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当期文章 更多+
推荐文章 更多+

语文变革与现代国家:一个历史的回顾



摘 要: 中国近代以来的语文变革一开始就被看作是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 中国现代化的政治方案时有竞争、冲突甚至推倒重来,但通过语文变革来推动社会和政治转型的理念却贯穿始终,尽管其指向不断修正,却从未中断。 相比政治上的革命而言,是一条更为连贯的历史线索。 语文变革方案为社会危机身份认同的变化所驱动,又受到汉语语文特性的限制,并从语言使用的反馈中不断调整手段和目标。 突破语言学内部研究和社会历史外部研究的隔离状态时,才能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

关键词: 语文变革;身份认同;切音方案;国语;普通话

导 言

语文变革运动往往与国家现代转型相伴出现,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其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曾论述托斯卡纳方言在与拉丁语的角力中,促成了意大利的形成。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讨论了东南亚国家语言的形成在构建政治共同体过程中的作用。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其代表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将近代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视作日本民族国家形成和日本人现代身份建立的关键元素。 这些研究均指出,社会危机刺激语文变革运动,既是对政治经济领域现代性秩序扩展的文化反馈,也反过来催生了现代国家,使其得以出现和维系。

对中国而言,现代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应全球化进程的挑战。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重开海禁到马戛尔尼来华(1793)前后,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几经变化,但中外贸易总量仍不断增长。 到19 世纪初,贸易顺差导致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刺激英国等国向中国输入鸦片,最终引发政治冲突和战争。 贸易、争端和战争不但增加了对外交涉的需求,也导致中国内部发生裂变。 这在两个方向引起了中国语言使用的变化。

战争中的失败和战后的开放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受此冲击,语文变革的意愿和主张日渐扩张。 此后,洋务运动兴起,译事日增,报刊渐多,新文体迭出,文言文也发生了松动。 到19 世纪末,不但在文人和士大夫群体中出现了明显有异于传统的文风如梁启超的“报章体”,还因城市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更多文化消费需求,大量针对普通市民的报刊和白话小说流行,进一步冲击了文言文的地位。

另一个变化则是将语言问题纳入政治框架的思潮兴起,因而出现了语文变革运动。 这一运动通过提倡改变口语与书面语,促进教育普及,以期达成特定政治、社会和文化目标。 语文变革运动前后相继,从晚清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演化出不同的变革方案,形成了不同时期的语言政策,调动了大量社会和政治资源。 这个过程深刻地改变了现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形态,使新的共同语成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主要支柱之一。

总的来说,晚清以来的语文变革都有其明显的政治和文化诉求,但同时也受到汉语语文特性的限制,并从语文使用的反馈中不断调整手段和目标,语文变革运动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特征。 后起运动相较前一阶段,既有继承性,也有不同的侧重点。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推广普通话运动为例,这一运动在汲取历史资源的同时,创造了新的语言政治模式。 本文将对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语文变革运动是如何发生、维持和调整的,做一鸟瞰式的回顾,探求中国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如何改变了语言使用的面貌。

一、言文双轨与拼音方案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若干口岸。 这些口岸随后成为基督教传教事业的中心和基地。 欧洲来华传教士用拉丁拼音记录汉语汉字音,编写字典,帮助后来的传教士学习汉语。 按照基督教圣经公会的指示,在尚未出现书面文字的地方,传教士们应该使用拼音文字记录当地流行的口语来翻译《圣经》。虽然中国自有文字,圣经公会还是支持了传教士使用方言译经。 部分口岸地区的文人,因为与西人接触频繁,复得窥见西学,深受触动,在传教士的启发下,开始用记音符号(拉丁字母、汉字偏旁、汉字简笔、速记符号等)拼写当地口语方言和官话,追求听音识字,“言文一致”。 从厦门人卢戆章开始,到福建人蔡锡勇、力捷三,江苏人沈学,天津人王照,浙江人劳乃宣等,各自发明了记音符号系统,并用于普及教育的尝试,他们分析语音的方法来自于传统音韵学中的反切析音,因此这些方案统称为切音方案。

晚清切音方案大都经历了一个拼读方言的实验期,但倡议者不以拼读方言为最终目标。 他们本为解决方言林立、文言难学、教育不得普及而设计,拼写通行语音随即成为各种方案的共识。 这为促进通行语的认定和传播做出了贡献。 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王照的官话字母方案。 王照字小航,直隶宁河人,是戊戌变法的重要推动者,也是晚清文字改革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① 胡适在1924 年写作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说王照的主张“有许多地方和后来主张白话文学的人相同”,认为这些主张的“逻辑的结论当然是提倡白话文学”。1900 年在天津出版《官话合声字母》,提出将“京话”(有时又称为官话)认定为通行语,盖因“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传于海纵横数千里之土语,与京语略通;外此诸省之语,则各不相通。 是以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 余谓‘官’者公也,官话者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最多者”。②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凡例》,文字改革出版社:《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年版,第81 页。王照方案以北京官话音为标准,制定拼写方案,基于反切原理,采用声母加韵母的拼写方式,采取若干汉字部首为表音符号,共拟定音母(即声母)五十个、喉音(即韵母)十二个,音调分阴平、阳平、上、去“四声”。

认定通行语音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任何拼音方案都要以一种相对稳定的语音体系为基础,也在于存在口语音和文字音两个不同选择。 自汉代起,读书人一直在追求、辨析和考订理想的读书音,即正音或曰雅音,作为诵读典籍和写作诗文的标准。 训诂的目的之一,也是要确定读书正音。 正如汉字能够超越口语的歧异,读书正音也能够超越方言的差别,让各地读书人都能够根据相同的标准诵读经典,学习音韵,并用于写诗作文。 自隋至清,士子之间就大体遵守以隋陆法言编纂的《切韵》为规范的读书正音。到清代,实际语音与《切韵》的音韵系统差别已经很大,但科举考试、文人作诗还是以此为准。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见申小龙:《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273-287 页。

拼音应拼读/拼写口语音还是文字音/正音? 这关系到语文变革的目标和路径选择。 民国元年(1912)十二月,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设立专门教育司来主持国语统一事宜。 与会学者多以为教育部将要以“读书正音”作为统一“国音”的基础。 这种做法遭到王照的强烈反对。 他认为,发起统一国音运动的目的是拼读普通人的口语,促进国民教育,和传统音韵学者考订读书正音的目标完全不同。晚清语文变革运动的本意在于,中国传统教育乃精英教育,而当前“朝廷所应注意而急图者”在“齐氓”而不再少数“英隽”,所以文字应该“便民用”,以拼读口语也即言文一致(“当语言之符契”)为首要目标。②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年版,第1-8 页。

晚清倡议语文变革的人,大多出身于熟练掌握文言文的阶层。 尽管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自始至终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深深的眷恋。 从卢戆章到较晚提出切音方案的郑东湖,都将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 他们明了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所在,并不以代替汉字作为切音方案的目标。 拼音方案都只是繁难但正统的汉字读写体系的补充,充其量是“双轨制”中的一轨。 拯救中国文化的危机,也是王照参与戊戌变法的动力。 变法失败之后,王照和康梁等人出走日本,再归来时,便以一己之力推行“官话拼音”,走上了一条与康梁迥然不同的道路。 他秉持拼音文字与文言文双轨并行的理念,并非仅出于政治形势的一时之需,也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温情与留恋。 双轨的思路意味着他们期望拼音文字与汉字、语体与文言可以并存。 这样一来,既可以普及教育,又可以留存文化传统。 王照希望被汉字和文言教育排除在外的人能接受教育,但也清楚表明官话字母不会取代文言:“余今私制此字母,但为吾北方人不识字之人便于俗用,非敢用之于读书临文。”③ 同上,第 7 页。故而教授对象是“贫贱妇稚不能读汉文者”④ 王照:《〈字母书〉序》,文字改革出版社:《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33 页。。

但以官话为基础,推行拼音文字,不能不对文言形成巨大的冲击。 王照并非没有预见到这一点,但他在感情上仍然眷恋着那个文言构成的传统:“有力读书、有暇读书者,仍以十年读汉文为佳。”⑤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凡例》,文字改革出版社:《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78 页。其对于中国文化的苦心,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此后翻译大张、报刊风行,“新文体”影响不断扩大。 到世纪之交,语文使用明显呈现出新的特点:文言文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浅近文言、古白话、现代白话文以及各种复杂的欧化现象在报刊上大量涌现。 这是个书面语言和文体竞争的时代。⑥ 如《小说林》等近代畅销杂志中,仅翻译小说一类,既有文言也有白话,甚至同一个作者在同一时期既用文言翻译也用白话翻译。语文变革的社会效应已经溢出王照等人为语文变革划定的范畴。

二、言文一致与文体革命

国家意识兴起,乃是19 世纪和20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中最重大的变迁之一。⑦ 葛兆光:《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2 页。这不但是对政治现实的反映,也从观念层面重塑了政治进程,为中国的现代转型开启了新面向。 统一国语被认为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⑧ 如当时报纸上有人论到“外人诮我中国无国语。 ……华人彼此隔别。 语言殊异。 虽有二十行省。 宛若二十邦国。 以一邦自分数十国。 望其振兴难矣哉。 吾国深蒙此耻。 有志之士。 不忍旁观。 现将内地外埠学堂。 倡教国语。”(见《通问报》1907 年第241 回时评《耶稣教家庭新闻》),遂有国语运动兴起。 语文变革的出发点开始转向塑造政治认同。⑨ 武春野:《语言、国家、现代性:重审“国语运动”》,《语言战略研究》2016 年第6 期。

从语言形态上看,国语与官话没有显著差别,但官话变为国语,是借助国家的力量,把语文变革纳入了一个范围更广的社会和政治范畴当中。① 见刘大白对同文政策的论述。 见刘大白:《白屋文话·自序二》,《白屋文话》,上海世界书局1929 年版,第214-215 页。 刘曾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次长。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 日本在近代也同样经历了一个认定和推行标准国语的阶段。 日本近代史家小森阳一就说,“‘国语’是近代民主国家在不断完善整备其法律体系的现在时阶段,由其国家的‘中心’本着面向未来的精神人为地建构起来的”。② 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陈多友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15 页。事实上,中国的国语运动明显受到日本现代转型经验的影响。

1902 年,吴汝纶在日本会见了著名学者伊泽修二,伊泽修二向他介绍了日本的国语,称通过教授国语日本才得以培养国民、增强国势。③ 吴汝纶撰,李长林点校:《东游丛录》,岳麓书社2016 年版,第118-122 页。回国后,吴汝纶立即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要求推广国语教育和省笔字方案。

所谓“省笔字”即上文所述王照的切音方案。 但到辛亥革命前后,语文变革的目标不再是缓解帝国治理的危机,而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准备一个文化普及的国民基础。 除此之外,语文变革中对西方国家语文的描述和借鉴,也超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范畴,而是要接踵欧洲国语民族主义的历史先例,通过推行国语及国语文学,凝聚语文使用者的身份认同,由此建立现代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国语运动是欧洲近代语言政治范式在中国的回响。 但欧洲经验本身并未包含中国问题的答案。 在意大利、普鲁士等地,欧洲的区域性方言上升为新兴民族政治实体的统一语,并取代拉丁文成为新的书写文字。 与此不同,汉字从来没有被取代。 相反,汉字本身是联接旧时代和新时代的桥梁和纽带。 与国语运动同时发生的新文学运动,核心问题便是重新认识汉字。 1917 年,蔡元培召集北京国语研究会的学者与北京大学的文学革命论者相聚。 针对国语运动统一国语的宏愿受困于无法确定国音标准的问题,胡适从汉字的角度破除了对统一口语的执着。 他认为语文变革毋需以统一口语发音为前提条件。 即使暂时缺乏统一语音,也并不妨碍“国语的文学”作为一个既有历史事实的存在,在接下来的语文变革中发挥核心作用。于是,认定通行语并在此基础上创设拼音文字方案,就不再是语文变革的急务。 文学家就取代语言学家,接管了对语文变革运动的主导权:“凡标准国语必须是‘文学的国语’,就是那有文学价值的国语。国语的标准是伟大的文学家定出来的。”④ 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台湾伟文图书公司1978 年版,第37 页。

胡适看重的是汉字固有的弹性,以及历史上汉字在接近口语方面已经展示出来的多种可能。 而且,在他看来,汉字本身就是解决各地方言难于沟通这一问题的答案。 他再次重申了汉字之于口语的超越性,并提出了从书面语(“国语文学”)的角度看待口语统一问题(国语)的可能性。 显然,“文学的国语”兼有以新鲜现代的书面语汇反过来改进统一口语之意。 语文变革的重点,由此从侧重于音(拼读口语),转为侧重于字(变革书面文体)。 文言文成为主要攻击目标。

在言文一致的彻底程度上,到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合流,才出现一种将书面语和口语都包涵在内的整体性方案。 这个思路显然也被日后的推广普通话运动所继承。 而国语与现代国家及其身份认同的制度关联,在于通过国家教育体系,将统一语言和言文一致内化为现代国家的固有目标。

1919 年4 月,教育部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几乎包括了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所有重要参与者。 “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任务是确定国语的音韵、编纂国语辞典、编写语法书、办语体书报,以推动言文一致。 同年,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办法》,要求小学教育改国语教学。 次年,国民政府在国民学校一二年级中改“国文”为“语体文”,并规定到1922 年前,所有旧的文言教科书都要改为语体文教学。 此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部小学国语教科书《新体国语教科书》(八册)和第一部中学国语教科书《白话文范》(四册)。

不到十年间,民国政府通过主导国语教材的编撰应用,以国语教育代替了文言文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大大扩大了国语的适用人群。 1920 年以后小学教科书中基本淘汰了文言课本。① 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中华教育界》1936 年第23 卷第11 期。

为了给地方培养师资,1920 至1923 年,教育部还开办了四期“国语讲习所”,第一期由各省区教育厅选送学员,第二期由各省区师范学校选送学员,第三期学员是大学或高师毕业,或现任教员,第四期采取考试方式录取学员。 四期共培养学员549 人。② 统计数见国语文献馆:《前国语讲习所毕业学员人数的分省统计》,《国语周刊》1936 年第9 期。蔡元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亲自教学。

国家强势介入语言问题后,不但主导统一语音的进程,还通过现代国民教育系统,强制推行新教材,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力量对比,就在短短十几年间就发生了逆转。

三、阶级斗争与语文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出现世界主义潮流,诸多学者开始发明一种超越国家层面的世界语,试图通过语言大同谋取世界和平。 诞生于19 世纪后期的Esperanto 是世界语运动中最为成功的一种方案,它的创始人柴门霍夫(Zamenhof)出生于波兰古城比亚韦斯托克,那里居民由俄罗斯人、波兰人、日耳曼人、希伯来人组成,从小柴门霍夫就感受到不同民族间的分歧。 他认为分歧的根本在语言的不统一——“语言的分歧是唯一的、或者至少是重要的离散人类大家庭而把他们划分为敌对部分的原因。”③ 柴门霍夫:《关于世界语起源的一封信》,原刊于《国际语》(Lingvo Internacia)1896 年第6-7 期,此处转引自 E.普里瓦:《世界语史》,张闳凡译,知识出版社1983 年版,第41 页。他立志自创一种“中立的、不属于现存任何民族的语言”④ 同上。,弥合民族间的分歧。 柴门霍夫自拉丁文和日耳曼诸语中选择具有共同性的词根,通过简化的印欧语语法,创成一种新的拼音文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推行世界语计划变成空谈。 战后不久,和平思想和国际主义重新抬头,世界语运动恢复动力,但内部分裂却接踵而至。 1919 年,法国巴黎教师兰提(Lanti)创立了《工人世界语者》(Laboristo Esperantisto)杂志,并反对世界语中立性的传统,强调语言的阶级性,认为世界语也有工人的和资产阶级的两个派别。 1921 年,“全世界无民族性协会”(简称SAT)成立,这是一个工人世界语组织。 世界语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 1930 年,倾向共产主义的世界语者又从工人世界语组织中分裂,另外成立了“普罗世界语者国际”(简称IPE),发动“集体通讯”运动和“普罗世界语通讯”运动,各国无产者在这里相互交换斗争的经验。 世界语运动逐渐与阶级斗争相结合。

1907 年,世界语学习班已经出现在上海和广州。 1909 年,“上海世界语学社”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世界语团体。 1921 年,民国教育部训令定世界语为师范学校的课程。 1921 年,全国公共教育会议请求更广泛地实行这个训令和进行正规的教授。 训令在北京大学和汉口、广州、上海、杭州的一些专科学校中开始实行。⑤ 同上,第 176 页。当西方的世界语运动同工人运动结合时,中国也发生了同样的转变。 1931 年,胡愈之、楼适夷、叶籁士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 “抛弃中立主义”的呼声开始高涨。⑥ 剑波:《为世界语主义的世界语》,中华绿星社1933 年版,第7 页。

1930 年代,在中国推广世界语的口号是“为中国的自由解放而用世界语”,提倡者要求更为彻底的言文一致,提出包括“大众语运动”等语文变革方案,强调语言的阶级分野,反对此前的国语和“现代白话文”,提出应用拉丁字母拼读口语。 这些语文变革的主张,视语文为政治斗争武器,希望借语文变革,把阶级和革命意识散布到下层民众中去,以反对“政治上强权阶级”和“经济上的资产阶级”。⑦ 同上。“大众语运动”呼吁“接近大众,向大众学习语言”,并且明确大众主体是“占全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以及手工业者,新式产业工人,小商人,店员,小贩等等”。⑧ 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转引自宣浩平:《大众语文论战》,上海书店1987 年影印版,第51 页。

晚清语文变革的思路是双轨的和增量的变革,即在不触动汉字和文言文地位的前提下,提倡一种基于通行口语的拼音文字方案,作为汉字和文言文的补充。 相比之下,大众语运动主张无疑是激进并富于阶级意识的。 他们继承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拼音方案,却绝不认同人数不多的文化精英阶层继续垄断学习和掌握文字的权力这一事实的合理性,明确反对晚清语文变革中的文化保守主义主张。 明确提出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拼读方言而非统一语。① 叶籁士:《拉丁化概论》,上海天马书店1935 年版,第35 页。

大众语运动最激进的目标是废除汉字。② 胡愈之:《关于大众语文》,转引自宣浩平:《大众语文论战》,第59 页。在他们看来,汉字体现出来的历史和文化连续性,已经成了语文变革最大的障碍和妨碍政治刷新的历史负担。③ 吴玉章:《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1940 年第1 卷2-3 期。进一步提出要使书面语对应口语,就要彻底变革文字,文字要拼音化,做到“话文合一”。

大众语运动试图以语文变革为工具,颠覆少数人识字而多数人不识字的社会/政治结构。 而他们之所以激烈地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语文变革方案,部分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语文主张很快被国家吸纳,包括现代白话文在内的新文学话语,不久就成为中华民国政治文化认同的重要来源。 在共产主义者看来,这种认同巩固了那种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

大众语运动的实际影响虽然不大,但其激进的语言观念源自激进的政治观念。 语言成了政治进入并改变日常生活的途径,语文变革也因此成为政治革命的一部分。 这种语言革命的观念和实践,既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烙印,也影响到1949 年后的语言政策。

四、语言政治与推普运动

语言问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扫盲运动。 扫盲运动的目标是让不识字的人能读书报,可以参加政治活动,最终成为意识形态的追随者。 通过扫盲运动,苏联建国早期文盲率大幅下降。 1880 年只有略高于3%的俄国人识字,到1939 年,也即苏联成立20 年后,人口中的文盲率已下降到22.5%④Peter Kenez,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160.。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扫盲班也是开展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重要途径。

1955 年10 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后,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成为语言政策的核心。 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在会议上报告说,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北京音为标准音”的“官话”,经过历史上政治力量和白话文学推动传播,形成普通话,又经“五四”以来文学、教科书和新闻语言采用,普通话不仅是统一口语,也有对应的书面语。 这是对晚清以来面目纷繁的语文变革运动的总结陈词,对中西各色人等关于语文变革的观念,均有选择性的承袭,如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标准音、罗马字拼音方案、拼音辅助识字、书面语与口语互相塑造,等等。 张奚若指出推广普通话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并解释说:

语言不仅是人们交际的工具,而且是社会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工具。 一个民族有了民族共同语,就容易促进经济的发展,加强人民的团结,而且还有助于提高人民的文化。 ……推广普通话就是要解决方言分歧的问题,它是有利于建设的,是直接服务于政治的。 因此它是一件大事,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⑤ 文字改革出版社:《普通话论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 年版,第58-59 页。

1956 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提出“为了推广普通话和辅助扫盲教育”,推广汉语拼音方案。 同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指出:“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也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目前,汉语正在为我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学好汉语,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① 同上,第 1 页。各地纷纷按照“指示”在各自领域内完成推广普通话任务。 从1956 年秋季开始,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全国中小学语文课一律开始以普通话教学。② 这个过程显然十分艰难,并且迟迟未能达到目标。 迟至1980 年代和1990 年代前期,南方方言区(个别大城市除外),中小学语文课老师以方言教学的情况仍旧常见。

推广普通话运动并非意在重新界定统一语与方言的关系,而是要重新界定语言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 推广普通话运动在语言层面上,延续了近代语文变革的逻辑,即书面语、口语体系合二为一,互相影响,连锁反应。 同时,在推广普通话运动中,口语获得了一种新的强势地位,其变化很快波及书面表达,尤其是新词和新的句式,不断进入语言系统。 1950 年代的新民歌运动以及紧随其后的“朗诵文体”,都是沿着这一路径的发展。

推广普通话运动包含了语言政策的一般目标:提升国家内部经济和文化的统一,促进国民对政治统一性的认同,普及现代价值,并将意识形态作为其内容。 普通话读本同时也是宣传材料。 无论是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拼音课本》(首印5 万册),还是地方推广普通话的读物,无一例外都紧跟当时政治形势,以至形成一种特殊的标语口号式的语言风格。 如浙江省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在1958 年编出《汉语拼音课本》(此书在一年后就加印接近10 万册),其中颇多“豪语”(书中说法,指一种口号),如“塘底当战场,锄头当刀枪,在积肥战线上,打一个漂亮仗”(第58-59 页)。 正是通过这些普通话教材,构建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特定的语言场域”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97 页。,将分散的人们联接在一起,使得特定的意识形态传播到全国。④ 武春野:《新人新话:普通话与1950 年代的群众运动》,《扬子江评论》2015 年第5 期。

结 论

中国的语文变革运动,为三对矛盾所支配:(1)口语与书面语的矛盾;(2)方言与统一语的矛盾;(3)汉字与拼音文字的矛盾。 其中,矛盾(1)和矛盾(2)并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普遍存在于各种传统或现代国家。 在地域辽阔的帝国,不论是传统帝国还是近代殖民帝国,这两个矛盾都十分突出。 言文分离则与此伴生,尽管程度不同。 只是因为矛盾(3),也即汉字这一独特因素的存在,加剧了矛盾(1),延缓了矛盾(2)的解决,使言文分离成为汉语言最鲜明的特征。

晚清切音派希望创造基于统一口语的拼音文字,与文言文并行不悖;翻译和“报章体”的流行导致文言文的文体松动,促使书面语向口语靠拢。 民国元年前后,国语运动的倡导者希望借助语文变革能助力现代国家转型。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国语运动与之合流。 到1920 年代,国语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主张得以通过现代国民教育系统,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语文变革运动与现代国家的关系,也进入一个互相支持、彼此输送合法性的新时期。 大众语运动是在与新文化运动的对抗中发生的,意在突出口语和书面语的阶级属性,并将语文变革运动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 推广普通话运动糅合晚清和民国时期语文变革的许多做法,将新语文作为建设国家的工具,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在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内普及了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通行口语,又通过提倡具有更贴合口语的书面语,同时完成了对语文本身的改造。 至此,言文关系不再是语文变革的中心所在,语言与政治的关系上升为新语文的核心问题。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2-0151-07

作者简介: 武春野,女,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比较研究”(21FYYB063)阶段性成果。

本文的一个早期版本首次宣读于2014 年澳门大学举办的“动态普通话:变异与规范”学术会议,感谢各位专家的意见。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