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
摘 要: 数智化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新兴手段,也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有力工具。 数智化促使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运用的理念与方式发生变迁,主要表现为以数智化网络主导的政策议程设置“再中心化”、以数智化沟通服务的决策制定灵通化、以数智化传播融入的政策动员“双面性”、以数智化技术支撑的治理效果监测可见性等方面。 为强化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运用的数智化效能,应努力在广开言路与需求洞察兼顾中实现“悦来效果”,在政策宣传与文化传播协同中达成“黏合效应”,在媒介融合与鸿沟弥合并重中取得“共治效益”。
关键词: 数智化;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政策;治理
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重大的文化工程,国家文化公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其建设依托于具有突出价值的文物和文化资源整合来展现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其管理关涉跨区域协同、多部门协调和全方位协作的体制机制创新,而这些离不开对信息型治理工具的充分且有效运用,尤其是在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时代语境下。 作为治理工具的一种,信息型治理工具的运用是通过思想情感引导、文化道德熏陶、知识教育培训等柔性方式,促使利益相关者自愿、主动地参与治理行动。 国家文化公园的信息型治理工具主要是指公共治理主体围绕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及政策法规制定、实施等活动,为实现国家文化公园的治理目标而采用的一系列信息沟通手段,涵盖国家文化公园政策宣传、信息共享、政民互动沟通等方面。
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的运用具有协调多重利益关系、传播中华文化、赋能公共文化参与等典型意义,在属性上呈现出文化传播、公共服务与政策推进的相互交织特征,在实践中愈来愈表现出提升主体意识、丰富载体类型和增强施行效果的要求趋向。 针对政策规划制定、施行和解读,各地关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新闻发布会、联席会的召开成为常态,主办方多为政府新闻办公室或行政主管部门,参与者涵盖发展和改革、宣传、文化和旅游、文物等政府部门负责人以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以此促进政府与媒体、公众的对话和沟通,加强组织内部正式或非正式沟通;针对政务信息公开,国家文化公园保护建设相关的政策公示、项目征集及工程实施公示、资金扶持公示、活动服务项目公示等力度加大;针对信息反馈与咨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相关政策、法规设立的意见征求活动依法开展,监管部门、媒体、公众等对涉及国家文化公园的治理决策监督意识加强,且政府根据决策需要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鼓励专家学者以真知灼见、科学研究提供政策建议,发挥专家的行业和社会影响力。 随着大数据、大模型等数智技术在公共领域的深度融入,政策规划宣传、政务信息公开、决策咨询沟通等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的运用面临着数智化环境的因应要求,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解决显得愈为关键:数智化与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有何联系? 数智化对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运用有何影响或风险? 数智化语境下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运用如何更具效能?
当前关于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的理论研究并不多见。 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关注法治化建设、分区域协同等议题,如许立勇、周从从借助文化圈层理论探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功能和治理意义,提出了政策协调统筹需要加强、文化内涵有待挖掘等问题① 许立勇、周从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圈层治理研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5 期。。 同时,国内外学术界尚缺少针对数智化与信息型治理工具运用关系的系统性研究成果,目前已有研究主要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关注数字化管理中的政府信息治理、政策工具类型等议题,如David C.G.Brown 等提出公共部门及其组织流程越来越多地被数字技术所改变,信息治理和高级信息技能的需求变得至关重要,并指出了政府信息本身不仅是政府决策的重要工具,也是为公众提供的关键服务以及公共部门问责制和透明度的基础。② David C.G.Brown and Sandra Toze,“Information Governance in Digitized Public Administration,”Canad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60,no.4,2017,pp.581-604.另一方面,针对数智化赋能政策舆论引导、政策传播等研究,如吴越、李明德从政策舆论引导机制转变、潜在风险表现等方面探究数智技术嵌入政策舆论场的影响③ 吴越、李明德:《数智技术嵌入政策舆论引导:转向、风险与治理》,《宁夏社会科学》2024 年第3 期。;尹子伊、陶建杰指出社交媒介对农村公共政策传播的赋能作用,提出基层政府和村级自治组织要不断优化农村信息环境,发挥网络社群正向作用,推动不同传播渠道形成合力④ 尹子伊、陶建杰:《再中心化:社交媒介与农村政策传播的重塑》,《未来传播》2024 年第5 期。。
综合来看,相关研究涉及新媒体与政策传播、数字化与政策工具等方面,国家文化公园政策信息传播、数智治理等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数智化语境下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运用的研究。 本文结合政策传播、公共治理、数智传播等相关理论,探讨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运用的数智化转向,力图促进国家文化公园治理、数智化治理的理论研究,助力数智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创新。
技术深度嵌入社会和政治体制,而生成、解释、分类、传播和理解信息的环境常常成为决定公共信息价值的有力因素。⑤ 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肖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211 页。伴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加快,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运用的媒介环境逐渐变迁。 当前,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不仅催生出万物互联、实时交互的信息新生态,而且日趋体现出作为治理或管理工具的公共价值。
依托于数据算法的运行逻辑和智能生成的技术形态,数智化改变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并以技术赋能或媒介功能对文化与社会领域产生持续的影响。 在技术创新应用中,离不开信息的生产、加工、分发和获取,指令性、符号性的信息利用推动了人们的物质生产、精神创造和社会交往。数字技术作为基础设施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创业创新生态及社会组织之中,对相关事物带来性质、结构等方面的变化,而其作用的关键在于信息传递或知识共享。① Erkko Autio,Satish Nambisan,Llewellyn D.W.Thomas and Mike Wright,“Digital Affordances,Spatial Affordances,and the Genesis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vol.12,no.1,2018,pp.72-95.同时,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数字媒体化带来更多的信息共享和社交活动,主要涉及有限关注空间的主导性议程和多元分散的品位文化,需要从改变或维持社会秩序的角度重新审视数字媒体的意义。② 拉尔夫·施罗德:《数字媒体理论视野下的政党政治:基于印度、美国、瑞典的探讨》,孙会岩、李啟月译,《国外理论动态》2019 年第 5 期。以智能计算为基础的媒介更具有模拟人的大脑和性情的特征,创造信息编码和解码新机制,能达到传统信息工具和手段所无法触及的人心向度和时空限度,为文化传播与公共传播创造综合性且效力强的场域。
数智化的信息传播与人机交互中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常需要从人本取向、发展效益方向、公共价值导向等层面去省思技术变迁带来的相关挑战和机遇。 人工智能根据收集的人类与自然数据、规则及规划生成计算模型,以符号指向对象为核心,在一定程度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得到事实性或推理性的概率结果。③ 陶洋:《信息与智能》,科学出版社2024 年版,第212-213 页。数智化媒介可在信息传播中具备或寻求人所依赖的情感、意义等,技术在理解和描述的同时,人们也利用语境化的新工具以及话语新模式来描述经验、提出诉求,将数据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有信息量和有价值含量的故事或作品,所以这也显露出故事、视觉图像、新闻、心理学等的融合意义。④ 斯科特·斯洛维克、保罗·斯洛维克:《数字与情感:数据世界中的信息、情感和意义》,马行健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4 年版,第15 页。
数智化对政策传播的创作者、平台和接受者产生多维连接作用,信息输送与触达也是实现治理目标的一种工具运用过程。 政府往往通过面向目标群体的政策信息传达,影响着人们对待政策内容或行为规范的认知和态度。⑤ 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肖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88 页。并且,政府治理工具需要一个支持性的信息环境才能发挥作用,对政府治理工具的信息维度的关注能够改善自上而下的传统干预形式,⑥ Peter John,“All Tools are Informational Now:How Information and Persuasion Define the Tools of Government,”Policy&Politics,vol.41,no.4,2013,pp.605-620.信息资源的选择、获取和利用成为治理活动的重要支点。 数智化能够为治理工具使用提供基础性、平台性的信息保障,且服务治理的信息是多向流动的,网络空间的舆论信息会对政府决策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社会舆情关涉民情、民力和民智,是决策主体在决策活动中涉及的民众生活、社会生产等社会客观情况的反映,而民众在智识、情感与意志的基础上对社会客观情况和国家决策产生政治态度。⑦ 郎劲松、侯月娟:《政府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54 页。行政决策部门通过广辐射、应急快的数智化媒体与公众有效互动,不断改善着政府公共关系、形象以及民众的政治态度,推动社会治理的舆论环境整体优化。
数智化不仅以创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手段介入治理,而且在规则、制度等方面对权利义务关系、权力结构进行调整,以集成式的治理工具价值影响着民众的政治参与观念和行为。 基于政府管理信息化或政务信息管理系统来打造更为先进的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或智慧政府,这并非简单的技术升级所带来的版本更新,而在于内核理念更迭所引发的形态变化,愈来愈体现出网络化、平台化、数据化、智能化、生态化等方面特征。① 张建锋:《数字政府2.0:数据智能助力治理现代化》,中信出版社2019 年版,第42 页。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政务信息搜集、整理、理解、分析和处理能力显著提升,公共部门可以“又快又准”地发现信息之间的关系以及信息蕴含的规律,挖掘信息更大的治理价值和公共服务作用② 梅立润:《人工智能影响国家治理的复合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年版,第90-91 页。,而在过程中“控制-反馈”的治理关系得以改善。 数智化有助于政府管理创新,各行各业的大数据打通成为基础性需要;区块链通过建立时间戳以及点对点分布式技术、哈希算法、智能合约技术等集成,以“去中心化”、公开透明、加密安全、可追溯性等优势契合着跨领域、跨区域、跨部门的治理需要③ 曾西平、吴淼、姚亚静等:《构建与重塑:区块链开启公共治理的深度数字化》,人民邮电出版社2024 年版,第30-31 页。,为涉及全局的战略性工程治理行动嵌入可行的技术规约。
公共行政不只是作为科学或艺术的行政,更应关注对组织和社会关系解释、理解、共享等的社会设计过程。④ 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孙柏瑛、张钢、黎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74 页。作为国家主导实施的战略性项目,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依托于大跨度、线性廊道的文化遗产资源系统性保护和整体性管理,更有赖于文化治理信息数智化支撑的资源配置和要素整合,如通过整合国家文化公园沿线资源建设“云长城”“数字黄河”等数字设施或数据平台,由此数智化信息型治理工具的良好运用在国家文化公园相关公共政策设计、传播及执行中更显关键。 一般来看,国家文化公园的信息型治理工具涵盖组织沟通、媒体信息、设施场馆、宣教活动等类型,借助数智化的技术,通过在底层设施、数据中台、产品和服务集成平台等方面的系统性应用,凸显信息型治理工具的现实效益。 数智化的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工具运用,既在工具选择、宣传效力、政策环境的限度中,实现政策信息传播、行为劝诫与行为引导的功能⑤ 钱再见:《论政策执行中的政策宣传及其创新——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学理分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 期。;也强调信息作为一种文化治理工具的互联互通意义,服务于治理的不同环节和不同对象间的治理协作要求。 例如,国家文化公园相关建设规划方案中经常提及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线上文化传播空间打造等“数字再现工程”,其任务实施除了宣传动员的意味,更寻求治理主体的政策意愿和行动的一致性。
信息型治理工具运用作为一种服务社会发展的规范性或公共性手段、方法,嵌入治理信息化和信息治理化的运转机制,其运用贯穿于政策议程触发、政府决策形成、政策实施执行与治理监测评估的全过程。 数智化媒介推动文化和社会治理逻辑与路径转变,同时带来治理制度适配性、兼容性难题,并需要思考解决伦理性、合规性风险问题。 数智化为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的利益相关方建立信息供需匹配的优化机制,但受制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环境感知或信息基础条件差异,信息型治理工具的运用可能会出现对冲、失焦或低效的困境。
国家文化公园政策议程是根据国家文化公园公共问题解决的重要性程度而设置的,需要不同来源方提供信息和数据共享。 正如在公共规制中,依托信息公开制度、信息提供激励制度等获取决策信息、提高决策质量。⑥ 应飞虎、涂永前:《公共规制中的信息工具》,《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4 期。数智化能够推动优化国家文化公园政策制定及实施前的公共信息获取能力,促进更为科学、高效地收集或研判国家文化公园政策议题或公共舆论。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服务载体,其管理运营将公共性及服务民众放在首位,而数智化为国家文化公园规划设计及政策法规制定的前置信息搜集活动赋能,且线上线下联动的政府和公众信息沟通既是治理实践需要,也是公民批评权、建议权等权益保障需要。
随着公众在数字网络空间中的权利意识的增强,国家文化公园信息传播和获取的个性化趋势更为明显。 数字技术不仅具有推进民主化的能力,也提供了更符合个人需要、个人情况和个人愿望的定制性公共服务。① 莱斯利·巴德、丽莎·哈里斯:《电子治理:管理还是治理?》,张熹珂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31 页。于此,游客、居民能较为自由地利用数字渠道提出建议、表达主张,从身边或依经验出发反映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相关的文物保护利用、价值阐释、主题展示、公共服务、商业运作等方面的问题;政府能采用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开展国家文化公园相关网络信息搜集与分析,可提升政务议题识别和分析的效率,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关国家文化公园、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等话题的数据抓取与处理,提炼出网友或媒体聚焦的关键词,从而助力决策者围绕社会关切精准定位议题。 不过,数智技术嵌入政策舆论信息管理也要防范隐私侵犯、数据滥用、数据垄断、意识形态操控等不同层面的风险。② 吴越、李明德:《数智技术嵌入政策舆论引导:转向、风险与治理》,《宁夏社会科学》2024 年第3 期。
利益相关群体或个人以“再中心化”的方式拥有更大的网络权力以及现实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处理信息的技巧亦决定着政府传播效果的实现程度。③ 刘小燕:《政府传播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38 页。不同于政府或专家主导的国家文化公园政策议程设置,在“人机喧嚣”的全球网络环境中,意见领袖、“网红”或普通网民有可能会对国家文化公园治理形成片面性见解或情绪化意见,人工智能亦可能会生成合成恶搞低俗、虚假伪造的信息,若缺少必要的“再中心化”的平台把关或行政执法,则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不良后果,因此国家文化公园相关负面舆论处理也应是政府决策信息搜集与治理的重要环节。
信息型政策工具支撑的关系营销通过前摄性的组织间管理方式,以信任为基础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的多个行动主体参与。④ Stephen P.Osborne:《新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观点》,包国宪、赵晓军等译,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77-178 页。同时,组织文化和治理工具影响着组织沟通的发起、流程和结果。 数智化推动实现组织制度的柔性化和文化氛围的包容化,有助于激活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的链式和分区域组织潜能,依托于云平台和扁平化的矩阵组织促使国家文化公园各节点工作更为通畅⑤ 张义:《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水平的多维评价及提升策略》,《探索与争鸣》2022 年第6 期。。 而且,数字化沟通工具是敏捷的、联通的,以信息网络的有机性连接和中枢性平台及时响应国家文化公园治理所需,并以“神经末梢”激活的作用促使上传下达不拘一格。
数据越来越成为国家文化公园决策制定中组织沟通的“硬通货”,高质量的数据流通与开放共享愈加重要。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能够推动定制化、精准化的决策,可以辅助对国家文化公园决策的核心议题严密论证,但是数智技术或产品接触鸿沟、使用鸿沟的存在也可能导致决策出现偏差,正如有些老年人、未成年人、残障人士等“生产”的数据信息相对有限,决策行动的信息支持如果仅依靠单一渠道的数据容量可能显得不足。
政府沟通在国家文化公园治理决策形成的前端发挥作用时,通常采用重大通知公告、劝说警示活动、程序性的一般信息披露或预告等方式。⑥Michael Howlett,“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as a Policy Tool:A Framework for Analysis,”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3,no.2,2009,pp.23-37.拥有巨大“流量池”的社交媒体逐渐成为公众参与政府沟通的“议事厅”,国家文化公园相关政策决策制定的热门话题设定或信息精密化、社群化推送,不仅扩大了国家文化公园相关决策咨询或意见征求公告的传播广度和力度,而且有助于社交媒体用户与政府部门信任关系的建立,可以推动国家文化公园政策草案或决策方案的真诚协商,从而显示出信息型治理工具运用的及时性、交互性、安全性、灵活性等性能① 唐志远、邱艳美:《“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的样态、成因及其消解——以乡村数字治理为情境》,《岭南学刊》2023 年第 1 期。。 此外,在国家文化公园决策中,通过对相关治理数据或数字同叙事描述的交织,能够传达数据信息的情感、道德以及其他维度的更深层含义,可能有助于减轻破坏理性决策的认知倾向干扰② 斯科特·斯洛维克、保罗·斯洛维克:《数字与情感:数据世界中的信息、情感和意义》,马行健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4 年版,第197 页。。
政府部门多利用自有或可获得的数智化媒介渠道发布资讯类、宣教类等内容,引导或鼓励公众支持、参与到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中。 数智化推动形成跨媒介传播和跨平台触达的政策扩散新机制,可为国家文化公园政策实施或决策贯彻提供完备的信息型治理工具箱。 不过,由于政策信息与数智内容的属性差异,数智化传播在政策动员中表现出一致与独特、权威与娱乐等双面性特点,合理兼容或不当倾斜就可能会产生促进或制约的差异化治理效果。
数智化推动政策传播采用个性化、有流量的宣传与咨询服务方式。 当前,有些国家文化公园相关官方网站、公共媒体账号比较程式化,权威部门发布信息的多元性不足,有关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公开的互动信息更新较慢,且有些站点或程序设计与数智化的交互架构不够匹配。 官方数字平台发布渠道的建立能够实现统一口径的国家文化公园权威信息传播,可信度高的官方信息是数智化时代不可或缺的存在,而官方信息传播逐步顺应数智媒体运营的独特规律和用户多元需求亦有其合理性、紧要性。 与其他不确定因素产生的影响相比,信息的质量和数量因素扮演着更为关键性的角色。③ 李妮:《公共政策简明原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23 年版,第53 页。需要防范的是,数字网络空间可能出现冗余、AI 幻觉生成或泛娱乐化的低质信息,如对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建设“戏说”、文物保护“乱说”、旅游开发“假说”等情况,“流量拜物教”式的不良信息传播对政策决策执行会造成不利或负面影响。
数智化影响着官方叙事结构和形式,进而可推动政府及其媒体形象不断转变。 为适应新媒体竖屏阅读和快节奏观看的习惯,近年来国家文化公园保护与建设规划“一图读懂”式的新媒介呈现情况不断增多。 这不只是在视觉上对政策文本重点的精心编排,也是以用户为中心突破媒体融合边界的一种尝试,而这种扁平化的理念在有官方参与推出的AIGC、微短剧等网络文艺作品中同样有所凸显。 从数智平台用户需求角度加强互动传播,可见文旅城市、文旅部门、文旅局长等类型公共账号的媒介动员“网红化”是寻求亲密化、趣味化和平民化传播转型的结果,如抖音短视频平台中“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段”话题的播放量高于一些国家文化公园相关话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抖音平台上标记为“四川甘孜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的“甘孜文旅刘洪”账号的影响力,“接地气”的官员形象呈现以及“短平快”形式的视频内容创作推动“出圈”传播。
设施场馆建设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社会认同形成的重要工程。 国有资本投资建设、国家财政支持建设或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办的国家文化公园相关博物馆、展览馆、艺术馆等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治理的一种空间载体,而随着数智化叙事媒介的嵌入,智能装置运用、数字艺术空间营造逐渐成为这些文物文化单位建设的标配。 数智设施或空间,作为国家文化公园形象的一种标识被塑造和推进。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数字文化体验馆、科技馆等空间的建设,是对人、地和文化符号之间互动关系的规范性呈现,在此人们通过文化体验、相互交往实现对自我身份的建构。④ 傅才武:《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结构叙事与文化认同塑造》,《学习与实践》2024 年第5 期。例如,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的标志性工程,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以象征长征的“红飘带”为建筑语言,结合贵州自然环境和长征历史情境,以人工智能交互、全息影像等科技手段对红军长征的革命历史进行全景式展现,以演出、影视的创新叙事沉浸式感染观众,在此伟大的长征精神鼓舞人心,观众基于个体的经验感知、文化记忆对家国文化生发出情感依恋和内在认同。 当然,根据数智化技术在国家文化公园相关场馆建设实践中的应用程度差异,展示场馆若呈现形式较为单一,其呈现因缺乏沉浸式和互动式效果,可能难以激发公众的持续兴趣;在场馆提供的展览观看、演艺欣赏、教育培训等服务中,也要促进文化内涵呈现与技术创新、媒介形式相融合,同时避免出现传播载体过于花哨而稀释了文化内核,或因内容阐释浅薄导致技术运用显得空洞无物的情况。
数智化的信息型治理工具是政策效果测度、治理效能评估的“好帮手”。 一方面,数智化技术具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力量,通过对国家文化公园政策监管涉及的大体量、连续性、多类型的数据采集和整理,促使国家文化公园治理效果监测更为直观化和高效化,预估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完善。 例如,采用数字化监测设备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沿线遗产及空间信息采集,推动建设单位、行政部门之间的管理信息流通,为政策绩效考核或重大事项、重点工程进展评估提供保障。 另一方面,监察反馈维度的数智化信息型治理工具的运用并不局限于监管部门的主动考核和评测领域,也强调数智媒体平台、网络媒体用户等对涉及国家文化公园保护、建设和管理事项的“在线督查”。 数智化赋能于民众对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的检视行动,突出了广泛性、现实性的监督以及实时、可见的反馈作用。 在国家文化公园周边社区参与和游客实地到访中,人们对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出现对文物、生态等的破坏行为可以进行网络曝光或在线投诉举报,在此人人都可能成为管理要求执行或政策落地的“巡察员”“监督员”。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反映了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共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相互统一的关系。 以人民意志和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国家文化公园治理工具的运用与数智化转型升级有机结合,以数智化推动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的更好运用,既要体现出数智治理的公正性、合法性和高效性,也要彰显出数智文化建设的社会治理意义,实现国家形象标识构建、中华文脉延续、文化共同体构筑等治理目标。
政府、市场和社会通过文化信息型治理工具展开互动、沟通与协调① 周超、毛胜根:《社会治理工具的分类与型构——基于社会治理靶向和行动逻辑的分析》,《社会科学》2020 年第10 期。,而数智化为调动各方意愿提供了具体且可适配的信息型治理工具形式。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承担着文化保护、传承、展示和利用等多重任务,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牵涉多层次、多主体的利益关系,这就需要在治理协商中寻求不同价值诉求的契合之处。
作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的国家文化公园的实施倚重于民众的广泛理解、高度支持和深度参与,并且在政策施行中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应充分发挥数智化信息型治理工具运用的民本价值。 在数智化工具的使用中,强调组织价值的信息化协同以及个体利益需求的充分表达,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运用应有广开言路、唤起行动的自觉。 同时,加强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执行中涉及的中央、地方和基层政府部门之间的交流,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效沟通,促进社会各界对国家文化公园保护建设方案和内容有更好的了解,并通过互联网平台等途径精细化地吸收专家学者的意见、基层实践经验、群众智慧等,妥善采用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手段整合各界意见或看法。
不过,需要意识到信息型治理工具作为基础性治理手段,并非强制性的。 运用信息型工具来推动政府倡导的行为、减少不适宜的行为① 吴逊、饶墨仕、迈克尔·豪利特等:《公共政策过程:制定、实施与管理》,叶林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 61-62 页。,需要从数智媒体的受众或用户的角度精准化展开。 在对目标受众的告知、提醒与劝说时,要考虑公众或团体的属性、构成以及特定的利益诉求、情感需要,因为这些会影响其对国家文化公园政策的理念和举措的接受情况,所以有必要运用数智化方法展开公众的细分和洞察,从而在契合感性和理性需要中促进公众自觉地维护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相关政策、自觉改变不协调行动,统合协调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念和利益期许。
数智化推动着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的信息工具与文化内容融合,以“黏合剂”的作用助力政策接受和文化认同的双重目标实现,因此文化政策宣传和公共文化服务亦具有明显的同步性。 通过数智化媒介或平台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政策信息公开和精准性服务,促使地方政府、在地居民以及普通公众理解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理念,并在网络空间加强国家文化公园治理议题的媒介适应性阐释说明,积极采取多模态呈现、自动化生成的方式宣传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意义和重大进展。 比如,上线国家文化公园相关的智慧文旅公共服务平台等,利用有数据处理权限、能保障数据安全的“大模型”服务公众的生活、游览、研学等需要。 同时,要避免单一化的政策宣传形式,引导海内外具有优良品格的“网络红人”、数字产品用户等参与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推广,促进国家文化公园相关政策法规、建设职能任务以及专业技术知识等广泛且有效传播,并提升国家文化公园规划与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政策的海外认知度和影响力。
信息型治理工具的运用通过提升政策宣传力度、舆论动员效度等,促进国家文化公园相关政策意义理解和治理行动目标实现,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着文化的传播共享和协同治理。 国家文化公园治理有着文化认同强化和集体记忆延续的意义追求,借助数智化的信息型工具,将国家文化公园更深刻地内化为全民族的精神标识和文明身份象征。 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要着力解决文化传播力不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不够协调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现实问题。 例如,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点项目之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围绕文化资源、文化资产以及文化治理数字化的协同需要,搭建政府服务端、公众服务端、企业服务端、国际传播端和线下服务端五大平台,以超越区域、层级和类型界限的数据流通方式统筹大运河管理服务职能体系,以教育学习、文化体验、景区游览、文化消费等服务功能整合促进大运河文化传播体系构建,并结合热门影视剧推出“跟着《北上》游运河”等应景的活动,不断为大运河文化的海内外传播提供前沿性的数智化技术支撑。
在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政策工具运用中,数智化的场景并不是仅限于数字媒介或网络空间,而是与实体空间有着极强的渗透性和关联性。 基于开放、平等、公正的参与原则,要推动国家文化公园数智化治理相关的内容、算法、软件与硬件升级优化,面向公共服务、市场等多元领域协作拓展。 以数实融合为依托,改善国家文化公园的标识标牌、展示栏、警示栏等设置状态,可以推动打造处于国家文化公园沿线服务前端的具身机器人,促进国家文化公园规划设计或实施方案宣介的数字交互设施配置,结合数智平台举办国家文化公园相关展览会、博览会、艺术节、影像展等推介活动。 并且,可以通过引导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推动国家文化公园相关的文化传媒市场高质量发展② 吴承忠、徐竹嫣:《中国文化市场政策的变迁与演进——基于1988—2021 年政策文本的分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2 期。,基于线上线下联动促进文化供给与文化消费的协同治理,提升文化资产交易、文化资本运营、文化产权转化等方面的数智化治理水平。
要以数智化融合驱动不同类型的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政策工具优化组合与配置。 可在国内外数智媒体平台上打造国家文化公园管理或服务相关的官方专门账号或“数字人”,不断提升媒介活跃度和实用度,并丰富以“国家文化公园”为关键概念、标签或标识的优质视听内容,促进全民性的价值共创;系统考量平台、渠道、技术、受众等因素,整合传统与数智技术的媒介宣传方式,以跨媒介、跨平台路径提升国家文化公园相关政务信息服务的能见度、易用性和管用性。
国家文化公园各段、各节点的建设进程和区域发展程度有所不同,且沿线在地城乡居民的数智化信息素养存在差异。 因此,要通过数智化平台的开源或数智化基础设施的均衡布局,推动弥合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区域的数智鸿沟。 尤其是,要推进理性的信息处理、注意力引导、调动社会个体、唤醒社会准则等方面的基本路径建设,保障信息工具设计与施行中的目标受众明确、信息选择有效、传递方式可见可行、信息获取精准、社会资源调动充分等。① 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肖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94 页。同时,需要借力于技术指导、培训学习等方式增强个体或群体的数智化信息素养,提升弱势群体对国家文化公园相关政策信息获取、理解、反馈和执行的能力。
政府和社会要共同加强数智化的安全风险防范,推动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运用中的数据安全、文化安全、政治安全以及社会安全治理,并基于数智化平台或面向社会化媒体平台建立国家文化公园治理风险的动态识别、追踪、研判和处置机制。 尤其是,要加强信息型治理工具运用的数智化价值引导,避免对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权威话语的不当消解,强化对国家文化公园相关网络舆情的治理与引导能力。 不同于一般性的文化娱乐内容传播,数字网络中的国家文化公园政务信息沟通或传播虽然有一定的包容性,但是不应被“唯流量化”或断章取义的解读。 高效且有力的信息型治理工具应成为使用者的主体意识激发和理性表达的触媒,以此避免或消除数智化工具运用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或带来的不良影响。
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制度性目标实现角度来看,应发挥高效有力、达成认知共识、实现共鸣共享的数智化优势,构建数智化时代信息型治理工具运用的体制机制,以完善国家文化公园权责明确、运营高效和监督规范的管理模式,助力长城、长征、黄河、大运河、长江等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真实且全息展现,推动形成具有虚实融合特征的国家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管理体系。
依托于信息智能化工程和数智化管理平台,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的运用也有赖于与规制类、金融类、财政类、组织类等治理工具运用的相互配合,应加快围绕信息获取、传递、交流、反馈等需求来完善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支持系统,比如制定发布国家文化公园数智化传播的财税资金支持、人才培养等政策。 针对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目标和内容,应积极开展国家文化公园数智化信息型治理工具运用的公平性、适应性、有效性等影响评估,深刻把握“社会-技术”系统变迁中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型治理工具运用的机制、风险等理论和现实问题,以此持续发挥文化治理现代化和媒介技术数智化协同的良好效应,有序推动数智社会治理进程。
中图分类号: 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2-0087-09
作者简介: 张奎,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讲师,艺术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我国国家文化公园政策体系构建研究”(22AH01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