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基于数字化和交互性这两个最基本特征,数字媒介不断产生并传递着海量的数据资源。 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数字媒介愈加凸显的泛化特征和作为社会建构中的重要力量,为赋能文旅数实融合提供了技术和平台、思维和表达等多元支持。 以媒介环境学理论、赋能理论为基础,深入阐释数字媒介赋能文旅数实融合的逻辑理路并探索实践路径,对完善媒介赋能总体框架、推进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由现实基础、必要条件、内外生动力等构成的逻辑理路中,通过数字媒介的角色扮演及功能实现能够有效赋能文旅数实深度融合,进而产生多方效益。 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媒介赋能文旅数实融合的实践路径,即以媒介技术的创新性应用驱动内容生产,以数智技术的虚实链接加强空间再造,以数字媒介的广泛渗透助推破域跨界,以媒介平台的智联交互解锁流量密码,以媒介生态的协同共建优化发展环境。
关键词: 数字媒介;文旅融合;文化传播;智慧旅游
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已进入万物皆媒的智能传播时代,泛化特征和智能化趋势使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数字媒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生产的“凭借之物”①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17 页。。 伴随互联网和移动智能终端的广泛普及,数字媒介“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构成了我们对日常生活的诸多范畴(公与私、地方与全球、个人与集体)不断重新混合的砖瓦基石”①Deuze M.,“Media Life,”Media,Culture&Society,2011,vol.33,no.1,pp.137-148.,不仅改变了人类传播活动的面目,也重塑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及形态。 数字媒介与其他产业的深度互嵌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文化和旅游领域也概莫能外。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产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而文化和旅游的数实融合既能够促进文化基因传承与创新、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文化旅游协同发展,也能够提升区域形象和文化软实力。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委陆续出台政策和规划文件,推进数字化建设进程,丰富智慧文旅应用场景,引领文旅数实融合高质量发展。 数字媒介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多重赋能的作用,成为激活数字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
媒介环境学理论表明,媒介与社会有着互动共生关系。 该理论着重探讨人们感知、思考、认识、理解和再现周围世界的方式,如何受传播媒介固有的符号和感知性质塑造。②万丽萍:《“媒介即环境”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命题》,《传媒观察》2020 年第2 期。正是数字媒介所扮演的多重角色及其在功能实现的过程中,与人的知觉相互作用,使个体和群体在身处媒介环境、使用数字技术的同时满足着日常生活生产及产业融合的新需求,并且助力不同产业融合发展。 在这一理论视角下,本研究重点探讨文旅融合进程中数字媒介扮演了哪些角色并具备何种功能,又是如何通过这些功能的实现赋能文旅数实融合。 当前,关于文旅数实融合的研究尚处于不断扩展、逐步深入的阶段,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多学科理论的运用,使该领域的跨学科特点进一步凸显。 然而,现有研究缺乏以数字媒介赋能文旅数实融合为视角的深层次、系统性探讨。 鉴于此,本研究在剖析数字媒介赋能文旅数实融合的逻辑机理的基础上探讨实践路径,旨在为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的媒介实践与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媒介产生于新媒体语境,是依托数字技术发展而来的一种媒介新形态。 已有研究指出,数字化和互动性(也称交互性)是新媒体的根本特征③匡文波:《到底什么是新媒体?》,《新闻与写作》2012 年第7 期。,其中互动性更是成为区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主要特征之一④彭兰:《“新媒体”概念界定的三条线索》,《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 年第3 期。。 作为新媒体概念范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技术上看,数字媒介是数字化的;从传播特征来看,数字媒介具有高度的交互性。 英国媒介理论学家尼古拉斯·盖恩(Nicholas Gane)和戴维·比尔(David Beer)将数字媒介交互性特征的关键归结为数字技术的发展,他们认为“数字技术本质上是交互性媒介”⑤尼古拉斯·盖恩、戴维·比尔:《新媒介:关键概念》,刘君、周竞男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8 页。。
一方面,正是因为数字化和交互性这两个最基本的特征,数字媒介不断产生并传递着海量的数据资源。 另一方面,数字媒介以可链接一切的方式,成为社会建构中的基础性力量,并下沉为社会的“操作系统”⑥喻国明、耿晓梦:《“深度媒介化”:媒介业的生态格局、价值重心与核心资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 年第12 期。。 这为数字媒介赋能文旅数实融合提供了资源、技术和平台支持。 此外,数字媒介关涉媒介价值与功能的转型,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事物的发展走向,其影响又远超技术和平台本身⑦刘冠合、胡景谱:《时空、主体与生产:数字媒介的三重维度》,《理论月刊》2023 年第12 期。。 数字媒介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的便利,同时也改变了大众的思维和表述方式。 在文化旅游领域,亦改变了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方式、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式,并影响着文旅数实融合的路径选择。
赋能和赋权来源于同一词语“Empowerment”,在学术研究中经常被混淆使用。 赋权的概念最早应来自弗莱雷(Freire)于20 世纪60 年代在第三世界推广的“批判教育学”,而后美国社会学家所罗门(Solomon)于20 世纪70 年代在《黑人赋权:社会工作与被压迫的社区》一书中正式提出了“赋权理论”,这一概念起初是指通过社会活动参与,使弱势群体从无权者转变为在可能领域内获得创造性驱动力的过程,目的是降低弱势群体的“无权感”①Barbara B.S.,Black Empowerment:Social Work Oppressed Communit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p.30-38.。 此处的“权力”表现为能够掌握资源来改善所处环境的能力②Chadiha L. A.,Adams P.,Biegel D. E.,et al.,“Empowering African American Women Informal Caregivers:A Literature Synthesis and Practice Strategies,”SocialWork,2004,vol.49,no.1,pp.97-108.。 受“国家-社会”二分框架的影响,最初对“权”“能”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建立在分立视角之上的③Riger S.,“What’s Wrong with Empowerment,”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1993,vol. 21(03),pp.279-292.。随后,学界对赋能理念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并认为赋能是对赋权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如有学者指出赋权的目的在于赋能④陈潭、刘璇:《制度赋权、技术赋能与社区能动治理——中国式社区治理的三元里经验及其实践逻辑》,《理论与改革》2023 年第6 期。。 当前,赋能理论已被广泛引入政治学、管理学、传播学等不同领域,并催生出技术、制度等不同类型的要素赋能新范式,其核心内涵是通过一定的途径、手段或方法,赋予行动主体某种能力的过程。
弗莱雷(Freire)和阿林斯基(Alinsky)最早提出“赋权是一种传播过程”的观点,并认为传播过程促进了赋权。 随后,美国传播学家罗杰斯(Rogers)等追随他们的主张,并将传播引入赋能理论讨论的核心,强调了传播对于赋能的重要性,认为传播是赋能过程的基本构成,并指出赋能是个人、组织或社群通过参与、学习、交流合作等,获得掌控相关事务的力量,以提升个人的生活生产能力或实现组织、群体功能和目标的过程⑤Rogers E.M.,Singhal A.,“Empowerment and Communication:Lessons Learned from Organizing for Social Change,”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2003,vol.27,no.1,pp.67-85.。 数字媒介在赋能文旅数实融合的过程中加速了文化和旅游的扩散、桥接与再生产,在扩大文旅发展空间的同时推动了文旅新场景的产生,为激发文旅新业态和新模式提供了必要支撑,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文旅数字产业链和生态圈。 本研究中,数字媒介赋能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人与媒介、内容与关系的深度融合,形成以价值共创为目标的“数字媒介+文旅”复合生态系统。
数字媒介的数字化和交互性会进一步带来融合性这一延伸特征,从而加速文化旅游的数实深度融合进程。 在此过程中,智能时代的媒介泛化是数字媒介赋能文旅数实融合的催化剂,数字媒介赋能资源聚合、产品及服务创新分别是文旅数实融合的现实基础和必要条件,赋能有效市场融通为文旅深度融合提供了内生动力,制度环境建设、技术创新性应用及商业模式创新为数字媒介赋能文旅数实融合提供了外生动力,最终能够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多方效益,其逻辑机理如图1 所示。

图1 数字媒介赋能文旅数实融合的逻辑机理
随着网络信息化的普及和数字计算能力的提高,人类逐渐步入智能时代,新一代数字技术在不同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媒体的边界也趋于模糊,媒体的结构更加开放,进而出现了数字媒介泛化现象。 作为智能时代的复杂巨系统,媒介泛化是指通过开放和连接使媒介得以拓展和深化,进而使人员、设备、方法、环境等都具有媒体印记的趋势⑥吕尚彬、黄荣:《智能时代的媒体泛化:概念、特点及态势》,《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5 期。。 近年来,我国数字媒介平台的用户数量持续增长,平台在提供多元化内容供给、满足多样化用户需求等方面呈现出极强的创新性和适应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度嵌入,数字媒介的广泛布局与全时空覆盖进一步加速了媒介泛化趋势⑦殷乐、杨默涵:《数字媒介生态下的情感传播:生成机制、关系性逻辑与行为实践》,《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6 期。,并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基础设施。作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文化产业以创意生产为核心,而文化创意的产生需要异质性主体间的知识共享,继而通过思维碰撞不断激发灵感。 数字媒介平台所承载的海量数据及其资源整合、内容创作能力为知识共享、创意生产等提供了全方位支撑。
文化和旅游在发展中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这导致原本界定和隔离不同产业的边界逐渐消解,从而使二者开始渐近融合。 由于文化和旅游都具有极强的行业渗透性,通过与其他产业广泛结合,催生出众多立足于优势产业的融合性产业园区和拥有独特文化的旅游示范区,充分发挥了空间溢出与产业溢出效应①顾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就、经验与展望》,《管理世界》2022 年第7 期。。 在数字媒介被广泛应用的智能时代,文化和旅游正依托互联网平台形成网状且持续组合的价值链,出现了行业领域辐射范围广、利益相关企业多等特征。 也正是文化系统和旅游系统复杂的关联性使得各自知识库之间出现渐进溢出②Hacklin F.,Marxt C.,Fahrni F.,“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Convergence:Inducing a Stage Model of Interindustry Innov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2010,vol.49,no.1-3,pp.220-249.。 建立在数字化方法可以描述万物的基本假设之上,文化和旅游的海量知识资源经过选取、标注、连接、再造、传播,使得数字媒介在广泛应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呈现出新的功能,成为消除文旅数实融合发展中的障碍和破解复杂问题的新方法,并逐渐形成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性创新。 有学者基于传播与赋权的内在关联性,指出“传播是赋权的催化剂”③陈楚洁:《公民媒体的构建与使用:传播赋权与公民行动——以台湾PeoPo 公民新闻平台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0 年第4 期。。 基于这一逻辑思路,结合赋权与赋能的关系,笔者认为智能时代的媒介泛化是数字媒介赋能文旅数实融合的催化剂,在诸如算法推荐、计算机视觉等新技术的创新驱动下,数字媒介加速推动了文化和旅游的知识共享与演进溢出,使其朝向更深层次融合发展。
资源禀赋对文旅数实融合发挥着基础性支撑作用。 文化资源为旅游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内容基础,将旅游产品的开发过程厚植于文化沃土,能够丰富旅游的文化内涵,提升旅游吸引力。 相应地,旅游则为文化资源提供了广阔的展示平台,借助于国内外巨大的旅游消费市场,不仅能够加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能够促进文化资源的价值实现,为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文化和旅游在要素上的高度集聚为下好“资源一盘棋”提供了便利。 尽管文旅融合已从资源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但文化旅游资源始终是文旅发展的基础。 数字媒介的数字化、交互性、融合性特征,在助力文旅资源有效聚合和优化重组的过程中,促进了产品和服务创新,激发了新业态的产生,使文化旅游在融合发展中获得了乘数效应。 数字媒介的广泛应用,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信息传播的门槛,不受时空约束的全民参与、无处不在的自媒体、触手可及的移动网络终端促成了“万众皆媒”的景观。 那些微资源、微价值通过人与物在互联网中的广泛联结不断被发现、匹配、聚合①喻国明:《理解未来传播:生存法则与发展逻辑》,《新闻与写作》2020 年第12 期。。 数字媒介的共享与协同打破了传统的局域市场,通过广泛联结能够降低资源的稀缺程度及使用的边际成本。
在物联网等技术的支持下,自然景观、社会环境以及人的动态行为等数据均能够通过各种智能终端自动进行信息采集,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监测,不仅如此,移动智能终端还可以触及人们通常难以到达的物理空间,延伸到更丰富的信息维度。 在此过程中,数字媒介扮演着“数据采集者”的角色,发挥着数据资源采集的功能,为大数据应用提供了数据素材支撑。 近年来,数字媒介的发展逐渐呈现出多元融合、边界消融、产业互通、数据共享等特点,成为链接文化旅游资源、技术与平台的关键纽带。 数字技术及数字媒介平台推动了旅游资源从有形(历史建筑、博物馆、自然景观等)向无形(形象、符号、创意等)的价值转换,并通过多种媒介将其链接、整合在一起,创新性地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在此过程中,数字媒介扮演了“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发挥聚合文旅资源的功能。 聚合的文旅数据资源扩充了数据池,丰富了数据结构,通过与相关产业的融合还能够增强数据资源的投资和变现能力。 总之,数据采集和资源链接有效促进了资源聚合,为文旅数实深度融合提供了现实基础。
在由物质向文化转向的后消费时代,旅游消费正从观光、度假休闲向以沉浸互动性、知识趣味性为特征的创意旅游转变,这是“文化资源旅游化”和“旅游要素文化化”的结果,也是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新形态②向勇:《创意旅游:认同连接、艺术赋能和价值共生》,《旅游学刊》2024 年第3 期。。 一方面,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均需要不断注入创意“活水”,其本质是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另一方面,以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媒介重构了旅游系统模型,智慧旅游正是旅游业升级的逻辑进程③Gretzel U.,Sigala M.,Xiang Z.,et al.,“Smart Tourism:Foundations and Developments,”Electronicmarkets,2015,vol.25,pp.179-188.。 文化创意和智慧旅游构成了数字时代文旅数实融合的两大核心要素。 其中文化创意的结果是内容的生产和再生产。 以AIGC 赋能产品及服务创新的不同阶段为例,对在线行为数据的深入剖析,可精准掌握用户偏好及行为模式,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内容生产计划;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可实现创意内容的快速设计及高效生成;通过实时监测用户反馈并分析内容表现,可实现受众的精准匹配。 智慧旅游则着重体现在沉浸式、参与式旅游体验和人性化服务上。 以元宇宙推动旅游形态向互动空间转向为例,元宇宙提供的“无限画布”塑造了智慧旅游中多维虚实结合的交互式新场景,通过创新体验、智慧化服务等可逐步建立起“元宇宙(数字媒介)+旅游(产业)”的智慧旅游新生态。
数字媒介平台中蕴含的知识性、趣味性文旅信息吸引着大量的注意力,由多样化平台组合形成的数字媒介传播矩阵,极大拓宽了文旅信息传播的广度。 智能算法为消费者精准推介个性化的文旅产品和服务,使文化传播及旅游推介更具有针对性,进而增加了传播深度。 数字媒介平台的热搜功能体现了其在网络议程设置中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公众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和态度,提供了表达情绪的空间,增加了传播的温度。 在此过程中,数字媒介扮演着“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实现丰富传播途径、增强传播效果的功能。 文化旅游已迈入创意驱动为主的新阶段,既需要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也要创新文化载体。 将传统文化与数字媒介结合,能够开发出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特色与人文精神的高质量内容,如龙游神州VR 沉浸探索展、《无界·长安》以及AI 全流程制作的文旅微短剧《AI 我中华》等,均能够将文化带入新的旅游市场空间,为文化旅游注入生命力。 此外,数字媒介的广泛应用也给乡村文旅带来了新机遇,用基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再生产替代简单的内容或场景再现,使文化元素的内涵挖掘变得更加深入,呈现方式变得更加灵活多样。 在此过程中,数字媒介扮演着“内容生产者”的角色,实现创意内容生产的功能。
有效市场形成之前,不同产业间存在明显界限。 数字媒介及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加速了产业界限的消解,产业间开始出现交叉和渗透,进而促进了市场融通。 数字媒介平台构筑了信息即资本的新型经济系统,基于动态化的信息流动和社交资本的经济化趋势,塑造了多维互动的交易平台。 通过打通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流通渠道,提升了流通效率、降低了流通成本①许安明:《大数据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内涵、机理与路径》,《求索》2022 年第4 期。。 在促进文旅市场规模扩大、效益提升等方面,数字媒介平台能够通过联结国内外市场加速文旅产品的全球化推广,也可为情感文化和粉丝经济的商品化运作提供空间,在此过程中数字媒介平台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变现能力②何静、余梦珑、沈阳:《2023 年互联网和新媒体发展分析》,《当代传播》2024 年第1 期。。 有效市场中快速流动的资本也能够为文旅产业链的延伸创造必要条件,进而促进更深层次融合。 此外,作为文旅数实融合的又一核心驱动,消费者是产品与业务模式的连接器和黏合剂,多重媒体平台通过用户节点形成互联互通,消费者的线上社交行为促进了文旅产品在不同平台间的扩散。 通过数字媒介平台释放出来的消费者力量,会直接作用于市场,形成自下而上的内源性动力,只要消费者有了文旅产品及服务的消费意愿及行为,文旅市场融通便具备了内生动力,而市场融通又会反过来促进文旅资源朝更深层次聚合。
数字媒介的低使用成本、高用户黏度、即时互动等特点,使其创造出来的拟态环境能够对消费行为产生深远影响。 数字媒介在改变了信息获取方式的同时,也提供了更优质的市场营销及服务。 媒介平台产生的海量数据有助于细分受众群体,提升营销精准度。 智媒时代,数字媒介平台已成为文旅服务营销的主阵地,其在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内容传播等方面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在此过程中,数字媒介扮演着“服务营销者”的角色,实现提供优质服务以及精准营销的功能。 抖音、B 站、小红书等数字媒介平台近年来使得网红经济呈现爆发式增长。 一方面,文旅相关企事业单位聘请网红,通过推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为品牌代言。 与传统名人代言相比,优质网红发布特定内容并在相关领域展现出了较强的专业性,吸引着大量粉丝关注,在与粉丝之间的双向准社会互动中提升了品牌价值③聂烜、沈鹏熠、许基南:《新媒体环境下网红代言对品牌价值的影响机制:粉丝参与的中介作用》,《当代财经》2024 年第4 期。。 另一方面,除官方叙事下的正式表达外,个人在旅游实践参与中的个性化体验分享,也使数字媒介与消费者具身体验的良性互动成为塑造文旅品牌的有效路径④夏杰长、张雅俊:《数字媒介与具身体验:旅游城市品牌的构建路径》,《学习与探索》2024 年第3 期。。 在此过程中,数字媒介扮演着“品牌塑造者”的角色,实现了文旅品牌塑造的功能。
近年来,关于文旅融合外部驱动力的研究越来越多,学界基本达成如下三点共识:一是制度环境建设,二是技术创新性应用,三是商业模式创新①侯兵、杨君、余凤龙:《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内涵、动因与机制》,《商业经济与管理》2020 年第10 期。。 在制度环境建设方面,国家相关部委陆续出台规划文件,为文旅融合发展做了详尽的顶层设计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以在线旅游为例,在政策引领下,在线旅行预订用户数量及企业业绩快速增长。 2023 年,我国在线旅行预订用户规模达到5.09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46.6%。 与之相伴随的是在线旅行预订业务的显著增长。 其中,携程集团2023 年全年净收入达到445 亿元人民币,较2022 年增长122%②参见携程集团2023 年财务报告:https:/ /investors. trip. com/static-files/f44f3bcd-212e-4ac9-a60a-9a22b1667753,2024 年2 月21 日。。 相关规划文件有效激发了相关基层政府部门的能动性,通过落实政策、完善机制、强化保障、规范秩序等进一步推动了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此外,数字媒介的监督作用也能够让基层政府部门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如何提高服务效能、打造服务型政府等方面,进而通过优化制度环境为数字媒介赋能文旅数实融合提供外生动力。
在技术创新性应用方面,推动文化“两创”、旅游转型升级以及文旅数实融合,均需加强数字技术的创新性应用,其外在表现即文化旅游的数字媒介化和智能化。 如数字影像技术重塑了北京中轴线的数字保护与文化表达,由此产生的沉浸文化场域增强了互动体验与现代连接③蔡晓芳、王传琪:《数字媒介重塑北京中轴线文化表达》,《人民论坛》2024 年第11 期。。 又如,结合了数字孪生、数字虚拟人等技术的文旅直播,利用AI 文生视频大模型开展的创意内容分析、制作和跨语言交流,综合了多模态生成式AI 与AR、VR 技术的多维沉浸式体验和全新旅游互动等,均加速了文旅虚实结合及深度融合的趋势。 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AI 模型必将在文化创新性表达、智慧旅游等领域拓展出新的应用空间。 诸多成功的技术创新实践案例表明,数字媒介技术的创新性应用能够为文旅数实深度融合提供强劲的外生动力。
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新的商业模式能够发挥价值创造与获取的功能,既可提升顾客体验及满意度,也能够因消费结构、偏好的改变而驱动不同消费场景的产生。 互联网发展的上半场,用户获取渠道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进而实现了平台与用户以及用户之间的高效对接。 如今,智能时代的数字媒介已不单纯是信息分发和关系建构的工具,它还能够深度感知用户需求,推进以价值主张、核心资源等为关键组件的商业模式创新。 借助媒介融合生态系统内资源、技术与能力的创新整合,达到个性化内容生产、精准化信息传播等多重目标,实现多维度的价值共创,进而重构数字媒介与文旅数实融合新生态。在此过程中,数字媒介的创新性应用为资源聚合、内容生产及其多样化呈现提供了力量源泉,进一步加速了文旅数实融合进程。 总之,数字媒介平台能够汇聚各种不同形式的外生力量并形成合力,推动文旅数实深度融合发展。
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遵循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文化发展中始终坚持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服从社会价值的原则,已形成社会效益居首、其他多方效益协同的体制机制。 如今我国旅游业已发展成为集多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民生产业④舒伯阳、徐其涛:《中国旅游产业的演化与后疫情时代的发展转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2 期。。 文化和旅游都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辐射力,与经济社会各方面关联互动作用明显,从而能够实现社会效益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的多效统一和相互协同。 数字媒介的全方位渗透、数字技术的形塑作用为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能够助力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效益的全面提升。
近年来,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极大改善了我国网络及数字基础设施。 其中,数字乡村建设带来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变化,城乡数字技术接入鸿沟得以消弥。 在农村地区,广泛普及的智能手机成为村民手中的“新农具”,直播等数字媒介实践成为“新农活”。 借助数字媒介平台开展的网络直播促进了农文旅融合,助推了乡村全面发展。 其中,农文旅融合中创造出来的市场空间及其直接经济收益,既能够为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修复生态环境等发挥资金保障作用,也能够增强村民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提高其主观能动性和参与积极性,从而为农文旅深度融合创造更有利的内外部条件。 总之,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文旅数实融合发展的效益均能够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等诸多方面。
麦克卢汉(McLuhan)认为媒介是人体的技术延伸,一切技术都是媒介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第11 页。。 尽管有学者指出麦克卢汉的媒介观过于强调媒介本身的技术属性,忽略了媒介内容对于社会生活以及人对社会的建构作用而存在一定局限性②刘德寰、洪馨仪:《概念化的社会事实:对麦克卢汉媒介观的批判》,《新闻界》2024 年第5 期。,但他开辟了从媒介技术出发观察社会发展的新视角,对深入理解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极富启发意义。 通过媒介技术的创新性应用驱动文旅内容生产,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文旅内容生产提供丰富的资源和手段。 如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MR/XR 等先进技术,深度挖掘并整合文旅资源,开发更具创意和特色的文旅产品和服务;利用VR 技术重现历史场景,让游客通过“时空穿越”感受历史文化魅力;通过数字技术加强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与保护。 第二,因地制宜打造文旅新场景、拓展文旅产业边界,催生新内容、新业态。 如将媒介技术与文旅产业结合,可打造出云旅游、云看展等新业态,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旅游体验。 第三,推动已有旅游景点的智慧化改造及文旅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升级,丰富文旅内容供给并优化供给结构。 第四,通过媒介平台大数据,更加精准地把握游客需求和偏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和污染。
媒介技术的创新性应用还能够进一步推动文旅产品和服务的整合式再生产,形成“知识文化普及+旅游参与体验+社交媒体分享”这一新互动模式,在丰富旅游产品文化性的同时,增强趣味性、情景式旅游体验,满足消费者的精神文化需求。 一方面,通过跨资源领域的合作,为文旅发展中的新业态、新模式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内容。 另一方面,通过行进式展演、剧场式观演、沉浸式体验、参与式互动等形式激活文旅资源、丰富文旅内容。 在此过程中,数字媒介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信息传播领域的变革,既满足了消费者在文化旅游活动中对于互动与分享的内在需求,极大地促进了内容生产与传播、信息流通与共享,也重塑了网络群体、旅游产品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互动模式。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文旅内容生产中要将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贯穿始终,不断提供优质文旅产品,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要,在文旅体验中实现价值传播。
列斐伏尔(Lefebvre)在揭示空间的生产内涵时,指出了空间的社会属性。 线上的交往和互动本质上是人们线下社会关系在媒介虚拟空间中的折射。 媒介与空间在社会关系框架内达成了一致,进而形成了媒介空间化和空间媒介化两大趋势③李彬、关琮严:《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论媒介进化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国际新闻界》2012 年第5 期。。 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媒介不仅参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因其与生俱来的交互属性,还直接参与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 此外,媒介塑造行为与感知的作用也使其成为空间生产的主要力量④潘霁:《媒介、空间与框架分析方法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23 年第8 期。。 随时随地因事而凝结的空间改变了以往空间的永恒性,空间生产后伴随环境和交互作用而不断发生新的跃变⑤隋岩、揭其涛:《群聚传播的凝结空间生产与价值指向》,《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2 期。。 这使得数字媒介能够以其建构的虚拟空间为基础,不断拓展新的虚拟空间。 在文旅数实融合创新过程中,影像动画、虚拟现实、异形实体投影等数智技术正在以虚构世界可视化、可感化的方式进行空间生产,不断创造出文旅新空间①白晓晴:《数字文旅的空间生产与文化拓扑》,《北京社会科学》2024 年第2 期。。
以数智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媒介具备强大的数据收集、分析处理能力,实现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广泛链接,构建出了与真实文旅空间相对应的虚拟空间,为文旅空间再造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无限的可能性。 在这个空间中,游客可以体验到与现实世界相似或完全不同的文旅场景,如历史重现、未来构想等。 这种体验不仅增加了文旅的趣味性和吸引力,还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 数智技术还能够实现文旅空间的实时导览和互动,既可以在游览中看到关于景点的历史背景、实时信息等,增加游览的深度,也可以通过语音导览、智能问答等实现与文旅空间的互动,提升参与感和满意度。 数字媒介与现代生活的有机融合,改变了现实与虚拟、直接与中介等二元对立关系,从而真正实现技术与身体、物质和人文共生的文旅空间生态系统。 需要注意的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景观及文化历史资源、大众受教育程度及媒介素养等地理空间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均会影响媒介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能力。 应当以发展的眼光挖掘数智时代媒介空间的更多特性,利用数字媒介促进虚实空间融合,加速赋能文旅空间再造。
“破域”意指不同界域的破除与连接,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成性,任何一种打破,都意味着新一轮的创造。 超越既有媒介理论研究的二元论、三元论②一元媒介论认为人与外部世界之间不存在无法逾越的区隔,而是动态转换一体化系统,媒介性是该系统的抽象化运作机制及过程。 二元媒介论认为人类创造的工具、机器等都是异己的存在物,媒介在主客对立模式中被视为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手段。 三元媒介论将媒介视为与主客体并置的中介,强调媒介在主客之间的勾连作用。,破域一元媒介论认为,媒介即破域,媒介通过打破人与物的两元区隔,将人与环境构造为连接、转换、生成的动态整体系统。 数字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数字媒介实践,涉及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鲜明地呈现出数字媒介破域的中国经验③孙玮:《破域:数字时代的媒介论》,《中国社会科学》2024 年第6 期。。 跨是指超越一定数量、时间和地区的直接界限,实现不同领域和对象之间的相互融通。 而界的本质具有媒介性和边缘性的特征,为孕育新事物提供了可能性④Gutierrez K.,Rymes B.,Larson J.,“Script,Counterscript,and Underlife in the Classroom:James Brown versus 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1995,vol.65,no.3,pp.445-472.。 跨界不仅指跨越壁垒,更是实现跨越后的突破和融合,跨界这一概念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跨越的思维与方式让不同界域内的单元进行碰撞、融合从而实现突破与创新⑤吴遵民、张之晔:《跨界、交互、融合:终身教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路径》,《现代远距离教育》2024 年第5 期。。数字媒介的泛化及其在日常生活生产中的深度嵌入、数字媒介破域的中国经验等为文旅破域跨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从文旅融合背景下新型文化空间的再生产到“文旅+音乐”“文旅+游戏”的爆火,均体现出文旅跨界融合的广阔前景,这些破域跨界赢得了新的创新空间和更加开阔的市场。 以文化空间再造为例,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场景营造、人文关怀、多元服务等特点,使空间实体成为媒介平台上广泛传播、游客竞相打卡的文化地标。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广州经验”表明,诸如文创产品展销、旅游咨询服务、研学活动开展等拓展功能进一步激发了文旅市场活力⑥文捷敏、余颖、谢鸿璟:《文旅融合背景下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形象感知》,《图书馆论坛》2025 年第1 期。。 又以“湿地之声燃爆红海滩”为例,盘锦市将生态旅游、湿地文化融入音乐节之中,通过“文旅+音乐”的跨界融合展现旅游景区的生态文化魅力。 再如,作为“文旅+游戏”破域跨界“新玩法”的《黑神话:悟空》,其创作过程中选取的36个取景地,既丰富了游戏画面,也让旅游景点成为玩家增强游戏体验的现实延伸,为地方文旅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其成功不仅得益于高质量的内容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游戏+文旅”体验,也得益于多层次的跨文化传播策略⑦王强春:《〈黑神话:悟空〉跨文化传播策略与路径研究》,《学术探索》2025 年第2 期。,成为跨界融合和文化出海的典范。 这些破域跨界的典范为数字媒介的应用提供了方向指引。
传播力是媒体融合背景下我国新型主流媒体的建设目标之首。 目前,多是利用可量化的“阅转评赞”等流量数据对其进行评估分析。 尽管高流量内容并不等同于高质量内容,但以流量为主体的评价指标接近于对传播效果的评价,故以流量数据为主的定量测评仍会是主流①曾培伦、张雨:《“流量”即“四力”? 新型主流媒体内容建设评价体系研究》,《新闻界》2022 年第6 期。。 在文旅数实融合进程中,除在内容上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旅产品供给的全过程,在形式上也要构建数字媒介平台的智联交互和跨界传播,因为增强媒介平台的传播深度和广度正是解锁文旅流量密码的手段之一②严书倜、李志飞:《文旅类短视频“流量密码”模因生成与价值赋能研究——基于哈尔滨文旅短视频的内容分析》,《中国出版》2024 年第9 期。。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使信息传播具备了智联交互的特征,智联状态下的海量数据能实现智能协同,更加精准的供需匹配、良好的交互界面会对提高流量产生积极影响。 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媒介平台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些技术革新为文旅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和更加丰富的手段,不仅拓宽了文旅信息的传播渠道,还提高了传播效率。
汇聚了海量文旅信息和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数字媒介平台,能够提高文旅信息的传播效果。 如借助智能算法向用户推荐文旅产品,使更加精准的内容分发与传播能够实现;利用区块链技术,为社交媒体中的意见领袖提供优质内容的创作动力,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实现个体及组织的经济效益;基于物联网技术建立文旅数据库,可精准推送并反馈信息,促进文旅产业链上不同参与主体间的信息传播与价值共创③周锦、曹鲁娜:《社交网络赋能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特征、作用机制与推进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24 年第3 期。。 当前,短视频和直播已成为最受大众欢迎的媒体形式之一。 借助于短视频和直播,既可直观生动地展示文旅景点的风貌和特色,也可通过与主播的即时互动,吸引更多的关注和参与。 无论是通过直接面向公众的旅游景点推介,还是借助综艺节目或热门影视作品进行间接推广,都能在短时间内汇聚大量注意力资源、获取较大网络流量,达到引爆的效果,进而迅速提升旅游目的地影响力,形成流量变现的新商业模式。 因视频时长、制作水平、弹幕数量等均会显著影响其传播影响力④张舒涵、孔朝蓬、孔婧媛:《新媒体时代短视频信息传播影响力研究》,《情报科学》2021 年第9 期。,这就需要根据受众特征选择已有视频中的优质内容,充分利用弹幕对即时影响力的促进作用,增强文旅信息的传播效果。
媒介既是社会的反映者也是塑造者,数字技术进一步深化了媒介与社会相互影响和塑造的关系。将来自生命科学的“生态”概念引入传播与媒介系统,旨在关注人与媒介互动所形塑的社会文化环境。传播学研究中的生态是指人身处社会环境之中并与之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和系统⑤陈阳、詹志山:《“生态/环境/媒介”之辨:从媒介环境论、生态媒介迈向生态媒介论》,《当代传播》2022 年第3 期。。 生态媒介论认为生态并非对象化的环境,而是“进程与对象、存在与事物、模态与物质之间大规模的动态互联”的媒介⑥Oppermann S.,“Theorizing Ecocriticism:Toward a Postmodern Ecocritical Practic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2006,pp.103-128.。生态需要借助广泛的联系让自身得以显现,作为媒介的生态表现出了因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流而具有的建构性。 要实现文旅数实融合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发展(生态)环境。 数字时代背景下以媒介生态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市场环境复杂多变,这就需要政府及其他各类市场主体多方协同,不断优化网络生态环境,促进文旅市场中媒介生态的不断优化。 随着数字媒介平台的广泛应用,媒介生态对于文旅发展环境的塑造和保障作用日益凸显。 从“模态”和“动态系统”的角度理解媒介,媒介是不断变化的模态而非仅仅是一个对象而已,它既在动态系统中,也型构动态系统。 处于媒介生态系统中的元素通过物质、信息、能量形成连接。 一个良好的媒介生态可以促进文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同时,媒介生态的协同共建还可以提升文旅产业的品牌形象和知名度,吸引更多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关注和参与。
在协同共建媒介生态以优化发展环境的过程中,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持续努力。 第一,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安全防护。 强化偏远地区网络带宽的传输保障,确保文旅信息的高效传播和实时共享。 建立完善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防范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等风险,保障文旅企业和游客的合法权益。 第二,完善网络服务平台并促进跨界融合。 构建集信息发布、在线预订、支付结算、互动评价等功能于一体的文旅网络服务平台,提升消费者的便捷度和满意度。 推动互联网与文化、旅游、金融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产品和服务模式。 第三,强化监管和执法力度。 持续完善网络监管机制,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严厉查处、惩处违法违规行为,营造公平、公正、有序的网络空间环境。 第四,提高民众数字素养。 着力提升数字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数字社会责任等素养水平。 文旅发展环境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需要政府、企业、大众、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和协作配合。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网络生态的协同共建将在文旅发展环境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探索新模式、新方法来应对新的问题和挑战。
从互联网早期的赛博空间到当下网络和数字媒介深度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生产的数字社会,现实中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在网络媒体空间中得到复制和拓展,数字媒介的经济和社会属性愈加彰显。 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数字媒介以不同的发展模式和运行逻辑展现出的场域新形态成为赋能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方法论和实践场。 通过数字媒介的广链接、深聚合持续推动着不同文化基因相互交汇并融入旅游全过程,赋能文旅数实深度融合。 具体来看,数字媒介改变了人们的信息传播乃至社会交往方式,能够在助力打造传统文旅数字化应用新场景和新业态的同时,拓展虚拟化空间,通过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延伸与融合重构文旅生态圈。 其优势不仅限于提升区域文化旅游的传播力、影响力,而且还通过对文化的创造性阐释和创新性表达,在赋能文旅数实融合发展中产生多方效益。 在此过程中,单一方面的赋能通常难以实现,要持续推动媒体参与价值共创的能力,促进数字媒介赋能资源聚合、产品及服务创新、市场融通、制度环境建设等不同维度,在数字媒介与文旅数实融合生态系统内部形成整体性协作和良性循环。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在赋能文旅数实融合的数字媒介场域中,通常是以数智技术、商业模式、市场流量为驱动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如技术理性控制、伦理道德缺失等风险,这就需要回归到人的主体性,确立文化旅游中人的感性权威,在经济社会发展、数字技术赋能、人本关怀充沛、伦理道德四溢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未来应将数字媒介场域中的文旅数实融合纳入更大的数字人文战略中,为开辟新的文旅数实融合场景提供更多路径,让文化、旅游和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在数字媒介赋能的过程中得到系统性提升。
中图分类号: G206.2/G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1-0113-11
作者简介:
杨琳,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饶金涛,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通讯作者。
基金项目: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省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现实诉求、动力机制及路径选择研究”(2020R03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媒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研究”(21&ZD32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