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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史书写的史料意识与求真意志——论陆耀东的新诗史写作



摘 要: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奠基性学人之一,陆耀东以新诗研究见长。从最早研究郭沫若、闻一多等诗人开始,他就与新诗结下了不解之缘,数十年间,他致力于诗集、诗选和相关报刊等第一手资料的寻获,试图以严谨的史料意识和“水磨功夫”写出一部堪称“信史”的新诗史。直到古稀之年,他才以毕生积累来撰写三卷本《中国新诗史(1916—1949)》。陆耀东反对以论代史,在保持求真意志中以真实细节和个体诗人作为撰史依据,致力于建构出基于史料真实的新诗情境史,这一选择打破了过去以流派和思潮来写文学史的历史格局,突出了诗人应位于新诗史的主体地位的诉求。其新诗史的撰写不仅立足于史,且同样注重诗艺本身的演进,作者对于诗人的阐释与评价客观、公允,且不乏综合性的审美判断,为新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启示。

关键词: 陆耀东;新诗史;史料意识;求真意志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奠基性学人之一,出生于1930年的陆耀东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起执教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治学过程中,他一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深耕在新诗领域。行至晚年,陆耀东积毕生之功撰写的三卷本《中国新诗史(1916—1949)》,分别于2005年6月、2009年8月、2015年7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前两卷是在陆耀东生前出版,第三卷①根据第三卷的“后记”透露,此卷资料在陆耀东去世前大致齐备,部分章节的写作刚刚展开:有些章节显露雏形,有待修改、充实和订正;有些章节还只是一些遗稿。在程光炜的协调统筹下,第三卷由“师生接力”完成,陆耀东的学生宋剑华、王本朝、李文平、汪剑钊、陈卫、萧映、陈学祖、方长安、陈芝国和程光炜等人,义务承担起了修撰遗稿工作。他们根据导师留下的资料文献,重新撰写某些章节。参见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三卷“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69页。则是在他去世后第五年出版,至此,“全本”中国新诗断代史得以整体面世。北大学者严家炎称陆耀东是中国新诗研究方面“用力最勤,收藏最丰富,因而也是最有资格撰写新诗史的专家”,他评价《中国新诗史》是中国新诗研究“第一部朴实厚重的信史”①参见鲁艳红:《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三卷出版》,《长江日报》2015年7月24日。,这也正是时间跨度仅有三十余年的《中国新诗史》却达百万言之巨的佐证。本文试图从陆耀东扎实的史料搜集与运用功夫、致力于社团和个体诗人的诗歌史书写范式、对历史的求真意志和书写新诗情境史等方面,重返新诗史撰写的背景、过程及影响,以探寻一代文学史家严谨的治学方法和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贡献。

一、史料意识与“水磨工夫”

1985年11月,正值中国新诗进入先锋激进转型的时代,陆耀东出版了第一部学术专著《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②陆耀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这本专著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力的十余位诗人的新诗创作,并从整体上指涉了新诗发生之初的成就与问题。陆耀东最早从事鲁迅研究,后来他多点开花,对闻一多、徐志摩、冯至等重要诗人及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等均有研究,并陆续出版了《鲁迅小说独创性初探》(合著)、《中国现代四作家论》《徐志摩评传》《冯至传》等专著和传记,这些工作都为他古稀之年撰写《中国新诗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陆耀东何以会选择新诗这一文体来书写历史呢?一方面与他个人对新诗的兴趣爱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新诗共享着新文学发生的时空环境有关。新诗是新旧文学乃至新旧两种社会形态博弈与历史变革的重要载体。“不管‘五四’文学革命受他国何种影响,也未能除去‘五四’文学革命的光辉,也不能减弱中国诗歌由旧诗到新诗这一巨变的历史意义。”③陆耀东:《回眸五十年——学术研究答问录》,《东方论坛》2005年第4期。这一观点正可作为陆耀东从事新诗研究的思想基础。新诗或许最能显现新文学对自由创造精神的包容,而回到五四,则又体现了陆耀东这一代学者对于现代文学发生与起源进行重新探索的意志力。围绕着未解决的各种历史问题,他的回返不仅是突围和重新确立方向,更是要打开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在当代的新局面。

与现场文学批评注重个性化的呈现不同,诗歌史书写更讲究理性的秩序,须节制自己的创造性才华,不可过于主观和随意,在遵循史实的基础上作客观的评价与论述,这是陆耀东新诗研究的前提和保障。回到历史原点,回到作品本身,钩沉文学发生的真相,是陆耀东进行文学研究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此背景下,陆耀东首先特别注重占有尽可能多的第一手资料。寻找1949年之前的新诗集、诗选和发表新诗的刊物、报纸,须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陆耀东的同事、朋友和学生曾多次回忆他数十年如一日“寻宝”的用心良苦。“从50年代起,他就开始搜集新诗资料,从1978年起,到旧书屋选购,到全国各地图书馆大量复印、抄写新诗集。现在,他所购买、复印、抄写的现代新诗集达600种左右,占解放前全部新诗集的约百分之五十”④龙泉明:《踏遍青山人未老——陆耀东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品格评述》,《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陆耀东本人也曾写道:“我在搜集新诗史资料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新、老朋友(1956、1957年因我工作需要在文学所借住一年半)都给了助力。上海、浙江、广东、云南、湖北、四川等省、市的不少同志也伸出了援助之手。没有这些支援,要完成新诗史的写作,是不可想象的。”⑤陆耀东:《回眸五十年——学术研究答问录》,《东方论坛》2005年第4期。他还发动全家搜集资料,“我家有三人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除一人只花了近十年时间外,二人集二十五年之功,搜集有关资料,所用岁月,远远超过我撰著的时间”⑥陆耀东:《回眸五十年——学术研究答问录》,《东方论坛》2005年第4期。。在搜集材料和撰史的时间分配上出人意料。他说:“我撰《中国新诗史》,史料工作占时近80%,撰写著作本身仅花时间20%而已。”⑦陆耀东:《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辑与文学史料学问题》,《河北学刊》2006年第6期。正是在对史料极为重视的精神自觉中,陆耀东才强调前期工作的扎实,在网络资讯不发达的时代,他搜集资料尤显漫长艰辛,“学术事业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必须有长期作战的准备,要有水磨工夫。”①陆耀东:《回眸与前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入场”与“水磨工夫”》,《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陆耀东主张打“持久战”和花费“水磨工夫”,一旦进入到史料搜集整理之中,那就意味着全部精力的投入。这让陆耀东的历史书写更有底气,更具体系性和深广度,赋予了新诗史以更客观又颇具主体性的人文主义精神。

占有资料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如何爬梳与运用资料,则是对研究者的视野、眼光和学术综合能力的更大考验。陆耀东将现代文学研究方法深植于新诗史的撰写中,同样遵循的是“强力史料”原则,以长久的“水磨功夫”来对诗人诗作及诗论进行“深描”,从而达到“原创性”和“理论性”交融的目的,以形成更具综合性的研究视野,这在他早年进行现代文学研究时就已获得了鲜明的体现。在《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陆耀东从个案研究入手,充分掌握郭沫若、蒋光慈、朱自清、冰心、“湖畔”派诗人、刘半农、刘大白、冯至、闻一多、徐志摩和李金发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诗歌创作后才给予评价。时隔二十余年,陆耀东在写作《中国新诗史》时,重新梳理这段历史,将上述14位诗人置于整个新诗史脉络里进行“再审视”。除了少数字句有所调整外,基本观点没有大变化,这也证明了陆耀东的审美秉持公正客观的原则,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在陆耀东看来,前期研究是基础,并不代表后期研究就没有变化。所以他在21世纪之后撰写新诗史,一方面是基于前期的个案批评与整体研究;另一方面,他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解读诗人们的创作,让其获得的材料在不同的时空里绽放出新的光彩。比如对李金发这位有争议的早期象征派诗人,陆耀东一方面肯定他在“比喻和隐喻”的运用上有成功之处,另一方面则直陈其诗有“文白夹用”“不伦不类”“晦涩难懂”等不足。②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在《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他认为李金发“将外文入诗”欠妥,在《中国新诗史》中,除了论及此点外,还以统计法指出其诗有“重复用词”的缺陷。“沉寂”“孤寂”“静寂”“凄寂”等词语在李诗中重复出现达75次之多,而“痛哭”“恸哭”“悲哭”“哭泣”“哀哭”等词语的重复率更高,陆耀东认为,诗人在创作中陷入“词汇贫乏”③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页。的困境。他不是在理念上否定李金发的诗歌创作,而是以切实的数据和例证辩证地审视,以还原新诗史的真实样貌。再比如第一个十年时期出现的诗人朱湘,陆耀东在第一卷中对其作了专节介绍,并将其具有“民谣风”色彩的诗作进行了精到分析,而在第二个十年时期,陆耀东则认为:“由于朱湘的突出成就,他在上一时期,将新诗向民歌学习方向发展到一个高峰,所以在本时期,难有大的作为。”④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二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陆耀东分析每一位诗人,都尽量秉持历史还原的原则,将其置于较长的历史时段中去定位,在发掘诗人们创作成就的同时,也精准地指出他们的问题和不足。他对于整体新诗史的发生与发展持有尊重历史的立场,尽量不掺杂非史与非诗因素。《中国新诗史》的结构、篇章与方法,是返朴归真式的写实风格。但陆耀东的写法又不同于以故事取胜的叙事性文学史,他只是遵从史料真实的原则,在对诗人们的写作进行还原的同时,也整体勾勒出新诗史发生与发展的清晰历程。陆耀东的新诗史撰写脉络就是人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行动所综合呈现出来的景观,它们共同构成了新诗史现代性发展的谱系。如果说陆耀东的新诗史更具现实主义风格,那么,他在史料上的严格规范是支撑其架构新诗史的精神底色,包括语言的表达和情感的理性收束,因为这是在新诗研究延长线上所定格的一种学术史的具体实践。

迄今为止,陆耀东的《中国新诗史》仍旧是史料最为丰富、翔实的诗史版本之一。这一方面体现了陆耀东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意识;另一方面,也表征了史料在新诗史书写中的分量,对后世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他回到了文学研究最基本的史学方法论中,在一种更为纯粹的写作向度里实现对新诗史本真性的还原。而占有足够多的材料之后,一个基本的环节“就是重新审读研究对象的全部资料”①陆耀东:《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辑与文学史料学问题》,《河北学刊》2006年第6期。,进行史实辨析、文本细读和主题阐释,循序渐进地消化史料,也是重新发现新诗之魂的过程。陆耀东认为,一部新诗史如果要真正立得住,必须要有扎实的材料,宽广的视野,以及深度的理论,从众多个性化的诗歌创作中总结出具有共性的认识,让所有诗人都能在新诗史中获得自己的位置,同时建构一个完整的诗学体系。陆耀东以真诚的态度和平实的文风显现出这一代学人的研究功底与审美视野,依循以史为本的传统“古法”,这种方法论并不独特,却始终是他最为宝贵的学术品格。

二、从流派到社团:以“人”为主体的史学范式

陆耀东以“水磨工夫”追求搜集史料的多而全,又以自己的眼光对史料进行重新整合,由此建构他所理解的诗歌史图谱。究竟是以新诗流派的形式,还是以社团和具体诗人出场的形式来叙述三十年新诗史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对于新诗史的整体架构是决定《中国新诗史》不同于其他新诗史的关键。他第一部专著《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是将诗人放到了流派中,但二十年后,他撰写《中国新诗史》时,是以每一阶段出现的诗歌社团及其具体诗人作为叙述线索来搭建新诗史的框架,这一点打破了长期以来新诗流派研究者的惯常思路,开辟了一条新的诗歌史撰写路径。

陆耀东何以在对新诗史进行分章论述时“大体以社团为主”呢?②陆耀东:《前言》,《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流派不同于诗歌社团即在于流派的持久性、稳定性不强。他自陈道:“本书相对而言,淡化了新诗流派,但不是不谈流派。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流派,都有其自身的缺失和优长;也有这一流派的特有的局限;任何一个流派,大多数或绝大多数诗人是平庸的,只有少数是优秀的,如果有杰出诗人,也仅仅是个别的;并非一有某流派的特色,就身价百倍。”③陆耀东:《前言》,《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淡化流派意识,并非是陆耀东一开始从事新诗研究时就确立下来的原则,而是他后来逐渐意识到的问题,尤其是在撰写新诗史过程中认识到了流派对于整体诗歌史的局限性,他才会以社团为主而淡化流派。这一点也许和其他诗歌史不一样,真正体现了陆耀东撰写诗歌史的独特面向——从流派回归到更具体的诗人,或许只有诗人及其作品才构成诗歌史作为本体的价值。虽然陆耀东第一部专著是从流派角度切入,但他论述的重点是具体的诗人,而《中国新诗史》的撰写原则也可以看作是对最初研究的某种呼应。从诗人及其创作出发,最后还是回到诗人本身,成为贯穿整个新诗史的重要脉络,并以此对过往新诗史的写法进行变革。

针对具体的流派问题,陆耀东以“九叶诗派”的命名为例进行了反驳。当很多人都承认“九叶诗派”的位置时,陆耀东并不赞同这样一个与20世纪40年代诗歌无关的“事后”命名。他主张“用‘《中国新诗》诗人群’而不用‘九叶派’作为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现代主义诗的命名,不仅更准确,也更贯彻了历史的观点”④陆耀东:《前言》,《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陆耀东的这一主张很大程度上强调了诗人的社团性,因为这一群体诗人的出身和写作风格不尽相同,仅因出版一本《九叶集》就以此命名,缺乏有效性。回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新诗》诗人群,强化的是回到历史现场的意识,同时也回到了更具体的诗人,从而佐证了他“不能简单地以流派定诗人在诗歌史上地位的高低”⑤陆耀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8页。之原则。三卷本《中国新诗史》以各个时期的诗人作为主体,是要让诗人们的写作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获得自身的定位,也就是说,在流派、思潮之外,这是一部在时间主导之下由“人”本身构成的诗歌史。

以具体诗人诗作来建构新诗史的谱系,或许不是陆耀东首创,但他重新回到“人”呼应了新文学发生时期周氏兄弟所提出的“立人”思想与“人的文学”,在人的主体性意志中还原人的价值,也就打破了“人在史之外”的格局。早在《中国新诗史》出版的二十年前,陆耀东就曾表达过对个体诗人的关注:“杰出的新诗人,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是从古今中外广取营养,不专师某一派、某一家。”①陆耀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8页。而他后来的新诗史观首先是打破流派意识,重提社团,所有的社团都是以具体的诗人诗作作为内在组织,在这一逻辑前提下,《中国新诗史》的构架是基于对诗人的重新发现。“这部新诗史以论说作品为主,诗学理论建设和论争次之。对于诗家,如郭沫若等大家,篇幅亦长;有的诗人作品复杂,目前评价分歧也大,也给了诗人与其地位不相称的字数,如李金发,当前多数人叫好,而我对他评价不高,不得不占用了过多的篇幅。”②陆耀东:《前言》,《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陆耀东的《中国新诗史》不同于其他新诗史的重要一点在于,他以诗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时段或思潮为中心。在以不同时期的社团诗人为中心之外,陆耀东在《中国新诗史》的第一、二卷的最后专门设置了一章“其他诗人群”,将那些无法归入到社团的诗人进行集束性介绍和分析,避免了以流派或社团来论述诗歌的不足,也真正体现了新诗史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在第一卷中,他将鲁迅列为其他诗人群的首位,并对散文诗集《野草》给予了独到的评价,认为它是“中国新诗的奇异的山巅”③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78页。。同时,对康白情、宗白华、陆志韦、蒋光慈、冯至等不同风格的诗人作了详尽阐释;而对于并不为诗歌研究界所关注的沈玄庐、何植三、焦菊隐、白采、韦丛芜、采石(崔真吾)、姚蓬子等诗人,他也以专节形式作了分析。在第二卷中,陆耀东将臧克家列为其他诗人群的第一位,这也表明了臧克家在第二个十年诗歌创作的成就。而对于施蜇存、沈祖棻、纪弦、胡也频、废名、常任侠、金克木、林庚、程千帆、南星、罗念生、覃子豪、黄震遐,则给予了不同篇幅的关注。他的新诗史除了一些著名诗人,还发掘了其他新诗史没有涉及到的诗人,比如第一卷中出现的赵景深,其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编辑家和戏曲研究家,而很少有人去探讨他的诗歌创作。另一位诗人徐雉,更是少有研究论及,但陆耀东发现了这位诗人,虽然论述篇幅不多,但这样的关注本身就体现了史料挖掘的全面性与深广度。特别是对于汪铭竹这位之前并没有多少研究者留意的诗人,陆耀东有“伯乐”式的发掘之功,他对汪铭竹的整体诗歌创作进行了全面梳理,通过大量文本细读,总结出了汪铭竹“将中外传统文化融于新诗中”④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二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页。的古典转向风格。陆耀东以对诗人创作的分析洞察到了新诗与中外古典诗歌传统的承续关系,这也是对新诗发生过程中“古今断裂说”的有效反拨。

既然以诗人研究作为新诗史撰写的基础,每个诗人的成就不一,在新诗史上的地位也需要有更客观的评价。针对具体的诗人,陆耀东不仅是一个诗艺的评判者,而且注重回到整体的历史语境中做比较,否则对诗人的定位很难获得一个整体性的视野。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研究思路,陆耀东给予每一位诗人的篇幅是不同的,有的诗人需要祛魅,有的诗人因处于成长过程中,给予他们阶段性的定位则显得更有必要。当然,撰写新诗史的一个总体原则,除了考虑历史的立场,还要从诗歌艺术本身来进行审视。“要用诗的眼光去阅读,用诗的心灵和情感去感悟,用诗的种种思维方式去思考,用诗的艺术整体观去把握研究对象、评价研究对象。”⑤陆耀东:《回眸五十年——学术研究答问录》,《东方论坛》2005年第4期。由此而言,《中国新诗史》是一种文体的发生发展史,也是诗人的成长史与启蒙史,更是一部新诗艺术的生成史。这也是新诗史之所以强调“人诗互证”的原因,人是主体,诗是对象,二者共同促进了新诗的演进和嬗变。

如果说之前对于个体诗人的批评与研究是基于诗歌本身,那么,后来陆耀东在新诗史中将诗人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评价和定位,不仅考虑了个体在整体历史脉络中的位置,也由这些个体诗人建构起了更大的精神空间。他没有孤立地去衡量和评估每一位诗人,而是在总体上形塑每一位诗人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个体与总体相互成就的场域里,《中国新诗史》完成了从个体到整体,再从整体回到个体的循环,通过文本细读重新评价了一些已有定论的诗人,而且还挖掘了此前并未被多少人关注的诗人,进而从内部解决了诸多诗歌史一直以思潮和流派作为主导的封闭历史书写循环体系的问题,体现了新诗史书写的历史反思性和未来总体感。

三、求真意志与情境新诗史的可能性

从重视史料的立场出发来看陆耀东的《中国新诗史》,还可能会发现与此相关的其他延伸性话题。他基于史料的新诗史书写,表现为更注重历史感的呈现。如果说很多诗人信奉从生命出发而写作的“求真意志”,从而建构了自己的生命诗学精神,那么,对于陆耀东来说,他的新诗研究和新诗史书写,也都一以贯之地遵循了这种具有普适性意义的“求真意志”。

在《中国新诗史》第一卷出版的2005年,陆耀东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这二十几年,我的研究,我的写作,没有违心之举”①陆耀东:《回眸五十年——学术研究答问录》,《东方论坛》2005年第4期。。这既是一种“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生感慨,也是一种高标准的自我诉求。没有“违心之举”,表征了一个学者拒绝名利的诱惑,不做应景学术,既遵从了学术研究的独立精神,也印证了新诗史书写的自由原则。特别是《中国新诗史》这种文学专史的书写,不是课题和项目的要求,而是出自内心希望去完成的一项学术“志业”。只有排除功利目的,才会做到“不违心”,这也是陆耀东在新诗史中“求真意志”的体现。他从基本的史料出发,秉持公允的审美评判原则,同样是“求真”的表征。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挖掘新诗史的真相而持续多年完成的,也与其试图进入到一种真实的新诗情境史的目的息息相关。

当重新回到陆耀东撰写《中国新诗史》的初衷,我们可能会发现其从宏大的理想主义转向了对个体诗人的关注,这种回到历史细部的实践,除了那些真实发生和存在的“事件”之外,更多则是诗人及其作品何以发生并延展出新的美学。有学者评价说:“陆先生的新诗论著,始终坚持从原始材料出发,他对每个诗人的评价,都建立在对诗人全部诗作及其有关研究资料的掌握和审视的基础上。”②龙泉明:《踏遍青山人未老——陆耀东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品格评述》,《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这不仅是对史料的尊重,更是对“信史”的强调。陆耀东认为:“对于作家作品的历史评价,应从作品出发,根据它在文学史上独特贡献的大小而定。这就要求研究工作者对研究对象有具体而深刻的艺术感受和认识,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③陆耀东、龙泉明、唐仁君:《中国新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访陆耀东》,《湖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新诗史写作确实是微观与宏观研究结合的综合性体现,这本身也是“求真”的一部分:一方面在宏观层面注重真实的结构,另一方面,则是在微观层面追求真实的细节,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助推新诗史成为一种真实的文学情境史。从这一维度来看,陆耀东的新诗史很大程度上也是真实情境史的还原与再现。

之所以将《中国新诗史》定位成情境史,是因为陆耀东所提出的史料原则和求真意志,尤其是他以具体诗人来整体结构新诗史的方式,更加突出了诗人作为新诗史的主体性。新诗史就是在个体诗人创作的基础上所建构的历史,陆耀东所主张的是:“诗必须首先是诗,‘诗史’必须首先是‘诗’之‘史’,不能也无法用别的什么取代它。在评价诗人及其作品的时候,在为每一个诗人定位时,力求贯彻这一原则。”④陆耀东:《前言》,《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在诗与史的关系中,写史原则对应的是诗人、文本与历史,这也构成了情境史的总体脉络。而陆耀东构筑新诗情境史的可能性,则取决于他如何激活潜藏在新诗发展过程中那些独特的细节和诗人们更为具体的行动。比如在针对现代白话诗的发生问题上,陆耀东没有选择以1917年作为新诗发生的起点,而是定格在了1916年,陆耀东对此作了自己的考证与理解,“中国最早提出写白话诗并作尝试的胡适,他于1916年与友人讨论,写了第一首白话自由诗。这时他正在美国,正值美国的‘新诗运动’(1912—1922)勃兴之时,其所受影响,可想而知”⑤陆耀东、龙泉明、唐仁君:《中国新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访陆耀东》,《湖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但是返回到新诗发生的历史现场,一般以具体作品的发表作为起点,而陆耀东则以创作孕育时间作为节点。“中国新诗如果以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号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几首诗作为诞生的标志的话,那么,从1914年到1917年年底,可算是它的妊娠期。”①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以新诗妊娠期作为起点,有其道理。陆耀东打破了长久以来以发表作为起点的固化认知,以创作准备期作为起点,是非常典型的情境史的做法,这样也就回应了他以史料真实为原则撰写新诗史的整体思路。

在追求各种细节与整体真实情境的过程中,陆耀东同样也注重修辞表达和“诗与史”的密切关联性,通过对具体诗歌作品的分析来还原情境。比如对于戴望舒的名作《雨巷》,陆耀东认为其意象来自“诗人现实的感受”,并引用郑振魁、王文彬在《戴望舒评传》中所描绘的诗人出生地杭州的小巷生活往事,试图还原诗人当时漫步在小巷的诗意场景。而戴望舒在创作《雨巷》之后不久,换了新路子写出《我的记忆》,针对这一转变,陆耀东以还原情境的方式,生动地讲述了当时戴望舒和杜衡之间的交流过程,并给予了充分的阐释和解析,有引人入胜之感。②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二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170页。也就是说,陆耀东的新诗史叙述并非枯燥无味,相反,他投入了自己的感情,让文字更显活力与生命力。“很多叙述,道别人所未道,丰富而婉转,达到了立意精湛、涵蕴深远的境界。”③程光炜:《写给恩师陆耀东先生》,《中华读书报》2015年6月10日。再比如,针对臧克家的长诗《自己的写照》,陆耀东先是交代了诗歌写作的背景,并引用臧克家的观点“自己的经历可称得起是一首悲壮的诗”来进行佐证。在父亲晚年卧病在床的困境中,“大革命”的风暴吹到了学校,臧克家不远千里,“奔向大革命中心武汉,投笔从戎”。④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二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页。臧克家对此用了“整整一章120行”来写这段经历,陆耀东随着诗人人生历史一页的翻开而进入到了他所描绘的场景中。在长诗的第一节,臧克家写到了秋夜自己失眠无法入睡,颇有些幽深之意。陆耀东则还原当时的场景:“失眠之夜,在阴暗的小屋里,‘我’辗转不能成寐。这时风吹着窗户纸,像鬼的舌头在舔,灯光也带着蓝色。‘我’进入似睡非睡、似梦非梦的状态中。”在还原场景之后,他总结道,此处书写“朦胧中不失明朗,恰抵佳境”⑤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二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这种从细部切入事境的书写,体现了陆耀东将诗与史进行生动融合的尝试与探索。

当然,我们最终以预测性的眼光来审视这部新诗史时,它真正以“人”的方式书写了中国新诗发生期的成败得失,又在生命诗学的维度激活了诗的想象力,以诗与美、诗与真和诗与思的常识,全方位透视了中国新诗发生期的历史面貌,让其获得了更强烈的诗学体验感。一旦我们以代入的角色进入到这部新诗史所营造的情境中时,也能深刻感受到在跨越时空之后重返所带来的创造性,它既是我们切入其中的内在动力,也是这部新诗史超越很多其他新诗史的原因所在。陆耀东在宏观和微观的双重透视里,重塑了一道富有立体感的新诗史景观。

陆耀东以毕生之力,皓首穷经,潜心治学于中国新诗前30年的历史得失。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现代四作家论》《徐志摩评传》《冯至传》,到晚年推出集大成之作《中国新诗史(1916—1949)》,其诗学研究无一不追寻着以真实史料为根的治学之本。他的治学方法,尤其对史料收集之专注和对史料运用之科学,甚至一度成为了新诗研究的重要范式。他的诗学著作对重要诗人诗作的历史价值做出了相对清晰的判断,也深度助推了中国早期新诗的经典化,成为了百年新诗求索之路上绕不开的经典之作。同时,他从现代新诗史料出发,回归“以人为本”的学术选择,还原情景史的治学路径,则又构成了另一种新诗史书写的精神维度,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学者对当代诗歌研究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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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1-0163-07

作者简介: 刘波,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世纪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再发现”(18BZW173)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