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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论”一体与“诗/史”会通——重审陆耀东的“诗人论”写作与传记式批评



摘 要: 陆耀东的新诗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诗人论”到“诗歌史”、从“评传”到“史著”的发展过程。学界对其学术成就的评价往往重视其诗歌史的编撰而容易忽视其诗人传/论的写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在继承茅盾“作家论”所开创的社会-历史批评传统的同时,以“诗人”为脉络,以“诗美”为标准,以“诗史”为背景,展现了一种“诗/史”会通式的批评实践。《徐志摩评传》的写作及其修订坚持了“美学的”凝视(审美研究)和“历史的”沉思(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原则。重审其“诗人论”写作与传记式批评,对于革新新时代文艺批评的写作范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陆耀东;传记式批评;《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徐志摩评传》

引言:问题之所在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陆耀东无疑是一位承前启后、具有深远学术影响的奠基型学者。钱理群曾将其与樊骏、严家炎、朱金顺、王得后、黄修己、朱德发、范伯群等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人”,并指出这批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人群体在学术研究队伍建设、学术格局重构中扮演了关键性“学术启蒙者”的角色。①钱理群:《谈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代学人》,《文艺争鸣》2023年第11期。作为活跃在华中地区并“创造和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武汉中心”②王本朝:《诗人气质与史家风范:陆耀东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5期。的代表性人物,陆耀东以其独到的学术眼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中国新诗研究和鲁迅研究等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的卓越成就。其中,在新诗研究方面的贡献尤为卓著,“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新诗研究最有权威性的几个学者之一”。①陈国恩:《陆耀东教授的学术道路和治学风格》,《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自20世纪80年代起,陆耀东先后撰写出版了《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徐志摩评传》《中国现代四作家论》《冯至传》等学术专著,他通过对中国新诗草创期各流派诗人的深入研究,详细呈现了各种思潮、流派和现象的兴衰过程,揭示了新诗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进入新世纪之后,相继出版问世的三卷本《中国新诗史(1916—1949)》②《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2005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二卷2008年底完稿,于2009年出版。第三卷由其学生程光炜、宋剑华、王本朝、李文平、汪剑钊、陈卫、萧映、王桂妹、方长安、陈芝国等学者,秉承师志义务修撰遗稿而成,共十章,30余万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在力求全面掌握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新诗史所进行的系统性整理与开创性研究,更被称为中国新诗研究领域的里程碑。

迄今为止,以陆耀东为对象的学人研究论文已较为丰富。在其与世长辞的201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曾专门组编“怀念陆耀东先生”专辑,分别刊发了易竹贤、王本朝、陈国恩等学者的纪念与研究文章,详细追述了陆耀东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程及其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创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博士点、培养大批青年学术骨干并全力推动学科建设的学术功绩。③该专辑刊发易竹贤《安息吧》、王本朝《诗人气质与史家风范:陆耀东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陈国恩《陆耀东先生与他的〈中国新诗史(1916—1949)〉》三篇文章。此外,伴随着《中国新诗史(1916—1949)》不同卷次的相继出版,武汉大学文学院与出版社亦多次举办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就其新诗史的写作进行了专题研讨。④参见陈卫:《陆耀东和他的〈中国新诗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2期。相关成果集中表现为两类,其一是以怀人为主要目的的“纪念文”,其二是以评论性为重的“书评文”。既有研究在一致高度评价其新诗史写作成就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薄弱环节,具体表现为:第一,陆耀东的新诗研究路径经历了一个从“诗人论”到“诗歌史”、从“评传”到“史著”的发展过程。而既有成果呈现出一种重总结性评价而轻过程性追溯、重视其诗歌史的编撰而容易忽视其诗人传/论写作的研究倾向。第二,既有研究容易忽视陆耀东的诗人研究往往先有“论”而后有“传”且传记往往还存在再版对其初版的整体性修订与改写的现象。例如,新诗诗人研究之中,陆耀东对徐志摩和冯至的研究用力最深且有连续性。1980年两万余字的《评徐志摩的诗》发表,而于1985年写成的《徐志摩评传》即是对此长文的扩展。1982年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期发表《论冯至的诗》。11年后,2003年又相继发表了多篇冯至研究成果⑤分别为《冯至〈十四行集〉独特的思维方式》(《文学评论》第5期)、《冯至与里尔克》(《外国文学研究》第3期)、《冯至〈北游及其他〉新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并于同年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冯至传》。关于其传记写作,已有学者将其放置于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传记写作传统与学术谱系中进行梳理和评价:

纵观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作家传记写作之成果,从陆耀东的《徐志摩评传》《冯至传》到孙党伯的《郭沫若评传》、易竹贤的《胡适传》,再到於可训的《王蒙传论》和叶立文的《史铁生评传》,多部著作之间薪火相传,互为呼应。……总体而言,这些作家传记不仅反映了武汉大学严谨求真的朴学传统,而且见证了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发展历史。⑥叶立文、王崯:《知人论世、以人代史与心史建构——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的传记写作传统与学科建制》,《长江学术》2020年第3期。笔者2022年在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课程《现代文学名家研究》中主持学生对徐志摩的七本传记进行研讨。负责导读陆耀东《徐志摩评传》的陈雨燕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

以陆耀东为代表的武大学人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多样的传记写作实绩,为现当代作家的传记写作提供了多重思路。事实上,陆耀东的“诗人论”与传记写作呈现出传记式批评的整体风格。他不仅注重为诗人立传,而且传记成文之前往往先有“诗人论”作为基础与素材,使其传记带有浓厚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特点。陆耀东的传记式批评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文学创作道路的描绘,也不沉溺于单纯的史料搜罗考证,而是在把握作家创作风貌与历程的基础上,阐释其个体精神在文本中的文学表达,探寻其人格与风格的统一,兼具“诗人气质与史家风范”①王本朝:《诗人气质与史家风范:陆耀东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5期。。近年来,随着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传记文学》期刊及其“传记文学论坛”对现当代传记创作、研究的持续关注与推动,如何总结前人传记写作的历史经验从而构建新时代传记批评模式,业已成为一个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陆耀东的传记式批评与研究方法,无疑能为学界提供宝贵的学术资源和研究范式的借鉴。本文旨在通过对陆耀东的“诗人论”写作与传记式批评进行梳理评述,还原其新诗研究的发展路径的同时,探讨其“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特色与贡献,以期对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与当前的文学批评有所启示。

一、知人论诗与诗/史会通:“诗人论”文体及其对历史批评的扬弃

1979年至1982年,致力于诗人专题研究的陆耀东陆续写出“诗人论”十篇,并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评徐志摩的诗》《论闻一多的诗》《论蒋光慈的诗》《论冯至的诗》《论“湖畔”派的诗》。随后,他将十篇系列文章结集,并增加了一篇带有历史性回顾特征的《新诗第一个十年鸟瞰》作为附录,以《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为题于1985年11月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后记”中,陆耀东坦陈了该书的写作初衷与基本方法:

我认为,我们的新诗,并不象轻视它的人说的那样贫乏,也不如悲观论者估计的那样前途暗淡。我们(包括我自己)过去往往忽视从历史的美学的角度去研究它,以致丢掉了许多珍品。最典型的事例是:被鲁迅先生称之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同志的诗,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对新诗进行粗略考察后,我对新诗是怀着信心的。②陆耀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9页。

正如他所言,该书秉持“历史的美学的”的学术立场,以“诗人”为脉络,以“诗美”为标准,以“诗史”为背景,对中国新诗发生期的各流派及其代表性诗人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论述。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新诗破土而出并迅速走向繁荣的时期,各流派诗人都尝试以独特的艺术个性表现时代生活的脉搏。陆耀东选取了包括郭沫若、蒋光慈、朱自清、冰心、刘半农、刘大白、冯至、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在内的十四位代表性诗人进行了专题论述。他从诗歌文本分析出发,尤其侧重于从诗人与时代的纵深、诗人与流派的横向关系,来品评诗人的创作成就和在新诗史上的地位,清晰而深入地展现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诗坛面貌。《文学评论》《文学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专文评论,认为该书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站在历史的高度对新诗发展第一个十年中的重要诗人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论》是可以当作现代诗歌的断代史来读的”③江建文:《现代诗歌研究的新开拓——评〈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和〈中国现代诗歌论〉》,《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

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前期,作家茅盾就在继承五四“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批评精神的基础上,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评方法,先后以鲁迅、叶圣陶、王鲁彦、徐志摩、丁玲、庐隐、冰心和落华生为对象撰写了八篇“作家论”,从而最早探索并形成了“作家论”的批评文体。最初促成茅盾“作家论”的写作契机,源自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当时,创造社、太阳社的部分作家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左”倾思潮的影响之下,以政治批评代替文学批评,从狭隘的文学阶级性出发将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都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落伍”文学进行批判。在此背景下,茅盾从1927年底开始系统地研究了一批被“革命文学”倡导者所批判的落伍的“同路人”或“旧作家”,意图通过对其作家个体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梳理与总结来对“革命文学”倡导者否定与割断新文学的错误主张进行批评和纠偏。虽然,八篇“作家论”的写作先后经历了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转折期,但在明确的批评意图之下相对集中推出的系列研究从整体上而言体现出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和文体特点。温儒敏曾指出,茅盾“作家论”批评方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即以作家的写作立场来进行阶级性质的判断并据此对作品的意识形态特征进行评价。而其具体批评思路就是把握“时代要求”“作家立场”与“作品倾向”三者之间的联系。通常是在分析作家生平经历的基础上,特别注意审查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作家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政治态度或时代变革所引起的作家世界观的变化,并以此为前提考察作品的思想倾向和社会价值。①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88页。这种“时代-作家-作品”三者批评关系的模式化,不但构成了“作家论”批评文体的重要范式,而且对社会-历史批评流派的形成影响显著。

陆耀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创造性地将茅盾20世纪30年代所开创的“作家论”的批评文体引入新诗研究领域,并深入贯彻了“知人论诗”的历史批评方法。他不局限于对诗人作品的文本分析,而是将诗人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探讨其生平经历、思想情感与时代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批评方法使得陆耀东的论述不仅具有学术的深度,更富有历史的厚重感。田本相评价该书是“一部具有历史感的诗人论”,而且贯穿全书的“历史感”既指“治学上的强烈的历史意识,观察审读上的历史眼光”,更包括方法论上“逻辑的研究方式”也是历史的。②田本相:《一部具有历史感的诗人论——评陆耀东的〈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3期。王本朝亦指出,陆耀东的研究“不追社会热潮,不跟风,不作‘违心’之文”,而是坚持“历史地看待问题”。③王本朝:《诗人气质与史家风范:陆耀东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5期。这种“历史批评”的学术态度,在《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该书首篇《论郭沫若的诗》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了自己的批评视角:

郭沫若之所以能成为诗坛巨匠,我以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时代;他的家庭条件和个人的生活道路;个性(包括天资或者说天才、艺术审美情趣)等。把问题简单化或神秘化,都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可能导致正确的结论。这三个方面,时代是最重要的,但后面两个方面也不可忽视。④陆耀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在具体论及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活动时,陆耀东不仅分析了《女神》等诗作的艺术成就,还深入探讨了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经历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他指出,郭沫若在日本接触到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女神》充满了狂放不羁的气势和奇特的想象。这一风格特色形成的原因虽然并不单一,但“其中时代的原因是决定性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时代”。因为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就没有日本思想界的左倾与中国的五四运动,也就没有《女神》之诞生。与此同时,从陆耀东对郭沫若的研究与批评中,我们能看到贯穿于全书的批评维度:“诗作者能成为伟大诗人的一个重要原因:诗人自然是有自己个性的人,同时又应和祖国、时代、民族、人民共着生命和脉搏,至少是在思想上相通。”⑤陆耀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凭此标准,他认为“正因为时代为郭沫若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才使他具有‘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的能力”⑥陆耀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他秉持“政治抒情诗所抒发的应是既有时代感又有自己个性特色的真情”⑦陆耀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的标准,批评蒋光慈诗歌概念化的毛病与缺乏个性与真情。他认为“朱自清的诗,就像他个人当时的生活之舟一样,既没遇险滩急流,也没遭狂风巨浪”,因而“影响了他的诗达到更高的境界”,虽然是“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著名诗人,但还不是巨匠、大家”。①陆耀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在论及闻一多时,陆耀东结合闻一多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情感,探讨了其诗歌创作的演变过程。他指出,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与其思想情感的变化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密不可分。而在论及冰心时,陆耀东结合冰心的书信和日记等生平经历资料,探讨了其诗歌创作的深层动因。他指出,冰心的小诗中蕴含着对母爱、童真和自然的赞美,这些情感正是冰心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所形成的思想情感的体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社会的面貌和时代的精神”②陆耀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这种写作风格使陆耀东的新诗研究与批评整体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诗人论”批评文体。

相较而言,茅盾的“作家论”是把作家作品当作特定的文学社会现象来研究,其目的在于说明作家的立场如何制约作品的倾向,进而判定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起到的社会价值。批评的重心往往是题材内容、文学观念与思想倾向,而非审美层面的艺术想象力、创造力与文学表现形式。已有学者明确指出茅盾的批评“可以‘教会’读者如何按既定的批评‘尺度’去鉴别作家的‘本事’,却很少能唤起读者艺术的想与与创造”,“实难于从整体上去把握作家在其创作中所构设的独特的艺术世界”。③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陆耀东对单纯的从社会-历史角度的批评是保持谨慎和自省态度的。他曾在《中国现代四作家论》中明确表示“任何非文学的批评对文学难免隔膜。50年代一些同志(包括我自己)用社会学观点、方法研究文学,往往由于漠视文学的特点而陷入庸俗社会学,这种教训应该吸取”。④陆耀东:《中国现代四作家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页。“诗人论”的评价向度正如前文引文所述,在时代背景与作家经历之外,他特别强调了“个性(艺术审美情趣)”的重要性,亦即从诗歌文体的特性出发,强调审美层面对诗美的精微阐释和整体把握。相比于茅盾等批评家所开创的“作家论”,陆耀东的“诗人论”写作其超越之处就在于他能以时代语境为脉络,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同时,注重以审美感受为尺度,既还原了诗人创作主体本身的时代性与复杂性,又呈现出诗歌流派发展脉络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他把“诗美”的原则融化进他所研究的对象世界中,滲透进了他所提出的审美判断里。例如,针对以往学界批评蒋光慈的诗“概念化,没有诗意,不值得肯定”的观点,陆耀东通过《新梦》的解读指出:

对于文艺作品,还是应该用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作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对于诗,则应该从诗美的角度进行考察,否则,就等于取消了文艺。如果文艺没有特殊的功能,特殊的魅力,它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⑤陆耀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正因为对“美学和历史”标准的双重观照,他的一些断识总能给读者以发眼前之所不能发、言前人之不尽言的印象。例如,针对当时学界对郭沫若《匪徒颂》中既歌颂伟大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的同时,又将其与有争议的罗素、释迦牟尼、克鲁泡特金等并置提出质疑的批评意见,陆耀东则在肯定其“固然带有时代的烙印或者说局限”的同时,明确指出“却不可以加以指责和非议”。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复杂性恰恰是时代面影的表征。

对于诗,我以为主要应着眼于它所表现的诗意的主旨、情绪的倾向、诗美的优劣,而不应在个别提法上细节上吹毛求疵,也不应因作品带有历史的局限性而加否定。《匪徒颂》给予读者的印象最深、打动得最强烈的是它的敢于叛逆、敢于革命、敢于创造的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应有作用。①陆耀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诸如以上论述显然是以对诗人审美创造的细微洞悉与对诗歌精神气质的整体把握为前提的。这不仅避免了评论方法上的片面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批评思想中将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相结合的方法论意义:注重结合诗人的生平经历、思想情感和时代背景来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剖析;既看重诗歌的艺术审美性,又关注诗人的主体性和历史性,展现了一种“史/诗会通”的方法路径和批评效果。

二、“美学的”与“历史的”合力:《徐志摩评传》的超时代性

从1979 年起,陆耀东开始着意搜集徐志摩史料,并在《评徐志摩的诗》(1980年)的基础上完成了《徐志摩评传》,该书被列入《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于1986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新中国诞生以来第一部全面评述徐志摩生平、思想与创作的专著②张中良:《“盖棺,如何论定”——读陆耀东著〈徐志摩评传〉》,《中国图书评论》1989年第1期。,该评传秉持“美学的和历史的”的撰写标准,从生活历程、思想观念和艺术创造三方面对徐志摩进行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不同于一般的人物评传,陆版《徐志摩评传》以简练的笔触勾勒徐志摩的人生轨迹,用颇大的篇幅和笔触对徐志摩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艺术成就进行了文本细读,并根据其文学实绩来客观评价徐志摩的文学史地位。

陆耀东选定徐志摩为立传对象,不仅是个人研究兴趣的产物,也离不开“思想解放”为该书出版创造的条件。改革开放之后,在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引入与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双重影响之下,学术界开始重新评价在既有文学史叙述中被遮蔽或被批评的诗人徐志摩。卞之琳《徐志摩诗重读志感》(1979)首先为徐志摩翻案正名③卞之琳:《徐志摩诗重读志感》,《诗刊》1979年第9期。,尔后陆耀东《评徐志摩的诗》(1980)肯定了徐志摩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等具有积极意义的倾向,分析了徐志摩诗歌的艺术审美价值。同时期还有严家炎、蓝棣之和谢冕等人对徐志摩诗歌艺术形式美的探讨展开述评,学术界在文学秩序反思与重构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徐志摩及其作品的文学价值进行重新确认。

在《徐志摩评传》中,陆耀东坚持“美学的和历史的”的评价标准,注重从特定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影响入手,结合徐志摩的作品进行审美和艺术分析,给徐志摩以公正的评价,还他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在陆耀东看来徐志摩“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研究者中虽不无公正之论,但分歧也不小”,而他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事实出发,于好处说好,于坏处说坏;不以其坏处掩其好处,也不以其好处否定其坏处”。④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正是在这种“不因袭成见,不固执偏见”的批评观念指导下,陆耀东对徐志摩思想观念中积极的一面,例如反封建、同情穷苦弱小人民以及人道主义色彩等予以肯定。对于其具体艺术作品的评价,陆耀东主张对研究对象需要有深刻的艺术感受和认识,并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

对徐志摩的诗,至少要把握住,徐氏的诗和同时代诗人作品比较,它的特长、不足以及毛病所在。徐诗成就最高的还是关于理想、爱情的吟唱,他的诗,轻盈、灵动、柔媚撩人,至少在这一方面,为别人所不及;但它有时又流于浮、滑、俗、腻,故又为人所诟病。⑤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

由此可见,不论在生平经历、思想观念还是创作分析上,陆耀东均贯彻“美学的和历史的”评价标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辩证式地对徐志摩进行重新评价。

“美学的和历史的”成为陆耀东与其同时代学者较为普遍的知识立场,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文艺界对既有美学标准的重新讨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提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69、871页。这一标准的提出有特定的历史语境。学术界在20世纪80 年代提出了有关文艺批评标准的重新讨论。无论是“道德性”标准、“典型性”标准还是“真善美”标准等,都仅从某一视角或某一侧面解决紧迫的现实问题,很难具有普遍的范式意义。加之上述标准均针对批评对象的美学构成和美学属性进行考察,也未脱离对批评对象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和所产生的历史条件的考察,故而“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较上述单一批评标准更具有宏观视野的一种原则和方法论。②仲呈祥、张金尧:《坚持“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和谐统一——关于艺术批评标准的若干思考》,《文艺研究》2008年第10期。而从学界关于新时期文学理论的演化轨迹的讨论亦可见,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批评理论表现为“去政治化”的状态,即“由以前注重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道德等所谓‘外部关系’的研究,转向注重文学自身的语言、形式、文体、文学性、叙事结构、审美性质等所谓‘内部关系’的研究”③金永兵:《“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作为新时期中国文论命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第6期。。

由于政治性标准长时间占据文艺界的主导地位,对它的恪守成了文艺批评家的某种“集体无意识”。而其思想源头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提出这一概念标准后也并未展开详细论述④1847年,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首次提出“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8页)随后,他在1859年《致斐迪南·拉萨尔》中再度强调:“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由于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等一系列更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占据着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注意力和研究时间,这一评价标准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以至于知识界对这一评价标准的理解和运用参差不齐。在此意义上,《徐志摩评传》对“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恰到好处的运用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陆耀东特别强调了“文学作品不能仅仅以政治观点划线”⑤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提倡全面深入地研究作家作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抹煞徐志摩这类“有争议的作家”对新文学的贡献,不否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⑥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页。这有助于对以政治标准为依据否定作家文学价值的叙述模式进行纠偏,为徐志摩这类“有争议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正名。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陆耀东应重庆出版社之邀,将《徐志摩评传》做了“重写式的补充、修改”⑦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之后于2000年再版。新版的面世不仅展现了陆耀东十余年间徐志摩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文本增添了丰富的史料价值,更反映了“美学和历史”的标准随时代发展不断“客观化”的新特质。从初版本到修订本,“资料方面,增加了一些;总的框架,有所变异;具体的分析、评论,也有加强”⑧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具体来说,修订版的总体框架由初版的八个章节增设为十六个章节,并将初版文末的三章《评徐志摩的诗》《评徐志摩的散文》《评徐志摩的小说》于再版中敲开揉碎地嵌入评传,设列《诗路初洒花雨》《形成自己的诗风——〈志摩的诗〉》等六个专章进行评价,将徐志摩不同时期的作品拆解到他人生的相应阶段中去,让作品和人生历程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不仅使读者对徐志摩的生平和创作的对应性有清晰的了解,也增加了作品“文本之外”的语境维度,既能让读者通过徐志摩的境遇和思想变化更好地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又能兼顾作为文学现象的艺术作品本身的独立性与系统性。同时,再版《徐志摩评传》增加了徐志摩在戏剧、美术和译介方面的评述章节,对徐志摩的艺术成就有更加全面的介绍。在史料方面,再版新增了《致傅来义》《致恩厚之》《欧游漫录·契诃夫的墓园》等大量一手史料,这与陆耀东修订《徐志摩评传》前担任《徐志摩全集补编》主编之一的研究经历密切相关,这也使得再版评传更加具有史料的丰富性与严谨性。但随着“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不断理论化,再版评传对“美学的和历史的”评价也进行了补充修订。例如,将“对于徐志摩的具有浓艳风格的散文,我们不能也不应一味鄙薄”①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修订为“对于徐志摩的具有浓艳风格的散文,现在已越来越受到重视,纠正了前几十年的偏见,恢复了徐志摩在散文史上独树一帜的名家地位”②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体现出陆耀东论述的严谨化。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以宋益乔《艺术与风月——徐志摩传》(1990)、宋炳辉《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1996)、谢冕的《徐志摩名作欣赏》(1993)为代表的多版传记和相关研究成果的相继面世,陆耀东亦在吸收学术界各类丰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新了对徐志摩“历史的”评述。例如,再版增加了对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的看法:“我们对一些作家的离婚,往往沿着简单化的思路去推断……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与安娜结婚后)的移情他恋,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如夫妻别离后的孤独、苦闷,新的异性才貌的吸引和个性的更为契合,以及其他偶然的因素,都可能造成原有婚姻的破裂。此外,还不可否认:异性爱,对对方的感情要求有排他性,但自己又难免不会同时爱上两位乃至更多的异性。对于徐志摩、张幼仪的婚姻和后来的变故,也应作如是观。”③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这体现了陆耀东对“美学和历史”的标准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并在“重写式的修订”中也摒弃了以往相对情绪化的论述,更加严谨。

在《徐志摩传记》修订再版的2000年,陆耀东还主编推出了一套大型《中国诗学丛书》。这套丛书涉及中国古代的诗词理论与二十世纪的新诗诗学与批评鉴赏。在《总序》中,他写道:

《丛书》企图贯彻“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比较准确地阐明各个时段的主要诗学理论和审美情趣,并用现代诗学观对它进行再审视。……我要求同仁在著述中贯彻下列观点:1.诗必须首先是诗,诗学必须首先是诗之学,不能用任何别的“学”取代它、削弱它;2.诗固然要表现生活,但它不是生活的再现,日常生活中的情与诗情,一般的“意”与诗意,一般的语言与诗的语言等等,都是有区别的,不是一回事,其分界线在“诗化”,前者未经“诗化”,严格说来,还在诗的宫墙之外;3.衡量诗作和诗学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有利于诗歌创作和诗学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二者的创新与发展;4.作为诗学,不能不触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我不主张机械简单的“二分法”,而认为二者在具体作品中,内容是形式的内容,形式是内容的形式(表现),水乳交融,密不可分。④陆耀东主编:《中国诗学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总序。

《中国诗学丛书》是首次系统总结中国诗学理论体系及其古今演变的一部丛书,其编撰、审读以及序言的撰写可以说是陆耀东对自己诗学理念的一次清理和回顾。贯穿其中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与对诗学理论和审美情趣的要求,与两版《徐志摩评传》的评价标准具有内在一贯性,这也客观说明陆耀东诗歌批评观念与理论方法的前瞻性与超时代性。

结语:作为方法的“传记式批评”

“传记式批评”强调“把某一作家的人生活动、文学活动、创作视为一个整体,同时又是文学史的个案,从作家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以社会、历史、文化批评等角度切入,对作家及其作品作全面、系统的评价,同时顾及文学批评审美上的考虑,以求得对作家、作品完整的认识把握”⑤孟晖:《“传记式批评”研究——以中国近现代作家传记文本为主要考察对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33页。。传记式批评通常多呈现为以专著的形式出版的作家“评传”。 评传兼具“评”和“传”,“评”注重从审美的维度探讨传主的创作得失、艺术品格与文学成就;而“传”则注重从实证的维度记录传主的生平经历、成长道路与创作历程,能够综合评判传主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20世纪80年代恰逢“人物评传”撰著和出版的高潮期①徐雁:《论“人物评传”》,《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2期。20世纪80年代,齐鲁书社编纂了7卷本《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及其续编(1980-1982)、2卷本《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1982)、6卷本《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1984)和单卷本《孔子评传》(1985)。随后北京大学陈贻焮完成了规模巨大的学术传记《杜甫评传》(1982—1988,3卷108万字)。,陆耀东《徐志摩评传》的推出,契合了传记写作发展的时代趋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而在1986年前后相继出版且互相关联的《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现代四作家论》《徐志摩评传》等,从整体上而言可视为一种将诗人的生平事迹、创作经历与作品分析相结合的“传记式批评”,它们通过全面了解诗人的生平事迹和创作背景,探讨其创作得失与文学成就,重新评定其文学史地位,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其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内涵。

陆耀东的《徐志摩评传》,初版本被纳入《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而修订本则被纳入《现代名家评传研究丛书》。《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的出版说明提到其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编选,“目的在于提倡争鸣”。②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封底页。《现代名家评传研究丛书》主编陈涌在该丛书总序言中明确指出:“对文学的问题,不但要考虑到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也要考虑文学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简单地依据他的世界观的性质来衡量作家,简单地贴上政治标签,简单地做出政治判断,这也是错误的”。③陈涌:《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由此可见,两套丛书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宗旨,贯彻“美学的和历史的”的评价标准,主张从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与文学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出发,综合评价作家的历史地位,体现了对该评价标准的认知走向成熟并在经由“丛书”的编撰而得以具像化和体系化。“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的提出和阐发,顺应了20世纪80年代对文艺批评过分政治化的反思与重写文学史的时代风潮。伴随着学术界与出版界的互动,它不局限于学者与批评家个人写作与研究,而是扩大至整个编辑活动、出版行业和学术研究领域。特别是在以“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为主旨的两大“作家传记”系列丛书的推出,客观上也推动了20世纪最后20年批评观念的变革和作家重评的讨论。

反思学院批评的限度与困境、革新当前文艺批评的学术生态与写作范式是近年来评论界与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尤其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关于“文学性”与“历史化”两种研究范式之争再度成为学界焦点。有学者指出“重建‘文学性’范式需要正确处理‘文学性’与‘历史化’的辩证关系,应当在‘历史化’的基础上重建‘文学性’”,“最终形成一种中国学派意义上的‘文学性’研究范式”。④李遇春:《是继续“历史化”,还是重建“文学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之争》,《当代文坛》2023年第3期。习近平总书记曾于2014年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 ⑤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这里所提“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正是对恩格斯“美学的和历史的”文艺评论标准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可以视为新时代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在此理论视野之下来重审20世纪80年代陆耀东的新诗研究可以发现,他正是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新诗“诗人论”的研究与传记写作,加深了对“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的理论把握,并以其“传记式批评”的实践运用推动了这一命题本身的发展。他所坚持的“美学的”凝视(审美研究)和“历史的”沉思(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与标准,既使诗歌批评有了从诗意的审美视角来体悟文学的深度和厚度,也使文学的、美学的标准重新与政治的标准合流,从而为现当代文艺批评实践提供了深层的历史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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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1-0154-09

作者简介: 裴亮,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建构与反思研究”(20&ZD28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