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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论·论文》“齐气”成词考

再解读



摘 要: 曹丕《典论·论文》说“徐幹时有齐气”,唐代李善《文选》注释“齐气”谓“言齐俗文体舒缓”之义,其后历代学者基本遵从“舒缓”的释义;然而现当代学界对“齐气”解释纷纭,其中引发争议的重要原因是曹丕之前并无“齐气”这一成辞。其实,“齐气”成为一个固定词语并非曹丕生造,其成词过程与原因主要与汉代经学关于《禹贡》“九州之气”说中的“齐其气清舒”的说法直接相关;而“九州之气”说是阴阳五行思想在传统地理学中的具体运用,李善解释基本不误;曹丕的“齐气”说,属于文学地理批评。

关键词: 文体舒缓;其气清舒;九州之气;阴阳五行;文学地理批评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学理论与批评第一个独立的繁盛的时期,其承先启后导夫先路的巨大历史功绩,首先就体现在建安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等批评文献中。《典论·论文》是第一篇由作家个人所著的第一篇文学批评专论,从方法论上看,揭开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经典批评、文体批评、才性批评、文本批评和地理批评等新的文学批评范式的历史大幕。《典论·论文》在具体评论孔融“体气高妙”的“体气”说、评论徐幹“时有齐气”的“齐气”说以及《与吴质书》评论刘祯“公幹有逸气”的“逸气”说等,都属于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文气”说的具体内容。其中,“齐气”一词究竟如何解释? 是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最突出的一个疑难问题,学界研究争议较大、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根据唐代李善《文选》中《典论·论文》的注文,“齐气”即齐地作家“文体舒缓”的特征,也就是说,“齐气”的“齐”是指齐地和齐地的人(作家);“齐气”的“气”是指齐地作家的作品所提体现出的一种特征,主要应该是偏向于齐地作家存在的一种才性、气质、性情所时常体现为一种独特的作品风格而言的。就文学批评而言,李善的这一解释既是基于曹丕《典论·论文》论述的内容和内在的逻辑作出的注解,又是本于唐代以前有关文学与地理关系论述的文献,如《汉书·地理志》、郑玄《毛诗传笺》等等,实际就是一种文学地理批评,直接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季札观乐中关于《国风·齐风》之乐的评论。可见,文学地理批评确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大传统。结合有关论述,郭绍虞先生认为“齐气”即“舒缓”之气,是有铁证的。他注释说:“李注(引按:指李善注)有根据,并非望文生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引按:公元前544年)载公子札来观周乐,乐工‘为之歌齐,曰:美哉! 泱泱乎大风也哉’! 服虔注:‘泱泱,舒缓深远,有太和之意。’这是说齐诗有舒缓的风格。《汉书·朱博传》说:齐部舒缓养名。颜师古注:‘言齐人之俗,其性迟缓,多自高大以养名声。’《论衡·率性》:‘楚越之人处庄岳(齐街里名)之间,经历岁月,变为舒缓,风俗移也。故曰齐舒缓’。这都是说舒缓是齐地特殊的风俗习惯。是齐气舒缓的铁证。”①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4 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新1 版,第160-161 页。然而,当代学界不断有质疑之文发表,或认为“齐气”当从《三国志·王粲传》作“逸气”,或认为因有《文心雕龙·风骨》篇的引文和萧统《文选》的文本为据,“齐气”文字不误但“齐”不是指齐地或齐国,而是“齐平”、“平平”之意,认为曹丕之前无“齐气”用例(即没有这个成辞),曹丕不可能忽然运用“齐气”这一个词语! 由于学界对“齐气”解说众多,需要专门作一篇综述论文来论述,这里暂不详说。但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之所以质疑之声不断,主要是存在两个原因,一是对中国古代人文地理学和文学地理批评思想了解不够或不甚关心;二是因为不知道“齐气”说是来自于《禹贡》学的“九州之气”说。而这种“九州之气”说的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来源是什么呢? 应该是阴阳五行学说。经研究可以知道,汉代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大量运用谶纬学说,进一步发展了先秦以来主要本于《周易》和《尚书》的阴阳五行思想。这就是本文提出的并要力图解决的问题。

因此,本文先对《典论·论文》“徐幹时有齐气”一句的文字有无错误略作分析,以确立考证“齐气”成词的前提,接着说明“齐气”说本无贬义,而是一种文学地理批评;其次,对“齐气”成词过程以及其运用阴阳五行思想的历史成因进行扼要考述,因为迄今尚无人专门指出这一点。这里特别说明一下:笔者曾撰有《“齐气”说及其文学地理批评范式新探》论文发表② 拙文载《中原文化研究》2023 年第6 期。,该文对“齐气”成词问题和有关“九州之气”说的关系作过论述,但没有把“齐气”的成词过程作为专门问题加以论述,也没有特别从“齐气”成词之成因上研究分析“九州之气”说与阴阳五行说之关系。故本文虽然有所重复,但因作为单篇论文的专门研究“主题”不同,为了论述的完整性和便读性考虑,无奈而有意为之,非敢不尊重学术之规范。

二、《典论·论文》“徐幹时有齐气”句之异文成因考与文学地理批评属性论

萧统《文选》中的曹丕《典论·论文》“徐幹时有齐气”一句,应无误字。此处“齐气”有作“逸气”、“高气”和“奇气”的异文,盖是传抄过程中发生的错误,不可信从。关于“徐幹时有齐气”这句话,当代学界提出质疑者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认为此处“齐气”为误字,遂根据他处异文提出种种理解;二是认为文字或者无误,但“齐气”解释不应从李善所谓“言齐俗文体舒缓”的注解,认为这样解释不通,是望文生义。其实均不能成立。

范宁先生1948年发表论文③ 范宁:《魏文帝〈典论论文〉“齐气”解》,《国文月刊》1948 年 1 月第 63 期。按:同题文章,载《新生报·语言与文学》1946 年 11 月 11 日、16 日,第 4 期、第 5 期,内容有所不同。参见《范宁古典文学研究文集》,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247-252 页。,以某本《初学记》“齐气”作“高气”为据,力主《文选》本为误,判定李善所注为望文生义。其后众说纷纭,或以为文字有误,或以为李善误注,或从李善注并加以补正。范宁所根据《初学记》的版本不详,或是其误记。范宁认为“齐”与“高”的繁体字,“形近易讹”,故应是“高气”为是! 问题在于他没有反过来思考,此“高气”乃是原来“齐气”之误! 古人云:“误字令人思”。考辨古书之真伪或校勘文字之是非,如果研究者先在心中存一个预设的判断,就会造成错误,给后人研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范宁这篇大作当然有其学术贡献,但作为始作俑者,该文提出的说法与判断,包括其对许文雨《文论讲疏》的批评等,对后来研究该问题者产生了不少错误的影响。例如范宁认为李善注所谓“文体舒缓”就是指“语气”,认为:“徐幹的文章语气慢,不合事实。应该说他的性子慢,性子慢就叫有高气,被目为满身‘高气’的孔融就自己承认‘性既迟缓’(《与曹公书》),也是一个很好例证。”所谓“李善不能看出‘齐’字的错来,从而傅会到齐俗,真是‘失之远矣’。”如此说法等,令人置疑。

今据司义祖整理点校《初学记》有关各种版本说明和校记,有作“徐幹时有逸气”者,并没有“高气”之异文① 徐坚等著,司义祖点校:《初学记》,卷21,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511 页和该卷校记。。而且作为“高气”,与前文“孔融体气高妙”(就是孔融文章有“高气”之意),明显重复,根本不能讲通。其后,刘文英专门作文对范宁论文观点一一作出针锋相对的回应,认为李善所注不误。《初学记》卷二十一《文章第五》有关曹丕《典论·论文》引文如下: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原校记:严可均、陆心源校,“有体”作“犹体”。按:作“犹体”,误。)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逸气,然粲匹也。

今按,曹丕《与吴质书》有“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徐幹与刘祯的字“公幹”,传抄极易混淆,可能错误就是如此发生或别有故,而且这种错误可能最早又是源自《三国志》。刘祯诗风遒逸健壮,才符合“逸气”之义,而徐幹诗文风格绝不可能用“逸气”形容,今有学者坚持应为“逸气”,不足辨矣。

唐欧阳询所撰《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杂文部二》“论”条目下,摘抄曹丕《典论·论文》,几乎是全文,但“今之文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句,省略人名前的籍贯,另外“徐幹时有齐气”这句与《初学记》全同,“齐气”亦作“逸气”。这段中在“然粲匹也”后,与萧统《文选》本相比,省略如下一段文字:“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邑》《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与他文,未能称是”②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56,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年版,第1017-1018 页。。原文作:

王粲长於词赋,徐幹时有逸气,然粲匹也。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杨(扬)、班畴也。

《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并附有陈琳、徐幹、阮瑀、应瑒、刘桢的传记,其中徐幹传仅二句,但实际是对这五人作合传,进行穿插叙述。其中说:“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桢二十二年卒。”③ 陈寿撰:《三国志》卷20-21《王卫二刘傅传》,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602 页。其后,引用曹丕《与吴质书》,从“昔年疾疫”至“自一时之俊也”,对照《文选》本原文,属于节引,对徐幹、应瑒、陈琳、刘祯、阮瑀和王粲的评语一段都基本照录,文字稍有节略。这其中就有“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这句话。而裴注就引用了《典论·论文》自“今之文人”至“扬、班俦也”这一段,以便与该史传正文所引《与吴质书》相互参证,其中“徐幹时有齐气”这小节原引文为:“粲长於辞赋,幹时有逸气,然非粲匹也。”谨按:我们不难想到“幹时有逸气”是因为跟前面所引《与吴质书》“公幹有逸气”混淆所致。造成这一错误,显然是因为裴注把“王粲”与“徐幹”分别省称为“粲”与“幹”有关。至于“然非粲匹也”与《文选》本“然粲之匹也”不同,加一“非”字,意思完全相反,显然是误衍,否则与下文无法呼应,也就无法理解。当用理校法,将《三国志》裴注“幹时有逸气,然非粲匹也”这两句,校正为:“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我国古书刻本至唐宋间才逐渐普遍运用,刻本之前主要为写本,传写有误,乃属常事。不惮繁琐,考述如上,是因为这一点(原因分析)迄今似乎还少有指出者;另外还因为仍有个别学者坚持以“幹时有逸气”为是,亦或持保留的存疑态度而不敢加以按断。如果我们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对于能够弄清楚的问题,首鼠两端,模棱两可,这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没有下功夫研究,就不能得出自信的结论。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范宁说《初学记》“齐气”作“高气”,笔者没有查见他所依据的文本,但南宋章如愚撰《山堂考索》(又称《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或《群书考索》)前集卷二十一《文章门》节引《典论·论文》,该书元代的延祐七年圆沙书院本和明代的正德本均作:“王粲长於辞赋,徐幹时有高气,然粲匹也。”① 章如愚编:《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影印版,元延祐本;章如愚辑:《群书考索》,广陵书社2008 年影印版,明正德本,第140 页。笔者认为“高”应为“齐”之形误,而非相反,上文已作辨说;而该书《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为:“王粲长於辞赋,徐幹时有奇气,然粲匹也。”② 章如愚撰:《山堂考索》,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内府藏本。作“奇气”,明显与徐幹文风不合,前人评论亦未见有此一说,足证乃传写之误,或因同音而致误,或由“齐”之繁体字形近“高”字、“高”字又形近“奇”字而致误。

其实,从《文心雕龙》引文作“齐气”与《文选》相同来看,即可说明作“徐幹时有齐气”不误,此真可谓之铁证。《文心雕龙·风骨》篇云: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③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513-514 页。按:关于这段引文中的“清浊”“体气”“逸气”“异气”和“齐气”等概念的注释,可参考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1059-1062 页校注。

上引文中“时有齐气”一句,《文心雕龙》传世主要版本均作“齐气”,唯有元至正本和明弘治本作“济气”,明显乃“齐气”之误,林其锬、詹锳等先生已予以校勘说明④ 林其锬集校:《元至正刊本〈文心雕龙〉集校》,《唐宋元〈文心雕龙〉集校合刊》本,(台湾台南)暨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654 页第3 条校记。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中册,第1060-1061 页第3条校注。。文字既无误,而李善对“齐气”注解,基本为正解,亦无大误。因为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视野看,曹丕的“齐气”说,就是一种文学地理批评(又与才性批评等方法相互交融),是对其前的《诗经》《楚辞》的文学地理批评的直接继承,也是对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地域文化观和《汉书·地理志》“以诗证史”的观念与方法的继承。

“齐气”应无贬义,李善对《典论·论文》的“齐气”的注文中,拈出曹丕《典论·论文》“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一句中“斯累”一词,认为曹丕意谓“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使“齐气”成为具有一定的贬义色彩的批评,应不符合曹丕原意。退一步说,即使曹丕确实如黄侃先生所言“文帝《论文》主于遒健,故以齐气为嫌”⑤ 骆鸿凯著:《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434 页。,那么,曹丕之前,班固《汉书·地理志》说《诗经》之《齐风》具有“舒缓之体”的思想艺术特征,也并非贬义,而这又正可以说明黄侃先生这一论断不确。至于《文心雕龙·乐府》使用的“齐楚之气”,仅为关于乐府的地域分布及其特点的表达,亦不妨直接视为一种文学地理批评,也无褒贬之义。所谓“齐楚之气”,分开说,就是“齐气”和“楚气”,这说明刘勰完全接纳了曹丕的“齐气”的说法。

曹丕《典论·论文》说: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⑥ 萧统选编,李善等著:《六臣注文选》,卷52,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年影印本,第948-949 页。

这里列举建安七子作为当时的最优秀的代表作家,采用的是史传常用的书写格式,就是介绍每一位作家的籍贯、名与字。表面上看,是史家“惯例”,也是日常生活中介绍人物的习惯,但实际上也是别有深意,这个“深意”就是因为下文要评论这“七子”每一位的所长所短,而每位作家的所长所短和创作个性、作品风格的文气“清浊”,又是与作家所来自的文化地域(作家的籍贯所属之地)乃至与其流寓之地具有密切关系。虽然曹丕仅指出徐幹“时有齐气”,是与其来自“齐地”有关,其他作家都没有论及,但已足以成为一种文学地理批评之范式,这应是与齐文化和《齐风》具有突出鲜明特点有关,而徐幹又具有这样的特点,曹丕才作如此的论述,熔铸出“齐气”一词,也可以说提出文学批评上的“齐气”说。曹丕这段论说,可以与曹植《与杨德祖书》合观,其中论云:

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① 萧统选编,李善等著:《六臣注文选》,卷42,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年影印本,第770-772 页。

曹植的这段论述用意就非常清楚,这里所列举王粲、陈琳、徐幹、刘祯、应玚和杨修(没有提及孔融和阮瑀),指出其所在的“地域”,是明显具有一种地理空间的批评视野。其后刘勰《文心雕龙》之《时序》篇中也有类似论述: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②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673-674 页。

在上述这段评论中,所谓“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云云,明显是承袭曹丕与曹植的评述,但无疑也具有一种文学地域论的理论视野,都是一种地理批评也是一种空间批评,其“区宇”批评意识很明显。李善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文选》关于曹丕《典论·论文》和曹植《与杨德祖书》等注文(正文见上文所引)中,加以详细注释,其有关王粲、陈琳、徐幹、刘祯、应瑒、杨修等建安文人的籍贯或流寓之地的注释,汇集如下:“(王粲)仲宣在荆州,故曰汉南。”“(陈琳)孔璋,广陵人。在冀州袁绍记室,故曰河朔。仲长子《昌言》曰:清如冰碧,洁如霜露,轻贱世俗,高立独步,此士之次也。《毛诗》曰:惟师尚父,时惟鹰扬。”“(徐幹)徐伟长居北海郡,《禹贡》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刘桢)公幹,东平宁阳人也,宁阳边齐,故云海隅。《吕氏春秋》曰:东方为海隅。青州,齐也。”“(应玚)德琏,南顿人也,近许都,故曰此魏。”“(杨修)修,太尉之子,故曰上京。”可见,李善的注释文之中,其体现出的文学地理批评意识也是很自觉的,而非一时兴到之解,更非释典忘义之注。

曹丕说的“建安七子”的籍贯,其中今属山东者四人,孔融、王粲、刘祯属鲁文化区人,徐幹属齐文化区人;今属河南者二人,阮瑀、应瑒;今属江苏扬州市(宝应县)者一人,陈琳。三国曹魏时期,当时的作家以北方人为主,可以作出详细的统计,这就是当时的文学地图,这里就不详细罗列说明。根据上述,从曹丕、曹植到刘勰等人关于建安文人的地域分布或籍贯的论述,并非仅仅是一种“史笔”的惯例,而是自觉采用的文学地理批评方法,这应该不是没有根据的分析。

三、阴阳五行思想及其“九州之气”说与“齐气”成词成因考

“齐气”成词与成因,实际上与汉代的《禹贡》学和《尔雅》学中的“九州之气”说直接相关,“九州之气”即“九州之土气”的省略之言③ 虞世南撰,孔广森校注:《北堂书钞》云:“九丘,别九州之气。”校注:“又云九丘,丘,区别也。区别九州之土气,教化宜施也。”因为不同“土气”而应施不同教化,符合儒家“文质”教化之说,值得重视的思想文献。(台湾台北)宏业书局1974 年版。,是今文经学和纬学的重要思想学术,其中就跟天文分野、音乐律吕、气候节气等结合一起,是中国古代人文地理学的一种独特的学术思想,乃是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其中包括“性情”学说)来进行分析、建构的。

前文引述李善关于曹植《与杨德祖书》“伟长擅名于青土”的注文说:“北海郡,《禹贡》之青州也,故云青土。”这是一句很关键的注释。李善当然应是非常精通《禹贡》学的,熟悉具有“九州之气”说的有关文献,如《尔雅》《广雅》《公羊传》等书中的有关论述。只是当代学者不一定专门注意及此,遂有曹丕不可能忽然造出“齐气”这样一个新词的质疑。《尚书》中《禹贡》篇研究,可谓是中国古代的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学)的专门之学,仅汉代就产生了大量的著作,不仅包括《禹贡》篇的专门研究,还有各种史书的地理志、各种风俗志等都可以归入其范围。一般认为《禹贡》篇是夏朝(大禹)的地理著作(学界多赞同《禹贡》成篇应在战国之前),能够与之媲美的大概就是《山海经》。《禹贡》篇把中国划分为九州,记述其山川分布、水土治理、交通物产和贡赋等级、贡道等内容,所谓“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这九州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其中叙述“青州”云: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檿丝。浮于汶,达于济。① 《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169-170 页。

如果结合《管子》中著名的《水地》等篇,就可以说明早在先秦时期,先人就已经把地理自然条件与生产方式进而与民俗民情、地域文化联系在一起思考问题,对人地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笔者有多篇这方面的论文,这里就暂且不论② 拙文主要相关者:《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司马迁的地域文化观》,《中国文化研究》1995 第1 期;《〈管子·水地〉篇与先秦文学地理思想考论》,载《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五届年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51-176 页。。九州在殷、周直至汉魏时期,在行政上的范围划分以及称名上都不断有所变化。《汉书·地理志》有详细的历史记载。《释名》之《释典艺》解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九丘”云:“丘,区也,区别九州之土气”(有的类书引此句也作“九州之气”)。又《尔雅》有“此四方中国之异气也”的说法③ 郭璞注,郉昺疏:《尔雅注疏》卷7《释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217 页。。关于“九州之气”的论述,较早者,主要见于汉代著名今文经学家李训的《尔雅》注中。李巡《尔雅注》已佚,《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为三卷,清人黄奭有《尔雅李巡注》辑本④ 黄奭辑:《尔雅李巡注》,《汉学堂经解》,广陵书社2004 年影印版,第870-893 页。。在晋郭璞注、宋郉昺疏《尔雅注疏》以及《经典释文》等多种文献中保留有李巡关于“九州之气”的注文;东汉刘熙撰有《释名》,清毕沅和王先谦对其作疏证和补疏,其中也专门转引李巡这方面的注文⑤ 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44-51 页。。隋萧吉撰的《五行大义》卷一《论数》中,也有九州与五行方位、五行之气等文献资料的辑录与分析⑥ 萧吉撰,钱航校定:《五行大义》,中华书局2022 年版,第60-67 页。。《尔雅注疏》卷七《释地》关于“九州”之区划云:“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现将其中李巡的有关注文(参考《释名疏证补·释州国》疏证补之引文)抄录如下,括号内抄录相关郉昺疏文以便参考:

李巡曰:“两河间其气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两河间曰冀州

李巡曰:“河南其气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南曰豫州

李巡云:“河西其气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河西曰雝州

李巡曰:“汉南其气燥刚,禀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释名》以为取荆山之名。并云:“荆,警也。南蛮数为寇逆,常警备也。”)——汉南曰荆州

李巡曰:“江南其气燥劲,厥性轻扬。”(按:孔安国云:“北据淮,南距海。”然则扬州之境,跨江北至淮。此云江南者,举远大而言也。《太康地记》云:“以扬州渐太阳位,天气奋扬,履正含文,故取名焉。”)——江南曰扬州

李巡云:“济、河间其气专质,厥性信谦,故曰兖。”(校记:“谦”,《尔雅义疏》及《释文》作“谨”。)——济、河间曰兖州

李巡曰:“淮、海间,其气宽舒,禀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校记:“淮海间”《尔雅义疏》作“济东至海。”引按:《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济东曰徐州

李巡曰:“燕其气深要,厥性剽急,故曰幽。幽,要也。”:——燕曰幽州。

《公羊疏》引李巡注《尔雅》云:“‘齐其气清舒,受性平均,故曰营。营,平也。’今为青州。”(引按:此处为《释名疏证》中的引文。)——齐曰营州。⑦ 郭璞注,郉昺疏:《尔雅注疏》卷7《释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209-211 页。

从上文引文中,可见李巡认为齐地(青州)从沿海至淮、海间的徐州,都具有舒缓之气,但青州为“清舒”之气,而徐州为“宽舒”之气。另,河南的豫州也有“舒”气,只是其气“著密”而风俗民性是“厥性安舒”。清舒、宽舒、安舒三者有同有异,这是这三个地域之气的异同情况,这是兼自然之气与风俗之气而言的,非专指自然气候之气,是一种人地关系论,属于古代的人文地理学的思想。又,刘熙《释名》之《释州国》的顺序,是先青州,而后为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并州、幽州、冀州、兖州、益州,最后又专门说:“古有营州,齐卫之地于天文属营室,取其名也。”《释名疏证补》王先谦补注说:“此所据者,东汉之制”。又引皮锡瑞语说:“成国(引按:刘熙字成国,北海人)本青州人,故《释州国》以青州居首。”其实,皮锡瑞只是说明了一个原由,刘熙有意把青州、徐州、扬州连在一起解释,还因为其地都属于我国东部地区,特别是把青州与徐州连在一起(源于《禹贡》),是因为都是“舒”气,青州为“清舒之气”,徐州为“宽舒之气”,自有其理据。

《史记·货殖列传》云: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① 司马迁撰:《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2467 页。

又,《汉书·地理志》云: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② 班固撰:《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640 页。

司马迁谓齐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班固所谓“民函五常之性”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接着用《诗经》十五国风中诗歌的内容和风格特征,以诗证史、以诗证地(地域的民风民俗)。故班固下文有云:

齐地,虚、危之分野也。东有甾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南有泰山、城阳,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乐、高城、重合、阳信,西有济南、平原,皆齐分也。……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诗·风》齐国是也。临甾名营丘,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乎嶩(峱)之间兮。”又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缓之体也。吴札闻《齐》之歌,曰:“泱泱乎,大风也哉! 其太公乎? 国未可量也。”③ 班固撰:《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659 页。

通过上面的考述,李巡所谓“齐其气清舒”(或点断为:“齐,其气清舒”),省用之,不就是“齐气清舒”么! “齐其气”的“其”是一个指代词,就是指“齐”(齐地),实际就是“齐气”之意。此后,如前所述,刘勰《文心雕龙》论乐府有“齐楚之气”的提法,这就是“齐气”、“楚气”的意思,只不过这里的“气”是指齐地和楚地的乐府土风。据《北堂书钞》,还有“楚气似马”“齐气为牛”的说法,大约出自成书于南朝齐梁时代的《地镜图》,孔广森注云:“《地镜图》云:楚气之见似马。”又注说“齐气为牛”语,出自《地镜图》④ 虞世南撰,孔广森校注:《北堂书钞》卷152《天部》,(台湾台北)宏业书局1974 年版,第725 页。。《地镜图》当为堪舆类之著,其似马似牛之说,颇令人思:难道是楚气急促故似马,而齐气舒缓而似牛乎? 不能详知;但可以确切知道者是齐梁时代的南北朝时期,“齐气”、“楚气”的说法已经普遍,完全是两个成辞了。

进一步要追问的问题是“九州之气”的论述为何不见于《尚书·禹贡》篇,何以在汉代方始有丰富的论述呢? 曹丕乃至刘勰在使用“齐气”这一批评概念(或者称之为一种文学批评之说)其内涵究竟是“清舒”之气还是李善注所谓的“舒缓”之气呢? 回答这两个问题就需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思想观念,笼统地说,这种思想观念或者说运用的方法论与理论“工具模型”(范式)就是阴阳五行学说,其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可以通过萧吉的《五行大义》来把握,这里限于篇幅,仅就其主要方面作出扼要分析与讨论。阴阳说和五行说合流大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尚书·洪范》篇箕子向周武王所说的治国九种大法,其中第一法就是“五行”,就已经把五行与五味相联系,并对五行的属性作了简明论述;第六法谓“三德”,即正直,刚克、柔克,提出了“刚柔”的概念,后来就与阴阳说联系起来。《尚书·洪范》述“五行”云: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① 《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357 页。

我们阅读由南朝梁陈入隋的萧吉所编撰的《五行大义》,就知道到了汉代,经学家们几乎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把“洪范九畴”全部联系到一起,这与汉代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注重附会政治、注重哲学思考有关,董仲舒、扬雄、班固、郑玄等等代表性人物,他们有关阴阳五行的论述,逐步把这一学说发展成为解释世间万事万物的理论,而且影响广泛,成为普及性的知识。董仲舒《春秋繁露》系统地提出具有新的内容的阴阳五行思想,是其张扬《春秋》“大一统”说、“天人相与之际”说的基本理论内容,是其用来回答汉武帝举办贤良对策时关于“天命”与“情性”两个大问题的思想方法。所以这种阴阳五行学说也自然被运用到传统地理学之中,进而影响到文学的地理批评。《禹贡》篇的九州说发展为“九州之气”说,用阴阳五行学说把人的“性情”说与五方、五色、五音、四季、五常、五性、五事等等联系到一起,成为一种“宇宙”式的理论图景,其中有生硬比附,也有实践经验,不都是迷信的、非科学的。如董仲舒《春秋繁露》认为:

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性情相与为一瞑,情亦性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深察名号》第三十五)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土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五行对》第三十八)

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为人者天》第四十一)

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五行之随,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若酸咸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犹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五行之义》第四十二)② 引据袁长江等校注:《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2003 年版,第230 页,第240 页,242 页,第246-247 页。

所谓“木居东方而主春气”,而齐地又临大海,这就是李巡解释“齐其气清舒”的理论依据。董仲舒的这些论述,可以与前文所引班固《汉书·地理志》的话结合起来看。班固所谓“民函五常之性”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其中所谓“五常之性”就是指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属性,从阴阳五行学说与性情学说的系统性关系上说,金木水火土“五行”属性、自然(天)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又是与人的仁义礼智信“五性”③ 按:五性,儒家又名“五行”,指“仁义礼智信”;郭店楚墓竹简作“仁义礼智圣”。参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五行》,文物出版社2002 年版。、喜怒哀乐好恶“六情”等相互对应的。可见,仅从上面引用的董仲舒和班固的论述就能说明:“九州之气”的不同,是从阴阳五行学说包含的各方面相配合的系统论中综合而得出的一种解释,是多因论而不是单因论,这里仅能点明其大要。

萧吉《五行大义》述九州与五行关系,无多新义,基本都是抄撮前人论述,有时略加分析。其中述“青州”:

青州者,《释名》云:“青在东,生也。”《太康地记》曰:“少阳色青,岁事首,即以为名。其地东北据海,西距岱。”《禹贡》云:“海、岱惟青州。”《吕氏》云:“东方海隅青州,齐也。”

今人校定者补引《艺文类聚》卷六《州部》引《太康地记》云:

青州,东方少阳,其色青,其气清,岁之首,事之始也,故以为名。周之建国,表东海,居于青州,故吴季札观乐于鲁,闻齐之诗,云泱泱乎大国之风也,其表东海者乎?① 萧吉撰,钱航校定:《五行大义》,中华书局2022 年版,第63 页。

总之,上引文献史料有的产生于曹丕之后,但参照前文所论,就知道这些有关阴阳五行与地理方位、五色、五音、性情等系统论思想,都在曹丕之前就已经很是流行,几乎可以说在当时已经成为具有公共性的知识。因此,“齐其气清舒”说,就成为具有常识性的说法。故曹丕提出齐人徐幹的辞赋(应该可以包括其诗文)“时有齐气”的特点,就一点也不突兀。而由此进一步去探讨曹丕的“文气”说的理论内涵,就可以获得更为确切的理解。

四、结语

李巡《尔雅注》谓“齐气”为“清舒”之气,笔者以为其依据应与经学中的纬学、阴阳五行说、性情说等直接相关;而且如以“清舒”之气直接解释“徐幹时有齐气”的“齐气”内涵,结合徐幹(“沉默”)性情与诗文风格看,更贴近徐幹的文风,比李善所注更胜一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李善解释“齐气”不仅认为这个说法具有贬义,而且仅指出具有“舒缓”而忽略其“清”的词义,可能不完全符合曹丕乃至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引用曹丕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换句话说,曹丕、刘勰他们应该想到的是李巡所解释的“清舒”之义。因为,徐州之气才是“舒缓”土气,而徐幹是齐人,并非是徐州人。所以我们说,李善的注解是基本正确的,恐非完全确解。这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作详细而深入的分析研究。限于篇幅,谨作如上讨论。总之,曹丕说“徐幹时有齐气”的“齐气”,绝不是什么忽然出现这样一个生造出来词语,而是一种略加改变即可成词的一个名词概念,最终成为一个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批评“成辞”,成为一个习用的批评概念的辞语。考其“成词”(如何演变为“成辞”)的历史发展过程,即可知“齐气”成词的成因;而言“齐”之风俗民性的“刚柔缓急”,是如司马迁说的“宽缓阔达”,而《齐风》是“舒缓”之“体”,不也是“齐气”成词的成因么! “舒缓之体”的“体”,实际就是风格与格调的意思。《汉书·地理志》在运用十五国风分别记述这些邦国地域的不同“风俗”民情与地域范围之后,还大要运用这种思维方法记述“楚辞地理”,其论述的目的相同。

最后,还有必要强调: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哲人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一种认识,是一种理论概括与理论工具,就形而上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就形而下说,具有工具模型、理论范式的意义;其中有科学的一面,也有人类认识局限性而导致的不科学的一面,这是毫不奇怪的。就阴阳五行学说对自然乃至社会规律与现象的客观发现与揭示而言,迄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仍然可以运用它来作为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指导或诠释范式,只是要舍弃其不科学的内容即可。梁启超先生《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学术贡献很大,但其开篇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 册《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47 页。! 阴阳五行学说确实存在“迷信”即非科学的思想认识,如班固《汉书》之《五行志》专门记述天人感应的灾异事件等;但这一偏向于全面否定阴阳五行学说的基本判断,我们今天已不再认同。而就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批评而言,如果不能对阴阳五行学说有较为全面的把握,那么就很难把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搞清楚。例如,不深入了解和把握阴阳五行学说,就不能真正理解曹丕的“文气”说,包括其“齐气”说、“体气”说、“逸气”说等;又如刘勰《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体大而虑周”的文论著作,阴阳五行学说也是其进行文学理论批评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方法,研究《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就不能不研究其中有关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换句话说,阴阳五行思想与《文心雕龙》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之关系的课题,尚有待于作深入而专门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意义,而绝不是仅仅限于曹丕提出“齐气”说之思想渊源与理论依据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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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3-0122-09

作者简介:陶礼天,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首都师范大学2024 年教学研究项目《古代文论名篇〈典论·论文〉教学疑难问题研究》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