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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核能政策评析

国际关系史研究



摘 要: 里根政府时期,基于共同反苏的目标,中美在战略上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和平利用核能是两国合作的主要成果之一。 但是由于两国在对待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问题上的差异,美国对华核能政策往往把安全因素置于经济因素之上,导致本已一波三折的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长期陷入签署却不能执行的窘境。

关键词: 里根政府;核能政策;中美关系

自1970 年代初中美两国关系解冻以来,美国对华核能政策起起伏伏,中美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即便有限的合作,也到处充斥着猜忌。 中美核能合作为何如此之艰难? 美国对华核能政策背后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学术界一般把美国对华核能政策的驱动力归为两类:一类是安全因素,他们认为美国对华核能政策主要是利用与中国的高技术合作达到联华抗苏的目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层政治因素,即通过合作使中国的利益与西方的利益相交织,促使中国对西方产生依赖。① 王海滨、何韵:《中美核能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6 期。另一类是经济因素,他们认为,美国之所以热衷于发展对华核能合作,主要考虑的是可以帮助美国公司打入中国核电市场,尽早摆脱三哩岛核事故带来的阴影。②Qingshan Tan,“U.S.-China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 China’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Asian Survey,Vol.29,No.9,1989;查道炯:《中美能源合作:挑战与机遇并存》,《国际石油经济》2005 年第11 期。

那么美国对华核能政策的驱动力到底是安全因素还是经济利益? 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本文利用最新解密文献以及已有研究成果③ 朱明权、吴莼思、苏长和:《威慑与稳定:中美核关系》,时事出版社2005 年版;肖炼:《中美能源合作前景及对策:改善能源安全和保护环境》,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年版;Evan S.Medeiros,Reluctant Restraint: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1980-200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Qingshan Tan,“U. S.-China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 China’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Asian Survey,Vol. 29,No. 9,1989;Junji Cao,“Armond Cohen,James Hansen,Richard Lester,Per Peterson,Hongjie Xu,China-U. S.Cooperation to Advance Nuclear Power,”Science,5 August2016,New Series,Vol.353,No.6299.,分析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核能政策的背景、发展演进及其影响,进而探讨与核能息息相关的经济、安全等因素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

一、美国对华核能政策的缘起

美国对华核能政策缘起于尼克松时代。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逐渐转暖,美国对华贸易激增。 出于经济利益的需求,美国一些能源公司试图寻求在核能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合作。 自1973 年下半年始,几家美国能源公司不断游说尼克松政府,寻求授权与中国就出售核电反应堆和铀材料进行谈判。由于此前从未有社会主义国家购买西方核电反应堆设备的先例,特别是涉及巴黎统筹委员会① 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国际组织。的限定,美国政府内部分歧严重。②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Nuclear Sales to the PRC,” April 24,197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73-1976,Vol.XVIII,pp.499-500.虽然后来尼克松签发了一项对华出口美国轻水反应堆和低浓缩铀的指令,但要求中国必须与美国签署安全保障协议,并按照个案处理。③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261:Nuclear Sales to PRC,” July 22,1974,FRUS,1973-1976,Vol.XVIII,pp.513-514.此后不久,尼克松陷入“水门事件”,有关中美核能合作意向未向中方提及便被束之高阁。

1979 年1 月1 日中美建交,为两国核能合作搭建了平台。 建交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出访美国,两国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包括中美两国科技合作协定。 1980 年1 月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在核能分组中,双方同意首先在核物理和磁约束核聚变两个领域开展合作;3 月中美两国就签订中美核物理和受控核聚变合作协议开始谈判。④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533-534 页。不过在卡特政府时期,虽然在核物理方面中美达成了合作意向,但大多维持在学术研究层面,带有商业色彩的核能合作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两国真正的核能合作始于里根政府时期。 里根上台初期虽然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有些波折,但基于反苏的共同目标,整体上关系良好。 1981 年4 月美驻华使馆官员分别约见中国外交部和国家科委有关人员,表示里根政府愿同中国讨论核能合作的可能性,并希望派遣专家组访华,先举行非正式的讨论。⑤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533-534 页。不久美国国务卿黑格访华,正式向中方提出核能合作问题。 黑格表示美国一些能源公司对中国近来的核电计划,特别是广东核电计划非常感兴趣,他希望两国政府可以就核能合作问题在北京举行一次非正式的会谈。 但是由于中国并未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国能源公司如果向中国出口核电技术,中美双方必须达成安全保障协议,就核技术出口做出明确的限制。⑥ “Secretary Haig’s Visit to the Far East,Day Book,Beijing June 16,”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DNSA):CH00582;“US-China Nuclear Cooperation,CH00551;Secretary’s Talking Points:US-China Relations,”June 4,1981,DNSA:CH00562.这其实就是当年尼克松指令的翻版。

经中国政府同意,9 月16 日美国助理国务卿马隆访华,与国家科委副主任赵东宛进行了会谈。 尽管中美双方都有合作的意向,但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不过为避免程序性的麻烦,美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施奥徒曾向中国表示,在签订中美两国政府间关于核能合作的协议之前,可在不涉及安全保障的一些领域开展合作。 10 月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与美利坚核安全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安全事项合作议定书》在华盛顿正式签字。⑦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533 页。

然而此时,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发展核计划的传言甚嚣尘上。⑧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of Chinese Involvement in Pakistan’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7 December 1979;“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423:China May Have Helped Pakistan Nuclear Weapons Design,Newly Declassified Intelligence Indicates,”,2024 年 3 月 6 日。美国情报部门判断中国的核出口政策是“非和平的”,主要依据“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没有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没有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大国”。 中国不受这些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限制,对那些试图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具有非常的吸引力,显然这里暗指巴基斯坦。① “PRC Seeks Aid in Selling Enriched Uranium,”February 27,1982,CIA Records Search Tool (CREST):CIARDP82-00850R000500050001-0.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巴核关系甚感担忧,主要是涉及潜在的核扩散问题。 不过他们判定“中国支持巴基斯坦核计划是他们密切战略关系的结果,而非援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政策的一部分”。② “SNIE 13/32-83:Chinese Policy and Practices Regarding Sensitive Nuclear Transfers,”20 January 1983;“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423:China May Have Helped Pakistan Nuclear Weapons Design,Newly Declassified Intelligence Indicates,”,2024 年 3 月 6 日。虽说上述情报大多道听途说,缺乏有力的证据,带有强烈的偏见,不过这种核扩散谣言却影响着中美核能合作,为未来两国达成协议蒙上了一层阴影。

二、美国对华核能谈判的开展

中美实质性的核能谈判是在1982 年6 月舒尔茨取代黑格出任国务卿之后,1983 年舒尔茨计划访华,核能合作已成为里根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12 月初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商业部、能源部、军控与裁军署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对美国与中国的核能合作进行审核。 经过两轮高级别联席会议的讨论,大家仍有些踌躇不定。 他们一致认为在政治上,合作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向中国展现与其扩大合作领域的姿态,以便在战略上共同反苏;经济上的好处更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三哩岛核事故所造成的美国核电工业的萧条,如果能向中国出口核电设备和技术,据美国商业部估计,直接收益将高达10.7 亿美元,而间接收益也会有4.1 亿美元。 但是中美核能合作会遇到美国法律和政策上的障碍,由于美国《原子能法》、《核不扩散法案》以及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等法律和政策的限制,中国当前的核出口政策,以及对巴基斯坦核援助的传闻等问题,一定会遭到国会的反对。

基于此,联席会议按照轻重缓急,提出四种方案供总统抉择:1. 与中国进行核合作之前解决所有核不扩散问题;2. 基于全面的核不扩散安全保障和其他相关条件与中国进行核合作;3. 继续寻求中国核不扩散保证的同时,仅允许美国公司向中国转让核技术,以后再出口反应堆和核材料;4. 不考虑法律和政策有关核不扩散的任何限制,寻求与中国进行核合作。③ “Peaceful nuclear cooperation with China,”December 17,1982,CREST:CIA-RDP84B00049R000501210003-5.上述四种方案各有利弊,能在核不扩散机制与商业利益中寻求平衡并不容易。 经过一番讨论,12 月29 日联席会议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关于中美和平核合作的最终备忘录。 根据这份备忘录,1983 年1 月18 日,里根决定采纳第二项,正式决定美国在充分的核不扩散安全保障和其他条件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和平的核能合作,即国家安全决定指令76号(NSDD 76)。 其条件要求:中国最高领导人必须保证,不帮助任何国家发展核武器,也不做出与随后安全保障相矛盾的举动;中国必须承诺在核出口方面遵守国际规范,包括对非核国家的出口必须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中美必须通过一项双边谈判,以确保美国出口的核材料不会被用于军事或其他禁止性的目的,以及达成和平核能合作协议所需的其他条款。④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Number 76:Peaceful Nuclear Cooperation with China,”January 18,1983,DNSA:PD01697,2024 年 3 月 6 日,里根总统图书馆所藏文件是全部解密版;CREST:CIA-RDP97M00248R000401080001-7.国家安全决定指令76 号的颁布,标志着里根政府正式决定与中国进行核能谈判。

1983 年2 月2 日舒尔茨访华。 依据国家安全决定指令76 号,就核能合作问题向中方提出两点建议:首先重申在全面的核不扩散安全保障基础上与中国进行核能合作。 由于中国是有核国家,从美国出口核材料给中国无需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但是为确保美国的核材料不被用于其他目的,中美必须签署一个双边协定。 其次邀请中国代表团当年访美,与中国展开对话探索和平核合作的可能性,并向中国表明遵守国际核出口规范和不支持其他国家的核武器计划也符合中国长期利益。⑤ “From Paul Wolfowitz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Your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mier Zhao Ziyang,”Feb 4,1983,DNSA:CH00630;“Chinese Premier Zhao Ziyang,”Feb 4,1983,DNSA:CH00643;“Statement and Remarks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hultz)to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mmunity,Beijing,”Feb 3,1983,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3,p.992.对此,中方对美国利用提供核能技术试图把中国纳入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表示不快,强调中国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完全赞同,仍持批评态度,但中国不鼓励核扩散。① 李鹏:《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新华出版社2004 年版,第159 页。

舒尔茨访华后不久,中国与法国经过艰苦的谈判,签署了中法核电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刺激了美国与中国的核合作意向。② “China:Commitment to Nuclear Power,”March 9,1983,CREST:CIA-RDP85T00287R000400830001-8;“China:Increased Attention to Western Europe,”March 21,1983,CREST:CIA-RDP85T00287R000400890002-1.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在安全保障方面的条件并不苛刻。 虽然中法双方同意转让的核技术用于和平目的,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技术时,也应该用于和平目的,但关于以何种方式保障和承诺,仅要求届时由两国政府商定。③ 李鹏:《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第146 页。由于中国核电市场庞大,虽然法国电力集团赢得广东大亚湾1800 兆瓦核电站项目,但300 兆瓦的秦山核电站项目仍在讨论中,即使大亚湾项目,美国认为中国仍渴望美国的核技术,正在尝试与美国一些核电公司谈判为法国的核反应堆提供工程和设计上的帮助。④ “China:Nuclear Power Prospects,”March 19,1984,CREST:CIA-RDP04T00367R000201410001-5.

根据舒尔茨访华与中方就和平核能合作达成的意向,自7 月11 日至12 月底,中美双方就核能合作协议分别在华盛顿和北京举行了三轮谈判。 谈判主要围绕着安全保障展开,中方承诺所有核能合作仅用于和平目的,⑤ 李鹏:《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第165 页。但美方坚持需要签订一个双边安全保障协定,而中方则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措施。⑥ 李鹏:《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第169 页。依据1978 年的美国《核不扩散法案》规定,凡引进美国核技术、装置及其核燃料的国家必须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其核装置必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的双向核查。 此外法案还规定,进口国须先根据上述条款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并得到美国国会的同意,美国核能公司才能经政府核管理委员会批准出口核技术和设备。 显然中美双方在程序问题上仍存有大量障碍。⑦ “Transcript of a Department of State Press Briefing,”Oct 13,1983(Extracts),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3,p.1010.不久外交部长吴学谦借参加联合国大会之际访问美国,就和平利用核能问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并宣布中国决定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 美方对此感到满意,认为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一方,参与国际和平利用核能计划,并朝着有资格获得美国民用核技术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⑧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3,pp.1009-1010;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时事出版社1995 年版,第135 页。

1984 年1 月1 日中国正式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 不过作为核大国,美国对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怀有极为复杂的矛盾心态。 一方面,他们对中国的行为表示赞赏,认为作为核出口国的中国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实现了对自我行动的约束,也使中国有机会与一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进行核合作。⑨ “Chinese to join IAEA:‘Early Next Year’,”Sep 7,1983,CREST:CIA-RDP85M00363R000200220015-4.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又有极大疑虑。 在核出口问题上,中国是否不再向潜在的核扩散国出口没有受到安全保障的核材料,美国仍不放心。 他们基于中国过去“曾通过中间人向阿根廷和南非直接或间接地出售过没有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的浓缩铀和重水”的历史,判定“中国仅仅要求购买者保证核材料是用于和平目的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是非强迫性的,中国无法确保这些承诺的有效性”。 而这些担忧更是伴随着中国卷入所谓的巴基斯坦核计划的传闻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他们对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后是否能够认真履行责任产生严重质疑。⑩“China’s Entry into the IAEA,”October 6,1983,CREST:CIA-RDP85T00287R000600940001-4. 基于此,美国决定利用**总理访美之际,在达成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之前,希望中方明确表明中国不以任何形式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⑪“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DSDD)120: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Premier Zhao Ziyang,”January 9,1984,CREST:CIA-RDP88B00443R000100330017-0.

为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1 月10 日**总理访问美国。 访美期间,他多次强调中国“不主张、不鼓励核扩散,自己也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三不”政策。① 《**总理在纽约会见〈纽约时报〉负责人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国际形势年鉴》(1985 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版,第253-254 页;《**在里根总统举行的国宴上的祝酒词》,1984 年1 月10 日,新华社国际部资料组:《我国对外关系文件选编》(1984 年 1 月—12 月),1985 年,第 6 页。美国对赵总理的表态感到满意,国会对中国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的政策也有了更好的了解,认为这是中国从过去“含糊不清”的核政策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② 《赵总理会见美总统科学顾问和商务部长,表示希望中美技术合作继续发展下去》,《人民日报》1984 年1 月14日,第 6 版;Embassy China cable 00644 to State Department,“Premier Zhao’s Statement on Non-Proliferation Published in Beijing,”12 January 1984,“China,Pakistan,and the Bomb:The Declassified File on U.S.Policy,1977-1997,”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No.114,Doc 13.

作为对**访美的回访,里根定于4 月26日至5 月1 日访华。 为能在访华期间取得积极成果,美方派遣副国务卿助理、首席谈判理查德·肯尼迪于4 月15 日再次访华,进行第四轮会谈,争取在里根访华期间能够达成一项既能达到核不扩散目标又符合美国法律要求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③ “DSDD 140:The President’s Visi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pril 21,1984,2024 年 3 月 6 日。他信心满满,认为虽然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但距达成一项协议只有咫尺之遥。④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第149 页。此后双方在处理核材料的同意权方面讨价还价,终于在里根访华之前达成了协议。

4 月26 日,里根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建交后第一位在任总统访问中国。 在**与里根的会谈中,赵总理再次强调中国“不赞成或鼓励核扩散,我们自己不这么做,也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 30 日中国和美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中美双方都对达成协议感到满意。 赵总理说:“双方本着合作的精神,运用他们的智慧,终于找到了既符合中国主权原则,又不违反美国法律的解决办法。”⑤ 《中美达成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总理表示满意》,《人民日报》1984 年4 月28 日,第4 版。里根则称赞道:“这项工作符合双方的要求。 批准这项协定的程序一旦完成,它将为建立能源基地的联合工作开辟广阔的前景。 中国实现现代化是需要这种基地的。 对和平利用核能感兴趣的两国科学家、工程师、实业界领导人以及两国的官员将欢迎这项协定。 中国制定的扩大发电能力的计划乃是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并且,我认为,美国的能源技术……对中国的各种需要恐怕是最适合的了。”里根还对中国的核不扩散政策表示赞赏,他注意到,“中国最近声明奉行不扩散政策,特别是过去几个月里,赵总理在华盛顿和北京都这样说过”。 他强调中美“两国奉行的是同样的基本原则。 双方都不鼓励扩散,也不协助任何其他国家获取或研制任何核爆炸装置”⑥ 《美国总统里根在人民大会堂的演讲》,1984 年 4 月27 日,《国际形势年鉴》(1985 年),第335 页;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4,p.678.。 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协议的签订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它为美国核电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打开了大门,也使得中国在加入核不扩散机制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然而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过于乐观了。

三、美国国会的阻挠与里根政府的拖延

里根访华不久,一些美国议员就对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提出了质疑。 参议员格雷·哈特公开谴责里根“使用各种可以想象的方式来破坏军控进程”,特别是在没有获得防止核扩散的安全保障前提下,就向中方泄露“潜在危险的核技术”。⑦ “George Lardner Jr.,Hart Charges Reagan ‘Torpedoed’Arms Control,”May 20,1984,Washington Post,A-5,CREST:CIA-RDP90-00552R000302540009-0.亲以色列利益集团的参议员阿兰·克莱斯顿则根据有关中国卷入巴基斯坦核计划的传闻,认为中国当前“仍然帮助巴基斯坦发展用于生产武器级铀的离心加速器”。 他谴责巴基斯坦核计划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已远远超过当年伊拉克秘密研制核武器对以色列所构成的影响。⑧ “Our Nuclear Posture is at Stake,Los Angeles Times,”June 25,1984,CREST:CIA-RDP90-00845R000100660001-4;“Rowland Evans and Robert Novak,From Ace to Joker,”August 8,1984,Washington Post,A-17,CREST:CIA-RDP90-00965R000301900014-7.

为此,美国国务院就关于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协议的一些情况进行了说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卡尔森指出,中国公开表示不进行核扩散的讲话是“庄严的保证”,美国同意与中国签订该协议是基于赵总理1 月份访美时的讲话和中方向美方做出的权威性详细说明。①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第157 页。助理国务卿沃尔福威茨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会议上介绍里根中国之行的成果时,也着重对中美协议草案进行了阐述。 他强调里根这次访华的目的,“不是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或者寻求戏剧性的新突破,而是要增强和巩固这种极为重要关系的基础”,是要把中美关系置于“更加稳定和更加全面的基础之上”。 而巩固这种关系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该协议,“它不仅仅给整个中美关系带来重大显著的影响,而且也进一步有利于美国的核不扩散目标和其他对外政策利益”。 针对外界有关里根政府重商业利益而忽视安全的舆论,沃尔福威茨指出:“该协议并非受到潜在的商业与贸易利益的驱动,尽管这带来了显著的好处,但美国的核不扩散利益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② “Statement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Wolfowitz)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May 17,1984,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4,pp.683-686.他还向外委会介绍了中方近期在核不扩散政策方面所做出的一系列公开声明,包括5 月15 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中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即“中国对歧视性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持批评态度,不参加这个条约,但是并不主张核扩散,也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③ 《**总理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外交工作〉》,1984 年5 月15 日,《国际形势年鉴》(1985 年),第 270-276 页。。 因此,沃尔福威茨向国会一再强调与中国签署该合作协议“不仅有利于经济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安全利益”,更重要的是,“该协议提供了一个继续与中国就核扩散问题进行谈判的框架”④ “Address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Wolfowitz)Before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May 31,1984,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4,pp.686-690.。

然而,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草签后,美国政府并没有立即将其提交给国会。 其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美国国会的反对。 正在谋求竞选连任的里根担心,如果在国会出现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贸然提交国会,可能会招致否决,这对于他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国会中主要以共和党保守派和反对核扩散的民主党自由派为主,他们以有关中国正在帮助巴基斯坦研制核武器的报道为借口,要求中国领导人做出不扩散核武器的书面保证,而不是仅仅做口头保证,⑤ “The letter from Senate William Proxmire to President Reagan,”June 1,1984,DNSA:CH00674.甚至有21 名众议员联名致信里根,对中美合作协议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中国一直以来不遵守核不扩散的国际准则,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会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规定,不从事核出口。 其次,里根政府本身的拖沓。 由于该协议涉及多个部门,特别是受到核管制委员会许多委员的质疑,评估进展缓慢。⑥ “Status of the U. S.-China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Transcript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aily Press Briefing,”June 15,1984,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4,pp.690-691.因此当时里根政府面临抉择:要么拒绝与中国最终达成协议,要么以牺牲其所谓的核不扩散的目标而做出妥协,而后者会招致美国国会的批评,因为他们把防止核扩散看得比中美合作更为重要。⑦ 罗伯特·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1969—1989):在谈判中合作》,丛凤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320 页。

对于美国政府的拖延,焦虑的并非中国政府。 虽说中国渴望美国的核电技术,但是中国同时与几个国家进行核能合作谈判,美国不过是其中一家而已,况且美国要价太高。 中国当时倾心于法国核电技术,是因为虽然法国的核电技术并不一定最先进,但是它的条件不苛刻。 法国是最早有意愿向中国出售核电站技术并达成协议的国家,也是最早不要核监督,愿意向中国转让核电技术的国家。 显然这些条件颇让中国政府满意,也促使其他国家加入到了核能合作的谈判中来,包括美国、联邦德国和日本。 多方参与核能合作谈判,当然对中国政府有利,中国可以货比三家,除了正在与之谈判的美国、法国、英国、日本、苏联以外,甚至考虑从加拿大进口重水反应堆。⑧ 李鹏:《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第198 页。而对于美国核电公司来说,这种拖延则是不利的。由于1979 年美国三哩岛核电事故使得美国核电业陷入严重的困难,西屋公司、通用电器以及燃烧工程公司等厂商都希望在中国拿到核电合同以摆脱困境。 据美国核工业估计,如果美国公司得到10 台机组合同的话,可向中国出口约100 亿美元的核电设备,这样可直接为美国创造20 万个就业机会,间接创造40 万个就业机会。① Qingshan Tan,“U.S.-China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China’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Asian Survey,Vol.29,No.9,1989,pp 874-878.美国媒体甚至称,推迟批准协议,将使美国公司失去“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合同”。②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第161 页。因此这些核电公司加大了对美国政府及国会的游说力度。

为推动悬而未决的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1985 年6 月27 日,应中国邀请,理查德·肯尼迪再次访华,与国家科委委员贾蔚文就协议进行进一步磋商。 李鹏副总理随后接见肯尼迪时再次阐述了中国的核政策,并保证如果中方判定其提供的核技术、核材料以及核燃料被对方用于核爆炸目的时,将予以收回。③ 李鹏:《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第344 页。理查德·肯尼迪称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已做出“坚定不移”的保证,在没有得到美国的同意下,其不会对核废料进行再处理,也不会与其他国家就核技术方面进行分享。④ “Rita McWilliams,China Promises No Nuclear Sharing,”August1,1985,Washington Times,CREST:CIA-RDP90-00965R000504150022-6;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第 180 页;“Bernard Gwertzman,U.S.Official Reporting Gains On a Chinese Nuclear Accord,”July 10,1985,New York Times,CREST:CIARDP90-00965R000302630062-3.

显然中美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就合作协议问题基本达成了一致,其中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作为分管能源和技术的副总理李鹏将随国家主席李先念一起访美,外电普遍分析李鹏此行或将使长期停滞的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的前途获得一次突破。⑤ “Bernard Gwertzman,U. S.-China Pact On Nuclear Aid Said to Be Near,”July 21,1985,CREST:CIA-RDP90-00965R000302630059- 7;“Joanne Omang,U. S.-China Nuclear Pact Near,”July 22,1985,CREST:CIA-RDP90-00965R000504870060-5;李鹏:《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第348 页。7 月23 日中国代表团访美,这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访美。 里根与李先念举行约半个小时的会谈,直到最后一分钟,里根才正式宣布签署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 里根称这项协议将对美中关系产生“重大、积极的影响”,“对共同防御和安全将起促进作用,而不会对其构成不合理的威胁”,“对美国的不扩散政策和其他对外政策利益起到促进作用”⑥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第182-183 页。。国务卿舒尔茨也提到“该协议对于提高和平使用核能和增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具有重要、积极的意义”⑦ “Toas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Shultz),Broaden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U. S.-China Relationship,”July 23,1985,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5,p.712.。 为体现对华核合作的善意,美国能源部部长约翰·赫林顿陪同李鹏参观位于芝加哥附近的布雷德伍德核电站,西屋公司总裁和爱迪生公司总裁亲自迎接。 对于中方来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发现美方的核设备费用并不贵,按照当时的价格,两台核电机组设备为6.6 亿美元,仅占基础价格的26%,而人工费用则高达10 亿美元,占基础价格的41%。 这样两台机组总的基础价位25 亿美元,则就相当昂贵了。⑧ 李鹏:《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第352-353 页。

在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拖延后,中国和美国终于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为美国核电公司参加中国的核电站计划铺平了道路,也为中国在进口核电站设备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中国在与英国和法国公司谈判核电站的设备价格时,对方要价甚高,中美该协议的签署也是引入美国核电公司的竞争,成为促使对方降价的重要一环。

四、美国国会有条件的批准

1985 年7 月24 日,按照美国宪法的要求,里根向国会提交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希望国会尽快予以批准通过。 在所附信函中,里根称该协议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是第一个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签署的合作协议,而且是唯一与有核国家进行合作的协议”。 因此,签署协定对中美关系具有显著的、积极的影响,为美国及其能源公司参与中国的能源计划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针对国会关于核扩散的担忧,里根强调赵总理的讲话是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具有官方性质。 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将会按照美国和其他核供应国采取的不扩散基本做法执行其不帮助非核武器国家获得核爆炸技术的政策”①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U. 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cerning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nergy,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5.。

然而国会仍然对协议颇多质疑。 在随后的听证会上,以众议员爱德华·马基、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为首的议员们对该协议提出了广泛的质询。 首先,关于安全保障问题,爱德华·马基认为该协议有许多不严谨之处,如对于确保和平使用美国核材料和核设备的安全保障问题,缺少担保;对于美国核材料的后处理、铀浓缩或者变更的预先审批,缺少担保;众议员威廉·布鲁姆菲尔德则指出虽然中国是有核国家,但在协议中有关美国转让核材料、核设备或者核部件不能用于任何核爆炸装置、或者用于军事目的的核爆炸装置的研究等问题,却未提供任何的安全保障承诺。 其次,关于中方单方面的口头保证问题,马基也提出质疑。 他认为中国的保证实际上是体现在美国国务院的秘密备忘录或者“无书面”的保证上,“缺乏信用”。 再次,关于合法性问题,马基认为该协议并不完全与美国《原子能法》的要求相一致,建议里根总统针对其标准重新提交一份协议。 最后,关于访问和交流问题,众议员亨利·海德指出美国有权对其转让技术的核设施进行访问,而不是简单的讨论。 通过访问和交流可以潜在地影响中国的核政策,可以促使其采取更加积极的核不扩散政策。② “Shirley Kan,Mark Holt,CRS Report RL33192:U.S.-China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December 13,2005,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The Library of Congress,pp.8-11;“Mary Belcher,Regan OKs sale of nuclear reactors to China,”July 24,1985,Washington Times,CREST:CIA-RDP90-00965R000100450030-2.当然,除了在上述条款的细节上存有疑问以外,议员们仍旧对“老问题”——中国核出口政策以及向其他国家提供技术援助——表示忧虑。③ “Concerns That China May Be Helping Other Countries Acquire Nuclear Weapons Which Abrogates the Proposed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China,”November 4,1985,DNSA:NP02276.总之,议员们带着“有色眼镜”对合作协议提出了颇多的责难,甚至以美国在巴列维国王倒台之前向伊朗出口核反应堆为例,暗示随着两国关系的变化,这种核能出口可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④ “Mary Belcher,Regan OKs sale of nuclear reactors to China,”July 24,1985,Washington Times,CREST:CIARDP90-00965R000100450030-2;“Joanne Omang,U.S.-China Atom Pact Challenges Both Sides of Aisle in Congress,”July 27,1985,Washington Post,CREST:CIA-RDP90-00965R000504870058-8.

针对议员们的质疑,助理国务卿沃尔福威茨、能源部长赫林顿、军控与裁军署署长阿德曼等国务院官员轮番上阵,分别做了解释工作,但收效甚微。 参议员格伦和众议员费汉提出对1986 年的预算进行修订,要求总统向国会证明中国所有的核出口都要遵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的标准或者与之相应的标准进行。 除非中国同意更为严格的防止核扩散措施,否则禁止对华转让核设备、核材料和核技术。⑤ “Warren H.Donnelly,Mark Martel,CRS Report IS86050:Implementation of the U. S. -Chinese Agreement for Nuclear Cooperation,”Jan 2,1987,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The Library of Congress.

美国国会甚至有46 名议员联名致函里根,谈及近来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登载的有关中国帮助巴基斯坦研制核武器和提供敏感技术给伊朗的传闻,要求他撤回提交国会审议的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直至阐述清楚有关中国的核出口政策。 他们称这项协议措辞模棱两可,漏洞不少,而且与美国反对核扩散的目标不相符。 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实施这项协议,既不利于美国的安全,也不利于中美关系。⑥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第192 页。中国对于美国国会不实的言论也进行了多次驳斥,外交部发言人重申中国核不扩散政策,并指出美国46 名议员指责里根与中国签署核能合作协议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中国与伊朗没有这方面的合作关系。⑦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重申 我在核能领域同各国合作限于和平目的中国核出口时要求接受国接受国际机构的安全保障》,《人民日报》1985 年 11 月 25 日,第 1 版。

11 月21 日,美国参议院以呼声表决① 呼声表决(Voice Vote),即只要投票主持人认为同意的声音大于反对的声音即可判断通过。的方式通过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但同时提出了苛刻条件,规定里根需要用书面形式向国会保证中国将把核材料用于和平目的,而且不向其他国家进行核出口时,才可以进行核转让。 由于是参议员格伦的提议,故称之为格伦修正案。② “Joanne Omang,Nuclear Pact with China Wins Senate Approval,”November 22,1985,Washington Post,CREST:CIA-RDP90-00965R000504870050-6;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第193 页。三周后,参议院再次以呼声表决的方式决定将格伦修正案附在给各政府机构经费的一项决议案中,该修正案要求总统向国会证明向中国的所有核出口都要遵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的标准或者与之相应的标准进行。 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查尔斯·雷德曼说格伦修正案“破坏美中协定,损害美中关系并阻碍美国已经同中国在核不扩散领域所取得的进展”③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第194 页。。 他甚至指出,连美国的法律和核不扩散条约都不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像中国这样的核武器国家出口采取保障措施或与之相应的措施。④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第195 页。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12 月16 日,国会最终批准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P.L.99-183),不过作为补充,还是附加了一项决议:在发放任何有关出口特许的同时,总统必须证明下述条件得到了满足:第一,总统须保证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核材料只会用于和平目的。 第二,中国还要向美方提供更多的关于核不扩散政策的相关信息及其不违反1954 年《原子能法》的证明。 第三,中美共建的核电站运行后,会产生乏燃料。 总统须保证,对乏燃料的能不能做后处理,美国有最后的决定权。 第四,美国联邦政府必须向国会提供报告,详细说明中国在核不扩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取得的进展,之后国会才有可能批准向中国转让核材料。⑤ “Warren H.Donnelly,Mark Martel,CRS Report IS86050:Implementation of the U. S. -Chinese Agreement for Nuclear Cooperation,”Jan 2,1987,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The Library of Congress.

对于这些要求,里根政府颇为失望,不过考虑到该协议对提升中美核合作与核对话有利,里根还是勉强接受了这一条件。 在声明中,他说这项协议对两国关系产生“重要的积极的影响”,并将使两国就重要的核能和核不扩散问题继续对话。 他还称国会两院联合通过的这项决议案“符合美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合作的利益,它将进一步加强美国在核不扩散和其他对外政策方面的利益”⑥ “Statement by President Reagan,U. S.-China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Dec 16,1985,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5,p.717.。 同时,在白宫的压力下,国会取消了对美国向中国出售核技术加以限制的格伦修正案。 但是该决议对中美核合作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虽然在技术上中美合作协议获得了批准,然而实际上却不能真正奏效。⑦ 1985 年12 月30 日,中美就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在北京换文,相互通知各自已完成的国内法律程序,自即日起协议生效。

果然,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首先,美国国会部分议员继续就该合作协议进行无端指责。 1986 年3 月14 日美国能源部长赫林顿访华,并转交一封里根致赵总理的信件,表示其对中美关系的重视,希望未来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扩大。 赵总理则指出,尽管中美该协议已生效,但是还要继续排除一些干扰才能使两国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⑧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第198 页。果不其然,赫林顿访华刚结束,众议员爱德华·马基就致函赫林顿,指责他以过于乐观的销售前景作为诱饵,让国会支持合作协议,要求赫林顿“澄清立场”。 马基指出赫林顿曾说过,该协议将使美国公司能够进行有力的竞争,在中国亿万美元的核技术市场上赢得很大的份额。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言下之意,赫林顿有欺骗国会之嫌。⑨ 李鹏:《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第402-404 页。

其次,中国对核电政策也进行了调整。 虽然中方提出到2000 年争取建成1000 万千瓦的核电装机容量的雄伟目标,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 一是核电投资太大,周期太长。 火电每千瓦投资是1000 多元,而核电则要3000 多元。 火电两年半至三年可以建成,核电得需要七年。 二是由于煤的形势当时非常好,发展核电变得并不迫切。 因此,1986 年2 月7 日中国决定对核电计划进行调整。首先核电计划主管部门由水电部改为核工业部。 由于中国已有一套完整的核工业体系,虽然不是很大,技术也不是最先进的,但相对比较完整。 改革开放后,核工业面临转型,从“军用为主”向“保军转民”转变,原子能工业逐步转移到国民经济服务上来。 但30 万人的核工业部转轨后困难重重,许多科技人员面临无事可做的窘境,而水电部却又要搞火电又要搞水电,任务繁重。 因此主管单位的调整迫在眉睫。其次,对部分核电项目进行压缩。 由于资金筹集和外汇平衡方面的问题,国务院决定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中不列入苏南核电站项目,改列秦山核电站扩建两台60 万千瓦机组项目,这也就意味着中方减少了核电项目。 随后李鹏在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的问题时,更加明确了中方能源政策。 即中国的电力主要依靠火电和水电,核电只是补充,核电不会有很大的计划。 此外中国的核电站将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国外在技术上的支持和合作,改变全部从国外购买设备的方式。① 李鹏:《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第394-396 页。从技术上来讲,美国核能公司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优势,但从造价来说,显然过于昂贵了。 至1986 年底,美国核管理委员会收到五份价值约2170 万美元的核设备出口申请,但没有一项获得审批。② “Warren H.Donnelly,Mark Martel,CRS Report IS86050:Implementation of the U. S. -Chinese Agreement for Nuclear Cooperation,”Jan 2,1987,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The Library of Congress.

最后,切尔诺贝利的核阴影。 1986 年4 月26 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震惊了全世界,给核电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阴影。 当时世界的核电站已达374 座,核发电量占世界总发电量约1/6,此外还有在建的162 座和计划建的130 座核电站,这些都是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前决定的。 核事故后,反核运动再次风起云涌,美国也撤消了许多反应堆计划。有些原打算发展核电的国家,准备推迟或放弃,有些国家则处于观望状态。③ 顾少白:《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对世界核电发展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1987 年第2 期。

当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也给中国的核电事业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 从5 月起香港出现反核运动,虽经过解释工作予以平息,但它不可避免地对本已前景黯淡的中美核合作带来一定负面的影响。 10 月9 日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时,邓小平谈到了香港反核运动,阐述了中国的立场:“核能是个好东西,不能抛弃。 我们在这方面起步太晚了。 香港人应该责备我们起步太晚,而不应该责备我们现在积极搞核电站。”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44 页。显然邓小平在与温伯格的谈话中,向美方暗示中国的核电站计划仍旧会继续进行。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中美在核安全问题上加强了合作。 1987 年初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局长姜圣阶访问美国,作为回访,8 月21 日美国核管理委员会主席蔡克访华,李鹏接见了他,并表示:“我们的核电站虽然搞的不多,但是要搞一个就保证一个的安全,否则人民也不允许。 核电站大多数在用电中心附近,人口多,所以一定要保证安全。”⑤ 李鹏:《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第456-460 页。

不久,李鹏利用出席太平洋地区核能利用大会的机会,再次阐述中国和平利用核能的立场。 首先他指出,虽然在1979 年和1986 年发生过三哩岛核电站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两次大事故,对核电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未来的能源结构从化石燃料向多样化系统发展是必然趋势,核能仍将有广阔的发展前途,是世界上可替代常规能源的一种主要的、先进的、实用的能源。 由于中国煤炭、水力资源丰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将以煤电和水电为主,核电作为一种补充,主要在经济发达而能源短缺的地区,有重点、有步骤地适当发展。 其次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核电站的安全,包括已决定采用安全度较高的压水堆、建造过程中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以及成立了国家核安全局等措施。⑥ 李鹏:《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第462-463 页。

总之,在里根政府后期,一波三折的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实施遇到了困难。 一方面来自中美两国内部的原因。 由于美国国会议员一再刁难与指责,给协议的履行设置了极大的障碍,而中国的能源结构特点,把火电和水电放在优先地位,核能仅仅作为补充,导致核电站计划相对压缩,况且美国要价太高,要求太多,与西欧一些国家的核能公司比较起来,并不占有优势,中国对与美国核合作兴趣并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世界上掀起一股反核运动浪潮,给核电事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阴影,核能发展进入低潮期。

五、结论

核能与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资源不同,它本身没有很强的地理特征,但具有巨大的政治属性。 核能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军民两用性质,因此,它与国家安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核能政策中,安全因素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阻挠中美核合作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国会。 他们把中国视为不遵守国际规范,任意进行核扩散的“异类”,特别是坊间充斥着大量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开发核武器以及与伊朗进行核合作的传闻,再加上中国既不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又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持批判的态度,更加加深了这些议员对中美核合作的不满。

美国当然想打开中国核电大门,特别是三哩岛核事故给美国核电企业带来巨大冲击,如果能够拿到中国的订单,对于美国核电企业乃至美国经济肯定会大有裨益。 这些企业在与中国接触时,发现他们并非独一家,中国此时与多个核电技术发达的国家进行谈判,也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核电企业,这些既是美国的盟友,又是竞争对手,且显然已经抢在了美国的前头。

里根时代的中美关系是一段相对特殊的时期,基于共同反对苏联的目标,中美在战略上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核合作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也是最敏感的一项,它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层面。 因此在综合多方面考虑之后,美国政府对华核能政策,往往把安全因素置于经济因素之上,当然美国政府内部的府院之争也加剧了这一进程。

中国并非被动者。 中国过去一直把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看作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核垄断的工具,对其控制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持抵制态度;而美国则担忧作为有核国家的中国,一直游离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之外,会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中美核能合作谈判的焦点主要是安全保障问题。 尽管1984 年中国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以此为契机,加快与其他国家的核能合作。 但在众多核能谈判中,与美国的谈判最为曲折复杂,主要反映在中美两国对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认知差异。 中国高层领导人不断强调“不主张核扩散、不搞核扩散、也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三不”原则,为两国签署合作协议扫清障碍,但两国在核能合作的不定因素仍然大量存在,其一就是中国仍然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两个重要基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持批判的态度。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自1980 年10 月16 日之后中国再也没有进行大气层核试验,尽管中国没有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承担了对核试验模式约束的义务。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一直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持批判态度,指出其是歧视性的,使美国和苏联永保核霸主地位,否定其他国家拥有合法的自卫手段的权利,这种思想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外交是相辅相成的。 尽管中国已开始改革开放,但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性争夺并未停止,核军备竞赛仍然有增无减,甚至有向太空发展的趋势,核战争危险依然存在。 中国对待《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态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方认为只有美苏先停止这种纵向扩散,其他国家才能停止横向扩散。

中美核能合作一直困扰着两国,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长期陷入签署却不能执行的窘境。 特别是1989 年以后,这种核能合作几乎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尽管1990 年代末,伴随着中国签署并加入了一系列相关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条约与机构,积极全面地参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进程,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又重新被激活。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两国摩擦逐渐增多,安全因素提升,两国又陷入到猜忌漩涡之中,中美核能合作仍然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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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K71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2-0001-11

作者简介: 詹欣,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美国对苏联及俄罗斯核军控政策研究(1969—2021)”(22BSS00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