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唐代告身是朝廷在授官、封赏的时候颁发给个人的文书凭证。 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所藏《唐咸亨三年诏授纪王第六女为归顺县主告身》刻石品相完好,保存了纪王第六女被封授县主邑号的诏令文本,以及诏令下达个人的过程中三省流转的整套程序信息,是研究唐代文书行政的新资料。 此外,纪王第六女的身份特点、分封时机的选择等具体内容又为考察唐代宗室分封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 告身;纪王第六女;归顺县;邑号;开笄
唐代告身是朝廷在授官、封赏的时候颁发给个人的文书凭证,其存世形态包括写本原件、写本抄件、随葬刻石、传世文献中誊录的文本,以及碑帖摹本、刻石和拓本等,其中随葬告身刻石往往等级较高、形态完整,尤为难得。 对这一点,王静、沈睿文已有高论① 王静、沈睿文:《唐墓埋葬告身的等级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4 期。。 笔者近悉,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藏有一件“石刻诏书”② 参见http:/ /www.htmuseum.com/collections/mausoleum/1203.html,2021 年12 月5 日。 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原将刻石命名为“石刻诏书(唐封纪王慎第六女归顺县主制)”,但笔者认为告身类文书称为“诏(制)书”不妥。 大庭脩认为唐代告身可以被视为尚书省符的一种(大庭脩:《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阶制》,皇学馆出版部2003 年版,第196 页)。对此,中村裕一提出修正,认为:“告身与符不同,文书样式上已经作出了实质的区别,告身是制书、发日敕书、奏抄与符式的复合文书。”(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汲古书院1996 年版,第22-23 页)前辈学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告身文书是尚书省符,还是其它文书与尚书省符组合而成的复合文书。 实际上,大庭脩的观点可能更接近唐人对告身的认知。 《通典·选举典》载,凡文武选举,上于三省,三省审毕,“各给以符,而印其上,谓之‘告身’。 其文曰‘尚书吏部告身之印’”(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5《选举三》,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360 页)。 可见,无论是告身文书的出具部门,还是文书上的钤印所代表的责任归属,都说明告身虽然与诏(制)、敕、奏抄连写,但仍旧是尚书省出具的符性质的文书。因此,该刻石不能简单称之为“石刻诏(制)书”,本文暂且更名为“《唐咸亨三年诏授纪王第六女为归顺县主告身》刻石”,以下简称“《归顺县主告身》”。,其文本内容为《唐咸亨三年诏授纪王第六女为归顺县主告身》,并且是目前仅见的唐代封县主邑号告身刻石。 此前所知的封邑号告身资料有《唐贞观十五年诏授太宗第十二女为临川郡公主告身》(刻石)和《唐永徽元年诏授临川郡公主为长公主告身》(刻石)①拓片及录文参陕西省文管会、昭陵文管所:《唐临川公主墓出土的墓志和诏书》,《文物》1977 年第10 期。 及张沛:《唐临川长公主墓出土的两通诏书刻石——兼谈唐代前期的诏书形成过程》,《文博》1994 年第5 期。 两文均称告身为诏书,本文拟更名为“《唐贞观十五年诏授太宗第十二女为临川郡公主告身》”和“《唐永徽元年诏授临川郡公主为长公主告身》”,以下分别简称“《临川郡公主告身》”和“《临川郡长公主告身》”。,《唐上元二年奏授和氏为容城县太君告身》(抄本)②图及录文参大庭脩:《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阶制》,第172-173 页。,《唐宝应元年制授颜允南母殷氏为兰陵郡太夫人告身》(帖本)③拓片参留元刚:《忠义堂帖》下,载启功、王靖宪主编:《中国法帖全集》第9 册,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 年版,第231-236 页;录文参中村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中文出版社1991 年版,第234-236 页。,以及《唐贞观十四年册封(李凤妻)刘氏为虢王妃文》(刻石)④拓片参富平县文化馆、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凤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 年第5 期。录文参王建荣:《五方唐代〈皇帝诏命〉册书刻石考释》,《文博》2014 年第6 期。。 《归顺县主告身》刻石字迹娟秀、品相完好,在细节处多能补传世文献之缺,同时又反映了唐代宗室女初封和三省制度演变等诸多特点。 笔者不揣鄙陋,略加考释,以求教于方家。
《归顺县主告身》原石现藏于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石灰岩质地,石高34.5 厘米,宽69 厘米,厚7.8厘米。 与近年来所出的临川公主、武承嗣、苑嘉宾父子等告身刻石类似,其幅面接近唐纸的形制,而且较为忠实地还原了诏授告身文书中三省流转的程序形态和文字格式(图1)。

图1 《唐咸亨三年诏授纪王第六女为归顺县主告身》刻石拓片
为便于探讨,先将文字移录如下:


授予对象是“邢州刺史纪王慎第六女”(以下简称“纪王第六女”),“慎”指太宗第十子李慎。 《旧唐书·李慎传》载:
纪王慎,太宗第十子也。 贞观五年,封申王。 七年,授秦州都督。 十年,改封纪王,赐实封八百户。 十七年,迁襄州刺史,以善政闻,玺书劳勉,百姓为之立碑。 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 永徽元年,拜左卫大将军。 二年,授荆州都督,累除刑州刺史。 文明元年,加授太子太师,转贝州刺史。① 刘昫等:《旧唐书》卷76《李慎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2664-2665 页。
贞观五年(631),李慎初封为申王,贞观十年(636)改封为纪王。 历任秦州都督、襄州刺史、荆州都督,永徽二年(651)除授邢州刺史,直至文明元年(684)转贝州刺史。 咸亨三年,纪王李慎确在邢州刺史任上。告身未交代纪王第六女的名字,传世文献亦缺载。
“疏祥宓浦,诞秀梁园。 式综女图,备循姆教”,是诏书对纪王第六女的褒美之辞,赞美其出身高贵,举止端庄,符合“女图”规范,恪守女师教诲。
“拂髦在岁,载表幽娴之德;结帨有期,宜申沐赋之典”,申明此次封邑的缘由。 “拂髦”指孩童,古代的未成年人。 “结帨”,又叫结缡,指婚嫁。 “沐赋”,又称汤赋,即汤沐邑的赋税。 此句说明纪王第六女在孩童时期就已经具备优雅贤淑的美德,如今到了适婚年纪应举办分封之典,赐以封邑内民户的赋税为食禄。
“可封归顺县主,食邑一千户。 主者施行”,明确了分封的私邑在归顺县,食禄为私邑内一千户的赋税,并责令主管部门负责施行。 归顺县,属剑南道戎州,《旧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均记载是圣历二年(699)分
县置,①参《旧唐书》卷41《地理四·剑南道》,第1693 页;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31《剑南道上》,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792 页。《通典·州郡六》则云贞观中置。②《通典》卷167《州郡六·古梁州下·南溪郡》,第4614 页。本告身可为《通典》之佐证。
诏书主体文字草拟完成后,依次呈交中书侍郎、中书令审阅,定稿呈送皇帝审阅,皇帝满意才会御画日。 中书舍人需要将有皇帝御画日的原件收纳在中书省甲库之内,然后重新抄写一份成稿,并写上日期,以便交付签署,这个环节被称作“画日”和“留案”。 《归顺县主告身》的诏书主体经当直的中书舍人草拟、润色后,奏请唐高宗过目,并在“咸亨三年八月[]日”中,填入“廿二”二字,是为御画日。
“中书令博陵县开国子臣阎立本宣”,“宣”指“宣署申覆”,一般情况下诏书均由中书令宣。 《旧唐书·阎立本传》载:“立本,显庆中累迁将作大匠,后代立德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迁右相,赐爵博陵县男……咸亨元年,百司复旧名,改为中书令。 四年卒。”③《旧唐书》卷77《阎立本传》,第2680 页。高宗龙朔二年(662)曾改百司和百官名字,其中中书省改为西台,中书令改为右相,咸亨元年复其名。 又,《唐会要·谥法上》载:“赠洪州都督博陵县子阎立本。”④王溥撰:《唐会要》卷79《诸使下·谥法上》,中华书局1955 年版,第1459 页。可知,总章元年至咸亨四年之间,阎立本确有加爵一等为博陵县开国子。
“太中大夫行正谏大夫兼检校中书侍郎臣崔知悌奉”,“奉”指奉行诏旨,一般情况下均由中书侍郎奉旨。 中书令缺置的情况下,可以由中书侍郎宣奉;中书侍郎缺置的情况下,也可以由中书令宣奉,或中书舍人奉行。 “正谏大夫”原为谏议大夫,龙朔二年改,神龙元年(705)复其名。 《旧唐书·戴至德传》云:“咸亨中,高宗为飞白书以赐侍臣……又赐中书侍郎崔知悌曰‘竭忠节,赞皇猷’,其辞皆有兴比。”⑤《旧唐书》卷70《戴至德传》,第2535 页。可知崔知悌在咸亨年间确实担任过中书侍郎一职。
“朝议郎行太子文学中书舍人内供奉臣郭正一行”,“行”指“起草进画,署而行之”。 《旧唐书·郭正一传》载:“郭正一,定州鼓(彭)城人。 贞观中举进士。 累转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 永隆二年,迁秘书少监,检校中书侍郎,与魏玄同、郭待举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⑥《旧唐书》卷190 中《郭正一传》,第5009-5010 页。郭正一授任中书舍人的时间不详,但在永隆二年前确有此任。
第10 行云“侍中阙”。 《新唐书·高宗本纪》载:“(咸亨二年)是岁,姜恪为侍中,阎立本为中书令……(三年)二月己卯,姜恪薨。”⑦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70 页。至上元二年(675)八月庚子,才任命“中书门下三品、大理卿张文瓘为侍中”。⑧《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第100 页。 因此,自咸亨三年二月至上元二年八月间,侍中一职缺置。
“太中大夫守黄门侍郎甑山县开国公臣处俊”,“处俊”指郝处俊,《旧唐书·郝处俊传》载:“郝处俊,安州安陆人也。 父相贵,隋末,与妻父许绍据硖州,归国,以功授滁州刺史,封甑山县公。 处俊年十岁余,其父卒于滁州……贞观中,本州进士举,吏部尚书高士廉甚奇之,解褐授著作佐郎,袭爵甑山县公。”⑨《旧唐书》卷84《郝处俊传》,第2797 页。可知,郝处俊“甑山县开国公”的爵位承袭自其父亲。 同书卷五《高宗本纪下》载:“(咸亨三年冬十月乙亥)黄门侍郎、甑山县公、同中书门下三品郝处俊为中书侍郎。”⑩《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第97 页。则咸亨三年八月郝处俊正在黄门侍郎任上。
“通直郎守给事中臣待举”,“待举”指郭待举。 郭待举在《旧唐书》和《新唐书》无传,据《旧唐书·高宗本纪下》,其在永淳元年(682)以黄门侍郎加平章事,①《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第109 页。相当于实际宰相。
中书省交付的诏书,要经过门下省侍中“审署”、侍郎“省署”、给事中“读署”,由高到低依次审定并署官封臣名(不加姓)后,按照“大事”“小事”的原则分类决定覆奏言辞。 《唐六典·门下省》“给事中职掌”载:
给事中掌侍奉左右,分判省事。 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 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覆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②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8《门下省》,中华书局1992 年版,第244 页。
“大事”类褒美之辞可参见《唐隆元年授钟绍京行中书侍郎告身》《宝应元年肃宗命皇太子监国制》《武宗改名诏》《诛王涯郑注后德音》这四件制书的门下“等言”部分。 存世大部分诏(制)授告身都属于“小事”类型,在门下省三长官的签署后面,直接注明“等言”两字即可。 因此,该告身直书“等言:诏书如右,请奉诏付外施行。 谨言”,并署日期“咸亨三年八月廿二日”,再申奏皇帝,皇帝御画“可”。 另外,《唐六典·门下省》“侍中职掌”有注记,“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③《唐六典》卷8《门下省》,第242 页。侍中将皇帝御书“可”的诏书重新誊写一份,注明“制可”,再转交尚书省。
尚书省都事常设六名,分别对应六曹。 诏书到都省后,根据内容交由相应的都事受理,签署内容包括受理时间(月、日、时辰)、官封姓名,并署“受”字,然后呈交主管的左、右司郎中。 如果告身涉及爵、邑、勋、文职事、文散官等就交给左司郎中;如果涉及武职事、武散官,就呈交右司郎中。 郎中具官封名,并署“付”等字样。 该告身涉及封邑,本应由都事受,交左司郎中署“付(主爵)”后给吏部主爵司。 但“八月廿二日酉时都事下直/左司郎中下直”中“下直”二字说明诏书于当日酉时转交尚书都省,但对应的都事、左司郎中均不当直,是由其他官吏代转。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段不完整的受付记录。
其中,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吏部尚书均署缺。 其下分别是两位吏部侍郎、尚书右丞的签署。
“银青光禄大夫行吏部侍郎兼检校太子右庶子敬玄”, “敬玄”指李敬玄。 《旧唐书·李敬玄传》载:“咸亨二年,授中书侍郎,余并如故。 三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行吏部侍郎,依旧兼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④《旧唐书》卷81《李敬玄传》,第2755 页。《旧唐书·高宗本纪下》载:“(咸亨三年十月乙亥)兼检校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敬玄为吏部侍郎,并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⑤《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第97 页。可知,李敬玄的结衔在咸亨三年(672)十月前确系银青光禄大夫行吏部侍郎兼检校太子右庶子,直至乙亥日升吏部侍郎。
“通议大夫守吏部侍郎行俭”,“行俭”指裴行俭。 《旧唐书·裴行俭传》载:“总章中,迁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名复旧,改为吏部侍郎,与李敬玄为贰,同时典选十余年,甚有能名,时人称为裴、李。”⑥《旧唐书》卷84《裴行俭传》,第2802 页。《资治通鉴》记,调露元年(679)十一月癸未,“上宴裴行俭,谓之曰:‘卿有文武兼资,今授卿二职。’乃除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⑦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2,中华书局1956 年版,第6393 页。。 可见,从总章年间到调露元年间,裴行俭一直充任吏部侍郎一职。
“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右丞圉师”,“圉师”指许圉师。 他本为左相,龙朔二年(662)受其子案件牵连被罢相,次年左迁虔州刺史,上元二年(675)由尚书左丞改授户部尚书。⑧《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上》,第84 页;卷5《高宗本纪下》,第101 页。咸亨年间的履历不清。 本告身或可补史料之缺。 按唐制,尚书左、右丞分判省事,宗室封邑本由尚书左丞负责,此处签署却是右丞。当时,尚书左丞赵仁本刚刚去世,而据《唐六典》“左右丞”的记载,唐代官阙有权宜之法:“若左阙,则右兼知其事;右阙,则左亦如之。”①《唐六典》卷1《尚书都省》,第7 页。在左丞空缺的情况下,时任尚书右丞的许圉师负责本件文书的推行,是符合制度规定的。
“告归顺县主,奉被诏书如右,符到奉行。”意即,告知归顺县主(纪王第六女),奉行皇帝批复的诏书,参照右边文案,尚书省符到达之日起奉行。
“主爵郎中”,尚书省主爵司的长官,掌封爵及内、外命妇之制。 “主事”“令史”“书令史”均为主爵司掌文书案牍的低级官员。 四人虽具名,但在传世文献中无可考。 “咸亨三年八月廿三日下”为告身颁发给纪王第六女的日期。 此告身作为奉制誊写的特殊类型的尚书省符,从诏书宣行到文书交付,经三省流转誊写成案,前后耗时仅两日,可见唐初中央行政运作的高效。
纪王李慎子女众多,据《大唐纪国故先妃陆氏之碑铭》记载,纪王妃“生东平郡王续等六男、江陵县主等八女”。②《大唐纪国故先妃陆氏之碑铭》,昭陵博物馆藏石,参吴钢主编:《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 年版,图第51 页,录文第166 页。 以下简称“《纪国先妃陆氏碑》”。但是该家族的男性成员在垂拱年间基本殒难。 《新唐书·李慎传》载:“续王东平,历和州刺史,薨。 琮义阳王,叡楚国公,秀襄阳郡公,献广化郡公,钦建平郡公,五人并为武后所杀。”③《新唐书》卷80《李慎传》,第3578 页。仅幼子证(本名铁诚)幸免。 与家族男性成员的遭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性成员们始终谨言慎行,不仅各自得以保全,还以优良的德行门风在墓志、史书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本文所涉纪王第六女名字不详,传世文献缺载,告身是目前了解这位李唐宗室女的唯一渠道。 诏书部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人物事迹,而是侧重于出身和德行评价。 “疏祥宓浦,诞秀梁园。 式综女图,备循姆教”,使用了“女图”和“姆教”两个典故。 班婕妤《自伤悼赋》有言,“陈女图以镜监兮,顾女史而问《诗》”。④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卷97 下《班婕妤传》,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3985 页。《后汉书·梁皇后本纪》载:“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李贤注曰:“刘向撰《列女传》八篇,图画其象。”⑤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0 下《梁皇后本纪》,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438 页。《隋书·容华夫人传》载:“综箴诫以训心,观女图而作轨。”⑥魏征、令狐德棻等撰:《隋书》卷36《萧皇后传》,中华书局1973 年版,第1112 页。可见,“女图”即《列女传》八篇所配绘图,汉代以来视之为女子仪轨。 而“姆教”,即女师的教诲,如《礼记·内则》载:“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⑦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28《内则第十二》,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772 页。二者均是汉唐以来有关妇德评价的重要概念,也是李慎家族女性成员妇德评价的突出特点。
从纪王母亲到第六女,已知家族女性成员有:韦贵妃(母,韦珪)、纪王妃(陆氏)、定襄县主(姊,同母异父)、临川公主(妹,李孟姜)、江陵县主(女)、东光县主楚媛(女)及第六女。⑧参见《纪国先妃陆氏碑》。除定襄县主、江陵县主外,其余五人均有墓志、神道碑或告身刻石存世,并且刻石文本中频繁使用与“女图”“姆教”等相似的概念。 《唐太宗文皇帝故贵妃纪国太妃之铭》载,韦贵妃出身名门,祖上是京兆韦氏,素以节俭、孝顺、忠节闻名。 “承百代之芳徽,资□和之秀气”,“天情简素,禀性矜庄”,“既受教于公宫,亦遵训于师氏”,“弘宣妇礼,聿修嫔则。 美誉流于彤管,懿范被于青编”。⑨《唐太宗文皇帝故贵妃纪国太妃之铭》,昭陵博物馆藏石,录文参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乾封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162 页。 以下简称“《纪国太妃墓志》”。使用了“妇礼”“嫔则”“师氏”等词语。 纪王妃陆氏同样品行高洁,儿时的表现就与众不同。 《纪国先妃陆氏碑》引用陆氏父母的评价:“年虽幼小,至于女则妇道母仪三者……察姜任之往行,雅叶贞心;想樊卫之余风,悬符夙志。 女图斯鉴,耻饰于铅华;姆教可遵……”同样使用了“女图”和“姆教”。 前辈的品行对第二代子女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云:“公主躬循妇道,志越家人”,“可谓九族妇德,千载女师者乎”。①图及录文参陕西省文管会、昭陵文管所:《唐临川公主墓出土的墓志和诏书》,第58-59 页。 以下简称“《临川公主墓志》”。使用了“妇道”“妇德”“女师”这样的词语。
这些与妇德有关的评价在李慎家族女性身上似乎并不完全是虚美之辞,均有具体的事迹支撑。 比如韦贵妃日常教导子女要孝顺长辈,居丧期间曾因过度哀痛导致身体极度虚弱。 身为后宫四妃之首,平时厉行节俭、以身作则。 麟德二年(665),更是以六十九岁高龄陪伴高宗前往泰山封禅,途中病逝,临终不忘告诫子女。 《纪国太妃墓志》载:“及母氏□夫人薨於里第,恩韶爰发,特□□言。 太妃至性率由,哀号荼毒,毁瘠弗已……皇驾将临日观,驻跸东周,太妃从至伊湹,严装伫从。 尝谓所亲曰:‘吾侍上有年矣,至孝仁圣之德,运踪三五之君。 躬履节俭,爱育黎庶。 □□大礼,今也其时。 吾衰暮之年,欣□扈从。’……至于大渐,神彩逾明,附辞丹极,绪言无挠。 遗训子孙,勖以忠节。”《纪国先妃陆氏碑》中历数纪王妃陆氏身前事迹,并总结出“七德”(孝、顺、淑、正、俭、慈、明),赞其“举族□徽音,□壶倾其懿范”。而《临川公主墓志》则详述了临川公主因才华获得太宗赏识而赐名的经过,并总结其为妻、为子、为臣之道,其中“九族妇德”“千载女师”的评价更是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
在这些石刻史料发现之前,最为世人熟知的当属传世文献着墨较多的妇德典范——李慎第三女东光县主李楚媛。 李楚媛幼时就对父母孝顺有加,《新唐书·李慎传》载:“慎女东光县主,始八岁,闻慎有疾,不食,父哀之,绐云已愈,主察颜色未平,终不肯御,内外称之。”②《新唐书》卷80《李慎传》,第3578 页。成年后嫁给太子司议郎裴仲将,夫妻爱敬,姑嫂和睦,与当时宗室女骄横跋扈的做法截然不同。 《资治通鉴》载:“(楚媛)适司议郎裴仲将,相敬如宾;姑有疾,亲尝药膳;接遇娣姒,皆得欢心。”当时妃嫔、宗室女竞相豪奢,唯独李楚媛秉持简素,众人不解。 “时宗室诸女皆以骄奢相尚,诮楚媛独俭素,曰:‘所贵于富贵者,得适志也;今独守勤苦,将以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礼》,今而行之,非适志欤! 观自古女子,皆以恭俭为美,纵侈为恶。 辱亲是惧,何所求乎;富贵傥来之物,何足骄人!’众皆惭服。”③《资治通鉴》卷204,永昌元年,第6458 页。李慎受越王谋反事件牵连,被害于流放途中。 李楚媛得知后吐血数升,服丧期满后仍旧不加修饰数十年。 直至中宗复位后,给李慎平反,并迁葬昭陵。李楚媛闻讯激动而亡。 中宗为表彰其忠孝之德,下诏将其事迹编入史册。 对此,有《唐大诏令集》所保存的《东光县主事迹编入国史诏》可为佐证。④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43《郡县主·东光县主事迹编入国史诏》,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212 页。
《归顺县主告身》是唐代宗室分封制度的遗存。 该制度在《唐六典》等传世文献中有明确记载:
司封郎中、员外郎掌邦之封爵。
凡有九等:一曰王,正一品,食邑一万户。 二曰郡王,从一品,食邑五千户。 三曰国公,从一品,食邑三千户。 四曰郡公,正二品,食邑二千户……
皇兄弟、皇子皆封国,谓之亲王。 亲王之子承嫡者,为嗣王。 皇太子诸子并为郡王。 亲王之子承恩泽者亦封郡王,诸子封郡公。 其嗣王、郡王及特封王子孙承袭者,降授国公……至郡公,有余爵,听回授子孙。 其国公皆特封焉……
外命妇之制:皇姑封大长公主,皇姊妹封长公主,皇女封公主,皆视正一品;皇太子之女封郡主,视从一品;王之女封县主,视正二品。⑤《唐六典》卷2《尚书吏部》,第37-39 页。
据此,可归纳结构图如下图2:

图2 唐代宗室分封结构图
不过,唐代宗室女的封邑目的、意义和初封时间的选择与宗室男的封邑不完全相同。 正如存世诏令中常见的描述,宗室男封邑的目的是封树藩屏、拱卫国家。 但事实上,宗室男的初封往往在三岁左右,特别恩宠者甚至在襁褓,这个阶段的封邑以食禄的成分居多;成年后可以就藩,这个阶段的封邑才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封树藩屏的初衷。 宗室女的封邑主要与食禄待遇相关,因此一般选择在及笄之时给予初封,一定程度上有嫁妆的意味。
《归顺县主告身》就是唐代宗室女初封惯例的一个缩影。 纪王第六女无徽号,说明此前无封邑,这次是初封。 文书第3—4 行“拂髦在岁,载表幽娴之德;结帨有期,宜申沐赋之典”,表明这是一次为许嫁之女举办的分封仪式,并且是与笄礼相适应的。 “拂髦”指未成年阶段,也就是未及笄的年龄。 《礼记·内则》载,男女未冠笄者,“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拂髦、冠……郑氏曰:……拂髦,振去尘著之。 髦用发为之,象幼时鬌”。①《礼记集解》卷27《内则第十二之一》,第725 页。“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 郑氏曰:十五而笄,谓应年许嫁者。 女子许嫁,笄而字之,其未许嫁,二十则笄。 故,谓父母之丧。”②《礼记集解》卷28《内则第十二之二》,第773 页。汉代以来女子十五为成年,即束发为髫。 已经许嫁的女子,冠饰用笄,举行笄礼,仪式大致与男子的冠礼同。 尚未许嫁的女子,在十五至二十的适婚年纪也可以举行笄礼。 “结帨”,指婚嫁。 《仪礼·士昏礼》载:“母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 夙夜毋违宫事。’帨,佩巾。”③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6,《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2099 页。帨,是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授予的佩巾。 《通典·礼五一》亦云:“笄冠有成人之容,婚嫁有成人之事。”④《通典》卷91《礼·沿革·凶礼》,第2490 页。唐代女子的笄礼和男子的冠礼均与成年、婚嫁相关。因此,授予《归顺县主告身》的契机就是纪王第六女初成年,已经许嫁,举办笄礼,首开汤沐,待日成婚。
唐代宗室女初封与及笄、许婚紧密相关,有大量的诏令类文献为证。 如《封高都公主等制》云:“第十一女等……笄年甫及……宜因待礼之期,式备疏封之典。”⑤《唐大诏令集》卷41《公主·封号·封高都公主等制》,第194 页。“笄年甫及”,就是刚刚成年,达到及笄年龄的意思。 又如,《封永宁公主制》云:“第十七女……言遵下嫁,宜承汤沐之赐。”⑥《唐大诏令集》卷41《公主·封号·封永宁公主制》,第194 页。《封寿光公主等制》云:“皇弟二十二女、二十三女……方从下嫁之仪,盛典申荣,式备开封之制。”⑦《唐大诏令集》卷41《公主·封号·封寿光公主等制》,第195 页。
唐代宗室女的封邑不具有封树藩屏的政治功能,所以初封时间的选择、邑号和封户的多寡往往与皇帝的主观意志相适应。 私受恩宠的宗室女往往未及笄就能够得到初封。 以太宗女为例,初封年龄明确的有:第五女(嫡长女)李丽质贞观二年(628)初封长乐郡公主,时年八岁①《大唐故长乐公主墓志铭》,昭陵博物馆藏石,录文参《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观036,第29 页。 文曰:“以十七年八月十日奄然薨谢,春秋廿三。”又参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三秦出版社2010 年版,第20 页。 “贞观二年诏封长乐郡公主。”;第十一女李敬贞观二年初封清河郡公主,时年五岁②《大唐故清河长公主碑》,拓片参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4 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117 页。 文曰:“式崇笄□,载加汤沐。 贞观二年,诏封清河郡公主,食邑三千户。”卒年四十一。又据赵明诚《金石录》著录,该碑立于麟德元年(664),即清河公主卒年。;第十九女李淑贞观十年(636)初封兰陵郡公主,时年八岁③《大唐故兰陵长公主碑》,录文参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153,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版,第1759-1760页。 文曰:“贞观十年乃下诏曰:第十九女,理识幽闲,质性柔顺,幼娴礼训,夙镜诗文,汤沐之典,抑有恒规,可封兰陵郡公主,食邑三千户。”卒于显庆三年,春秋四十二。;幼女新城长公主贞观十六年(642)初封衡山郡公主,时年九岁④《大唐故新城长公主墓志铭》,录文参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5 辑,三秦出版社1994 年版,第126 页。 文曰:“贞观十六年八月廿□□封衡
。”卒于龙朔三年(663),年三十。。 因此,宗室女未及笄而获封的情况非常普遍。 白居易《封十二妹等四人长公主制》就直言:“古者帝子下嫁,必使王公主焉。 近代或有未笄年而赐汤沐者,亦加公主之号,以宠重之。 第十二妹等……故当幼年,各封善地,咸命为长公主。 未及厘降,先开邑封。”⑤《唐大诏令集》卷41《公主·封号·封十二妹等四人长公主制》,第196 页。太宗女初封年龄可考的公主中,仅一人是在及笄之后数年获封,就是临川郡公主。 临川郡公主是纪王之妹,也就是第六女的姑姑。 《临川公主墓志》载:
贞观初,圣皇避暑甘泉,公主随传京邑。 载怀温清,有切晨昏,乃自□表起居,兼手缮写。 圣皇览制,欣然以示元舅长孙无忌曰:朕女年小,未多习学,词迹如此,足以□人。 朕闻王羲之女字孟姜,颇工书艺,慕之为字,庶可齐踪。 因字曰孟姜,大加恩赏。 仍令宫官善书者侍读,兼遣女师侍读。 寻封临川郡公主、食邑二千户。
“圣皇避暑甘泉”,指贞观六年(632)太宗避暑九成宫。 “随传京邑”,表明临川公主并没有随行,而是留在京城。 “载怀温清……兼遣女师侍读”,讲述了临川公主上表太宗,因书迹得书圣神韵,获得太宗盛赞,并由此赐名孟姜的经过。 而“寻封临川郡公主、食邑二千户”,言下之意临川公主的初封在贞观六年上表不久。 但事实上,临川公主墓中还发现了告身刻石两方,其中《临川郡公主告身》诏书部分载:“门下:第十二女幼挺幽闲,地惟/懿戚。 锡以汤沐,抑有旧章。 可封/临川郡公主,食邑三千户。 主者/施行。 /贞观十五年(641)正月十九日。”⑥参《唐临川公主墓出土的墓志和诏书》,第52 页。 及《唐临川长公主墓出土的两通诏书刻石——兼谈唐代前期的诏书形成过程》,第72 页。与唐代诏制文辞极其工丽的文风相左的是,诏辞仅用“幼挺幽闲,地惟懿戚”八个字简单概括了临川郡公主的德行,又用“锡以汤沐,抑有旧章”说明此次开汤沐是例行故事,另外一件永徽年间进封长公主的告身亦是如此。 这种惜字如金的做法非比寻常,更重要的是诏书的时间在贞观十五年正月廿日,距离太宗避暑九成宫已经九年。 又据《临川公主墓志》所载,“永淳元年五月廿一日,薨于幽州公馆,春秋五十有九”,临川公主生于武德七年(624),可知初封时已经十八岁,虽在许婚年龄以内,但是较之于墓志“寻封”的记载和其他姐妹均在十岁以下获封的情况实属异常。
临川公主初封被拖延,可能与母系出身有关。 《纪国太妃墓志》虚构了其母韦珪的出身,所谓“俄以良家人选,自谷迁乔。 地望高华,宠章斯缛。 贞观元年四月一日,册拜贵妃”与史实相悖。 临川公主的姐夫阿史那忠的墓志补充了其妻定襄公主与韦贵妃的出身情况:“夫人渤海李氏,隋户部尚书雄之孙,齐王友珉之女。 母京兆韦氏,郧国公孝宽之孙、陈州刺史圆成之女。 夫人又纪王慎之同母姊也。 椒庭藉宠,□封定襄县主。 诏以妻公焉。”⑦《唐故右骁卫大将军兼检校羽林军赠镇军大将军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薛国公阿史那贞公墓志铭并序》,昭陵博物馆藏石,录文参《全唐文补遗》第1 辑,第51 页。可知韦贵妃嫁给太宗之前,先嫁与前朝户部尚书李子雄之子李珉。据《隋书·李子雄传》载:“会杨玄感反于黎阳,帝疑之,诏锁子雄送行在所。 子雄杀使者,亡归玄感。 玄感每请计于子雄,语在《玄感传》。 及玄感败,伏诛,籍没其家。”①《隋书》卷70《李子雄传》,第1620 页。李子雄卷入杨玄感之乱被灭族,而韦珪当作为罪臣家属没入掖庭。 并且,定襄公主也不是太宗所生。 所以,尽管种种迹象表明太宗对韦贵妃宠爱有加,但是碍于她的出身,不仅对临川公主不甚重视,而且自始至终没有立韦贵妃为后。 可能正是因为出身的缘故,韦贵妃特别重视子孙后代的教育,久而久之形成了举止谨慎、德行出众的门风。
作为亲王女的第六女在及笄之前获封,似乎说明祖母出身的负面影响已经淡化。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归顺县主”邑号、“食邑一千户”封数都是虚封,这也是唐代封邑制度的一大特点。 与男性封邑一样,只有加实封、真食的才能够获得租税。 《通典·历代王侯封爵》云:“凡诸王及公主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课户充。”②《通典》卷31《职官·历代王侯封爵》,第871 页。说明公主等宗室女的封邑只是享受租税而已。 《唐会要·诸王》载:“旧制:亲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 公主三百户,长公主加三百户,有至六百户。 高宗朝,以沛英豫三王及太平公主,武后所生,食封逾于常制。 垂拱中,太平至一千二百户。”③《唐会要》卷5《诸王》,第59 页。唐初的情况,亲王实食封一般是八百户,少数达到一千户,公主才三百户。 高宗、武后年间该制度被破坏,诸王公主的封户之多影响了国家的度支。 直到开元年间,玄宗不得不颁布新制控制诸王公主的封户数量和丁数标准。 但总体而言,县主以上还有郡主,所以县主的封数不会超过唐初公主的标准,实际情况也就是一百户而已。 比较高的一条记载是神龙年间,“相王女为县主者各三百户”。④《旧唐书》卷107《李瑁传》,第3267 页。开元初,县主的待遇又基本固定下来,比如《加襄乐县主等实封敕》云:“敕:故惠宣太子女,襄乐县主等……宜受赐于汤沐,俾承荣于敦叙。 可各赐实封一百户。”⑤《唐大诏令集》卷43《郡县主·加襄乐县主等实封敕》,第212 页。相比之下,唐代县主的实封待遇基本稳定,但是远低于公主、郡主的标准。
《归顺县主告身》属于诏授告身,与敦煌文书P.2819 所载的制授告身式基本一致,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些特异性。 比如,文书第19—24 行为尚书省诸长官的签署,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吏部尚书均署缺。 此前,在贞观十五年(641)《临川郡公主告身》中,尚书省长官签署部分仍然保留有尚书令的署位。到永徽元年(650),临川郡公主进封长公主的告身中,已经取消。 同时左、右匡政和司列大常伯(龙朔二年[662]由左、右仆射和吏部尚书改置,咸亨元年[670]复旧)均署缺。⑥告身格式参张沛:《唐临川长公主墓出土的两通诏书刻石——兼谈唐代前期的诏书形成过程》,第72 页。《归顺县主告身》亦是在尚书令署位取消、尚书省三长官缺置的情况下完成了行政程序。 说明永徽以来左、右仆射虽然为名义宰相,但是已经不参与决策,甚至经常缺置。 这种趋势也逐渐扩展到下级职务,只是在文书格式上还留有一席之地。 到会昌二年(841)李绅拜相的时候,左、右仆射的署位也直接取消,并且吏部尚书及以下吏部侍郎、尚书左丞全员署缺。⑦《李绅拜相告》文本参王恽撰,杨晓春点校:《玉堂嘉话》卷1,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44-45 页。至此,尚书省完全沦为了政令的执行机构。
《归顺县主告身》虽然文字体量不大,但是保存的历史信息异常丰富。 它在人物、史事等方面填补了传世文献的一些空白,并为如今研究唐代宗室女初封问题提供实物证据。 更重要的是它从文书格式上,保留了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演变过程中过渡阶段的特征,这一点尤其珍贵。
作者简介: 马俊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唐代告身的搜集、整理与政务运行机制研究”(22YJC770017)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先生惠示诸多拓片资料,谨此致谢!
(责任编辑:仲平)