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二战结束后,美国逐步确立了和平利用原子能政策。 1949 年苏联实施“和平目的”的核爆炸不仅打破了美国核垄断,还引起美国对于和平核爆炸问题的关注。 于是,在美苏核竞争、核爆炸技术发展和原子能委员会推动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美国于1958 年出台了和平核爆炸政策。 由于处于暂停核试验时期,艾森豪威尔政府只能以常规爆炸的方式实施和平核爆炸政策。 这些常规爆炸在工程挖掘、资源开采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为美国和平核爆炸积累了经验和理论。 不仅如此,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开辟了美苏核竞争的新领域,引发了人们对于核爆炸放射性危害的担心,进而影响了禁止核试验谈判,加剧了核扩散。
关键词: 和平核爆炸;犁铧计划;放射性沉降
和平核爆炸是冷战时期美国核政策的重要内容。① 本文中的“核爆炸”(nuclear explosion)与“核试验”(nuclear test)都是指使用核装置进行爆炸试验,二者不做具体区分。受和平利用原子能、美苏核竞争以及核爆炸技术发展等因素影响,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了和平核爆炸政策,实施了犁铧计划(Project Plowshare)。 该计划是将核爆炸装置应用于挖掘运河、开采石油和科学研究等非军事领域,在美苏核竞争、核军备竞赛和自然环境等领域产生了复杂影响。 在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出台前,和平核爆炸问题就受到了学界的关注。 关于美国核爆炸问题,学界的关注焦点明显集中于军事领域。 一些学者研究了不同时期的美国核试验政策,① 这些成果可分为短时段研究和长时段研究两大类,前者是特指某位总统任期内的核试验政策,后者是指较长时段的美国核试验政策。 短时段研究参见赵学功:《日内瓦核禁试谈判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立场和政策》,《世界历史》2022 年第5 期;刘子奎:《核查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禁止核试验谈判(1957—1960)》,《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1 期;赵学功:《应对想象的“威胁”:肯尼迪政府恢复核试验的决策分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Benjamin P.Greene,“Captive of a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Elite:Eisenhower and the Nuclear Test Ban,”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Vol.45,Issue.1,2015,pp.29-45;Toshihiro Higuchi,“Epistemic Frictions:Radioactive Fallout,Health Risk Assessments,and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Nuclear-Test Ban Policy,1954-1958,”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8,Issue.1,2018,pp.99-124;Benjamin P.Greene,Eisenhower,Science Advice,and the Nuclear Test-Ban Debate,1945-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长时段研究参见:Thanos P.Dokos,Negotiations for a CTBT,1958-1994: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American Policy,New York: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5;Or Rabinowitz,Bargaining on Nuclear Tests:Washington and its Cold War Deal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美国核试验政策与核军备控制的关系。②Ola Dahlman,Jenifer Mackby,Svein Mykkeltveitand Hein Haak,Detect and Deter:Can Countries Verify the Nuclear Test Ban?New York:Springer,2011;Axel Volmar,“Listening to the Cold War:The Nuclear Test Ban Negotiations,Seismology,and Psychoacoustics,1958-1963,”Osiris,Vol.28,Issue.1,2013,pp.80-102;Thomas Graham Jr.,“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and the 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the Relationship,”NuclearWeapon Issues in the 21st Century,Vol.1596,2014,pp.74-78;刘子奎:《美国早期防扩散政策与美英苏禁止核试验谈判》,《历史研究》2015 年第4 期。关于美国和平核爆炸问题,国外学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美国和平核爆炸项目的研究。③Susan W.S.Millar and Don Mitchell,“Spectacular Failure,Contested Success:The Project Chariot Bioenvironmental Programme,”Ecumene,Vol. 5,No. 3,1998,pp. 287-302;Stephen Frenkel,“A Hot Idea?Planning a Nuclear Canal in Panama,”Ecumene,Vol.5,No.3,1998,pp.303-309;Scott Kirsch,Proving Grounds:Project Plowshare and the Unrealized Dream of Nuclear Earthmoving,New Bt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5;Scott Kaufman,Project Plowshare:The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xplosives in Cold War Americ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3.国内学界则注重从科技角度考察核爆炸的和平应用,鲜有文章论及美国和平核爆炸。④ 施士元:《谈谈原子能和核爆炸》,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44-50 页;于庸之:《美国和平核项目“战车计划”研究(1958—1962)》,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 年;何祚庥:《关于利用核爆炸于和平建设的建议》,《科技导报》1996 年第 3 期;田东风、胡思得:《和平核爆炸与全面禁止核试验》,《现代军事》1996 年第6 期;刘华秋主编:《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 年版,第198-200 页。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利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实验室和对外关系文件等档案资料,对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出台的背景和过程进行梳理,探究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的影响。
和平利用和军事利用原子能是一对连体婴。⑤ 刘子奎:《核扩散问题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世界历史》2016 年第5 期。二战末期,在军事利用原子能取得进展后,美国曼哈顿工程的决策者和科学家开始逐渐重视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 1944 年秋天,曼哈顿工程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命令托尔曼委员会(Tolman Committee)负责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 在收到众多建议后,托尔曼委员会认为,未来会出现庞大的原子能工业。⑥H.D.Smyth,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Pennsylvania:Maple Press,1945,pp.224-225.与此同时,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向罗斯福总统建言,从长远看,原子能的发展有望给工业和交通带来革命性变化。⑦Niels Bohr,“For an Open World,”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Vol.6,Issue.7,1950,p.214.由于军事利用原子能仍是美国的首要选择,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时机尚未成熟。
广岛核爆炸后,杜鲁门发表了使用核武器的声明,表达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设想。 杜鲁门介绍了美国原子弹项目的发展历程,进而表示,原子能的发展开启了人们认识自然力量的新阶段。 原子能可以补充煤炭、石油以及水流产生的能量,但尚无法与其进行商业竞争,仍需持续深入研究。⑧Harry S.Truman,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Harry S.Truman,1945,Washington 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1,p.199.不难看出,杜鲁门声明中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内容体现了上述科学家的意见。
杜鲁门声明之后,和平利用原子能受到美国科学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1945 年9 月26 日,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成立了芝加哥原子能科学家协会(Atomic Scientists of Chicago,ASC),其中部分成员是曼哈顿工程的参与者,协会的目的是教育公众和政府了解原子能在美国国内外的发展状况以及使用过程中的政治、社会和国际影响。① 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Guide to the Atomic Scientists of Chicago Records 1943-1955,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2007,pp.3-4.在国际上,1946 年1 月24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置委员会处理发现原子能产生的问题的决议》。 关于委员会的职责,决议认为,“委员会应推进各国交换和平目的的基本科学信息,确保和平利用原子能,以及消除核武器等”。② UN General Assembly,Establishment of a Commission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Raised by the Discovery of Atomic Energy,A/RES/1(I),January 24,1946.这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决议,表明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杜鲁门政府调整战时原子能管理机制的做法客观上促进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发展。1946 年8 月1 日,杜鲁门政府签署《1946 年原子能法案》,成立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Atomic Energy)和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确立了二战后的美国原子能管理机制。原子能委员会首任主席戴维·利连撒尔(David Lilienthal)公开鼓励加强同工业界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③ Alice L.Buck,A History of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DOE/ES-0003/1,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Energy,1983,p.5. 1951 年12 月20 日,原子能委员会利用反应堆进行发电,点亮了4 个200 瓦的灯泡,标志着原子能工业的开端。④ U.S.Department of Energy,The History of Nuclear Energy,DOE/NE-0088,Washington,D. C.:Office of Nuclear Energy,2002,p.9.
1952 年年末,核科学技术发展引起国会和工业界对原子能的广泛兴趣,总统选举进一步刺激了这一现象。⑤Alice L.Buck,A History of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p.6.当选后,艾森豪威尔积极推动美国和平利用原子能。 1953 年2 月25 日,艾森豪威尔询问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戈登·迪恩(Gordon Dean):“在实现核武器库存丰裕的情况下,原子能项目是否可以转向和平目的?”迪恩从核材料角度给予了肯定回应。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2-1954,Vol.2,p.1112.
在艾森豪威尔的关注下,原子能委员会提出了“发展实用原子能”(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Nuclear Power)政策建议。 3 月6 日,迪恩向艾森豪威尔表示,原子能委员会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现在正是制定美国发展实用原子能政策的时机。 原子能委员会认为,注重发展原子能的经济竞争力是国家的重要目标。 如果错失发展良机,会是大国领导地位的重大损失。⑦FRUS,1952-1954,Vol.2,pp.1121-1122.原子能委员会强调,在和平时期,美国应确保原子能应用领域的领导地位。⑧FRUS,1952-1954,Vol.2,pp.1138-1139.
美苏原子能竞争是美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重要推力。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看来,美国发展实用原子能会对人类未来产生重大影响,成为美国政府和平与人道主义政策的有力证据,也会成为驳斥苏联指控美国只关注原子能杀伤力的切实证据。如果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苏联,首先发展出实用原子能,对于美国来说,会造成心理冲击。⑨FRUS,1952-1954,Vol.2,p.1126.1953 年3 月11 日,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6 次会议上表示,美国应该保持在实用原子能项目上的领导地位。 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最紧迫的问题是要提出实践方案。 从心理角度来说,如果公开发展实用原子能计划,假设美国失败了,这意味着什么? 很明显,这样的影响会是灾难性的,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是研究成功的可能性。⑩FRUS,1952-1954,Vol.2,p.1131. 此时,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说,公开发展和平利用原子能还存在一定风险,需小心处理这一问题。
为推动和平利用原子能进一步发展,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解决影响和平利用原子能发展的法律和原材料问题。 关于法律问题,艾森豪威尔政府意识到,为了使工业界在发展实用原子能领域发挥作用,就必须修订《1946 年原子能法案》。 如果美国能通过超出现行法案允许的范围,不仅能够保障原材料持续供应,还可能增加供应来源。①FRUS,1952-1954,Vol.2,pp.1125-1127.艾森豪威尔支持修订《1946 年原子能法案》。②FRUS,1952-1954,Vol.2,p.1131.在总统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倡议下,1954年,国会对1947 年的《原子能法案》做了修订,增添了与国外政府分享技术和科学信息以及增加企业界角色等内容。③ 樊春良:《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建立和发展——对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的历史考察》,《科学与社会》2022 年第2 期。
关于裂变物质问题,艾森豪威尔提议,美国和苏联向联合国移交若干千克用于和平目的的裂变材料。 美国可以从库存中选择固定数量,但苏联很难这样做。④ “WH Aide Robert Cutler Discusses with C.D.Jackson and AEC Chairman Admiral Strauss a Proposal for the U.S.and the Soviets to Turn Over to the UN for Peaceful Use,X Kilograms of Fissionable Material,”September 10,1953,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USDDO),CK2349256069.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卡特勒(Robert Cutler)将艾森豪威尔的提议传达至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⑤FRUS,1952-1954,Vol.2,p.1213.收到提议后,施特劳斯认为,艾森豪威尔关于若干千克裂变材料的提议是和平利用原子能项目的“种子”。⑥Lewis L.Strauss,Men and Decisions,London:Macmillan and Company,1963,p.357.这个提议很新颖,具有宣传价值。⑦FRUS,1952-1954,Vol.2,p.1219.不难看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若干千克裂变物质的提议是建立在美国裂变材料优势基础之上的选择。
在上述准备工作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在高度保密下撰写和平利用原子能演讲稿。⑧FRUS,1952-1954,Vol.2,p.1527.1953 年12 月8 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了“和平利用原子能”演讲,开启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新阶段。
在核科学发展史上,和平核爆炸与开发核武器联系密切。 在曼哈顿工程期间,核物理学家奥托·弗里希(Otto Frisch)建议利用核爆炸获取大量中子,以期在科学试验中加深对核物理的理解。⑨ Mllo D.Nordyke,“The Soviet Program for Peaceful Uses of Nuclear Explosions,”Science&Global Security,Vol.7,Issue.1,1998,p.2.然而,通过核爆炸先于德国研制核武器是美国的首要目标,和平核爆炸问题没有受到重视。
苏联核爆炸引起了美国对于和平核爆炸问题的关注。 1949 年8 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垄断原子弹的时代宣告结束。⑩赵学功:《美国对苏联首次核试验的反应》,《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0 年第5 期。 然而,苏联对外宣称进行的是“和平目的”的核爆炸。 1949年11 月10 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ishinsky)在联合国发表声明:苏联不是利用原子能发展核武器,而是用于经济建设,例如开凿山脉、修改河流和灌溉沙漠。⑪ United Nations,Official Records of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Ad Hoc Political Committee,Ad Hoc Political Thirty-Third Meeting,November 10,1949,p.188. 苏联认为,原子的唯一合法利用是和平利用,苏联准备在这方面领先。⑫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年版,第335 页。 得知苏联核爆炸后,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麦克马洪(Brien McMahon)催促杜鲁门政府加快原子能委员会的项目进程。⑬FRUS,1949,Vol.1,p.565.
事实上,苏联媒体只是报道了核爆炸可用来“移山”,但没有从技术角度证实这一说法。⑭Gerald W.Johnson and Harold Brown,“Non-Military Uses of Nuclear Explosives,”Scientific American,Vol. 199,No.6,1958,p.29. 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雷恩(Frederick Reines)博士研究苏联的相关报道后认为,虽然原子弹可以用于工程建设,但充其量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① Frederick Reines,“Are There Peaceful Engineering Uses of Atomic Explosives?”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Vol.6,Issue.6,1950,p.172.雷恩的研究表明,和平核爆炸还存在技术难度,尚不能广泛开展。
随着美国核技术的发展,和平核爆炸的条件越来越成熟。 首先,热核爆炸的发展为和平核爆炸提供了技术基础。 在20 世纪50 年代初,原子能委员会首次提出在大型建设工程中利用地下核爆炸的设想。1952 年在太平洋埃尼威托克环礁(Eniwetok Atoll)进行氢弹试验的航拍照片显示,爆炸产生的巨大弹坑可能会成为港口。 此外,这种核爆炸释放到大气中的放射性物质比常规原子弹爆炸要少得多。② Ferenc M.Szasz,“New Mexico’s Forgotten Nuclear Tests:Projects Gnome(1961)and Gasbuggy(1967),”New Mexico Historical Review,Vol.73,No.473,1998,p.350.不仅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还致力于开发“清洁核武器”,制造不产生放射性危害的核装置。③ Dwight D.Eisenhower,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Dwight D.Eisenhower,1957,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1958,p.499.
其次,在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核爆炸成为美国设想解决危机的一种手段。 危机时期,艾森豪威尔政府曾考虑通过和平利用原子能减少对石油的依赖。④ Barrett J.Riordan,“The Plowshare Program and Copeland’ s Suez Energy Decep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Intelligence,Vol.17,No.1,2004,p.129.与此同时,劳伦斯辐射实验室利弗莫尔分部科学家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设想利用核爆炸在以色列挖掘运河。⑤ Carl R.Gerber,Richard Hamburger and E.W.Seabrook Hull,Plowshare,Oak Ridge,Tennessee:USAEC Division of Technical Information Extension,1968,p.23.但直到危机结束,美国也没有投入实际行动,但布朗成为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的支持者。
最后,美国国家实验室推动了和平核爆炸相关研究。 在20 世纪50 年代,当美国还在为冷战研制核武器时,一些科学家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就急于构思和平核爆炸计划了。 1956 年11 月,劳伦斯辐射实验室利弗莫尔分部主任赫伯特·约克(Herbert F.York)同洛斯阿拉莫斯和桑迪亚实验室(Los Alamos and Sandia Laboratories)秘密开会研讨核爆炸进行发电、挖掘和生产同位素的可能性。 上述实验室建议1957 年2 月在利弗莫尔举办会议,讨论将清洁核爆炸装置应用于工业领域的问题,得到了原子能委员会的支持。⑥ U.S.Department of Energy,Executive Summary:Plowshare Program,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August 17,2016,pp.1-2.
1957 年2 月,利弗莫尔举办了“核爆炸工业用途”(Industrial Uses of Nuclear Explosives)主题研讨会。 尽管大多数人对和平核爆炸表示惊讶和怀疑,但不久后,一些科学家相信核爆炸是非常实用的。⑦Edward Teller and Allen Brown,The Legacy of Hiroshima,New York:Doubleday,1962,pp.81-82.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和平核爆炸确实很吸引人,但原子能委员会认为还存在一些风险。 首先是将稀缺的科技人才和资源从开发核武器转向和平核爆炸的风险;其次是和平核爆炸装置与核武器技术难以区分的风险。 如果核爆炸装置用于和平目的,它们最终必须用于发展经济,但和平核爆炸装置与核武器具有相似性,这类信息不能公开。”⑧ Richard G.Hewlett and Jack M.Holl,Atoms for Peace and War,1953-1961:Eisenhower and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528.换言之,和平核爆炸装置具有两用性,现阶段尚不能公开此类信息。
鉴于此,原子能委员会决定先秘密研究和平核爆炸。 1957 年6 月,经原子能委员会批准,委员会军事应用司(Division of Military Application)成立犁铧项目(Plowshare Program),推进和平核爆炸研究。⑨U.S.Department of Energy,Executive Summary:Plowshare Program,p.2.1957 年7 月,加利福尼亚大学辐射实验室设立“犁铧计划”,研究核爆炸装置的非军事用途,特别是核爆炸的挖掘应用。⑩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Progress in Peaceful Uses of Atomic Energy,July-December 1957,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8,p.276. 至此,和平核爆炸问题由科学设想转向了科学研究。
在开展犁铧计划研究的同时,美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爆炸,从技术上促进了和平核爆炸的发展。1957 年9 月19 日,原子能委员会在内华达试验场实施了雷尼尔(Rainier)地下核爆炸。 这是美国首次地下核爆炸,其目的是研究地下核试验技术的可行性,该技术可以消除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沉降,并且不受天气限制。 雷尼尔核爆炸调查研究表明:这次核爆炸没有释放出放射性物质,地下水受到污染的可能性很小。①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Twenty-fourth Semiannual Report of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July 1958,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8,p.14.
雷尼尔核爆炸受到了和平核爆炸支持者的关注。 原子能委员会委员威拉德·利比(Willard F.Libby)认为,雷尼尔核爆炸非常成功。② Richard G.Hewlet and Jack M.Holl,Atoms for Peace and War,1953-1961:Eisenhower and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p.529.在利比看来,雷尼尔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已经被完全控制住了。③ Willard F.Libby,“Nuclear Energy-Some New Aspects,”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Vol. 15,Issue. 6,1959,p.242.1957 年12 月,利比告诉《华盛顿邮报》:“他看到了核爆炸用于和平用途的‘非常明确的可能性’。”④ Richard G.Hewlett and Jack M.Holl,Atoms for Peace and War,1953-1961:Eisenhower and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p.529.利比还告诉国会议员,雷尼尔核爆炸已经证明了和平核爆炸可以用来掘土、挖掘港口以及增产石油等,不会产生放射性危害。⑤Scott Kaufman,Project Plowshare:the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xplosives in Cold War America,pp.23-24.
与此同时,美苏冷战从政治上促进了犁铧计划的发展。 1957 年8 月和10 月,苏联成功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加强了苏联的军事实力和威望。在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署长阿瑟·拉森(Arthur Larson)看来,这两件事会造成苏联技术与军事领先于美国的印象。 在这种情况下,犁铧计划成为展示美国技术实力和恢复全球地位的工具。 不仅如此,犁铧计划的资助从10 万美元增至45 万美元。⑥ Scott Kaufman,“Project Plowshare Versus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Treaty,”Diplomacy&Statecraft,Vol.29,No.1,2018,p.76.1958 年1 月,原子能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1957 年下半年和平利用原子能发展报告》描述了犁铧计划的用途,着重强调了核爆炸挖掘应用。⑦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Progress in Peaceful Uses of Atomic Energy,July-December 1957,Washington 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8,p.276.
在上述和平核爆炸研究与美苏冷战的推动下,1958 年6 月6 日,原子能委员会公开宣布“犁铧计划”,实施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 犁铧计划寓意“铸剑为犁,确保和平”。⑧U.S.Department of Energy,Executive Summary:Plowshare Program,p.2. 1958 年7 月,原子能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原子能委员会第24 次半年报告》详细介绍了犁铧计划的缘起和目的。 报告提出,犁铧计划当前的任务是利用核爆炸在阿拉斯加建造港口和生产大量放射性同位素。 同时,原子能委员会也在制定促使工业部门参与犁铧计划的程序。⑨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Twenty-fourth Semiannual Report of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July 1958,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8,pp.15-16.在国会的支持下,犁铧计划顺利实施了。
从发展过程来看,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的形成既是和平利用原子能发展的结果,也是美苏冷战、美国核爆炸技术发展和原子能委员会推动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犁铧计划从秘密研究到公开宣布,不仅得到了国家实验室和科学家的技术支持,还得到了原子能委员会、新闻署和国会等政治力量的支持。
在出台和平核爆炸政策的同时,美苏正在开展禁止核试验谈判,双方暂停了核试验。 在这种情况下,原子能委员会通过完善犁铧计划管理机制,开展科学研究以及进行常规爆炸的方式实施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
1959 年7 月,原子能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和平核爆炸政策进展的报告。 报告指出,1958 年期间,原子能委员会研究了和平核爆炸的可行性,受到了工业界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土木工程方面,核爆炸可以移动或破碎大量的土壤和岩石,成本低于常规爆炸。 不仅如此,核爆炸还可以用来挖掘港口和运河,清除航行障碍,以及建立地表和地下蓄水设施。 第二,在开采石油方面,核爆炸可用于油页岩和油砂矿的石油开采,还可用于部分油田的二次开采。 第三,在能源和同位素方面,完全封闭的核爆炸所产生的能量可用于生产能源和放射性同位素,比其他技术成本低。 第四,在采矿方面,核爆炸可用于开采贫矿,或者技术难度大、常规开采成本高的矿床。 第五,在科学应用方面,在地震学、地质学和特殊化学反应领域,常规试验技术无法获得有价值的基本数据,但可以从封闭的核爆炸中获得相应数据。①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Atomic Industrial Progress and Second World Conference,July-December1958,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9,pp.51-53.显而易见,和平核爆炸具有成本低、应用范围广的特点。
为进一步推动政府与工业界的合作,加强和平核爆炸应用研究,1959 年5 月13 日至15 日,劳伦斯辐射实验室和原子能委员会旧金山办事处在旧金山举办了第二届犁铧计划研讨会,来自政府实验室、大学、研究机构、石油化工以及工程建筑公司的代表围绕“核装置的工业和科学应用”展开讨论。②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Major Activities in the Atomic Energy Programs,January-December 1959,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p.94.研讨会涵盖了“地下爆炸现象”、“挖掘核爆炸”、“能源和同位素回收”、“工业应用”和“科学试验”这5 项主要议题,并按照每项议题出版了会议记录。 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在会上作了题为“犁铧计划”的公开报告,描绘了和平核爆炸的前景,并表示可以克服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危害。③ Lawrence Radiation Laboratory,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Plowshare Symposium,May 13-15,1959,San Francisco,California,Part I,Phenomenology of Underground Nuclear Explosions,Plowshare Series:Report No.2,Contract W-7405-Eng-48,May 15,1959,pp.8-9.相较于1957 年第一届犁铧计划研讨会而言,第二届犁铧计划研讨会公开举办,政府部门、科学家和工业界的参与有利于进一步实施犁铧计划。
1960 年3 月22 日至25 日,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举办了“原子能研究前沿”的听证会,和平核爆炸成为论证的主要内容。 参加和平核爆炸听证的人员有劳伦斯辐射实验室的哈罗德·布朗博士、特勒博士与约翰逊博士,卡内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e)的菲力普·艾贝尔森博士(Philip Abelson),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Richfeld Oil Corporation)的副总裁威廉·特拉弗斯(William J.Travers)以及肯尼科特铜业公司(Kennecott Copper Corporation)的詹姆斯·博伊德博士(James Boyd)等。 国会邀请这些不同领域的专家是希望听取和平核爆炸的相关研究和展望,编写相关材料供国会、行政部门和公众使用。④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n Atomic Energy,Eighty-Sixth Congress,Second Session on Frontiers in Atomic Energy Research,March 22,23,24 and 25,1960,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pp.Ⅲ-5.
除了研究和政策宣传外,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注重完善犁铧计划的管理机制。 犁铧计划确立后,原子能委员会军事应用司负责实施犁铧计划。 在原子能委员会阿尔伯克基和橡树岭办公室(AEC Albuquerque and Oak Ridge Offices)、美国地质调查局(U. S.Geological Survey)和美国矿务局(U. S.Bureau of Mines)的支持下,原子能委员会旧金山执行办公室特别项目小组负责监督管理犁铧计划。⑤U.S.Department of Energy,Executive Summary:Plowshare Program,pp.2-3.然而,军事应用司司长阿尔弗雷德·斯塔伯德(Alfred D.Starbird)并不确定《原子能法案》是否允许政府向工业界提供核技术支持,进而持保守态度。⑥Scott Kaufman,Project Plowshare:The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xplosives in Cold War America,p.15.因此,将犁铧计划交由军事应用司的决定遭到了犁铧计划支持者的质疑。⑦Scott Kaufman,Project Plowshare:The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xplosives in Cold War America,p.21.事实上,斯塔伯德具有丰富的核爆炸管理经验,二战后曾参与负责美国在太平洋埃尼威托克环礁的砂岩行动(Operation Sandstone)系列核试验,并于1955 年至1961 年担任原子能委员会军事应用司司长。①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Memorial Tributes: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Volume 3,Washington:National Academies Press,1989,pp.318-319.1958 年年底,原子能委员会军事应用司成立和平核爆炸处(Peaceful Nuclear Explosives Branch)管理犁铧计划。②U.S.Department of Energy,Executive Summary:Plowshare Program,p.3.这些管理体制的完善,提高了犁铧计划的实施效率。
除了管理体制外,原子能委员会还注重同政府其他部门、科学家和研究机构等之间的联系,发挥其决策咨询作用。 1959 年9 月,原子能委员会成立了犁铧顾问委员会(Plowshare Advisory Committee)。 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向原子能委员会和总顾问委员会提供选择和实施犁铧计划特殊项目的建议,开发和提供实施犁铧计划的设施,以及决定犁铧计划的发展方向和政策。 原子能委员会化学家和美国驻日内瓦暂停核试验会谈代表斯波福德·英格利希(Spofford G.English)博士任主席,其余成员来自美国科学院、霍姆斯塔克矿业公司、标准石油公司等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和工业界。③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Major Activities in the Atomic Energy Programs,January-December 1959,p.392.按照最初的设想,犁铧顾问委员会由15 名委员组成,其中6 名委员来自原子能委员会或者其他政府部门。 经过修改,犁铧顾问委员会共计12 名委员,其中委员会主席英格利希是原子能委员会官员。④ Eugene Cittadino,“Paul Sears and the Plowshare Advisory Committee:‘Subversive’Ecologist Endorses Nuclear Excavation?”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Vol.45,No.3,2015,pp.416-417.在犁铧计划实施过程中,原子能委员会批准的项目得到了犁铧顾问委员会的支持。⑤U.S.Department of Energy,Executive Summary:Plowshare Program,p.3.
尽管犁铧计划成立后面临着暂停核试验的不利局面,但犁铧计划仍有序开展。 1958 年年底,犁铧计划负责人特勒大致描述了犁铧计划的具体目标:在西太平洋卡平加马兰吉(Kapingamarangi)暗礁修建一条水道;在阿拉斯加的汤普森和卡塔拉海角(Cape Thompson and Katalla)修建港口;在莫勒港(Port Moller)修建一条横跨阿拉斯加半岛的运河;从焦油砂和油页岩中提取石油;制造人工蓄水层;浸出采矿。⑥U.S.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Fact Sheet:Plowshare Program,DOE/EV-766,REV01,August,2013.为实现上述目标,从1959 年至1961 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以常规爆炸试验的方式计划实施了9 项犁铧计划子项目,涵盖挖掘试验、地震试验和能源开采试验三大类。
在挖掘类试验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计划在阿拉斯加和内华达试验场进行5 项挖掘试验项目。 首先是战车项目(Chariot Project)。 原子能委员会计划于1958 年至1962 年间在阿拉斯加西北海岸的汤普森海角(Cape Thompson)进行挖掘试验,为保障犁铧计划提供环境数据支持。⑦U.S.Department of Energy,Executive Summary:Plowshare Program,p.26.该项目计划使用5 枚核装置进行连续核爆炸,其中1 枚核装置的爆炸当量是投向广岛原子弹的10 倍,爆炸地点选在了波因特霍普(Point Hope)爱斯基摩人的家乡。 自1959 年以来,波因特霍普村民议事会(Point Hope Village Council)就一直反对战车项目。 1961 年3 月3 日,村民议事会给肯尼迪写信反对战车项目,理由是核爆炸太靠近爱斯基摩人的居住区和渔猎区。⑧ Paul Brooks and Joseph Foote,“The Disturbing Story of Project Chariot,”Harper’s Magazine,Vol.224,Issue.1343,1962,p.61.显而易见,核爆炸会危及波因特霍普居民的生存环境。 然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通过15 个月的研究证明,核爆炸不会影响波因特霍普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生产活动。⑨Lawrence E.Davies,“Proposed Atomic Blast in Arctic is Called Safe,”New York Times,August 17,1960,p.6. 最终,由于波因特霍普居民的反对,战车项目失败了。⑩Alex DeMarban,“Villagers Suspect a Problem of Nuclear Proportions Buried near Point Hope,”The Anchorage Daily News,March 3,2014.
事实上,进入20 世纪50 年代,随着美苏核爆炸竞赛的加剧,国际社会逐渐担心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危害。 1954 年3 月,美国在马绍尔群岛进行氢弹试验,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对人体的巨大伤害及其毁灭性后果唤醒了人们对自身命运的深刻忧虑,世界范围内规模浩大的反核运动兴起,禁止核试验呼声高涨。① 刘子奎:《美国早期防扩散政策与美英苏禁止核试验谈判》,《历史研究》2015 年第4 期。尽管和平核爆炸是非军事应用,但仍然无法克服人们对于核爆炸产生放射性危害的忧虑。
除了战车项目,其余4 项挖掘项目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 首先是雪橇项目(Project Toboggan)。 该项目于1959 年11 月至12 月和1960 年4 月至6 月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的烈性炸药试验,目的是研究核装置爆炸的挖掘效应。 其次是1960 年3 月实施的驿站马车挖掘试验项目(Stagecoach Excavation Experient)。 该项目进行了3 次挖掘爆炸试验,用于研究冲击波和地震效应,证明核弹坑试验的特性。再次是1960 年7 月至9 月实施的平板马车挖掘试验项目(Buckboard Excavation Experient)。 这次试验进行了14 次挖掘爆炸,用于研究硬岩介质中地下爆炸产生的曲线深度。 最后是1960 年10 月实施的踏板车挖掘试验项目(Scooter Excavation Experient)。 该项目是用来研究弹坑大小、投掷特性、地表活动、灰尘云增速和远程空中爆炸。②U.S.Department of Energy,Executive Summary:Plowshare Program,p.11.这些项目都是使用烈性炸药进行的试验,为犁铧计划挖掘类核爆炸提供技术支持。 除了这5 项常规试验外,艾森豪威尔政府还计划在内华达试验场实施牛车项目(Oxcart),用以研究核爆炸的挖掘效应,但没有实际开展。③U.S.Department of Energy,Executive Summary:Plowshare Program,p.14.
在地震试验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实施了3 项犁铧计划子项目。 首先是侏儒项目(Gnome Project)。该项目计划在新墨西哥州卡尔斯巴德(Carlsbad)东南40 千米处的萨拉多盐盆地(Salado Salt Basin)进行核爆炸。 1959 年2 月,侏儒项目进行了3 次烈性炸药爆炸,目的是确定核装置能否在不破坏附近设施的情况下实施爆炸。 一些专家认为,地震对附近设施造成破坏的可能性很小,该项目可以按原计划安全实施,但筹备工作大约需要1 年。④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Major Activities in the Atomic Energy Programs,January-December 1959,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p.93.其次是流浪汉地震试验项目(Hobo Seismic Experiment)。 1960 年2 月至4 月,原子能委员会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了3 次烈性炸药爆炸,用于研究压裂及其相关现象,并为后期项目提供地震数据支持。⑤U.S.Department of Energy,Executive Summary:Plowshare Program,p.11.最后是1960 年3 月至7 月原子能委员会在路易斯安那州温菲尔德实施的耕童试验项目(Plowboy Experiment)。 该项目是研究炸药在盐地里的效用,也是地震提升改进计划(Seismic Improvement Program)的一部分。⑥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Major Activities in the Atomic Energy Programs,January-December 1960,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1,p.155.
在资源开采试验方面,1960 年8 月2 日,原子能委员会在科罗拉多州赖夫尔实施了比诺示踪试验(Pinot Tracer Experiment)。⑦U.S.Department of Energy,Executive Summary:Plowshare Program,p.11.它是由美国矿务局(U.S.Bureau of Mines)在科罗拉多州赖夫尔附近实施的小规模化学爆炸试验,旨在研究地下核爆炸在油页岩中开采石油的技术应用。⑧ Frank L.Adelman,Clifford M.Bacigalupi and Floyd F.Momyer,Final Report on the Pinot Experiment,California:Lawrence Radiation Laboratory,UCRL-6274,December 27,1960,p.3.除比诺示踪试验外,原子能委员会还计划了利用核爆炸开采石油的油砂试验(Oil Sands)和油页岩试验(Oil Shale),但都没有实质性展开。⑨U.S.Department of Energy,Executive Summary:Plowshare Program,p.14.
整体而言,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加强研究和完善管理机制实施和平核爆炸政策,提高了决策效率。同时,在暂停核试验的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常规爆炸试验的方式实施和平核爆炸政策,为肯尼迪政府和平核爆炸项目奠定了技术基础。
从科学设想、秘密研究到公开宣布等过程来看,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平核爆炸政策证实了和平核爆炸的非军事用途,成为美苏和平利用原子能竞争的受益者。 尽管实施了常规爆炸,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仍产生了复杂影响。
第一,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加剧了美苏和平利用原子能竞争。 在美国看来,和平利用原子能会使超级大国储备的部分核物资用于和平目的,进而遏制军备竞赛。①Scott Kaufman,Project Plowshare:the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xplosives in Cold War America,p.12.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美国不仅能获得政治和心理收益,还会对苏联造成不利局面。② 刘子奎:《核扩散问题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世界历史》2016 年第5 期。在美国出台和平核爆炸政策后,苏联于1965 年至1988 年实施了名为“国民经济核爆炸”(Nuclear Explosives for the National Economy)的和平核爆炸计划。苏联进行了122 次和平核爆炸,研究了开采石油、采矿以及挖掘运河等13 项应用。 这些和平核爆炸使用了128 枚核装置,核爆炸当量在10 吨至14 万吨之间,其中大多数核爆炸当量在2000 吨至20000 吨之间。③ Mllo D.Nordyke,“The Soviet Program for Peaceful Uses of Nuclear Explosions,”Science&Global Security,Vol. 7,Issue.1,1998,p.1.事与愿违的是,美国不仅没有达到消耗苏联核物资进而遏制军备竞赛的目的,反而加剧了美苏和平核爆炸竞争。
第二,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成为影响禁止核试验的重要因素。 为缓和日益增长的国际核禁试压力,美苏双方达成了暂停核试验的共识。 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将和平核爆炸排除在暂停核试验之外,但担心苏联不同意。④ Richard G.Hewlett and Jack M.Holl,Atoms for Peace and War,1953-1961:Eisenhower and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p.544.在美苏禁止核试验谈判期间,艾森豪威尔政府提议,和平核爆炸不在暂停核武器试验之列。 艾森豪威尔政府表示,实施和平核爆炸时可以公开邀请其他国家代表观察核爆炸过程,同时对这些爆炸进行新闻报道。⑤ Gerald W.Johnson and Harold Brown,“Non-Military Uses of Nuclear Explosives,”Scientific American,Vol.199,No.6,1958,p.29.1958 年12 月15 日,苏联拒绝了任何形式的和平核爆炸,声称只接受全面禁止核试验。 但10 天后,苏联有条件地接受了和平核爆炸。⑥ Paul Brown,The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s Impact on U. S.Nuclear Policy from 1958 to 2000,California: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2019,pp.31-32.1960 年3 月,禁止核试验谈判取得部分进展,但和平核爆炸仍然是谈判争论的焦点。⑦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下)缔造和平(1956—1961 年)》,静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年版,第542 页。
第三,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难以克服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危害。 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进行的大规模大气层核试验引发了公众对于放射性沉降影响健康的担心,这一担心成为美苏宣布暂停核试验的原因之一。⑧Allan M.Din,“Nuclear Test Bans,”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24,No.2,1987,pp.105-106.同核武器爆炸一样,和平核爆炸同样会产生放射性危害。 为了减少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危害,艾森豪威尔政府计划开发清洁核爆炸装置。⑨ Dwight D.Eisenhower,Public Papers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Dwight D.Eisenhower,1957,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1958,p.499.结果是,美国没有开发出清洁核爆炸装置,也无法改变和平核爆炸产生放射性危害的事实。 不仅如此,和平核爆炸政策支持者还反对暂停核试验。⑩Scott Kaufman,Project Plowshare:the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xplosives in Cold War America,p.20. 放射性危害也是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结束的主要原因,正如犁铧计划的支持者爱德华·特勒所言,虽然犁铧计划具有技术前景,但不会成功,因为“人们认为核爆炸是邪恶的”。⑪ Irvin C.Bupp,Priorities in Nuclear Technology:Program Prosperity and Deca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1956-1971,New York:Routledge,1988,p.162.
第四,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加剧了核扩散紧张局势。 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向非核国家提供有限核技术用于和平,以换取它们不开发核武器。⑫刘子奎:《核扩散问题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世界历史》2016 年第5 期。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看来,和平核爆炸可以服务于美国防核扩散政策。 事与愿违的是,由于核爆炸装置的两用性,和平核爆炸可以转化为核武器爆炸,反而加剧了核扩散。 在发展核武器过程中,印度政府选择了一种他们认为折中的方式——“和平核爆炸”,即以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而不是以制造核武器为目的爆炸一件核装置。① 刘磊:《美国对1974年印度核试验的反应与核供应国集团的创建》,《世界历史》2022 年第5 期。1974 年5 月18 日,印度政府宣称实施了“和平核爆炸”。②S.K.Ghaswala,“India’s Nuclear Test,”Science,Vol.186,No.4166,1974,p.782. 实际上,由于核武器试验与和平核爆炸难以区分,印度的和平核爆炸遭到质疑,进而揭露了和平核爆炸与防核扩散的矛盾。
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将战时军事利用原子能政策转向了军事利用与和平利用并行的原子能政策。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说,和平利用核能不仅仅是军备控制措施或宣传工具,它融核武器、经济和外交政策目标于一体,意在使莫斯科把用于军事计划的裂变资源和技术转移到民用,并促使发展中国家把核能纯粹用于民用。③ 刘子奎:《冷战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史林》2018 年第6 期。这是美国出台和平核爆炸政策的基础。
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既满足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平利用原子能政策的要求,又迎合了核科学家的设想,更服务于美苏冷战核竞争。 然而,受核禁试、放射性危害和核爆炸技术限制的影响,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通过核爆炸的方式实施和平核爆炸,而是通过验证性、研究性的常规爆炸为进一步实施和平核爆炸提供技术和理论支持。
尽管受暂停核试验影响没有实施核爆炸,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和平核爆炸政策产生了复杂影响。第一,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开辟了美苏和平利用原子能竞争的新领域。 受美国影响,苏联于1965 年出台了和平核爆炸政策。 第二,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成为禁止核试验谈判的焦点问题。 在美苏核禁试谈判过程中,两国就是否保留和平核爆炸问题产生分歧,最终转变为支持和平核爆炸。 从核军控谈判历史看,《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苏和平核爆炸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条约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和平核爆炸问题。 第三,即使是和平核爆炸,也无法忽视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危害,这也是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四,和平核爆炸与核武器爆炸难以区分,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客观上加剧了核扩散。
中图分类号: K71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2-0024-11
作者简介: 王勇,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和平核爆炸政策研究(1949—1996)”(24CSS01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