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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与实现机制 ——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的实证研究


摘 要: 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基于环境因素的变迁,中国的制度体系、政府机构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遭遇了相当程度的“信任危机”。 民众对司法机关信任的缺失尤其制约了社会主义法治化的进程。本研究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发现“制度论”框架下的腐败感知、安全感和行贿受贿承担的风险,“文化论”框架下的对他人的信任和“社会资本论”框架下的政治兴趣,均显著影响着民众的司法信任。 为了提升司法信任度,应当推进司法领域反腐倡廉常态化和制度化,提升司法服务体验,重建社会信任文化,提升民众的政治参与度,通过外在环境的改善,逐步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信任。

关键词: 司法信任;世界价值观调查;制度论;文化论;社会资本论

一、引言

政治信任是指公民对政治制度运作产生出与他们期待相一致结果的信念或信心。① 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3 期。政治信任对国家政权至关重要,尤其体现在“影响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提高政府绩效,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上。② 田北海,王彩云:《民心从何而来? 农民对基层自治组织信任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中国农村观察》2017 年第1 期。其中,司法信任作为宏观意义上的政治信任的一个维度,反映了司法机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可。 司法裁判者及司法制度得到民众认可的程度将直接影响着司法权威和司法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应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③ 习近平:《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 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人民检察》2015 年第7 期。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遭遇信任危机,必将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难以逾越的社会心理障碍。 如果人民群众对于作为最终救济的司法失去了信任,也就难以对党和国家确立政治信任。

然而,近年来,诸如“北京雷洋案”“于欢辱母案”等针对警察群体的舆情言论时有发生,“湖北十堰四法官遇刺案”“北京昌平马彩云法官枪击案”“哈尔滨双城区郝剑法官被害案”等恶性报复司法从业者的案件屡见报端,前述恶性事件一定程度上是民众司法信任的言行表现。 毋庸置疑,对于司法工作人员的暴力犯罪应当严惩不贷,但探寻这些事件的原因与生成机制,可以发现,部分有过诉讼经历者缺乏对司法裁判者与司法制度的信任,进而寻求法外的救济途径是发生上述恶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针对司法信任危机,探究民众的司法信任影响因素与实现机制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现有研究缺乏对我国司法信任的系统性实证研究,多数实证研究多聚焦于某一具体变量,无法系统回答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民众的司法信任,背后的影响机制为何,如何实现机制优化等问题。 甚至由于实证研究数据的来源不同,得出相反的结果。 本研究基于第七次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17—2020)数据,尝试从国际通行调查视角,对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与实现机制做进一步的探索。

二、司法信任的理论框架

(一)司法信任的二元客体

为了将司法信任量化研究更好地可操作化,泰勒等人将司法信任狭义地定义为对警察和法官的信任。①Tyler,T.R.,& Huo, Y,Trust in the law: Encouraging public cooperation with the police and courts.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2,p.28.现有关于中国司法信任的实证研究一般也同样以对警察与法官双方或某一方的信任为切入点来具体分析哪些因素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司法信任。 尽管广义上的司法工作人员包括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但相较于行使法律监督职权,主要负责审查起诉、公诉的检察人员与承担辅助国家司法职能、执行刑罚的监管人员这两类群体,警察的执法不仅涉及刑事案件侦查破案,还关乎民众治安秩序维持,而法院处理海量的人际民事纠纷、行政争议与刑事案件。 从具体职权以及社会影响面来看,警察与法院居于守卫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沿阵地与后防中心,②李晓飞:《司法信任的二元结构及其中国涵义》,《环球法律评论》2019 年第1 期。亦是民众日常接触到的两大司法工作人员群体,对其评价更为直观容易。 将司法信任的研究视野聚焦于警察与法官两类客体自然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亦更能反映民众主体的价值倾向。

考虑到调查问卷的问题容量与被调查人的易理解性,多数综合性社会调查问卷的问题都是询问被调查人对警察、法官等群体的信任,而非大而广地覆盖民众对裁判文书网等司法公开机制、立案执行等司法执行机制等具体机制的信任满意度。 当然,公众对警察与法官等司法工作人员的信任,不仅仅是对具体的人,亦包括由前述司法工作人员及辅助人员集合而成的司法机关,部门组织法所规定的司法组织制度,以及民事、行政与刑事等部门法所规定的司法制度的信任。 对现有的警察信任与法官信任的量化研究进行梳理与回顾,有助于对司法体制信任的体系性量化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1.警察信任的量化回顾

警察信任作为公众对警察职业道德信任与专业技术信心的表现,在量化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警察信任指的是公众对公安机关及其成员的信任程度。 这种信任对于维持社会秩序、促进公共安全以及有效执行执法任务至关重要。

当前对警察信任的量化研究主要聚焦于结构性变量对警察信任产生影响的研究范式。 在这一研究范式下,“理论建构不充分”与“变量统合性不足”的弊端相对比较明显。 研究人员多是集中在传媒报道警察正面抑或负面事例,被调查者年龄与社会阶层等某一个或某几个结构性变量,而未对结构性变量做整体性考察。 许博洋等将影响警察信任的因素类型化归纳为“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前一模型认为**公众信任与否取决于刑事侦查功能与社会治安功能是否有效开展,后一模型认为**公众信任与否取决于社区警务开展过程中是否警民和谐,极少产生舆情事故。 基于我国警务采功能性职能与表达性职能并行的警务理念与实践模式,作者选取被害经历与犯罪恐惧感这两个功能性指标以及普遍信任与生活满意度这两个表达性指标来对我国警察信任进行综合评判,构建了“功能性—表达性模型”的调节模型。①许博洋、周由、孙懿贤:《“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3 期。虽然这个模型较前人量化研究有了更高的理论维度,但其内在机理却缺乏学科基础理论统摄,在解释力上稍显遗憾。

2.法官信任的量化回顾

法官信任研究亦存在司法公信力、司法品质②郭建勇:《区分司法品质:法院、法官与判决——司法场域中信号的传递与信任的生成》,《法律适用》2013 年第7 期。等多个关联范畴。 法官信任的量化研究同样涉及多项因素和指标。 研究人员或从法官访谈出发,探索受公众信任的模范法官共性变量,③例见黄瑞:《立信持疑:法官视角下司法信任的生产逻辑》,《法学家》2023 年第2 期。或对各项公开的案件审结数据④例见李树、何玥:《公开与信任:司法公开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实证研究》,《制度经济学研究》2018 年第4 期。、司法公开数据、社会调查数据进行量化研究,探索案件申诉率、司法公开程度等变量对法官信任的影响。

当前,对法官信任的量化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法官信任涉及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因素,难以仅通过几项定量指标来全面衡量。 由于不同社会调查的样本存在一定差异,甚至会出现同一变量与法官信任在不同研究中呈现正负相关的背反现象。 如社会阶层对法官信任的影响,郭星华、郑日强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量化分析认为,弱势、低层的群体对法院信任程度较高,强势、高层的群众对法院信任的程度较低。⑤郭星华、郑日强:《司法信任的梯度与反梯度》,《江苏社会科学》2016 年第5 期。但冯晶通过个人对民事诉讼当事人的阶层与判决结果评价的问卷访谈与量化分析,发现“有圈子”的精英阶层由于具有人脉、法律知识等多方面资源优势,相较“门外汉”的普通阶层而言,对法官群体的信任度更高。⑥冯晶:《支持理论下民事诉讼当事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法学研究》2020 年第1 期。因此,为更好地解释诸多量化带来的悖论现象,量化分析应该与定性研究相结合,考虑更多的社会背景和环境因素,以获得对法官信任更全面的理解。

(二)司法信任的量化数据

当前进行司法信任研究的数据来源除部分研究团队自发进行田野调查外,多数研究团队的数据源于世界各知名学术机构或组织开展的社会调查。 在各类社会调查问卷中,对警察与法官的信任量化问题以及其附随的被调查人背景数据为司法信任的相关变量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各类连续且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为司法信任的量化研究提供了客观的评估数据,为研究者采用量化方法揭示司法信任的趋势和变化提供了便利条件。

本研究通过对现有各社会调查中的警察信任与法官信任进行数据统合,并以这两项数据的算术平均数作为中国公众的司法信任值,以此为基准判定我国公众司法信任的变化趋势,绘制图1。 如图1 所示,我国司法信任存在一定的起伏波折,尽管民众对警察与法官的信任仍处较高位,但是依旧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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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公众司法信任的变化(%)(1990—2021 年)①数据来源:1990—2009 年的数据引自孟天广:《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信任:实证测量与全貌概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2 期。 2011—2015 年的数据引自韩冬临:《司法信任:概念、理论与应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4 期。 2019—2021 年的数据来自笔者搜集,2019 年和2021 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0 年的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WVS)。

(三)司法信任的量化进路

由于司法信任在传统法教义学领域缺乏理论根基,对司法信任的定性研究常陷于“逻辑推演为主,理论涵养不深”的怪圈。 因司法信任属于宏观意义上的政治信任的一种,所以部分研究司法信任的学者借鉴政治信任理论的框架,以分析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⑦例见韩冬临:《司法信任:概念、理论与应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4 期。就政治信任而言,主要有“制度论”“文化论”和“社会资本论”三种研究视角。 “制度论”和“文化论”是学界用来解释政治信任来源的两种主流视角,“社会资本论”则是近年来备受学者青睐的解释框架。

“制度论”认为:“政治信任是民众对政府绩效的一种理性评估,政府绩效影响着政治信任的高低”。②李佳佳:《政治信任起源:文化论与制度论的解释路径及其超越》,《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2 年第3 期。一般而言,当民众的权利得到保护,经济得以增长,腐败得以控制,民众的政治信任随之增加,反之则减少。③Hetherington, M.J., & Rudolph, T.J, Priming, performance, and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trust.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0(2), 498-512 (2008).腐败问题自古有之。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指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 在司法领域,当面临纠纷的诉讼主体权利得到妥善维护,诉讼程序得到及时推进,不用顾虑司法腐败对于自身权益的伤害,民众的司法信任自然就会提升,反之则会产生怀疑,增加诉讼成本。

“文化论”则认为民众的普遍信任感是政治信任的基础,政治信任是从民众与其他人的交往中习得的。 民众可以将对亲属的信任扩展到陌生人、公共机构及政府机关。 在很多国家,人际信任关系的不同导致政治信任也不同。 例如,意大利的社会隔离和互不信任导致较低的政治信任,相反在英国和美国,民众间良好的信任和合作则渗透到了政治领域。④上官酒瑞:《政治信任研究兴起的学理基础与社会背景》,2008 年度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论文。在司法领域,当民众普遍信任司法的效力,在与其他涉诉主体互动、博弈之后,得到了司法主体应有的正义分配,且在诉讼“剧场”中也获得了人民陪审员、旁听人员等为代表的群众认同,则司法信任的文化会渗透、影响到所有潜在的法律主体,民众也会更为适正地评判司法运行机制。

在“社会资本论”视野下,嵌入于特定社会结构中的民众,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参与途径构建自身的社会网络,以获取高质量的社会资本,这种广泛的参与正式社会团体行为或非正式的社会参与行为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⑤雷叙川、赵海堂:《中国公众的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基于信任、规范和网络视角的实证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2 期。。 例如,民众积极参加志愿者组织或者与政府之间形成良好的信息交流能够促进民众政治信任的提高。 在司法领域,诉讼主体通过参与司法获得了公正的对待,从而相信司法环境、社会环境,从而更愿意投入到社会网络之中,参与政治生活。 正所谓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诉讼主体在司法中获得的平等保护体验必然引导其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在现有的以政治信任相关理论研究司法信任的文献中,多数学者倾向于从某一视角出发来判别对司法信任影响的单一因素。 有学者尝试从多个视角出发,对司法信任相关因素进行总括性论证。 如李峰以政治信任中的“制度论”和“文化论”的分析模式为基础,提出以“司法制度论”和“法律文化论”的视角分析当代中国民众的司法信任。 在他看来,“司法制度论”是指司法过程和司法效果影响着民众的司法信任,“法律文化论”则是指来源于传统文化或法律认知的价值观影响着民众的司法信任。①李峰:《司法信任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上海数据的实证探讨》,《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 期。本研究同样借鉴丰富的政治信任研究成果,以政治信任研究中的“制度论”“文化论”和“社会资本论”视角,来分析我国的司法信任影响因素,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

三、司法信任的研究假设

(一)“制度论”研究假设

在“制度论”的框架下,部分学者认为,政府的绩效表现影响着民众的司法信任。 政府的绩效表现越好,民众的司法信任越高。 例如,在某种程度上,民众较高的司法信任源于民众对宏观经济状况的信心②Wu,Y.,Poteyeva,M.,&Sun,I.Y,Trustinpolice:Acomparisonof ChinaandTaiw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applied criminal justice, 36(3), 189-210 (2012).和对政府的满意③ 李辉、王娜:《警民信任源于何:基于信号传递链逻辑的解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 期。。 但同时,朱志玲也指出糟糕的政府表现未显著影响民众的司法信任,显著影响民众司法信任的是遭遇矛盾需要官方处理时能否得到及时解决。 她认为,矛盾越是得到及时地解决,民众的司法信任越高,反之则越低。④朱志玲:《社会矛盾视野下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九省九市数据的实证研究》,《长白学刊》2017 年第4 期。除对广义政府绩效的研究之外,李峰认为司法机关的运转绩效影响民众的司法信任。 具体来说,民众对司法机关公正与否的感知、效率高低的感知、司法形象的历时性感知均实质影响着他们对司法的信任度。⑤李峰:《司法信任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上海数据的实证探讨》,《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 期。此外,在考察司法信任时,尤其是考察民众对警察的信任时,民众的安全感感知也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 现有研究认为民众的安全感感知或者对安全的考量显著影响民众的司法信任。⑥⑪ Sun, I.Y., Jou, S., Hou, C.C., & Chang, Y.C, Public trust in the police in Taiwan: A test of instrumental and expressivemodels.Australian&NewZealand JournalofCriminology,47(1),123-140(2014).最后,腐败是另一个测量政府绩效的指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执法司法是否具有公信力,主要看两点,一是公正不公正,二是廉洁不廉洁。⑦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司法公信力关系公众对司法的信任程度,执法与司法是否公正廉洁对应着民众安全感与腐败感知、行贿受贿风险这两大维度。 在一项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警察信任的比较研究中,经历过公职人员腐败的公民往往倾向于不信任警察。⑧孙松鹤:《公众司法信任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9 年第6 期。

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民众的腐败感知与司法信任呈负相关。

假设2.民众的安全感与司法信任呈正相关。

假设3.民众行贿受贿承担的风险与司法信任呈正相关。

(二)“文化论”研究假设

与“制度论”对司法信任的强解释力相比,“文化论”的解释力稍弱,李峰甚至认为与“文化论”相关的变量无法解释司法信任。⑨李峰:《司法信任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上海数据的实证探讨》,《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 期。但是,其他学者还是发现了一些“文化论”能够解释司法信任的证据。 例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⑩ 李辉、王娜:《警民信任源于何:基于信号传递链逻辑的解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 期。,邻里信任⑪都积极地影响着司法信任。 民众对他人的信任常常具有可迁移性。在较高的信任基础上,民众更有可能遵守法律、配合警察与法官等司法工作人员所要求的提供证词和协助调查等相关工作。 此外,中国传统的“慎讼”文化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民众对司法系统的公正感知,在民众私力救济未果的前提下,民众相信司法系统能够公正地处理案件,对所有人平等对待。 民众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还可以影响他们对司法决策的接受度与司法制度改革的支持。 如果人们普遍对他人持有较高的信任,他们更可能接受法院的判决结果,认为这是公正和可信的决策,支持司法系统推动司法制度改革的努力。 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民众对他人的信任与司法信任呈正相关。

(三)“社会资本论”研究假设

在一些学者看来,政府信任仅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为政府(受信任者),其二为民众(信任者)。 前者可称之为政府绩效的视角,后者可称之为社会资本的视角。 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社会资本论”是足以与“制度论”相抗衡的用以解释政府信任的视角。①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社会学研究》2011 年第1 期。张善根、李峰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民众的司法信任呈现出基于关系的信任和基于法律权威的信任并存的特征,并且关系依赖型占据主导。②张善根、李峰:《关于社会公众对法律人信任的探析:以对上海市社会公众的法律人信任调查为基础》,《法商研究》2012 年第4期。此外,有研究证明政治兴趣显著影响着司法信任,民众的政治兴趣越高,司法信任也越高。③Lai,Y.L., Cao, L., & Zhao, J.S,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entity on confidence in legal authorities: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38(5), 934-941 (2010).在此基础上,胡荣的研究进一步证实,民众基层选举的参与度能够促进民众对司法信任的提高。④胡荣:《中国人的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和警察信任》,《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1期。公众政治兴趣关系其是否会增加对警察与法官等司法工作人员与司法制度运行的关注程度和参与陪审、司法见证听证等活动的意愿,有助于公众在一线参与及维护司法公正,切身感受司法决策的公信力。 政治兴趣的提高也可以促使公众更加关注司法系统的运作和绩效,并推动建立更强有力的监督和问责机制。

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民众是政治党派/团体成员与司法信任呈正相关。

假设6.民众的政治兴趣与司法信任呈正相关。

四、数据分析和研究发现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第七次(2017—2020)世界价值观调查(WVS)。 该调查目前覆盖了全球100 多个国家、90%的全球人口,内容囊括了当今世界最关心的价值观话题。⑤韩广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sSurvey)的介绍》,《实证社会科学》2017年第2 期。世界价值观调查因其覆盖范围大,内容涵盖广,问卷设计质量高而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最受欢迎的数据库之一。 本研究所使用的是第七次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关于中国的数据,通过对部分不完整数据进行去除整理,共得到有效样本3036 个。

(二)变量设计

1.司法信任

本研究将司法信任的研究聚焦在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两个变量。 受访者被问对警察(Q69)和法官(Q70)的信任程度如何(1=很信任,2=信任,3=不太信任,4=根本不信任),且便于进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被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0=不信任或者不太信任,1=很信任或者信任。 其中1 意味着受访者倾向于信任警察和法官,0 意味着受访者倾向于不信任警察和法院。

2.“制度论”框架下的变量

本研究选取腐败感知、安全感和行贿受贿承担的风险三个变量用以测量“制度论”对民众司法信任的解释力。 问卷要求受访者对我国的腐败状况作出评分,1 表示没有腐败,10 表示非常严重的腐败。 如果认为腐败程度介于两者之间,则在1-10 之间选择数字(Q112)。 本研究将受访者选择1-5,赋值为0,表示腐败不太严重;将受访者选择6-10,赋值为1,表示腐败比较严重。 问卷要求受访者回答“你觉得最近你所居住的地区安全吗? (1=非常安全,2=十分安全,3=不是十分安全,4=一点都不安全)”(Q131)。 本案将“非常安全”和“十分安全”赋值为1(倾向于安全),将“不是十分安全”和“一点都不安全”赋值为0(倾向于不安全)。 受访者还被要求对行贿和受贿承担责任的风险有多大作出评分,1 代表完全没有风险,10 代表有非常高的风险(Q120)。 本研究将1-5 选项赋值为0,代表比较低的风险;将6-10 选项赋值为1,代表比较高的风险。

3.“文化论”框架下的变量

本研究选取对他人的信任这一变量用以测量“文化论”对民众司法信任的解释力。 受访者被问及“一般来说,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Q57),受访者的回答“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被赋值为1,“要越小心越好”被赋值为0。

4.“社会资本论”框架下的变量

本研究选取政治党派/团体成员和政治兴趣变量用以测量“社会资本论”对民众司法信任的解释力。 受访者被要求填写是不是政治党派/团体的成员(1=积极成员,2=一般成员,3=不是)(Q98),如受访者是积极成员或一般成员被标记为1,如不是则被标记为0。 此外,受访者还要求回答对政治是否感兴趣(1=很感兴趣,2=有点感兴趣,3=不太感兴趣,4=一点也不感兴趣)(Q199)。 本研究将“很感兴趣”和“有点感兴趣”赋值为1,将“不太感兴趣”和“一点也不感兴趣”赋值为0。

5.控制变量

最后,本研究还选取了性别(Q260)、年龄(Q262)、教育程度(Q275)、阶层感知(Q287)、生活满意度(Q49)、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Q50)、婚姻状况(Q273)、宗教/教会成员作为控制变量。 在性别变量中,1 被赋值为男性,0 被赋值为女性。 在年龄变量中,0=29 岁以下,1=30-49 岁,2=50 岁以上。 在教育程度变量中,1=未受过教育,2=小学,3=初中,4=高中(含中专),5=大学(含大专),6=硕士,7=博士。 在阶层感知变量中,1=高层,2=中高层,3=中层,4=中下层,5=下层。 在生活满意度变量中,1 为倾向于满意,0 为倾向于不满意。 在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中,1 为倾向于满意,0 为倾向于不满意。 就受访者的婚姻状况(Q273)而言,已婚被标记为1,包括已婚和分居,余下同居、离异、丧偶、单身被标记为0,视为单身。 受访者还被要求填写是不是宗教/教会成员(1=积极成员,2=一般成员,3=不是)(Q94),如受访者是积极成员或一般成员被赋值为1,如不是则被赋值为0。

(三)描述统计分析

表1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展示了主要变量的分布情况。 首先,总体来说,受访者对中国司法表现出了较高的信任,这种司法信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58.5%)。 具体来说,85.2%的民众选择倾向于信任警察,85.9%的民众选择倾向于信任法官,民众对法官的信任略高于对警察的信任。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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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描述与编码值总数均值/%因变量警察信任你对警察的信任程度如何? 0=倾向于不信任警察,1=倾向于信任警察0 439 14.5%1 2587 85.2%法官信任你对法官的信任程度如何? 0=倾向于不信任法院,1=倾向于信任法院0 415 13.7%1 2607 85.9%控制变量性别受访人性别? 0=女性,1=男性0 1667 54.9%1 1369 45.1%年龄你今年多少岁了? 0=29 岁以下,1=30 岁-49 岁,2=50岁以上0 560 18.4%1 1282 42.2%2 1194 39.3%教育程度你的学历是什么? 1=未受过教育,2=小学,3=初中,4=高中(含中专),5=大学(含大专),6=硕士,7=博士1 188 6.2%2 530 17.5%3 926 30.5%4 689 22.7%5 643 21.2%6 27 0.9%7 3 0.1%阶层感知你认为你在社会上属于哪一个阶层? 1=高层,2=中高层,3=中层,4=中下层,5=下层1 6 0.2%2 73 2.4%3 1287 42.4%4 1076 35.4%5 564 18.6%生活满意度你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满意吗? 0=倾向于不满意,1=倾向于满意0 327 14.8%1 1886 85.2%家庭经济状况满意程度你对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满意吗? 0=倾向于不满意,1=倾向于满意0 803 26.4%1 1776 58.5%婚姻状况你目前的婚姻状态是? 0=单身,1=已婚0 576 19%1 2442 80.4%宗教/教会成员你是宗教/教会成员吗? 0=不是,1=是0 2857 94.1%1 172 5.7%“制度论”框架下的变量腐败感知你认为你的国家的腐败是什么样的状况? 0=腐败不太严重,1=腐败比较严重0 972 32%1 2094 67.5%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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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描述与编码值总数均值/%安全感你觉得最近您所居住的地区安全吗? 0=倾向于不满意,1=倾向于满意0 244 8%1 2789 91.9%行贿受贿承担的风险在你的国家,为行贿和受贿承担责任的风险有多大? 0=比较低的风险,1=比较高的风险0 820 27%1 2133 70.3%“文化论”框架下的变量对他人的信任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 0=不太信任,1=比较信任0 1040 34.3%1 1969 58.5%“社会资本论”框架下的变量政治党派/团体成员你是政治党派/团体成员吗? 0=不是,1=是0 2644 87.1%1 378 12.5%政治兴趣你对政治感兴趣吗? 0=不太感兴趣,1=比较感兴趣0 1474 48.6%1 1559 51.4%其次,受访者在评价政府表现时,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一方面,受访者在评价我国的腐败状况时,并不乐观。 主要表现为67.5%的受访者认为腐败现象比较严重。 但这似乎又不能归责于国家对腐败的纵容,反腐力度不够,因为当受访者对行贿和受贿所承担的风险进行评估时,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行贿和受贿承担的风险比较高(70.3%)。 另一方面,受访者对廉洁状况虽不满意,但是却对社会治安状况表现出满意。 91.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居住的地区是安全的。

最后,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现出了对政治的浓厚的兴趣,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受访者真正加入政治党派和团体的比例却不高(12.5%)。 这一方面反映出民众的政治兴趣没有完全转换为实际参与政治的热情,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加入政治党派和团体的门槛比较高,正如张乐宁、刘建宏认为在中国是否加入党派是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指标① Zhang, L., & Liu, J, Official status and the swiftness of criminal arrest: A Chinese case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position on criminal justice.Polic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e Strategies & Management.27(1), 82-96,(2004).,并不是所有拥有政治热情的民众都能够轻易地加入其中。

(四)回归结果剖析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制度论”“文化论”“社会资本论”能否对当代中国司法信任的来源提供解释框架,即以上三个理论框架如果对司法信任有解释力,框架下的各变量又是如何影响司法信任(警察信任和法院信任)的。 因警察信任和法院信任均为“倾向于信任”和“倾向于不信任”二分变量,所以本研究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得出表2 的分析结果。

表2 司法信任的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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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5; **p<.01; ***p<.001.

“制度论”对当代中国的司法信任是有解释力的,主要表现在“制度论”框架下的三个变量,腐败感知、安全感和行贿受贿承担的风险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警察信任或法官信任。 具体表现为腐败感知同时显著地影响着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 民众对腐败的感知越强烈,越不信任警察和法官。 具体来说,民众的腐败感知每增加一个单位,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和法官的信任分别减少40%和41.3%。 一般来说,腐败感知作为民众对政府表现的一个负面评价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司法信任:其一,民众一旦感知到社会上存在严重的腐败,行贿作为一种“潜规则”将大行其道,民众也只能通过行贿等非法方式在司法上取得优势地位,这会严重损害民众的司法信任。 其二,民众会将感知到的腐败归责于反腐不力,政府糟糕的腐败治理表现也会对司法信任产生抑制效应。

与腐败感知变量同时影响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不同,安全感和行贿受贿承担的风险这两个变量仅对警察信任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对法官信任则没有显著性影响。 具体来说,民众的安全感每增加一个单位,警察信任就随之增加134.6%。 与其他国家相比,在中国,公安机关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威和更多的职能,因“无处不在的警察权”,中国甚至被称为“警察国”① 陈瑞华:《警察权的司法控制:以劳动教养为范例的分析》,《法学》2001 年第6 期。。 警察不仅要发挥其打击预防犯罪的职能,还要承担部分治安保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比如社区警务与户籍管理。 “全能型”的“大公安”体制赋予了警察更多的社会管理职能,这也导致民众认为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警察而非法官的职责所在。 这就是统计结果显示警察信任随着民众的安全感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法官信任与民众安全感之间却不存在显著性关系的原因。 与此同时,民众认为行贿受贿承担的风险越高,对警察信任就越高,行贿受贿承担的风险每增加一个单位,警察信任就增加41.1%。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一般民众看来,与法官相比,警察的行为更易被行贿受贿行为所影响,当国家加大反腐力度,行贿受贿承担的风险变高,警察的行为就更为公正,因而民众对警察的信任也随之增高。

与以往研究认为“文化论”对当代中国的司法信任解释力有限不同,本研究发现“文化论”能够对解释当代中国的司法信任提供理论支撑: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是民众司法信任的基础。 民众对其他人的信任显著地影响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对他人的信任每增加一个单位,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就分别增加33%和43.2%。 这意味着司法信任可以从广泛的社会信任中获得,是社会信任的延展。 当整个社会充斥着彼此信任的氛围,民众对司法机关也会抱有较高的信任。

最后,在“社会资本论”框架下,政治党派/团体成员没有对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政治兴趣变量却显著地影响着民众的司法信任。 政治兴趣每增加一个单位,警察信任和法院信任就分别增加了50.5%和48%。 一方面,浓厚的政治兴趣促使民众更愿意去了解司法系统的运作机制和司法人员的工作模式。 民众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了解的加深能够帮助其纠正对司法机关原有的刻板印象和认知偏见,进而加深对司法机关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并最终提高司法信任。 另一方面,民众一旦因腐败等原因对政治失去兴趣,对政治表现出冷漠,他们对司法的信任也会随之荡然无存。 此外,政治兴趣与司法信任是相互影响的。 当民众认为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经常性地撒谎,没有诚信,不能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时,民众的政治热情也会消减并且怠于参与政治活动。

五、讨论与结论

近年来,一系列民众与司法从业人员之间的恶性冲突事件被曝光在镁光灯下,这意味着我国司法遭遇了一场信任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本研究试图回答哪些因素影响了民众的司法信任并分析其背后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政治信任领域的“制度论”“文化论”和“社会资本论”的理论框架对当代中国的司法信任具有相关度较高的解释力。

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民众对法官的信任程度高于对警察的信任程度,并且警察信任较法官信任更易被自变量显著地影响。 在“全能型”的“大公安”体制下,民众与警察发生频繁的互动为警察信任更易被自变量显著地影响提供了解释的视角。 但是更多的交流和接触没有使民众加深对警察的理解和信任,反而因接触进而可能产生的摩擦或不愉快的经历极易使民众丧失对警察的信任。 具体来说,安全感和行贿受贿承担的风险这两个变量仅对警察信任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对法官信任则没有显著性影响。 此外,除了安全感和行贿受贿承担的风险这两个变量,“制度论”框架下的腐败感知,“文化论”框架下的对他人的信任和“社会资本论”框架下的政治兴趣均显著影响着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切实推进反腐倡廉常态化和制度化,借以提升民众的司法信任。 腐败治理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标准之一。 我国政府,特别是在反腐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司法机关成绩斐然。 腐败治理不仅能直接赢得民众的信任,还能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民众的腐败感知降低。 民众的腐败感知越低,其司法信任就越强。 不仅如此,反腐力度越大越会使民众感知到行贿受贿所承担的风险增大,如数据分析结果所显示的,这显著地影响了民众的司法信任。 在反腐倡廉迈向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同时,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渐次展开,300 余万名政法干警经受洗礼,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使得政法队伍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在政法系统内部进行教育整顿、推进反腐倡廉能够进一步地提升政法队伍的廉洁性,政法队伍公正廉洁形象的塑造,必将进一步提升民众对司法公平公正的信心。

第二,提升司法服务体验,增强民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媒体进行广泛的司法宣传。 民众对警察的信任要低于对法官信任,并且警察信任更易被安全感和行贿受贿承担的风险这两个变量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在“街头巷尾”与警察产生更多的联系,并且较低的司法服务体验影响了他们的司法信任。 在当今社会,互联网会使言行被不断无限放大。 媒体对这些不愉快的经历或者警察不当行为的报道进一步增加了其他民众的司法不信任。 正如经媒体发酵的“女辅警敲诈案”,涉案女辅警在与多名公职人员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后,以“闹事”“怀孕补偿”和“分手补偿”等手段敲诈勒索包括多名派出所所长和公安局副局长在内的多名公职人员。 此案一经报道,令民众大跌眼镜,使民众不仅对某一民警,甚至对警察群体产生了更多的负面看法,这使得信任更是无从谈起了。 基于此,司法机关应从根本上提升民众的司法服务体验,进而增强民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媒体特别是新媒体进行司法宣传,抢占舆论高地。 此外,司法机关还应通过“邀请群众进警营”“邀请群众进法院”等活动,主动邀请民众走进司法机关,了解司法机关,推动司法机关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沟通,以期能够赢得不同阶层民众对司法的深度信任。

第三,重建社会信任,重视社会信任对司法信任的促进作用。 在一些学者看来,社会信任是司法信任、政治信任的基础,如果民众缺乏对其他人的信任,那么他也将不会信任司法机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① Aberbach, J.D., & Walker, J.L.,“Political trust and racial ideolog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4), 1199-1219 (1970).。 当一个社会缺乏共识时,社会信任的流失必然会导致其附属物司法信任也随之流失。 正如研究结果所显示的,民众对其他人的信任显著影响着民众的司法信任。 信任本应是社会运行的“润滑剂”,但是当今中国遭遇了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医患关系、民商关系、官民关系紧张,对立。 所以,社会信任的重建就显得尤为重要,其重要性不仅显现在有益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还在于能够进一步提升以社会信任为基础的司法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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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印波,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梁涛,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号:24CXTD02)。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