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52年5月,以澳大利亚外交部前秘书长约翰·韦尔·伯顿为首的五名和平人士突然宣布他们将应邀赴华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消息公布后,立即在当时反共、反华气氛浓厚的澳大利亚国内引发热议。此前就力主澳大利亚应当承认中国的伯顿更是迅速遭到澳大利亚政府和他本人所属的工党的连番口诛笔伐。为了抢占舆论先机,立场右倾的工党高层不但公开对伯顿的访华决定提出了批评,而且在不久后就剥夺了他的议会候选人资格。尽管遭此重挫,但伯顿并未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是在与工党领导人H.V.伊瓦特重修旧好后,助力他在“霍巴特会议”召开前,起草了之后得到大会通过的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新外交纲领,为工党谋求澳中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最初的政策基础。
关键词: 约翰·伯顿;冷战;澳大利亚工党;伊瓦特;对华政策
1972年12月21日,中国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在前一年的7月,时任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领袖的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曾率团来华访问,此行为他在次年当选澳总理后力促澳中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惠特拉姆的这次出访常被誉为澳中关系的“破冰之旅”,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他之前其实早已有不少澳大利亚的各界代表曾经到过中国。①关于惠特拉姆的这次访问,参见Billy Griffiths,The China Breakthrough:Whitlam in the Middle Kingdom,1971,Clayton,Vic.:Monash University Publishing,2012.在这些澳中民间交往的先行者中不乏一些声名显赫的公众人物,曾在1952年6月来华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以下简称亚太和会)筹备会议的澳大利亚外交部前秘书长约翰·韦尔·伯顿(John Wear Burton)就是其中较具代表性但同时又极富争议的一员。②关于亚太和会筹备会议召开的始末,参见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编:《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2年版。
由于伯顿本人此前曾经担任过政府要职并且在当时仍是在野的工党所认可的议会候选人,因此他即将前往中国参会的决定一经公开,就立即在正深处冷战漩涡之中的澳大利亚国内引发了舆论轰动。吊诡的是,伯顿行前不但备受执政的自由党的攻击,而且还遭到了工党高层的批评,后者甚至还在伯顿从中国返回澳大利亚后不久就撤销了他的议会候选人资格。但即使已成为“千夫所指”,伯顿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是仍然通过发挥他个人的影响力,最终促使工党在1955年举行的第21次全国代表大会(史称“霍巴特会议”)上首次确立了其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立场。此举标志着工党在寻求推动澳中两国建交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为日后出任工党领袖的惠特拉姆在时机成熟时成功访华埋下了伏笔。
关于自由党和工党围绕伯顿的访华之旅所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博弈,以亨利·斯蒂芬·阿尔宾斯基(Henry Stephen Albinski)、菲利普·德里(Phililp Deery)和克雷格·麦克莱恩(Craig Mclean)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已多有申论。①参见Henry Stephen Albinski,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Princeton New Jers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pp.120-132;Phillip Deery and Craig Mclean,“‘Behind Enemy Lines’:Menzies,Evatt and Passports for Peking,”The Round Table: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2,no.370(2003),pp.407-422.国内学者中,侯敏跃曾对伯顿等人来华参会的前因后果以及澳政府的相关立场态度做过一定的梳理。②侯敏跃:《中澳关系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169页。从更宏观的角度而言,学界对澳中两国关系史的研究亦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③相关研究成果不胜枚举,部分代表性的中文论著参见张秋生:《试论澳中建交及其对澳亚关系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汪诗明:《论澳中关系正常化》,《世界历史》2003年第2期;王毅:《1949年以来的澳中关系:60年贸易与政治》,喻常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张绍兵:《失去的机会:澳大利亚推迟承认新中国问题探析(1948—1951)》,《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但迄今为止,尚未有学人对伯顿此次的中国之行与工党对华政策的转变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过深入的探究。
本文拟将伯顿访华这一看似孤立的特定事件置于冷战初期澳大利亚国内的党派纷争以及工党对华政策嬗变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首先简要介绍自由党和工党在获悉伯顿等人访华计划后的反应,再结合二战后澳国内政治的风向变化,剖析工党领导层同伯顿围绕后者访华一事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其次聚焦工党对华政策发生关键转变之前的“序曲”即“伯顿主义”的诞生以及工党内部左右两派分歧的浮现和加剧;最后就伯顿如何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了工党的对华政策立场展开论证。
1952年5月,一个名为“太平洋地区和平委员会”(Committee for Peace in the Pacific)的澳大利亚民间组织突然宣布,以澳外交部前秘书长约翰·伯顿为首的五名和平人士,将于近日赴华参加一次旨在推动地区和平的和平会议即亚太和会筹备会议。④关于包括伯顿在内的这五名参会代表的相关情况,参见“Note:Peace Conferen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s,”19 May,1952,in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NAA):A6122,1455;“Five For Talks in Red China,”Daily Telegraph,May 17,1952,p.3;“Dr.Burton in Peace Party for China,”Age,May 17,1952,p.17.消息公布后,澳大利亚国内朝野震动,反对党工党与执政的自由党更是围绕澳政府是否应当且有权阻止伯顿等人前往北京展开了多轮交锋。
当时立场右倾的工党在议会辩论中以可能损害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为由,猛烈抨击联盟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放任伯顿等人在朝鲜战争期间前往一个“敌对”国家。而执政的自由党方面则是在强调政府无权拒绝给希望前往海外的公民签发护照的同时,将矛头指向了伯顿的工党党员身份,特别是其与工党领袖H.V.伊瓦特(H.V.Evatt)此前的上下级关系,⑤1947年,伯顿在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伊瓦特的支持下,出任了澳外交部秘书长一职。关于伯顿与伊瓦特两人的关系,参见Pamela Burton and Meredith Edwards,Persons of Interest:An Intimate Account ofCecily and John Burton,Canberra ACT:ANU Press,2022,pp.113-115.并试图通过将他们两人描绘成亲共分子,来达到转移焦点和抹黑工党的目的。①参见Phillip Deery and Craig Mclean,“‘Behind Enemy Lines’:Menzies,Evatt and Passports for Peking,”pp.409-410.
在1952年5月20日的澳议会辩论中,自由党党鞭亨利·贝恩顿·加利特(Henry Baynton Gullett)首先公开指责伯顿对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施加了“有害”的影响。②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May 20,1952,pp.508-509.另一名以强硬的“反共”立场而闻名的自由党议员威廉·查尔斯·文特沃思(William Charles Wentworth)则是捕风捉影地声称伯顿绝非是一个“天真无辜之人”(naive innocent),而是一名亲共分子。③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May 20,1952,p.521.对此,工党议员金·比兹利(Kim Beazley)在表示无法苟同的同时却又强调,虽然自己不确定伯顿是否“无辜”,但他肯定是“天真的”,其观点也是“愚蠢的”。④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May 20,1952,pp.523-524.作为工党的领袖,曾与伯顿共事多年的伊瓦特则是竭力试图同前者撇清关系,并强调工党从未同意伯顿赴华参会。⑤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May 20,1952,p.509.
由上述充满火药味的发言来看,无论是一贯持保守立场的自由党还是此时立场“比保守党还要更‘保守’”的工党⑥Henry Stephen Albinski,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p.115.,对伯顿赴华一事显然都抱有极深的意识形态偏见。但这一事件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轰动效应,进而演变成一个各方特别是澳两大政党相互攻讦的焦点议题,无疑与彼时澳大利亚国内弥漫的一种反共、反华的政治氛围密不可分。此外,考虑到伯顿本人并非是无名之辈,甚至可以说是工党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会处在风暴的中心,成为众矢之的亦非不可理解。但诡谲的是,按照党同伐异的逻辑,原本应当支持伯顿的工党高层非但立即同他划清了界限,甚至还试图将其作为攻击自由党的一枚“棋子”。然而,工党的上述做法看似与常识相悖,实则却是在当时反共浪潮席卷澳国内的背景下力求自保的一种策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在所谓的“铁幕”缓缓升起后,地处太平洋一隅的澳大利亚便很快被卷入美苏两强之间不断加剧和升级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作为彰显冷战的阴云日渐笼罩澳大利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1949年12月,此前已连续执政八年之久的澳工党在大选中失利,取而代之的是由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领导、政治立场更为保守的澳自由党和乡村党联盟。
孟席斯及其支持者在竞选期间就曾多次攻击工党政府不愿“正视”冷战的现实,拒绝在国际事务上“选边站”,加强同英美的传统盟友关系。⑦孟席斯在1939年至1941年间曾首度出任澳总理一职。关于孟席斯第二次上台前对工党外交政策的批评,参见David Lowe,Menzies and the‘GreatWorld Struggle’:Australia’s Cold War,1948-1954,Sydney:UNSW Press,1999,pp.19-20.换言之,相较于笃信“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的工党政府而言,孟席斯等人很早就接受了由英美所勾画的冷战的地缘政治图景以及一种与之相对应的“红色威胁”(red menace)的阴谋论逻辑。⑧关于“自由国际主义”的定义,参见ChristopherWaters,“Creating a Tradition: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Curtin and Chifley Labor Governments,”in David Lee and Christopher Waters,eds.,Evatt to Evans:the Labor Tradition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St.Leonards,NSW:Allen&Unwin;Canberra,ACT:Dept.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97,p.40.在赢得大选上台后,孟席斯几乎立刻就开始着手兑现自己在竞选时许下的一个承诺,即彻底摧毁被他视作受苏联控制的澳大利亚共产党。尽管其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出台的取缔澳共的法案以及后续发动的修宪公投最终都功亏一篑遭遇了失败,但通过打出这一系列反共的“组合拳”,孟席斯仍然成功地在澳国内营造了一种类“麦卡锡主义式”的紧张政治氛围。⑨被孟席斯寄予厚望的“解散共产党法案”的修正案于1950年10月通过了澳议会两院的审议,但之后被澳最高法院以违宪为由宣布为无效,为此,孟席斯又试图通过发起公投修改宪法以获得取缔澳共的权力,但此举最终亦未能成功。关于这一时期澳国内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活,参见John Murphy,Imagining the Fifties:Private Sentimen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enzies’Australia,Sydney:UNSW Press,2000,pp.91-10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促使孟席斯下定决心采取一切常规和非常规的手段来打压澳共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深受反共思想浸染的孟席斯看来,这场战争并不只是一场单纯的地区冲突,而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为征服世界而发起全面进攻的一个信号。正因为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且澳大利亚必定会因此遭受波及这一点深信不疑,孟席斯政府才会在第一时间响应美国方面的呼吁出兵朝鲜,并执意要将内部的“潜在敌人”即澳共除之而后快。①关于澳大利亚参与朝鲜战争的原因和过程以及孟席斯等人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知,参见汪诗明:《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164页。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则是进一步加深了孟席斯对新中国的敌意,促使他自此将同中国建交的政策选项束之于高阁。②关于中澳建交前的双边关系参见E.M.Andrews,Australia and China: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Carlton,Vic: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85,chs.7-8;Edmund S.K.Fung and Colin Mackerras,From Fear to Friendship:Australia’s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China1966-1982,St.Lucia,Qld: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85,chs.1-4;侯敏跃:《中澳关系史》,第115-194页。为了强化上述敌视中国的政策立场的“合法性”,无论是孟席斯,还是他手下的外交部长珀茨·斯彭德(Percy Spender)在朝鲜战争期间都曾频繁祭出一套“中国威胁”论的荒唐说辞。③参见David Lowe,Menzies and the‘GreatWorld Struggle’:Australia’s Cold War,1948-1954,p.46;Peter Gifford,“The Cold War across Asia,”in David Goldsworthy,ed.,Facing North:a Century ofAustralian Engagementwith Asia,Carlton South,Vic: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2001,p.190.沿着这一将中国视作“敌人”的扭曲逻辑继续推演,像伯顿这样希望访华的澳大利亚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孟席斯等人眼中成为了有着“通敌”嫌疑的危险分子了。
随着反共的思想在孟席斯政府的推波助澜下在澳大利亚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此前就曾因为拒绝全盘接受冷战逻辑而多次被自由党方面扣上“亲共”帽子加以攻击的工党的处境开始变得愈发尴尬。在曾经担任过总理的本·奇夫利(Ben Chifley)于1951年年中突然逝世,伊瓦特上位接任工党领袖一职后,工党的政治立场更是日渐趋向于保守,而针对伯顿访华这一特定事件的反应,则恰恰是集中暴露了工党此时的右转倾向。
正如阿尔宾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或许正因为意识到自由党势必将围绕伯顿同伊瓦特此前的上下级关系大做文章,工党方面才会决定先发制人与之进行切割。④Henry Stephen Albinski,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p.131.1952年5月17日,已经获悉伯顿有意访华的阿瑟·卡尔韦尔(Arthur Calwell)以工党副领袖的身份公开对前者进行了批评,并警告他如果执意要前往中国参会的话就应该自行退出工党。⑤“CALWELL SAYSBURTON SHOULD RESIGN,”Brisbane Telegraph,May 17,1952,p.6.卡尔韦尔的这一表态得到了不少其他工党人士的附议,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直指伯顿此行是“愚蠢的”,并宣称他将因此被开除出工党。⑥“A.L.P.MAY EXPEL BURTON ON CHINA,”Daily Telegraph,May 20,1952,p.5.
针对卡尔韦尔要求他退党的言论,伯顿立刻进行了反击,在声明自己绝对不会如其所愿的同时,还对前者“在未能掌握所有事实之前”就妄下论断这一点表示了遗憾。⑦“Calwell-Burton Clash on China Trip,”Sun,May 18,1952,p.7.伯顿之所以坚信自己赴华参会的决定是正确的,很可能是因为他此前曾就此征求过多方的意见,⑧综合各方材料可知,伯顿曾就自己参会一事咨询过澳外交部长理查德·凯西(Richard Casey)以及三名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林赛(Michael Lindsay)、道格拉斯·柯普兰(Douglas Copland)和费子智(C.P.Fitzgerald)的意见。参见John Burton,“We Argued-and Agreed,”in G.R.Van Eerde,ed.,We Talked Peace with Asia,Redfern,N.S.W.:The Pinnacle Press Pty:Limited,1952,p.3,in NAA:A6119,128;“Calwell Again Hits at Burton,”Sun,May 19,1952,p.7;“MYSTERY ABOUT DR.BURTON’S PEKING CABLES,”Herald,June 11,1952,p.3;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May 20,1952,p.509;帕米拉·伯顿与笔者的通信,2022年3月3日。约翰·伯顿的幺女帕米拉·伯顿曾多次拨冗回答与本文相关之问题,特此致谢。但或许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认定自己此举并不违反工党的对华政策。在伯顿看来,同中国保持接触正是工党的前任和现任领袖,即奇夫利和伊瓦特所主张的。⑨“Calwell-Burton Clash on China Trip,”p.7.卡尔韦尔则是在回应伯顿对他的批评时,公开否认奇夫利和伊瓦特曾如后者所言表态支持澳大利亚承认新中国,并且声称亚太和会筹备会议将会讨论的两大议题即澳大利亚是否应当承认新中国以及朝鲜战争,实属各国政府才有资格过问的事务。对此,伯顿再度表示无法苟同,他强调正如卡尔韦尔有权发表他个人的意见,自己“也同样有权认为(针对上述两个问题)展开讨论将是有益的”。①关于卡尔韦尔和伯顿的第二轮隔空辩论,参见“Burton:A.L.P talk expected,”Herald,May 19,1952,p.3;“Calwell again hits at Burton,”1952,p.7.
卡尔韦尔就伯顿访华一事所发表的看法,显然并非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而是反映了工**方立场。虽然伊瓦特作为工党领袖或许因念及旧情而没有像卡尔韦尔那样对伯顿恶语相向,但他同样声明表示,包括朝鲜停战在内的诸多问题应由联合国来解决。换言之,这不是身为一介布衣的伯顿等人应当操心之事。②Statement by the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Dr.H.V.Evatt,2 June,1952,in Evatt:Speeches and Statements:1952,Flinders University Library,Special Collections(Evatt Collection).
综上所述,伯顿即将奔赴北京参会的消息一经曝光便立即在当时正深陷反共浪潮之中的澳大利亚激起了各方热议,他的这一看似“自毁前程”的决定,不但使其备受将中国视作“敌人”的自由党方面的攻击和诋毁,还遭到了他本人所属的工党高层的强烈反对。以卡尔韦尔代表的工党领导人除了公开批评伯顿此举有违工党的政策之外,还向他发出了退党的威胁。但略显讽刺的是,随着此后工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以及其反共右翼的最终失势,以伊瓦特为代表的工党高层对伯顿访华一事的态度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反转。
尽管在1952年5月启程前往中国之前,以卡尔韦尔为代表的工党高层已经向伯顿发出了明确的警告,但后者却并未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相反,一向以直言不讳著称的伯顿在抵达北京后不久就连续向澳国内拍发了多封电报,对美军在朝鲜实施的细菌战进行了曝光,而此举犹如“火上浇油”,致使围绕他本人的争议持续不断地发酵。③Phillip Deery and Craig Mclean,“‘Behind Enemy Lines’:Menzies,Evatt and Passports for Peking,”p.411.在从中国返回澳大利亚后,伯顿更是“趁热打铁”,通过撰文的形式公开阐述了自己的外交理念。他认为,澳大利亚追随美国的步伐介入朝鲜战争原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至于导致这场战争迟迟无法结束的根本原因也绝非是战俘问题,而是由西方国家错误的“远东政策”所致。基于上述论断,伯顿进一步提出了若干建议,包括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应当承认所有已得到本国国民广泛支持的他国政府,摒弃任何基于政治理由,特别是针对新中国的贸易禁运等。④John Burton,“We Argued-and Agreed,”pp.7-8.
对于伯顿的这一系列在他们看来“离经叛道”的言行,此前就对他多有不满的工党高层并未坐视不管,而是在前者从中国返回澳大利亚之后不久就撤销了其议会竞选人的资格,甚至还一度考虑将他开除出党。⑤参见Patrick Weller and Beverley Lloyd,eds.,Federal Executive Minutes1915-1955:Minutes of the Meetings of the Federal Executive of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Carlton,Vic.: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78,pp.494,510;“Lowe Drops Burton,”Herald,July 18,1952,p.3;“STATE LABOR TO DISCUSSBURTON,”BarrierMiner,July 29,1952,p.8.工党对伯顿的惩罚不可谓不严厉,其背后的逻辑也不难让人理解。伊瓦特就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直陈伯顿的所作所为使工党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特别是其发表的关于细菌战的言论为那些希望攻击工党的右翼媒体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弹药。⑥Evatt’s letter to Howard Daniell,16 June,1952,in Daniel,Howard,1958,Flinders University Library,Special Collections(Evatt Collection).
因此,工党为了在政治上止损,不得不“丢车保帅”,将伯顿的工党议会竞选人的资格强行剥夺。然而,即使遭此重挫,伯顿仍未委曲求全,放弃他自己的政治见解。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伯顿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撰写自己的首部著作《替代方案:一种动态的处理我们同亚洲关系的途径》(The Alternative: a Dynamic Approach to Our Relations with Asia)。在该书中,他集中批判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基于一种冷战的思维所制定的外交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性方案”。概而言之,伯顿认为,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不应再为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统治“背书”,相反应当大力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发起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及他们谋求建立独立民族国家和推行土地改革的主张。在伯顿看来,上述超越冷战政治的“替代方案”,不仅更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而且还将使西方各国的安全真正得到有效的保障。①参见John Burton,The Alternative:a Dynamic Approach to Our Relations with Asia,Sydney:Morgans Publications,1954.从某种意义上说,伯顿的这本著作是工党左翼的外交政策立场的一次集中宣示。因此,该书的出版亦可被视作“伯顿主义”诞生的标志之一。
伯顿的上述政见明显与一种将中国视作假想敌的冷战逻辑大相径庭,而他也毫不意外地对孟席斯政府所奉行的一种依附美国、敌视中国的外交政策多有批评。②“Calls U.S.A.‘New Dictator’,”Age,June 22,1953,p.3.但或许最能体现其本人原则立场的是他与工党领袖伊瓦特围绕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所爆发的一次隔空交锋。如上所述,伊瓦特在1951年6月接替突然逝世的奇夫利成为工党领袖后,就在包括澳对华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愈发保守的态度。除了曾明确反对伯顿前往中国参会之外,伊瓦特还在1953年7月公开宣称,立即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admission)联合国是不妥的,因为许多此前已提交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尚在“排队”(in the queue)之中。③“Evatt On China Problem In U.N.,”Sydney Morning Herald,August 1,1953,p.1.对此,伯顿并未因为伊瓦特对其有知遇之恩就保持沉默,而是公开驳斥了后者的错误说法,他指出:由于中国已经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之一,因此,“伊瓦特博士的说法具有误导性并且是不准确的”。伯顿认为,真正需要讨论的实际上是一个“承认问题”,也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的问题。④“U.N.STATUSOFCHINA,”Sydney Morning Herald,August 3,1953,p.5.
正如当时一些政治嗅觉敏锐的媒体观察人士所注意到的那样,伯顿对伊瓦特的批评可谓是切中了后者论点中的要害;而工党领袖这时的右倾倾向,则无疑与他渴望赢得大选出任总理有关。⑤“Will Australia Recognise Red China’s Government?”Sydney Morning Herald,September11,1953,p.2;“CANDID COMMENT,”Sunday Herald,August 9,1953,p.2.为了实现这一夙愿,伊瓦特曾多次向党内的右翼势力示好,试图赢得深受“天主教社会研究运动”(Catholic Social Studies Movement)影响的“工业集团”(Industrial Groups)的支持。⑥“工业集团”是一些澳工会领导人为了同澳大利亚共产党在工会内争夺领导权而在1945年建立的一个组织。“天主教社会研究运动”是同样以反共为己任的天主教政治活动家B.A.桑塔玛利亚(B.A.Santamaria)在1939年成立的一个秘密团体。关于伊瓦特在成为工党领袖后一度试图笼络“工业集团”和“天主教社会研究运动”的情况,参见Ross McMullin,The Lighton the Hill: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1891-1991,Melbour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ustralia,1991,pp.263,276;Sean Scalmer,“Crisis to Crisis:1950-66,”in John Faulkner and Stuart Macintyre,eds.,True Believers:the Story of the Federal Parliamentary Labor Party,Crows Nest,N.S.W.:Allen and Unwin,2001,pp.93-94;Allan Dalziel,Evatt the Enigma,Melbourne:Lansdowne Press,1967,pp.65-67.然而,随着工党在1954年的选举中以微弱的劣势再次落败,伊瓦特同党内右翼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⑦参见Sean Scalmer,“Crisis to Crisis:1950-66,”pp.94-97;Ross McMullin,The Light on the Hill: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1891-1991,pp.273-277.此前一直未曾全面曝光的工党内部左右两派在对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亦逐渐浮出了水面。据彼时的媒体报道,在大选结果出炉后的次月,新南威尔士州的工党党员在本党是否应当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就已经分成了剑拔弩张的两派,双方预计都会在同月召开的工党新州分部的年会上提出相应的议案。⑧“RED CHINA HOT LABOUR TOPIC,”Brisbane Telegraph,June 3,1954,p.5;“VITAL ISSUES FOR LABOR CONVENTION,”Truth,June 6,1954,p.7.此外,工党执委会也计划召开会议,在检讨选举失利原因的同时对本党部分州的分部此前通过的反对承认新中国的决议进行讨论。⑨“LABOUR TO PROBE CAUSESOF ELECTION DEFEAT,”The Canberra Times,June 8,1954,p.1.显然,在经历了大选失利之后,工党党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已出现了不同声音。
正是在工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不断加剧之际,曾经因为他的访华之行而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伯顿,又一次成为了自由党和工党在议会辩论中频繁提及的一个焦点人物。在执政党这边,以反共为己任的自由党议员文特沃思在1954年8月12日的议会辩论中突然发难,他声称工党领袖伊瓦特所推崇的、带有亲共色彩的外交政策似乎与伯顿提出的“替代方案”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因此他希望了解,两人之间是否仍保持着联系。①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August 12,1954,p.240.文特沃斯提到的“替代方案”有一语双关之意味,其又可指伯顿当时出版的首部同名著作。此外,还需提到的是文特沃斯以及下文其他自由党议员再度对伯顿发起攻击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彼得洛夫事件”。关于该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影响,参见RobertManne,The Petrov Affair:Politics and Espionage,Sydney:Pergamon,1987.文特沃思的发言明显别有深意,其目的在于攻击伯顿和伊瓦特两人有同情共产主义之嫌。
同年8月17日,时任众议院领袖和军工生产部部长的埃里克·哈里森(Eric Harrison)也在议会辩论中提到了伯顿的名字。哈里森表示,他在读了伯顿最近出版的著作《替代方案:一种动态的处理我们同亚洲关系的途径》后,意识到后者在伊瓦特的支持下出任澳外交部秘书长期间对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施加了某种“邪恶”的影响。②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August 17,1954,p.325.在11月4日的议会辩论中,文特沃思再次围绕伯顿和伊瓦特之间的关系大做文章,其言辞也更具攻击性,他首先表示如果伊瓦特成为澳大利亚总理的话,伯顿就不必再像昨天那样,在议会走廊中“偷偷进出”(sneaking around),相反,他可以光明正大地为前者出谋划策。如此一来,“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将势必会同反对党领袖担任外交部长时一样,再次由一些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士所把控”。③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November 4,1954,p.2692.
面对自由党又一次以伯顿为标靶挑起的争端,工党这时的反应却显得颇为耐人寻味。许多工党议员并未再像此前卡尔韦尔那样急于同伯顿进行切割,相反却选择了公开发声为其进行辩护。在文特沃思于8月12日首次发言之后,工党左翼领袖之一艾迪·沃德(Eddie Ward)立即做出回应,谴责前者基于莫须有的证据诋毁伯顿的声名。④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August 12,1954,p.241.当时刚在政坛崭露头角的惠特拉姆则是在文特沃思于11月4日的议会发言中再度暗示伯顿和伊瓦特有亲共的倾向后,直指后者是美国反共政客麦卡锡的“代言人”。⑤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November 4,1954,p.2692.另一名工党议员弗雷德·戴利(Fred Daly)也针对哈里森的发言进行了驳斥,他反问道,如果执政党对伯顿的评价确如哈里森所说的那般不堪,那么孟席斯政府为何会在1949年底上台后仍旧任命伯顿担任澳驻锡兰高级专员这一要职呢?⑥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August 17,1954,p.326.戴利对执政党的这一自相矛盾之处的揭露并非新说,早在两年前工党副领袖卡尔韦尔在议会中就已经提出过这一点,但与卡尔韦尔之前的发言不同的是,戴利此时明确表示孟席斯政府的目的在于“抹黑”伯顿的声誉。⑦卡尔韦尔的发言参见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May 20,1952,pp.515-516.
由以上工党议员的发言不难看出,他们实际上没有正面回应伯顿是否直接影响了工党的外交政策。这种暧昧的立场很可能与当时工党内部的纷争有关。而在1954年的澳大选结果出炉,工党左右两翼的矛盾激化后,双方在是否支持承认新中国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也开始随之走向公开化。早在1954年7月上旬,工党议员艾伦·弗雷泽(Alan Fraser)就在一档电台广播节目中批评孟席斯政府的对华政策是“荒谬的”,并明言自己支持澳大利亚承认新中国。⑧“Alan Fraser on Red China,”Goulburn Evening Post,July 13,1954,p.1;“Policy on China‘an Absurdity’,”News,July 12,1954,p.25.在同年8月12日的议会辩论环节,刚当选议员不久的惠特拉姆则是在发言时强调,澳大利亚没有理由不追随其他亚洲国家以及英国和荷兰的步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⑨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August 12,1954,p.275.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作为工党领袖的伊瓦特本人没有明确表态,但据彼时的媒体报道,惠特拉姆在议会中的发言实际上已经违背了此前工党党团会议做出的暂时搁置对“中国问题”进行讨论的决议,而他也因此遭到了一些工党人士的非议。①“EVATTMAY GO TO SPY INQUIRY,”Herald,August 13,1954,p.1;“CRISIS MAY REACH PEAK NEXT WEEK,”Mercury,August14,1954,p.1.不过,惠特拉姆在工党内也并非是完全的曲高和寡。在他发言之后,乡村党议员休·莱斯利(Hugh Leslie)马上就追问前者所言是否代表了工**方立场。对此,另一名工党议员克莱德·卡梅隆(Clyde Cameron)立即反问:“如果是又如何?”②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August 12,1954,p.276.在8月24日举行的议会辩论中,卡梅隆更是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支持澳大利亚承认新中国的态度。③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August 24,1954,pp.576-577.由上述弗雷泽等三人的言论可知,要求本党在对华政策上改弦更张的呼声此时在工党党内已经渐成气候,这也为此后伊瓦特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翻转埋下了伏笔。
1954年10月5日,此前曾遭到党内右翼连番攻击的伊瓦特终于决定发动反击,他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其矛头直指渗透进工党内部的右翼反共团体“天主教社会研究运动”,并声称正是由于少数维多利亚州的工党成员的背叛行为,才导致本党在大选中遭遇失利。伊瓦特此举等于是将工党内部的分歧彻底公诸世人。此后,应伊瓦特本人的请求,工党执委会又陆续对为右翼力量把持的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工党分部进行了重组。④Sean Scalmer,“Crisis to Crisis:1950-66,”p.96.在对党内右翼进行整肃的同时,伊瓦特亦开始酝酿推动工党对华政策的转变。据《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报道,在1954年10月向工党党团会议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伊瓦特就提出工党应该在中国加入联合国后支持澳大利亚承认中国,此外,他还建议派遣一支议会代表团访华以增进对中国的了解。⑤“China Motion May Cause Labour Split,”Sydney Morning Herald,October 21,1954,p.6;“TOUR OF CHINA HINTED,”Mercury,October 21,1954,p.1.同两年前强烈反对伯顿出访的态度相比,伊瓦特此时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无疑已经软化了。
在经过一系列激烈的党内斗争之后,工党于1955年3月在塔斯玛尼亚州首府霍巴特召开了第21次全国代表大会即“霍巴特会议”,对党内支持“工业集团”的右翼力量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在排除了保守派的干扰后,工党在这次会上通过决议明确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两年后又在其第22次全国代表大会(“布里斯班会议”)上将支持澳大利亚承认中国正式列为本党的外交政策之一。⑥Henry Stephen Albinski,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pp.182-183.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工党在“霍巴特会议”上通过的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相关决议,不仅是单纯基于联合国应当是一个“普遍性组织”(universalmembership)的原则提出的,而且还错误地将中国与奥地利和保加利亚等当时尚未加入联合国的国家相提并论。参见Australian Labor Party,Official Report ofProceedings of the21st Commonwealth Conference,1955,p.53.
伯顿不但卷入了上述工党党内的纷争之中,他还在潜移默化之间对工党对华政策的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澳学者格雷格·彭伯顿(Greg Pemberton)所言,工党在“霍巴特会议”上通过的新外交政策纲领,实际上正是“伊瓦特在伯顿的协助之下起草的”。⑦Greg Pemberton,“The Challenge of Renewal:John Burton,”Union Issues,(Spring 1991),p.13.
尽管彭伯顿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来支持他的上述观点,但其说法应当不是空穴来风。首先,另外两名熟悉工党内部事务的观察家:阿尔宾斯基和罗伯特·默里(Robert Murray)此前便有过类似的论断,如前者就曾表示,尽管关于工党外交政策的新纲领究竟由谁执笔有着各种传闻,但经他从不同渠道了解,伊瓦特极有可能是这份文件的作者之一。⑧Henry Stephen Albinski,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pp.186-187.深谙1954—1955年工党分裂内幕的记者默里则明确指出,伊瓦特虽然不是起草工党外交政策纲领的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之一,但他的确在伯顿和秘书艾伦·达尔齐尔(Allan Dalziel)的协助下,对委员会的工作施加了重要影响。①RobertMurray,The Split:Australian Labor in the Fifties,Sydney:Hale and Iremonger Pty Ltd,1984,p.232.此外,曾以与会代表的身份直接参与“霍巴特会议”的工党议员卡梅隆同样在回忆录中提到,在大会上通过的“承认中国”的这一决议是他与伊瓦特和时任工党副主席乔·张伯伦(Joe Chamberlain)所共同起草的。②Cylde Cameron,China,Communism and Coca-Cola,Melbourne:Hill of Content,1980,p.8.
但一份或许最具分量且前人学者未曾利用的佐证材料来自于伊瓦特本人的档案,在他留下的关于工党历届全国大会的文字材料中,包含有两份标题分别为《霍巴特会议的决议,1955年2月》和《国际事务和世界和平:澳工党联邦会议的宣言,霍巴特,1955年3月14日》的文件。③Australian Labour Party:Decisions of the Hobart Conference,February 1955;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World Peace,Declaration of the Federal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Held at Hobart on 14th March,1955,both in Australian Labor Party:Conferences,Federal 1948-1955,Flinders University Library,Special Collections(Evatt Collection).这两个文本的内容基本一致,但个别地方的用词和表述略有不同。如果将上述两个文本的具体内容同工党在1955年3月18日通过的正式外交政策纲领相比较,便不难发现它们实为后一份文件的两个不同版本的草案。④工党在会上通过的正式外交纲领与文中提到的两份草案的基本内容大致相同,但在具体文字表述上(如条款二)同样有明显的差异。参见Australian Labor Party,Official Report of Proceedings of the21st Commonwealth Conference,p.52.此外,伊瓦特的档案还包括了一份在“霍巴特会议”结束后以他个人名义发布的外交政策声明,其中明确列有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这一主张。⑤参见Statement by Federal Leader Dr.H.V.Evatt:Survival in the Pacific Demands Dynamic and Definite Policy on Foreign Affairs,1955,in Australian Labor Party:Conferences,Federal 1948-1955,Flinders University Library,Special Collections(Evatt Collection).亦可参见当时相关媒体报道“Dr.Evatt Opposes Sending Australian Troops To Malaya,”The Canberra Times,March 21,1955,p.1.
基于以上文字资料的证据,几乎可以断定伊瓦特的确参与拟定了工党的对华新政策,不然的话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会持有相关的大会文件草案以及在会后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的做法。事实上,考虑到伊瓦特本人曾长期担任澳外交部长且常以此经历为荣这一点,如果他没有对负责起草工作的工党外事委员会施加过任何影响,反倒是显得有违常理了。
然而,如果说伊瓦特本人态度的变化,的确与工党在“霍巴特会议”上推出新的对华政策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他的这一转变又是否确如彭伯顿所说,是受到了此前就一直坚持澳大利亚应当承认新中国的伯顿的影响呢?综合各方材料来看,彭伯顿的这一论断应当同样是能够成立的。
首先,伊瓦特毫无疑问了解伯顿此前就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对他本人的错误观点提出的尖锐批评,因为在他的个人档案中就存有一份伯顿在1953年发表的相关声明的文本。⑥Comment by J.W.Burton on Dr.Evatt’s Report to the Nation Over the A.B.C.,August2,1953,in Burton,John,1956,Flinders University Library,Special Collections(Evatt Collection).此外,伊瓦特还保留了一份伯顿于1954年9月所作的一次关于马来亚问题的演讲稿。该讲稿中留下的涂画痕迹表明,伊瓦特应在当时仔细研读了伯顿对马来亚危机(Malayan Emergency,1948—1960)的历史渊源、当前该地区的局势、实现和平的方式途径以及中国和印度对和谈的积极态度等议题所发表的看法。⑦伯顿的演讲稿是由澳中协会寄给伊瓦特的,尽管没有标注日期,但根据信中“随信附上伯顿博士近期在澳中协会(新州分会)所作的关于马来亚的演讲文本”的文字,可以推断出该信大致应该是在1954年末寄出的。Letter from A.D.Lindsay to H.V.Evatt,in Burton,John,1956,Flinders University Library,Special Collections(Evatt Collection).更重要的是,由伊瓦特在“霍巴特会议”后所发表的外交政策声明中涉及马来亚的部分可知,他几乎完全接受了伯顿在上述演讲中所提倡的通过协商谈判而非军事干预来化解争端的解决方案。⑧参见Statement by Federal Leader Dr.H.V.Evatt:Survival in the Pacific Demands Dynamic and Definite Policy on Foreign Affairs,1955.其次,据当时多家报纸报道,在“霍巴特会议”召开前后,坊间就有传言称伊瓦特与他曾经的“门徒”伯顿重拾了旧谊,且后者正在为工党起草新的政策纲领。⑨Alan Reid,“‘TRUST REDS’,EVATT PLAN,”Argus,April 4,1955,p.5;E.H.Cox,“Capital Talk,”Daily News,February 12,1955,p.12.最后,前文所述自由党方面对于伯顿再度成为伊瓦特所仰仗的“智囊”这一点的感知,亦是两人关系回暖的一个旁证。
伊瓦特对伯顿长期以来的欣赏和信任无疑是双方能够不计前嫌,重新展开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之前曾一度因伯顿的访华决定而与其疏远,但伊瓦特始终没有同前者彻底决裂,更没有“落井下石”,蓄意诋毁他的人格,反而直言自己并不怀疑伯顿追求和平的愿望是真诚的。①Statement by the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Dr.H.V.Evatt,2 June,1952.当澳外交部长理查德·凯西(Richard Casey)暗示伯顿等人有叛国嫌疑时,伊瓦特还对此提出抗议并指责凯西滥用了他的议员特权。②Statement by the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Dr.H.V.Evatt,12 September,1952,in Evatt:Speeches and statements:1952,Flinders University Library,Special Collections(Evatt Collection).
当然,伊瓦特在1954年大选后同工党右翼的决裂才是他会与伯顿再次“并肩作战”的根本原因。如果说此前出于争取党内右派支持的考量,伊瓦特不得不多次向前者的诉求进行让步和妥协,那么,在双方彻底分道扬镳后,他自然没有必要再刻意隐瞒自己原本的政治立场。至于此前就对“天主教社会研究运动”深恶痛绝的伯顿则是在伊瓦特向后者公开宣战后,立即站到了自己昔日上司这一边。为了维护遭到党内右翼围攻的伊瓦特的领袖地位,伯顿甚至不惜同他自己所属的工党堪培拉支部的主席,同时也是反伊瓦特派的一员L.F.克利斯普(L.F.Crisp)公开交恶。③参见Stephen Holt,“Professor Crisp and the Attempted Anti-Evatt Putsch of April 1955,”in Brian Costar,et al.,eds.,The Great Labor Schism:ARetrospective,Carlton North,Vic:Scribe Publications,2005,pp.131-133.与之相对应的是,伊瓦特也毫不吝啬地表达了他对伯顿观点的欣赏,他不但多次在议会辩论时公开为屡遭自由党人士诋毁的伯顿进行辩护,④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19 October,1955,pp.1703-1705;25 October,1955,pp.1859-1860.并且还毫不避嫌地为后者于1956年出版的一本题为《山巅之光愈发明亮》(The Light Glows Brighter)的小书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导言。在这篇导言中,伊瓦特盛赞伯顿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策”的分析极具启示意义,同时还特别提到后者为推动澳大利亚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友好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⑤H.V.Evatt,“Introduction by the Rt.Hon.H.V.Evatt,”in John Burton,The Light Grows Brighter,Sydney:Morgan’s Publications,1956,p.5.由上述评价可知,伊瓦特显然没有忘记他过去的“门徒”此前备受争议的中国之行,只不过其态度此时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对此,阿尔宾斯基曾有过如下言简意赅却又不乏深意的评价:“时间和一次党内分裂治愈了一切事物。”⑥Henry Stephen Albinski,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p.132.
最后,关于工党的对华政策转变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虽然伊瓦特本人的态度十分重要,但来自其党内诸多实力派人物的支持亦十分关键,而伯顿“恰巧”就与他们中的许多人相熟识,例如,他同前述曾提到过的工党左翼领袖之一卡梅隆的私人关系就十分融洽。⑦据卡梅隆本人回忆,他在1954年曾多次前往伯顿位于堪培拉郊外的农场与后者共度周末。Daniel Connell,The Confessions ofClyde Cameron1913-1990,ABC Enterprises for th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1990,p.96.伯顿同卡梅隆在政治上更是十分投缘,后者不但是最早几名公开表态支持澳大利亚承认新中国的议员,而且还曾在议会辩论中为遭受自由党方面攻击的伯顿进行过辩护,并且直言自己赞成后者在《山巅之光愈发明亮》一书中所写的“每一个字”。⑧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September 5,1956,p.264.
无独有偶的是,另一名曾经在1954年公开表态支持澳大利亚承认新中国的工党议员弗雷泽对伯顿也并不陌生,在后者因赴华参会的决定而遭到孟席斯政府和工党高层的围剿时,弗雷泽是少数敢于公开为他发声之人。在1952年5月的一次议会辩论中,弗雷泽曾以一种戏谑的形式谴责执政党将一顶莫须有的“亲共”帽子扣在了像伯顿这样“诚实的理想主义者”头上。⑨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May 22,1952,p.716.此后不久,当工党高层在计划撤销伯顿的工党议会候选人资格之时,弗雷泽更是再次公开声援后者,并强调工党不应在此时因为一些不实的谣言就放弃对伯顿的支持。①“Mr.Fraser Defends Dr.Burton,”The Age,June 23,1952,p.3.值得一提的是,弗雷泽绝非是工党内唯一反对在事实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对伯顿采取惩戒措施之人。“Dr.BURTON QUESTIONED,”Daily Telegraph,June 27,1952,p.12;“Confidence in Dr.Burton,”Advertiser,June 20,1952,p.1.
总之,尽管伯顿因为自己出访中国一事和一系列“争议性”的言论而一度同工党高层关系紧张,但他在党内却并非完全的孤立无援。在工党内部的矛盾因1954年大选的失利而进一步激化后,许多原本就同伯顿观点接近的工党左翼人士便不愿再继续保持沉默。不过,如果说工党的对华政策确实在关键性的“霍巴特会议”后发生了一定转变,那么最后同样必须强调的是,这一转变是不彻底的。②这种不彻底性在1957年访华的工党议员莱斯利·海伦(Leslie Haylen)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时的一次发言中可谓是显露无遗。据史料记载,海伦当时以工党领袖伊瓦特的代表身份在会谈中提出:“工党主张在承认中国的同时,也把台湾的地位问题提到联合国讨论。”对此,周恩来总理当即就表示:“我们不同意你所提的设想,不同意把台湾交给联合国去保护或托管,因为这破坏了我们的主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罗宣言和几次国际声明都决定把台湾归还给中国。而更重要的是,战争结束后,中国已经完成了接收台湾的手续,恢复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现在不发生台湾地位问题。联合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66页。事实上,直到1971年惠特拉姆率团访华前夕,工党方面才真正形成了与始终固步自封的澳联盟政府相迥异的对华政策主张。③关于工党的对华政策在60年代中后期的演变,参见侯敏跃:《中澳关系史》,第190-193页。
纵观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澳大利亚政坛围绕对华关系问题所展开的几次重大辩论,曾经担任澳外交部秘书长的伯顿几乎总是处在风暴的中心,而工党方面对于伯顿本人观点的态度立场,也因此成为了观察其对华政策方针变化的一个重要风向标。1952年5月,正当朝鲜停战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伯顿突然宣布自己即将应邀赴华参加亚太和会筹备会议。消息一经公布,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在执政的自由党与反对党工党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虽然伯顿出访中国前后始终未能在工党的两大权力中枢即执委会或党团会议中占据一席之地,但由于他同工党高层特别是其领袖伊瓦特的关系匪浅,因此,其言行一直备受外界关注且在工党内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一点在1954年工党再次遭遇大选失利陷入内讧之后体现得更为明显。当时,伯顿不但再次成为了自由党和工党在议会辩论时频频提及的一个焦点人物,而且他的一些政治主张也开始重获工党领袖伊瓦特的青睐。作为“伯顿主义”在工党内部呼声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1955年举行的“霍巴特会议”正式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写入了工党的党章之中。
1971年7月,即伯顿等人的访华之旅过去了近20年后,此时已经出任工党领袖的惠特拉姆率领代表团对中国实现了历史性的访问。惠特拉姆在华期间公开承诺,一旦工党在来年大选中胜出,“将会有一位澳大利亚总理访问北京,同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总理会见”。④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1970—197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次年,工党如愿赢得选举上台,惠特拉姆亦信守承诺,在当选后立即指示澳驻法国大使阿兰·雷诺夫(Alan Renouf)同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展开建交谈判。1972年12月21日,中国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⑤关于中澳建交的细节过程,参见汪诗明:《论澳中关系正常化》,第78-80页。相较于惠特拉姆而言,伯顿在澳中关系史上所扮演的某种“先驱”的角色更少为世人所知,但前者之所以能够将自己的对华政策主张付诸实践,最终促成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离不开后者与伊瓦特一同为此所奠定的政策基础。
中图分类号: K61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1-0022-11
作者简介: 谢晓啸,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3年度重大招标项目“大洋洲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23VLS02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