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60年代,美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越战的运动,一些激进的民权组织和民权领袖先后参加了反战运动。这一方面导致民权运动内部的分裂,另一方面,激进的民权组织和领袖遭到了美国政府的监控与压制,陷入了艰难的窘境。在巨大压力下,民权运动不断走向激进化。这又进一步引发民权运动内部的严重分裂,激起美国政府的强力镇压。在某种程度上,民权运动内部的反战运动导致了民权运动的最终衰亡。
关键词: 反战运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马丁·路德·金;民权运动
20世纪60年代,随着越南战争规模的扩大,美国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反战的主力军,一些激进的黑人民权组织和民权领袖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首先发出了反战的声音,马丁·路德·金后来也加入了反战的阵营。这一方面导致民权运动内部的分裂,一些温和派的民权组织,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全国城市同盟等与反战的民权组织和领袖划清了界限,甚至激烈地批评他们。另一方面,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马丁·路德·金也遭到了美国政府的监控与压制,陷入了艰难的窘境。在巨大压力下,民权运动不断走向激进化。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为黑人权力运动的主力军,反对融合,主张暴力。马丁·路德·金也日趋激进,激烈批评美国政府,主张非暴力“革命”,发起穷人运动。这又进一步引发民权运动内部的严重分裂,激起美国政府的强力镇压。在某种程度上,民权运动内部的反战运动导致了民权运动的最终衰亡。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①参见Daniel S.Lucks,Selma to Saigon:The Civil RightsMovement and the Vietnam War,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14;Simon Hall,Peace and Freedom:The Civil Rights and Antiwar Movements in the1960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6;Jonathan Rosenberg,How Far the Promised Land?:World Affairsand the American Civil RightsMovement from the FirstWorld War to Vietna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等。这些论著大多认为,越战之前,民权组织和美国政府之间在民权运动和民权立法方面达成了共识,结成了联盟,但是越南战争的爆发破坏了联盟。一些激进的民权组织和民权领袖对越战的反对,激化了他们与政府和民权温和派之间的矛盾,民权改革的共识丧失,国内外的焦点也转向了越战,民权运动逐渐消亡了。本文在继承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述了反战运动导致民权运动的激进化发展,遭到政府的镇压,从而促进了民权运动的衰亡。的基础上,主要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马丁·路德·金的反战活动为中心,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论述。
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消耗物资最大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始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共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从美国接手越南事务之初,反战声音就开始在各个阶层出现,到了60年代中后期,当美国已深陷越战泥潭不能自拔之时,全国范围内的反战运动达到顶峰,各种反战运动此起彼伏,而其中又以青年学生的运动最为激进。青年学生以抵制征兵、拒绝战争为口号,通过游行、宣讲、静坐等方式,掀起了反战运动的高潮。
反战运动的主力军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白人新左派的主要代表,它最主要的思想源泉来自黑人争取自由的运动。黑人学生静坐抗议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为有力地刺激了白人学生的反抗运动。黑人运动与白人新左派运动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观点:需要改正的邪恶已经渗透于美国社会机制之中,为了向美国人说明改革的迫切性,采取直接行动是完全必要的。两个运动都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两者都认为,对美国社会的道德观和体制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改革,不仅必要,而且完全可行。①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02-403页。可见新左派运动与民权运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激进的民权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对白人学生左派有重要的影响。没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南方发展的非暴力策略和组织技术,白人学生的激进主义将不可能扩展得那么快。不仅汤姆·海登和其他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从他们在南方的斗争经验中学习知识,而且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也吸引了大量学生参加民权活动。很多积极分子既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又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1964年的密西西比自由夏天运动(招募白人大学生志愿者到密西西比开展选民登记运动)就是由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发起(罗伯特·摩西是主要领导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海登被任命为两个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到1965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不仅仅是一个民权组织,也成为新左派的一部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激发了一小部分的积极分子发起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学生权利运动与反战运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榜样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来说尤为重要,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作为最大的新左派组织的出现是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兴起相一致的。很多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如凯西·海登、鲍勃·泽尔纳等人,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些成员,许多在南方斗争中发展的价值观和组织技术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所吸收。②Clayborne Carson,In Struggle:SNCC and the Black Awakening of the1960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53,175.
由于二者的紧密关系,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为主导发起的早期反战运动中也有很多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加入。如密西西比选民登记运动的黑人领导人摩西很早就发出反战的声音。在1965年4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华盛顿举行的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中,其主席保罗·波特和摩西等人都向人群发表了讲话。波特认为美国变革的真正杠杆是国内的社会运动。摩西指出,为越南和平而努力的问题是如何改变这个国家对国内现实的漠不关心。他们都认识到了解决国内问题对反战运动的重要性。受此影响,当时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刘易斯,在领导塞尔玛运动时,被暴徒打得遍体鳞伤,也开始对政府的越南政策和民权政策提出了质疑:“我不明白约翰逊总统怎么能派兵去越南,却不能派兵去亚拉巴马州的塞尔玛。”他在《反对越南战争的良心宣言》的声明上签名,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把西贡比作塞尔玛,把密西西比比作南越。③Tom Hayden,Hell No:The Forgotten Power of the Vietnam PeaceMovement,New Har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7,pp.25,45-46;John Lewis,Walking with theWind:AMemoir of the Movement,New York:Simon&Schuster,1998,p.355.
同时,黑人自身在越战中的困境也激发了以黑人为主体的反战运动的兴起。越南战争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美国黑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越南冲突升级时,军队中黑人的人数比过去多得多。关于越南战争,一个反复出现的抱怨是,由于征兵委员会的种族主义观念,黑人士兵被征召和派往战斗岗位的人数非常多。这意味着黑人的伤亡人数不成比例地高,这反过来又影响了黑人家庭和黑人社区的经济福祉。例如,1966年1月,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刘易斯在反战声明中提出,这个国家16%的被征召入伍的人是黑人,他们被征召来“阻止越南的解放”,以维护他们在国内不存在的民主。①John A.Kirk,The Civil RightsMovement:a Documentary Reader,Hoboken:John Wiley&Sons,Inc.,2020,p.235.他在自传里也提到,从一开始,美国黑人士兵在越南的死亡人数与黑人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就惊人地不成比例——虽然全国10%的人口是黑人,但在越南死亡的美国人中,每四个就有一个是黑人士兵。②John Lewis,Walking with the Wind:AMemoir of the Movement,p.354.1967年,一个总统批准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发现,在前一年阵亡的士兵中,有20.4%是非洲裔美国人,这与美国黑人人口的数量完全不成比例。③Tom Hayden,Hell No:The Forgotten Power of the Vietnam Peace Movement,p.45.有些人认为,黑人被用作不受欢迎的海外战争的“炮灰”,民权和黑人权力活动家被征兵委员会盯上,以摆脱国内的“麻烦制造者”。一些黑人活动人士质疑,鉴于国内种族主义问题持续存在且迫在眉睫,黑人士兵是否应该为美国白人而在另一个国家与有色人种作战。与此同时,林登·约翰逊总统政府中的一些人认为,黑人参军是培养技能和自尊的一种手段,当他们重返平民生活时,这些技能和自尊将对黑人大有裨益。但事实并非如此,战后失业的黑人退伍军人数量激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黑人士兵被不体面地遣散的人数太多的结果,种族主义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那些没有获得光荣退伍的人很难获得或完全被拒绝获得其他退伍军人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获得的福利以及就业和职业培训的机会。④John A.Kirk,The Civil RightsMovement:a Documentary Reader,p.231.
1966年1月6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为第一个公开反对越南战争的民权组织。早在1964年“自由夏天”运动发生时,民权运动的激进派首次表达了对越南战争的反对。就在约翰逊宣布“东京湾决议”的同一天,密西西比州发现了三名遇害民权工作者迈克尔·施维尔纳、安德鲁·古德曼和詹姆斯·钱尼的尸体。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积极分子注意到,联邦政府在面对南方针对民权工作者的暴力时表现出的被动态度与向数千里外的东南亚派兵时的迅速反应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1964年8月,在纪念被杀的三个民权工作者的追悼会上,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回忆说,委员会领导人罗伯特·摩西拿着一份标题为“约翰逊说在北部湾开枪击毙敌人”的早报,谴责政府拒绝保护民权工作者却准备绕过大半个地球派遣武装部队去越南。摩西后来受海登邀请,于1965年4月1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反战抗议活动上发言,将在南越的杀戮与密西西比州的杀戮进行了比较,控诉“战争的发起者”是“拒绝保护南方公民权利的同一批人”。在5月21日至22日在伯克利举行的反对越南战争活动中,他向1万名听众(主要是白人)发表了演讲,称自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将他在民权与和平运动中的角色连为一体。他告诉听众,如果他们想在越南问题上有所作为,他们必须向南方学习。⑤Laura Visser-Maessen,Robert Parris Moses:a Life in Civil Rights and Leadership at the Grassroots,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6,pp.282-296;John Lewis,Walking with theWind:AMemoirof the Movement,p.354.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对民主党未能在亚特兰大市为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的代表团安排席位也感到不满,这加剧了他们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更多怀疑。当约翰逊在1964年末和1965年初做出了将战争升级的决定时,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许多领导人将三名民权工作者被谋杀与轰炸越南的汽油弹爆炸事件相提并论。⑥Daniel S.Lucks,“Martin Luther King,Jr.’s Riverside Speech and Cold War Civil Rights,”Peace&Change,vol.40,no.3,July 2015,p.410.
整个1965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内部就是否应该站出来反对越南战争展开了一系列有争议的辩论。越南战争正在取代民权,成为当时美国最重要的政治议题。1965年7月,年轻的密西西比黑人约翰·肖在越南被杀。1961年,他曾参与麦库姆的示威活动。他的死讯在密西西比州引发了美国黑人社区的抗议。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散发了一份传单,列出了美国黑人不应该在越南作战的五条理由,并提倡征兵抵制。传单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强烈谴责,南方国会议员谴责其是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缺乏爱国主义的表现。①五条理由包括:黑人尚未得到自由,黑人青年不要把应征入伍看成是光荣的事,政府应保证黑人民权优先,黑人不能为了白人的利益去杀害有色人种人民,以及美国的自由和民主是虚伪的。见乔安尼·格兰特:《美国黑人斗争史:1619年至今的历史文献与分析》,郭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60页。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反对战争,但委员会的领导人马里恩·巴里、多娜·理查兹和米切尔·齐默尔曼等人对委员会公开反对战争持保留意见,因为这将导致更多的批评,并大大削弱他们的筹款能力。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委员会的银行账户已经无钱可取,还欠了5万多美元的债。他们拖欠房租、电话费、电费等,也无法支付职员的薪水。②John Lewis,Walking with theWind:AMemoir of the Movement,p.356.此外,美国社会中弥漫的顽固不化的反共产主义倾向是委员会在1965年决定不站出来反对战争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个陷入困境的组织已经自顾不暇。它不排斥共产主义者的政策引起了主流媒体大量煽风点火式的批评。1965年3月,在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游行开始几天后,《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谎称:“毫无疑问,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已经被垮掉的左翼革命者大量渗透,最糟糕的是,被共产主义者渗透。”他们接着强调,“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并不是真的对投票权或任何其他可实现的目标感兴趣,而只是要求把不可实现的目标作为挑起社会动荡的手段”③Daniel S.Lucks,“Martin Luther King,Jr.’s Riverside Speech and Cold War Civil Rights,”p.411.。
摩西和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反战观点,让种族隔离主义者把他们认定为叛徒。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国会议员乔·瓦格纳抓住这个机会谴责他们“只是一群激进的、被共产主义渗透的煽动者”。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这是一种“颠覆性”的活动。在约翰逊总统和司法部的同意下,胡佛于6月15日下令窃听委员会的办公室电话,因为调查局把它看成“共产党渗透的主要目标”。④Thomas Borstelmann,The Cold War and the Cold Line:American Race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Are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92.另参见Kenneth O’Reilly,Racial Matters:The FBI’s Secret File on Black America,1960-1972,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9;谢国荣:《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民权组织的监控——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为中心》,《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摩西在1965年接到征兵通知,他被迫改名,逃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在那里过了两年。1968年,他流亡非洲,在坦桑尼亚定居。⑤John Lewis,Walking with theWind:AMemoir of the Movement,pp.351,354.越南战争显然使美国政府和民权工作者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1966年1月3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工作人员、退伍军人小萨米·杨格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因使用白人专用洗手间而被谋杀。这激起了委员会的怒火,它不再犹豫,成为第一个公开反对越南战争的民权组织。谋杀发生三天后,委员会主席约翰·刘易斯宣读了一份声明,谴责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认为“小萨米·杨格……被谋杀,与越南农民被谋杀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杨格和越南人都在寻求获得法律保障的权利”。刘易斯接着强调,委员会的作用是在这个国家为美国黑人在国内被剥夺的自由而战,并重申了对征兵抵制者的支持。⑥Daniel S.Lucks,Selma to Saigon: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Vietnam War,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14,p.3.可见,声明明确地将民权和反战运动联系在一起,谴责美国的压迫性和相互关联的内外政策,包括无视法律,悍然对“边缘群体”使用暴力,以及剥夺自由选举和投票权。声明还为逃避兵役提供了支持,鼓励人们转而加入争取民权的斗争。⑦John A.Kirk,The Civil RightsMovement:a Documentary Reader,p.234.委员会对战争的猛烈抨击引发了“广泛的敌意”,人们的反应如此激烈,以至于亚拉巴马州负责征兵的官员宣布,他正在考虑对刘易斯的征兵状况进行审查。委员会对越南战争的控诉成了全国的头条新闻。美国黑人普遍不赞同委员会在公开反对战争方面的鲁莽,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城市同盟也立即与其拉开距离。⑧John Lewis,Walking with theWind:AMemoir of the Movement,pp.358-359.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导人罗伊·威尔金斯在他的全国性报纸专栏中对此明确表达了他的蔑视。他指出,作为民权运动中的一个小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因为其声明正在迅速失去影响力。①Simon Hall,“The Response of the ModerateWing of the Civil RightsMovement to theWar in Vietnam,”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46,no.3(Sep.,2003),p.672.大多数美国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认为外交事务超出了民权领袖的能力范围。此外,美国黑人对约翰逊总统通过民权法案深表感激,他们渴望证明自己配得上新获得的民权——即使是在战场上。因此,美国黑人报刊严厉批评了委员会“对战争的诽谤”。②Daniel S.Lucks,Selma to Saigon:The Civil RightsMovement and the Vietnam War,p.4.美国黑人报纸《亚特兰大世界日报》谴责刘易斯的声明是“最可悲、最误导、最不正确的”。一贯温和的《亚特兰大日报》也对委员会展开了全面的攻击,并暗示委员会的政策是“叛国”的。委员会前宣传主管朱利安·邦德同意委员会的观点,认为“民权活动是对征兵的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却因此被剥夺了佐治亚州议会的席位。佐治亚州副州长彼得·扎克·吉尔称邦德的声明“是对美利坚合众国完全缺乏爱国主义的一个刺眼和悲哀的例子”。③Daniel S.Lucks,“Martin Luther King,Jr.’s Riverside Speech and Cold War Civil Rights,”p.412;John Lewis,Walking with the Wind:A Memoir of the Movement,p.360.邦德后来经过上诉,又重新赢得席位。详情参见Michael G.Long,Race Man:Julian Bond Selected Works,1960-2015,San Francisco:the City Lights Bookstore,2020.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1966年5月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选举中击败约翰·刘易斯,此事成为该组织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此后委员会越来越激进,其思想主张逐渐从非暴力转向暴力,从融合转向分离。卡迈克尔在一次游行中公开喊出“黑人权力”的口号,标志着民权运动转向了黑人权力运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了约翰逊政府最不能接受的民权组织。1966年夏,组织成员称约翰逊是杀害越南平民的凶手,并认为在人类平等问题上,白人自由主义者并不比南方种族主义者好多少。对约翰逊来说,这种指控“令人震惊”。卡迈克尔激烈批评道,“这场越南战争只不过是白人派黑人去杀棕色人种来保卫他们从红种人那里偷来的国家”,“美国就是种族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越共叫过我黑鬼”,“美国是以反共为名来侵占越南等东南亚有色人种国家的资源,黑人不能再做白人的炮灰了”。他由此宣称“我们不会再逃跑了,不能在河内打仗,在哈莱姆逃跑”。④Stokely Carmichael,Ready for Revolution:The Life and Struggles of Stokely Carmichael,New York:Scribner,2003,p.547;Stokely Carmichael,Stokely Speaks:Black Power Back to Pan-African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1,p.85.卡迈克尔还计划在8月6日约翰逊的女儿露西的婚礼上抗议越南战争,他们之间的冲突愈加激烈。⑤Thomas Borstelmann,The Cold War and the Cold Line:American Race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Arena,p.205.
正是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下,马丁·路德·金被迫正视越南战争,这场战争对“伟大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并危及进一步的民权立法。历史学家大卫·加罗记录了联邦调查局对马丁·路德·金进行的调查,以及一些内部备忘录中的线索,这些备忘录警告称,马丁·路德·金是共产党渗透的目标。从1963年到马丁·路德·金的生命结束,他一直处于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而埃德加·胡佛则致力于“摧毁”这位民权领袖。早在1965年3月,在马丁·路德·金对越南日益严重的危机表达了最初的担忧之后,胡佛就向白宫助理马文·沃森递交了一份报告,并将其转交给了总统。这份报告包括了金的两名顾问之间的一段遭窃听谈话的细节,其中一人说:“在一个捍卫塞尔玛自由的人处于危险中时,谈论南越的自由是一种嘲弄。”这份报告和其他有关金早期反对美国在越南实行军国主义的声明,特别是金打算给相关国家领导人写信呼吁停火的意图,助长了约翰逊总统对金的偏见。8月瓦茨骚乱发生后,总统在一次电话交谈中警告金说,“最好不要给人留下你在越南问题上反对我的印象”。⑥参见David J.Garrow,The FBI and Martin Luther King,Jr.From Solo to Memphis,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81,pp.101-150.美国城市同盟的领导人小惠特尼·杨代表民权机构指责马丁·路德·金将民权运动与越南联系在一起,“损害”了民权运动。这些攻击的猛烈程度震惊了马丁·路德·金,他与助手之间的对话被窃听,录音记录下了金悲哀的话,“必须忘记和平问题,回到民权上来”。①Daniel S.Lucks,“Martin Luther King,Jr.’s Riverside Speech and Cold War Civil Rights,”pp.413-414.
1966年1月,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公开反对战争,朱利安·邦德引发争议,引起一片哗然,之后金在战争问题上继续保持沉默,但他对一个将异见等同于叛国的社会感到愤怒。在对埃比尼泽浸礼会会众的一次布道中,他宣扬不一致和不同意见代表了基督教的真正本质。金对战争的沉默在迅速发展的和平运动中激起了许多惊愕之声,该运动“渴望有一位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领导人来增强其可信度,并消除人们认为反战运动主要由共产党和‘垮掉派’组成的看法”。金有充分的理由保持谨慎。在1965年底和1966年,和平运动仍然被视为反美运动。《新闻周刊》委托哈里斯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8%的黑人支持单方面从越南撤军。1966年4月,哈里斯公司进行的另一项民意调查发现,40%的美国人对反对越南战争的民权组织持负面态度。②Ibid.,p.414.
到1967年,金对越战不再保持沉默,发出了强有力的反战的声音。尤其是当金阅读《壁垒》杂志,看到越南孩子的惨境时,大受触动,更加坚定了反战的立场。当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越南的孩子们》的文章,并附有24张越南婴儿被美国凝固汽油弹炸伤的照片。金充分意识到这一立场会给他造成政治上的损失,而且可能断绝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经济来源,但他不能容忍战争的罪恶。他解释说:“美国参加越战是如此邪恶,我不能再对此表示谨慎。在我心灵深处,我感到我们是错误的。真正发出预言的时候到来了,我愿意走那条路。”③Peter B.Levy,Let Freedom Ring:A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New York:Praeger,1992,pp.207-209.
1967年4月4日晚,在经历了两年的越南战争的痛苦之后,金终于在纽约市滨河教堂向3000人发表了一场万众瞩目的演讲。金的演讲题为《超越越南:打破沉默的时刻》,抨击了越南战争和美国的冷战政策。他指责美国政府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暴力传播者”和“战争的最大承办商”,认为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是“穷人的敌人”,因为正如战争的代价在从贫困的美国人那里榨取资源一样,美国站在了“富人和安全的西贡政权一边,却为越南的穷人制造了一个地狱”。④Thomas Borstelmann,The Cold War and the Cold Line:American Race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Arena,p.209.他还批评越南战争耗费掉了本来用于国内贫穷项目的资金,谴责政府派军队去保卫南越的自由,却不能保护本国的民权工作者和确保黑人的自由等。⑤Peter B.Levy,Let Freedom Ring:A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vil RightsMovement,p.210.金之所以打破长久以来的沉默,原因之一是他认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站错了队。他呼吁进行“价值革命”,使美国能够“站在世界革命的正确一边”,这场革命已席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金批评美国因“对共产主义的病态恐惧”而未能支持越南寻求国家独立。他进一步呼吁进行一场反对过度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价值革命”,并谴责西方将巨额资金投资于第三世界的做法,“只是为了榨取利润,而不关心这些国家的社会进步”。金选择公开批评越战,因为他相信世界和平和民权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它集中体现了金长期以来对经济剥削、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三重罪恶的深刻洞察。⑥Daniel S.Lucks,“Martin Luther King,Jr.’s Riverside Speech and Cold War Civil Rights,”p.395.
“河畔演讲”招致了大量谴责,很多自由派报纸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以及很多黑人报纸等都批评金的言论,甚至金的一些朋友也指责他。例如《华盛顿邮报》谴责他对“他的天然盟友”白人自由主义者造成了“严重伤害”。⑦Thomas Borstelmann,The Cold War and the Cold Line:American Race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Arena,p.210.很多批评人士对金的详细分析不屑一顾,而是诉诸人身攻击,指责他在一些问题上发表的言论超出了他作为民权领袖的权限。《新闻周刊》指控他“自以为是,固执己见”。而最大的美国黑人报纸《匹兹堡信使报》的编辑委员会则指责金在“过于复杂而无法进行简单辩论”的问题上“可悲地宣扬了错误的教义”。他对美国在东南亚政策的直率批评也导致许多人质疑他的爱国主义。例如,《生活》杂志称金的演讲是“蛊惑人心的诽谤,听起来像是河内电台的剧本”。非裔美国记者卡尔·罗文指责金是“一个受共产主义支配的自大狂”,白宫顾问罗奇把金的讲话斥为一个“失败者”的喃喃自语。联邦调查局也加强了对金的监视。约翰逊政府认为金对美国政府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①Daniel S.Lucks,“Martin Luther King,Jr.’s Riverside Speech and Cold War Civil Rights,”p.397.
金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谴责也在民权组织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他对越南战争的批评让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种族平等大会兴奋不已,他们在1966年就站出来反对越南战争,但却招致了自由派人士的大量批评。民权运动的“温和派”主要由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城市同盟和其他组织组成。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立即与金保持距离,并从“共产主义的棱镜”来看待反战运动。一位著名记者说,金是一位民权领袖,他应该继续保持这一身份。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董事会赞同这一观点,称河畔教堂的演讲是“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协进会领导人罗伊·威尔金斯认为,“不能把民权运动卷入国外的斗争”,批评“金虽然有权表达他对战争的看法,但他并不能代表整个民权运动”。②Simon Hall,“The Response of the Moderate Wing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o the War in Vietnam,”p.673.金针锋相对地指出,政府在国外与共产主义作战的努力,正在榨干它在国内与贫困做斗争的资源,而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全国城市同盟则继续坚持这两场斗争可以同时进行。③Thomas Borstelmann,The Cold War and the Cold Line:American Race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Arena,p.210.双方的矛盾不断加深。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很多温和派的民权领导人认为,约翰逊总统为美国黑人和民权所做的贡献,是自林肯以来最多的。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罗伊·威尔金斯曾惊叹道:“许许多多的总统加起来也不如约翰逊为黑人所做的那样多。”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在民权立法方面负责游说国会的首席说客克拉伦斯·米切尔甚至认为,约翰逊在历史上的地位高于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们与约翰逊总统建立了密切关系,不可能反对总统的外交政策。而且约翰逊很快就对反战活动人士和其他反对他的人进行了报复,把他们赶出了“权力走廊”。对温和派民权领导人来说,他们很庆幸能在白宫有一个强大的盟友,因此才取得民权立法的胜利,而反对这场战争意味着结束他们与约翰逊的友好关系。全国城市同盟主席、总统的坚定支持者小惠特尼·杨总结得最好:“如果我们在越南问题上不支持林登·约翰逊,那么他就不会在民权问题上支持我们。”④James Forman,The Making of Black Revolutionaries:A Personal Account,New York:Macmillan,1997,p.369;Lucks,Selma to Saigon: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Vietnam War,p.5.另参见Simon Hall,“The Response of the ModerateWing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o the War in Vietnam”.
虽然遭到舆论潮水般的批评,但金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在政治上不明智,但我在道德上是明智的……我真的感到,必须有人来说美国是错误的,但每个人都害怕说它。”关于社会舆论的民意调查显示,73%的美国人不认可金反对越南战争的立场,60%的人认为这会给民权运动带来消极影响。即使在对美国黑人的调查中,也仅有25%的人支持金对战争的批评,48%的人说金是错误的。⑤Peter Albert and Ronald Hoffman ed.,We Shall Overcome:Martin Luther King,Jr.,and the Black Freedom Struggl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0,p.27.在这样的形势下,当有人问金为何不改变反战的立场时,他这样回答:“我不是一个‘一致派’的领导人,我不会看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预算来决定什么是对错,我也不受所谓民意的摆布。一个真正的领**终不是一个寻求一致的人,而是一个持异议者。”⑥James Melvin Washington,A Testament of Hope: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King,Jr.,San Francisco:Harper&Row,1986,p.276.
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也促进了民权运动的激进化和“黑人权力”的兴起。如前所述,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是最早提出反对越战的民权组织,他们在大标语上写道:“我们充满恐惧地认识到,一个所谓自由社会的言行不一致。在这样的社会中,对自由的责任竟然与全力以赴地支持军事侵略的责任相互等同。”在很大程度上,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对比例失调的大量黑人青年被征入伍参加越战的事实所抱有的极度愤怒,是它全面接受“黑人权力”思想的原因。①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第406页。
由于与原有的白人自由派的关系破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开始寻找新的盟友。它继续强烈反对越南战争,其成员广泛到第三世界旅行,认同激进的革命组织,并宣扬泛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主张改变、颠覆美国资本主义,认为美国黑人城市反叛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激进分子们将自己的处境与第三世界革命者相提并论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殖民主义的类比。卡迈克尔就宣称:“美国黑人与整个美国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殖民关系。”委员会在亚特兰大的工作人员公开谈论白人民权工作者,把他们比作“殖民地国家的白人公务员和传教士,他们与殖民地人民一起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家长式的态度”。卡迈克尔在与人合著的第一本解释“黑人权力”的书中提到团结第三世界反对殖民主义,②Stokely Carmichael and Charles Hamilton,Black Power: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in America,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7,pp.x-xi.并主张以“革命的暴力”反对“政府和白人的暴力”。③Stokely Carmichael,Stokely Speaks:Black Power Back to Pan-Africanism,pp.157-168.委员会的领导人詹姆斯·福尔曼以首都华盛顿为例,展示了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殖民关系”:华盛顿的大多数黑人公民直接由白人联邦政府统治,没有选举代表等民主权利。他激烈批评“美国政府是建立在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灭绝、对非洲人民的血腥奴役、对奇卡诺人和波多黎各人的殖民统治之上的。只要有助于维持资本主义权力结构对国内和世界的控制,它为所欲为”,并明确表示“鼓励和支持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经济剥削的解放斗争”。他不仅批评白人自由派,对温和的黑人保守派也嗤之以鼻。例如他批评全国城市同盟的小惠特尼·杨在美国政府及其士兵的保护下,去观看和支持南越所谓的自由选举,认为“小惠特尼同意让自己被政府利用,对所有黑人来说都是一种耻辱”,指责城市同盟背后有洛克菲勒家族等资本家的支持。④James Forman,The Making of Black Revolutionaries:A Personal Account,pp.474,487,500.另一位委员会领导人拉普·布朗也批评美国一直把黑人当作对付黑人的政治工具,认为在美国很多以黑人为主的地区,美国政府正在实行一种与统治越南、非洲国家等第三世界国家相似的新殖民主义统治,即“当白人的制度受到威胁时,白人会利用被压迫人民中的部分人作为代言人建立傀儡政府,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并维持统治”。⑤H.Rap Brown,Die Nigger Die:APolitical Autobiography of Jamil Abdullah al-Amin(H.Rap Brown),Independent Pub Group,1969,p.130.这些都体现了委员会领导人对白人与黑人之间殖民主义关系的理解,其中越战和反战运动成为推动他们思想激进化的主要因素。对许多年轻的非裔美国激进分子来说,这种殖民主义的类比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们对推翻殖民统治的“暴力”越来越感兴趣,或者至少对“暴力”的言辞越来越感兴趣。⑥Thomas Borstelmann,The Cold War and the Cold Line:American Race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Arena,p.206.卡迈克尔在此期间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第三世界的旅行,足迹遍布古巴、中国、越南、中东和非洲各地。他公开反美,号召暴力革命与泛非主义,主张与第三世界领袖团结在一起。⑦Stokely Carmichael,Ready for Revolution:The Life and Struggles of Stokely Carmichael,pp.564-606.各地城市骚乱爆发后,卡迈克尔等人认为这是美国革命的开始,呼吁美国黑人推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结合起来的美国政府”。⑧Thomas Borstelmann,The Cold War and the Cold Line:American Race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Arena,p.211.不久,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就与更激进的组织黑豹党合并,卡迈克尔成为其主席。但由于卡迈克尔谴责黑豹党与白人激进分子的联盟,很快二者关系就破裂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日益走向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孤立无援,解体已经不可避免。
越南问题也导致了金对美国政治与社会的批判日益激烈。他批评美国社会“一直并将继续是一个种族主义社会”,因此,“运动必须转向重建整个美国社会。除非有一个经济与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否则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是不会得到解决的”。他在1967年对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成员说:“我们必须看到,种族主义、经济剥削和军国主义的邪恶全部交织在一起,你真的不能铲除一个而不破坏另一个。”他强调不能依赖于政府的好意,“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必须从早期和现在有限抗议的阶段提高到对现代制度的邪恶进行大规模、积极的非暴力抵抗阶段”,因此,“不要将运动想成是一个把黑人整合进美国社会现存的所有价值观体系中的运动,而要将其看成是一个要改变那些价值观的运动”。①David J.Garrow,Bearing the Cross:Martin Luther King,Jr.,and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New York:W.Morrow,1986,pp.581-582;Peter Albert and Ronald Hoffman ed.,We Shall Overcome:Martin Luther King,Jr.,and the Black Freedom Struggle,pp.28-31.总之,在金看来,美国是一个病态社会,它不能通过和平改革得以重生,他开始把民权、财富分配和战争联系起来。他“不情愿地”意识到,通过进行深刻的社会重组(包括经济、政治权力的分配)而引发的价值观革命,对“恢复国家的灵魂”是必要的。②Gerald D.McKnight,The Last Crusade:Martin Luther King,Jr.,the FBI,and the Poor People’s Campaign,Colo.:Westview Press,1998,p.3.
金开始制定新的策略,但他不能得到原有民权联盟的支持,因此他开始努力在一个更激进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创立一个新的联盟,他把更多重心放在了阶级政治上,主张联合贫穷白人开展斗争。③Philip S.Foner,ed.,The Voice of Black America:Major Speeches by Negroes in the United States,1797-1973,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75,pp.461-462;Martin luther King,Jr.,Where Do We Go from Here:Choas or Community,Boston:Beacon Press,1968,p.187.金日益成为一名西方资本主义的反对者,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变成一名民主社会主义的宣扬者。④C.Eric Lncoln,Martin luther King,Jr.:A Profile,New York:Hill and Wang,1984,p.230.这种呼吁财富与权力的重新分配以及社会经济结构重新改造的要求就像一场“革命”,对黑人运动的联盟(联邦政府和白人自由派)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们不愿意削弱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在此“革命”思想指导下,1967年秋,金宣布在第二年春开展“穷人运动”计划。针对当时此起彼伏的城市骚乱,他认为它们发生的真正原因是白人社会的巨大罪恶——白人的激烈抵制、严重的黑人失业、种族歧视和越南战争,而非暴力直接行动提供了一个针对骚乱的替代性选择:“使一个城市的运作混乱而不破坏它,比骚乱更有效,因为它能持续更长的时间,可以耗费更大的社会资金,却并不会导致严重的灾难。”⑤David R.Weber,Civil Disobedience in America:A Documentary Histor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p.222;David J.Garrow,Bearing the Cross:Martin Luther King,Jr.,and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New York:W.Morrow,1986,p.574.他警告,“要么是激进的大规模非暴力,要么是骚乱”。⑥James Melvin Washington,A Testament ofHope:The EssentialWritings ofMartin Luther King,Jr.,p.69.当记者们问金抗议计划的细节时,他回答说,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计划通过把成千上万的贫穷居民带到华盛顿,在那里搭建帐篷,等待联邦行动,从而把非暴力提升到公民不服从的水平。具体来说,“穷人运动”计划从全国的10个城市和5个农村社会招募3000名贫穷的黑人、白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集中进行非暴力训练,然后去华盛顿进行游行。运动也包括在全国尤其是在一些重要工业和商业城市进行的支持性示威和抵制活动。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推动国会通过金提议的照顾弱势群体的权利法案(需要120亿美元拨款),内容包括结束住房歧视、确保穷人就业以及贫民窟重建等。运动还计划在首都搭建帐篷,建立“复活城”,然后从城中出发,不断向立法者进行游说,开展大规模游行,把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弱势群体的困境上。金强调,虽然运动的性质和目标仍将保持非暴力和融合,但抗议者将开展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运动,通过在国会和政府大楼前进行静坐和中断交通等措施,使国家首都停止运作。由于运动现在挑战了整个美国的体制,要求财富与收入的重新分配,因此金甚至直接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从事的是阶级斗争。”他相信,大规模的非暴力直接行动一定会迫使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的美国白人做出让步,带给穷人所需要的经济正义。⑦James A.Colaiaco,Martin Luther King,Jr.:Apostle ofMilitant Nonviolence,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Macmillan Press,1988,pp.189-190.但事与愿违,金的计划遭到美国政府和白人自由派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正当金开始努力开展他的“穷人运动”计划时,不幸遇刺身亡,其梦想最终没有实现。民权运动也从此走向衰亡。⑧关于金后期的激进思想参见于展:《论小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策略的演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3期。
越南战争给约翰逊政府带来致命的打击,国内“伟大的社会”的改革无法进行,国际上因民权改革带来的良好形象也被破坏了。这场战争决定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所有其他问题的重要性都相形见绌。到1966年,越南已经取代美国的种族关系,成为国际关注的重要问题。美国海外形象重心的转移与国内民权战线的变化同步。就在1964年,这个国家还团结在一起支持民权法案的通过。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在政治反弹的寒意中,民权运动取得胜利的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①Mary L.Dudziak,Cold War Civil Rights: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242.当民权领袖加入反战运动,批评约翰逊的越南政策时,联邦调查局从民权领袖的反战姿态中看到了颠覆国家的新元素。胡佛向总统报告称,共产党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反对美国在越南驻军的统一战线”,以及组织其他旨在“利用种族问题,制造混乱,让共产主义在那里蓬勃发展”的活动。胡佛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反间谍计划,名为“反谍计划”,专门负责对国内民权、反战和其他进步组织的监控工作。它的目的是“揭露、破坏、误导、抹黑或以其他方式消除黑人民族主义、仇恨型组织及其领导人、发言人、成员和支持者的活动”。“反谍计划”的目标不局限于激进的组织——比如“黑豹党”,也包括倡导非暴力的领导人,包括马丁·路德·金在内。②Ibid.,p.247.
可见,反战运动一方面令民权运动相形见绌,民权运动不再被国内外各大媒体所关注,而越战和反战的信息则占据着头条;另一方面反战运动推动的民权运动的激进化导致政府对民权组织和领袖的监控和镇压加剧,加速了民权运动的衰落。
总之,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是导致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的中心因素。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它们推动了美国社会的分裂。1965年初,就在林登·约翰逊签署《选举权法案》的几个月前,他决定将越南战争升级,引发了反战运动。到1966年初,随着东南亚地区愈演愈烈的冲突让总统和国会饱受困扰,进一步的民权立法受到阻碍。在国内,反战的骚动导致了骚乱、流血和政治动荡,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制造了深深的裂痕。越南战争很快使包括民权在内的所有其他问题黯然失色。民权问题虽然仍是一个重要问题,但重要性大大下降。战争主导了公众的政治讨论。也许最具破坏性的是,这场战争的争议性加剧了民权联盟中已经存在的代际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紧张关系。民权运动不断激进化,转向黑人权力运动,令激进派和温和派彻底决裂,使民权运动内部和美国黑人内部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并最终失去了联邦政府和白人自由派的支持。人们的注意力也从争取种族公正的斗争转向反对战争。越南战争成为一个焦点和利益转移的例子,它把国际视线转移到海外美国的军事行动上,也把国内抗议群体的能量转移到和平运动中了。③Robert S.Chang and Peter Kwan,“When Interests Diverge,”Michigan Law Review,vol.100,no.6,2002,pp.1532-1540.国内外舆论的焦点既已转移,美国政府和民权组织原有的利益共识也逐渐丧失,联盟破裂,民权组织内部也四分五裂,矛盾日益尖锐,激进派遭到美国政府的强力镇压,民权运动的衰落不可避免。④Daniel S.Lucks,Selma to Saigon: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Vietnam War,pp.1,3.
中图分类号: K71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1-0012-10
作者简介: 于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权运动时期美国黑人的反殖民主义研究”(24BSS01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