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摘 要: 当前的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体系存在乡村文化缺角,国际中文教育教材的内容规划应以乡村“美善”文化特征的呈现为中心,围绕美景、美食、美贤、美风、美俗五个方面塑造“五美”乡村文化群像,组织教材内容。 教材中的乡村文化内容建设要融合“他者”与“自我”两个视角;要能呈现中国乡村特有文化符号和底蕴;要能引发外国学习者共情、共鸣和共同思考;要真实、动态地呈现中国乡村文化;要避免文化对比。 同时,还要细化文化传播场域、构建新城乡界面文化形态、创新文化教学模式,建构乡村文化传播机制,以集中体现乡村文化在文化传播、词汇学习、情感认同等方面的价值,为国际中文教育教材的乡村文化内容建设及教学中的乡村文化传播提供参考。
关键词: 乡村文化;教材;国际中文教育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维度众多,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对立统一。 在国际中文教育中适当增加乡村文化内容,有助于外国学习者更全面地了解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社会以及丰富多样的中华文化。
国际中文教材作为国际中文教学的蓝本和教学资源的核心,是中华文化类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教材中的汉字、词汇、语句、篇章都是中华文化因子的外在呈现。 中国乡村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体系中有重要价值。 一是具有语言学习价值,乡村生活场景中的方言词、民俗词、乡村特有词等是乡村文化的载体和名片,与乡村生活场景进行具象化结合,配合情景化学习和沉浸式体验,能让外国汉语学习者更加直观地理解和记忆,建构宣讲、传播中国乡村文化的心理词库;二是具有文化传播价值,中国乡村保留着大量古老而珍贵的传统文化,还有体现中国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民间艺术、反映不同地区历史人文特色的乡村建筑、掌握高超民间传统技艺的乡贤、独具乡村特色的民俗等,极具文化传播价值。 三是具有跨文化交际的情感认同价值。 外国学习者通过教材中呈现这些内容的乡村生活文本或图像,可更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乡民的情感世界和价值观,增进对中国乡村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但当前的国际中文教育教材的内容体系大多以城市文化、精英文化为核心,对乡村文化关注较少,存在乡村文化传播缺角,外国学习者对中国乡村的生活、文化和发展知之甚少,甚至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基于此,本文将重点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在国际中文教材中补全乡村文化缺角,促进国际中文教育教材改革和教学内容重构,推动中国乡村文化的国际传播。 希望通过本研究,为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中乡村文化内容的编写、教学资源的建设以及中国乡村文化的国际传播等方面提供参考。
国际中文教育教材研究近些年在理论构建、资源建设等方面突飞猛进。 例如,李泉建构了系统全面的教材开发理论框架① 李泉:《对外汉语教材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马箭飞等梳理了70 年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建设情况,对教材编纂出版应用做了全面的统计② 马箭飞、梁宇、吴应辉、马佳楠:《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建设70 年:成就与展望》,《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6 期。;郭风岚讨论了国际中文教材资源建设理念③ 郭风岚:《论国际中文教材资源建设理念》,《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1 年第3 期。。 对中国文化内容的分类是国际中文教育教材(特别是文化教材、国情教材)研究中的重要讨论对象。 江昱姗指出教材中的中国形象应全面、客观地展示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等④ 江昱姗:《国际中文教材中国形象研究综述》,《知识文库》2024 年第11 期。;姚易认为教材涵盖了物质文化、历史与制度、文化成就、文化附加词、人际交往、风俗与习惯等多方面文化内容⑤ 姚易:《〈发展汉语〉综合教材文化因素内容分析》,西安石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年。;王雅婷通过分析四本《中国概况》教材的主题和词汇,将教材内容分为25个主题⑥ 王雅婷:《国际中文教育中国概况教材主题及词汇分析》,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年。。
母语语文教材研究中与乡村文化(乡土文化)相关的较多,例如李新等⑦ 李新、刘珊:《统编语文教科书中的乡村图景及教学意蕴》,《教育科学研究》2022 年第1 期。、刘冬岩⑧ 刘冬岩:《乡土选文的美感教育价值及教学建议——以部编版初中语文教科书为例》,《现代中小学教育》2018年第12 期。等,但对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中乡村文化内容的集中研究较少,涉及乡村风俗习惯、传统技艺、民间艺术等方面的专门研究则更少,较集中的有欧阳群对国际中文教育材料中的“乡村形象”做了调查⑨ 欧阳群:《对外汉语教材中的“乡村形象”调查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年。。 另外,部分乡村文化的点、线研究和局部研究散布在对教材文化要素词语的统计中,在民俗文化、地域文化、节日文化要素研究中也有交叉涉及,如易新雨讨论了《中国概况》类教材民俗文化内容选取问题⑩易新雨:《〈中国概况〉类教材民俗文化内容选取研究》,长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 年。,但不区分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袁艺果认为教材中主要呈现南北文化对比⑪袁艺果:《跨文化视角下国际中文教育综合教材文化项目研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4 年。,但未涉及“城乡差异”;丁俊玲以来华和在英接受汉语国际教育的英藉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国民俗文化教学的在地化⑫丁俊玲:《汉语国际教育视域下中国民俗文化教学何以体现在地化——以英国籍学生为对象》,《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9 年第 6 期。,但其民俗文化也不区分城乡。
以上研究可见,学界缺少对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中乡村文化内容进行规划、架构、编纂、传播等的专门研究。 中国乡村文化国际传播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学界和乡民共同努力,国际中文教育是重要突破口,但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乡村文化内容建设研究薄弱,与乡村文化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不相匹配。 因此,学界应积极展开对外汉语教学、海外本土国际中文教学和华文教学等领域中的中国乡村文化内容建设思路、传播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教材作为“三教”的资源基础,对教材中乡村文化内容的建设和传播研究更应先行。
文化界对文化的分类维度和角度非常多,如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 教育部语合中心于2021 发布的《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以下简称《框架》)① 教育部语合中心研制,祖晓梅主编:《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华语教学出版社2022年版。,采用了“文化即生活”的文化定义,将文化教学内容划分为社会生活、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三种文化生活样态。 本文根据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乡村文化内容规划和建设的要求和特点,将其三分为历史文化(代表历史事物)、传承文化(代表传承的习俗、价值观等)、新兴文化(代表新兴事物)。 《框架》中的“传统文化”与我们的“历史文化”“传承文化”相对应;“当代中国”与我们的“新兴文化”相对应;“社会生活”则是我们提出的三种文化的栖居界面和互动舞台。 在这一部分,我们从以下方面对现有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中乡村文化的呈现情况进行了调查。
统编本语文教材对乡村、乡土内容非常重视。 从选文数量上看,据吴艳梅等的统计,小学阶段教材共358 篇课文,乡土文化选文数量达51 篇② 吴艳梅、杨萧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视域下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的乡土之维》,《民族教育研究》2024年第2 期。。 海外教材涉及乡村文化的内容更丰富,根据刘阳杨对英语母语教材Wonders 的内容分析,从选文数量上看,城市文化占比达56%,乡村文化占比44%,虽城市文化的选文稍多,但“乡村文化生活选文的题材比起城市则更加多元”,且“Wonders 教科书对城市文化的描写和乡村文化并无过多差异”③ 刘阳杨:《多元文化视野下美国教科书Wonders 内容分析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年。。 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也零散提及乡村文化,根据欧阳群的统计与分析,15 套教材中共出现了177 个乡村形象关联点(含只出现的相关概念或简单例句)④ 欧阳群:《对外汉语教材中的“乡村形象”调查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年。,但总体而言,内容偏少、分布离散,也不够典型。 例如《中国文化常识(修订版)》中涉及中国乡村文化的唯一一处内容是对吉祥图案的介绍。
我们在厦门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网站的“对外汉语教材”语料分库⑤ 厦门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https://nclds.xmu.edu.cn/ylk,2024 年10 月1 日查询。中,利用网站所提供的义类词典中涉及“乡村”“农村”的11 个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提取277 条涉及乡村文化的例句(表1),对于海量文本量的教材语料库,这一数量占比极少,几可忽略。 虽然这些关键词的例句数量无法完全反映教材中乡村文化内容点,但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这些例句很多时候也不是专门进行乡村文化介绍和传播,主要是在小说、散文等选文中的间接描述、间接提及。
表1 语料库中的乡村文化关键词及其例句量

国际中文教材中的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立体群像的关键维度,但从数量上看,目前比较单薄离散,无法满足真实、立体、全面地展现和传播中华乡村文化的需求。
乡村文化要素在国际中文教材中通常是在课后练习或考试材料中,多以图像、扩展词汇的形式出现,偶有集中探讨或在名家名篇中提及,但其内容呈现存在以下问题:
1.历史文化呈现带有零散性
乡村历史文化是指历史上出现的乡村文化现象,带有时代烙印,有一定的时代定位作用,在目前的教材中零星呈现。
例1:村子里没有人不恨那个地主,共产党的军队一进村子,群众就把他打倒了。 (注:以下各例均出“对外汉语教材”语料库,下同)
例2:农村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土地承包到户。
例3:这些乡镇企业的技术设备一般比较简陋,但却能容纳较多来自农村的多余劳动力。
例4:在他带领下,全乡农民已经脱贫致富,提前实现了小康。
“地主”是旧时农村的历史产物,指“旧时农村中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以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 版),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第286 页。;土地“承包到户”“乡镇企业”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现象;“脱贫致富”“小康”则是在规划中国乡村发展蓝图时提出的战略构想。 这些在不同阶段出现的带有时代意义的词汇,多以练习、例句的方式呈现在教材局部文本中,其所代表的时间维度和相关文化背景大多要靠老师在授课时解释,现行教材未对此进行系统规划和设计。
国际中文教材中乡村历史文化的零散呈现,使学习者只能通过其他非正式、非主流途径接触和了解它们,这种片面、碎片化的了解极有可能造成学习者的偏见。
2.传承文化形象呈现带有负面性
乡村传承文化是指乡间自古流传至今的传统民俗、神话传说、思想观念等,特别是思想观念,这涉及到乡民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 乡村传承文化在国际中文教材中占比很少,许多是与城市文化对比出现的。 当前城乡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界限越来越模糊,只有侧重点的不同,没有截然区隔,但两者在教材中同时出现的时候难免暗含比较(多不是编者有意为之)。 从教材呈现的总体情况来看,体现乡村落后状态的内容居多。
例5:他们停留的地方自然是在农村,而且交通往往最不发达。
例6:你要是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城里的大学,也得在农村过一辈子苦日子。
例7:母亲显然是从农村来的,上手要打孩子。
欧阳群指出:“某些教材抱着‘展示’和‘弘扬’的心态,为了突出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一味将中国农村作为城市的对立面存在,呈现的是‘偏远’‘贫穷’‘粗俗’的负面形象。 这样的心态不免让学习者产生抵触和防范心理。”② 欧阳群:《对外汉语教材中的“乡村形象”调查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年。这种内容的呈现并不一定是教材编者有意为之,但很容易使外国学习者对中国乡村文化产生根深蒂固的负面印象。 海外教材也存在这一问题,例如刘阳杨对英语母语教材Wonders 分析后指出:“Wonders 教科书对城市的环境描写是现代大都市积极、美好的一面;而对乡村的描写则依旧停留在历史中乡村落后时候的模样。”③ 刘阳杨:《多元文化视野下美国教科书Wonders 内容分析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年。
另外,由于部分文学和影视作品的艺术加工,乡村传承文化中愚昧、落后甚至残酷的一面以及与城市文化的差距被有意放大,这种不全面、不客观的信息传达会加剧外国学习者对中国乡村传承文化的误读。 这种误读若在不友好的国际文化背景中,则会被聚焦扭曲、以偏概全,这就会成为对整个中华文化的误解。
新时代,中国城乡文化融合度加深,中国乡村生活模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李子柒、丁真等乡村文化代言人及其视频在海内外的传播使大家对中国乡村传承文化的印象有所改观,但作为乡村文化传播权威渠道之一的国际中文教材由于修订不及时等原因,并没有系统、客观、全面地呈现乡村传承文化的改变和发展,在扭转外国学习者负面印象方面未能发挥应有的正向引导作用。
3.新兴文化呈现具有滞后性
新兴乡村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因生态环境、物质生活、思想观念等的改变而新产生的乡村文化。 例如“西部大开发”“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支教”“计划生育政策”“三农”等。
例8:由政府出资,给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发放奖励扶助金……
例9: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必须把解决农村人口问题与解决“三农”问题统筹考虑,把加强管理服务与完善利益导向机制相结合……
这些例子体现了乡村的发展变化,但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新时代脱贫攻坚伟大成就、美丽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新举措、推普脱贫、兴农助农等现代乡村的闪亮名片以及受城市文化、现代文化而产生的城乡交融的新文化形态没有在教材中得到及时的更新和体现。
虽然存在以上问题,但我们也发现,随着“乡村振兴”的兴起,高铁动车、移动支付、快递物流、网络通讯等缩小了城乡距离,一些新类型、新修订教材也对此进行了及时的跟进、修订和完善,让外国学习者看到了中国政府为缩小城乡差距、繁荣乡村文化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成效。 很多教材也已将乡村文化作为相对独立的内容模块进行集中介绍与传播。
例如,《理解当代中国》(高级中文读写教程)对“乡村振兴”进行了集中呈现:第二单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讲述了十八洞村的脱贫之路;第三单元以《坚持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从“村村通”到“四好农村路”》《解读乡村振兴的“密码”》三篇课文阐释了中国“乡村振兴之路”。 这是对中国乡村文化难得的集中展示和传播。 海外母语教材对城镇文化的展示尚难集中,刘阳杨对英语母语教材Wonders 的分析后认为:“无论是对城市文化或者乡村文化的选文,其重点都不在于描写美国的乡村或城市的特征,主要通过人物、事件等进行间接描述。”① 刘阳杨:《多元文化视野下美国教科书Wonders 内容分析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年。因此,在这一方面,《理解当代中国》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但目前还仅是针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两个有连贯性的主题,我们要对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中乡村文化内容的集中呈现做更系统、更全面的规划。
要补全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中的乡村文化缺角,并非简单、离散地加入乡村文化的相关要素,而是要系统全面地进行规划。 宋艳丽等关注了中国社交媒体对乡村文化内容的表达,包括运用本土特色方言传递民俗文化事象、展现乡村生活影像,形成独特媒介景观、运用多种叙事方式丰富乡村文化内涵等② 宋艳丽、赵秀明:《基于社交媒体的乡村文化传播分析》,《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21 年第1 期。。这对于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乡村文化内容的建设有一定启发性,我们认为要在国际中文教材的选文、练习、助读、导读、活动、数字链接等模块中突出乡村文化内容,可遵循以下原则。
与城市文化相比,乡村文化形象建设处于劣势,多以愚昧、落后、闭塞等负面形象出现,因此要通过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中的乡村文化内容建设重塑中国乡村的“美善”文化特征,激活国际学生对“美善”的共同审美经验,减少文化戒备和文化冲突,使“美善”成为基础性、群像性特征,让中国乡村文化更易被外国人所认同和接受。
在具体的乡村文化内容建设中,可融合“他者”视角与“自我”视角。 一方面从“自我”视角出发,通过教材选文等进行乡村文化内容展示,或借助融媒体资源链接等方式拓展展示乡村“美善”文化特征,例如《航拍中国》《舌尖上的中国》《无穷之路》《本草中国》《中国手作》等集中呈现中国乡村文化的纪录片。 另一方面从“他者”视角出发,通过实地探访、田野调查、亲身体验等沉浸式实践活动,从异文化的“他者”视角来认识和探索中国文化,例如BBC 拍摄的纪录片《美丽中国》《发现中国:美食之旅》《中国新年:全球最大庆典》,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推出的《鸟瞰中国》,日本岩波映画制作所拍摄的《中国之食文化》,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纪录片《外国人在中国》,出自外国导演之手的《科恩眼中的中国》《未发现的中国》《我们诞生在中国》《寰行中国》等纪录片以及国内借由英籍主持人大米的视角拍摄的美食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等。 这些内容很大程度上呈现了外国导演、文化亲历者眼中的中国乡村的“美善”文化特征,外国导演和亲历者的“他者”身份,更易让外国汉语学习者接受中国乡村文化的“美善”内容和理念。
他者视角和自我视角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他者视角能够发现自我视角下习焉不察的内容要素,关注的文化元素更能与外国人的兴趣点相契合,更易被接受和认同。 沉浸式的亲身体验则能够使外国人更直接、近距离地了解和感受中国乡村的“美善”文化特征以及蓬勃的生命力。 国际中文教育的乡村文化建设要重视这种“他者+自我”的融合视角和“融媒资源+沉浸式体验”的编纂方式。
吴艳梅等指出,母语语文教材乡土文化内容要素涵盖乡村历史、地理、自然、艺术、民俗(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情怀六个维度① 吴艳梅、杨萧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视域下统编语文教科书的乡土之维》,《民族教育研究》2024 年第3 期。。 我们认为国际中文教育教材因主要面向外国成人学习者,应有自己的内容特点,应围绕以美景(含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美食、美贤(乡村的贤能、技能人士)、美风(家风村风和乡风)、美俗(风俗)构成的“五美”中心,在教材的选文内容中呈现有新奇性和区别度的“五美”文化群像,提炼挖掘文化群像中所蕴含的独有乡村文化底蕴,吸引外国汉语学习者。
例如,上古先民总结出的“二十四节气”文化符号展现着古人的智慧以及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体现着我国源远流长的农耕传统。 又如,以上古神话《神农尝百草》为代表的的民间故事、以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为代表的古诗等文化符号都在向教材使用者展现魅力乡土中国,能挖掘出乡村的风土人情、地域文化、人文情感等方面的独特底蕴。 另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乡村的高铁、支付宝、快递、农村书屋、第一书记等新兴乡村文化符号,蕴含着以钉钉子精神、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代表的新文化底蕴。 国际中文教育教材在打造乡村历史文化、传承文化中的“五美”文化群像的同时,也要将这些新兴文化符号融入其中,体现中国乡村的独特文化底蕴。
乡村“五美”文化群像是乡村文化要素的具体体现,教材要能通过这“五美”引发共同的文化思考。通过引导学习者结合自己的本国文化反观中国文化,引发文化交融互动下的共情共鸣,用共通的文化母题以及文化对比互鉴下的多样性呈现引发共同思考。 例如,如何对传统乡村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播;如何避免传统“五美”受负面城市文化的侵蚀;如何解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如何与自然、动物和谐相处;如何对待传统农耕文化的没落等。
这要求我们在教材的练习、活动、导读模块的编写中注重文化的双域、多域互动。 例如,在教材中设置相关的互动练习,引导学习者在听、读等输入性练习的基础上探索自己国家在饮食、建筑、手工艺品等方面对中国乡村文化的借鉴和创新、自己国家文化对中国乡村建设和文化的影响等,然后进行口语交流或书面写作等输出性练习,在文化交流中展开文明互鉴。
国际中文教材中的乡村文化要素的呈现要具有真实性,对于乡村文化中存在的负面现象不应回避,但是要注意呈现方式。 对于一些容易产生误读的问题和现象,在真实呈现问题的同时也要将问题产生的原因、背景等加以说明,以正视听。 例如,受个别艺术作品渲染以及个别外媒的故意丑化、误导的影响,部分外国汉语学习者认为中国乡村文化愚昧落后,传统文化的糟粕依然存在,这都是因艺术手法将历史语境带入到现实语境而造成的曲解,是在体验中国乡村文化时,因幸存者偏差、因果倒置、从众心理、归纳错误等原因而导致的片面认识,教材需要做好背景解释、正向引导并提供足够的铺垫。
呈现的乡村文化内容应保证及时的动态更新,不应只关注某一阶段的历史文化要素,对新的乡村文化现象和存在的问题也应予以高度重视。 例如,乡村留守儿童问题、孤独老人问题、希望工程学校的空壳问题等。 这些真实存在的问题不应该也不需要回避,但在具体介绍时要点明产生背景,指出中国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出的努力,挖掘背后的积极因素。
另外,引导外国学习者正面看待这些负面现象和问题并上升到共同的文化母题是乡村文化内容建设的重要任务。 我们可以借助融媒链接将相关资料引入讨论,例如引入纪录片《了不起的村落》,片中对10 个中国古村落的现状及文化传承进行了介绍,可借此对乡村文化的消亡、古村落特色传统文化后继无人、现代文明和城市文明对乡村文化的冲击等问题进行讨论。 纪录片中的问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世界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讨论易产生共鸣,大家可以结合自己所了解的本国本族的情况,就更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母题进行讨论。
教材中的乡村文化要素规划需要针对不同授课对象进行重组或重构,结合老师的教学设计和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对教学内容重新编码,根据不同侧重点和目标有针对性地呈现乡村文化要素。 例如,由于东部省份对旅游景点的援建,青海的一些景点规定户籍为浙江、山东的游客免票,这体现了中国独有的兄弟省份间互帮互助的情谊,也体现了国家乡村振兴和扶贫的一体化设计。 对于这一由国家政策形成的乡村文化新形态,编写教材相关选文的导读内容时,针对高水平汉语学习者,可引导他们对此案例中反映的治理理念和机制进行讨论;针对汉语水平较低的学习者,则可从这些景区的“五美”文化形象入手,间接感受中国各省的互助之情。
国际中文教材中乡村文化内容的呈现也应有一定的选择性,既要展现积极向上、蓬勃发展的乡村新面貌,又不能体现文化优越感与压迫感。 教材应多用自我比较,例如,新旧乡村文化的对比、固有印象与现实情况的对比等。 选文可先介绍当下正在进行的改革,例如,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由政府派出脱贫专员、乡村第一书记、基层的“四进”干部、“三支一扶”村官等深入乡村,利用网络直播、村官推销等方式,通过网络与快捷的物流,使以往滞销或收益低的农副产品实现与城市零距离销售,提高乡民收入。 然后再与学习者固有印象中农产品产销无路、乡民生活困苦的历史情况进行比较。 这种体现新文化形态与固有印象之间巨大差异的内容会自然而然地吸引学习者,使其产生更深厚的学习兴趣。中国乡村文化与其他国家乡村文化的“他比”则需交由学习者,避免因他比产生的高低贵贱之分带来文化压迫和文化焦虑。
补全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中的乡村文化内容缺角,还要关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乡村文化传播。 要根据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特点,确定具体传播策略,使教材中静态的乡村文化内容进入外国汉语学习者内在的知识体系、情感价值观体系,并转化为能使用汉语表达、传播中国乡村文化的技能。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了“场域”理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①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理论》,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场域是在复杂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范畴或群体。 国际中文教育文化传播场域的最大特点是学生的国别差异、认知水准差异和身份差异大,需求、认知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学习者使场域关系复杂多样。 因此,国际中文教材的乡村文化传播要细化传播场域,细化研究教情和学情,针对学习者不同的汉语和文化学习需求建构分类分层的“彩虹式”乡村文化传播体系。
例如,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习者可能对中国的发展和治理模式更为关注,因此在乡村文化要素编码的过程中可多涉及一些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的相关内容,即中国已探索好的乡村发展之路,如农产品直播销售、乡村环境整治、厕所革命、快递到村、农村五保政策等。 因公学习汉语的学习者可能对中国的国情、市场等更为关注,乡村文化内容组织应着重分析其需求,创设职场交际情境,在工作交流中介绍相关的乡村文化要素。 针对华裔学习者则可抓住乡情、乡愁这一切入点,以文化寻根和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为中心来进行内容组织,如引入类似陕北信天游、东北二人转等有特色的方言词汇和地方特色文化标记,激活华裔学生潜意识中的文化基因,或结合教材中的文化点,采用“家庭+课堂”的资源获取模式,引导华裔学生通过与父辈祖辈的交流探求自己的祖籍地国情与文化,并基于教材中的乡村文化点进行扩展阅读,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文化、传承文化、新兴文化,通过乡情和血脉的纽带关系实现文化认同,并促使其通过自媒体主动表达与传播自己对祖籍国文化的认知和看法。
“界面文化”随着信息技术的流行而产生。 美国学者S.约翰森在其专著《界面文化》中探讨了界面文化的概念① Johnson Steven:Interface Culture:How New Technology Transforms the Way We Create and Communicate,Basic Books,A Memger of the Perseus Group,1997.,约翰娜·德鲁克等介绍界面理论的人文研究方法② 约翰娜·德鲁克、祁林:《界面理论的人文研究方法》,《文化研究》2015 年第2 期。,倪刚对界面文化做了哲学层面的解释③ 倪钢:《界面文化的解释》,《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 年第11 期。。 这些学者对“界面文化”的定义尚未统一,但基本达成共识:界面文化多指在特定的交互界面(如生活场景界面、数字媒体界面、虚拟网络界面等)上所呈现和承载、栖居的文化现象、价值观以及行为模式等。
我们将“界面文化”理念演绎到国际中文教育教材的乡村文化传播研究中,将其定位为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核文化”相对应的概念:内核文化侧重指历时传承层面的优秀传统文化,偏精英文化;界面文化则是对民众共时层面共同生产生活和交际模式场景的概括,以风景、饮食、民俗、仪式、宗教等为载体,偏民俗文化和日常生活文化,更能体现出人际互动的动态特点。 在跨文化传播中,界面是不同文化传播场域群体的接触面,可进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播场域人际互动界面模式的对比,以体现不同文化背景的用户在界面交互时的行为习惯和模式差异,也关注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冲突和误解,以及协调这些矛盾的路径等。
乡村文化最能体现内核文化与界面文化的结合,乡村文化的“美善”文化特征和“五美”文化群像表现出生动的界面文化特色,与外国汉语学习者的物质文化生活紧密相连,易引起世界各民族人民最广泛的共情和共鸣。 例如,对乡村的美风、美俗的了解,更能让外国学习者感受到中国乡村文化中以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为中心的内核文化精神,对美景、美俗、美贤等乡村界面文化的沉浸式体验,能使学习者在休闲减压的同时更深入了解中国内核文化的精髓。
界面文化与内核文化结合视角下的乡村文化传播,涉及民众日常生活和普通情感互动,是文化的浸润式、柔性传播,通过文化共情走向文化认同,促进中外文化平等交流互鉴,也是目前我们解决国际中文教育中文化冲突和文化抵抗的有效传播途径。 因此,现行国际中文教育教材要对涉及的乡村界面文化要素进行统筹规划,将内核文化与界面文化结合,重视乡村文化情景在不同文化背景学习者之间的传播差异,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和传播方法。
此外,界面文化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在界面互动中的作用,这启发我们借助融媒体技术对电子化的国际中文教育教材进行适时修订创新,例如,用二维码链接拓展更多融媒体教学辅助资源甚至是互动App等。 界面文化重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亚类的场域互动,这启发我们在教材编纂和应用时要重视城乡文化的交叉点、融合点,将新兴城市文化界面与新兴乡村文化界面有机结合,让外国学习者体验“城乡互融”的新界面文化形态。
我们不但要重视教材中乡村文化要素的内容构建,还要建构一套基于教材应用的新文化教学模式,打通第一课堂(课堂教学)、第二课堂(课外活动)、第三课堂(自主性田野调查和文化体验),建构“课堂教学+文化游学+文化鉴学+学生讲学”的文化教学模式,将文化传播“渗透”到每个教学环节。
课堂教学环节起到切入点的作用,最终目的是引导学生走出课堂,可将某些乡村文化要素固定于教材和教学体系当中。 “文化游学”即考察乡村和风景名胜以及开展农家乐、渔家乐、采摘乐、亲水乐等活动,如在胶东地区,学做胶东大饽饽、福山拉面,学跳海阳大秧歌,到招金小镇游览探宝等,通过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将地域文化、国情社情、乡村文化代入教学,课堂内外互相结合,引起学习者了解乡村文化的兴趣。 “文化鉴学”是在跨文化互动的视角下,在中外乡村文化对比的基础上,引导学习者自主探索本国的乡村文化与中国乡村文化的异同。
“学生讲学”是最重要的环节,通过前三个环节,让学生拥有对中国乡村文化的切身体验,积累了教学资源,再利用教材的练习和综合活动环节,设置开放性作业,引导学生以视频、读后感等形式开展课堂交流和相互点评。 让学生用自己的叙事视角、叙事方式、编码方式,通过自媒体写作、融媒体制作等方式在海外媒体主动表达对中国乡村文化的独到理解,由学习者转化为中国乡村文化内容再创作、再加工的生产者,由中国乡村文化的体验者、旁观者、接受者变成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还可以借鉴国内很多领域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成功做法,如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财经频道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推出了系列解读中国农村经济多样化发展模式、探寻发展路径的融媒报道,在微博上设置了以“乡村中国”为标签的讨论话题;在党的二十大期间,CGTN 还推出了视频交互元宇宙产品“中国故事盒子”,选取了中国人、中国美食、中国功夫、中国科技进步、中国自然风光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要素讲述中国故事,这都是很成功的探索。 我们也可用“我在中国留学的100 个乡村故事”“我眼中的中国乡村”等方式,在各个社交平台发布和征集留学生自己创作的、体现国际叙事策略的中国乡村故事。
“传播者决定着信息的内容……即便是同一内容的信息,如果出于不同的传播者,人们对它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①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83 页。学生鉴学、学生讲学两大环节都是外国学习者主动、自由的表达,将文化学习和文化评价的自主权交给学习者,不仅有利于丰富既有乡村文化教学资源库,还能呈现融媒体教育资源的个性化生产和主动生产过程,留学生在Quora、Facebook 等平台关于中国乡村或乡村文化现身说法的回答或内容,也有助于引导外国普通民众对中国乡村文化形成正面评价。
“教学+游学+鉴学+讲学”文化教学和传播模式的四个环节层层递进。 例如,银川贺兰山边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产业的发展日新月异。 葡萄酒消费端主要在城市和白领群体,但葡萄种植和酒类生产在乡村,葡萄酒是城乡融合新界面文化形态中的重要符号。 教材中可就此设置相关内容,教学中可以采用生动、丰富、互动的融媒资源让学生产生到贺兰山区实地体验的兴趣,通过实地考察和与乡民交流,了解中国东部省份支援西部欠发达省份葡萄酒产生布局和发展的机制,不但可以转变对西北地区落后的看法,形成独到的鉴学和讲学发表共享,还可能在日后与宁夏葡萄酒行业合作,形成新商机。 这一教学模式比简单地到景点参观更到位、更深刻,其教学效果非说教式或“填鸭式”“强加式”教学所能及,而教材等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引导和连接作用。
“语言教材是语言教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前沿阵地和突破口”② 刘珣:《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的展望——再谈汉语教材的编写原则》,《世界汉语教学》1994 年第1 期。,国际中文教材是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 我们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通过对教材乡村内容的规划与设计,在贴近外国学习者实际生活的基础上、以润物细无声的巧思鲜活地展现我国乡村立体多维、丰富多元的文化形象,补全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中的乡村文化内容建设和传播缺角。
另外,我们还要关注中国乡村文化在AIGC(人工智能内容生成)中的缺席问题。 教材等权威、优质中文语料的缺失可能会使海外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内容带有对中国乡村文化的“AI 偏见”,这不仅是相关政府部门在做教材规划时要注意的问题,也是学界未来的研究热点之一。
中图分类号: H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2-0191-09
作者简介: 王东海,鲁东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家语委汉语辞书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李家琦,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3 年教育部语合中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重点课题“国际中文教育教材助读系统研究及资料库建设”(23YH26B)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子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