学理论因此也对艺术有着重要价值。它教导我们“在艺术中要寻找什么,如何在艺术中看到它”以及如何“以某种方式关注到艺术的特定特征”。③Morris Weitz,“The Role of Theory in Aesthetics,”p.35.同样,在肯尼克看来,以这种目的来寻求艺术的定义,尽管错误,但依然有用,我们应该据此重新看待美学理论与艺术批评的工作。肯尼克也指出了美学家寻求艺术定义时的误解。一是艺术批评须以美学理论为前提。我们需要知道艺术是什么,或者美是什么,这样才能评价艺术。二是评价艺术需要对所有艺术品有普遍适用的标准。④William E.Kennick,“Does Traditional Aesthetics Rest on a Mistake?”p.331.也就是说,艺术批评所陷入的困窘恰恰是它让自己受缚于美学理论与艺术界定,而艺术界定也因此不是必需的。

结合埃尔顿对各种艺术品的评价标准其实并不一致因此比较并无意义的观点,我们或许能理解,在之后的艺术界定主张中,艺术价值与评价问题往往会被搁置而另辟讨论空间的原因。

第四,传统艺术定义的批判者们同样发现了“艺术”定义的另一含糊之处,即有时艺术概念指向的是艺术实践,而有时指向的则是艺术品。上文中笔者曾提到我们在泛泛地说到“艺术”定义时往往会犹豫是用“艺术”还是“艺术品”? 这一现象也提醒了“艺术”是有关艺术实践还是艺术品的问题。

回顾批判艺术界定之初,这一问题最先在埃尔顿和魏茨那里得到了讨论。魏茨正是通过这二者之间的对立揭示了艺术界定的不可能。从艺术行为层面说,新的艺术形式与艺术运动总是不断出现,而艺术家总是能创造出新的艺术案例;而从艺术品层面来说,艺术品作为创作完成的结果,必然是封闭不变的。艺术实践上的扩张性必然对艺术定义所要求的充分必要条件的满足带来威胁。尽管我们现今可以运用接受美学与艺术阐释等理论来驳斥主张封闭性艺术品的观点,不过,魏茨的这一发现仍然很有价值,因为这揭示了在艺术界定时,传统美学家摇摆于艺术实践与艺术品之间时必然无法回避的困境。

人们在谈论“艺术”时往往会遭遇的这一矛盾在诺埃尔·卡罗尔那里得到更清晰的揭示。卡罗尔观察到,“艺术”这个词总是被用来指两类对象。有时“艺术”指的是艺术品,有时“艺术”指的是艺术实践。魏茨等人用这两类意义上的艺术概念的互不相容来论证为何艺术不可界定,但这二者本就是两个概念。艺术实践总是对激进变化与创新开放的,而一件已经完成的艺术品并不必对变化保持永久开放性。反驳艺术概念所蕴含的这一含糊性可能并不特别,不过卡罗尔对此进行辨析的价值在于他指出了艺术界定背后所掩饰的另一可能用意,即美学家可能是想通过界定艺术来规定艺术家能够创作什么,不能创作什么。而魏茨等人的批评或许潜在表达的就是对此目的的某种恐惧。当然,卡罗尔本人很快驳斥了这种假设的有效性,认为这两者是可以共存的。⑤Noël Carroll,Philosophy ofArt:A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New York:Routledge,1999,pp.118-220.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得窥围绕“艺术”而展开的“艺术品”与“艺术实践”之争背后所隐藏的一些更具体也更现实的考虑。不可否定,这一动机以及相应的反抗确实也可列为艺术界定会在当代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当然,在艺术界定的尝试中,迪基基于艺术制度的理论提出的定义正是在试图打破此难题,兼容艺术品与艺术实践两个因素。而洛佩斯用“arts”概念取代“art”概念,也在借此打破围绕艺术品概念封闭性而形成的一系列看法。就如洛佩斯发现的那样,克里斯特勒对现代艺术体系建立过程的梳理揭示出18、19 世纪学者们关注的是艺术实践,而非艺术品的本质。他们关注哪些活动是艺术,绘画、诗歌、雕塑、音乐是艺术,那它们何时被视为艺术? 建筑、舞蹈是不是艺术? 橱窗设计是不是艺术? 这些早期的现代学者是以艺术实践为导向提出哪些艺术门类应属于“艺术”,洛佩斯借此把艺术实践与门类艺术引入他的界定思考中。

回顾来看,对艺术概念在“艺术品”与“艺术实践”上模糊性的发现确实有重要价值,这令艺术界定的反本质主义主张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但这在批判的同时也固化了规范性定义的主张,并多多少少把原本或许更开放的艺术界定思路专注于“艺术品”上。在这里,早期的艺术即模仿、艺术即表现主张中含糊兼容的艺术品与艺术实践因素其实被简化了。不过,这也提供给我们看待其后艺术界定讨论的两个视角。其一,针对早期颠覆美学的本质主义传统,很快有一些美学家尝试从各个角度突破,提供一些艺术定义方案来回应体系化和建构性的需求。其二,是基于语境论来进行艺术界定。总体上,无论是哪一种举措都体现了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即艺术实践与艺术批评本身成了不容回避的问题。这预示了艺术界定多年发展的一个基本轴线——正视艺术实践与艺术存在的多样状况,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提供一些建构性的尝试,从而在局部视域下寻求一般性理论主张与丰富而独特的艺术现象之间的微妙平衡。

五、是否还需要艺术概念? 建构之可能?

上文中,我们大致列举了否定艺术界定立场的相关见解与理论发现,现在,我们则回到对艺术界定问题至关重要的一个提问上——我们是否需要艺术概念或艺术品概念,我们是否应放弃艺术界定? 毕竟从后果来看,正是对艺术界定的否定立场激发了当代有关艺术界定的各种尝试的勃兴。相较于传统美学,艺术定义在当代似乎更受重视了,它甚至成了当代艺术与美学的一个怎么也绕不过的问题。为何会如此? 如果我们只注意否定立场,则无法思考这些疑问。从单一的否定立场所做的判断对于艺术界定的反本质主义反思或许是过于简单的。可以说,对艺术界定的各种否定性分析不仅包括了对本质主义传统的解构,而且它也为其后美学从建构性的角度提出种种方法提供了切入点。

回顾对艺术界定反本质主义批判的各方观点,我们发现这些批判立场中包含两个层面的理论关切,一是对形而上层面的反本质主义批判;二是从更具体的、经验的层面对艺术的讨论。我们也可以从这两个层面来思考艺术概念究竟有无价值。从形而上层面的反本质主义批判来说,艺术界定的理论追求确实在质疑下难以为继,但从艺术实践的层面来说,艺术概念恰恰是必需的。这种需要不但推动了当代美学围绕艺术本身展开一系列思考,而且还就艺术界定提出了各种建构性方案。当然,这些建构性的路径就蕴含在他们所批判的内在因素中。我们可以从此角度来确定艺术概念在美学理论中的位置。

从埃尔顿、魏茨等人的理由中可以看出,艺术概念所面临的根本困难就是概念的普遍性及概括性要求与围绕各种艺术实践而显现的艺术现象之间的矛盾。不过,这一发现也对艺术概念与艺术现象做了抽象的割裂,因此,我们会看到一方面艺术界定工作始终有着回应艺术实践的意识,但另一方面,它们又呈现出某种奇异的疏离状况。这体现为美学中语言分析的方法更多是围绕艺术批评所使用的语言而做的分析,体现为迪基在提出其艺术制度论的艺术定义时对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制度因素的抗拒,也体现为丹托从寻常物嬗变为艺术品的过程中挑选出“意义”要素作为一物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品的解释……但实际上,如果从艺术创作、艺术批评以及美学理论来看,艺术概念以及使用概念去描述或讨论的艺术现象都是一个文化体系的一部分。艺术概念的形成与使用离不开艺术实践,它总是嵌入各种艺术形式的交流语境中,被用来描述、理解、规定、评价艺术现象。艺术实践则往往在艺术概念的引导下构成人们看待某件艺术作品或艺术事件的态度。于是,参与者也借概念探索艺术行动的规则,即让艺术行动有效的条件。艺术概念与艺术实践一直都是共生的关系。这是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游戏”中便已发现的事实。只不过我们艺术界定的早期思考简化了它们彼此的关系。因此,艺术概念从来不仅意味着“艺术”一词的抽象本质与抽象意义,它本身便是这个符号与艺术实践的复合体。

于是,艺术界定需要同时和三重对象打交道,其一是艺术概念,即这个术语及其所概括的规范性原则,其二是艺术实践的结果,即艺术品,其三是丰富多样的艺术实践。如果我们认同艺术界定工作中原本寻求艺术本质及其形而上追求是可疑的,那么当艺术界定工作明确地嵌入艺术实践中时,它更重要的作用则是其规范性。就此而言,艺术定义反本质主义批判的价值便可如此理解:它揭示了原本被简单、统一的规则所掩盖的艺术现象的多样性,揭示出因规定的“本质”属性而被忽视或判定为非法的东西。而当我们将艺术概念与艺术实践视为一个复合体,在此眼光下来看待艺术定义,此时便发现它可能被否定艺术界定的美学家们所忽略的一些功能。更明确地说,通过艺术界定而提出的各种规范性原则能让我们更好、更清晰地理解艺术现象,恰当地看待它们,并获得较为一致而稳定的意见。

我们如果未曾如魏茨等所做的那样,把艺术定义限定为规范性定义,并把美学理论工作与艺术批评工作相分离,① 上文中介绍了肯尼克的看法,即艺术批评不必以艺术定义与美学理论为前提。魏茨也有相近的态度。他认为美学的任务是“描述我们正确使用(艺术)这个概念的条件,定义、重构、分析模式在这里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扭曲了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并毫无增益之处”。(MorrisWeitz,“The Role of Theory in Aesthetics,”p.33)不过,尽管认为艺术定义无助于艺术实践,但他一定程度上也认可了美学理论对艺术批评的价值,“专注于让艺术卓越的特定标准,我们会发现美学理论并非毫无价值。事实上,在我们对艺术的理解中……它教会我们在艺术中寻找什么,以及如何去看待它”。(MorrisWeitz,“The Role of Theory in Aesthetics,”p.35.)如果我们不像其后的艺术界定者那样,有意或无意地搁置艺术定义中的评价问题。那么在视艺术概念与艺术实践为一体的情况下,我们便会发现,美学围绕艺术界定所做的工作实则反映或是引导了艺术批评如何看待当时的艺术现象。

持有某个艺术概念往往是把一个事物看待为艺术品的基础。对于艺术家来说,他需要至少有个含糊的艺术定义,这种印象能让人知道“我想要创造出一件艺术品”或是“我知道怎样创作一件艺术品”。即使一个人创作出的作品完全有违于艺术传统或常识性规则,一个既定的艺术概念也是指导他去创作的基础。同样,当肯尼克让人想象要从一个庞大的塞满了各色事物的仓库里挑出艺术品,而人们也往往能做到这一点时②William E.Kennick,“Does Traditional Aesthetics Rest on a Mistake?”p.323.,尽管肯尼克认为不可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但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也显然依赖于他对艺术概念的大体印象。又或者,当一个人想把一簇珊瑚作为艺术品展示并期待观赏者的赞赏时,他也需要某个艺术概念。在丹托对作为寻常物的布里洛盒子与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进行著名的辨析时,拥有某种艺术概念也是至关重要的。可见,艺术概念对于艺术实践往往有着引导性和规范性的作用,概念提供了某种秩序,甚至组织了艺术家与批评家的行动。

持怎样的艺术概念也决定了我们如何解释、评价艺术品,甚至形成一定的情感反馈,这便是上文中美学家所发现的对艺术概念的评价性用法所具有的实践价值。如果一个人偶尔经过,看到一位女士坐在路边,他看待她的态度和解读方式会完全不同于在马奈名作《铁路》中看到那位女教师的感受。可见,当我们意识到要评价、解释我们所认可的艺术品时,艺术概念所能提供的解释框架远比简单地从仓库中拿出艺术品这个下意识的行为更为重要。并且,持不同的艺术概念能让我们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而我们会想去辨析不同艺术概念所希望给出的规定性条件及其动机。如此,我们才能清晰地意识到依托于艺术现象的“艺术”解释及评判框架是多么多样而复杂。而认同某一个主导性艺术定义的美学家,他们在那个时代在诉求什么? 最早迎接这个追问的帕克在审视了传统艺术定义的表现说、有意味的形式说、直觉说、对象化的愉悦说之后,指出长久以来围绕艺术定义的这些争执实际上是在纠结一个问题:艺术是应与生活相联系,还是艺术应与生活相分离? 其言下之意又可概括为两种不同的态度:前者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后者则表达了对生活的恐惧。①De Witt H.Parker,“The Nature of Art,”p.686.可以看出,关注艺术概念是让我们认识艺术问题与艺术系统复杂性的途径,并能启发我们提炼已有争执中折射出的核心问题。而这些发现开启了我们建构性地思考艺术问题的新角度。帕克因为他的发现特别强调艺术定义需要重视艺术品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看到艺术概念是如何受限于某种一元论眼光的美学家会竭力扩展对“多元”的理解。看到持艺术定义的传统美学家并不真正地关注艺术实践尤其是艺术存在状况的多样性,其后的美学家则会试图把艺术实践的元素纳入艺术界定的思考。总体上,艺术界定的工作就是让各种要素尽量变得清晰,从而能够更好地回应诸如不同媒介条件、不同文化惯例、不同技术装置下的艺术行动与作品。

宏观而言,对艺术界定的否定立场带来了美学思考的三大转变。

其一是让艺术定义摆脱了先前占据优势的唯心主义美学思路。美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恰恰是因为直觉论、表现说、形式说等这些艺术定义的唯心主义思路限制了艺术界定的系统思考,并将之依附于心理学与更为琐碎的艺术创作欣赏的心理事实。

其二是当代美学的艺术界定工作越来越意识到艺术实践的重要性,并试图以各种途径将这一因素纳入考量。这一点在上文中已经有了充分展现。

其三是离开传统美学与艺术研究对形而上哲学体系的系统依附性。鲍姆嘉通、康德、谢林、黑格尔等人的美学建构的价值之一在于他们在一个哲学体系大厦中恰当而精确地安置了审美与艺术的位置,但回顾来看,这种确定的位置并不能让关心艺术的人们那么满意。因为在这些体系下,艺术尽管受到重视,但仍是因其在一个更宏大的体系内占据位置并具有价值才显得重要。在埃尔顿的《美学与语言》这本论文集中,如麦克唐纳这样的学者发现艺术创新以及艺术品不断被重新阐释的现象似乎暗示了分析方法并不适合艺术。② Margaret Macdonald,“Som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Arguments Used in Criticism of the Arts,”in William Elton ed.,Aesthetics and Language,p.129.在对现代美学体系与系统哲学之历史关系的梳理中,克里斯特勒也发现了这一现象。他指出,在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的哲学体系中,艺术与美的理论并没有一个独立的位置。而在康德的美学中,他确实给予了美学独立学科的地位,并将之置于其哲学体系之下,但也受到鲍姆嘉通和当时法英德文学作品的影响。③ 克里斯特勒:《现代艺术体系》,第87-88 页。这种对艺术美学自身独立性与重要性的诉求在彼得·基维为《美学指南》所写的导言中被更明确地提了出来,他发现无论是在康德哲学那里,还是发展至语言哲学这里,尽管这些理论对讨论艺术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理论资源,但美学依然是边缘化的存在。④ 彼得·基维:《导言:今日之美学》,彼得·基维主编:《美学指南》,彭锋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3页。我们就此可以来思考艺术界定问题的当代浮现及其重新阐释所意味的价值。也就是说,随着美学家批判性地检验传统美学的各种本质论,随着他们提出艺术不可界定,艺术界定这个问题得以出现。进而,这意味着艺术美学更加独立的视域及其内部问题已然产生了。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B8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3-0036-13

作者简介: 殷曼楟,南京大学哲学学院、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艺术提出的重要美学问题研究”(20&ZD05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